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传统日本的起点
弥生—古坟—飞鸟—奈良—平安—鎌仓—室町—战国—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在神道信仰的概念中，天皇死亡造成的污染，足以让原本作为首都的土地失去生命力。因此以前日本几乎只要每换一任天皇就会换一次首都，甚至还有任期内换过四次首都的强者！那是一个没有堆高机、没有卡车、更没有水泥和挖掘机的时代，却因为恐惧和迷信，让日本重复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习惯许久……
直到奈良时代，日本成为一个完全吸收世界帝国中国制度而形成的新国家，同时导入了佛教、阴阳道、风水等尖端科技（？）来对付死亡的负能量。同时天皇家开始使用佛教式的火葬仪式，加上阴阳道和风水说的各种趋吉避凶技术，日本朝廷终于开始可以从长治久安的首都控制地方、发挥影响力了……
京都，这个日本文化的发信地。
从平安京建都以来，京都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就算德川幕府设在今天的东京，而史学上的时代区分也称为「江户」时代，但是其实整个江户时代，幕府都不曾被称为幕府过。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以德川将军为首的武士统治机构都被称为「御公仪」，就律令制来看，幕府不过是群领有武家官位的世袭私兵集团，接受朝廷的委托在执行政治而已。所以实质上的首都虽然在江户，但是「法理」上的首都却一直都在京都，因为它是天皇所在之地。这也是为什么幕末志士们活跃之地不是在政权中心江户，而在当时其实毫无实际政治功能的京都了。
「京都」一词来自中国，指的是皇帝所在的王朝首都。京都的正式名称叫平安京，当然也有多少与中国首都「长安」相对的味道在。也因为这个概念，所以中国旧日王朝首都的「洛阳」，也常被借用作为京都的雅称——在过去，从地方上京就称为「上洛」；而今天的京都也还存在着「洛北」、「洛东」等地理概念。在这个建于公元七九四年的千年首都出现前，其实日本一直重复着迁都这个劳民伤财的行为。古代日本在亚洲绝不算是个富裕的国家。相反地，如果和中国相比的话日本可以说是一等一的贫穷国。但是传统神道信仰中对于死亡这种负能量的恐惧，让日本朝廷永远得寻找新的首都。因为死亡的负能量当然与当事者的身分与影响力成正比，当朝廷顶点的天皇死亡时，旧首都也随之被其巨大的负能量所污染，所以就算会造成财力和动员力的重大负担，大和朝廷还是不断地在近畿地方更换首都所在地。
但是这种以原始信仰为动机的迁都行为，却在平安时代前的奈良时代开始有所变化。
早从奈良时代前的飞鸟时代，也就是圣德太子摄政的时期起，日本就开始利用遣隋使从中国学习各种典章制度。但是就如同圣德太子让隋帝大怒的国书内文「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般，地理上的分隔优势让日本虽然想从当时的先进国家中国吸收最新的技术和文化，却无意加入以中国为首的华夷秩序。后来甚至因为要帮助朝鲜半岛上的盟友百济，而和隋王朝的后继者唐王朝与新罗联军在白江口打了一场大海战并且落败。而这场败战也造成日本为了防止中国侵攻而开始建构各种水城等防御工事，并且整备户籍制度准备进行征兵。这些措施造成了日本极大的负担，也让当时的天智天皇死后发生了一场政权争夺战役，随后继位的天武天皇对唐采取宥和主义（和平主义），并且更深化学习唐朝的律令制度，发布「大宝律令」而打造了以天皇为顶点的官僚中央集权体制。也从这个时候起日本开始学习中国，有了想要构筑中央首都的概念。在这之前天皇不过是各地有力豪族的联合领袖，「首都」不过是单指天皇所在之地所以可以随代更换。
在桓武天皇建立平安京之前，日本几乎只要每换一任天皇就会换一次首都，甚至还有任期内换过四次首都的强者。那是一个没有堆高机、没有卡车、更没有水泥和挖掘机的时代。就算在今日，任何一个先进国家要迁都，都将是一个浩大的工事，而当时只是一个东洋落后小国的日本，却保持了这种劳民伤财的习惯。虽然因为缺乏先进造房技术，以致民宅建筑的耐用年数不长是人民能快速迁居的一个理由，但是再怎么样，首都建设都需要进行最低限度的城市规划，而天皇等皇族又总不能住在茅房草屋里，皇宫等官方建筑势必对国家财政造成极大的负担。
因为恐惧和迷信，让日本重复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习惯许久。
神社跟佛寺是日本（京都尤其）的重要文化资产。但是只要仔细一看，就可以发现日本常常有动辄数百年，甚至千年历史的佛寺。不过，虽然也有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宇治上神社等例子，但正如历史悠久的伊势神宫，每隔二十年固定重建，被称为「式年迁宫」的崇尚清净文化、认为神会居住在洁净之处的神道信仰，也因此日本有许多神社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重建整个神殿。二○一三年的伊势神宫迁宫仪式就花费高达日币五五○亿元。
如果洁净、光明是神圣跟生命力的象征，那么反过来说，污秽、黑暗自然就是邪恶跟恐怖的代表。
而最大的黑暗和污秽就是死亡。
除了神道理解的生命的重生，神社建筑的式年迁宫仪式，也投射出日本农耕民族的对丰饶且生生不息的土地的中心思想。可是，人终究会死；相对于清净和生命力，死亡带来的自然是一种邪恶的负能量了。
天皇死亡造成的污染——用「污染」这个词完全不过分，因为从皇室祖庙伊势神宫的式年迁宫仪式就可以知道，传统神道的两个中心要素就是再生与清净，而这也是农耕民族对土地最大的祈求。天皇这个国家领袖的死，在神道信仰的概念中绝对足以让原本作为首都的土地因为死亡的污秽而失去生命力。但是从飞鸟时代进入奈良时代，新首都平城京以长安为蓝图而打造，而继承大宝律令的朝廷让律令制度更加完备，日本成为了一个完全吸收世界帝国中国制度而形成的新国家。日本从中国导入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同时，也导入了佛教、阴阳道、风水等尖端科技。
你可能会怀疑我用错了词。但是没错，当时这些就是尖端科技。连现在都有人相信选上总统是因为门口的树长相如何了，更何况当时那个时代，这些根本就是超先进大国来的最新科学。在佛教慢慢渗透日本后，日本人学会了用「供养」的方式来对付死亡的负能量，顺便保护国家，因此开始建立佛寺跟大佛雕像。也在这个时期，天皇家开始使用佛教式的火葬仪式，克服了过去天皇家土葬对土地造成的「死秽污染」，还有伴随着土葬而来、称为「殡」的漫长守葬制度。再加上阴阳道和风水说的各种趋吉避凶技术，日本朝廷终于开始可以像中国王朝一样，从长治久安的首都控制地方、发挥影响力了。
但是，京都其实还是个核子反应炉等级的迷信之都。
平安京这个日本史上最伟大的首都由桓武天皇建立。而桓武天皇本来是轮不到他继承王位的。
说来话长。刚才曾经提到了飞鸟时代的天智、天武两个天皇交接之际曾经发生过战争。妙的是这两位号称是亲兄弟，不过天智天皇死后其子却和这个亲叔叔打了一仗还被逼到自杀。虽说皇位当前同室操戈是常有的事，但是后来这两个血统简直互相提防到像在防贼一样，所以也有人说天智、天武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也就是说天智的儿子大友皇子被天武消灭的时候，号称万世一系的皇统其实就断绝了。不过，这个说法缺乏决定性的根据，毕竟天智之子大友皇子虽然被兵败自杀，可是其他没有和天武天皇对干的天智系统皇族们只是远离皇位传承，并没有被赶尽杀绝还跟天武系统的皇族们互相通婚，连天武天皇的皇后都是天智天皇的女儿（侄女嫁叔叔，这是基于过去日本皇族保持血统纯正的思维）。但是嫁鸡随鸡（？）的天武天皇皇后在丈夫过世后继位成为女帝（持统天皇），为了把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死也不把皇位交给天智系统的皇族——所以才叫「持统」天皇。不过天武系统就这样撑了近一百年，期间还出现称德天皇这种连续登基两次的女帝，甚至还想把皇位禅让给拥有「巨根传说」的僧侣道镜。最后因为天武系统的男丁因为政争和早逝几近死绝，大臣们又死也不想把政权交给一个被传言是女帝老相好的和尚，于是在称德天皇死后，天智之孙白壁王突然登基成为光仁天皇。这位一生几乎都在饮酒作乐的天皇即位时已经高龄六十一岁，而且因为之前没有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所以相对自由，还娶了从朝鲜半岛来的新移民当细姨。光仁天皇和这位新移民所生的儿子，就是日后的桓武天皇。
桓武天皇的即位，实在是太多偶然结合的成果。桓武天皇本来第一自己父亲地位低不可能继承皇位，第二自己妈妈身分更低，所以一直到青壮年为止，这位低阶皇族一直都是以将来作为一个成功的官僚而被裁培的。也就因为这样，桓武天皇拥有极佳的行政能力。不过就像八百年后的织田信长都还高唱「人间五十年」一样，在平均寿命四十岁上下的当时，光仁天皇老年即位，而桓武天皇则是在「壮年末期」登基（约莫四十几岁）。也就是说，以当时水平来说其实桓武天皇什么时候突然死掉都不奇怪。所以因为担心「父老子幼」可能带来的政治危机，才让原本已经剃度为僧的早良亲王还俗，并立其为皇太子，成为协助未来皇室顺利接班的中继投手。
但是人性可怕之处，就在于天皇日日看着自己儿子长大，就越看自己叫回来准备代班的弟弟越不顺眼。于是就在长冈京修建的过程，桓武天皇随便找了个理由，指控早良亲王涉嫌谋反、拔了他的爵位，并下令流放到大阪附近的淡路岛。早良亲王觉得自己根本对哥哥忠心无二，又没有后代可威胁皇位，被这样修理备感羞辱，愤恨交加地竟然在流放途中就绝食而死。
早良亲王死了之后，桓武天皇的生活顿时满满的都是「负能量」——一下子皇太子重病、一下子老婆死掉，最后连自己的妈妈都病死了，全国还陷入洪患跟疫病大流行的恐慌里。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些灾难就是早良亲王的怨灵所为；为避开诅咒，桓武天皇因此抛下建好不到十年的长冈京，仓皇躲进了京都。
六年之后，桓武天皇甚至为早良亲王平反，并追封他为崇道天皇。后代人也为了早良亲王建立了崇道神社，也正如你所猜的，它就位于京都的东北方鬼门方向。为了防止早良亲王的怨灵再次入侵，京都本身就是个「四神相应」的咒术之都，由东方鸭川的青龙、西边山阴道的白虎、南方巨椋池（一九四○年代被填成耕地）的朱雀、北方船冈山的玄武形成「四神」。此外，「鬼门」方向（东北方）被佛教圣地比叡山的延历寺镇住，与「鬼门」对应的「里鬼门」（西南方）则由石清水八幡宫来守护京都。
不过，也有另外一个更世俗的理由，就是桓武天皇想要摆脱奈良旧都各大佛寺的牵制。就像刚才提到的早良亲王原本因为没有任何即位的可能、身为皇族地位也不是很高，这种「贵族二军」最好的出路就是前往名剎大寺出家。一来因为血统高贵所以在寺院里要爬到高位很快，第二寺院方面也乐得接受这些名家子弟入门，毕竟这样也可以和权门打好关系。但久而久之，新天皇一即位就得面对名门寺院住持又是自己堂叔公又是自己大表哥的状况。于是桓武天皇会想要离开奈良、摆脱这些大寺院对朝政的控制好像看起来很合理。但这个目标其实在之前的长冈京就已经达成了，所以平安京的防止怨灵说好像也不那么荒诞不经。
这是京都的诞生过程。
不过说到这里，很容易让人有种京都是个阴阳道主导一切的城市之感。的确道教思想等作为当时中国的先进文明，给了日本上层阶级很大的影响。而这些阴阳道等外来文化和日本的妖怪传承、对怨灵的畏怖和「物忌」（一种断绝秽气的自律行为）等在地元素结合，的确让平安时代的王朝文化慢慢脱离了中国的影子，而有机会形成日后的「国风文化」母体。但是大陆给予日本的最大文化资产——佛教，在这个时代绝对没有丧失它的影响力。反而在平安时代的初期，诞生了两位可以说是日本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巨人。
最澄和空海。
之前已经说过，在奈良时代佛教早就是从中国传来的先进思想，同时也是挟带了造形、建筑、语文等元素的舶来先进文化。但是奈良佛教的特性除了学问色彩浓厚外，佛教是为保护政权而存在的「镇护国家」思想更是其特征。因此，奈良佛教的寺院才会具有如同大陆佛教特有的厚重感。奈良时代虽然也有像在兴建东大寺时得动用到私度僧行基、或是役小角等「行者」（修行者）的出现般，有少许的日本要素出现和官方管理力有未逮的征兆，但基本上讲究理论学理的奈良佛教，倒是真的蛮符合「正信」的定义，没有太多的与日本民间信仰习合的现象——虽然有前面提到的八幡神在东大寺里面「听经」等故事，但是那是佛教作为具有普世共通性的强势外来宗教压制日本传统信仰的现象，当时的佛教还是维持着极强的思想纯度，没有传统信仰改变佛教教义的状况。但是就如同台湾现在的佛教其实早就掺杂了许多本地信仰的要素，和传统佛教（不管是印度佛教或是中国的「正信」佛教）都已大异其趣一样，这种外来宗教本土化的现象——或说需求，好像是世界共通的现象。
在日本的传统神道信仰里，这个世界存在着「八百万神」，也就是无数的神明。不管是在山林、在河流、在森林甚至住居里的厕所等空间，只要是清净的角落就可以有神明存在。不过包括了以「一即多、多即一」来说明宇宙组成的华严宗，理论细密的奈良佛教世界观相当严谨，并没有包容这种日本元素的空间。而且以「五性各别」（依个人素质的不同而有人可以修练成佛，有些人则没有办法）为主体的奈良佛教，也和日本这种「万物皆有神」的思想某种程度上相斥。另外，佛教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个人的解脱和救济。但是奈良佛教本来就仅限于上流阶级和官方组织，广义上并没有真的遍布及影响到大众层面。
不过，数百年间的佛教在中国也起了一定变化。在中国由空僧智顗开宗的天台宗除了以法华经为根本大典外，还强调所谓的「本觉思想」。本觉思想简单地来说就是众生皆有佛性，所以连草木都有可能成佛。
平安京摆脱了奈良的旧佛教势力，但同时也需要新的佛教重镇。于是学问僧最澄背负着吸收最新佛教文化的使命，作为还学生（短时间就要归国）前往中国。最澄在中国抄写了二三○部四六○卷的经典后回国，创立了天台宗。天台宗里的「山川草木皆可成佛」本觉思想和日本传统的「山林河川皆有神明」思考一拍即合，甚至成为了日本人歌颂四季变化及对大自然多愁善感的思想源流。但是一方面基于当初留学的使命，最澄的天台宗和原始天台宗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天台、禅、念佛、密教的「四宗兼学」立场。这也让最澄开山的比叡山成为日后日本佛教的最大道场，后来在大众阶级大放异彩的鎌仓新佛教开宗祖师几乎全出身自比叡山。也因此，后来最澄在日本就被称为「传教大师」。
最澄是个天才。这个天才几乎以一己之力建立起后世日本佛教的基础。而同年代也出现了小最澄七岁的另一个不世出天才，天才的法名为空海，日本真言宗开山祖师。
空海与最澄一样到大唐追求佛法。但是不同于最澄受朝廷的嘱托要多方涉猎，空海专心于密教的钻研。所谓「真言」就是「真正的语言」之意，也就是说用原来的梵文唱念佛号并且结印才能真正与佛合为一体。相对于天台的教义严谨，密教则是主张神秘主义，主张心领神会的教义学习和各种经由修行而习成的行法。简单来说，密教一方面满足了土俗宗教中的咒术性元素，一方面更藉由各种行法来满足世人的各种祈求心愿，像是要咒死敌人或是一家安乐之类的。密教的教义艰深难懂而且难以用文字传达，但是反映在世俗时又如此简单明了。真言宗不管是在修行上或是寺院美术上，都强调诉诸于基本的深层感情。笔者在第一次造访京都东寺时，除了赞叹夜间参拜时境内五重塔的壮丽之美外，更是被讲堂和金堂里将真言宗教义的宇宙构造曼荼罗立体化、或是庄严或是威猛的神像群给整个震慑住。这种难以言喻的赞叹感，或许就是密教力量的泉源。也因为这种神秘而深不可测的教派特色，空海被后世称为「弘法大师」，在各地留下了各种神奇的空海传说。我们常在日本看到的「川崎大师」等大师信仰民俗，大师两字指的就是空海。而今天四国的「遍路」环岛参拜行程，所绕行的八十八个灵所就是号称当时空海所遍历的寺院。但是空海最强的超人传说还不是这些。
空海还活着。
在今天高野山的奥院（不是里高野，谢谢），空海仍在一间小房间里禅定，然后由两位维那（僧人）负责换衣服和一天两次的供膳。当然，这种传承是信者恒信的。不过也正因为空海真言宗的神秘色彩，才有这种传说流传的空间。
同时代出现两位天才，就像中国章回小说里常讲的，只有英雄惜英雄地互相辉映，或是既生瑜何生亮的互相赌烂两种可能。最澄和空海，刚好两种都有。
今天来看，比叡山和高野山作为日本佛教的两大道场各具胜场，没有什么优劣之分也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回国后的最澄，虽然比空海年长但是深知自己在密教上的不足，于是常向这位较年轻的天才请教、甚至借经回来研读。空海一开始也常和这位前辈交流，不过一直到最澄向空海借阅《理趣释经》时，空海终于爆发了——因为强调心领神会的密教，本来就主张不能受到文字的束缚，但是最澄却是完全采用显教式的文字经典学习方法，想要完备自己天台宗里的密教体系。于是空海拒绝了最澄的要求，还写了一篇几近说教的书信给最澄。再加上最澄的弟子泰范也追随空海而离开比叡山，这也造成了两个天才永远的诀别。
听起来好像空海比较心胸狭窄。但是《理趣释经》虽然是真言宗的重要经典，却也是部极具争议、在研读时需要严谨指导的经典。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妙适清净句是菩萨位」这句经文。
「妙适」被解读为「性交」之意。
所以空海所说的，就是如果真的想完全理解密教教义，那就请您「成为我的弟子」而不是光看经书字面解释。这也是作为前辈的最澄想要吸收当时最新佛教文化密教的焦虑，和年轻的天才空海想要大放光芒的野心交织的结果。日后两个天才分道扬镳，却一起开创了东传佛教在日本「在地化」的基础。但是最有趣的是这两位开创日本佛教独特化道路的先进，分别在中国所待的时间。
空海两年，最澄一年不到。
如果以大中华思想来看，这两位都是只学了皮毛的「正信佛教末流」。但是这两位在大唐时间极短的天才，却带给了日本尔后莫大的文化遗产。没有他们，今天京都的风华将减掉大半。
京都作为一个文化发信地至今，当然很大部分是因为它身为首都的地位。
日本一直是一个城乡意识很重的国家，到现在「田舎臭い」（庄脚耸）还是一种深入人心而且带歧视意味的用词。这个现象会形成，跟中国这个旧时代的先进大国有很大的关系。日本从一个由部落集合体，演化成由天皇家作为权力中心的东方岛国，当时的先进文化就是从中国直接输入的。这些文化再以首都为中心，传播到各地的山林田野之间。于是从大和政权成型的飞鸟时代开始，首都就一直负担着这种文化发信的功能。当时的日本首都，当然就像中国的长安、洛阳一样有宫殿（虽然尺寸格局不能比）、有官府、有行政组织、有贵族和服侍他们的各阶级人们。但是有趣的是只要出了这个所谓京城，外面可能就只有原始的日本式掘立柱式小屋和过着传统原始生活的「土民」们。也就是说，日本的首都作为新文化的接收点，树立于从大陆文化看来仍是一片黑暗和原始的田野中，孤单地对四方放射出来自中国、朝鲜的先进文化闪耀光芒。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也造就了日本地方对于中央的向往和畏怖。
我们离题一下。在台湾坐火车或高铁，是用南下、北上来区分前进方向的。但是日本的国土形状并不像台湾那么南北简单分明，从青森到鹿儿岛有时东西向、有时南北向，那么日本是怎么区分坐车的前进方向？答案是用「上り」和「下り」来表示。「上り」就是往首都的方向，而「下り」就是往首都的反方向。引申出来，关西的京都、大阪等相对于关东的江户就叫「上方」，而从京都输向地方的商品就叫「下る」，甚至后来这个词的否定形「下らない」就因为「不足以从京都输向地方」而变成了不值一提、无聊的意思。
是的，往京都就是「上」，往地方就是「下」。虽然后来明治维新之后天皇行幸江户，这个「上」跟「下」的概念就换到东京了。但是这个上跟下的概念，明显就表现了首都对于地方间的优越意识。从桓武天皇开始，日本这个律令国家就几乎废除了人民的军役，而改设由贵族子弟组成的「健儿」。这也造成了日本中央政权几乎没有国家武力、而让非官方武装势力的武士堀起。甚至后来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士和皇族间抗争，诸贵人们还得依赖武士作为自己手下的私兵。不过就算进入天皇家实权完全被武士夺走的鎌仓和室町时代，京都仍然拥有作为首都的优越性。这就证明了京都在日本之所以能维持首都的功能，绝对不是藉由像一般王朝般的中央集权政治力或是武力，而是过去作为从中国接收新文化的中心地，日后发展出日本独特国风文化之后，又作为天皇和贵族们的所在地，继续成为高等文化的发信地。
京都一千多年以来傲视日本全国，靠的就是这种文化能量。
当然，这个位置现在似乎已经被东京取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响起了迁都之论。建都当时自豪的「四神之地」，在帝国主义新时代的角度来看就成了个四面不通的内陆鬼地方。当时大久保利通原本想要把首都迁到大阪，但想当然尔在京都住了一千多年的各家贵族极力反对而作罢。最后就因为一封「秘密投书」（后来发现投书者根本是日本邮政之父前岛密），而让新首都决定在过去武家政权的首府江户。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投书中写道大阪一直是「天下の台所」（天下的厨房，意指全国的食材和商品的集中地），就算不把首都设在这里，将来大阪仍然会保持繁华。但是江户是只靠德川家撑起来的武家政权中心，若不把新帝都设在这里，则不久后江户就会回复成过去的寒村僻壤。于是，为了要把皇恩加于过去「王化不及」的关东——就算接近三百年间的江户时代政治中心都在江户，京都仍然可以说出如此优越感的言词，后来明治天皇行幸江户并改名东京，也奠定了它作为新首都的地位。
后来的明治时代，由于国家急速需要吸收西方新知和技术，但日本又是个贫弱的新兴国家，所以有限的建设能量几乎都放在东京，再把吸收到的西方新文化从东京释放到各个乡间地方。因此全国的菁英也必须上京才能接受最新、最好的教育，这也是为什么《坂上之云》的主角秋山真之到东大预备门时，同学里有夏目潄石、山田美妙、正冈子规，老师又是后来担任首相的高桥是清，整个班简直明治时代名人大集合了。套句司马辽太郎所说的，东京成为「文明开化的蓄电盘」，作为首都不断从外国吸收知识后发散到全国各地。也就是说，飞鸟奈良时代的首都功能，于一千多年后在东京再次出现了。
这就是日本强烈的都市优越感和对于非都市的歧视精神源头。或许今天我们到日本旅游，还是可以发现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也有各自的英雄人物和乡土之光。不过这些地方文化发展得最兴盛的其实是在战国时代，原因就在于地方割据造成的京都政治功能极度低下。但是就算如此，当时不管茶道、连歌等文化都还是要从京都输入到地方，各地大名都以邀请京都来的连歌大师、茶人到访接受指导为荣。虽然当时因为处于地方力量堀起的弱肉强食时代，而让这些「乡下」大名们面对京都的「雅」文化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劣等感，但是各地大名要统一天下，最后还是得指挥大军「上洛」，进入当时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实权的京都才有资格自称「天下人」。而江户时代虽然是号称三百诸候的地方分治时代，但是京都过去累积的文化能量，反而随着政治安定之后，开始重新拥有其作为古典文化的优势。这个「文化发信地」的地位，一直要到维新开国之后西洋文明成为新优势文化后，才被新首都东京取代。
今天的京都，仍然很美。走在这个古都的街道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她独特的优雅气息。但是这种优雅，其实也立基于对其他地方的傲视和优越感。在日本的各个乡间，的确比起京都多了那么一点「土味」——但是有时，这种土味才令人着迷。确实，作为一千多年来日本文化放射中心，京都美不胜收，就算住上一两个月，也看不尽她所有风采。不过作为一个日本文化的学习者，往「下り」方向朝乡间前进的旅程，也不乏新的惊喜和发现。其实日本各地的特殊风俗和祭典、食衣住行文化，只要用心发掘，不管关东、东北或是四国、九州岛，永远都有写不尽的新感动。而走了越多地方，你就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日本人」，其实拥有这么多风格和特性，越来越发现真的难以三言两语道尽这个国家的全貌。因为从京都放射出来的文化元素，在经过漫长岁月的传递和冲刷之后，在各地早已演化成各种各样不同的面容。
欢迎来到京都。这个日本文化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