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贼军．官军
弥生—古坟—飞鸟—奈良—平安—鎌仓—室町—战国—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迈向新国家的道路上，面临世代冲突、阶级正义，士族的消灭是一种时代的必须。
所以幕末战乱中属士族阶级的武士只有走入历史的命运。可幸的是近三百年来打造出的士族精神仍然残存在日本人的基因里，创造出如静冈茶等伟大遗产。士族们用自我毁灭而打造出来的新政府，的确也经营出了理想中的不分身分和出生地，只要经由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的明治国家，创造了日后日本以小国战胜俄罗斯的奇迹。
只是这个乍看之下可以传为美谈的历史和解，却为日后的日本埋下了新的阴影……
二○一六年，台湾关于军公教的年金改革风起云涌。想当然地有人极力赞成，也有人全面反对。军公教的退休待遇随着时代的变迁应该如何处理，其实不管古今东西都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有时还会引起革命和动乱。
明治维新前夜，持续两百多年的幕藩体制进入制度疲劳期。许多忧国志士们觉得再不有所改变，日本将被外国并吞成为殖民地，或像邻近中国般的丧权辱国惨状——这是许多日本史爱好者和幕末迷们都熟悉的历史段落。
但其实觉得要有所改变的只有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人。
幕末时代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对于一般人保卫自己国家的意识低落感到大为震惊——毕竟那是个力量就是正义的帝国主义全盛时代。毕竟在战国时代，耶稣会教士在向本国的报告中提到的是如果要征服日本这个国家，是会「得不偿失」的。因为这个国家拥有数十万具有实战经验的军队，而且当时铁炮的普及率恐怕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所以要拿下这个资源有限（？）的东方岛国，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极为惨烈。而用暴力解决一切的武勇精神，在当时也渗透到每个阶层。但是在经过「江户的三百年太平」之后，日本人完全失去了武力和战斗意志，一旦真的外国入侵的话就交给「高层和武士们」去烦恼了。当然，这不代表日本完全没有常备武力。相反地，当时的日本是世界少见的由名义上的军人们——也就是武士们在统治整个国家的。
这群掌握政治和国防的集团们就称为「士族」。
严格来说，士族这个称号是明治之后才产生的。士族只占总人口的5%，但是近三百年间幕藩体制的确是由这群武士阶级支撑到最后的。士族当然也有分高低级，但是这群被允许「苗字带刀」，也就是可以拥有姓氏和佩刀特权的武士们，一直都是幕府或是各藩主导政治的中坚力量。原本在战国时期靠武勇和战斗出人头地的士族们，在三百年间也慢慢了失去了原有的武勇精神。毕竟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擅长杀人和作战的人材，而是算盘和簿记以及民政措施的高手。而且在身分世袭制度下，就算多么愚蠢没用，只要出生在身分高的士族家庭而且能够继承家业的话，基本上一生就算四处鬼混也能赡养天年。
这种状况在今天的台湾来看或许有点既视感。
在总石高（总生产量。一石就是约一个成年人一年吃的米量）约三千万石的日本，幕府的直辖领地号称「六百万石」，实际上约占总生产量的15%上下。幕府政权的中枢江户，更是集合了来自各地的大名及其部下、还有守护将军的旗本武士们，连其家族数目约在五十万人左右。而上述的米虫现象，在「将军直参」的旗本武士间更为严重。有放浪形骸几近不良分子的「旗本奴」，也有像幕末名人胜海舟的父亲胜小吉一般一生盛装好色爱打架、最后还留下《梦醉独言》这本着作来警示子孙们千万别像自己一般没用的奇人。而其他天领（幕府的直辖领地）也是和平地让人不可思议，例如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大阪虽然有七十万的人口，但是整个大阪却只有两百个武士负责管理。幕末动乱时的天诛组在起事攻击管理南大和地方七万石的五条代官所时，整个代官所的官员竟然只有十四个人。也就是说，在幕藩体制坚若盘石的长年和平之下，大家早就忘记了幕府真的变得像胜海舟所说的「只要扯掉某条缝线幕府就会整个解体」般的脆弱了。
既然叫「幕藩体制」，整个封建体制里除了幕府之外，当然还有各藩的存在。
不管是和德川家关系密切的亲藩或是「谱代」（从祖先就开始侍奉德川家的大名），或是在关原大战和大坂之役中曾和德川家对干的「外样」大名，在藩中的内政和人事权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德川将军并不是君王，而更像是武家联合政权的盟主。如果德川家能对其他大名进行改易（把藩解体）或是各种处罚，一方面虽然是因为德川家当主是「正二位征夷大将军」，最重要的还是有幕府背后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在将军作为盟主的前提下，将军身边的直属武士也就是旗本们虽然俸禄无法和各大名相比，心里面却是把同样臣服于将军的众大名们当成是和自己同格的存在。而各大名手下的藩士们就被旗本们称为「陪臣」，虽然薪水和管理的人数可能差不多，但是旗本们可是打从心里觉得自己高这些陪臣们一等。不过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在幕末时代，养尊处优的旗本几乎文武都派不上用场，相对的各藩的「陪臣」们却可说是日本的精英中精英。
德川家康对政治的安排十分巧妙。除了在安置各藩的位置时细致地交换配置谱代、亲藩和外样大名，让德川家的守护者们可以监视这些对幕府具有潜在敌意的外样大名，当然也把重要的财源如各大矿产地和港口、商业集散地等列为直辖天领。并且只让谱代大名参与中央政治、却不让他们拥有太大的领地。相反地各外样大名虽然拥有了广大领土，却没有参与中央政治的资格。这种外样大名的代表，当然就是萨摩和长州这两个在丰臣家灭亡之际站在德川家对立边，战后德川家虽然能加以「处罚」却无法「消灭」的大势力了。尤其是长州的毛利家从原本的中国地方霸主被减封到山阴地方的一角，领土缩小却得负担同样的人事支出。
长州就是今天的山口县。曾经权倾一时的平家一门全族覆灭的古战场坛之浦所在地关门海峡也在这里。众所皆知的，这里也是明治维新原动力的重要基地之一。
这里是安倍首相的故乡，再加上龙马传等维新大河剧的加持，或许还因为安倍的祖父「昭和妖怪」岸信介、在华人世界恶名昭彰的田中义一都出身于此，而让一般人觉得山口县似乎从明治时代至今，都是日本的权力堡垒之一。台湾许多向往明治维新的政治人物，也都抱着几近朝圣的心情拜访当地。
但是其实从战国时代开始，山口县，不，应该说是「长州」，就承载了远多于表相的历史与悲欢。
维新故事里出现的长州藩主毛利家，原本是控制日本中国地方十国（日文指「地区」）的一方之霸。这个由几近赤手空拳打出江山的藩祖毛利元就建立的西国强权，在丰臣德川的天下对决中，虽然担任丰臣家的西军名誉统帅，却首鼠两端地与德川家互通款曲，希望能在战后确保自己的领地跟实力。
但是拿下天下的德川，却无情地没收了毛利家的四分之三领土。毛利家失去了广岛等具有地利与财富的土地，被迫带着原来的部属们，困锁在只剩四分之一的长门、周防两个位处山阴地方的偏僻之地。所谓的长州藩，正式登场。
所以，在「太平三百年」的江户时代里，支撑长州武士们经营国土、励精图治的原动力，就是对德川将军家的怨念与恨意。到了江户时代末期，因为外国势力的入侵，引爆了拥立天皇家与将军家两股势力间的内战。长州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尊皇攘夷」的阵容。不只在国内摆明和幕府对干，更以一个藩的力量独自向美、英、荷、法发动下关（马关）战争。
因为长州三百年来的DNA，告诉他们优柔寡断只会换来苦难。于是，暴冲成为长州唯一的精神构造。
而同在战国时代末期与德川家为敌的萨摩（鹿儿岛），则是从因为意气用事而几乎让一大群年轻精英死灭的历史里，学到了弹性与周旋才是通往胜利之路的道理。于是，原本倾向与幕府同阵线的萨摩，竟然可以在坂本龙马的斡旋下，和已成基本教义派的死敌长州结成同盟。明治维新，就这样奇迹般的成功了。
就这样，萨摩和长州成为维新后的两大垄断势力。再加上不久后萨摩就因为旧武士阶级的反乱而让维新主力们几乎被消灭殆尽，长州成了掌握政界和陆军的主流力量。在经过三百年的血泪后，长州终于重见天日，还拿下了日本。
这是长州的美丽复仇史。但是维新奇迹般的成功，让长州人有了打下天下是因为幕末时期几近狂信力量的错觉。虽然经历过下关战争中列强武力洗礼的伊藤博文、儿玉源太郎、山县有朋等人，以爱国的热忱和绝对的务实主义让日本惨胜了日俄战争，但是正如同著名的「乃木大将」，也就是在旅顺攻防战中坚持正面冲锋，而让日军死伤惨重的乃木希典所代表的典型般，精神至上主义成为日本陆军的基因。而方才提到的萨摩，则是在警界和海军大有斩获，形成了「陆の长州、海の萨摩」的局面。长州的光辉在进入大正、昭和初期后开始暗淡。后来的陆军甚至出现了反长州阀的所谓皇道派，而在政界，直到终战为止长州阀也只出了两个首相。但是长州的狂信跟精神至上主义却被完美的继承，而最后终于造成了众所皆知的大战悲剧。这些都是后话了。
维新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上述的萨长等雄藩下级藩士的奋斗。尤其是萨摩城下的下级武士居住地加治屋町，一个小小不到二千人人口的小聚落，竟然就出了西乡隆盛兄弟、东乡平八郎、大久保利通、黑木为桢、桦山资纪和大山岩等维新重要元勋。江户时代的各藩由于内政完全独立，所以比起富裕的天领，各藩的人民通常得负担更重的税负，就连各亲藩和谱代的藩主也常为财政困难而烦恼。而这些对幕府有潜在敌意的外样大名，更是努力发展内政和技术，造成了幕末萨长等藩科技和军备反而比幕府军更加进步。但是这些大名的共通点就是同样重视教育，才确立了「陪臣」们比身分更高的旗本们素质更高的状况。
内战开打。虽然有长州由平民组成的「奇兵队」特例，但是总括来看就是倒幕藩和佐幕藩双边的士族展开大战。经过了惨烈的戊辰战争和东北殉身幕府的血泪牺牲后，拿到天皇家「锦之御旗」大义名分的倒幕军获得胜利，而佐幕藩则是名符其实成为「贼军」，幕府正式从历史舞台上谢幕。
明治政府建立，大政奉还后的德川家被赶回父祖之地骏府（静冈县），领地也只剩下原来10%的七十万石。但是三百年来受德川家「恩顾」的旗本们虽然在幕末几乎成了米虫集团，但是在这种主家危急之秋却发挥了士族该有的风骨。大批不愿意为旧日敌人群聚的明治政府效命的旧旗本们，纷纷在「无禄」的条件下追随着主家从江户回到了骏府。这些当了武士三百年的士族们为了生计只好拿起从没拿过的农具，在山林中为了生活、也为了赌一口气开始了拓荒生涯。而这些「最后武士」们的刻苦人生，也带给了日本至今一个莫大的宝贵资产。
就是今日静冈县盛产的绿茶。由旧日幕府的「贼军」士族们开拓出的茶园，生产出全国近四分之一产量、受到世界爱好的日本绿茶。
而其他的佐幕藩在明治维新之后，当然没办法在由胜利者打造的政府中占到什么好位置。不过「贼军」们却在教育界、文学界等发光发热，共同成为营造新国家的中坚力量。描述日俄战争的名著《坂上之云》主角们就是来自旧贼军藩的四国伊予松山，结果正冈子规成为俳句的中兴之祖，秋山兄弟的大哥好古一手打造出日本的骑兵而抵挡住了俄国号称世界最强骑兵的哥萨克师团，弟弟真之更是规划出T字战法，在日本海海战中完全消灭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名战术家——连贼军的士族都对后来的明治国家有所贡献，那么想当然尔地参与倒幕的官军的士族们一定是更加飞黄腾达、掌握整个日本了。
结果却不是这样。
明治维新的最大目的，就是藉由政体的改变来抵抗列强的入侵。而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全民皆兵的征兵制是日本打造足以抗衡列强武力的唯一途径。于是在全面废藩置县，过去的领主们全被编为「华族」之后，明治政府开始对士族动手。作法是慢慢地削减士族们的特权，同时实施了全民皆兵的征兵制。最后，则是实施了「秩禄处分」和「士族授产」，也就是根据过去士族们的身分高低取消其俸禄和身分，然后给一笔钱了事。
过去威风八面了三百年、对百姓总是态度高傲的武士，就算给了资本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作生意。于是卖东西给客人还比客人凶、或是根本不知道怎么算成本结果越卖越亏的「士族商法」成为世间笑柄，没了身分、没了过去荣耀最后还连钱没了的士族们许多陷入生活困苦的地步。最后让士族们爆发的，就是实施征兵制之后士族失去了独占军事权的义务（或说权利？）。士族们不再能以保家卫国作为自己骄傲的泉源，过去他们看不起的生意人和农家阿猫阿狗，每个都可以因为征兵制成为天皇陛下的「直参旗本」了。
官军的士族们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用血用汗打下来的新政府江山，竟然反过来要消灭这群骄傲的战士们。于是「神风连之乱」等士族叛乱爆发，最后掌握藩政策动维新，却因为后来政府废藩置县而被萨摩藩藩父岛津久光骂为「安禄山」的英雄西乡隆盛，也被萨摩士族拥为领袖，对中央政府展开反抗，这就是史上的西南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由农夫和平民组成但是装备精良的政府军，打败了三百年来作为军事「普罗」的日本最强士族们。而政府军中也不乏戊辰战争中作为贼军而后来投身新政府的旧士族们。官军和贼军的轮回，居然在十年之内就风水轮流转。从这个历史的讽刺来看，明治维新可以说是士族们为了这个国家所执行的壮丽、而且凄美的自我了断。
幸存的官军士族们放下了过去，而以政治家、帝国军人的身分继续打造新的日本。过去幕藩体制最大的困难点之一，就是人事费用占了总预算的30%以上。所以当废藩置县、藩主们领到大笔金钱或债券而编为华族时，其实这些旧时代的大人们少有失落或愤怒，而多的是松了一口气的解放感。从这点来看，迈向新国家的道路上士族的消灭是一种时代的必须。所以幕末战乱中不管胜利或是败北的一方，最后武士都只有走入历史的命运。但是近三百年来打造出的士族精神仍然残存在日本人的基因里，也创造出了如上述的静冈茶等伟大遗产。不过士族们用自我毁灭而打造出来的新政府，的确也经营出了理想中的不分身分和出生地，只要经由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的明治国家，而这也创造了日后日本以小国战胜俄罗斯的奇迹。而在人才任用制度日渐公平、官军长州萨摩慢慢无法再掌握政治军事之后，过去的贼军子孙们也开始可以进入权力舞台了。但这个乍看之下可以传为美谈的历史和解，却为日后的日本埋下了新的阴影。
历史学的不是年表和暗记，而是学习「人」和「世间事」。士族的故事或许带给我们许多的既视感，也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我们这个面临世代冲突、阶级正义问题的岛国一点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