翻开中国历史，本以为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华美画卷，谁知看到的却是无止境的衰退与荒废，这是制动失效的构造和易引发崩盘的结构所致。而且中国社会多年积累的成果荒废的速度要比创造的快，事态始终沿着这条路径发展。说好听点，中国社会的复原能力很强，但从各方面的结果看来，中国社会实则退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或许正如以下评价的那样，在中国每个人都像沙粒一样坚硬，但社会就像一座沙丘，一旦有强风来袭，便随风快速移动。因为没有抑制机制，沙粒到处飞散；因为连带规模小，沙粒同时落下。在这样的社会里思考近代时，不论是处于萌芽期的思想还是行为，都必须探讨其在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抑制机制。
反过来讲，衰败的历史“蒙蔽了双眼”也好，“抛去了道义”也罢，往往任何评价都不允许被做出。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掩饰这样的心情。不论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还是清末民国时期，衰败的历史都遭受了这样的待遇。但是，既有人恰好生在这样的时代，又有人在这样的时代拼尽全力生存下去。就某一事态来说亦是如此，蓬勃期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衰退期只是被简单认定为无聊、堕落。但什么是堕落，什么是衰退，与什么让社会兴隆，什么让其流行的问题一样重要，或者更重要。
二 拜上帝会
暴动的核心：会党和教党[2]
清代也和历代王朝的统治时期一样，无数大小规模的农民运动接二连三，当农业社会成为这样巨大的统一体之时，可以说农民运动是为谋求一种均衡而发生的。一般来说，根据其特点，在记录上将暴动核心区分为会党和教党。
所谓“会党”是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秘密结社。康熙年间，出现了天地会、添弟会、三点会、顺刀会、双刀会等侠义类组织，它们含有反政府性因素，后来发展为匕首会、三合会等，在清末有发动反清运动的哥老会、华兴会、兴中会等。
所谓“教党”是指具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以元朝的白莲教为源头，清水教、天理教、大乘教、无为教、白阳教、八卦教等诸多名称不时出现，其以民间信仰为基础，成立相互扶助的组织，有时也发起疯狂的暴动。
关于两者起源的传说不相同，其传统也不一样，但成立集团后的行动并没有多大差异。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十分盛行，其信者被称作教徒，教徒一旦同本地百姓发生冲突，就被划归为同其他宗教团体之间的冲突事件，这只不过是官员在记录上加以区别以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罢了。不论是会党还是教党，虽然名字不同，但内容和特性是相同的，其成立集团发起行动的模式相同，这点基本上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在中国，与其探讨集团的核心是否具有宗教性，或者集团的扩张是否具有地域性，不如探讨官僚阶层同农民阶层之间的亲疏远近，后者可被视作决定性条件。随着清朝官僚体系的不断膨胀，诸如官员残暴无理、官逼民反的事情已成常态。疯狂剥削富农，残暴镇压贫农的事例即使有所减少，也随时潜藏着一种社会动荡的因素。
此外，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官僚还必须意识到让自己抬不起头的外国势力的存在。他们甚至回忆起了在满洲人面前抬不起头的压力，双重压力下，除了将其转嫁到百姓身上外已别无他法。比起因支付赔款而加重的赋税，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因外国商品的冲击而愈发困难的经济给百姓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一旦发生起义，就会是比曾经的白莲教起义规模更大的起义，而这种起义正在酝酿当中。
中国的基督教
明末清初，天主教各派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欧洲的文明，传教士进入宫廷，以王公贵族为对象开展布教，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向全中国推广。因此，与之相伴的文明也几乎都是适用于宫廷的，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出乎意料地少。例如，虽然人们对其有所了解，但连抽水用的气筒这种最实用的工具都没有被普及。因此，在中国，不仅没有产生日本岛原的农民那样的狂热信徒，甚至连以前接受伊斯兰教徒时的反应都没有。
不过，即使基督教布教痕迹不明显，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混入民间信仰或潜入道教。但与传道的热情相比，其反响之小，使中国也和印度一样看似在顽强抵抗。传教士为亚洲人的顽固而哀叹，而不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就算相信传教士的善意，也无法忍受其强加于人的行为。
但鸦片战争之后，新教徒介入传教开始让事态改变。1820年左右，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通过在马六甲的传教，在当地华人圈内收获了不少教徒。新教徒以普通民众为对象传教，在华侨这样移居海外的人中，追随这一新信仰的人也有很多。
米怜的信徒中，马六甲教会的排版工人梁阿发写了《初学便用劝世良言》（又称《劝世良言》）这一基督教入门书。这本面向中国人的书，当然会在广州的街头散发宣传。但同天主教一样，1826年，最先在中国传播新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回忆道，他从来广州传道到1834年去世的八年间只皈化了不到十个信徒。
明朝末年，虽然利玛窦穿着儒家的衣服，承认中国化的天主教，但这样的方针并没有被罗马教会所认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不管是语言、宗教还是美术，其他民族的东西如果不被重铸为自己的东西的话，就无法在全国通用。中国的佛教也好，回教也好，都是这样。此外，既然基督宗教拒绝了这种重铸，那么可以说，看着传教士背后的军队和盛气凌人的商人，再看看落魄的自己，中国民众可能已经本能地意识到这种格格不入了。
洪秀全的基督教幻想
1836年，洪秀全来到广州参加科举预备考试，得到了梁阿发的《初学便用劝世良言》。据说他是在广州的龙藏街从一个路旁的传教士手中拿的。但是，这次经历并没有让他皈依基督教。
洪秀全生于1814年，是一个广东省花县官禄村农民洪镜扬的三子。两个哥哥分别叫仁发和仁达，洪秀全本名叫仁坤。花县一带都是客家人的村庄，他们是来自广东、广西的移民的子孙，与原住民（本地）的村庄相比，这里多为贫农。洪家也是这样，虽然族谱可能是伪造的，但根据族谱，他们是南宋名士洪皓的子孙，洪皓的孙子辈来到福建后分散到南方，洪秀全是从嘉应州移居花县的第四代。他虽然贫穷，但喜欢学习并立志科举中举，在担任村里私塾老师的时候，参加过三次考试，三次都失败了。失望至极的洪秀全卧床四十天，在生病期间产生了幻觉。
洪秀全家谱《万派朝宗》（右图为封面，左图第十六世的洪仁坤即洪秀全）
他被很多人和鸟兽引领着，洗净自己的身体，登上天庭，在辉煌的宫殿里见到了金发黑衣的老人。老人说世上的人类都是自己的孩子，感叹自己虽然养育了他们，但他们谁都不会想起自己，反而崇尚恶魔。老人给了洪秀全一把剑和印绶，让他用剑讨伐恶魔，用印绶来保护自己。他不断挥舞着剑与下界的恶魔战斗，据说回到宫殿后还会有天女来接待。
住在香港的传教士韩山文（T.Hamberg）所著的《洪秀全的幻想》（1854）中对此有所介绍，这个幻想早已成为有名的中国基督教发祥的机缘。洪秀全看到自己的幻境之后，又翻阅了以前得到的《初学便用劝世良言》，发现其中的故事与自己的幻境出奇地一致。他认为幻境中出现的老人就是书中的耶和华，从旁激励他的就是耶稣，他确信自己就是耶和华的儿子、耶稣的弟弟，恶魔就是以阎罗王为首的诸多偶像，他抛弃偶像皈依耶和华门下，并常怀感激之心，认为土地、食物和衣服都是耶和华的，所以要均等分配给大家，大家没有贫富差距，活着的时候生活在地上的天国，死后前往天上的天国。
这样的信仰之后渐渐被基督教润色了，但原型完全是中国的东西，除了认为平等思想专属于基督教的人以外，大家都会想到平等分配本来就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智慧。以阎罗王为首的偶像的威慑作用也与朴素的恐怖相关联。可以说，被科举拒之门外的洪秀全，成了中国既存诸权威的弃子，他转而向耶和华寻求新的权威。之后，虽然洪秀全想在广州接受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的洗礼，但据说因他还没有完全信仰这种宗教，最终被拒绝了。
洪秀全、冯云山的拜上帝教
洪秀全在莲花塘当教师的时候将孔子像撤去，并开始向周围的人宣传他的信仰。村里人都认为他病情复发遂将他赶出了私塾，但是他的亲戚李敬芳、洪仁玕以及跟他一样也科举落榜的冯云山却与他意气相投，一起拜上帝，成立了将耶和华奉为唯一神灵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都是后来逐渐添加的，显然，当初他们改变心意，并不是出于对既已体系化的基督教的憧憬，而是出于对平等的回归和对旧权威的反抗。但是，这也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首先，他们在家乡花县附近经商的同时进行传教，但反响很小。因此，洪秀全和冯云山来到广西东南部，向当地贫穷的客家人传教。
冯云山在偏僻的山里传教，收到了很大的反响，而洪秀全暂且回到家乡，同洪仁玕一起拜访了广州的罗孝全，又编著了几部著作。但是，广西的冯云山与其客家信徒们被卷入了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争斗，屡次引发政治问题。
洪秀全也在这个时候急忙从罗伯特那里回到了广西，拜上帝教的教众每受一次镇压，其所具有的反官府色彩就更强一分。据韩山文（Theobore Hamburg）所说，广西贵县的一户姓温的富豪将客家人的女儿纳为自己的小妾，当时温利用重金迫使客家女儿解除了原婚约，于是本地人和客家人发生了冲突，由于客家人以拜上帝教的信徒为依托，因此教徒全部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
在当地的部落中，因利益的对立和生活的差别，部落之间的争斗并不少见。在华南，带上武器作战的“械斗”越发激烈，一旦发生饥荒和疫病，冲突就会频发。不仅如此，还有土匪、流寇横行，社会一片动荡。一般来说，这些集团行动都可以说是以总称为“天地会”的会党为中心，或者是会党逐渐加入行动的，但在广西的客家地区，拜上帝教代替会党参与其中，势力逐渐扩大。
金田起义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洪秀全命令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集合。地方政府开始严格监视拜上帝教，他们越是想方设法试图解散拜上帝教，教众们越是反抗。当拥有武装的农民和山里的民众发展到数千人的时候，洪秀全和冯云山决定开始公然地反抗政府，他们想要掌握持续发生的农民起义的主导权。
第二年的一月十一日，重要人物都在金田村的富豪韦昌辉家集结，宣布发动起义。据说起义日期定在洪秀全的生日那天，所以洪秀全被拥立为起义的盟主，而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成为起义的核心人物。
拜上帝教的教众一揭竿起义，附近的天地会党徒也一个接一个地呼应。外号“大头羊”的张钊，外号“大鲤鱼”的田芳，外号“惓嘴狗”的侯志与罗大纲等头目也带着自己的手下相继加入。加入洪秀全麾下的八个会党头目缴纳了米、牛、猪等贡品，而拜上帝教将十六名传教士分派到各地。然而，据传，十六名传教士中有一人因没有将自己获得的报酬上交拜上帝教而用作私用，就被斩首了，于是头目们开始觉得拜上帝教的教规过于严格，自己无法遵守，所以除了罗大纲外，其余七人都脱离拜上帝教投靠了清军。此时，还有一种说法是洪秀全自己未曾加入会党，他认为会党高喊复兴明王朝的口号现如今是毫无意义的，更何况会党崇拜恶魔，立下三十六个誓言，其起义目的已经变得低等且毫无价值，所以他并不重视这些人。
拜上帝教进行这种肃清活动的事情甚至经由香港传到了欧洲。虽说这样的兴奋状态是运动初期的一种共通表现，但对拜上帝教来说，这或许是出于直属于耶和华，离天国最近的这种自觉。不久后拜上帝教自信取得了许多民众的信任，为了回应这种信任，它又强调了自己的纯洁。当然，在紧张局势下，这种肃清运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它最终会以何种形式固定下来，或者如何走向腐朽，才是体现该农民运动的特点之处。因此，研究历史之人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清晰的判断力。
三 太平天国的发展
太平军的攻势
起义一旦发展成反政府的军事行动，就不会在中途停止。广东和广西周边是问题多发区，即使是清朝配置在当地的部队也不能轻视太平军，陷入了一胜一负的苦战之中。
起义之初，太平军势如破竹，攻陷并占领了永安、州城，之后便制定军政和军纪，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更加巩固了已经被封为天王的洪秀全的势力，从而开始官制和历法等的拟定，为建立新王朝做准备。据当时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W.Williams）说明，该王朝的正式名称为“平”，根据清朝的“大清”的定名规则称“太平”，以“太平天国”作为国号。
太平军占领永安半年后，就被清军包围且粮道被切断，因此太平军放弃了永安城。太平军起兵的消息一传出，军中许多头领的家属都在广东省被抓并受到迫害，但是，太平军占领永安之际，观察形势、趁机谋乱的广东官吏也大有人在。
清朝刚刚继位的咸丰皇帝起用了林则徐去剿灭太平军，但因其在潮州病死，改为赐予蒙古正蓝旗的赛尚阿尚方宝剑，命其平乱。大概是一座城市的沦陷让咸丰皇帝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赛尚阿在永安逮捕了天德王洪大全，将其送往北京，并以此邀功。
太平军放弃永安城后，虽然转攻广西首府桂林，但围攻了一个月也未能将其攻陷，便转为向北进军，攻破了全州，进而沿湘江进入湖南省，攻陷道州、郴州、永兴等地，呈现秋风扫落叶之势。这样的行为几乎和流寇相同，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到处转换阵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在“攻打道州，会党响应”，“攻打郴州，会党也响应”，“从郴州向长沙进军，会党做向导军”的情况下，部队进攻之处，都有秘密结社铺路，并负责粮草和部队的补给。
呤唎所绘太平天国图
在此期间，南王冯云山战死，率领先遣队偷袭长沙的西王萧朝贵也战死。于是，不断失去战友的头领们的殉教热情越来越强烈，萧朝贵身上的纯洁品质也清晰地浮现在了大家的脑海之中。
太平军行军途中有严格的戒律，即使是夫妻也不能行房事，萧朝贵的父母被发现有一夜同床共枕过，因萧朝贵是洪秀全的妹夫，东王杨秀清主张宽大处理，但是萧朝贵主张立即斩杀双亲。该戒律之严，是不断膨胀的自信约束自我的自律性，还是以儆效尤的恐怖政策的表现？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狂热所致，所以恐怕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吧。
朝廷所绘太平天国图
太平军虽然毅然发起了对长沙的总攻，但最终没能攻陷长沙，进而渡过湘江向西进发，占领益阳后缴获了数千艘民船，而后他们渡过洞庭湖占领了岳州，到了长江袭击汉阳，夺取汉口，在咸丰二年（1852）末冲破武昌城门，夺取了武汉三镇。这时太平军已然发展成五十万人的大军。
随着军团的不断扩张，太平天国开始逐渐整备组织，废除私有制，财物全部上交圣库，设立进贡所接受贡品，整理户籍制度，建设女馆以使部队男女分开居住，建设老疾馆以收容病人和老人。加入军队的大多为小农、矿山的劳动者，或者靠体力运输谋生的劳动者等贫苦人民，都是携家带口从军的人。不仅仅是太平天国，对于世界各地的无产主义的军事运动来说，与行动相伴的原始的平等主义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另外，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自称天授玉玺，让民众高呼万岁以彰显天王权威，通过选妃选出佳丽六十人作为天王的侍妾，还没有确立政权就已经染上了旧王朝的恶习。太平军的首脑中，天王洪秀全、南王冯云山是穷书生，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是客家的烧炭工出身，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是富裕的地主，这些人吸引了一些有知识的人和地方上有权势的人，他们对太平天国是有想象并有期待的，但作为新王朝的核心，他们缺乏符合这一想象的具体构思。他们以为只要有强大的权威，就能成就变革的王国。
定都南京
在占领武汉三镇之前，太平军在主动进攻的同时也受到清军的追击，被称为所谓的流寇。放弃武汉后，他们驾驶万余艘军船下长江，准备攻占南京之时，后面追击的清军也没了踪影。从此前从未攻下桂林和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来看，他们当初没有考虑广州这样的南方据点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武汉，他们针对下一步以何处为据点展开讨论也是理所当然的。据说幕僚钱江曾劝说天王不应该守武昌而应该直接进攻占领南京。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平军一开始就瞄准了南京。同时，据说胡孝先劝说太平军占领西安，天王、东王准备从南京进发取洛阳作为据点。但是他们已经坐拥可以打下全中国的军队，那么作为平定全国的据点，还是南京最为合适。
太平军从武昌出发，分两路水军下长江，两周之后攻陷安庆，一周后拿下芜湖，又过一周便兵临南京城下。据说太平军有男军一百八十万、女军三十万，女兵们的表现也都十分出色，而清军好像是泄了气一样无精打采，但是南京的攻防战仍然十分惨烈，历经十几天的苦斗。太平军企图挖地道炸毁城墙，清军则挖战壕防御，驻防南京的三万八旗子弟誓死守城，但南京还是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1853年3月20日）沦陷了。
这一消息在第二年也传到了日本，据说南京城血流成河，但这一消息传到欧美却成了清军基本没有抵抗。天王进入南京的两江总督府，将其作为天王府，改南京为天京，将其作为新王朝的大本营。太平军在南京开展了“搜妖”行动，抓捕残余清军；布告百姓，令其拜见上帝；设立男馆、女馆，称新编入太平军的男子为新兄弟、女子为新姐妹，让广西过来的老兄弟、老姐妹监督他们，成立教会让大家唱赞美歌。这样的政策与血腥的交战同时进行。
金田起义以来的两年半，“奉天诛妖”、“谕救世人”、“奉天讨胡”等言辞激烈的檄文大量出现，在想要一鼓作气打倒清王朝的过程中，他们袭击并掠夺政府和官员、地主和富商，所到之处破坏偶像，有很多道家的神像、儒家的孔子像、佛教的佛像被破坏了。当时，有中国最美宝塔之誉的南京琉璃宝塔也难逃一劫。
虽然太平天国确定了首都，但还没有完全拥有自己的领土。太平军立即从南京开始向下游进发，占领了镇江、扬州，又进军上游，再次占领安庆，北伐军向北出兵攻占安徽的滁州、凤阳，并开始向江西的星子、南昌南下。太平军以南京为中心，为在长江沿岸及其南北的平原地区扩张领土而展开了军事行动。
倾心加入太平军的名人呤唎（A.Lindley），1866年在伦敦出版了他的著作《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书中插图里划定的领土是设想中的华南的广大区域，但事实上，确定的领土仅仅是南京附近的州县和连接的路线而已。虽然领土是由点和线所构成的，但是清朝派钦差大臣向荣和琦善分别在南京东部的沙子岗和扬州城外的雷塘集建立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作为清朝的据点，始终保持着要在太平军的怀中深深插入匕首的姿势。
太平天国的施政
中国历代起义中，太平天国的规模之大以及其颁布政策的特殊性的确值得人们去关注。太平军比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的军团还要强大，其爆炸式的扩张也是无与伦比的。在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些抱着为什么会这样的强烈好奇心的话，就会仅仅去追寻太平天国的特殊性；相反地，如果我们故作冷静地认为这在哪个时代都一样，并不足为奇的话，就会发现其全都是中国以往的陈腐之物。
关于太平天国的政策，不同学者的解释更是呈现出了巨大差异。有的学者认为：太平天国的政策只不过是罗列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理想，主张汉代整理而成的《周礼》中的大同世界，而且我们也无从知晓其对这些政策推进到了何种程度。古代中国一直想要实行均田法，虽然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干劲十足。正因如此，所以说太平天国的政策也是非常适合专制统治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太平天国实施的是什么样的政策。
攻占了南京的那年，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将新王朝的理想具体化，禁止耕地私有制，将国有耕地均分给人民，收获的剩余部分上交国库，不允许积累剩余农产。将耕地分为九等，一亩地一年两次收成达到一千二百斤的土地作为上上等土地，向下每减少一百斤收成，土地等级降一等，四百斤收成以下的田地为下下等土地。所以分配土地时，上上田一亩相当于：上中田一亩一分，上下田一亩二分，中上田一亩三分五，中中田一亩五分，中下田一亩七分五，下上田二亩，下中田二亩四，下下田三亩。没有男女差别，十六岁以上的人每人可以得到上上田一亩地等量的份额，十五岁以下的人每人分得一半。
比如一家有六口人，就是三个人分到好田，三个人分到烂田，还力求劳动的均等。在实施上，大约二十五家为一组并设立一名责任人，让其负责管理钱、谷的收支；还分别设立国库和礼拜堂，庆祝活动也平等进行；法律、教育、服役等也都以组为单位，并以组作为军事组织的基础。同时每家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财产也均等分配，木匠、泥瓦匠的工作也和农耕一样划分，在农闲时期进行军事训练。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一亩半的中等耕地大约有九百平方米，不能说很充足，而且还远远低于当时江南自耕农的平均水平。但是在人口众多的南京附近，这是能够实现的数字，而且这样的水平已经让很多佃农和雇农感到满足了。为均分而没收的土地，不仅有来自官僚、富商和地主的土地，还包括祠堂、寺庙、会馆的所有地。但是似乎新政府并未认识到实施这些基本政策到底需要多大的毅力。戒律是十分严格的，交战中的紧张感往往化作鞭子，能够鞭策人们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头领们热衷于建立权威的等级，就好像其主张通过权威就能强制实行一样。
北伐及其失败
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在着手扩张周边领土的同时，为了进攻北京，册封李开芳为定胡侯，林凤祥为靖胡侯，吉文元为平胡侯，令其向扬州进发，从江苏到安徽，向西北进军河南、攻打开封，渡过黄河向山西东北部进军，1853年10月，太平军已兵临天津城下。这样的阵势可与从广西出发拿下南京的阵势相匹敌，但不同的是，过去那种军队的迅速扩大、与之相呼应的会党的行动等明显减少了。这是因为华北的百姓不如华南人那么狂热，还是因为会党的特点不同，或是因为以广西的老兵为核心的北伐军欠缺了与华北人的沟通呢？虽然北伐军破坏偶像、深信拜上帝教的热情更加高涨，但是粮草的补给很困难。
太平军逼近京城，令清朝十分震惊，虽然清政府起用了猛将僧格林沁进行防御，可还是疏散了三万户北京的市民。在冬天攻打天津的太平军饥寒交迫，为援救他们，太平天国从天京派遣黄生戈等人率队同安徽的捻匪会合，一起北上，却在山东的临清州被清军包围而陷入孤立状态。北伐军虽然退到阜城，但吉文元在这里战死，李开芳和林凤祥本想再退一些同援军会合，但林凤祥被僧格林沁包围，李开芳也在高唐被清军包围，他们死守了十个月左右，1855年所有援军都相继被消灭，北伐军的北京强袭计划就这样化作了泡影。
北伐军的大败，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损失了大半纯粹的太平军战士，所持有的反旧体制的信念渐渐褪色。即使不是这样，他们也早在定都南京那年就决定要恢复曾经最憎恨的科举制度。也就是说，从1854年开始，在太平天国历法的每年十月举行天试，更有每年三月三日进行的文官秀才选拔考试和三月十三日进行的武官秀才选拔考试，五月五日和十五日进行的举人选拔考试，九月九日和十九日进行的进士选拔考试。考试题目出自政府依次发行的二十几种著作，这些工作都由太平天国第一文人何震川来推进。既然以科举来选拔官吏，那就必须整备与之相符的官职体系，诸如将官职分为十六等，制定礼仪等，旧官僚体制又被原封不动地重现了。
虽说太平天国打着基督教的旗帜，但是因为统治的模式只有王朝一种，所以将自古以来的东西复活也是当然的，而在其运行当中如何保证公平，怎样贯彻平等，可以说关乎该运动的历史意义。
当时，可能是因为来到天京的英国使节和法国使节都对太平天国有着某种期待，他们不得不承认新王朝是公正的而且不对外国势力谄媚。即使这样，太平天国所信奉的上帝到底会成为博爱的神，还是作为权力象征成为让人恐惧的神呢？太平天国还将面对一次次的考验。
四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同时代的观察
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各地新旧势力冲突激烈：日本的倒幕运动、印度的民族大起义、美国的南北战争、东欧的克里米亚战争、西欧的意大利统一和德国统一进程的推进。得到了中国内乱信息的地区，也根据各自的利害关系进行观察。
特别是锁国的日本深受鸦片战争信息的冲击，对之后自然会发生的内乱非常关注。吉田松阴写了《清国咸丰乱记》，其中虽提到近来的风闻都只是妄语，但当时的日本正好是俗书妄语风行之时。从太平天国攻陷南京的嘉永六年开始，滞留长崎的中国商人们带入了《海外异说》、《清国骚乱话》等题材的风闻，《和兰陀风说书》也传了进来，这些使大家相信南京的陷落和新王朝的成功是真实的。
《鞑靼胜败记》（江户时期流行的取材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小说）
《盾鼻随闻录》（日本出版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参考清朝方面的记录）
然而，将风闻改编成虚构的故事，作为读本而出版发行的小说相继出现，不仅在江户、京阪地区，甚至在整个日本都有流传。当然书店也是紧跟潮流的，这些书籍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讲述清朝没落、讴歌新王朝的，但是不能将其一概看作日本人的隔岸观火看热闹。因为在日本有一种期待着什么发生的强烈迹象。
到了次年的安政元年（1854），事情发生了变化。《满清纪事》、《粤匪大略》等来自清朝方面的报告传了进来，在胜负尚难预料之时，就已经开始流传起太平天国被平定，清朝必定胜利，新王朝必定走向没落等风闻。随之，各种读本的续篇在太平天国还没灭亡之时，就已经开始描写新王朝灭亡、期待他们东山再起等内容。
如果将这种现象看作百姓见异思迁、迎合权力的行为，或是信息来源不同造成的自然反应，那就不是研究历史的应有态度了。日本人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到自己头上，因此自然有些神经质。在幕府的警察力量还未衰落之时，为外国的新王朝拍手叫好也还是很危险的。有趣的是，日本当初传闻这是一场反清复明的运动，完全没有提及该运动关乎基督教主义。这就是一个“可能是这样吧”的主观推测决定了史实的好例子，日本的态度与欧美将其作为基督教国家来宣传的事例形成了很好的对照。
但进入文久年间，千岁丸号西渡到上海，日本人了解了实情后回国，有了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赘肬录》等，他们在上海的感触和理解，使人们很自然地将太平天国视作贼党，这也决定了之后日本人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例如《上海杂记》中写道：“长毛贼起初说要复明，现在却只信奉天主教，迷惑愚民，处死违逆者，一味胡作非为。这也是因为贼中将领或战死，或投降。”
因此，即使向人们介绍太平军的信义和公正的态度，太平军也还是会被当作贼人来对待。
起初为在亚洲建立最初的基督教王国而拍手叫好的欧美人，也并非全都认可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来日本中途的佩里提督记录了1853年5月在上海的见闻，叙述了中国不稳定的政治情况：“主张恢复旧王朝的革命军，占领了半壁江山，以南京为据点，但主人公否定现在的中国宗教，鼓吹美国的摩门教信仰。”
很多人对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本质抱有疑问，这之后成为一般化的观点，但也有人像当初在香港的韩山文和之后跟随太平军的呤唎那样，不怀疑他们是基督教徒并对其加以赞美和宣传的。观望形势的欧美各国，一边宣扬清朝是愚昧的，太平天国是公正的，等等，一边判断太平天国只是暂时的，将来还是要依靠清王朝，在他们决定援助清王朝后，才开始对太平天国有了固定性的评价。
历史评价
在日本，最先把太平天国作为历史加以记述的是明治十二年（1879）发行的曾根俊虎的《清国近世乱志》，虽然作者目睹了起义遗留下的血淋淋的伤痕，但他以平静且极其客观的笔触进行了记述。他以清朝记录为基础，参照外国人从军记，整理起义的来龙去脉，不称太平军为“贼”，而是写作“敌人”等，这是外国武官观战记风格的叙述。但是在书中太平天国这一名称并未出现过，内容也未触及新政府的政策等，只是追溯了战乱推移的过程。
在之后的明治时期，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和价值仍未被承认。大正元年（1912），田中萃一郎首次指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呼应了以下观点，即当时清朝正在瓦解，中国处于发生革命的时期。田中博士在伦敦调查了讨伐太平军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文件，也看了太平天国的出版物，才得出了以上见解。
虽然之后并没有让日本人对太平天国产生更大兴趣、更多关心的新契机出现，但是进入昭和以后很多见解被陆续提出。与一般将重点放在太平天国的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上相对，鸟山喜一在昭和九年（1934）的《太平天国之乱的本质》一书中，试着将其定位为宗教运动。这一观点与昭和二年（1927）矢野仁一将义和团看作宗教运动的观点相呼应。
即使有以上这样的观点，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战争，有其革命意义，更与中国的解放运动相连。以此为前提，后来才能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样的评价便逐渐固定了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人民政府都想采取将太平天国作为革命的第一步来彰显的政策，另一方面，或许人们发现被称作无赖之徒或暴民的未必全都是非法集团和龌龊民众这点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欧美当时以政治性目的为出发点，提出了很多报告书，特别是英国通过赞美援助清朝的戈登将军来装点维多利亚女王的太平盛世，因而出现了蔑视参加太平军的呤唎，认为其著作《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是伪书的风潮。但是，1908年伦敦的《泰晤士报》报社编纂了《历史学家的世界史》，其第二十四卷把从黄帝到明代的中国史作为第一节，清朝为第二节，太平天国为第三节，洪秀全为第四节，太平军的进攻为第五节，上海的国际贸易为第六节，之后的是现代历史。虽说很粗糙，但将太平天国以前作为中国前史还是第一次，如果要探讨当初可以取代清朝的朝代的话，非太平天国莫属。
1934年，美国的维克多·A.雅洪托夫（Victor A.Yakhontoff）出版了《中国的苏维埃》，认为中国的苏维埃历史从太平天国开始，其最大的意义是农民的革命运动，其次是受欧洲影响的道德和宗教的新运动，第三大意义是反对清朝的政治运动。虽然这样的评价明显体现了作者的观点，但要判断太平天国本身期待按照什么顺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很困难的。可以想象，太平天国的很多首领都认为推翻清朝是第一位的，宣扬新宗教为第二，农民解放为第三。但是太平天国所包含的各个阶层中还有其他的期待，其顺序也是各有不同的。
这种评价在中国是最明显的。明治三十七年（1904）前后，留学日本的宋教仁打算建造洪秀全的铜像，招募同志，孙文年轻时曾以洪秀全自居，洪秀全成为革命的象征，太平天国被视作新时代的先驱。但是，不久后他们分析了太平天国所包含的各个阶层，就开始认为首领洪秀全和杨秀清是贫农意志的代表，洪仁玕有资本主义的倾向等。
在中国的历史观中，有跨越时代将历史上的人物原封不动地带入现代的习惯，这样的个人评价近来似乎特别盛行。而且对于历史上的诸多问题，只关注其初创时的新鲜，而不会将焦点放在其衰退的哀歌上，这点也同样很明显。但是实际上，个人的志向和性格在事情经过中是怎样贯穿始终的，或者事态是如何发展成熟的，进而为什么会衰亡，这些方面的问题更多。
遗留的种种问题
中岛端曾在大正初期将太平天国与清朝义勇军的湘军之战评价为广东人和湖南人的战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乡党意识之强烈。昭和二十年（1945）左右，佐野学于战争时期在狱中写了《清朝社会史》，他将太平天国看作革命而大加推举，但是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称之为太平天国，而称之为长毛贼，甚至有人公开说那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这并不是出于“政治是世俗之事，而非人生雅事”的风雅之心，而是出于不愿涉足政治的怯懦和历史观的固定等。但是，对此表现出兴趣，调查、整理相关史料并最终得出见解的人也很多。如果提取其概略来看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能明白他们到底思考的是什么。
如果承认以太平天国的爆炸性扩张和其特殊性为前提，当然首先会关注福建、广东、广西相继爆发的民乱及其时代背景，但是并没有特别的新发现。有观点认为：太平军中有女子军，不缠足，用天生的脚来从事劳动，但这也是客家的习性，并不能称为女性解放；既然有女子军，并且被编入了组织，那么科举首开了女子考试，是这种活动的延续，而并非学习男女平等的观念；等等。
另外，当初从广西开始行军之时，少数民族的苗族和僮族（后改称壮族）也有参加，有人认为这成为强韧的牵引力；此外，也有人认为很多知识分子以不即不离的形式利用这股力量，并不断追寻能印证这一点的踪迹。但是，爆炸性扩张和集团的特殊性就像海市蜃楼般，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这一点，就会发现太平天国表现出来的全都是与以前的起义同类型的活动、同类型的性格。所谓研究或许原本就是如此。
因此，有人认为在中国唯一的基督教主义的思想内容及其对行动的影响是强烈的动因。如果我们逐一调查他们发行的二十九种出版物，探究其与原著的差距、翻译过程中的中国化和领导集团内部的个人差别等，就能发现人们通常认为的正是基督教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一幻影便会消逝。虽然我们相信以洪秀全为首的几位狂热信徒的存在和礼仪性礼拜的严格执行等，但这对政策的决定和执行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度，似乎并没有可衡量的尺子。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地方政治都依靠地方官的个人力量，既有循吏也有酷吏，既有美俗也有腐朽，所以基督教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太平天国的连带感并不为人所知。
初期排他性的激烈破坏结束后，太平天国又回归了儒教。虽然他们尝试过根据拜上帝教的教义修订四书五经，但并未实现。即使排斥孔孟，也不能废弃人伦；即使憎恶官僚，也不能扔掉官僚制度；即使反抗权威，除了建立新权威外也没有其他的统治之道。因此，可以说无论怎么分析制度和组织，都很难发现决定性的材料。
但是，有些事物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悄悄发生改变，例如文体和称号等之中开始随处可见庶民用语和表达。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太平天国，而是从清代中期开始，随着书籍也成为读书人以外人群的必需品，尺牍（书信）和商业文一般化而产生的一种倾向，该倾向见于太平天国资料这一点，作为王朝母体降到更低的阶层或者分散到更广阶层的证据，引人注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置身于国际问题中，太平天国和外国间的关系也经常被提及。初期太平天国也如同清朝一样自大，不论英国、美国还是法国都认为其成功率很高，因而保持了中立。但是各国最终还是以关税为理由，不是选择太平天国而是选择旧制度的清朝，太平天国犹如变成了一个孤儿。或许在这种孤立化和没落过程中的太平天国才能进一步发现太平天国的特色，这可能是最应该被探讨的问题。
五 太平天国的灭亡
天京内讧
将南京作为天京，建国三年来似乎终于走上建设轨道的太平天国，由于一场血腥的内讧，曾经紧绷的纲纪犹如断弦一般逐渐废弛。拥护天王的东、南、西、北四王中，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已经战死，东王杨秀清作为事实上的掌权者，将天王洪秀全偶像化，自己接见各路外国使节，做出各种裁决。
杨秀清是广西桂平县出身，曾以烧炭为生，也做过一些农耕，但似乎因其才华而在烧炭同僚间颇有影响力。北王韦昌辉同是桂平县的金田富豪，据说太平天国的举兵就是在此人邸宅中进行的，他也读过些书。东王将北王看作弱小的弟弟，轻蔑地认为后者脸白如女人，不能成大事。
通俗读物《太平天国野史》和《太平天国轶闻》中有很多与二人有关的女性故事，嫉妒怨恨的结果是1856年9月北王受邀赴东王的宴会，并亲自刺杀了东王，烧毁东王府，杀戮其党派数千人，进行了武装政变。据说很多人预料到了这一事件，有些人因惧怕受到牵连而离开了天京，但天王无计可施。
天王之妻赖氏的弟弟赖汉英追随北王，助其歼灭无视天王的东王一派。当时在武昌的翼王石达开紧急赶回天京，惊讶于政变的惨烈程度而责备北王，北王反而包围翼王府，杀害了石达开的母亲、妻子及一党数十人。但是天王仍然没能进行阻止。只身逃亡的翼王召集军队讨伐北王，北王与心腹渡过长江逃亡，但被北王部下的一支军队所捕，后被押送至天京而遭杀害。
内讧之中，太平天国之所以彰显东王、抹杀北王，虽然也存在内讧事实被归咎于北王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出身不同会使志同道合的志士之间的成长步调不一致，即会显露出不堪于革命的部分。正如当时所说的“共患难易，共富贵难”那样，太平天国的矛盾早已暴露无遗。难怪太平天国后期的指导者忠王李秀成在其所著的《李秀成供状》中讲道，如果这个时候清朝说不绞杀广西人太平军了，那太平天国就会立刻瓦解。
北伐军失败，天京发生手足相残的惨事，此时稳定太平天国的大任便落在了翼王石达开的肩上，即使这样天王还是不信任翼王，一味依赖自己的长兄安王洪仁发和次兄副王洪仁达，因此翼王辞别天京，开始了流亡四川的新旅程。天京弥漫着“解散算了”的消极情绪，但是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有解散，据李秀成说是因为清政府采取的是绝不放过广西起义时就加入的老兄弟的方针。
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
天王之所以不信任翼王，与其说是因为讨厌翼王的高人气，不如说是因为天王所坚信的拜上帝教与翼王的信条渐行渐远。天王拘泥于家族集团被视作他无能的证据，但是这与他狂恋拜上帝教互为表里，导致后期太平天国的苦斗不断引发了对拜上帝教的殉教。
传说翼王离开天京时，曾邀请太平军的主将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同行，英王虽然接受了邀约，但经忠王劝告后，最终留下来了。相对于翼王的完全回归到原来的天地会的想法，太平军元老级别的将军们似乎已经成长，感觉到了其他的使命感。这源于对新王朝的期待和短时间内在这个王朝下所经历过的充实感，而不再是天王的个人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