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30年的统治时间里，金世宗以骄人的政绩向世人充分显示着自己的政治才能，女真帝国也走向鼎盛。中国北方自大唐王朝瓦解以后，第一次呈现盛世景象，金世宗甚至被捧为“小尧舜”，他篡位登基的劣迹往往被忽略了。随着金世宗精心培养的太子先他而逝，皇位继承人问题成为大金帝国挥之不去的阴霾。金世宗的改革是兴利除弊，还是饮鸩止渴，成为一道难解的百年谜题。
接收旧臣：险中求胜的完颜雍
在海陵王南征之际发动政变的，就是被后人称为“小尧舜”的金朝第五位皇帝完颜雍，庙号金世宗。金世宗女真名乌禄，父亲是当年接任宗望担任东路军统帅的宗辅，祖父则是金朝的开国皇帝阿骨打。世宗母亲是渤海大族家的闺秀，姓李，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女真许多旧俗十分不满。宗辅死后，为了躲避按照女真人的收继婚旧俗改嫁给丈夫的兄弟，她回到老家辽阳，出家做了尼姑。
完颜雍12岁时，父亲去世，文化素养很高的母亲承担起了教育他的重担，少年完颜雍受到了很好的儒学教育，这为完颜雍称帝以后能够从容应对政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38年，完颜雍16岁时，依照宗室惯例参军作战，在宗弼帐下任职，两年以后跟随宗弼参加了夺回河南、陕西的对宋战争，亲历了金军的顺昌大败。金宋签订绍兴和议之后，完颜雍回到首都任职，随后被授予光禄大夫、封为葛王，历任兵部尚书、会宁牧、中京留守等职。
在熙宗、海陵王统治时期，政治环境恶劣，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完颜雍历练出老练的权变之术。金熙宗晚年常常无故诛杀大臣，完颜雍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哪天就会掉脑袋。完颜雍的家里有父亲当年攻宋的时候缴获的宋朝皇帝的玉带，完颜雍当作传家之宝来珍藏，而在当时的危机情况下，完颜雍的妻子乌林答氏劝完颜雍说：“这东西不应该出现在大臣家里，还是献给皇帝，保证咱们的安全吧。”完颜雍十分舍不得交出去，但是思前想后，还是把玉带献给了熙宗，熙宗果然大加赞赏，对这个堂兄弟的印象非常好。熙宗末年，完颜雍还不时地讨好掌权的悼平皇后，虽然没有进入宰相行列，但在当时官员频繁更换的时期，他稳稳地坐住了兵部尚书的职位。
海陵王政变的参与者完颜秉德与完颜雍关系较好，海陵王称帝之后，乌带诬陷秉德的时候，曾说完颜秉德打算立完颜雍为皇帝。完颜亮自此对这个堂弟心存疑忌，想找机会干掉完颜雍。但是完颜雍处事谨小慎微，完颜亮抓不住他的把柄。尽管如此，他还是被下放，由京官会宁牧一直贬到济南尹。
乌林答氏多次劝完颜雍向海陵王进献礼物以表忠心，力图打消海陵王的疑虑。完颜雍就把辽的骨睹犀佩刀、吐鹘的良玉茶器等宝物全都献给海陵王。可是疑心很重的海陵王不会就此对堂弟放下心来，他想出了一个狠毒的办法，平时听说完颜雍的妻子乌林答氏长得美貌动人，好色的海陵王怎能放过这样的美人，他要求完颜雍把妻子乌林答氏献给他。这一来可以满足欲望，二来可以留作人质，考验完颜雍的忠诚度。
完颜雍的妻子乌林答氏是一个女中豪杰，她本想誓死不从，但是考虑到如果死在济南，正好中了海陵王的计，给丈夫加上抗旨不遵的罪名处决，如果是在中都附近自杀，既可以保存自己的名节，也可以保全丈夫。临走前，她嘱咐仆人要照顾好完颜雍，并且告诉仆人，现在宗室获罪往往都是仆人出卖，如果你们要诬陷主人，我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交代好之后，便随海陵王派的人奔往中都了。到离中都还有七十里的良乡驿站的时候，乌林答氏趁人不注意自杀了。完颜雍与海陵王多了一层夺妻之恨，只是位居人下，不得不低调处事。为了表示对妻子的怀念，完颜雍即位成为皇帝之后，一直也没有立过皇后。
为了防止完颜雍结成党羽势力，海陵王频繁地调动他，贞元年间完颜雍被调到西京当留守，三年后又被派到东京做留守，到1161年完颜雍干脆以“居母丧”为由躲到辽阳不问朝政了。他暗中利用自己母家渤海大族李氏的人脉，在辽东曷苏馆一带发展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机会终于来了，海陵王为了与宋朝开战，在全国做军事动员，使得全国人心惶惶，北方契丹人叛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咸州一带也有叛乱发生。
海陵王为了应付北方的烂摊子，不得不让完颜雍重新担任东京留守，但对完颜雍十分警觉，派高存福为副留守监视完颜雍的一举一动。此时的完颜雍在东京有田万顷，家人奴仆几千人，足以坐拥一方了。他虽然身在东京，但时刻紧盯事态的发展。咸平的括里叛乱声势浩大，要围攻东京城，完颜雍将婆速路（今辽宁丹东附近）赶来的完颜谋衍部与东京守军集结在一起，镇压了这次叛乱。完颜雍利用这次东京附近的叛乱，合法集结人马，扩充军备，为日后政变做好了准备，跟随完颜雍镇压叛乱的人，后来成为完颜雍起事的核心力量。
完颜雍的舅父李石因病告老还乡，到东京找完颜雍，正好赶上镇压叛乱，成为完颜雍的重要帮手。
完颜雍稍有风吹草动，高存福等人就向海陵王报告，这时，因为完颜雍打造了几十副盔甲，他们就报告完颜雍有谋反的企图，密谋除掉完颜雍。结果消息败露，完颜雍很快就掌握了高存福等人的动向，与李石等人商量，决定先下手为强。1161年9月，在李石的策划下，以讨论备“贼”为名，召集官署到清安寺开会，当场捉拿辽东推官李彦隆、副留守高存福等人，随后彻底肃清了海陵王在东京的耳目。
南下征宋的金军早就对海陵王的血腥政策强烈不满，纷纷溜走投奔完颜雍。沿途喊：“我们要上东京，立新天子啦！”10月，又有南征军完颜福寿所部、完颜谋衍所部近3万多人投靠完颜雍。完颜雍就在辽宁的渤海、女真人的“劝进”之下，在东京登基，年号大定，谥号金世宗。海陵王得到这一消息后，一拍大腿，感慨道：“我原想灭宋之后，就要改元大定，天意啊！”
金世宗一即位，就发布了海陵王的17条罪状，主要是戕害宗室，劳民伤财，兴无名之师等内容。金世宗谴责海陵王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说自己为众望所归，将带领人们脱离海陵王的暴政，为自己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帝提供了合法的说辞，在舆论上夺得头筹。
金世宗在称帝之后，除了积极接纳主动归附的官员、军队，还四下派员到各地招抚为海陵王效力的女真贵族官员，让他们转而投向新政府。如命令完颜阿鲁瓦带着他的亲笔诏令，前往河北劝说阿鲁瓦的叔辈、海陵王的重臣、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统完颜毂英投奔自己，毂英最终率3万人向世宗效忠。随后让他派人招抚陕西统军徒单合喜，又通过徒单合喜招降了河东（今山西）、河北、山东诸路州镇。又以新归附的各女真军作为与海陵王对抗的筹码，布置在各个战略要地。
同时，又派人到各地去帖发告示，宣传新政府的政策。这种做法很快取得了成效，1161年年底，阿琐、完颜璋杀同知中都留守事沙离只，掌控中都政权，派人向金世宗上表称臣。借此机会，金世宗决定离开偏处一隅的东京城，前往中都，利用中都城位居中心，便于掌控局势的优越状况进一步巩固政权。就在完颜雍向中都迁移之际，耶律元宜杀掉海陵王，率军归顺金世宗，金帝国已在金世宗的掌握之中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结束，北部的契丹人叛乱愈演愈烈，已经有威胁东京的态势，而且南部的宋朝在听说金朝的变故之后，也派军向北进攻，力图收回原来的国土。金朝内部则由于刚刚经历了政治地震，人心不稳，民不聊生，需要休养生息。可以说，刚刚接班的金世宗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如何妥善地处理这些事情，成为摆在金世宗面前的难题。要收拾烂摊子，必须有可靠的人才保障，金世宗初掌政权，以宽宏开放的心态对待政府成员，留用了很多海陵王时代的官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尚书令张浩。此人办事练达，深得海陵王的喜爱，世宗上台之后仍然用他，任命他为太师、尚书令，主持政务。而且世宗还任用了很多反对他但有才能的大臣，如白彦敬、纥石烈志宁等，后来都成为金世宗在位时期的名臣。这样就安定了大多数官员的心态。
世宗先后任命原临潢府尹晏为左丞相，兼最高军事统帅都元帅。原翰林学士丞旨翟永固为尚书左丞，济南尹仆散忠义为尚书右丞，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户部尚书李石为参知政事，完颜元宜为平章政事，中京留守、西北面行营都统完颜毂英为左副元帅，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高忠建为元帅左监军，完颜福寿为元帅右监军。新登基不久，世宗就已经得心应手地将国内政局摆平了，接下来又不得不面对海陵王时期因对外作战而留下的边患了。
为海陵王收拾烂摊子
中央政府军政两套官员已都齐备，有了相对稳定的官僚队伍之后，对金朝最大的威胁就是北部的契丹人叛乱及宋朝咄咄逼人的北伐攻势了。
1160年，北部契丹反对海陵王的征兵政策，在译史撒八和孛特补的领导下，杀死金朝官员起事。后来得到位于金朝腹地的契丹人及东北契丹人的响应，迅速扩大到金朝北方地区，金朝派遣的仆散忽土等部队皆遭遇败绩，无功而返，统帅仆散忽土为此获罪被杀。
东北的咸平府谋克括里的叛乱也因此事而起，括里等人从山后逃归，但咸平府官员要捉拿他问罪，迫不得已的括里联合富家奴隶2000多人起事，后来慑于金世宗军队的威力，率众投奔撒八了。契丹首领撒八后来被窝斡所取代，在临潢府东南一带继续与金军周旋。金世宗在东京称帝后，为了稳住窝斡等人，派契丹人移剌扎八前往招降，结果移剌扎八看到自己同胞的军事强盛，以为契丹国家恢复有望，直接入伙了。
很快窝斡军围攻临潢府，世宗急忙派军营救，没想到窝斡军打的是运动战，一看金军主力打过来，立即向泰州移动，在路上漂亮地击败了追上来的金军。但是窝斡军的好景不长，金世宗又调集以完颜谋衍为首的大军在泰州、济州一带围攻窝斡军，经过长泺之战，窝斡军被迫西逃。完颜谋衍所部又穷追猛打，重创窝斡军，战略形势发生了质的逆转，金军掌握了主动权。1162年，金世宗又派名将仆散忠义大举进攻，袅岭西陷泉决战彻底击溃了窝斡军，窝斡被迫投奔西夏。但是金军穷追不舍，9月份窝斡被捕。
历时两年的契丹人叛乱，金朝镇压得十分吃力，余波持续了很长时间。金朝镇压契丹、奚人的手段极其残酷，往往男子全部杀光，妇女与儿童分给军士做奴隶。契丹人的叛乱具有反抗金朝暴政的性质，给金统治者相当大的震撼，此后的对宋战争中，金世宗再也没敢签发此地的契丹人从军南征，对契丹人的防范和管理成了世宗一朝头痛的问题。
金世宗在北部大力平定契丹叛乱的时候，江南的宋朝看准机会，也要“趁火打劫”。金军撤退的时候，宋军尾随北上，趁机收复了海、泗、唐、邓、陈、蔡、许、汝、嵩、寿等州郡。金世宗为了减轻国家压力，欲缓和对宋关系，命令金军沿途避免与宋军冲突。同年，金世宗派元帅左监军高忠建、礼部侍郎张景仁等出使宋朝，告知金世宗登基，并提出议和的要求。
自从皇统议和以来，宋朝皇帝一直以臣礼侍奉金朝皇帝，在国书中称臣，接受金国书时要亲自起立，对此宋朝君臣感到非常屈辱，这时候主动权掌握在宋朝手中，宋朝自然想利用这次机会改变原来的屈辱地位。所以宋高宗向金朝使节提出重划疆土、改变不平等的交聘礼仪、减少岁币等作为议和的条件。而金朝希望恢复双方在皇统和议中规定的状态，所以高忠建要求宋朝归还所占领的土地，当宋朝人坚持要金朝实行平等的外交礼仪时，高忠建虽然十分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1162年4月，宋朝派洪迈使金，以祝贺金世宗登位为借口到金朝商量和谈之事，洪迈等坚持使用对等交往之礼，惹得金朝人很生气，把宋朝的文书全都退了回去，执意要求其按臣礼上表。起初洪迈坚决不同意，但是金朝把他锁在使馆之中断绝饮食，还扬言要扣留洪迈作人质，在诸如此类的威逼利诱之下，洪迈被迫按照金朝的要求重新写出表章交上去，才得以回到宋朝。初步接触双方就闹得不欢而散，但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
仅仅两个月以后，宋孝宗即位，这个皇帝不像他的前任宋高宗那样倾向于对金妥协，一上台他就对金采取了强硬态度，一面任用主战派大臣张浚等人积极备战，一面为岳飞平反，打击主和派势力。
金朝见宋朝不肯恢复皇统议和时期的状况，就派完颜思敬经略南边，将宋朝攻占的土地基本上都夺回来，但是仅限于恢复皇统议和时期的边界。金朝派使节到宋朝谈判，要宋朝承认皇统议和时期的边界。宋孝宗在主战派张浚等人的支持之下，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1163年，宋孝宗任命张浚为都督江淮东西路兵马、开府建康，率领军队北上收复失地。而金朝已经平定了北方的契丹人叛乱，所以现在也可以腾出手来经略南边了。于是3月份向宋朝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宋朝不同意恢复原来的金宋边界，就要武力解决问题。宋朝早就做好了战争准备，所以毫不理会。金朝见此状，便陈兵宿州和虹县等地，摆出大兵压境的姿态。这时候发生了让金朝出乎意料的事情，宋朝先发制人，突袭这些地区，一举占领了大片土地。金军统帅纥石烈志宁听闻大惊，急忙率1万多人赶赴前线，结果金军大获全胜，将宋军赶了回去。
金朝乘胜要求重新谈判，宋孝宗在震怒与无奈之中被迫同意与金议和，最后双方妥协，将原来金宋的君臣关系改为叔侄之国，宋孝宗称金世宗为“叔”，金将宋朝的岁贡数额较皇统议和时减少了10万，同时宋朝归还金朝海、泗、唐、邓四州，再割让商、秦两地给金朝。金朝则退还占领的土地，双方又恢复到皇统议和时所确立的边界。双方交换俘虏，但不遣返自愿叛逃之人。这次金宋间的议和，史称“隆兴和议”。此后世宗时代，双方再也没有过战事。金朝以对宋朝的让步作为筹码，对宋朝进行了心理安抚，但是对于土地则没有一分让步，基本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从容地在对宋战争中脱身。宋朝问题解决了，可是西北的边防问题仍然困扰着金世宗。
就在海陵王时代，北方契丹人叛乱之时，与金朝接境的草原上的鞑靼人也开始活跃起来，频繁扰掠金朝的西北边境，成为困扰金朝的一个难题。这里的“鞑靼”是对金朝西北边界沿线的蒙古诸部落的泛称，其中主要有阻、广吉剌、山只昆等部。这些游牧人群利用骑兵战术，忽聚忽散，使得金朝军队常常拿他们没办法。熙宗时代，宗弼曾经率领从中原招募的弓弩手对付这些骑兵，不过当时被认为对付骑兵最有效的神臂弓手也无功而返。世宗在与宋朝议和之后，集中精力对付这些游走不定的游牧民族。不过，这些各自散居的游牧人群比世宗想象的还要难以对付，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彻底摆平他们。
世宗时代，一开始对鞑靼人主要采取“减丁”政策，就是每隔若干年，派精兵到鞑靼腹地剿杀青壮年，减少其兵源。撤退的时候，再把小男孩抓回来卖给女真人做奴隶。后来有记载说宗叙北伐，纥石烈志宁代宗叙北伐，都有减丁的任务。残酷的减丁政策加深了鞑靼人对金朝的仇恨，为日后鞑靼的一支——蒙古灭亡金朝埋下了伏笔。
世宗后期，采用了修筑长城防御游牧民族的办法，在西北边境修筑起防御工事。金帝国这样耗费精力修筑的防御体系被历史学家称为“金长城”或“金边壕”，把它形容为13世纪的马其诺防线也不为过。这一防线是由壕沟、城墙与边堡组成的纵深防御体系。其结构是在外围挖一条5—6米宽的壕沟，壕沟之后则筑成一道2.5—6米宽的夯土墙。在墙外侧一般筑有烽火台和马面。所谓马面就是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防御工事，也被称为敌台、墩台、墙台，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犄角，消除城防中的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
关键的地方是，在外墙之内再挖10—60米宽的壕沟做内壕，内壕之内再筑宽5—15米的夯土墙。而且每隔5—10千米，都会设置边堡，即屯驻军队的要塞，这些要塞附近设有村寨，其间士兵轮番戍守，并且在当地战守与务农相结合，形成长期的防御体系。这条防御工事耗费了金朝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最终世宗时代最后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而且由于当地风沙巨大，很多工事在章宗时代已经荒废，所以章宗时又一次大费周章地修筑工事，直至形成体系。金界壕的修筑虽然不能平息鞑靼人的活动，但也使得金朝国境能够暂时获得安宁，为恢复国内社会经济争得了时间。
汉化治国：大定治世的兴奋剂
世宗在收拾海陵王末期混乱的边境局势的同时，也逐步进行内政的改革和建设，而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有关金世宗的历史记载中，最多的恐怕就是他的语录，所谓语录就是指他和大臣们的对话，以及他的施政意见，等等。透过这些文本，我们能够发现其核心问题仍然是国家政治经济的制度改革。很多学者都称金世宗时代是治世，这种解释也凸显了世宗时代的特征，与金初的战争与派系斗争的时代主题不同，金世宗面临的是让金帝国怎样富有活力地继续发展。其间可能没有精彩的战争史能够令人振奋，恐怕也没有复杂的权术斗争令人慨叹，但存留下来的世宗一系列精彩的话语可能会给我们某种思考。
金世宗是作为海陵王的反面而产生号召力的，所以他的很多政策都是与海陵王大相径庭的。海陵王对威胁皇权的宗室势力采取消灭的政策，而世宗则以对宗室优待礼遇著称。海陵王对大臣不信任，导致当时告密成风；而世宗则对大臣宽厚信任，从不信别人的诬告之词，而且对于曾经反对他的海陵旧臣采取宽容的政策，量才录用。海陵王时代的政策是严刑酷法，而金世宗时代则实行宽松的仁政。宋代思想家朱熹曾经评价金世宗在位期间“能遵行尧舜之道”，金世宗被中原人士称为“小尧舜”。
金世宗治国理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天德”，主张行事要修德以应天。他曾对宰臣这样说：“天下大器归于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务修德，余何足虑。”海陵王覆灭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正是因为他失掉了德行，所以上天抛弃了他，而世宗得到天下，只要小心修德，自然就不会怕失去江山。治国也就是小心地修德，为此金世宗在治国策略上很多时候都是采取宽严相济的办法，即“德行并用”“赏罚不滥”。这些治国理念仅靠皇帝一人遵守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践行其理念，金世宗引用古人的例子反复跟身边的大臣们强调这一点。如说到治国宽严相济的道理之时，他就对人举梁武帝太宽厚以至于纲纪大坏、失掉国家的故事。
金世宗认为要想“有德”，作为君王就应该积极纳谏，反对专任独见。他经常以海陵王为借鉴，说正因为海陵王专任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而招之身死人手，一朝覆灭。所以他经常告诉大臣们：“朕非常仰慕古代的圣贤帝王能够虚心纳谏，你们有意见就提，不要缄默不说话。”在大定时代，官场之内，互相攻讦之事基本消失而直言上谏之人的确多了不少。
世宗也注重听取朝臣之外的意见，一次用带有责备的口气对大臣们说：“听说朝外之人抱怨奏事甚难，朕对其中有可行性的意见也不是不听，从今往后，你们奏报这些意见时不许有隐晦，朕是喜欢听的。”过了几天又强调：“臣民上书，大多由尚书省处理而不上报，天下人岂不是以为我光听不做吗，这些上书要逐条报告给我。”有此理念，才有身为地方官的曹望之上书申述国政之事，整个帝国官僚集团形成了积极的参政之风。
为了成为有德之君，金世宗平时做事也十分低调节俭，远没有海陵王时代的好大喜功。1168年，金世宗对秘书监移剌子敬等说：“朕害怕宫室费用使用过度，修建宫室，往往以削减宫人的费用为代价，最好不要再建了。”金世宗在宫廷建造上节俭，在生活细节上更是如此。据说金世宗的衣服有的穿了三年，褪了色也没有更换。侍臣们提醒他时，他却说：“衣服虽然旧，但仍可以穿，何必更换。”平时吃饭时，仅有够一人食用之餐，一次正在进食时，有位公主过来看他，他竟没有多余的饭菜招待女儿。
金世宗也反对因自己的事情而扰民。一次，世宗经过集市，发现冷冷清清，就问管事的官员为什么如此冷落，没人做买卖，官员说因为皇妃刚去世，是在国丧期间。世宗听罢则说：“因为元妃新丧，就不让人来做买卖，这怎么可以呢！”
金世宗晚年出行上京时，发现所过州郡大多征发人力大修驰道桥梁，对此非常反感。唯有一个叫刘焕的地方官仅派人平整了一下土地，金世宗非常喜欢，马上提拔了他。
金世宗时代，完全继承了海陵王时代确立的官僚制度，虽在此后有所损益，但变化不大。只是制定了一系列官僚的授职和管理规定，官僚制度较海陵王时代更为完备了。同时，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以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作为中央决策层的宰执数量增多，更便于讨论问题了。
与海陵王注重官僚的公务能力相比，金世宗更重视官员的操行与道德水平，要求官员德才兼备，只具备吏员的文墨苛责的功夫是不称职的，他曾经说过：“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为政不务远图，只是以苛刻为能。”主张官员要有思想、有远见，有德之人要高于干练之人。他说：“人之有干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优也。”而培养此种能力的办法就是按照儒家学说提高官员的素质。世宗时代曾经发生过鹰房出身的地方官员移剌延寿贪赃枉法的案件，世宗就以此案告诫诸朝臣要把“德”放在首位，像这种没有德行的人是不能担任地方子民的父母官的。他下诏对现任的所有地方官进行道德核查，如果发现素质低劣、毫无德行的人，即使廉洁奉公，也必须调离地方官之任。
以此为标准，金世宗非常注重对官员的选拔。他多次下诏要求各级官员举荐人才，而且对人才的需求也显得非常急切，有时指责宰相：“你们不举荐人才，是因为你们怕被举荐的人胜过自己，抢走自己的爵禄。”
金世宗用人的特点是不拘资格，量才录用，如有才能，即使是刚刚当选的进士也会得到迅速提升。而且在郡守的考核中，即使资考没过，只要有才能，就会录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所谓资考不过是用来检验平庸之人的，如果德才兼备，超乎常人，怎么可以拘于常例呢？”由此他不分贵族与平民、女真与非女真族，只要符合他的用人原则即提拔录用，活跃在世宗一朝的官员有汉人、契丹人、渤海人等非女真民族，海陵一朝的能人大多也被世宗留用。在世宗时代可以说是金朝能臣集中的时代。
不过，世宗也回避不了君臣权力矛盾的法则，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十分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朝臣的驾驭主要是对中枢机构的驾驭，当时中枢机构主要由追随世宗从东京起家的亲信及海陵王时代留用的精明强干的大臣掌握。第三部分则是海陵王时代被打击的贵族后代。世宗为了防范这些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往往不会让尚书令这一最高职位被一个人长期掌握，在世宗时代，这一职位甚至是长期空缺的。
有学者统计过，整个世宗时代，担任尚书令的只有张浩、李石、完颜守道，以及徒单克宁四人。其中张浩、李石因年老体衰基本没有参与政事，只是挂个头衔而已，而完颜守道仅在任三个月就因家属腐败被拉下马，徒单克宁则是因顾命之臣而临危授命的。世宗在位29年，期间有20年尚书令这个政府最高职位是空置的。皇帝把政府的日常大权包揽在手，下面的尚书左右丞相、左右丞等宰执官分掌其事，相互掣肘，很难形成与皇权对抗的势力。
金世宗对于官僚的管理较前面几位皇帝只有更严格而没有放松，他派人制定了法律化的官员任免规定，即所谓“迁授格”，而且对于官员的礼仪也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制定，即“详定所”。而且还制定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他说：“随朝之官经常说自己经过一次考核就能胜任，这只不过是碌碌之人，自今以后，官员若公正勤廉则升用，若混日子，不必等到任满就让他回家。”
为了更好地对官僚进行管理，他将御史台的功能进一步加强。他曾对御史大夫说：“御史台本来是区分正邪的，然而，我只看见你们弹劾百官的恶迹，从未荐举过任何人，难道满朝上下就没有一个贤才吗？”要求御史台在加强监察百官的同时，也要负责推荐人才。而且御史台官员的来源也与其他官僚不同，几乎全部来自通过科举上来的进士，他们个人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符合世宗对官员的基本要求。金世宗利用这些人监督其他各级官员，在人事上能够保证官员的质量。这就使得各级官员的行政既有制度约束，也有灵活的升降制度，帝国的官僚群体比以往几代皇帝更为职业化、有效率了。
经过金世宗的继续改革，使始于金熙宗而确立于海陵王时代的帝国官僚体制臻于完善，国家的各项事业也稳步发展起来。
金朝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帝国，农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金世宗对农业发展非常重视。金世宗在战乱平息之后，将调发攻宋的军队全部复员归家务农，同时还命令官员招抚因战乱或逃避课役之人回家种田，并免除他们的罪名。由于世宗初期的战乱与后来频繁的灾害，使得脱离土地的流民、饥民增多，金朝政府经常要动用国家力量对其进行救济，使之安居乐业。1163年，金世宗曾对宰臣提到，滦州的饥民四处流散，应当抚恤。把这些人移民到山西，命富人救济，并在沿途设点提供食物。1164年，北京、临潢等路发生旱灾、蝗灾，朝廷立即出官粮赈济灾民，并为因灾害卖身为奴者赎身。诸如此类措施使得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人，得以稳定。
解决人的问题的同时，土地问题也需要解决。金朝的土地主要有官田、贵族占田与民田三种，官田的来源主要是原来辽、宋时代的闲荒地，以及将民田括籍收官。贵族占田则是女真、契丹等贵族被迁到中原后，除了按人口从政府那里分得土地外，又采取各种手段兼并的官田、民田。这些土地有的充作牧场、猎场，也有的租给佃户耕种。土地兼并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金世宗在位时，对土地兼并与强占农田的行为进行限制。1187年，由官方出面把官豪之家的非法土地，分给贫苦无地之人耕种。
金世宗本人非常注意耕地的保护，他经常视察京城附近的农业生产，有一次看见农田治理不善，就把当地的官员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带人出去巡游时，对2000名扈从军严加约束，警告扈从人员，如有纵马践踏庄稼者要受杖责之罚，并且要按价赔偿损失。在鼓励农民务农的同时，还给他们减轻赋税，尽量降低农民的负担，使之能够安居乐业。基层民户稳定，国家才有安定可言，金世宗深谙此理。
农业发展毕竟与生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金朝继承辽宋天下，其自然环境当然受前代人活动的影响。据学者研究，当时中国北方的水土环境已经破坏严重，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导致进入自晚唐以来的黄河的第二次泛滥期，黄河下游的频繁改道，泥沙的不断淤积，使下游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到金代，流经帝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黄河经常改道，淹没周围的土地与人口，成为国家发展的不安定因素。1166年和1168年，黄河又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泛滥改道。为解决这一问题，金朝政府在黄河各段设立了25个埽，负责黄河的治理与防洪，其中6个在河南、19个在河北，每埽设散巡河官一员。沿河上下又分为数段，每段都设巡河官一员，总领埽兵1.2万人。经过金朝政府的努力，黄河水患在金中后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金朝政府注意到，治理河务往往对老百姓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金世宗提醒官员：“百姓凡有差先征调，官吏往往从中为奸，若不早做打算，而临机征发，则百姓就要增加十倍的负担，但所征之物反而腐朽不可用，损失是很大的。”要求在治河过程中尽量减少百姓的负担，提高官吏的效率。这一时期，金朝治理黄河的主要手段是加高加固两岸的堤防，使之稳定，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没能有效地阻止黄河的肆虐，一直到世宗的儿子章宗时代，金朝仍不得不每年付出巨大代价来承受黄河的压力。
金朝的水利工程重点在黄河，但是其他地区的农业水利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地方官员多建造灌溉工程，将河水引入农田进行灌溉，这成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标准之一。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世宗末年农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盈余，世宗常自豪地对大臣说：“前一年的收成能够使用三年，听说今年山西丰收，收上来的粮食能再用三年了！”章宗从世宗手中接过国家时，仓库中积蓄的粟有3786.3万石，米810万石，显然，金世宗在经济方面是成功的。
世宗重视农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无非是增加收入，使得国家财政能够健康良性地发展。其实世宗时代的经济状况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繁荣，因为世宗在接手这个国家时，金朝的财政已经因常年的用兵而崩溃了。1163年时，国库仅有钱200万贯，连政府官员也只能领取半薪。世宗初年，仅对宋战争每年就要支出1000万贯之多，帝国政府不得不卖官鬻爵以图缓和财政危机。
世宗即位伊始，便开始检讨海陵王时期的经济政策，认为海陵王失道的主要原因是连年进行大规模土木工程和战争不断，使国库耗竭。为此，世宗制定了严格的财务登记制度，以便根据每年的收支状况调整经济政策，国家经济总的原则是国用不竭，同时还要减轻百姓负担。
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金融市场的货币问题。金朝的经济情况与其他朝代不同，官方铜制货币推行得较晚。以往主要沿用辽宋旧钱，而金朝极度缺铜，而且南方还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宋朝不断吸引金朝的货币外流。所以，1154年海陵王设立交钞库，首先发行了纸币交钞，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钱荒问题。1157年金朝才开始铸造正隆元宝铜钱，不过并没有彻底解决国家货币紧张的问题，连年的战乱反而导致金融问题更加严重。
世宗时代不断抛出国库中的铜钱，购买金银后收归国库，以国有物资和金银再参与市场流通的办法，解决市场钱荒的问题。这样的处理使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贮备了大量的粮食。
为了解决因铸币而引起的铜荒问题，世宗鼓励铜的开采，经常通过尚书省派人到各地查访铜矿，也鼓励民间报矿。民间开采铜矿者所冶炼出的铜，由官府全数收购，不得在外私自流通，同时对开发者实行低税率，甚至是免税的政策，最大限度地鼓励铜的生产。
对于铸币则是采取国家垄断的形式，绝不允许私人铸币。在这一点上，金世宗与他的臣僚们达成一致，即认为民间私铸货币是导致国家经济混乱的根源，应当严厉打击。金朝设有专门的铸币机构，从海陵王时就设有宝源监、宝丰监等铸币机构，到世宗时又增设代州的阜通监、曲阳的利通监。但金朝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隐忧，即货币的原料稀少，铸造成本高于货币自身的价值，所以政府不得不经常到民间搜刮铜器。金朝对铜的控制非常严，民间禁止私铸铜器，凡有铜器必须经过官府的同意方能使用。鉴于此，很多大臣反对铸造铜钱，但金世宗认为铸造铜钱虽然开始耗费巨大，但以后于公于私都会有好处，因此坚持推行。由于世宗时代的努力，货币问题被控制在国家经济发展可承受的限度之内，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到他的继承人章宗时代就又显露出危机了。
世宗时代实行的另一项经济措施就是对资产征收赋税，这里的资产主要指每户的土地与浮财，当时称为“物力”，征收的资产税则称“物力钱”。征收物力钱的基础是对各家各户的财产状况要有明确的了解，所以随之而来的是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财产清查工作，这在历史上被称为“通检推排”。所谓通检推排，就是由官府出面统计居民的财产，并作出相应的等级评定，作为征收物力钱与征发差役的根据。这项制度创始于1164年，即世宗大定四年。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针对州县民户，对猛安谋克的普查仅进行过一次。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抑制贫富变更所导致的赋役不均的状况。金朝普查物力的范围很广，包括一切动产与不动产，在经过通检核定之后，如有产权的变更，所应承担的赋役也随时进行调整，所以这也成为当时进行财产转让时必须写进协议的问题。虽然各地官吏利用通检推排谎报物力以牟取私利的事情时有发生，但通检推排的政策却使得世宗时代的赋税统一为只征田税、户税与物力钱，改变了海陵王时代杂税繁多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间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稳定住国家基本经济命脉之后，对其他行业也采取鼓励的态度。金世宗主张政府不与民争利，“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政府允许民间自行开采金银矿，官方则从中抽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税金。1172年，又宣布对民间开采金银矿免税。
金世宗也对商税体制进行了整顿。在世宗初年，金朝设立的都商税务司在各地的商税院，对过往商人及货运进行掠夺式的盘剥，基本上与强盗没有什么区别。金世宗对这种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位第二年就取消了各地的关税，1180年又制定出商税法，金银取百分之一，其他物品抽取百分之三。
帝国在金世宗时代进入恢复期，影响经济发展的战乱、政治动荡都已不复存在，久经战乱濒于凋敝的市镇经济开始复苏。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帝国的商业重新繁荣起来。中都是帝国的首善之地，商业自然十分发达，金世宗时代中都税使司每年税收额可达16万多贯钱。北宋时代传统的商业中心也都逐渐恢复了活力，在东北地区的咸平、东京两地也都是商旅密集之地。当时的文人经常有诗文赞颂商业的繁荣，称富商大贾云集，商品鳞次栉比，市镇之中人烟鼎盛。后人也有诗形容市场的繁荣，刘迎所作的《上谷》描述的是山西一带的状况：
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户。
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
传闻山西地，出入此其路。
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榷场贸易在金代商业与贸易中占有特殊地位。所谓榷场贸易，就是由政府官方主持的边境地区对外贸易，不仅有固定的地点，而且有政府官员负责管理和征税。当时的边境贸易主要以榷场贸易为主。金对西夏的榷场在建国初期就已经设立，而设立对宋的榷场是在皇统议和之后，金宋双方设置的榷场共有十多处。这些榷场在海陵王时代因战争而基本关闭，世宗与宋议和之后，榷场贸易重新恢复起来。金向宋出售的商品主要有北珠、貂皮、人参、松子、甘草等，宋向金出售的商品主要有茶、象牙、犀角、乳香、檀香、丝绸等。金朝对往来交易的商品要征收入场税、一般税和两项税。世宗大定年间，仅泗州榷场每年的税收就有5万多贯钱，而秦州西子城榷场每年的税收也有3万多贯钱。
当然，金代还存在很多阻碍商业发展的问题。城镇之中有同业行会，其中商行的头人称为行人，引领垄断本行的业务并掌控小商贩。行会往往介于官府管理机构与普通商人中间，金朝的外交使节经常通过他们，将出使中获得的私赠礼物定价出卖。而一般商人除了受行会高层的控制之外，还要受到金朝政府权贵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的货物，往往强市于商行，各地的权贵也经常纵容家奴欺行霸市。这些现象的存在无疑对金代商业的发展起到负面的影响。
在世宗时代的政府一系列努力之下，金朝的社会经济逐步从先前的战乱中恢复过来，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人口增长也达到整个金朝时代的最高峰。金世宗对此是很有成就感的，但他始终有很大一块心病横在胸中无法释怀。因为在声色犬马之间，女真人也逐渐失去了早年强悍质朴的性格，开始浸染上中原汉人的一些奢华的习惯，甚至有些基本的民族特点，如语言、骑射武功，都在退化。这些也迫使世宗不得不采取行动力图保持帝国统治民族的传统与特征，推行女真本位的措施自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女真本位主义：维系帝国血脉的无奈选择
经过熙宗、海陵王时代的改革，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人被大批迁移到中原地区，与汉人混居在一起，贵族阶层也开始沾染汉族的生活习惯，熙宗、海陵王本身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女真人正在逐渐淡忘祖先的生活方式，女真人的彪悍作风逐渐丧失，很多人成为坐食地租的寄生虫，最令统治者担忧的是，这些变化直接导致猛安谋克的战斗力降低。
一次，宋朝使者来为世宗贺寿，世宗让随身护卫与宋朝使者比试射箭，结果女真人护卫只射中7箭，宋朝来的使臣却射中了50箭。世宗见平时文弱的宋人都比自己的护卫强悍，不禁对此十分担忧，生怕祖宗开创的基业毁在自己的手中。
所以，终世宗一朝始终强调保持女真人的尚武之风，他以身作则，亲自参加传统的田猎与击球等活动，以示对女真军事训练的重视，而且从1162年起，他几乎每年都会出京打猎。有一次，汉官马贵中向他进谏不要玩物丧志，世宗回答道：“祖宗以武力定天下，难道日久承平就应该忘了吗，皇统时代曾经废除此事，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不可，我也是亲历者。我这是在向人们提醒不要荒废习武啊！”
然而仅仅在上面做一个表率是不够的，更需要有不断的督促与制度化的命令来保证女真人不荒废武功。1177年，世宗亲自主持女真的年轻贵族的射柳比赛，根据优劣各有赏赐。同时，世宗重点抓了西北边区的女真猛安谋克的军事训练，在招讨都监高通前往天德军上任的时候反复告诫他，若见到女真民众有下棋者，应当禁止，一定要倡导练习骑射，而且还要恢复女真人饮酒聚会后比试武功的传统。此外，世宗还通过尚书省正式下达命令，要求地方女真猛安谋克官员要督导自己的下属按时习武，不得怠慢。
但是很多女真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语言与习俗，他们又怎能理解金世宗这番苦心的意义呢？金世宗为了让女真人自觉保存本民族的特点和生活习惯，颇费心思地采取了各种措施。1164年设立女真译经所，将儒家经典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出来供人学习。同时设立各级女真学校，在京城有女真国子学，与国子学、太学共同隶属于国子监，是女真人的最高学府。在女真人居住的地域设立女真府学、州学。经过几年的发展，通过女真学校学习的人数日益增多，1169年又在各地女真学府3000多人里选派出优秀者近百人，进京城的国子学深造诗、策。在此基础上，1173年在中都闵忠寺首次举行女真进士科考试，录取27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宰相的徒单镒等人。皇家近亲及执政官的子弟可以直接参加御试，后来增加乡试之后，改为可以直接参加会试。这种女真进士科的考试要求十分宽松，录取比例基本上是二取一。有特色的是，在考试中还要求考试射箭，以制度的规定来维系女真的尚武精神。1183年，译经所进献女真语的《易》《书》《论语》《孟子》《老子》等经史著作，这些经典成为女真考试的主要出题范围。
平时，金世宗也告诫他的子孙：“你们自幼学习汉人的风俗，这不如女真淳朴之风，至于不懂本族的文字语言则是忘本。”他非常喜欢看到自己的子孙能够学习女真旧俗，一次他的孙子也就是未来的金章宗用女真语请安，他十分高兴，大加赞赏。还要求他的侍卫必须用女真语说话，不得使用汉语，这些从小受到汉语教育的侍卫们不得不学习起自己的“母语”来。地方猛安谋克的子弟们必须学习女真语，否则不得继承封爵。女真人的标志姓氏也被禁止译为汉姓，宗室则必须用女真名，不得用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