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太太呢？」
「她喔？她最可怜，因为支票上是她的名字，所以被抓去关了。」
我讶异地问：「那小孩怎么办？」
邻居叹气说：「爸爸妈妈都不见了，小孩就送回乡下让亲戚养啦。」
我问：「有没有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
「其实我们几个邻居曾经找林老板讨论过，可是他欠太多钱了，我们想帮也帮不了啊！」
当下我想起林太太询问跳票问题时忧惧的神情，明明事关自己的权益和清誉，却连与自己最亲近的丈夫都不敢问。而即使向外人求助了，都还得看另一半的脸色才行。再想起她当时拿着金饰来典当的不舍神情，更是不胜唏嘘。当下我也决定把这批金饰保留着，我相信林太太有一日一定会来赎回。
一年后，林太太出狱了，果然立刻就到当铺赎回首饰。
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先生的薄情寡义，当年她先生明明知道支票即将到期，却还是把二十万拿去赌场输个精光，最后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又是赌博惹的祸！而林太太坐牢之后，孩子何其无辜？林老板更没有因为太太的坐牢而痛改前非，这场牢狱之灾自始至终对家庭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是一场无谓的牺牲。
在传统社会里，女人几乎全依赖着男人过日子。如果男人能力和责任心兼备，一家人可能就吃喝不尽。但若是男人素行不良，女人一辈子也会跟着赔上。说起来其实运气的成分很大，因为过去在农业社会，男女成亲多凭媒妁之言，婚前无法全面了解彼此个性，等到发现伴侣有问题时，往往为时已晚。
而当时男女平等的观念也不若现在，即使林太太知道先生是个素行不良的人，但是仍然会遵守在家从夫的老旧观念。明知不应该放任先生以自己的名义开户，又无从拒绝。可惜法律并不会因为同情而让她无罪，虽然她心里满是怨怼和后悔，但其实早在开出空头支票的那一刻，她的命运便已注定。
然而林太太也并不是单一例子，在二十多年前，像这一类先生经商失败跑路、太太代夫坐牢的例子层出不穷，许多无辜的主妇遭受牢狱之灾。直到民国七十六年票据法修改后，支票退票不用负刑责，才拯救了许多无辜的妇女。
就因为看多了这样的案例，所以我经常鼓励周遭的女性朋友，多多投资自己的脑袋和口袋，在婚姻里采取主动，不要死守着被一张纸约束的婚姻。
因为有价值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彼此的感情和成长，否则不如离婚。对于观念保守的女性而言，林太太的遭遇是很有力的借镜。
第十七张当票：站壁流莺的无奈
民国九十一年时，我因为担任当铺公会理事长的关系，每天都必须固定到康定路与桂林路口的办公室上班。附近几个站壁的流莺常在骑楼下招揽生意，见面次数多了，彼此都会点个头打招呼，但不特别亲近，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因此也没有其他的交集。
同一栋楼刚好有间地下钱庄，专门放款给流莺和摊贩，负责人魏董事长算是地方上有名的角头。当时他们为了自己生意方便而霸占了一座电梯，让电梯待机时始终停留在钱庄的楼层，让其他住户出入不便。大家怨声载道，我决定请总干事找魏董反应，结果总干事结结实实地被魏董骂了一顿，灰头土脸地宣告劝说失败。
我听了不以为然，决定亲自出马，总干事忙劝我：「理事长你别去，他是黑道，碰不得的。」我说：「黑道又怎样？我是跟他讲道理，又不是找他打架。」于是我请总干事通知对方我要上去跟他聊聊。
电梯门一开，对方的小弟早已摆好阵势，好似随时准备开战，但我不以为意。一位小弟前来迎接并说明魏董正在处理一些事情，先请我坐在会客室喝茶。才一坐下，我便听到隔壁办公室传出咒骂声，内容极尽污秽恶毒，多听一秒都是折磨，我忍不住问旁边的小弟：「你老板在骂谁？」他回：「骂一个女人。」我直摇头：「这太不应该了，谁人没有母亲姐妹？怎么可以骂女人骂到这种地步！」我坐不住，直闯魏董办公室。
一进门只见魏董指着一个年轻女人骂得火花四冒，我看了看被骂的女生，有点面熟，只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魏董看到我进门连忙说：「理事长，我正在处理一些事情，你在会客室稍等，有什么需求，尽量跟小弟说。」我回：「我本来想等，可是听你骂得这么严重，我实在听不下去，骂人解决不了问题，可不可以好好讲？」魏董这才收敛了一些。
我没打算离开，就在一旁听着听着，大致也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这个女人欠钱不还，利息也不付，躲到西门町站壁，但被魏董的手下抓回来。最后，魏董骂了一顿解气后，要她去外面写悔过书，女人才哭着走出去了。
女人前脚一踏出，我便直接开门见山跟魏董谈电梯的事情，分析电梯停在他的楼层其实没好处，不但客人上楼时要等，他自己等电梯的时间不见得少，若是让两部电梯随机移动，反而节省时间。他听完我的分析，点头说：「好，理事长，这件事情我听你的。」或许是卖我个面子，这件事很快便圆满解决。
步出办公室，看到方才那个女人正在一旁边写悔过书边哭，我转头就问魏董：「这个女人欠你多少钱？」魏董回：「八千。」我纳闷着：「不过八千，何必骂得这么难听？」魏董跷着二郎腿说：「理事长你不知道，她是累犯，上回已经跑过一次，要是不给点教训，等她脸皮厚了，以后可没完没了。」此时我脑海又浮现刚才魏董羞辱人的模样，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于是脱口而出：「干脆这笔钱算我的，我帮她还。」魏董听了觉得莫名其妙，忙说：「理事长，这件事你千万别管，这种事情管都管不完的。」我摇摇头：「我可没打算每件事情都管，不过既然遇上了也算是种缘分，况且一想到你骂人的狠劲，我马上头痛。一句话，这笔算我的。」
魏董见有人付钱，也就不再坚持。我请那个女人跟我一起下楼到公会拿钱。门口助理见了我们两人吓了一大跳，急着说：「理事长，她是以前楼下的流莺啊。」这下我才恍然大悟，难怪我觉得面熟，我对助理说：「我知道啦，别大惊小怪，帮我们泡两杯茶，我跟她聊一聊。」
女子擦干泪痕，自称姓陈，我问：「陈小姐，妳怎么一辈子都欠钱？照魏董所说，妳已经向他借了十年了。」她回我：「没办法，我有三个孩子，赚的钱不够花，而且我天性好赌，所以只能借钱度日。」我又说：「这次可以帮妳还，但是妳要好自为之，难道妳想一辈子过这种生活吗？」陈小姐耸耸肩说：「唉，我早已经认命了，从小我就被我妈卖到宝斗里，后来政府禁娼，我又爱赌，也没一技之长，只好站壁。这次是因为赌输了，没钱还给魏董，只好跑路。谁知道会被他找到，没关系，反正骂一骂就没事了。」我又问她：「妳有没有想过，站壁还能站多久？趁现在还年轻，找个机会改行吧！」她笑说：「其实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没什么不好啦，我老公还会每天载我上下班呢！」
这句话让我有点愣住，没想到她有老公接送，太匪夷所思了。正想再往下追问之际，我突然想起过去在万华分局跟警察聊天时，见到里头有一位老太太脸涂得跟歌仔戏旦角一样。当时我好奇地问警察：「这位阿婆是干什么的？」警察撇撇嘴说：「卖淫被捕。」我大呼怎么可能，警察说：「真的没骗你，你不信的话，问问阿婆旁边那位男人，那是她儿子。」
当场我的价值观立即陷入混乱，这个儿子看起来老老实实，怎么会让妈妈从事这种行业呢？后来听她儿子说，原来是母亲年轻时曾卖淫为生，但年老后其实儿孙都孝顺，每月会按时寄钱回家，经济无虞。只是母亲不甘寂寞，经常仍上街做生意，当作打发时间的消遣。
所以现在又听到陈小姐的故事，让我不由得想起论语上一句话：「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此我便停嘴不再多问，交给了陈小姐八千之后，嘱咐她赶紧拿去还给魏董，赶紧拿回借据。
后来，我们偶尔还会在办公室楼下遇到，陈小姐看到我总是很有礼貌地问好，有一次甚至从皮包里掏出钱，直说要还给我，我连忙摇手婉拒。其他的流莺见到我同样热情地喊：「理事长好～」，刻意拉长的尾音带着一丝嘲弄，彷佛我是个傻呼呼的冤大头。而几个朋友知道这件事，纷纷表示不谅解，认为我出的钱跟扔进水里没两样。
但是，在我的心中却不这么想，因为这笔钱除了阻止魏董骂人秀之外，也让我多了另一层新的体会：普通人可能认为社会中下阶层的人过得很悲惨，但是也许他们自得其乐。
喜怒哀乐是不分贵贱，一律平等的。不论是帝王将相或是贩夫走卒，各阶层均有自己的忧愁和喜乐。也许每个人的生活模式令旁观者不以为然，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还认为旁观者才是格格不入的一群。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不论鱼乐与不乐，只有自己最清楚，旁人何必庸人自扰呢？
第十八张当票：逃兵的补给证
民国八十二年某天傍晚，一个理着平头、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登门求助，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开口便说急需车钱回云林。
我问他：「你有什么可以当的？」他摇摇头说没有。我语气和缓地说：「没东西我可爱莫能助。」平头年轻人一听更焦急地说今天一定要回去，请我务必帮忙。于是我又问：「你说说看是什么情况，我替你想想办法。」
他解释说：「其实我正在当兵，今天跟部队请假到台北找女朋友，晚上要回云林老家，但是身上的钱掉了，请老板您帮帮我。」听起来是个合理的遭遇，不过我常遇到骗车钱的人，便进一步向他要了军人补给证确认身分。
他从皮夹里掏出证件，果然是个现役军人，姓李，部队的番号是十军团伍么六工兵营，我想起自己以前服役时，在同属十军团里相近的单位伍么勾工兵营受过基地训练，于是亲切感油然而生。
我问他部队在哪里？他回我：「在台中潭子。」果然是同一个单位，但却有疑惑浮现我的脑海，于是接着又问：「你们现在是在基地训练吗？」李先生不假思索地说：「对。」果然事有蹊跷，我奇道：「咦？下基地训练不可能请假啊，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这一听李先生当场脸色大变，立刻转身跑出大门。我低头一看，他把补给证忘在柜台上了。
因为跟过去部队的朋友还有交情，于是我拨了通电话给老单位的老士官长，说明了李先生的部队番号，请他查一查。老士官长回说：「没错，这支部队正在下基地训练。」我心中更笃定，李先生肯定是逃兵。
果然，到了晚上七、八点，李先生回来当铺找补给证了，他满面愁容，一看便知无处可去。我请他到办公室里坐一会儿，递了杯水给他，我问：「你为什么要逃兵啊？」李先生搓着手说：「因为女友兵变了，我怎么打电话都不接，长官也不让我请假，逼不得已，我只好晚上翻墙偷跑出来，坐夜车到台北找我女朋友，可是我找了一整天都找不到她，又不敢回部队，只好来找你借钱回云林老家。」我好言相劝：「年轻人，我了解兵变很痛苦，可是逃兵兹事体大，如果被宪兵抓到，一定会判刑，纪录会跟着你一辈子。而且你这么老实，若是被关了，不免被里头的大哥欺负。」李先生听完不知所措，慌得直流泪。我安抚他说：「先别急，我替你想想办法。」
于是我打了通电话给老士官长，老士官长了解状况后，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阵，说：「你跟那个阿兵哥说，不论如何先回到部队，我帮他跟营长聊一聊，也许能从轻发落，把逃兵改成不假外出，说不定不用送军法审判。」
听起来事情有转机，因此我跟李先生说：「放心，我等一下帮你叫辆出租车，你直接从台北杀回部队。到了营门口不要说跟卫兵说你是谁，打电话请老士官长把你领进营区，其他的事情他会帮你安排。」不多时，出租车开到店门口，我把车钱塞给司机，李先生点头道谢，惶惶不安地钻进车里走了。
事后想起这件事，我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愿意帮忙这位李先生，其实是因为当初服役时的一段遭遇。
过去我待的伍么勾工兵营一度驻扎在外岛，我担任保养厂的补给士，厂长是位风闻有断袖之癖的老士官长，他的工作能力过人，经历显赫，在单位里很有影响力，却不时传出惹人非议的行为举止，只是始终没有人求证。我当然听闻过几次，但反正部队中空穴来风的事情多如牛毛，倒也不以为意。
一直到某天，一位学长即将退伍，在大家帮他办欢送会的场子，当一伙人吃饭喝酒好不开心之际，喝着喝着，这位学长竟然哭了起来，亲口说出他曾被老士官长性侵。我听了还来不及反应之时，没想到周围好几个战友竟也跟着流下泪来，原来受害者不只一位。只是士官长在单位里的地位不亚于营长，加上学长退伍在即，没人愿意深究，只求顺利离开部队，因此才一直没被揭露。
后来部队调回台中潭子，有天半夜我的好梦正甜，突然有人摇醒我。恍惚间，我以为是轮到我值安全士官，于是睡眼惺忪地开始着装，穿到一半才想起晚上没我的班，于是又爬回床铺继续睡。谁知道刚躺下又有人摇我了一把，但我一下床，人就不见了。我心里纳闷，套上拖鞋到走廊上一探究竟，只见一个刚到部队不满两个月的新兵瑟缩在角落。
我上前问他：「干嘛这么晚在走廊上游荡？」他一开口，眼泪跟着滚落：「班长……我想自杀。」我听了一愣，好声劝导：「千万不可寻短，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商量商量。你受了什么委屈？」他边哭边说：「我刚来没多久，士官长很照顾我，上礼拜放假前，士官长通知我去左营出差，还告诉我该住进哪一间旅社。我想是长官的命令，便乖乖入住。结果当天晚上就被士官长性侵，他还警告我绝对不能说出来，不然会让我当兵当得很难过。我回来之后，每天都想死，结果今天士官长又找我，叫我礼拜六放假再去台中出差，班长，我真的不想活了。」
我听了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能先安抚他，赶紧再找与我交好的辅导长商量。辅导长听了前因后果，当场气坏了，表示一定要往上级呈报。我跟他说：「你先不要轻举妄动，以前我的学长曾经向营辅导长投诉过，但是士官长全身而退，表示他的后台很硬，要是照程序走，最后肯定会不了了之。不如我们想个办法，先让这个菜鸟安全过关。」辅导长点头说有道理，他出了个主意：「干脆由我代替这个菜鸟去赴约，当场跟士官长摊牌，看他到时候怎么说。」我们心想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便等着放假回来听辅导长的如何收服士官长。
三天后部队收假，奇怪的是辅导长却不见人影，反倒是士官长的脸色阴晴不定。后来我和菜鸟才知道，原来当时两个人在旅馆谈判愈谈愈僵，士官长恶人先告状，竟然通知警方辅导长勒索，结果辅导长反被送到军团部接受调查。这一听我和菜鸟简直吓坏了，心想士官长接下来一定会把矛头指向我们两个，要是不想点办法，肯定吃不完兜着走。
我们抓紧空档躲在厨房后商量对策，我告诉他：「只有一个办法，你赶紧逃兵吧！」菜鸟听了不敢相信，怎么有长官唆使士兵逃兵？我接着说：「我不是叫你逃回家，而是要你离开部队之后，直接去陆总部军法处投诉士官长，由高层往下办，事情才不会被盖掉。」菜鸟一听，立刻找机会翻墙逃出营区。而我则打电话到八二五军医院，借口得了急性肠胃炎，请他们派救护车载我到医院治疗。
士官长完全没料到我们先采取行动，一时三刻之间拿我们没辙。而我则借故在医院住了一个半月，直到保养厂的战友来探望我时，告诉我士官长已被调走，而菜鸟则转调陆军总部理发厅，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日后我遇到这位菜鸟，他忿忿不平地说一开始到军法处投诉时，根本没人要理他。直到他改请家里的人报案，军法处才受理。而且在军法处下令办案之后，许多隐藏的受害者也纷纷现身作证，上级才认真面对这个案件。但是最气人的是，这位士官长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处。原来是因为当初十军团负责高速公路工程，部队内部举行工程进度评比，只要哪个单位的成绩好，相关的军官都能升官。而士官长更是拿过多次工程机具保养竞赛的第一名，正是进度超前的关键人物，各级长官为了升官，自然愿意包庇他。
当兵本来就是一种训练，所以在当年的部队观念中，阿兵哥本来就该受到磨练，因此不当管教几乎可以说是常态，压力非常大。但试想，要是单位里有一位性侵惯犯的长官，有谁能安睡？大多数的逃兵事件都是出于个人因素，但是这一回却由身为班长的我授意菜鸟逃兵，其实是为了保护人身安全之下，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过去军中环境不比现在，人性化管理只是表面功夫，因此逃兵事件层出不穷，除了兵变或是素行不良的浪荡人士，还有许多受不了不当管教的牺牲者。老鸟欺负菜鸟、长官欺压下属司空见惯。只有靠战友间相互打气，才能熬过艰苦的时刻，因此许多人退伍之后，与战友建立了一辈子的友谊。
但如今看来这也算是一种因祸得福，过去这些看起来恐怖的经历，其实也磨练了我的抗压性，让我回到社会之后，面对不公不义之事，自然产生抗体，帮助我不会被任何阻碍分心，能专心致志地朝向目标迈进。
第十九张当票：诈骗集团
入行三十多年来，我不但跟各式各样的骗子打过交道，更是遇过不少被骗的民众。这些被骗的人并不是傻子，也不是想赚钱想到疯了的穷光蛋，往往上当受骗的，都是平时看似精明的凡人。而诈骗的手法更是层出不穷，我几乎也算是见证了它的演进。
最早期的诈骗手法是用「中奖」当作诱饵，引人上钩。就曾有位姓何的老街坊，年轻时经营过好几间餐厅，退休后过着衣食无虞的优渥生活。但有一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溜进店里，低声说想私下跟我聊聊，我看他神情紧张，便带他进我的办公室。
屁股都还没坐定，何老先生就连忙说：「秦老板，我最近中了大奖了，心里很焦急。」我心想这是好事有什么好焦急的，便恭喜他：「中奖是喜事一件啊！为什么要紧张兮兮？你中了什么奖，不论有什么问题，说出来一起解决。」何老先生说：「我中了香港六合彩的头奖，彩金大概一千万港币。」一千万港币！这可是大数目，这么好的事情能碰上，运气也真的是太好了。
我好奇地问：「台湾有香港六合彩的签注站吗？」何老先生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签注站，但是两个礼拜前我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问我要不要投资六合彩？我告诉他我从来不赌钱，但是对方认真地说：『你是从几万人里抽出的幸运儿，只要投资一百元港币，马上能参加香港马会办的六合彩。』当时我什么也没说就挂上电话。但没想到过了几天，对方又打电话来，还兴奋地告诉我当初香港马会先帮我出了一百港币签注，结果中了头奖！」
当时诈骗风气还不普及，我也听得一愣一愣的，但是我还是提出了一个最根本的疑问：「老何，不对啊！对方帮你出了一百元，中奖应该全部归他，为什么还要汇给你？香港人有这么友善吗？中了奖还要给别人！」只见何老先生仍旧固执地说：「哎！该是我的就是我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汇款，我这几天都睡不好。」我心里仍旧觉得事情不对劲，但也只能先恭喜他。
到了当天晚上快关门时，何老先生又跑来了。我以为他仍是为了彩金而失眠，但没想到他一进门，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里头有手表、金戒指等随身物品，摆明是来当东西的。我诧异地问他：「老何，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要来当？」他解释说：「没办法，虽然我中了一千万，但是对方要我先汇百分之二十的税金，才会把剩下的奖金转给我。这些东西你算算看可以换多少，如果价钱漂亮，到时候领了彩金请你吃红。」我反问：「税率未免太高了吧？不能直接从奖金里扣除吗？」他双手一摊说：「没办法，这是对方的规定。」
我仰头想了一会儿，正色跟他说：「老何，你肯定被骗了。第一，香港六合彩和香港马会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对方说你中奖，但是你没有出钱，凭什么要给你彩金？第三，不论中什么奖，税金都是直接扣掉，哪有要先付款的道理？第四，香港马会主席怎么可能打电话给你呢？你连他都没见过，说不定根本没有这个人啊！」我分析的恳切，想不到他老兄听了却恼羞成怒，东西包一包就走了。
何先生前脚刚走，他儿子就跟着上门了，劈头便问：「秦先生，我爸来过了吗？这两天他的举止很古怪，一口气从银行领了好几百万出来，不知道要干嘛？」我告诉他何老先生跟我讲的事情，末了还特别叮咛着：「你要小心，你爸爸若不是得了幻想症，肯定就是遇上了骗子。」
没想到两、三天之后，父子两人竟然在街上吵得不可开交。原来是何老先生已经汇了几百万过去，但对方不但没把奖金汇过来，反而还继续找各种理由要他继续汇款。而不管家人如何死命阻止，何老先生却依旧坚信，只要把最后一笔款项汇过去，就一定拿得到彩金。最后不得已，家人为了阻止他，只好连室内电话都换了，才让损失不再扩大。
日后，何老先生还不只一次向我抱怨儿子断了他的财路。我只能劝他：「老何，你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应该是个聪明人，怎么会一直认为自己中了奖呢？别忘了，你可是什么都没有买啊！」但他依然不肯承认自己有受骗。
再后来，因为彩券诈骗已经拐不了人，眼见为凭，大家已经不相信见不到人的电话，于是诈骗花招又有了新招，直接真人面对面。
民国八十六年时，一位陈老太太来店里当金饰，我们谈定了十五万，正当准备抄录她的身分证时，却发现老太太住在士林。我随口问：「阿嬷，妳怎么从士林跑到这里来当呢？」陈老太太神色不安地说：「没有啦，出租车司机介绍的。」我探头往外看，门口站着鬼鬼祟祟的三个人；男人应是阿嬷口中的出租车司机；一位是短发女子，另一个女子则年纪较长，但三人看起来绝非善类。我狐疑地问：「阿嬷，另外两个女的是妳的家人吗？」阿嬷急着说：「你赶快把钱给我，不要问这么多啦！」我更觉不对劲，于是借口店里现金不够，要去银行领钱，让阿嬷先坐一会儿。
我才一绕出去，三个人就马上闪进柱子的阴影处。我愈想愈不对劲，阿嬷看起来十分老实，跟这三个人完全搭不上，但因为这些年来已经遇过太多的诈骗案例，于是我便自作主张暗中打了电话请长春派出所的所长来一趟，并且记下车牌。十分钟后，警车甫出现，果然方才门口那三个人随即就钻进出租车逃之夭夭。但是没想到陈老太太一看到那三个人远走高飞，居然在办公室里大哭大闹，还气得把我桌上的东西全都打翻，怎么安抚也没用，让我始料未及，最后只好请警察带她到警局。
不多时，陈老太太的家人赶到警局，询问阿嬷到底发生什么事，只是阿嬷怎样都不肯说出原因。好不容易等到她情绪平复，陈老太太的第一句话竟是：「要不是当铺老板从中作梗，我早发财了。」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她连珠炮似地解释：「你们不知道啦！短头发的女人是傻子，家里很有钱，年长的是她的阿姨。这次傻子来台北找阿姨玩，身上带了一百万现金。因此阿姨在街上遇到我，找我合作一起骗走傻子的钱。我当然说好啊！阿姨要傻子把钱交给我保管，但是傻子却坚持要确定我比她有钱，才肯把钱给我。我一时找不到图章领钱，才请司机载我到你的店里当金子。没想到当铺老板自作聪明，把财神搞丢了！」家人听了哑然失笑，纷纷劝陈老太太别太天真，但是陈老太太依然执迷不悟，深信自己错失了千载难逢的财路。
一个礼拜后，凭借着我抄下的车号，三位歹徒落网了。我接获派出所的通知到场指认，一到现场，发现聚集的受害者竟然超过五十个。奇妙的是，每位受害者对于案发的描述完全不同，有人推说被下了迷药，有人直言被下蛊，甚至有人指证历历，说只被歹徒拍了拍肩膀，立即神智恍惚，乖乖找提款机领钱，在一旁的我听了啧啧称奇。
当警察询问司机时，只见司机搔搔头说：「哪有这么厉害？我们三个只是合作演戏而已，我当车手，一个女生装笨，另一个负责拐人，这样而已。我们只跟这些人说用小钱能换大钱，再让傻子露出装满钞票的袋子，这些人就上钩了。其实袋子里都是假钞啦！底下还有旧报纸咧！猛一看好像很多钱。这些人拿到手之后，还不敢立刻检查，一定要回家之后才敢把袋子打开来数钱，这才会发现被骗了，我们就是料准这一点。」说穿了，只是简单的技俩，但只要碰上欲望就会被蒙蔽。
尔后，诈骗的手法也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改变，而且我也不时听闻有人上了当，但追根究底，就跟上面两个例子一样，其实所有的骗术都只不过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罢了。
就像是陈老太太，我始终忘不了当她指认三位歹徒时，仍坚持这三位和上回不是同一组人，任凭警察怎么说，她始终大摇其头。反而不停对我投以怨毒的眼光，从头到尾都认定是我挡了她的财路。只要贪嗔痴的人性弱点存在一天，相信骗子总能找出生存的空间。
第二十张当票：劳力士一六○一
大家都知道，当铺是以物换钱的地方，不管个人观感如何，也都能认同这件事。但就我在这行那么久的时间里却发现，很多时候在当铺反而可以见识到「情感」的脉动。不管是男女情爱、同事情谊，甚至连血缘的亲情都有，有的能够化解、有的却变成是危机，但是事情最后会怎么落幕，就端看每位客人自己的造化了。
某日，一位林小姐带着劳力士（一种瑞士名牌手表）一六○一型的手表上门典当，我看表况不错，但却是一款男表，跟林小姐的外型实在搭不上，而且我看她相貌老实也不像是偷窃而来，于是开口问她：「妳怎么会来当男人的表？」林小姐说：「这支表是我爸爸的，因为他工作比较忙，所以叫我来处理。」我自恃看人挺准，林小姐的模样并不像是个骗子，因此判断这是一笔再寻常不过的典当交易，所以马上开了张当票，连同贷金两万一起交给她。
三天后，附近分局的警察在我店里蹲点，他们通常也会顺便翻阅典当登记簿，看看有没有失窃物流入当铺。刚好其中一位警察在登记簿上看到这支三天前收的劳力士表，因为名表是赃物的大宗，又有表号好追踪，所以便随手就打了电话向组里回报这支表，请同仁查核是否有民众申报遗失。
「中奖啦！」他突然大喊。其他警察吓了一跳，只见他兴奋地说：「前几天民众到北投某分局报失这支表啊！」我心想：「不会吧！林小姐会是小偷？」警察按照林小姐身分证复印件上的户籍地循线逮人，却怎么都找不到她。
没多久，接到通知的失主领着市议员气冲冲地跑来，自称王董，他一进门不分青红皂白就立刻破口大骂，直指我的当铺是跟小偷沆瀣一气的销赃窟。警察在一旁悄声告诉我，王董是北投区的一方之霸，名下有许多温泉旅馆，平常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警察看到他都要礼让三分。
只见王董愈骂愈难听，而旁边的警察遇上市议员气势都矮了一截，没人出来主持正义，附近看热闹的邻居更把店门挤得水泄不通，我完全只有被霸凌的份。
话语里，王董监持不付一毛钱，要直接把表带走。我说：「不可能，警方只是暂时找不到林小姐，等找到她之后，我拿回两万元，手表就能还给你。」我的话让王董暴跳如雷，在旁的警察赶忙打圆场，告诉我王董好歹是北投的地主，干脆少算一点钱给他，让大家好做人。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并非不明理之人，每件事情都有来龙去脉，总得问清缘由。但王董的嚣张蛮横，实在让我看不过去，脾气也跟着上来了，于是我冷冷地说：「这可不行，当初当两万，就该拿两万来赎，多一块我不要，少一块也不行。」王董见我坚持不让步，撂下狠话要告典当人窃盗和告我收受赃物。我见过的流氓黑道可多了，不受他的恐吓，依然坚持立场。
没想到这一闹，双方竟然就僵持到半夜，王董见我始终不肯妥协，最后扬言要我等着接到法院传票，气呼呼地迈出大门。他前脚才踏出，我转身就思考，那位林小姐真的不像坏人，事情应该不单纯，可是任凭我想破头，怎么也推敲不出其中原委。
但有时候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奇妙，想不到几天后，林小姐竟然上门来赎表了。全世界都在找她，她却一付没事人的样子。我心想，这支劳力士来路不明，可是我不能声张；如果林小姐知道我发现表是偷来的，她情急之下逃跑了，我可能要负责；可是如果我暗中打电话报警，林小姐一定认为我是抓耙仔，因此要不要报警成了我两难的抉择。
但是我愈看林小姐，愈觉得她不像小偷，人的气质是骗不了人的，于是我决定赌一把请她到办公室详谈。一坐下来，我便开门见山问道：「林小姐，这支表怎么来的？」她一愣，回答：「是我爸爸的。」我说：「还说是妳爸爸的，这支表是别人掉的。现在警察都已经找上门，事情很麻烦，妳还是跟我去警察局说清楚。」她坚持说：「我不能去警察局。」我说：「那么，妳得先老实告诉我，这支表到底是谁的？」林小姐依旧咬定那是她爸爸的。经过我穷追猛打，林小姐才终于说出事实真相。
原来林小姐的爸爸生性风流，共娶过三个老婆，而林小姐的母亲正是第一任太太。虽然父亲对前妻态度冷淡，但因为林小姐是唯一的掌上明珠，所以自小就受尽宠爱。最近母亲生病了，林小姐跟爸爸拿医药费，怎知她爸爸认为这是好赌的前妻讨钱的借口，坚持不给。于是趁着隔天爸爸起床梳洗，便顺手把他留在洗手台的手表拿过来典当，算是帮妈妈筹措医药费，也算是对父亲的怨怼。
虽然林小姐的故事听起来真实，但其中还是有一个大疑问，就是她姓「林」，但王董却是姓「王」啊，这可不对。因此，我狐疑地问她：「难道妳爸爸是北投的王某某？」林小姐点头说：「没错，就是他。」再次追问才发现，原来是林小姐父母离婚后，她改姓了母姓，这下我终于恍然大悟：「既然是一家人，事情就好办了，可是妳为什么不去警察局呢？」林小姐直摇头：「我爸爸是个爱面子的人，如果闹到警察局，他会觉得脸上无光，一定会发脾气骂人。」
我也领教过王董火爆的脾气，于是想了个折衷的办法：「这样吧，我请警官来一趟，看能不能在店里做笔录。」不一会儿功夫，好几辆闪着警示灯的警车就把当铺团团围住，几名警察荷枪实弹冲进店里，他们以为即将面对的是凶神恶煞的暴徒，一看是个弱女子，大家都笑了。带队的警察问明原委后，最后还是将我们带至警察局，并通知王董嫌犯已落网，要他到局里一趟。
不多时，王董气急败坏地冲进警局，身旁还带着两个市议员，嘴里不停骂骂咧咧：「我倒要看看哪个不怕死的猪八戒敢偷我的表……」话还没说完，定睛一看，没想到站在眼前的居然是自己的女儿，王董顿时嘴巴闭了又张，显得手足无措，方才剑拔弩张的尖刺掉了一地。他赶紧凑到女儿身旁好声好气地问：「为什么要拿我的表？如果要钱的话，跟我说就好啦！」此话一出不得了，林小姐更是怒眼圆睁：「因为你不给妈妈钱！」跟着就开始哭诉王董年轻时如何不负责任、怎么抛家弃子，过去种种荒唐不堪的往事一件件摊开，只见王董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现场的警察个个面面相觑。没想到这辈子把面子摆在第一的他，竟然会栽在自己女儿手上。
虽然误会顺利解开，但是销案的程序可不简单。窃盗罪和收赃罪都是公诉罪，没办法撤销。不过，照理讲父女之间不形成窃盗罪，还是有机会撤告，但收赃罪可没那么简单。这时，分局长撂了句公道话：「那秦先生的赃物罪怎么办？如果不撤告，秦先生可以告你诬告罪啊！」这会儿情势大逆转，变成王董有求于我了。
我好整以暇地说：「王董，那天你大吵大闹，差点把我店给烧了，看热闹的左邻右舍围了三层，就算我跟别人说单纯误会一场，也没有人会信啊！这下子我的面子该往哪儿摆？」王董听了急忙说：「秦先生，不然这样，我摆两桌请左右邻居一起来吃，算是向你陪罪。反正这件事情一定要搞定，千万不能上报，不然我可难看了。」我想该让彼此有个台阶下，便说：「王董，你说了算。」之后我们几个一起到检察官处说明，才终于结束了这场「家庭纠纷」。
回头来看，其实这整件事根本是再简单不过的家庭问题，但就因为一个环节错了，被火爆脾气误了事，才导致后来衍伸出来的麻烦事。若当初王董在听到警察通知手表找到后，只要先询问一句：「典当人是谁？」，其实就能免掉后续的一堆风波。
人常常在情绪不稳定或是信息不足时，会误下判断而把话说死，却没想到最后也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尤其在面临危难的时候，更应该提醒自己冷静面对才行。
第二十一张当票：七个巧合
人生运势的起伏很难说得准，好运来临时，城墙都挡不住；若是厄运上身，喝凉水都会塞牙。我就曾经因为七个不可思议的巧合，蒙受不白之冤，差点身陷囹圄。
民国八十年，有次南港的台肥四厂办公室遭小偷，员工保险箱里的财物不翼而飞。虽然失窃的东西很多，但是里头值钱的并没有几样，其中一只结婚时必备的龙凤镯算是稍微有点价值。但这只镯子款式十分普遍，每家金饰店里备货个一、二十只是稀松平常之事，要辨认更是难上加难。不过，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发生窃案，驻厂的保安中队中队长自然觉得很没面子，但同时也知道要找回失物的机会实在微乎其微。
只是看似平凡的窃案，却是启动一连串巧合齿轮的开关。
第一个巧合出现在近一年后。当时有两个菜鸟警察刚到台肥四厂报到，中队长看他们礼拜天放假没事干，便吩咐他们到当铺调查这桩悬而未决的窃案。两个警员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心想：「这该从何查起？」两人边走出厂区边讨论，信步走到公车站时，其中一人看到车来了，便提议说：「干脆搭这辆，随便找一站下车再说吧！」他们上车的站牌有十几路公交车会经过，偏偏选了这一路，这是第二个巧合。
两人晃晃悠悠地坐到松江路口下车，漫无目的地沿着巷道东拐西拐，而全台北有这么多间当铺，巧的是他们偏偏就走到我的当铺的门口。两个菜鸟对望一眼，点了点头，心想：「从这家开始吧。」于是推门进来，亮出证件说要查案，这是第三个巧合。
我很少遇到保安大队的警员要查赃，待他们说明来意，我立刻说：「龙凤镯铁定找不到啦！同样款式到处都是，即使找到了，怎么证明是谁的呢？」两个警员尴尬地笑说：「我们也晓得是大海捞针。可是既然长官指示了，我们总得交差。」
于是我顺手从十几本登记簿里抽了一本就交给他们，两个警察随便翻了一页，上面正好登记某年某月收了一只金手镯，这是第四个巧合。
他们说：「我们想看看这一件。」我一瞧，这只手镯已经当了近八个月，而且持当人每个月按时缴息，如果是偷来的，早就卖掉脱手了，依照经验，这只手镯不可能是赃物。不过我还是从善如流，从库房里找出镯子，两个菜鸟接过，翻来覆去看不出个端倪。正要请我收起来时，其中一位警察突然发现包装盒底有一张证明手镯的银楼保单，单子背面写着两个铅笔字：「阿美」。警察想起工厂里好像有一位绰号叫阿美的职员，于是立刻打电话询问中队长。没想到中队长兴奋地说：「没错！当初有好几个同事合买龙凤镯，她们怕搞混，所以每张保单上都写了名字，其中一位正是阿美！你们立大功了啊！」
没多久，阿美就前来店里认手镯，并亲口证实这只手镯是她掉的。两位负责侦办的警察强压兴奋的心情对我说：「秦先生，请你跟我们队里走一趟。」当时我的心里无法置信的感受大于惊讶，毕竟随手抽本登记簿，里面的品项竟有金手镯；而这只金手镯的保单还写了「阿美」，两个巧合撞在一起的机率根本是零啊！但是事情发生在我眼前，我只能无奈地配合侦办。
第六个巧合则是，等我跟着警员到了保安大队，连系了龙凤镯的持当人李先生前来问话后，结果李先生一出现，我心里立刻开始打鼓，因为眼前这位李先生和近半年来每月缴利息的人竟然不是同一个。可是写当票时我明明看过李先生的身分证，难道是我一时粗心看错了？雪上加霜的是，李先生坚持没来当镯子，我问他：「如果没来，怎么会登记你的身分证呢？」他说：「我的身分证掉了，一定是被冒用。」我心想惨了，东西不但是偷来的，来当的人也不是本人，这下子我可要吃上官司。
接着，案子送到地方法院，我和李先生出庭应讯。开庭时检察官问李先生：「你怎么证明身分证掉了？」李先生声称没报案，也没办理遗失。检察官追问：「既然没报案，你怎么证明没去过当铺？」李先生拿出一张从台北到高雄的台铁乘车证明，上头的日期正是金手镯的典当日，表示当天他根本不在台北。
这下检察官更直接把矛头转向我，严厉地对我说：「李先生已经证明了没到过你的当铺，你一定是把当铺当成销赃管道的奸商。如果你拿不出反证，我一定严办！」我听了百口莫辩，明明是一件简单的典当，怎么会扯出这么多衰事呢？
出了法庭之后，我心想李先生一定有所隐瞒，但若跟他大声争吵，事情不会有转圜的余地。于是我不动声色地问：「李先生。我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你不承认来当过东西，要让我背黑锅呢？」而李先生也因为离开法庭后，心防大开，竟然诚实地回答：「我当然不能承认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手镯怎么来的。之前我去三重的地下赌场赌钱，对方输了却没带现金，情急下拿出这副手镯抵债。可是他欠得没那么多，所以我陪他去了你的当铺，用我的名字典当，付完赌金后，他把剩下的钱带走了。」
听他这么说，我才想起当初的确是李先生和另一位仁兄一起来当，也就是日后每个月来缴息的那一位，因为日子一久，我自然忘了李先生，一切真相大白。接着，我再问李先生：「既然你来过我的店里，怎么还会有乘车证明？」
「你说巧不巧？我在同事申报交通费的申请书上看到这一张证明，日期刚好对得上，就顺手收了起来。」这是第七个巧合。
「那么赌输钱的，是不是每个月来缴息的那一位？」
「对，我只知道他姓陈，其他一概不知。当完手镯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再也没见过面。」
「既然事实如此，你可不可以帮个忙，跟检察官承认你来当过东西，还我个清白。」这句话让李先生摇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那可不行，我堂堂一个保险公司的主管，万一手镯是陈先生偷的，我承认的话可是要负刑责的，到时候工作丢了怎么办？」我一听就急了：「如果你不承认的话，我会被判刑啊！」李先生耸耸肩说：「那只能算你倒霉。」说完便扬长而去，留我一人站在原地气得说不出话来。
回家后，我忧虑得整整两天没法睡觉，心想诸多巧合怎么都落在我身上，这下子真的要去坐牢吗？雪上加霜的是，报纸媒体提前揭露消息，什么「两警察初出茅庐戳穿黑心当铺」之类的斗大标题天天在我眼前打转。这十几年打下来的事业基础，难道要毁于一个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