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女真军队在战场上迅速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财富与权力同步膨胀的女真贵族却开始闹分家了。女真人学会了妥协，于是，年轻“无能”的金熙宗成为女真帝国的第三位皇帝，女真人浪潮般汹涌地对外扩张停止了，而金熙宗也注定将成为宫廷悲剧的主人公。几百年后的顺治皇帝会以他为鉴吗？
东朝廷，西朝廷：帝国艳阳下的阴影
从东北兴起的女真大金帝国在对外取得灭辽平宋的辉煌战绩、称霸东亚世界的时候，其内部却存在相当大的隐忧。在从东北山林部民的状况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过程中，原来团结一心的核心家族完颜氏在膨胀的权力面前成为持刀相向的仇敌，而且仇恨的程度随着身份的高贵而加深，直接延续为皇权与帅权之争。经历了这场同室操戈、兄弟相向的有祖孙两个皇帝——金太宗吴乞买和阿骨打之孙金熙宗完颜合剌，历史决定了这两个皇帝将成为这场悲惨政治旋涡中的一员。
完颜氏能够打败各路敌对势力，称帝建国，完全是依靠完颜氏内部的阿骨打系、撒改系等几大家族的合作。在进行政治组织时，也充分考虑到这几大家族的利益分配，形成了诸勃极烈共治的局面。而所谓皇帝，不过诸勃极烈之首，遇重大事情还得召开会议决定。阿骨打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本身具有高超的组织与军事指挥能力，将诸家族团结起来，开拓疆土。阿骨打亲自冲锋陷阵，也得到了众人的推崇，其地位不是诸家族人等能够觊觎得了的。所以，阿骨打成功地将原来几乎与其平分金源故地的撒改和斡鲁古的实权剥夺，将权力集中于自身，并且在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家族子弟为其作战。
1121年12月，阿骨打任命斜也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完颜昱（蒲家奴）、宗翰、宗干、宗望、宗磐等为副手，阿骨打对这些人拥有不容置疑的威信。但是这样一个以自身英明领导能力而服众的部落酋长式的领袖，是不能保证继承者也具有与他自己同样的权威的，阿骨打曾经信赖的人们最终成为军帅之争的主角，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完颜氏内部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像阿骨打那样的魅力型领袖。
阿骨打的继承者金太宗吴乞买于1123年即位，这位作为皇储谙班勃极烈的皇弟，从女真人起兵反辽时起，一直留守后方，从没有离开过东北。他即位之时，金帝国已经取得了重大战果，金军已占领了辽朝的全部领土，并且在对宋的战争中占据优势。阿骨打死后，最初跟随他征战的宗室子弟出身的将领们，其驻地已经远离东北地区，分布在中原各地，其中权势较大的有宗翰、宗望、完颜希尹等人。
宗翰是阿骨打堂兄撒改之子，自女真起兵起就在阿骨打左右，出生入死，而且此人是军事天才，具有极强的指挥能力，深得阿骨打赏识。1121年，宗翰被任命为移赉勃极烈，进入中央决策层，成为后来南下金军的实际统帅。
宗望为阿骨打之子，也是随阿骨打左右征战，后来成为与宗翰比肩的军事领导人。两人地位的真正确立却是在金朝决定攻打宋朝的时候，新即位的金太宗吴乞买并不像阿骨打那样亲率军队南下，而是于1125年成立军事最高统帅部门——都元帅府，命令当时的谙班勃极烈斜也（吴乞买的弟弟）兼任都元帅，在上京统率全军。元帅府构成为左副元帅宗翰、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元帅右都监耶律余睹等人，后来增设右副元帅宗望，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当一面的军队统帅。当时金军兵分两路攻打宋朝，宗翰率西路军南进，而东路军则以当时任南京路都统的宗望为主帅，挥师南下。
西路军的宗翰一系，其权力发展从1123年掌握西南、西北两路军队的统帅权开始，就一直以云中为中心稳定发展。这一系势力主要以非阿骨打直系血脉的人员为主，包括宗翰（撒改之子）、完颜希尹（欢都之子），以及不知族属远近的娄室、撒离喝等人。在吴乞买时代构成了强大的势力集团，史书中记载，吴乞买诏谕宗翰等人说：“如果任命官员总要跟我汇报，不免耽误军情，你们就看着办吧。”南下伐宋的东、西路军由此获得了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新征服地区的行政权自然也就落到了军队统帅们的手中。南下的金军统帅几乎像君主一样统治着新占领的地区，以致有些宋人只知道听命于这些金军的统帅，都忘记了还有金国皇帝吴乞买的存在。
东路军的统帅主要有宗望、宗辅、宗弼等，都是阿骨打的子侄兄弟，其与皇帝的血缘关系显然比西路军的将领更近一层。有的学者指出，东西路军的部队构成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宗望的东路军以女真族士兵为主，而宗翰的西路军中则夹杂着很多非女真族战士，民族成分极为复杂。因此，从对帝国的忠诚度和战斗力两个方面来看，西路军似乎都要弱于东路军。
就在金军高奏凯歌的同时，这两大系统的统帅也在中原地区依托枢密院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构架。
金初两大枢密院，一是燕京枢密院，其前身是1123年以左企弓为首的广宁枢密院，1124年迁到平州，1125年金军攻占燕京后迁到燕京。在左企弓为张觉叛军所杀以后，刘彦宗成为燕京枢密院的负责人。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东路军统帅宗望手中。燕京枢密院知院事刘彦宗本是辽朝旧臣，后来投降金军，专门负责替东路军管理攻取之后的州县。二是1124年宗翰设立的云中枢密院，以时立爱主院事。主管西路军势力范围内的地方行政事务，归宗翰、完颜希尹等人掌控。
两枢密院虽说是地方统治机构，应归金朝中央政府节制，但是由于宗望等人的请求，枢密院可以自行决定行政方面的一切问题，不必向皇帝请示。这也并不奇怪，在东西两路大军出征之前，皇帝吴乞买就已经送给宗翰、宗望两人空白任命书上百张，意思是他们可以在中原地区临机处置，自行任命官员，不必等待中央命令。在占领部分宋地后，两路统帅们将这种便宜行事的权力发挥到了极点，两路大军的统帅府制定、发布统治中原地区的各种政令，并由所属枢密院负责执行。在中原地区的宋人看来，两枢密院宛如两个独立的政府，时人称之为“东朝廷、西朝廷”。
华北地区的军政事宜都是由东西路军的统帅们决定，不必上报中央，甚至第一次对宋之战和政策的制定也是由宗翰与宗望商议决定的，对宋的交涉也以元帅府的名义进行，对宋的赔款、割地条件也在没有事先通知金太宗的情况下由宗望自行决定的。一切事务了结后，才派宗弼向金太宗报告。从这个角度来看，东西路军不仅拥有内政方面的全权，也还拥有外交权，有权自行决定对宋的战与和，俨然成为名义上隶属于金国的地方割据政府，宋人称其为“东西两朝廷”是非常有道理的。将帅在地方的势力竟然膨胀到如此程度，这当然是坐镇上京的金太宗吴乞买所不能容忍的。
在上京的金朝中央朝廷，主要代表人物有吴乞买、辞不失、宗干（阿骨打之子）、宗雄，以及谙班勃极烈斜也等人。吴乞买在阿骨打出征之时，就已经在上京留守，与辞不失一起掌握朝廷实际权力。宗干早年曾经随阿骨打经略辽地，是阿骨打重要的谋士之一，并多有战功。这些人不领兵作战，长期控制着金朝的中央权力，为了维护稳固的统治，吴乞买在宗干等人的帮助之下推行改革，力求限制南方的军阀势力。
宗雄较宗干年长，宗干初期经常请教宗雄大计，宗雄就说：“国家大业已成，主上福寿万年，肃清四方后，我死也无憾了。”这个人帮助初创的金朝完善法制出了很大的力，但是英年早逝。
金太宗的改革主要依靠宗干等人，改革初期存在着很大阻力。因为阿骨打是依靠撒改等权势家族支持称帝建国的，为了维护这些家族的利益，宣称以国俗治国。在吴乞买即位时也要求他依旧俗不变，以维护几大家族的势力，这显然会对皇权形成极大的制约。吴乞买即位之初，也是按照勃极烈制度的传统，任命自己弟弟斜也为谙班勃极烈，以阿骨打的庶长子宗干为国论勃极烈，共辅国政。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又将自己的儿子宗磐任命为勃极烈，地位在宗翰之上。这一行动是颇有意味的，因为在阿骨打时代，是只以皇帝及居功特大的权贵家族成员为勃极烈的，并没有皇帝任命自己儿子担任勃极烈的先例。吴乞买这样做无非是在培育属于自己一系的政治势力。
吴乞买一朝，上下等级界限并不明显，吴乞买本人就与普通百姓一起下河洗澡，讨论国事时仍然采用决策层围坐会议的形式进行，甚至老百姓有冤屈诉讼也可以直接找皇帝理论。但是情况也在改变。
从1123年起，在宗干等人的协助之下，吴乞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兴办教育、开设科举。兴办教育主要是开办女真贵族子弟学校，培养国家后备人才，但是这种教育仍然是以女真人为主，其他民族是没有此待遇的。沿用中原传统的科举取士以选拔官员，可以使女真权贵子弟之外的社会阶层也都有从政当官的机会，可以扩大统治基础，并借此笼络新征服地区的汉族士人，使他们愿意与女真贵族合作，以稳定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需要说明的是，金初科举制度主要是为新征服地区选拔官员，因此并没有触及中央权势家族的根本利益。
其次是制定官僚制度。官僚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班官爵、定服色、颁历法、正刑法等，原来带有原始气息的国家机器开始向正规化转变，官制的建立使女真各级贵族有了明确的等级划分，大家不能像以往那样目无长官了。最重要的是，在建立官僚制度的同时，对官僚机构的改革也在悄悄地进行，1126年，设置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在中央开始有汉人官制的出现，但都是低层的一些办事机构，并没有对勃极烈制度构成实质上的改变。另外，将原来的中原汉人枢密院改制为三省制，利用原来的知枢密院事任三省主管。这些政策，开启了后来金帝国的皇权专制之路，但是在太宗一朝，其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始终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
太宗的改革迫于权贵势力的强大，没有明显的成效，反而地方军阀的势力开始膨胀起来，原来设置的东西两路元帅府似乎互相还是一个牵制，西路统帅宗翰有事还得找东路统帅宗望商量一下，两派各有亲信，互不统属。但是，由于宗望得伤寒去世，东路军失去主要领导人，宗翰等人乘机将原属东路军势力的燕京枢密院合并到云中枢密院，利用高庆裔、韩企先等亲信排斥原来宋朝降臣，这样宗翰一系就将金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权收归己有。
宗翰在合并燕山枢密院后，又实行“磨勘法”，所谓磨勘法就是对现有的官员进行资格、行政审查，高庆裔为推行者。这一行动听来正当，但实际上所裁撤的“不合格”之人多是宗望、刘彦宗一系，以及原来在宋任官的降人，通过这一行动，将非宗翰一系的地方官僚打击殆尽，地方的大权就都归宗翰一系了。东路军的完颜昌等人想利用册封傀儡政权一事加强其在中原的势力，结果，宗翰一系抢先一步支持刘豫建立傀儡政权并将刘豫拉到自己一边，牢牢地掌握了对刘豫伪齐政权的控制权。宗翰一系利用在中原地区的势力为后盾，甚至直接插手皇帝继承人的册立问题。
按照女真旧制，继承制度基本上是兄终弟及的。早年的世祖劾里钵、肃宗颇剌淑、穆宗盈歌都是兄弟相袭，下一代则从劾里钵的儿子康宗乌雅束、太祖阿骨打重新轮起。劾里钵有子11人，只有作为嫡子的乌雅束、阿骨打、魏王斡带、吴乞买和斜也有继承权。按旧制，乌雅束之后，应该由阿骨打、魏王斡带、吴乞买和斜也依次担任最高首领。由于斡带早死，吴乞买继承阿骨打之位，并立弟弟斜也为继承人。不幸的是，斜也又早死，那么，在吴乞买之后应该是谁来继承最高权力就成为一个女真权贵们关注的问题。
阿骨打一代的继承人已经不存在了，吴乞买已没有弟弟可以传位了，按女真人的传统，应该在阿骨打的嫡子中选择继承人。不幸的是，阿骨打的三个嫡子都先吴乞买而亡。这样，吴乞买的儿子宗磐就有资格成为皇储了。而且，以皇帝的嫡长子为皇储，这也符合中原历代王朝的继承原则。但问题是，如果从中原历代王朝的继承制度来衡量，吴乞买对阿骨打的继承都是不合法的，在阿骨打去世后，皇位应该由其嫡长子继承，即使其嫡长子早亡，也应该由其嫡长孙继承，而不应该由他的弟弟吴乞买继承。而在当时，确实有一些女真权贵打着不能一错再错的旗号，要求立阿骨打的长孙完颜合剌为皇储，而不是立吴乞买之子宗磐，他们明确指出，阿骨打传位给吴乞买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绝不能由吴乞买的儿子即位，再错下去。其实，这些人都是不愿意看到吴乞买一系坐大这一事实，他们希望回到阿骨打时代各大家族的均势中去。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因此，吴乞买迟迟不宣布册立皇储的决定，希望等待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再正式册封儿子宗磐为继承人。
这是宗翰、宗干等人不能容忍的。如老谋深算的宗磐成为继承人，对宗翰而言可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当时在中央辅政的宗干是阿骨打之子，他也并不希望权力落入太宗一系手中。1130年斜也去世，宗磐、宗翰都宣称他们有资格成为皇储，吴乞买自然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过了两年，宗翰与宗干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推荐阿骨打嫡孙，已经去世的宗峻之子完颜合剌为皇储。这两大势力联手，吴乞买自然不能拒绝，于是完颜合剌被任命为谙班勃极烈，这就是女真名为完颜合剌的金代第三位皇帝金熙宗。
宗翰之所以拥立完颜合剌，是因为他认为完颜合剌年纪小，便于控制，至少不会威胁到他的权力与地位。可是，宗翰显然忽略了完颜合剌与宗干的特殊关系。
同许多北方民族一样，女真人在建国前也流行接续婚。所谓接续婚，也称转房婚、收继婚，是指妇女在丈夫去世后，改嫁给丈夫的兄弟或者是其家族的其他男性近亲。完颜合剌的父亲宗峻去世后，其母按照女真人接续婚的习俗，嫁给了宗峻的同父异母兄长宗干。宗干既是完颜合剌的伯父，也是他的继父。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宗干对完颜合剌非常好，请当时的名士韩昉为老师，使完颜合剌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宗干病重，已经即位的完颜合剌不仅亲自带皇后到家中探病，皇后还亲自为宗干喂药，可见完颜合剌与宗干的感情之深。可能宗翰等人忽视完颜合剌与宗干的特殊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宗干一直在朝中辅政，无兵无权，他又是阿骨打的庶子，这无疑会削弱他在家族中的影响力，而且宗干本人也一直比较低调，因此，在宗翰等人看来，宗干是不足为虑的。
完颜合剌被立为皇储，成为谙班勃极烈时还只有13岁。各派女真贵族都觊觎皇位，可是，谁担任继承人都有可能遭到多方的攻击，而找这样一个不谙政事、身份显要且易于掌控的小孩出来，才是符合各方利益的，完颜合剌能够成功即位，应该说是女真各派势力相互斗争和相互牵制的结果。
1132年，宗翰、宗干联合完颜希尹等人一起上书要求吴乞买册立完颜合剌为皇储，虽然吴乞买和宗磐十分不满，但迫于这几大权臣的势力，不得不同意册立完颜合剌为谙班勃极烈。对于此事，金太宗与宗翰、宗干的矛盾甚至被明确地记录于帝国正史之中，说金太宗无立合剌之意，宗翰、宗干等人“请之再三”，金太宗“乃从之”，其中苦涩也只有金太宗和宗磐能知了。没过几年，吴乞买因为中风不能理事，这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帝国皇帝很快一命呜呼了，随之即位的就是几大势力看好的“傀儡”完颜合剌，也就是后人所称的金熙宗。随着这个小皇帝的即位，各派势力的角逐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多头政治的终结者：渔翁得利的完颜亶
完颜合剌的汉语名字是完颜亶，在金太宗吴乞买去世当年即1132年即位为帝，庙号金熙宗。
金熙宗即位后，由于宗翰一系势力的膨胀，宗磐与宗干逐渐形成联手对付宗翰之势，在他们的推动下，金熙宗继续进行官制改革。太宗时期由于顾忌各权势家族的势力，官制的改革没有涉及中央官制，而在金熙宗时，对中央官制进行了巨大变革，用中原王朝传统的三省六部制度取代了女真人特有的勃极烈制度。在这一官制改革中，宗翰由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改任太保、领三省事，元帅左监军完颜希尹改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庆裔为左丞相，萧庆为右丞相。宗翰返京为官时，完颜希尹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成为宗翰一系军事力量的实际最高领导者，希尹入朝为相就等于宗翰一系的军权被彻底剥夺。高庆裔、萧庆等人都是追随宗翰的死党，他们入朝为相就等于将在地方的宗翰一系人的权力架空，宗翰一派主要人物就成了在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
这也就是史书中所说的“以相位易兵权”“置之于内，不欲用之于外”，宗翰等人的官职虽然得到提升，但却失去了兵权，因而也失去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官制的改革虽然是女真人建立的国家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需要，但也与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要削弱宗翰一系的势力具有直接关系。
此时的政治形势是宗磐为太师，地位最高，以弥补其没有成为皇储的失落，同时宗磐也确实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太傅宗干利用其为完颜合剌养父的身份，在幕后操纵，通过完颜合剌来实行其政策，与宗翰、宗磐两派周旋。宗磐因为自己到手的皇储地位被宗翰带头搞掉，对他非常憎恨，但因宗翰大权在握，不敢得罪，一直忍气吞声。直到此时，有了完颜合剌和宗干的支持，方才敢于向宗翰报复。
1137年，宗磐出面以宗翰心腹高庆裔贪污为由，将其下大理寺问斩。此事对宗翰触动极大，他当面向金熙宗完颜合剌请罪，要以自己放弃所有官职，做一个平民百姓为代价，只求保全高庆裔的性命。但是金熙宗没有同意。随即，宗翰在地方上的羽翼山西路转运使刘思、肃州防御使李兴麟、河东北路转运使赵温讯等都被株连下狱。宗翰遭受了完全的失败，绝望之余向金熙宗完颜合剌上书，申诉自己为金帝国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功劳，还以周公自居，表明其忠贞之心，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徒劳，不想放过宗翰的不是金熙宗，而是那个因宗翰的原因而与皇位失之交臂的宗磐。宗翰一派势力就此被打倒，宗翰本人则是“绝食纵欲，恚懑而死”。
如果说宗翰一派的倒台是皇室家族嫡系对非嫡系的一次清洗，那么在此之后宗磐与宗干等人的矛盾则是在堂兄弟之间展开的了。
宗翰死后，宗磐一派势力日益膨胀。在中央，宗磐任太师，支持宗磐的完颜昌则任左副元帅，掌握军事大权。宗磐对金熙宗完颜合剌、宗干等人的很多政策十分不满，曾当面在朝堂之上请辞以示抗议，上朝时甚至持刀威逼宗干，被近侍殿前都点检萧仲恭呵止方才罢休。此时，遇到宗翰死后对刘豫傀儡政权的处理问题，由于刘豫傀儡政权一直依附于宗翰一派，而且一直为金朝招惹来自宋朝的麻烦，所以急需剪除。但是在剪除之后，如何处理这一带的土地，却成为两派势力斗争的导火索。
围绕如何处置原傀儡政权控制下的河南、陕西土地，产生了观点完全不同的两大阵营。一大阵营是以宗干、宗弼为代表，他们要求直接设官管理，并在不交换河南、陕西土地给宋的情况下与宋议和。而以宗磐、完颜昌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将这些土地全都交给宋朝。
1137年宋使王伦到金出使之时，在没有得到皇帝同意的情况下，完颜昌就自作主张答应归还宋河南、陕西之地。在朝廷讨论此事时，大多数人都反对将土地割给南宋，甚至完颜昌的弟弟完颜勖也发言表示不同意，完颜昌骂道：“外人尚有赞同我的，你小子竟敢跟我唱反调！”完颜勖则说：“事关国家利益，怎敢护亲？”但是宗磐、完颜昌等人利用自己的权势，强行通过了归还宋朝河南、陕西土地的意见，理由是“给宋朝土地，宋朝必然感恩于我们”。的确如此，宋朝会感恩戴德，但不是对金朝廷，而是对完颜昌。当时也有人指出：金军南下灭亡北宋，俘虏了宋徽宗与宋钦宗，他们一个是现在南宋皇帝宋高宗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哥哥，金宋之间有如此深的仇怨，宋朝方面会因为得到土地就忘记父兄被俘的仇恨吗？结果还不是资助了仇敌？但是，在宗磐、完颜昌把持朝政的情况下，一切的反对意见都是无效的。
完颜昌早在1137年宋使王伦出使之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宋朝交好。其原因很简单，完颜昌想利用与宋朝的密切关系来加强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完颜昌一直和宋朝的秦桧打得火热，如果完颜昌联合宗磐一起夺权，至少能保证外部宋朝的支持。
秦桧在金军攻打北宋东京时被宗翰俘虏北去，金太宗将秦桧留在完颜昌手下任职，而完颜昌与秦桧很谈得来，“甚相亲信”。1129年追击宋高宗时，完颜昌带秦桧一同南下，秦桧在军中任参议军事，后又为随军转运使。1130年金军攻占楚州（今江苏淮安），秦桧则趁机逃回宋朝。也有人认为，完颜昌并非不知道秦桧的南逃，可能是有意放跑秦桧的。而民间长期以来则一直相信，秦桧是金朝派遣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实际上，对此是没有比较有力的史料证据的。但在金宋关系中，秦桧是宋朝方面主和派的代表，再加上他害死了岳飞，由此引起民众的愤恨却是真的。
1130年到1135年间，秦桧曾有两次与完颜昌的书信联系。1137年，秦桧还曾写信祝贺他荣升左副元帅之职，并劝他在山东开辟自己的势力范围，完颜昌自然是心领神会。其实，完颜昌自从受命驻军山东以来，一直将其作为自己的地盘来经营，后来担任左副元帅也是常驻祁州，成为继宗翰之后的又一个令金朝中央头疼的人物。更为严重的是，完颜昌与朝中的宗磐结成一体，军政大权在握，已经对皇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139年，金朝正式将河南、陕西一带交给宋朝，交割土地一事是由反对派宗弼去办理的，在办理过程中，种种迹象开始让宗弼产生了怀疑，认为完颜昌主张归还土地是其准备谋反的表现。宗弼命令上京的相关办事人员，对完颜昌所下的公文，没有宗弼的手押不得执行。同时他还报告金熙宗：“河南之地，本来是完颜昌、宗磐主谋要割给宋朝，此二人必定是暗中结交外国，图谋不轨。”由此，支持皇权的宗干、宗弼等人开始暗中策划对付宗磐、完颜昌一系势力。
宗干联合原属于宗翰一派的完颜希尹等人，将当时出现的吴十谋反案与宗磐、宗隽、完颜昌联系到一起，向熙宗告发。熙宗马上命令诛杀宗磐、宗隽一族，但因完颜昌握兵在外，很难捕杀，便找借口说：“完颜昌地位尊贵，且有大功，概不问罪。”将他贬到燕京担任行台尚书省的左丞相，同时任命宗弼为都元帅，掌控军队，夺去完颜昌的军权，使他没有可依靠的实力对抗中央。
之所以说完颜昌地位尊贵，是指他是穆宗盈歌之子，在完颜氏家族中与阿骨打、吴乞买平辈，辈分比较高。他是宗磐、宗弼、宗干等“宗”字辈人物的叔父，是金熙宗的叔祖，当时，完颜氏家族中与完颜昌平辈的人已经不多了，在权力中心的更为罕见。
完颜昌成了孤家寡人，但是他仍然骄横跋扈，不满别人对他的贬斥。他对使者说：“我是开国元勋，犯了什么罪把我降到与奴才杜充为伍！”杜充是南宋降将，此时正担任行台尚书省的右丞相。
完颜昌不甘心失败，随即与其党羽策划谋反，却不知此时的宗弼等人正寻找完颜昌的把柄，谋反之事很快就被揭露，完颜昌不得不由燕京南奔宋朝，宗弼带兵一路穷追，在祁州将完颜昌处死。
完颜昌、宗磐倒台之后，宗弼等人推动金朝重新考虑对宋的割地议和之事，使得女真人的统治阶层很快达成共识，就是要撕毁协议，夺回河南与陕西之地。当时已经被宗弼扣押的南宋迎奉梓宫使节王伦被带到金首都上京城面见金熙宗，熙宗不谈和议，派人谴责道：“你等只知有元帅，还知道有金朝廷么！”随后又与王伦交涉起岁贡、誓表、正朔、册命诸多问题，将原来的协定完全撕毁。
1140年5月，宗弼集结军队于祁州元帅府，对宋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以收回河南、陕西之地。金朝将先前的议和视为完颜昌等人的卖国行径，此次战争是要纠正这些人的错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金军就重新夺回了被“出卖”的河南、陕西的土地。
但随后不久，宋军展开反击，刘锜所部在金军从东京开封南下淮河的要道顺昌（今安徽阜阳）阻击金军，大败宗弼主力，宗弼气得卧床两日。岳飞从湖北一带北上，北伐中原，一路行军顺利，进抵郾城（今河南郾城），此时已退守汴京的宗弼趁岳飞孤军深入，企图一口吃掉这支宋军，结果反被岳家军击败，这就是南宋历史上著名的郾城大捷。接着岳家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距汴京只有20多公里的朱仙镇，金军则毫无斗志。金军在川陕一带同样遭到惨败，西线撒离喝部又重演宗弼当年在川陕边境的败退。
但由于宋高宗等人一心与金朝求和，所以命令各路军队马上撤退，满足于让宗弼夺取河南、陕西诸地。宗弼经历一系列惨败之后，更无心恋战，但希望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以迫使南宋接受对金有利的议和条件，于是在1141年再次率10万人趁宋军回撤之际突入淮西，取得濠州大捷，随即撤回淮北，开始与宋人谈判，并同时攻掠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地。宋高宗非常积极地回应了宗弼的议和倾向，马上于1141年遣使至宗弼处谈判，后来双方使节往返，讨价还价，最终结果是宋高宗接受了金人的全部议和条件，按金人的要求呈上誓表。
双方此次达成的协议主要内容有：第一，南宋向金称臣，南宋皇帝必须由金朝皇帝册封；第二，宋金东以淮水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第三，南宋每年向金贡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第四，双方在正旦及皇帝的生辰节日互相遣使庆贺；第五，双方不得招纳叛亡，南宋必须遣还燕京以北的逃人；第六，金同意将宋徽宗等人的灵柩及宋高宗的母亲韦氏送还南宋。这次议和史称“绍兴和议”，又称“皇统和议”。此次和议确认了南宋对金朝的附属关系，同时金朝对河南、陕西等地的占有合法化，自此双方的边界虽经多种变故，但始终维持在淮河、秦岭一线。
此次宗弼全权处理对宋关系，使得金朝在这场外交角逐中最终占尽先机，为金朝日后的发展开拓了良好的空间。对宋议和之后宗弼的威望在朝中达到巅峰。宗弼权力与威望的上升，却引起了原属宗翰一派的完颜希尹的不满。
完颜希尹在太祖时就追随宗翰攻辽，屡建战功，在宗翰一系中，完颜希尹是宗翰最重要的谋士。宗翰入朝后，他又接替宗翰统领西南、西北两路军队，掌握兵权，由此在军队中拥有较多支持者。希尹才学过人，曾参与创制女真文字，自视能力不在汉代的开国元勋张良之下，自然瞧不起资历尚浅的宗弼等人。女真人至建国之初一直信奉萨满教，史书中称完颜希尹为“珊蛮”，也就是萨满，估计希尹是金初女真人中最著名的大萨满，按照萨满教的观念，他拥有灵魂出窍、巡游天地八方的能力，能够与天上地下的各种神灵沟通，特殊的宗教地位无疑也加强了完颜希尹在金初政坛上的影响力。在宗翰死后，完颜希尹已成为宗翰一派残存势力的代言人。
1140年的一天，完颜希尹与宗弼在军中喝酒，希尹甚至乘着酒兴对宗弼说：“你等鼠辈还配跟我计较，天下的军队都归我掌握！”受到如此侮辱的宗弼连夜报告熙宗，熙宗更咬牙切齿地说:“朕早就要诛杀这个老贼了！”就在这一年，宗弼诈称有密诏，带人闯入希尹宅邸，将希尹赐死，连坐者达数百人。诸人给希尹罗织的罪名主要有：不遵守皇帝改革命令、平时私议皇位继承问题、图谋不轨，等等。希尹的8个儿子和右丞相萧庆都在此案中死于非命。但事后金熙宗发现希尹确实无反意，他的死乃是冤案，所以又赠希尹仪同三司、邢国公，封萧庆为银青光禄大夫。
希尹一生掌握金朝重权，智谋过人，而且恃才自傲，甚至都没有把金熙宗放在眼里，敢公开谈论金熙宗没有子嗣的事情。在当时派系斗争复杂的情况下，上至金熙宗，下到朝中群臣都对他十分忌惮、憎恨，若有风吹草动，自然不会放过他。这期间可能只有宗干比较了解他，在宗弼向宗干这位哥哥密报希尹有谋反之意的时候，宗干不以为然，认为希尹是喝酒喝多了，醉话不必当真。但宗弼的权力之路却不希望受到希尹的破坏，最终利用金熙宗对希尹的恐惧将他铲除，宗弼就在这一系列派系倾轧中扶摇直上，在宗干病逝后接管了中央大权，身兼太傅、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兼修国史、领行台尚书省事、都元帅，成为左右金朝政局的权臣，达到他事业的顶峰。
此时的政治态势已经是宗弼一派势力一枝独秀，需要做的就是继续铲除原来宗翰、宗磐等势力所依靠的基层汉官群体了。这些汉官大多来源于以前辽代投降官僚，而且很多身居要职。这些人与宗弼新提拔上来的汉人官僚集团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宗弼扶植的蔡松年、曹望之、许霖等人都被他们视为小人加以排斥。宗弼掌权后，蔡松年等人便指责政敌结纳朋党，而矛头所指则为韩企先、田瑴诸人。
韩企先，燕京人，其所属的韩氏家族居于辽金时期北方汉人四大家族“韩刘马赵”之首。其九世祖韩知古在辽初曾任中书令，韩知古的子孙在辽朝任高官的很多。辽末，为辽朝进士的韩企先投降金朝，担任枢密副都承旨，后来为转运使，跟随宗翰经略山西，担任西京留守，属于宗翰的亲信。1134年，韩企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相，至上京任官。韩企先博古通今，擅长礼仪制度，受到宗翰、宗干等人的赏识。也正是此人，提拔了田瑴、孟浩等一批汉官。韩企先所提拔的人被后人称为“君子之党”，原因在于这些人品行正直，皆因才而任官。田瑴等人不屑与一些小人为伍，也因此得罪了一批大臣，蔡松年就是其中的代表。
蔡松年，原宋朝驻燕京官员，后来投降宗望，历任真定府判官，长期在行台尚书省任职。宗弼领行台事，蔡松年在军中担任总军中六部事，随宗弼南下侵宋，战后因功与宗弼一起入朝为官，担任刑部员外郎。蔡松年善于迎奉宗弼之意，深得宗弼的喜欢。因为蔡松年、许霖、曹望之等人想与田瑴结交，却受到了田瑴的拒绝与排斥，而且田瑴也经常以蔡松年的父亲败军之事讥讽蔡松年，因此招来蔡松年等人的嫉恨。于是蔡松年、曹望之等人经常跟宗弼说田瑴等人的坏话，说田瑴与他人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使宗弼对田瑴等人深恶痛绝。
韩企先病危时，宗弼前来探病，正在韩企先屋中的田瑴听说宗弼来到，知道自己不得宗弼的赏识，马上躲到屏风后面。宗弼与韩企先寒暄几句，就问韩企先：“丞相年事已高，而且重病在身，不知谁可以接替您的位置呢？”韩企先推举田瑴，谁知宗弼愤恨地说：“此辈可诛！”躲在屏风后面的田瑴吓出浑身冷汗，其结局之悲惨，也就可想而知了。
韩企先去世后，田瑴没有了靠山，很快被诬陷专擅朝政，缉拿入狱。被株连的还有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庭等人，与田瑴一起都被判处死刑。另外，田瑴的家人及孟浩等与田瑴往来密切的34名官员被发配海岛，不得返回原籍。原来宗翰等人提拔上来的旧辽官员被清洗一空，宗弼提拔起的一批汉臣代替他们成为朝廷的中坚，同年，宗弼由太傅升任太师，权倾朝野。阿骨打家族以外的势力彻底被清除。田瑴案可以说是金熙宗时代最大的冤案，也为开国女真权贵间的派系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熙宗时代的权贵派系之争是女真帝国政治的重新洗牌，原来阿骨打起兵所依靠的各大家族势力在历次斗争中都逐渐衰落下去，他们都不再对皇权构成威胁。而金初的地方军阀与中央争权现象也随着有权势的军阀的消失而淡出历史。回首金初的诸多功臣权贵，无一不是身经百战、戎马一生，他们成为初期帝国的主角。
在灭掉辽朝、占据中原之后，处在十字路口的帝国何去何从：是向汉制转化还是坚持女真旧制，如何统治超过自己本族几倍的其他民族等，都是金初的女真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国家的命运往往又与个人和家族的得失纠葛在一起，所以在命运与利益的交织中，原来团结一心的金帝国统治层内部因权力争夺而分化。阿骨打嫡系以外的家族多坚持女真旧制，因为只有保留旧制他们才可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能够一直拥有权力与地位。而阿骨打嫡系则要加强皇权，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对于女真人来说，将新生的帝国建设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最简捷的办法，无疑就是在政治体制方面模仿中原历代王朝的制度进行改革，这也就是史学家们所说的汉化改革。于是，金建国初期女真权贵的内部斗争，也就表现为支持汉化改革与反对汉化改革的斗争。
综观金初的历史，初期相对弱势的皇权懂得怎样“渔翁得利”，利用多个家族的势力相互牵制，乘机不断进行政制改革，加强皇权。等到非皇室家族从斗争中抽出身来，才发现自己已经不是皇室的对手了，借维护女真旧制而试图保全自己权力与地位的各个家族，其结局已注定是一场悲剧，而这一悲剧的主角就是宗翰、宗磐、完颜昌、完颜希尹等人。
在悲剧中走出的是一个坚实的皇室家族——阿骨打家族，阿骨打的子孙们从这时起才真正成为皇室，从此再没有人能够挑战这一家族后人的继承权威。这个从山林中走出的民族第一次经历了真正的政治权力之争，原来的多头政治完全终结了。
在女真贵族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许多在金朝任职的前辽宋汉族官员也被牵扯其中。
这些从辽燕京地区、从宋朝投降或投奔过来的文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投靠某个女真权贵，在政治斗争中为其出谋划策，甚至冲锋陷阵。宗望的背后有刘彦宗，宗翰的背后有高庆裔、时立爱、韩企先，完颜希尹的背后有宇文虚中，宗弼的背后有蔡松年等人。他们大多追随主子从地方的枢密院或者行台尚书省干起，最后升任中央官员，成为各家族势力在政府中的延伸，也是作为其靠山的女真权贵政策的执行人。他们构成了金朝初期中层官员的核心，这些人与其所投靠的女真权贵真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构成了金初政坛的一大特色。
金初对非女真民族多任用燕人（燕云地区的汉人）与渤海人，而对北降的南人（宋朝汉人）则大多排斥。但是随着南人势力的增长，也开始依附于女真权势家族，如燕人一系田瑴与依附于宗弼的南人一系的蔡松年之间的矛盾即是典型。田瑴冤案则是这两大势力矛盾的总爆发。这些在女真贵族看来是奴才的汉人之间的斗争，又与女真权势家族势力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结果导致金帝国中央官僚的一次大清洗。
权力已归于阿骨打家族，最后掌控权力的大臣，熙宗完颜合剌的叔叔——宗弼，他的势力则在这些斗争之中崛起，不过好景不长，宗弼任太师仅一年，就在政争的心力交瘁中去世。经历过多次血雨腥风，以及权臣弄政的金熙宗完颜合剌被推动着担当起诛杀功臣的刽子手，但无论怎样，金帝国的体制变革确是在熙宗时代的党派斗争之中完成的。但金熙宗完颜合剌本人也在不久被兄弟完颜亮暗杀，仍然延续了兄弟相残的政治主题。
或许女真民族真的必须经过血的洗礼方能够建立稳固的江山吧！
金熙宗既是这一切残酷政争的旁观者，又是亲历者，我们也许应该转换一下视角，将镜头聚焦于这位年轻皇帝，重新品味一下金熙宗时代。
斗争旋涡中的悲情皇帝
这个16岁被权臣推上宝座的皇帝，其生父宗峻死于1124年，宗峻是阿骨打的嫡长子，完颜合剌是阿骨打的嫡长孙，即使将来做不了皇帝，也会是皇室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命运使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承担了许多超过一个儿童承受力以外的东西，完颜合剌5岁丧父，后来跟着母亲改嫁到阿骨打的庶长子、权臣宗干家，成为宗干的养子。宗干是当时非常推崇汉文化的女真权贵，不仅对外推行汉官制度，而且自己也聘请多位辽、宋的著名文人过来教导他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培养出来两位帝国皇帝，一位是金熙宗完颜合剌，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戏剧性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最后竟然到了同室操戈的地步，足可看出这个时代政治的残酷。
熙宗完颜合剌幼时即跟随文人韩昉学习，接受正规的儒学教育。韩昉自幼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曾“中进士第一”，是金帝国初期最著名的文士之一，曾经多次参与金朝的外交活动，出使高丽时也曾舌战群儒，使得自诩文化大国的高丽人对金朝不敢再有鄙视之心。这样一位老师对皇家嫡孙的培养自然偏重儒家政治思想的教育，要将他变成一个准皇帝。不到13岁的完颜合剌就已精通吟诗写字，行为举止宛如汉人贵族子弟，许多宗室元老都暗地里叫他“汉儿”。
1135年，完颜合剌16岁，在众权臣的斗争之中被推上皇位，史称金熙宗。但是当时仍然是宗翰等人掌权，金熙宗在朝堂之上往往是一个一言不发的摆设。但是，熙宗并不希望就这样做一个赋闲的皇帝，仍然继续跟随韩昉学习儒家经典，而且还跟韩昉探讨唐太宗与唐玄宗得失的问题，体现出相当高的政治热情。熙宗的老师韩昉以及宋朝投降过来的文士宇文虚中、蔡靖等人都是当时政制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主要负责制定各项礼仪制度、敕诰的写作等任务。自小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熙宗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君主，他们希望可以通过对金熙宗的影响，将他改造成为一个符合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帝王，将女真人的帝国改造成为一个符合中原传统的帝国。因此，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都成为金初汉化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与推动者。
金熙宗长期处于这些文人的包围中，自然成为汉化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而他的养父宗干、叔父宗弼等权臣也是汉化改革的支持者，在他们的努力下，金熙宗时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正是这些改革使女真人成功地进入真正的帝国时代。
这些在政治斗争中进行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废除女真贵族联合执政的旧有政治体制——勃极烈制。太宗吴乞买末期，就已经用三公、领三省事的制度代替勃极烈制，熙宗即位后任命原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为太师，国论左勃极烈宗干为太傅，国论右勃极烈宗翰为太保，以中原王朝传统的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公”的官称，取代了他们原来的勃极烈头衔。这三大权臣同时担任领三省事，又任命宗磐为尚书令，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庆裔为尚书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尚书右丞，这些人负责处理中央政府事务。这种办法属于温和的改革，基本保存了权势家族的利益，但逐渐利用这套体系培植了一批专业官僚队伍，将女真旧制向正规的官僚制度建设推进了一大步。
第二，废除傀儡政权齐国，置行台尚书省于开封，将原齐国的地区直接收归中央政府统辖，以原来的齐国宰相张孝纯为权行台左丞相，张通古为右丞相。行台尚书省按照中央尚书省的体制建立，是保有一定独立性的地方行政组织。我国现在的省级行政体制就是由这种组织发展而来。
第三，颁行新官制。1138年，制定了一套国家官员的授职与待遇的等级规定，又规定了旧制度与新制度过渡期的换官原则，使得新官制的实行顺利展开。由此，金帝国的政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得以加强，人员的晋升、级别都有章可循，帝国的规范化的管理体制得以建立。第二年，又根据新定的官制，制定相应的官员的礼仪、服制，以及官员朝拜时的朝贺仪式等。
第四，增加宰相的数量。1138年，增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官，地位在原来的左右丞相和左右丞之下，作为宰相的副手和助手履行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