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坂上之云》的奇迹到军国昭和
弥生—古坟—飞鸟—奈良—平安—鎌仓—室町—战国—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列强压力下内部产生的化学变化。而维新之后，日本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避免列强的进逼，并且自身也成为列强之一。于是朝鲜半岛和满洲就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被害妄想来源；因为害怕朝鲜和中国的积弱造成俄罗斯南下，而和日本只隔着对马海峡咫尺相望，促使日本赌上国运，打了日清、日俄两场惨胜的战争。
司马辽太郎甚至夸张地形容，整个明治时代都是为了日俄战争作准备的年代。
在二战战败以前，楠木正成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七百多年前的后醍醐天皇建武新政，曾是天皇短暂拥有直属军队的时代。当时候辅佐醍醐天皇打倒鎌仓幕府的功臣之一，就是后来军国主义时期被政府拿来当忠臣样版人物的「大楠公」——楠木正成。这位善于以寡击众的忠臣名将，在与天皇为敌的武士领袖足利尊氏逼近京都时，曾向天皇献策，要诱敌深入将足利军诱入京都后加以歼灭的必胜之策。但是这个必胜之策，却被毫无军事常识的贵族以「丢官军的面子」而驳回，让这个千古名将带着绝望的心情毫无胜算地出击而惨烈战死。
这是七百多年前的皇军始祖，楠木正成因自己信念而迎接的悲壮无念结局。
如果把历史回推到忠臣楠木正成的无念之死，即会发现所谓「皇军」这个名词，充满了日本军人针对「国军」地位数百年来的「怨念」。而这个怨念也间接产生了日本军国主义化推手的幽灵——「统帅权」。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关于天皇的部分共有十七条。其中第三条「天皇神圣而不可侵」（天皇ハ神圣ニシテ侵スヘカラス）说明了日本天皇的地位独特性。而在天皇权力的部分，第四条明确规定「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据本宪法的条规而实行之」（天皇ハ国ノ元首ニシテ统治権ヲ総揽シ此ノ宪法ノ条规ニ依リ之ヲ行フ）。但是日本国政的运行在明治时代是由天皇臣下的明治元老们为中心执行，明治之后的时代也是由「帝国臣民」的文官武人来实际运作。
所谓天皇的「神圣不可侵」地位，极大一部分是由天皇作为最高象征而不实际参与决策的作法来保持的。日本史上被视为政治性最高的明治天皇，也极少在作出国家最终决议的「御前会议」中发言或真正作裁断。除了决定日俄战争开战等少数场合外，明治天皇甚至在初即位不久、决议是否彻底讨伐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小御所会议」这种决定国运的场合，都没有任何发言表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当事者昭和天皇，也只在对美开战时的御前会议，念了一首希望和平的御制和歌，另外两次御前会议的发言，就是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决策。
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皇军」这个词从来没有成为大日本帝国军队的正式称呼过。一般在战前或战争时，日本军的自称是「国军」或是「帝国军」。不管是《永远的0》或是《山本五十六》等电影中，片中角色都是自称「帝国军人」。所谓的「皇军」一词大多出现在宣传品和民间的各种「激励性」作品中。
日本早在平安时代（七九四年—一一八五年），桓武天皇就废除了「国军」而以所谓的「健儿制」代替。后来我们看到的贵族、甚至皇室间纷争中出现的武士，其实是一种私兵而非国家武力。从十二世纪末鎌仓时代（一一八五年—一三三三年）开始，一直到江户时代结束（一六○三年—一八六八年）为止，其间除了后醍醐天皇短暂主政的建武新政时期 （一三三三年—一三三六年）之外，日本一直都是由武士组成的武家政权在主导政治。也就是说，日本其实有长达七百年时间，天皇没有自己直属的军队，并且被定位成不实际介入政治实务的象征性存在。
明治维新之后德川幕府瓦解，进入了所谓天皇亲政的时代。不过幕府的崩溃，是萨摩和长州等强藩以天皇为精神象征，用自己的财力和兵力打倒的。所以在明治时代初始，天皇手下连一个直属的军人都没有。一直要到萨摩和长州等强藩把藩属的私兵「献上」给朝廷成为「御亲兵」，天皇才在相隔七百多年后，重新拥有自己的直属军队，也就是广义来讲的「皇军」。
这也开始了一段日本史上短暂的浪漫、与充满活力、却又带着一股哀愁的明治时代。
新政府成立后，日本以普鲁士的宪法为范本，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把天皇设定为帝国主权的拥有者。不过在实务上，日本仍然持续了天皇作为崇高的存在、万非不得已否则不直接对政治表示意见的传统。而所谓的皇军，其实主干也是由萨摩主导的海军和长州主导的陆军所构成。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下，日本军的自称是「帝国陆军」与「帝国海军」。于是，日本就以这支军队，迎接了关键的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列强压力下内部产生的化学变化。而维新之后，日本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避免列强的进逼，并且自身也成为列强之一。于是朝鲜半岛和满洲就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被害妄想来源；因为害怕朝鲜和中国的积弱造成俄罗斯南下，而和日本只隔着对马海峡咫尺相望，促使日本赌上国运、打了这两场惨胜的战争。司马辽太郎甚至夸张地形容，整个明治时代都是为了日俄战争作准备的年代。
这也是司马辽太郎笔下「一个极为弱小的国家，正准备迎接她的开化期」的日本，日本国民小说《坂上之云》（坂の上の云）的时代背景。明治初期一方面由萨摩和长州两个胜者集团掌握，一方面也打破了过去的身分藩篱，让只要有毅力和天分的人都可以经过考试「成为军人或博士」，但同时主要产业只有稻米和布料、读书人阶层也只有三百年来的各藩士族，几乎是贫穷国家的日本，却因为帝国主义的风潮而想要「拥有和欧洲列强同等的海军和陆军」。所以除了财政苦不堪言之外，整个日本的现代化过程都充满了克难色彩。比方带领日本陆军骑兵在奉天会战中挡住俄罗斯号称世界最强骑兵的哥萨克师团的名将秋山好古，就是在法国圣西尔军校留学时突然被政府通知转换成公费留学，然后整个日本的骑兵发展就交付在他一个人身上。同样地日后的工科权威古市公威在法国留学时，也是每晚奋力读书到住宿处的老太太都担心他的身体。结果古市是这样回答老太太的：
「如果我学习进度晚了一天，日本的进步就晚了一天」
这就是弱小日本的青年们志气。正因为弱小，所以拥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也因此青年们把自己的奋斗和努力投射到整个国家，自己争取立身出世的过程，可以和日本这个小国迈向列强的壮大路程合而为一，这就是明治青年们的幸福。
日清战争算是明治国家建设的成果验收，而日俄战争则是当时日本赌上国家存亡的关键一战。日本能以一个东方小国击败欧洲古老帝国俄罗斯，当然是全国军民咬紧牙关而换来的奇迹。因为当时不管是投入的战争经费或是军备数量，日本都是俄罗斯的约一半左右。不过因为战争是发生在中国东北，对日本来讲可能是紧临自己的区域，但对俄罗斯来说不过是广大势力范围中的东部区域。所以从这点来看，好像离战场较近的日本是有一拼的机会。不过如果讲到人口，日本只有俄罗斯的三分之一，俄罗斯的国土更是日本的六十倍。最可怕的，是日本的岁收只有俄罗斯的十分之一。从这点就可以知道，日本是怎么压缩自己的经济来打这场战争的。
战胜的最重要关键，还是因为日本拥有优秀的人材库。
在日俄战争前，有俄罗斯水兵向其他国家军人问起日本海军的事。军人回答在日本只要通过考试和一定的训练，每个人都有成为军官的机会。所以日本的海军军官都是由日本的优秀人材组成的。但是水兵们听完之后哈哈大笑，直说怎么可能有这种国家。因为军官一定都是由贵族担任的怎么可能有平民当上军官。而这，就是明治时代的光辉之处。值得玩味的是，提供给明治国家这些优秀人材的，却是维新志士们所打倒的旧江户时代。
上一篇文章里也曾经提过，在庶民防卫国家意识薄弱的江户时代，特权阶级的士族们算是唯一国家的守护者。就算江户的旗本们吃喝玩乐素质低落，但是各藩却都各自设置所谓的藩校，非常用心用力地在培养自己的士族子弟们。这些具有高教育和道德水平的武士们，后来就成为明治国家的主干。刚才提到的秋山好古就是明治维新时十岁的少年，在旧幕府时代影响强烈的环境下完成了基本人格和知识的教育，后来将其才干发挥献给新生的明治国家。好古算是这个世代的典范之一，从他的许多故事就可以看出被认为不合时宜而终结的江户时代，其实给了多少明治国家正面的遗产。
好古在藩校里学习时就是个秀才。但是这个秀才却因为父亲仅是个俸禄不高又子女众多的下级武士，所以只好出门打工在澡堂工作赚取微薄薪资。维新后虽然父亲工作认真而被新政府找进县厅负责教育行政工作，但是贫苦的家境还是没有改变。其间小他九岁的弟弟出生时，父母还曾经因为实在负责不起而想把小孩送到寺院里当小和尚，还是好古拼命阻止的。当时这个哥哥是这么说的。
「不要把弟弟送去寺院啦。我将来会好好读书，赚像豆腐一样高的钱回来养家」
还好最后父母听了哥哥的话，没有把刚出生的弟弟送到寺院。因为这个弟弟长大之后进了海军，还拟出了著名的「丁字战法」，让帝国海军在日本海海战全数消灭了波罗的海舰队而打赢了日俄战争。他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名参谋秋山真之。这位好学的哥哥后来听说日本有了不必交学费的学校，也就是师范学院。确认这个消息的好古急着回家问负责教育业务的父亲，得到的回答却是「还没公告的消息不可以告诉自己家人，想知道的话明天自己到县厅去问」。这就是当时的旧武士们公私分明的伦理观。好古第二天还真的到县厅去询问，好古的父亲也还真的就像不认识彼此一般在县厅回答好古的问题，这才决定了好古前往大阪报考教员资格的事。而后好古也带着父母硬凑出来的旅费到大阪考上了教员，不久后从师范学校毕业，在教师严重不足的当时，不到二十岁就当上了小学校长，月薪日币三十圆。而那是个一碗荞麦面只要五厘钱的时代。也就是说如果以现在的物价来算，好古在还没二十岁就拿到了超过日币百万的月薪，实现了他小时候「好好读书之后赚像豆腐一样高的钱」这个诺言。
但是如果好古就这样开心快乐的过一生，那么这也就是只值得上台湾媒体的小资小确幸故事。明治青年秋山好古最让人感佩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考上教职领比18%更爽的薪水就觉得他人生这样就可以了。少年好古最想要的，还是继续读书求学，因为他想要追求的是更高的境界。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个可以免费读书深造的机会。
后来他进了陆军士官学校，还一路读到了陆军大学校，不小心就成了帝国陆军里的骑兵精英。为了喜欢读书、为了替出身地四国松山出一口气，好古放弃了高薪的教职，而成为荣誉却辛苦的军人。
这是日俄战争时的中坚干部典型故事。而当时的领导者多为出身萨长两个维新雄藩、在幕末体验过刀光剑影动乱期的前志士们。虽然这些领导者里也有像乃木希典这种充满古武士风格而流于精神主义的人物，但是大多曾经亲身目击过欧洲列强的军事威力、经过生死交关的维新前政治交锋的层峰们，其实大多继承了武士的现实主义基因。所以虽然面对国力悬殊的俄罗斯，一方面用尽最大努力求胜，一方面在取得优势后又能客观地审视自己国力，不像民间一般的「乘胜攻入俄罗斯」这种乐天好战论，在适当时机与俄国谈和而确立了日本的列强地位。
不过在胜利的背后，却种下了日后的阴影。方才提到的秋山兄弟出身于四国松山，也就是在幕末期时的「贼军」。贼军的子弟们虽然在明治初期受到压迫，却因为平等的考试制度而得以让自己所学在政界、军界以外的领域获得发展，进而成为另一股推动明治国家向前的力量，其中也有少数像秋山兄弟般可以在军界政界大放光芒的异数。不过毕竟松山等西部或南部佐幕藩在幕末时对官军的抵抗并没有那么激烈，所以相对地作为「贼军」的劣等意识也没那么强。但是在戊辰战争中顽强抵抗而死伤惨重、战后被压迫的历史也极长的东北地方就没那么顺利了。曾经被烙为「贼军」的东北子弟们，在萨长派阀政治衰退而得以进入军部后，反而有种为了洗刷冤名而表现得「比萨长更像皇军」的倾向，这也埋下了日后的血腥祸因。
日俄战争过后，日本正式成为列强之一。也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带来的好景气，以及随之而来的战后经济大恐慌（一九二九—一九三三）。此时，在日俄战争中尚未派上战场的青壮派军官们开始抬头，帝国军也开始面对两大问题：第一个是非「官军」（幕末时代与幕府为敌的各藩）出身军官，不满萨长等派阀长期占据军队要职；第二就是对于因为经济恐慌，乡下地方开始出现人民饿死和「卖女儿」惨状而希求国家改革的「忧国之心」。这两个问题，最后就以「皇道派」的出现作为总括。
「皇军」一词就出自于皇道派军官的精神领袖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的主张。皇道派一方面主张军队直属于天皇的正当性（虽然在明治后名义上帝国军人原本就是天皇的「直参」）来对抗萨长等军中派阀，一方面认为当时日本的惨状就是政治和军事被新特权阶级把持所造成的，为了救国，日本唯一的出路即是「昭和维新」和「清君侧」。
皇道派的兴起也让军方意见分裂，与之对抗的军中派系则被称为「统制派」。最后皇道派的主张就以著名的军事政变「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彻底爆发。但是这个以「清君侧之奸」为号召的军事政变，却因为昭和天皇罕见地公开表态、要求将士归队的不支持声明而失败。皇道派也因此失势、在军中被统制派压制，皇道派的核心人物荒木贞夫也被下放、编入予备役，直到一九三九年，荒木才得以出任近卫内阁的文部大臣来主推「皇道教育」。
不过皇道派的另一个「打破藩阀」的主张，却得到了实现。后来军部虽由统制派当权，但是不管是皇道派或是统制派，当初在把「萨长的军队」变成「天皇的军队」这点方向一致。但为什么会是「天皇的」而不是「帝国的」军队？其实只要观察一下这段期间军方重要人物就可以得到答案。
不管是皇道派或是统制派，都有大量「旧贼军藩」出身的人物。荒木贞夫、石原莞尔、冈村宁次、山本五十六，甚至后来的首相、统制派的代表东条英机等人，全都出身自幕末时代支持幕府侧的贼军地区。幕末时代打倒幕府的原动力就是「尊皇思想」，结果这些要打破催生尊皇思想的萨长特权阶级的贼军出身者，主张自己存在的方式就是「其实我们比萨长更尊皇」。后来掌权的统制派，虽然不像皇道派般把天皇扛出来当人形立牌，但是他们主张的经济排外、保护政策和全体主义，其实与皇道派的主张相差不远，类似路线也将日本打造成了军国主义式的新兴列强国家。
那么，听起来如此爱好和平的昭和天皇时代，为什么还会引爆太平洋战争？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至今仍在日本争论不休，又真的只是因为日本人对天皇无条件的奴性吗？这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统帅权」被许多日本学者定义成「帝国幽灵」的原因。
所谓的统帅权法理基础，来自宪法中的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ハ陆海军ヲ统帅ス）和第十二条的「天皇制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ハ陆海军ノ编制及常备兵额ヲ定ム）。把这两个条文和前面的第四条相比，就知道帝国宪法把军事从国家整体的统治权中独立出来，又由于天皇元首的地位所以当然为陆海军最高统帅，于是相对于第四条的「统治权」，产生了军事上的「统帅权」这个概念。
但是就如同帝国宪法第十二条所述，天皇既然不是军事专门家，所以绝对不可能像某个东北亚国家的全知全能独裁者般亲身制定各种军事细规。于是就像国会与总理大臣为首的内阁辅弼天皇实施统治权一样，军事上的「统帅权」自然由军方的首脑（当时陆军是参谋总长而海军是军令部部长）来执行辅弼的任务并实际执行，并在有重大决策时由军方首脑向天皇「帷幄上奏」请示圣意；但如果再加上第三条所显示的日本天皇「统而不治」、对上奏不表示自己意见以示神圣无私的传统，则统帅权在军部主导下「独立暴走」的可能性就显而易见了。
那么当初明治元老们，为什么要设定这种具有危险性的宪法架构？
因为在明治七年（一八七四）发生的「台湾出兵事件」（又称：牡丹社事件），让陆军的最高权力者山县有朋痛感于军队仍无法完全被新政府掌握，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发生的「西南战争」让维新时的主力武士阶级溃灭后，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参谋本部的成立让统帅权正式确立，日本陆海军正式在精神上成为「直属天皇的军队」。伊藤博文等明治元老特地把统帅权从统治权独立出来，也是防止当时势力高涨的民权派、或是残存的旧幕府政治势力取得政权后，政府仍能藉由天皇的名义保持军事权的保险。
但是这种保险，不久就让伊藤博文等参与宪法制定者尝到了苦果。一八九二年八月开始的伊藤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清帝国发生了军事冲突。当时非常担心与大国间的战争将会拖垮小国日本的伊藤博文等人，在内阁会议中决定出兵，但只出动一个旅团（两千人）来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及撤退事宜；但是当时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被称为「陆军至宝」的川上操六认为，只要是短期决战，日本就有赢得战争的胜算。于是参谋本部瞒着伊藤，派出了八千人的陆军部队。
伊藤内阁的方针是尽量避免大规模冲突，所以用最小限度出兵；但是参谋本部却无视于内阁政策，派遣了最大兵力来预备短期决战。伊藤在知情后责骂川上时，川上的回答却简单明了：
「一个旅团的平时编制是两千人没错。但是战时编制的混成旅团就是八千人」
伊藤严厉责备川上欺骗了总理大臣。川上更只淡淡地答道：
「内阁会议已经作出了出兵的决定，阁下您也作出了裁决。但是一旦决定出兵之后，一切就是总参谋长的职责了。派兵的数量就交给我们处理吧」
哑口无言的伊藤，这才发现自己被一手创造出来的统帅权箝住了喉咙。
在日清、日俄战争的时代，明治元勋们用自己的器量和才识，把统帅权和统治权的分别运用，在天皇之名下发挥到极致。但是日俄战争这场跌破西方列强眼镜，以小胜大的「第零次世界大战」，让日本开始「国家规模级」地失去理智——明明是战争加上外交手段，才让日本这个小国用拼死奋斗换来一场「相对性胜利」，国民却错觉日本已经是「列强」，甚至在日俄调停结束、没有获得赔款的消息传回国内后，还在日比谷公园爆发了发布戒严令等级的大规模暴动。
日清、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终于拥有了「列强」的称号外壳。而这个外壳上最大的装饰，就是大日本帝国在满洲用战争夺取来的利权。太平洋战争前的两场大战，让帝国陆海军确立了国家化——在当时也意指「天皇直属化」的皇军地位；在这个前提下，「不能放弃陛下臣民先哲们用血换来的满洲和朝鲜利权」就成了最大的正义，而要维护这个正义、军部为了达成自己向天皇效忠的目的，其手段不受统治权约束而直接向天皇帷幄上奏。但在天皇用不干涉、不介入来维持象征神圣性的传统下，统帅权开始有了暴走的迹象。伦敦海军军缩会议所引爆的「统帅权干犯问题」，也正式宣告了这个帝国幽灵正式粉墨登场。
昭和初期，同时也是一个各国竞相实施保护经济的不景气恐慌时代。这种时代氛围也增长了皇军思想的蔓延、和藉由在大陆的利权来打开新天地的妄念。军国主义者藉由对天皇的效忠，合理化自己疯狂扩张的军事手段。统帅权的概念更促成了关东军和大陆军人擅自出兵而不听政治指挥的「传统」。这两个要素促成的日本集体歇斯底里，编织出了「大东亚共荣圈」这个不切实际的壮大妄想。明治的浪漫进取到昭和的高压晦暗，出发于日俄战争的鲜血里，也结束于大东亚战争的悲惨中。这段时间带给日本惊人的文明进展，却也留给了日本民族难以抹灭的渗血伤痕。
不知皇军始祖楠木正成如果地下有知，会怎么看待这群后世皇军的兴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