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国际化」的日本
弥生—古坟—飞鸟—奈良—平安—鎌仓—室町—战国—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从圣德太子所代表的飞鸟时代起，日本不再只是中国史书中瞹昧不清的倭人朝贡部落，而真正成为一个东亚国际中确立的实体。在这个时代里日本经历了大化改新、大宝律令等中国式律令国家化的大改革，同时藉由佛教这种当时东方共通的哲学，来加速日本的国际化与文明化。
而后的奈良朝廷，利用从大唐帝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和宏伟的首都建筑，成功地震摄了当时日本各地的土包子豪族们。不是用武力，而是用今天所谓的「软实力」。 彷佛天皇穿着萎装束的唐服从平城京向着四方的土民们张开双手，温和但坚定地大声说道：
「这才是文明国家的作法」
奈良。这个和京都同样著名的日本古都。
和今天的京都相比，奈良或许更多了几分自然情趣。不同于京都府拥有比便利商店更多的神社佛寺，奈良的重要景点如东大寺、法隆寺、唐招提寺等好像较为分散，不像京都那么密集地夸耀着「文化古都」的风采。
但是奈良这个地方古称「大和」。没错，就是大和民族的大和。也就是说，在定都京都之前，这里曾经是日本的绝对中心地。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奈良县内的世界文化遗产数和认定国宝数，都是压倒京都的全国第一。事实上在政权移往京都之前，虽然历经了数次的迁都，但是奈良曾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地长达两百年的时间。
在日本的国家形成期，由于文字记述不那么发达，所以不明点至今仍然很多。一直要到古坟时代的后期，由于和大陆（包括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交流而进入信史时代。直到所谓飞鸟时代之后，「日本」这个国家的轮廓才慢慢形成。圣德太子致隋炀帝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有名国书，对中国这个文明大国显示出了新兴国家的气魄（或说不怕死？）。毕竟以日本这样一个原始岛国，竟然对中国皇帝发出了对等语气的国书。
但这并不代表日本是个夜郎自大、不清楚中国强大程度的野蛮国家。
相反地，圣德太子在年轻时就经历了日本国内因为是否接受佛教而发生的内战，还有天皇第一次被臣下杀害的非常事态。这位一辈子担任女性天皇（推古天皇）摄政而无缘登基的太子，在日本留下了法隆寺这个伟大文化遗产，同时也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角色，在日本甚至还有以圣德太子为崇拜对象的太子信仰，而圣德太子也是日本至今成为纸币肖像主角最多次的人物。
圣德太子在史书中号称一出生就马上可以讲话，两岁就会合掌唱念佛号，成年之后可以同时处理十个人分别不同的诉愿，而且又是出生在马厩中所以一开始名为「厩户皇子」等神似耶稣基督的出生谭，再加上曾骑马飞天跃上富士山等轶闻，种种几近嚎洨的传说，让一部分学者怀疑圣德太子是否是个虚构人物。有人可能会觉得当时的日本会有基督教元素存在是天方夜谭，但是当时经由丝路、朝鲜半岛的路线传进外来文化并非完全不可能，就算法隆寺境内梭柱是源于希腊文化这种说法被很多人否定，但是法隆寺里圣德太子时代的佛像「释迦三尊像」和「药师如来像」不像中国佛教般地肥头大耳，而是略带西洋造型风格的长脸造型，再加上当时日本有许多从大陆归化而来的渡来人也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还有当时为重臣的渡来人秦河胜是景教信徒的异说。
不管圣德太子是否真实存在，圣德太子所代表的这段时代，也正是日本开始在国际抬头，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加速自我认同深化的时代。简单说，就是这个国家从「倭」变成「日本」的成形年代。或许今天很多人会把崇佛论争当成是一种宗教上的争执，但是当时佛教其实代表了一种从先进国家引入、包括思想、造形艺术、建筑技术等等的总合科学。一开始佛教传进日本时，根据日本传统的八百万神观念，是把所谓的佛当成「蕃神」，也就是外来的神明。在多神信仰下，礼遇外来的神明并没有和神道教义冲突。不过当天皇本身要成为佛教信徒时，那就另当别论了。于是，在天灾和流行病发生后，以担当传统神事的部族（物部、中臣氏）和积极接收外来文化、并与主要从朝鲜、中国移民到日本、当时仍然为数众多的渡来人友好的苏我氏为中心，再加上皇族间的内斗，终于发生了以崇佛论争为开端的战役。最后拥佛方胜利，日本开始以国家规模接受佛教文化。而作为皇族的圣德太子，就一直身处于这个混乱的中心点。
圣德太子的王妃就是苏我氏族长苏我马子的女儿。之前所发生的崇竣天皇暗杀事件，下手的东汉驹就是太子妃的外文教师，而且两人之间还有不伦之恋。被杀的崇峻天皇，则是太子的亲舅舅。
后来推古天皇这位女帝继位，她是太子的姑姑，也把圣德立为皇太子。圣德太子就在这种波澜万丈的环境中，一方面以对隋的外交、对新罗用兵来确立日本对外的国家地位，一方面则藉由订定十七条宪法来树立基本的立国精神。十七条宪法中最重要的精神莫过于第一条的「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和第二条的「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以和为贵代表了日本传统的和议精神，而笃敬三宝除了宗教上的宣言之外，其实更大的用义就是藉由佛教这种当时东方世界共通的哲学，来加速日本的文明化和国际化。另外圣德太子所订定的「冠位十二阶」这种对于身分和服装的规定，除了让官僚系统成形之外，也有建立使节制度和威严，以便和中国从事外交的功能在。最重要的就是藉由这种对内的统制，和对外作为国家的代表性，让朝廷可以确立当时仍然拥有强大力量的各地豪族之优越性。
而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却一生都只能是个「太子」而没有成为天皇。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推古天皇惊人的长寿，让太子比女帝先过世而无缘帝位。但是法隆寺中的玉虫厨子（以无数金龟翅膀贴成用来放置佛像的柜子，国宝）上特地使用「施身闻偈」和「舍身饲虎」的两则释迦前世自杀求道故事，和法隆寺建筑本身和玉虫厨子在形态上的类似，以及太子死后其一族被苏我氏攻击而全家自杀的悲惨下场，让哲学家梅原猛提出了法隆寺根本就是封住圣德太子一族怨灵的宗教装置这个学说。
无论如何，从圣德太子的飞鸟时代起，日本不再只是中国史书中瞹昧不清的倭人朝贡部落，而真正成为一个东亚国际中确立的实体。在这个时代里日本经历了大化改新、大宝律令等中国式律令国家化的大改革，还跟百济连手与中国、新罗联军打了白村江之战（或称白江口之战）。这场战争造成百济灭亡，让更多的渡来人进入日本而提高了文化和技术水准。也让战后政权更换（从天智天皇到天武天皇）后的这个岛国转变政策，更加强化与中国的和平交流，大宝律令后也正式把这个「日出处之国」定名为「日本」。
接下来的奈良时代，以圣武天皇的治世达到最高峰的天平文化为代表。天平文化简单来说，就是佛教与律令制的文化。今天我们提到日本传统服装时，通常脑里浮现的都是大河连续剧里天皇或是公家的穿著。但是这种虽然起源于唐风但却充满日本独特风格的传统服饰，其实是在平安时代完成的。在奈良时代和之前的飞鸟时代，其实宫廷里的皇亲贵族们，穿着的就像唐太宗那样的冠带服。这种完全参考自中国的朝服，在日本称为「萎装束」，主要是连身的长衣外面再加上皮带和带钩，并加上长靴的穿著。但是这种来自唐朝官服、其实起源于大陆游牧民族的服饰，以日本人的身材穿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派头和气势。所以到了平安时代之后，才发展出宽松大袖、再上浆强调出肩线和硬挺感，可以让日本人穿上也显示出高贵感的「强装束」。
总之，光从日本的贵族穿着，就知道当时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没错，就是中国来的先进文化。于是，奈良时代的首都平城京以长安为范本，在整个日本人口不过五六百万的时代，创建了一个人口约二十万的巨大政治城市。仿效世界帝国大唐首都长安的平城京，作为先进文化的吸收地，以「文明」的力量压制着地方大小无数豪族，也完成了律令国家的中央集权政府和「公地公民」制。日本从史前时代开始，其政治形态就接近部族合议制。后来虽然大和朝廷兴起，最有力的部族（天皇家）压制了其他部落而成为共主，但是在决定大事时，共主仍然无法像中国的皇帝般独裁地决定所有重要事项。这个传统，一直到进入王朝时代，大和朝廷王族完全掌握日本之后仍然未曾改变。这也是圣德太子在其订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开宗明义所说「凡事以和为贵」的精神土壤。
公地公民制刚开始时是成功的。当时的政权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从农民的土地收成里取一定的比率征收为税收。并且由于人民从政府获得土地，所以人民有义务在政权发生战争或是需要劳动力时为政府所征收从事劳役。这个制度，基本上等同于中国的屯田制度。一直到后来中央政权弱化而出现庄园和寺社领制度，才让公地公民政策瓦解而造成武士的出现。但是在奈良时代，公地公民制成功地让日本成为统一国家（虽然和今日版图比起来小很多），也达成了天皇家中央集权的目的。而律令制另一个灵魂就是官僚的任用。奈良朝廷藉由任用杰出人才和地方豪族子弟进入中央任职，也算完成了律令国家的雏型。但是基于对血统的信仰让日本没有采用科举制度，这也造成日后朝廷的门阀化。不过在奈良时代的新兴日本，这些措施还是让这个国家脱离了过去的氏族部落政治。
讲难听一点，奈良朝廷就是利用从大唐帝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和宏伟的首都建筑，成功地震慑了当时日本各地的土包子豪族们。不是用武力，而是用今天所谓的「软实力」。彷佛天皇穿着萎装束的唐服从平城京向着四方的土民们张开双手，温和但坚定地大声说道：
「这才是文明国家的作法」。
佛教也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发展的。奈良时代兴建了包括当时世界最大金铜佛所在地东大寺等的南都七大寺（东大寺、西大寺、兴福寺、药师寺、法隆寺、元兴寺、大安寺），除了后来法隆寺发展出特殊的太子信仰，和几个寺院荒废再建后改变宗派外，南都佛教寺院最大的特色就是多属于法相宗、华严宗、三论宗等理论学术色彩较强的宗派，并且寺院建筑都维持了唐朝的壮大华丽风格。同时代另一个奈良的有名寺院，就是特地从中国历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眼盲的代价来日传戒律的唐僧鉴真所开山的唐招提寺。而奈良朝廷作为中央文明所在地，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国分寺，更是作为各地学问跟文化的中心、向地方夸示其先进文化力量的国家级建设。
是的，来自中国的国际先进文化。
国分寺当然是一个从中央把文明渗透到地方的重大工程，但是今天东大寺、兴福寺仍树立于奈良，各地的国分寺却已经消失殆尽。原因当然是因为各地国分寺的年久失修，而且过去的各地地方人士也对其维护与修复毫不关心之故。相对的这也是奈良佛教进入日本以奈良为中心给予日本强烈影响，却没有渗透到各地地方的最佳例证。不过东大寺大佛虽然宏伟程度还胜过本家中国，却是个几乎压迫政府财政的巨大建设。东大寺的宗派属于华严宗，所以大佛并不是释迦牟尼而是「莲华藏教主」毘卢遮那佛。这个高约十五公尺的大佛，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金铜佛像。就算今天到东大寺本堂参观，还是会为其壮观叹为观止。虽然圣武天皇是第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三宝之奴」的天皇，但是热心宗教到这种地步，除了走火入魔之外还有其他理由吗？
有的。因为当时的佛教是作为「镇护国家」的技术而被输入日本的。因此，当时所有的佛寺都是公家机关。当然那个时代由于渡来人众多，所以一定存在私下自己信仰佛教的人们，不过在官方立场上，佛教是受国家控制管理的。也因此当时所有的僧侣都是接受国家供养的公务员（？），没有经过许可而自己出家的叫作「私度僧」，只能在民间从事宗教活动。而这种私度僧在民间被称为「圣」，虽然不能所属于各寺院，但也在各地发挥了一定的宗教机能和知识传播、甚至医疗的任务。一方面佛教被当成是可以保护国家的高等思想，同时因为经典全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汉文，所以不只寺院的兴建和维护，连购买经书、派遣到中国留学的费用也全由国家支出。也因为这样，这些僧侣们其实也担当了学术研究的任务。奈良时代的所谓南都佛教，也因此充满了学术佛教的色彩。比方说东大寺的华严宗讲的就是「一即多、多即一」的宇宙形成哲学，而以「佛像中的贵公子」国宝阿修罗像闻名的兴福寺，其宗旨法相宗更是在中国是以三藏法师为代表、以难解闻名的唯识论为主体。不过因为既然把佛教作为学术来研究的色彩浓厚，所以奈良佛教的各寺院虽然理论上有着各自的宗旨，不过也会把他宗的主张或教义拿来研究跟参考。当时的寺院基本上就像个学术机构，就算主体可能是华严宗、法相宗，但是寺院里仍然会像大学的各学院、学部一样，有着各种经典和数据以供僧侣们钻研。而尝试来日失败四次，期间还付出失明的代价，最后终于在第五次、六十六岁的高龄来到日本的扬州僧侣鉴真，为的就是把大乘戒律完整地传到日本。而圣武天皇建立来迎接这位高僧的，就是奈良的名剎唐招提寺。藉由这位直接把中国佛教戒律传入日本的先驱者，日本的佛教在奈良时代首度在教义和戒律上都完成了体系化。
因为这样的背景，南都七大寺在奈良拥有强大的实力。而这种权威后来甚至演化为世俗的利权和实力，在日后贵族没落的武士全盛期，幕府一直没有办法在大和设置守护职，而由兴福寺实际拥有大和守护的实力。当然兴福寺面对乱世的各种挑战不是用佛法感化，而是僧兵。南都各大寺院发展到拥有庄园（寺领）和军队，甚至还拥有寺院周围商家的收税权和特定行业的垄断公会（座），还可以设置收费站（关所）收过路费。就算战国时代发展迅速的一向一揆（净土真宗的起义军）曾经因为宗旨不同而攻入奈良，把兴福寺境内的塔头（小寺院）烧个精光，还把南都八景之一的猿泽池（同样在兴福寺境内）里的鲤鱼吃光，甚至宰光了兴福寺旁春日大社里作为神明使者的鹿群。最终一向一揆虽然被赶出奈良，但是因为兴福寺塔头里的大乘院、曾是一向宗本愿寺法主莲如修行之地却也同样被烧光，再加上对南都古寺大社的暴行，最后本愿寺被迫向兴福寺和春日大社谢罪，还被兴福寺宣告净土真宗门徒「永代禁制」——也就是永远不得进入奈良。本愿寺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宣告，算是被南都佛教洗脸洗了个彻底。
当然以上的故事都是后话。总之，奈良时代的佛教特色除了高度的学术化之外，就是浓厚的国家色彩。佛教虽然成为朝廷统治的权威辅助，在信仰上却一直仅限于上层阶级而未扩散到整个国家全体。不过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奈良时代最后的国家事业大佛兴建之际，却也是朝廷发布「垦田永年私财法」、规定新开发田地的人可以永久私有土地的法律。而这个法律的出现恰巧也就是以公地公民制为前提的律令制崩溃前兆——这个从中国移植来的理想制度，结果在日本不到百年的时间就出现了裂缝，而且是在镇护佛教的天平文化达到鼎盛之际。圣武天皇发布了兴建大佛令之后，很快就发现国家财政没有办法负荷。于是只好拜托在民间兴建许多道场、小寺院，甚至公共土木工事、救济所的有名云游僧人行基，负责向民间劝募资金。而这位行基，正好就是过去曾遭受朝廷多次打压的私度僧。
最后，大佛在实质由行基负责的状况下顺利落成。而这位私度僧也受朝廷册封僧侣中地位最高的「大僧正」。结果专属于贵族阶级的国家事业，靠的是这位民间之光才得以打造完成。奈良时代的国际化，其实就是以世界帝国大唐为蓝图，建立在荒野之中的文化首都，藉此终结氏族政治的过程。但最后这些典章制度、甚至建筑都渐渐橘越淮为枳地脱离原来的样貌，进入了在地化的阶段。在学习中国这点上，奈良时代可说是个优等生。但却在学习接近完成的时候，成为不及格的落第生。公地公民制出现松动，而原本被上流阶级和国家机器垄断的佛教，也开始向民间放射光芒。但是这个「落第」的过程，却也正好是日本开始拥有独特文化的开始。迁都平安京之后，由于地理位置所以把奈良称为「南都」。就算日后日本的文化中心移到平安京，但失去首都光环的奈良，却一直静静地在文化底流发出沈稳的智慧之光。这也是一般人对于奈良的印象——没有京都的华丽和风雅，却拥有另一种厚重的古典之美，这也是现代许多人认为日本人的精神故乡、日本的原风景不在京都而在奈良的理由。
当然，奈良不只存在佛教，著名的春日大社也在离东大寺和兴福寺的不远处。佛教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传统神道受难和变化的开始。神佛习合在这个时代如火如荼进行，春日大社几乎等于兴福寺的一部分，兴福寺的僧兵要向朝廷示威强诉时，作法就是扛着春日大社的神木进京威胁。而东大寺到现在还有「八幡殿讲问」这种不可思议的仪式——东大寺阿弥陀堂里，八幡神这个神道的天皇家祖神，竟然被造型成僧侣坐像，坐在东大寺里听着佛经。
奈良时代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当时的日本充满对「普世价值」的向往。而当时的普遍性价值就是佛教，而传统的神道，可说就是日本独有的在地土俗文化。而神佛习合里的神道神明遭遇，也就是当时日本与「国际」间的力量关系。这种厚重的先进文化，藉由中土佛教这个信仰形态，进入当时从中国角度来看多数人仍是「未化之民」的日本人心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虽然被中土佛教深深感染、本土信仰被强力压迫而变形，同时却也因此获得了成为国际人的资格。如果京都是风雅的放射中心，那么奈良就是传统的信仰重镇。日本的文化首都也许永远都是京都，那么日本人心灵上的首都，也许就在南都奈良了。
那个曾经以第二个长安、以国际都市为目标，后来却演化成日本的大和、独一无二的南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