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207年，金军统帅仆散揆病逝，宗浩接任他总管对宋作战，上任伊始又摆出要大举南进的姿态，韩侂胄等人被迫派人求和。此次是以宋军统帅张岩的名义派方信儒等人面见宗浩，宗浩则坚持增加岁币、缚送首谋、称藩、割地（划长江而治）等条件，方信儒不敢擅自做主，金人便让他回去请示宋宁宗。宋朝君臣经过讨论，只接受了前三个条件。于是在1207年4月，宋宁宗派遣方信儒拿着他的求和誓书面见宗浩，宗浩见金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大为不满。经过与金章宗协商后，宗浩表示，如果宋人称臣，则可对割地一事有所放松，但其余的仍没有讨论的余地，而且要求增加犒军费1000万两。方信儒回去后向韩侂胄一一奏明，但就是不敢说惩办罪魁祸首一条，在韩侂胄的再三追问下，才吞吞吐吐地说：“欲得太师头耳。”气得韩侂胄将方信儒贬到地方去了。
韩侂胄见求和不成，还要拼死抵抗，但宋人早已不愿意为保住他个人的性命去打仗了。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人在1207年11月调动禁军将韩侂胄杀死，之后派人通告金朝韩侂胄已死的消息，让还在金营的宋使王柟继续与金人谈判。此时宗浩已病死于汴京，完颜匡接任宗浩与宋使谈判。完颜匡见到宋人将韩侂胄的人头带来，非常高兴，当即决定还给宋朝淮南地区，同时将犒军钱降至300万两。后来在宋朝的请求下，金章宗又做出让步，即将攻占的西部的大散关等险要归还给宋朝。
1208年4月，宋使将韩侂胄等人的人头交给金朝，随即金人在6月将协议归还的土地交给宋朝。七八月双方互换誓书，9月完颜侃到宋朝首都临安与宋人正式宣布议和成功。金宋关系改为伯侄之国，双方疆界维持在淮河与大散关一线不变。不过宋朝向金朝缴纳的岁币银绢要各增10万，同时还要交犒军银300万两。
在此次金宋大战中，金朝再次对宋朝保持了全胜的战绩，不过这也是金帝国最后一场全胜的战争。在国家还没有从灾荒、边患中恢复过来时，这场胜利的战争对金朝无疑也是灾难性的，使得金朝的元气受到极大的削弱，社会各个方面都出现了衰落的迹象，正如宋使在金国境内所看到的，是“饥馑连年，民不聊生”。金章宗在疲于应付南北的外敌时，也不得不对付国内更大的敌人——灾荒与经济萧条。
帝国斜阳：积重难返的汉化“恶果”
就在金章宗即位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189年5月，黄河在1186年决口之后再次泛滥，淹过曹州。报告到章宗手中时已经是6月的事情了，金章宗十分生气，当即责备了相关部门：“我听说5月28日黄河泛滥，而你们所上报的文字如此迟滞，水事是最紧急的事情，不可延误，若晚了则很难处理了。”
章宗对黄河决口如此敏感，正是因为在他之前的世宗时代，黄河已发生了五次决口，平均四年一次，不仅对沿河地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也给这个刚刚恢复平静的国家增添了沉重的负担。章宗即位伊始遇到这样的事情，怎能不紧张呢？但这次决口的最佳抢救期已经过去，这时能做的只是事后的救济与整修。当年9月，章宗下令马百禄等人对受灾地区进行推排，即调查受灾人口，核减赋役税收，进行救济。在12月枯水期的修筑河堤工程中，章宗共动用民工608万人次，其中430万人次是征发当地的民户，而且在与征发地区相邻500里以内的州府，都要按照财产标准征收雇佣费。对于参加维修的工人给工钱150文，每天还给50文钱及一天所需的食物。调集的人力物力，可能要比金朝两次对外用兵耗费的国力还要多。即便如此，沿河被征发的民工因劳役过重，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所以逃跑者甚多，成为令主管官员头痛的问题。而且因为治河，在短期内需要的材料剧增，给沿河地区又增加了一笔不小的负担，国家与民间都深受洪灾的困扰。
尚书省后来讨论提出改革方案，建议以后凡有此类大工程，要事先预算好构筑堤坝取土距离的远近、堤坝加高的尺寸，公示给大家，不能临时增加百姓的负担。责令都水监在每年8月洪水高发期到来之前，核算物资所缺数目及第二年工程量的多少，报告转运司，由转运司安排百姓于冬天的三个月内分期缴纳河防所需物资。如汛情很大，情况危急，可以调用邻近堤防的储备物资，不足时再向附近州县购买。以上过程再派提刑司的官员监督，就这样制定出一套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办法。
国内外局势的严峻，使得民户的能力与原来规定的赋役产生差距，为了解决此事，章宗上台之后，将世宗时代的通检推排制度化为十年一次，以适应不同地区居民财产负担的变化。1197年进行了章宗时代第一次全国性的通检推排，原则就是对于贫弱及户绝者予以减免，对于新富者则增加物力钱的征收标准，力求各户所负担的物力钱及赋役强度与其生活水平一致。同时，还对推排范围做了限定，像农民备荒用的存粮就不算在内，以求保证民户的基本生存需要。另外还要求官员要考虑到民户的实际承受力，不必非得与上次推排的水平相同。这次通检推排是将全国分为13个转运司路，每路由一名转运使负责，进行普查，另外有一名按察使司官员作为副使负责监督。物力调查的依据是本家自行陈述，周围邻居作证，后由负责普查的官员核实、申报。1198年这次通检推排结束后，确定的全国物力钱是258.6万贯左右，比上次通检推排的定额减少了43.6万贯。
章宗还将通检推排进行发挥，即对于受灾地区随时进行推排，以便可以使真正受灾的民户免除原来的一些赋役，达到实际减轻民户负担的作用。1208年章宗又进行了他在位时期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通检推排，具体过程与第一次相同。目的似乎很明确，就是通过通检推排，尽量减少民户不应该担负的赋役，章宗小心翼翼地维持民户生活的稳定，以确保帝国基石的稳固。
在当时灾害频生、粮食供给紧张的情况下，章宗为了平抑物价，预防粮荒，力图将世宗时代产生的常平仓制度化。1190年，御史官员上书请求恢复世宗时代的常平仓，经过三年的讨论酝酿，章宗于1193年颁布法令，正式宣布推行常平仓制度，并命令提刑司监督地方官员的实行。规定州府一级行政单位设立常平仓，在州府城60里以外的县城也要单独设立常平仓。2万户以上单位的常平仓要储备3万石的粮食，1万户以上的要有2万石，1万户以下5千户以上的单位要备1.5万石，5千户以下的则要备5千石。并将地方常平仓的建设纳入提刑司对官员考核的标准之一。在实行了两年后，尚书省奏报说：“全国常平仓共有519处，存粟3786.3多万石，可供军队五年之用，米810余万石，可备四年之用，但国库中的钱仅剩3343万贯，只能够用两年的。钱既少，而且最近粮食丰收但米价仍然很贵，如果再出钱采购，恐怕导致米价腾贵，于民不利。”于是章宗停止了常平仓的继续储备，等官钱有剩余时再行支出。可见，国家财政的拮据迫使常平仓中途叫停。
其实，国家的财政一直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不断增加的官僚队伍，连年的战争费用，治黄费用等，不断支出，而国家的收入却在不断减少。早在章宗即位当年，就有百姓刘完等上告，说自从设立钱监铸造铜钱以来，有铜矿的地方出产的铜虽然是由官府运输，但往往要老百姓承担费用。为此派人调查得出的结果是，民间对开采铜矿的某些做法十分不满，而开采铜矿的人又与官吏勾结，妄说百姓的房产下有铜矿，以此敲诈百姓。此外，冶炼工匠每天往往完不成4两铜的任务，不得不靠销毁旧铜器与铜钱来应付。阜通、利通两个钱监每年只铸造铜钱40多万贯，但一年的成本却达80多万贯。这样的弊病也说明了世宗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十分成功的。章宗不久就将两个铜监废除，而钱荒的矛盾又出现了。
尽管尽量降低治理黄河的成本，但章宗时代的黄河决口仍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摧残，同时，章宗进行的对鞑靼人及宋朝的战争也使得国库持续地向外支出巨额资金，致使章宗时代的社会经济步履维艰。这一系列的消耗又导致了金朝原有的经济痼疾——钱荒更加突出。世宗时代还能利用国库储备干预市场，但现在无论在民在公都没有充足的铜钱可供流通了。这就使得铜价奇贵，富有者则屯聚大量铜钱，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章宗即位后，便取消了交钞的使用期限，企图利用推行纸币来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虽然其初衷是不让市面流通的纸币数量超过铜钱，但是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并不能控制正常的纸币发行量。实际上，市面流通的交钞数量远远高于铜钱的数量，使得交钞迅速贬值，流通困难。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保证交钞的流通，甚至给军队官兵支付交钞作为官饷。同时为了解决铜货紧俏的问题，章宗时代提出限钱法，规定官员百姓家依照财产多寡限制其存储铜钱的数量，最多不能超过2万贯，猛安谋克则依照拥有牛具的多少为准，每个单位最多不得超过1万贯。后来又撤销限钱法，企图以铸造铜钱来解决，不过也不了了之。同时严厉限制铜钱在对宋榷场贸易时流出，携带3斤以上者处死。但以上这些措施效果并不明显。
章宗时代总的货币政策思路就是“限钱重钞”，但仍然阻止不了交钞的贬值，所以不得不频繁变换货币，招致社会上的人心浮动，甚至有人在市面上表达不满，章宗得知后下令禁止谈论交钞使用的问题，违者以罪论处。章宗时代的货币政策呈现不稳定状态，也表明其经济极度不稳定，币制混乱也导致了经济的继续下滑。
经济不断下滑的同时也导致粮食的紧张，由于北方的粮食生产水平不能供养当时的人口，金朝决策者便想办法提高粮食产量，以求能够稳定经济。章宗时代以政府之力主要推行两种方法，一是区田法，一是推广水田。
“区田法”又叫区种法，指将每亩地分成若干区，对其进行精耕细作。这种办法主要在干旱地区推行，但因为需要消耗大量人力，成本过高，以往并没有得到广泛推行。但章宗时代由于粮食紧张，也不得不考虑用此法来提高产量了。他多次与大臣们讨论这个问题，大臣胥持国坚持采用此法，认为此法可以提高产量，迅速见效。而参知政事夹古衡认为，如果此法有益处，为什么古代没有坚持下来？且费功多，收获少，不见得可行。章宗对区种法始终犹豫不决，不过他更加焦急地想找到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所以在其他人推动下，于1194年正式宣布要求农民采用区种法劳作。并下令农田百亩以上，如滨河地区，必须种30余亩，无水的地区听便。当地的官员也必须劝导实行，至于推行情况如何也列入他们的年终政绩之内。后来的规定又具体到人头上：年纪在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劳动力至少种1亩，如果劳动力多的则要种5亩。
其实这种不考虑实际情况而下派硬性指标的办法，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尤其是征税的时候是按照政府认为应该能收获的标准来征收的，大多高出农民的实际产量，等于是变相加税。1197年，提刑官马百禄上奏，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来推行，不限田亩数，得到章宗的批准。1204年，尚书省也报告说强定指标难以见效，应当尊重农民土地的具体情况。实际上，这项区种法的推广在此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章宗满怀希望推行的第二种办法就是推广水田，但当时的北方地区由于气候、频繁的洪灾，使得水田种植并不常见。不过水田的高产量确实对章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不顾一切地要求各地官员积极兴建水利灌溉工程，以图推广水田的面积。1195年规定，县官任期内有能增加百顷以上水田的，优先升官，谋克官所管屯田内有增加30顷以上水田的，赏银绢20两匹。各地官员为了增加政绩、早日升官，便拼命地改造自己辖区的水田及水利设施。不过章宗仍然犯了老毛病，仅从理想的情况出发而不考虑实际，导致很多地方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致使良田荒芜。不过也有实行得好的地方，使得地方的农田得到更好的灌溉，官用民足。
对于水田的推广，章宗病逝前四个月还惦记此事，命令各路按察使司负责开发水田。金章宗可以说是较早摸索解决中国北方粮食问题的统治者了，不过这一问题直到明代引进了美洲的土豆等高产作物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尽管章宗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止经济的下滑，但往往事与愿违，事情变得越发悲观，而章宗首先想到要重点救济的其实是享受优厚待遇的女真户。事情还得从1195年金军征讨塔塔儿等部不利说起，将帅们将失败原因归结到猛安谋克的女真户“屯田地寡，无以养赡”，士兵们家里生计没办法解决，自然在前线没有斗志了。而解决的办法仍然是世宗时代已经遭人诟病的掠夺式的“括地”，多数学者认为此次括地的残酷程度远远高出世宗时代。
1200年，章宗命令宗浩等人在山东设立行台尚书省专门进行括地，这也是金朝唯一一次为进行“括地”而设立的中央派出机构，可见对其重视程度之高。结果是括地达30余万顷，在当时金朝土地紧张的状况之下，能得到30余万顷的土地，必然是通过剥夺民田获得的。括地时并不按照客观依据执行，规定有隐匿土地的没收充公，告发者还给奖励，实际上官方并不追查告发者的真实性，往往闻风而动，将很多所谓的“冒种官地”者的土地充公，弄得当时括地地区怨声载道，民怨沸腾。
而且此次括地又成为许多权势官僚借机抢占土地的好机会，章宗的老师完颜匡就借此机会大肆圈地占地，所谓“腴田沃壤尽入式家，瘠恶者乃付贫户”，很多女真普通家庭仍然没有得到这次专为他们“括地”的好处，依旧贫困。而且还造成了括地地区汉人民户与女真户之间的深刻矛盾，女真、汉户不和，在当时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章宗曾三令五申要求地方官员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并不明显，反而仇恨的种子在不久生根发芽，最终出现了金末山东的红袄军起义。
章宗在位20多年，虽然极力要将世宗留下的遗产发扬光大，但怎奈力量有限，面临种种政治、社会危机，并没能有效地加以治理，使得金帝国进一步滑向衰落的边缘。金末政治上的很多症结也是由章宗时代演化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