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赴苏留学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越飞发表联合声明后，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这一决定，不仅使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苏俄在东方找到了一个革命的盟友。然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孙中山的逝世，顿使苏俄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为了让广州国民政府继续执行联俄政策，苏共领导人决定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为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培养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成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当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被称之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大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1〕
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一传开，不少青年踊跃报考，考中大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写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文章。由于广东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因此报名者多达1030人。经严格挑选，最终录取310名学生。其中，广州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区50名，鲍罗廷又特别推荐30名。〔2〕鲍罗廷推荐的大都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蒋介石对蒋经国留学苏联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对蒋经国留学苏联表示完全赞同并寄予很大希望。〔3〕
1925年10月25日，蒋经国与第一期赴苏留学生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出发，到达海参崴后，改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旅途中，蒋经国并没有感到孤单，他说：“船上一共有90位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一起开会、聊天、读书、用餐，大家都觉得很愉快。”也就是在此次旅途中，蒋经国细看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所看的第一部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4〕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蒋经国等人终于在11月底抵达莫斯科。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址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座三层建筑。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已改成礼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校部内有各种学习、办公设施，以及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宿舍室内卫生、暖气、床褥等设备齐全，生活很舒适。毯子、枕头、被单，都是一式的，由学校发给，每星期更换二次。〔5〕学校还给每位学生一套西装、一件外套、一双皮鞋、毛巾、浴衣、手帕、衬衫，以及日常生活必需品。〔6〕学校的伙食、学生的着装、日用品、生活补贴均远远高于当时苏俄的一般标准。“八点钟早餐。每个学生有一本饭票，每月发一本。每日饭票分早午晚饭三张。每人可用饭票到发饭处领饭。饭菜并无优劣之分，完全一律。今天早餐是面包、白脱油、香肠炒蛋。”而苏联学生的早餐则是“一个黑面包，二个洋芋艿”，蒋经国在日记中说：“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的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7〕
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中国革命培养、训练干部，因此它不同于普通的大学，而更近似于干部培训班。莫斯科中大学制二年，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四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用俄文讲，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
蒋经国在学习上十分刻苦，不仅重视俄文的学习，对西方革命有关的科目与政治学、经济学也下了一番苦功。由于蒋经国的刻苦努力，他进步很快。并相继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中国的展望》和《中国北伐一定成功》是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入校刚刚两个月，当时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了学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被转为预备党员。1926年下半年，蒋经国被邀请参加莫斯科一个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用俄文向大约3000人发表演说。这是他首次作公开演说，并获得成功。此后，他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代表，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8〕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支持当时正向上海挺进的国民革命军，并取得胜利。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落到了国民革命军手中。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中山大学苏共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高喊“上海是我们的了”，并决议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上海工人发电报，以示祝贺。散会后，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冲出校门，上街游行。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居民也纷纷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来。蒋经国后来回忆说：“群众集会的激动场面，如今仍然历历在目。”〔9〕
二 打倒蒋介石
正当蒋经国在苏联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之际，蒋介石却开始公开“清党”反共。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愤怒了。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一致通过了给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10〕
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人的行为，不仅使蒋经国在同学面前感到难堪羞辱，而且在思想上也深感困惑。尽管他后来回忆说：“上海事件发生后，我花了相当功夫仔细省察在苏联及中国的政治事件。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一九二七年政局动荡，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无方，政策不智亦不周全。”〔11〕然而，当时蒋经国的态度和表现却并非如此。他和其他愤怒的学生一样，加入了声讨蒋介石的行列中。他在声讨蒋介石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这里我正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他又说：“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随后，塔斯社发表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登载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全文如下：〔12〕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他在中山大学学生集会上的演说和他所写的谴责蒋介石的声明，不一定出自真心，可能是他年轻和受压处境下的产物。但他这一抛弃他父亲的行为却使他受到中山大学学生和俄国人的尊重。盛岳说：“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13〕
不久，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破裂，直接牵连了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国民党要求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党籍的学生回国。蒋经国由于是共青团员，又由于其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宣言，而没有被莫斯科遣送回国。当然，蒋经国显然很想回国，但未能获准，而是成为了一名红军学员。他说：“我热切的希望回国。既然屡请不准，我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结果获准加入红军第一师，驻地莫斯科，而我的身份是学员。在军中，我过的是一个普通士兵的生活。”〔14〕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随后的时间里，蒋经国不能和家人通信，几乎完全与中国隔绝了。他强忍思乡思亲之情，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中。“操练、装备、武器、战术、军纪等等，对我来说，一向不外是纸上谈兵。但当兵之后，我每天穿着整齐的制服，全副武装参加操练，并学习战术。久而久之，我对我的新生活又产生了兴趣。”〔15〕受训期间，他的确非常认真刻苦，对每一门科目都痛下苦功学习，不仅每一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而且还学会了野战战术和扎营。军训结束时，蒋经国以优异的成绩，获选为军中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并被苏联政府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深造。
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是一所高级军政学府，创办于1919年。该校学员大都来自军队的军政现役工作人员，有不少是苏联国内战争中有过功绩的人。而在该学院任教的也大都要么是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将领，要么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如担任战术的教官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经济学教员是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学院的学制为三年。学习期间，学院发给书籍、日用品，以及每个月150卢布的生活费。第一年的课程主要包括战术、军队行政、运输、地形学、大炮原理，以及军队政工。第二年的课程加入了军事战略、俄国内战史、西方军事史，以及苏共党史。第三年的课业重点在战术及战略。除了学习军事课目外，蒋经国还研习了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1930年5月，蒋经国从军事院校毕业。虽然他一生从未带兵打过仗，但他却拥有二级上将军衔，这或许多少与他正宗军校出身有关。
在中山大学和军政学院的学习使蒋经国逐步成熟起来，并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留学苏联首先培养了他的刻苦精神。自莫斯科中山大学起至军政学院，蒋经国坚持早操，锻炼自己的意志。俄国人无论冬夏，都是用冷水洗脸，并且不用脸盆，都是在自来水龙头下洗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蒋经国和许多中国学生不适应，后来则形成了习惯。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刻苦精神，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留学苏联使他养成了集体生活的习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和其他学生一起过着集体生活。他们的寝室有十二张床铺，每张床上都摆放着一样的毯子、枕头、被单。此外，每个学生还有一个小柜，其他物件及私有零碎东西，都存于储藏室内。每天早起后，学生自己整理床位，扫除房间。这种经历，让蒋经国长期热爱集体生活，回国后无论是在赣南时期，还是在中央干校时期，他都喜欢和部下、学员打成一片。
其三，蒋经国在军政学院不仅系统地学习了红军的战略战术，而且真正领略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从军政学院的军队政治工作课程中，蒋经国认识到政治工作对党掌握军队，形成强大战斗力具有重要作用，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时期，蒋经国首先将政治工作运用于青年军，在青年军中建立起政治部，并亲自担任主任。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经国又全面接手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将原来的政工局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
三 险遭枪毙
1927年底到1928年秋发生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中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从一些无原则的纠纷开始，被人为地发展成一个政治事件。许多中国留学生因此事受到怀疑、打击，其中有许多是相当著名的共产党人，如中共最早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而“江浙同乡会”的负责人，则被认为是蒋经国。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起因相当复杂，它不仅同苏共党内的反派别斗争有很大关系，而且与中国留苏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密切相关。1927年暑假，蒋经国等人从中山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炮兵学校野营军训。在军训结束时，蒋经国、卢贻松、屈武、左权等人被分到了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或陆军大学，俞秀松、周达明被分到列宁学院，其他像黄仲美、朱茂榛、胡世杰、刘宜山、甘青山、郭景纯、周策、刘仁寿、张师等分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或飞行学校。尽管他们被分配在不同学校，但仍旧保持着往来。而俞秀松、蒋经国、卢贻松等来自江浙一带的学生，由于同乡缘故，每逢节假日总是喜欢聚在一起，或者下中国馆子，或者烧些家乡菜。由于军政大学和陆军大学的生活补贴较高，而步、炮、飞行三校生活补贴较少，于是有人提议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请生活补贴高的蒋经国等人把钱拿出一部分来，让生活补贴低的同乡们也能偶尔下下中国馆子。
青年时代的蒋经国
9月初，生活补贴较低的学生就写信给蒋经国、卢贻松等人，说“储金互助会”已在莫斯科成立，请缴纳会费。卢贻松、蒋经国等人在复信中说：“‘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缴点，事实上亦可能。”随后，蒋经国和卢贻松还真托人把钱带了过去。“储金互助会”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学用来向列宁格勒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专有名词。〔16〕
同乡、同学之间互相“敲竹杠”本来就是一件平常事件，因此“储金互助会”的事在中大同学中当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江浙同学之间的，这些来往信件也没有向谁刻意保密。问题是，部分江浙同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本来就让一些人多少有那么点儿嫉妒，再加上平时在学校中的一些矛盾，他们的这种“互助”方式难免会引起一些非议。
1927年10月，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团来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受组织部长李维汉的委托，对留苏中国学生政治及学习状况进行考察并提出改进意见。于是，他就前往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及莫斯科各军校向各校负责人了解中国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也就是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有人告诉向忠发说：“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及‘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了一个神秘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的，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国的分子。”〔17〕
向忠发听取汇报后，深感事态严重。随即，他一面令人秘密收集证据，一面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汇报，要求东方部着手调查。但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说法并没有给予重视。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本身就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储金互助会”的事情早就有所耳闻，这不过是学生间在经济上的一种互助，因此他并不十分在意。
然而，事情很快因东大学潮发生了急剧变化。1928年1月，东方大学军事班的中国学员们因为不满校方的官僚主义的教学与管理方式，结队跑到位于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共产国际大楼前面去示威游行，要求东方部与联共（布）中央联手调查处理东方大学的问题。正在此时，向忠发得到报告，声称东方大学的学潮与传闻中的“江浙同乡会”有关。于是向忠发再次找到米夫商量此事，决定检查蒋经国等人的信件，并秘密派人到各军事学校去收集材料。〔18〕
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对蒋经国、卢贻松等列宁格勒中国学生的信件进行了检查，不仅发现了蒋经国等人往来信件中有关于设立“储金互助会”的内容，而且还发现朱茂榛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有讨论东方大学学潮的问题。负责秘密调查的格伯乌明确认为，这个名为“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确实存在，他们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有会员。此时，正好是联共（布）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尖锐时期，人们对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格伯乌的证据让米夫非常吃惊，决心查清此事。并成立了一个五人调查委员会，动员学生检举揭发这个秘密组织。
在中山大学，学生内部本来已是矛盾重重，派别林立。米夫动员学生检举揭发“江浙同乡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了混乱与恐慌。到处都是小字报，你揭发我，我揭发你，陈绍禹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事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由于学校里与蒋经国等上届江浙同学关系好的同学还不少，许多与此有些关联的学生对陈绍禹的说法立即表示出强烈不满，学生间原有的矛盾和积怨迅速白热化起来。为了平息学生之间的纷争，向忠发亲自到中山大学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这个反革命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有会费，并且与蒋介石、第三党以及联共（布）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对于这件事今后再不许有什么怀疑，“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19〕
3月24日，格伯乌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书面报告。报告称，“江浙同乡会”至少有成员22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明和蒋经国。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并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已经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的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报告据此提议，鉴于这个小组织的危害还没有十分扩大，应当考虑立即将这22个人予以逮捕。
1928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共同开会，商讨处理办法。在会议上，甚至有代表明确提出将“江浙同乡会”唯一的领袖（蒋经国）予以枪决。在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四方代表共同决议：开除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等“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等四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被指认为“江浙同乡会”骨干的卢贻松等人纷纷向东方部米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上书申辩，否认指控，并明确认为是有人故意兴风作浪。屈武、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等人也向中共代表团说明是他们提议“储金互助会”的，提议组织“储金互助会”完全是为了请陆军大学、军政大学中“感情较好的同志帮助我们改善生活”。被指责为组织负责人的蒋经国也向调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写信申辩，他在信中反复解释同学搞“助金互助”的经过，并一再说明自己和国民党以及他的父亲蒋介石已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自己和一些同学关系较好，“过于着重同乡的情谊有些封建的”色彩，但他明确认为自己在忠实于中国革命和忠实于中国共产党方面“从不后人”。〔20〕
“江浙同乡会”不仅涉及许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高层的重视。当时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特地向米夫询问了有关蒋经国的问题，并对蒋经国是“江浙同乡会”的首领表示了怀疑。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打电话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要求东方部提供有关情况并决定调阅全部材料。
1928年7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亲自审查有关“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材料。8月10日，雅罗斯列夫斯基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报告对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反革命行动、帮助反动派等等所谓“证据”，逐一进行了剖析，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对于企图组织互助性质的小组织而未向党报告的党团员，进行必要的党的教育。9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共代表团停止利用此前一切与此事有关的材料，放弃追查“江浙同乡会”的一切努力和处罚有关学生的任何尝试。至此，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方才告一段落，蒋经国也因此逃过一劫。
四 “劳动改造”
1930年，蒋经国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莫斯科市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工，从而开始了他长达数年工厂、农场的“劳动改造”生涯。
狄拿马电气厂位于莫斯科郊外，是一个制造电车发动机和其他电车机件的大工厂。蒋经国被分配在第十八车间学习钳工，车间分为六个小组，蒋经国在第四小组，工号是865号。
当时正是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个车间和每个小组都有一定的生产计划和任务，苏联人民个个热情高涨，忘我工作。蒋经国深深地被这种劳动氛围所感染。他工作非常投入，把艰苦劳动看做是对自己的磨炼和锻炼。他说：“在痛苦和疲乏中，我所持有的信念是艰苦的工作是一种自我磨练。”〔21〕“以劳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锻炼。没有经过劳动生活的，是很难了解社会的构造，劳动的价值，和人民的痛苦。”〔22〕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虽然当时的生活相当困难，但蒋经国已经非常满足。他后来说：“一个人假如没有干过苦活，就没法看透社会的本质，更无从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在我看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时我已深信，我那种生活经验将来会对我有好处。”〔23〕
由于工作努力，他在厂里很快赢得了信任与尊重。入厂不到一年，他就获得了相当的名气，厂方的管理部门还推荐他为主管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然而，蒋经国并没有被批准担任此项职务，因为工厂的推荐报告遭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反对。王明通过共产国际向苏共有关部门表示，蒋介石正在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围剿红军。蒋经国作为当时中国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儿子，无论如何是不能担任工厂任何一级领导职务的。
“失望之余”，蒋经国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少有点不满，以致在一次会议上，他竟然“公开抨击”王明。王明恼羞成怒，建议苏联当局将蒋经国放逐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矿区去采矿。〔24〕
蒋经国得知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消息后，以北方寒冷、身体欠佳为由，向共产国际总部申诉，要求留在莫斯科。最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放弃了王明的建议，把蒋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区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31年冬，蒋经国来到了石可夫村。石可夫位于莫斯科区内，“是最落后的一个农村。一般农民是毫无智识的，不讲道理的”。加上，当时苏联政府刚刚宣布农业集体化政策，农村和城市同样缺乏粮食和日用品，一般农民对全盘集体化政策非常不满。因此，村里对一个城里来的外国人一开始是抱有敌视态度的。蒋经国在日记中说：“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农民讲许多话来讥笑我。”〔25〕
农民的嘲笑和生活的困难，没有压倒蒋经国。他对自己说：“我到农村中去的目的，是为增加自己对社会的认识，抱定了非达目的不可的主张，所以不感困苦，决定以忍耐来战胜环境。”因此，他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农民的尊重。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农场，与农民一起参加劳动。他不顾农民嘲笑他“只会吃面包，不会翻土”，坚持到地里和农民一起翻土。到了第五天，农民已不再嘲笑他了，并开始信任他。一个月之后，他被石可夫村民选举为农村苏维埃的副主席。一年后，在他离开石可夫村时，全村的农民都来为他送行，并为他准备了一辆三匹马拉的马车，这是俄国农村最客气的礼节。
在石可夫村，蒋经国不仅体验了贫苦农民的真实生活，还领略到了怎样做农民工作的方法。他认为：“要有群众信仰，必须先和他们的领袖接近，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必须先影响他们的领袖，所以我开始尽力的向斯客洛平（当地的领袖）作宣传。结果他由恨我而转为亲我，同时渐渐同意我的政治主张。”〔26〕
1932年8月，蒋介石拒绝释放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并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这个判决触怒了莫斯科，也给蒋经国带来了厄运。1932年10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从石可夫村召回莫斯科，并于次年初将他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艾尔它金矿。艾尔它金矿是一所劳改营，在这里的矿工，有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甚至强盗，他们都是因各种原因被流放至此的。期间，蒋经国和其他矿工一样受苦，被迫干着牛马般的体力劳动，过着犯人一样的生活。
在艾尔它金矿，蒋经国度过了饥寒交迫的九个月。1933年10月，苏共把蒋经国调出了艾尔它金矿，将他安排在斯弗朵夫斯基市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当技师。比起在艾尔它的生活，乌拉尔的工作简直是天堂，因此蒋经国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作为工厂的技术师，每日上工时负有分配工作的职责，所以蒋经国每天都比其他工人早到半小时，并且工作非常认真。
一年之后，蒋经国被提拔为助理厂长。期间，他对工厂进行了改革：一是要求工人爱护机器，遵守时间。二是提倡改进技术。在技术上，他要求工程师精益求精，不断改进技术。有一次，有两个工程师要蒋经国批准他们所打的两个机器图样。他看了之后，觉得有许多应当更改的地方，所以就没有批准。他发现第一大车间中，只有一个生产器具收发处，有许多工人不能按时领到器具，影响了生产效率。于是，他就在车间西边加设一个器具收发处，并且命令各工人、各工头每日完工之时，就应将次日要用的器具之名称、数量，交给收发处，而收发处则应将器具在次日尚未开工之前交给工人。三是改进工厂的工资制度。苏联工厂的工资，是由工资部技术人员，按照每种工作应花的时间而决定的，但往往存在过于平均的缺陷。蒋经国认为：“工资制度是提高生产的主要条件。本工厂工资制度的缺点，在过于平均，有技术的与无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差不远，因此不能引起技术工人们的工作兴趣。同时不能引起无技术的工人们努力求学，增高他们的智识。现在我们特别注意生产品的质量，工资制度应当成为提高生产品质量的主要力量。”因此，他召开工厂工资部工作人员会议，提出要为能做优等生产品的工人增加工资，对于做劣等生产品的工人则要减工资。工资部以后要按劳动力的数量与价值，决定工资的多少，这是你们以后工作的原则。
由于远离莫斯科，与政治活动脱离了关系，蒋经国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他的才华也得到一定的施展。也就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名叫芬娜的俄罗斯姑娘。
蒋经国与芬娜在苏联
五 异国婚姻
蒋经国在认识芬娜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恋情。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蒋经国认识了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但他们并没有结婚登记，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冯弗能也于1928年回国。
关于蒋经国与芬娜是怎样认识的，不同著作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芬娜在晚上回家路上遭遇了歹徒，恰好被蒋经国遇见，于是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的故事。有的说蒋经国生病昏迷，恰好被芬娜遇见，于是演绎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故事。其实，芬娜自幼父母双亡，1933年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当工人。芬娜恰好和蒋经国在同一个车间，并成了蒋经国的部属。一个远离家乡，和父母完全断绝联系，一个父母双亡，孤苦伶仃，蒋经国与芬娜同病相怜。刚开始，蒋经国由于身在异国他乡，加上特殊的家庭背景，对芬娜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是觉得和芬娜在一起精神上没有压抑，非常轻松愉快。芬娜一方面对蒋经国出于同情，另一方面也被蒋经国那种身处逆境仍能刻苦努力、奋发向上的精神所感动，也乐意和蒋经国在一起。蒋经国说：“在工厂内，她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我每逢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及加以援手。”〔27〕两人正是在艰苦的工作中，逐步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共同工作于工厂，彼此相爱，在极为困苦的生活情况下结为夫妻。”〔28〕
1935年3月，苏联共产党组织同意了蒋经国与芬娜的结婚申请。3月15日，这对有情人在激昂的国际歌声中举行了一个简朴的结婚典礼。不少工友到场向这对异国情侣表示祝福。与芬娜结婚，蒋经国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新婚后，尽管他们依然贫穷，但生活很充实。蒋经国说：“居一间房内只能容一床一桌，每每为臭虫所扰，夜夜不得安眠。一月难得配给肥皂一块，一月难有一小块牛肉吃，我夫妻皆自食其力，虽困难而值得回忆。”〔29〕
12月14日，蒋经国和芬娜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取名为爱伦，即蒋孝文。孩子的出生，为他们这对患难异国情侣，增添了无限的快乐与幸福。
六 回国之路
1930年5月，蒋经国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分配之际，蒋经国向学院提出了两个志愿，第一个是申请回国，第二个是加入红军。然而，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军政学院党委无法决定，申请送到了最高统帅斯大林那里。在斯大林的眼里，“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30〕因此，蒋经国的回国申请未能获得批准。
然而，之后不久，蒋经国曾有两次回国的机会却被蒋介石拒绝了。第一次是在1930年10月底，宋蔼龄偕子女到溪口，与蒋宋夫妇相会。在蒋母墓前，宋美龄与宋蔼龄向蒋介石提出设法营救蒋经国回国的问题。宋蔼龄还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蒋经国归来留下余地。但蒋介石认为“不以操切”，并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31〕第二次是在1931年底，他拒绝了宋庆龄关于释放牛兰夫妇以交换蒋经国的建议。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移交到南京国民政府。苏联和共产国际曾委托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并同意以蒋经国作为交换。12月初，宋庆龄面见了蒋介石，并转达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建议。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
在情感而言，对于宋氏姐妹的提议，步入中年的蒋介石并非不动心，毕竟蒋经国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1927年蒋宋结婚后，宋美龄虽曾怀孕，但不幸流产。〔32〕之后，宋美龄一直未能生育。如果拒绝莫斯科的提议，蒋经国就可能永远回不来了。但就国家利益而言，蒋介石又不愿以“私”害“公”，认为“为国何能顾家”？〔33〕他说：“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34〕
由于蒋介石拒绝交换，蒋经国不仅错失了回国的机会，而且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蒋介石得知蒋经国被流放后，深感内疚。1933年11月2日为蒋介石47岁的旧历生日，他在日记中自责道：“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至今未有成就，何以告慰慈灵？经儿留学俄国，回家无日，不孝之罪，更何以堪？”〔35〕
蒋介石虽然拒绝交换，但并未放弃谋求蒋经国早日回国的努力。1934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中苏关系日益改善。4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正在“思索经国回国时机问题”。此后，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人与苏联谈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蒋经国早日回国。9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36〕
蒋介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让蒋经国回国，令莫斯科非常为难。一方面，日本在东北大肆扩张，随时有入侵苏联的可能，苏联急需改善中苏关系，以借国民政府牵制日本；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和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肆“围剿”红军，因此莫斯科仍不想轻易放蒋经国回国。但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莫斯科制造了蒋经国不愿回国的假相。
1934年12月，内政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把蒋经国召到办公室，并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但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一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中国。”〔37〕过了几天，中国驻苏大使馆的一位书记奉命去看望了蒋经国。由于会面在监视下进行，蒋经国不敢透露他想回国的想法。于是，苏联方面正式通知中国，说蒋经国不愿意回国。
苏方的答复，令蒋介石非常不满。12月14日，他在日记中指责苏联说：“得经国不愿回国之消息，乃知俄寇之诈伪未已。”〔38〕
为了证明的确是蒋经国自己不愿意回国，1935年1月，共产国际把蒋经国召回莫斯科。在莫斯科，王明接见了蒋经国，并对他说：“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你应该写封信告诉你母亲，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蒋经国听到自己可以给母亲写信时，立即表示同意。但王明又接着说：“我们怕你的中文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代你拟了一封信稿，你看一下，并签上你的名字。”
蒋经国认真地看了一遍，发现信中写的并不是他想要说的话，而且有不少地方有违他的本意。因此他拒绝在信上签字。
王明对他说：“假如你接受信稿，将来还可以有机会返回中国。否则你的生命就有危险，他们可以随时给你捏造罪名。”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在信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封信后来以《给母亲的信》为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并轰动一时，连西方国家的一些报刊也予以转发或摘发。
蒋经国很不甘心，他希望通过其他途径给父母写信。几经努力下，他终于找到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那个华侨很想家，却苦无盘川。蒋经国便变卖了自己三箱书籍和一些家具，帮他筹足了路费。为了报答蒋经国，那个华侨也就同意为蒋经国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不料，那个华侨在距离中苏边境不远的赤塔被苏联特工抓住，蒋经国写给父亲的信也就落到了苏联特工手中，并被送到了莫斯科。
本来苏共和共产国际对蒋经国就不放心，此次又获得蒋经国给蒋介石的信。苏共认为：“他像树上的苹果一样，还是他父亲的儿子。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于是，下令免去了蒋经国的助理厂长及《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随后，蒋经国只好每天赋闲在家看书，一家人的生活只靠妻子芬娜的收入勉强维持。此时，蒋经国情绪异常低落，每天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睡着，好在贤惠的芬娜一直在安慰他。形势的发展，似乎对蒋经国非常不利，回国遥遥无期。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震惊世界。此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中国抗战将对苏联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而掌握南京国民政府实权的蒋介石，应该成为中国抗战的领袖。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国共双方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蒋介石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正式决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意停止对红军的军事“围剿”，一致对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合作的转折点，加速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同样也为蒋经国打开了回国之门。
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听说父亲蒋介石被扣后，非常焦急。他情急之下，写了一封信给父母，希望能够和他们联络上。为此，他跑到莫斯科请求一位在邮政部工作的朋友帮助他把信寄出去。他还向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写信，正式要求回国。
令蒋经国意想不到的是，莫斯科竟然对他的请求很快作了回应。三个星期后，共产国际把他召到莫斯科。王明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你很快就可以回国了，但你首先要写一则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在托派的一方。”〔39〕得知自己很快可以回国的消息，蒋经国高兴异常，立即按照王明的要求写了一份声明。
然而，直到1937年2月底，蒋经国仍然没有得到回国的确切消息。这段时间，他简直度日如年。为了能早日回国，蒋经国再次向斯大林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再次要求回国，请求放行。斯大林认为该是这位“人质”成为中苏友好信使的时候了。于是，正式决定让蒋经国回国。
一个星期之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外长斯迪曼尼可夫接见了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对我们友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苏联驻华大使包格莫洛夫也主动接见了蒋经国，向他表示祝贺，并非常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最近的政情。
由于苏联对蒋经国回国之事进行了高调的宣扬，人们对蒋经国的看法立刻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朋友和同学、同事又握手言欢了。从莫斯科返回工厂，蒋经国立即受到了工厂的欢迎，工厂领导、工友、同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经过几天的忙碌准备，蒋经国一家人离开了工作近五年的乌拉尔，回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对他的亲热态度，使他感到“此时我回到中国，和我当年留在苏联一样，都具有政治意义”。〔40〕
蒋经国回国前与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留影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从而结束了他长达12年的苏联生活。他说：“这12年给我的教训深烙我心，永远都不会淡忘。”〔41〕的确，在这12年当中，蒋经国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从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七 种瓜得豆
12年的苏联生活使蒋经国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蒋经国赴苏联时，年仅15岁，政治阅历尚浅。初到苏联，他对苏联从心底里赞美、钦佩，以致毫无保留地认同。在中大学习期间，他悉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表现较好，很快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被吸收为预备党员。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消息传到莫斯科，蒋经国登台演讲，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这一时期苏联与共产国际没有给他施加任何压力，他的演讲声明出于真诚的革命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