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禁烟赌娼
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实际上是从严禁烟赌、转移风气开始的。从蒋经国写给父母的信中可知，他上任才十几天即“已开始严禁烟赌”。他认为，烟赌娼一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二是浪费了社会财物。他说全赣南一年仅赌娼二项即需消耗650万元，烟款更多，就南康一县，每年在烟的消耗上就得花去370万元，若以之用于建设可做许多事。因此，他将严禁烟赌娼、转移社会风气作为修明政治的突破口，明确表示“转移风气为修明政治之先决条件”，〔1〕指出禁绝烟赌娼，目的是要使政治走向清明之道、社会在良好秩序下发展和人民在优良环境下生活。
禁烟
烟、赌、娼三害，烟为首，于是蒋经国决定从禁烟开始。他在布告禁烟之前，把赣州的头面人物召了来开恳谈会。他对他们说：“诸位，你们是赣州城高山仰止的知名之士，今天请诸位屈尊前来，为的是禁绝‘三害’！赣南是东南战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地位十分重要！大敌当前，后方不巩固不众志成城，何以抗日？这赣州城‘三害’之多，诸位有目共睹，鸦片烟馆就有20多家。赣南人民，平均15人中就有一人吸烟。大家要学习林则徐查禁鸦片的精神，严办一切种烟、贩烟、吸烟的坏分子。”〔2〕
烟毒的确为中国第一大公害，然而当时国民政府虽然高唱严禁烟毒，但各省为了征税自肥，往往执行的是“寓禁于征”的政策，就是罚而不禁。抗战前，赣州规定为绝对禁毒区，不准开设土膏行和不准运烟土过境，但熊式辉的省政府在赣州设立了“特种物品公卖处”，公开保护贩卖烟土。南昌沦陷后，督禁处暂移吉安，部分土膏欲移藏赣州。县府表示须请示专署，而和记兴隆烟土行老板自以为不成问题，竟先将烟土运来赣州，租房封藏。
和记兴隆土膏行私藏烟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蒋经国处。听到消息后，他立即派人去调查和记兴隆土膏行，了解到这家商行来头确实不小，中央和省里不少要员都有股份。它原址在南昌，南昌沦陷后，商行迁至赣州，不仅贩卖烟土，而且还聚赌，成了赣州的一大公害。
敢不敢收拾这个有强硬后台的土膏行，这是赣南老百姓对蒋经国的第一个考验。经过反复考虑，蒋经国决定拿它开刀，敲山震虎。他很认真地对主任秘书徐君虎说：“我们要搞几件别人不敢做的事，树立专署的威信。我打算先从‘和记土膏行’开刀，你看怎么样？”〔3〕徐君虎深表同意。于是，蒋经国把警察局长和主任秘书找来商量，不要打草惊蛇，不要轻举妄动，只有拿到赃证才能使这些人低头认罪。他立即严密部署，让警察局长杨安中一面微服私访，一面派秘密警察到和记兴隆商行门前暗中监视。很快，蒋经国就掌握了确凿证据，随即张贴布告，深夜派人查抄。
查抄和记商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和江西临时省会泰和城，于是各路求情电报纷纷被送到了蒋经国手中。但蒋经国并不理会各路求情电报，命令警察局长一定要严肃处理。不久，江西省府和重庆军委会督禁处都派人来要求专署启封发还烟土。蒋经国找来赣县县长吴剑真询问有关规定。吴县长把存在档案中有关赣州为禁毒区的规定和以前办理禁毒案件的卷宗交小蒋查阅，建议据理严究，并指出事前未打招呼和关照，定系偷运私贩。土膏行托商会求情，甘认罚款，请启封运回吉安，军委会与省府又连电专署县府发还具报。蒋经国犯了难，既怕不毁烟会丢面子，又觉得毁烟就与上级顶撞也不好下台。徐君虎献计说：“罚他一大笔款，以作建设新赣南的费用算了。”
蒋经国同意，遂责成徐君虎去处理此案。土膏行也不敢和蒋经国作对，恳求罚款了事。后经赣州商会刘甲第会长和赣县县长吴剑真从中周旋，烟土行交款1.5万元，让他再找几家大商号做铺保，永不再贩卖鸦片，就释放了。蒋经国处理和记兴隆土膏行案，轰动了全赣州城。
这次禁烟活动由于受到上司的干预打了折扣，蒋经国心里很不痛快。但蒋经国并不气馁，他决定实施强硬措施。他提出对“禁烟、禁赌、禁娼”要用“霹雳手段”，不能“菩萨心肠”。他宣布以一年为禁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死刑。对为抓到的烟贩求情的，连求情者一律枪决。
那时，赣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记宝成行”，是粤军开办的土膏行，经理也是广东人。他对蒋经国的禁烟没有放在眼里。不料，专署突然派了区保安司令部谍报参谋龚景带领武装到行里查封烟土，把19箱烟土全部搬上卡车运走了。19箱烟土，数字非同小可，每箱100斤值银洋1万元，1900斤共值银洋近20万元。
为了避免重蹈上次覆辙，蒋经国决定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处理。在没收烟土的第二天，就在专署礼堂召开的各界代表联席大会上宣布：将没收宝成行的土膏19箱，全部焚烧。宣布完毕，蒋经国即将19箱土膏集中在专署操场上当众烧毁。查封、烧毁宝成行土膏一事，震动了整个赣州城，烟贩、烟鬼大惊失色，市民对蒋经国的魄力深感佩服。〔4〕
一天中午，赣州响起了空袭警报，市民纷纷进城躲避敌机，有两个瘾君子烟瘾大发，乘放警报的机会，躲进北门内八境台附近一家民房里，抽鸦片过老瘾。结果被巡警队员抓了个现行。蒋经国听说抓来的是富商子弟，而且很有来头，正中下怀，当时他很想抓几个有来头而又敢违反其令的典型，重办几个，立立虎威，压压邪气。蒋经国便命令将两个犯人解送专署军法室听候处理。朱仲农是南昌大陆银行经理朱明荪的儿子，傅二老板是美奂煤油公司买办傅调之弟。朱、傅二家都是南昌财团的大资本家。二人被抓后，家属四处托人疏通求情，表示愿意捐献一架飞机，为蒋委员长祝寿，支援抗战，以求赎罪保命。蒋经国听后说，有钱可以买命，今后还禁什么烟？朱、傅一看此招不灵，跑到泰和去送厚礼，并找到省主席熊式辉。熊答应救人，拍了一个急电给四区专署：“把烟犯解送省府军法处审理。”蒋经国接到电报，立即判处烟犯死刑，马上执行，同时电复熊式辉：“烟犯早已处决。”〔5〕
蒋经国在赣州焚烧烟土，枪毙烟犯，不但轰动赣、粤、湘三省，而且惊动全国。由于国民党禁烟是假，抽税是真，因此与禁烟、征税有关的官员们感到惊惶失措，熊式辉也认为蒋经国的严禁烟毒影响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都纷纷向重庆告状。不久，重庆侍从室给蒋经国拍来急电，要求蒋经国不得违背“寓禁于征”的原则。这样，蒋经国的禁烟运动再也难以进行下去。尽管如此，蒋经国的禁烟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他说：经过近一年来的禁烟，在赣南大体上可以说已经禁绝，过去烟雾迷漫的地方在赣南到处都是，但是，现在虽在万山层叠中，亦不再看到所谓“高等谈话所”的烟馆存在。“在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姓魏挑夫，他说：‘从前吸过三年的鸦片，现在你们强迫我们戒除，当时觉得很不舒服，现在戒了后，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那时，我对他说：‘人家做了人之后，才做鬼，他们做了鬼之后，才做人。’”〔6〕客观地说，在赣南禁烟并非始于蒋经国，在此之前赣南即被“定为绝对禁烟区”，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说说而已。〔7〕然而，蒋经国的禁烟却是真刀真枪，实施严禁政策，因此严厉地打击了烟毒烟贩，取得了显著成效。
禁赌
在粤军势力的控制下赣州赌风一点都不亚于广州，赌场比比皆是。赌博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蒋经国在禁烟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开始将重点转向禁赌。他颁布告示：“在抗战期间，前方将士浴血苦战，后方百姓聚赌不务正业，不符合全民抗战的精神，通告严令禁止，如敢故违，严惩不贷！”他说：“我们要禁绝赌博，是为了要使政治向清明的道上走去，就是为了要使社会在良好的秩序下发展，就是要使赣南的人民在正当的优良的环境里，过着工作、娱乐、休息的生活。”〔8〕
禁赌之初，蒋经国也不敢蛮干。他决定先拍“苍蝇”，再打“老虎”。于是，赣州城内的小赌徒们遭殃了。有一次，有湖南汝城人何某，其祖父前清做过赣州的军门。何某有一妻一妾，过着富豪生活，但没有政治靠山。一天，他家来了客人，何便与妻妾陪客打纸牌。结果被蒋经国的便衣禁赌队抓住，连人带回专署。何某愿意出钱罚款，但蒋经国有意不允。次日，在赣州公园举行各机关联合纪念周，蒋经国勒令何某跪在讲台前，并宣布何违禁聚赌，罚修葺公园，使何某颜面尽失。
中小赌场老板见蒋经国雷厉风行禁赌，纷纷关门，自动收场。在整个赣州城内，只有两家大户头仍在暗中聚赌。一是赣州商会会长刘甲第家。刘甲第是北平私立国民大学毕业，练就一笔好颜体字，城中各店面铺子的招牌横匾几乎都出自他的手。他不仅生意文墨俱佳，而且挺有政治势力。红军攻打赣州城时，他曾组织商团与守军长官马昆配合，硬是三次守住了古城，他因此得到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后来他又与广东军阀打得火热，得到广东省参议的头衔。蒋经国禁赌后，他虽然不能跟“蒋太子”公开抗衡，但却继续聚赌，只是加强了警戒而已。
其实，蒋经国曾经与刘甲第打过交道。事情是这样的，刘甲第上街常常坐自备人力车，高高在上，车两旁跟着四个手提匣枪的保镖跟车保护。有一次，蒋经国在大街上与其威风凛凛的人力车碰了个对面，刘甲第没有停车，只是点点头，蒋经国也点点头回礼，人力车与保镖一跑而过。刚刚上任的蒋经国对刘甲第这种招摇很不以为然。第二天上午，蒋经国前往刘甲第府上登门拜访。蒋经国开门见山地说：“刘先生上街，怎么带四个持枪护卫，是什么原因？”刘甲第煞有其事地回答说：“蒋专员，你初来赣南，你不知道，这里的土匪、强盗横行，我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不得不出门带保镖，以防意外。”蒋经国听后说：“刘先生，今后你上街，请你不要再带保镖，倘若你的性命遇到危险，由我蒋经国负责偿命，你看好不好？因为这样出门过市，实在对赣南来说太不雅观，传说起来不好。”蒋经国说罢告辞，从此以后，刘甲第出门再也不敢这么招摇了。〔9〕
另一家是利民百货商场，后台老板是广东军人、国民党中将军长李振球。他是利民商场的大股东。经理卢中坚，是李的亲信。利民的资本雄厚，生意兴隆。平时常有来自京沪港澳各地的客商和走私单帮，还有广东方面的军人、政客，卢经理对这些外来宾客无不殷勤接待。于是利民商场三楼大厅就成了这些来客的俱乐部，酒足饭饱之后就聚赌为乐，起初打打麻将，到后来推牌九、押宝，样样都来。赌注越来越大，一夜之间输赢成千上万。经理卢中坚坐庄抽头。赌客中有军人、商人、政客、流氓各色人等，有的腰缠万贯，插手枪上赌场，赌得昏天黑地，输红了眼就打架。蒋经国开始禁赌后，他们仍然通宵达旦地大赌。这两处尽人皆知的大赌窟，由于他们靠山硬、戒备严，虽然蒋经国严令禁赌、抓赌，但总无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蒋经国考虑，如果老是这样任其赌下去，实有损专署威信，而且将影响其他政令的贯彻执行。于是，他勒令区署、警局、省警二大队和专署特务室，开会商议解决这两大赌窟问题。各部门研究后，认为这两家赌场牵涉到广东、赣州两帮的豪绅政客，如果贸然查封将得罪相当多人，如果稍有疏忽，甚至可能闹出大事难以收场。
经过周密筹划，蒋经国于某日半夜12时，带领特别行动组全班人马，奔赴公园前利民商场。行动组派人先把守住前、后门，蒋经国带着其余人马利用送清汤的老倌，骗过守卫，打开大门，冲进利民商场，一气端掉三楼赌场，抓获数十名赌徒，收缴现洋、钞票、首饰等赌资近2万元。〔10〕
蒋经国亲自讯问赌徒。凡是机关职员，带押专署，由各机关主管亲来具保，本人写具悔过书后才释放。凡是商家，视其资产厚薄缴纳罚金。尽管如此，由于此案涉及广东军方，蒋经国为了避免与广东方面发生摩擦，从破案到结束，一直没有公开处理。最后，还是由利民商场卢中坚经理出面，写下书面悔过，保证今后不再开赌，并且认捐3万元作为儿童新村建设费。蒋经国夜查利民商场，使刘甲第的大赌窝有了较大的收敛，禁赌行动初见成效。
但是，赣州赌风已盛，赌瘾太大，禁而不绝。蒋经国为此十分恼火，又想出一个办法：凡以后抓到的赌徒，就押到公园去罚跪三天，上下午各跪三个小时。于是，那一段时间，赣州公园经常有赌徒罚跪，抓得多的时候能跪成一排。这办法很灵，爱赌的头面人物，怕罚跪受罪丢面子，不敢以身试法，赌风也一度被刹住。
然而，就在大家不敢以身试法时，禁赌队却抓住了四位官太太打麻将。她们分别是江西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太太，行政专署秘书杨万昌的太太，南昌市立银行总经理贺济仓的太太，赣州盐务局长的太太。接到报告后，蒋经国说：“管她是什么太太，犯了禁，就得罚跪。”结果，四位官太太在公园被罚跪三天。司令太太和秘书太太被罚跪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赣州城，市民纷纷前来观看。秘书杨万昌因妻子被罚跪，羞愧难当，一气之下辞职而去。〔11〕
经过蒋经国雷厉风行的禁赌运动，赣州城内的赌风得到彻底的控制。蒋经国在总结大会上说：“我们虽则不能说，赣南已再没有赌案发生，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赣南再不会听到赌声彻夜的事情了。”〔12〕
禁娼
民国时期，各大小城镇都有娼妓。赣南11县共有150家妓院，经过政府登记的娼妓就有687名。当时各县的财政收入有不少是来自于妓院的税收。但经过十几年苏俄共产革命熏陶的蒋经国认为，娼妓同烟赌一样，都是社会的公害。要建设新赣南，就应该取缔娼妓。
1939年底，蒋经国颁布了禁娼令，要求取缔娼妓，将公娼安排到工厂做工，裁撤征收妓院税机构。为了顺利地推行禁娼令，蒋经国首先从身边做起，明令禁止公务员嫖娼。一旦发现公务员嫖娼，立即予以严厉处治。其次，在赣州查办小规模的妓院。其三，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和社会各界代表会议，重申禁烟、禁赌、禁娼的决心，下令赣县县政府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安排妓女从良。
蒋经国的禁娼行为，不仅断了妓院老板的财路，端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还触及了妓院后台老板的利益。他们都是广东帮、吉泰帮、赣州帮的头面人物，其中也有地方豪绅。他们一面让妓院的老板娘跑到区署来撒泼，大哭大闹，一面纷纷托请头面人物前来讲情。蒋经国下令赣县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后，赣县的“三刘”，即参议员刘甲第、省党部委员兼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刘纪云和县政府经征处主任刘定全，纷纷前来找负责禁娼的徐浩然，抗议停收花捐，关闭妓院。理由是，这笔花捐数目不小，停收会影响地方建设经费，并说妓院老板愿意增加税额，何况建设新赣南也需要钱，希望蒋经国再三考虑。
但蒋经国不为所动，他说：“我们要除暴安良，建设新赣南，必须坚决查禁烟赌娼三害！”由于蒋经国要求严厉执行禁娼令，禁娼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赣县县政府当真做到了停收花捐，关闭妓院。1940年上半年，赣州原有的公娼全被取缔了，私娼也被捉获了不少。上犹县长王继春，是蒋经国的学生，他在上犹县严厉实施禁娼，捣毁了各集镇的妓院，严禁暗娼活动，强令县城卖淫惯犯游街示众。王县长还经常日访夜察，化装私行，抓到嫖客轻则罚款罚役，重则送去牢房关押十天半月。当时有民谣赞他：“四股梆硬王县长，狠杀嫖赌砸烟枪。少年抓去充壮丁，老人抓着坐班房。”〔13〕
对于烟赌娼，一时禁止容易，长时间禁绝却难。对于这一点，蒋经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到1941年，他还强调：“对于烟赌娼，大家要特别注意，非达到禁绝的目的不可，烟赌娼是我们中国历史流传下来的炸弹，它已经给予我们极大的危险，阻止了时代的前进，蒙蔽了社会的光明，它是摧残民族生命的要素，它是妨害抗战建国的恶贼。现在我们严禁烟赌娼是时代所决定的，是合乎社会要求的，我们决不姑息，抱着最大的决心，来求得禁政的成功。”“有人说把娼禁掉，没有花捐，政府要减少税收，同时又会影响市面的繁荣。其实，就现在赣州来说，禁娼以后，市面并没有减少繁荣，花捐取消了，政府还是一样的做事，所以说要影响市面，减少税收的论调，是非常错误的。”〔14〕
二 打击腐恶势力
在严禁烟赌娼的同时，蒋经国也表示不能容忍土豪劣绅把持地方事务致使政令不能推行、平民百姓不安生业的现状。他明确将“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盗匪、流氓、奸商、汉奸”界定为“我们的敌人”，妨碍抗战建国和新政推行的腐恶势力。他认为“要铲除封建余孽和土豪劣绅，因为要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非铲除有碍于抗战建国的腐恶势力不可”。〔15〕为此，一方面，他要求并采用拘案、监禁、罚款、罚做苦工、用“罪恶板”公示等办法，“毫不留情地打击”土豪劣绅；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地方武力都是被“一般土豪劣绅所把持”和“落伍的军人”组织非法武装的事实，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整编自卫队为统一的国防性武力、办理清乡、收缴民枪、训练壮丁，力图彻底剿灭非法武装。这些主张的实行，对土豪劣绅恶势力是沉重的打击，其武断乡曲、恃势干政的局面，也就大有改观。
处决任锡章
官吏不廉，贪污贿赂成风是旧中国的社会毒瘤，赣南也不例外。尚未受到官场侵蚀的蒋经国，对贪官污吏和官场恶习可谓深恶痛绝。他将干部的私欲和腐化视为比土豪劣绅、烟赌匪祸更为可怕的大危险，认为乱派捐款、诈索百姓金钱以肥己的官吏寡廉鲜耻，其行为完全与土匪相同，是破坏新赣南建设的阻力和危害人民福利的蟊贼。他指出，一定要肃清贪官污吏，严惩贪赃枉法之人，以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维护正义和公平。因此，他常告诫部属，务必廉洁自持，做人民公仆。如有贪污，必定严惩。〔16〕
然而，就在蒋经国大力破旧除害之际，他的得意门生却卷入了贪污之列。因而，有了挥泪斩马谡，处决任锡章的佳话。
抗战期间，国人拒绝使用日货，将日货称为仇货，国统区各地都设有负责查禁日货的“仇货检查队”，防止奸商贩卖日货。蒋经国出任赣南专员后，任命自己的得意学生任锡章为赣州仇货检查队队长。任锡章，江西九江人，原属蒋经国在新兵督练处的秘书。三青团干训班出身，是蒋经国的得意门生。
起初，任锡章为了不辜负蒋经国的栽培，对日货搜查非常严格，执法如山，六亲不认。仇货检查队的权力大得很，他们戴着红袖章，可以随意进出各大商店与货栈仓库，拆包检查。查到了有疑问的货，立刻贴上临时封条，把全部账本拿回去审查，如果证实了是走私的仇货，轻则罚款，重则坐牢，还要戴上一顶“卖国奸商”的高帽子游街，万人唾骂。不但不法商人，就是正常的大中商店的老板、经理们，见了仇货检查队的人员都怕。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拉拢讨好仇货检查队队员。对于执掌查禁仇货大权的任锡章，他们更是想尽各种办法，又请吃又送礼。渐渐地，任锡章经不住诱惑，开始接受各种请吃，收受各种礼品，并且将“验样”扣留，就是把查到的可疑的货物，送去一点作为样品检验，样品就顺理成章地放在仇货检查队。因此，也就出现“塞狗洞”案件。
广益昌是一家从南昌迁到赣州来的大绸布百货商店。广益昌早在1938年买进一批上海盈丰、章华毛纺厂的高档毛料，刚刚运到赣州，就被另一缉私队在拆包检查时，硬剪去四码作“检样”。这批被剪掉四码的毛料，被仇货检查队发现了。仇货检查队认为广益昌老板玩花样搞名堂，企图偷税漏税，又说这批毛料来路有问题，于是贴上封条听候查处，以“私自盗卖查封仇货”的罪名，要法办广益昌。商店徐经理找到任锡章疏通，任示意可以私了，但要罚款4000光洋，因为数字太大，经理不敢答应。恰巧有人发现被剪去的四码毛料正放在委托社公开寄卖。于是广益昌立即派人买了回来，并补接上去，一码也不缺。因此，广益昌“私自盗卖仇货”的事就不存在了，但任锡章不肯罢休，广益昌被罚了银洋800元。店里不要收条，队里也不上报，任锡章和队员私下分掉了。可是怎么下账呢？账房周霖祥遵照徐经理吩咐，上了广益昌交际费的账。因为这800块钱是银洋不是法币，全店人无不大伤脑筋。而账房周霖祥心里也不服气，便在这笔账目下注上了“塞狗洞”三个小字。碰巧税务人员来查账时，竟然发现了这三个字，就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于是记下来向专署情报室送了一份材料。专署情报室接到关于任锡章及其仇检队员在广益昌敲诈勒索的材料后，即刻向蒋经国上报。当时，蒋经国正在大张旗鼓查处贪污，整顿政纪，树立新风。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培养起来的学生却偏偏不争气，暗中在贪赃枉法。特别是“塞狗洞”三个字，犹如芒刺。他立即提笔批道：“交军法室查实严办！”
军法室很快查清了任锡章及其队员在检查仇货过程中吃请受贿，敲诈勒索等事实。蒋经国看罢查案结果，大受刺激。下令立即逮捕任锡章，予以严惩。但到底怎样严惩，蒋经国非常为难。据承办此案的蒋善初回忆，当时军法室的意见是判处任锡章15年有期徒刑。蒋经国接到案卷后，在办公室整整犹豫了四个小时，最后在案卷上批了“死刑”两个字，并让蒋善初“执行以后，好好安葬，对他的妻儿要妥善安排”。〔17〕
从枪决任锡章这件事来看，蒋经国在治理赣南之初，对澄清吏治，是下了狠心的。处决任锡章使蒋经国赢得了“执法不阿”的美名，但同时也反映了蒋经国在政治上多少有些独裁专断、一意孤行的作风，常常用他个人的意志去代替法律。
处决任锡章后，公务人员的精神面貌有了较大改观。1940年12月，他还制定了第四行政区公务人员服务公约，令所有公务人员熟读牢记：一、信仰三民主义。二、服从长官命令。三、遵守政府法令。四、接近广大民众。五、尊重民众意见。六、实行自我教育。七、爱护公家物品。八、不怕死不偷懒。九、不嫖赌不贪污。十、不骄傲不招摇。十一、养成高尚人格。十二、锻炼强健身体。〔18〕
活捉唐老虎
当时的赣南，绅权膨胀，政权衰微。广东军事势力、地方保安团队各立门户，各地土豪劣绅，筑堡自固，抗捐抗粮，毫无限制。“在崇义的文英墟，区署打死了一个土匪，那一个繁荣的市镇，就被土匪烧去了一大半。在定南，县长曾经被土匪劫去。在前年，安远的县长被当地强暴的老百姓捆着游街。在上犹，县长亦曾经被绑着游街。”〔19〕
蒋经国认为要建设新赣南，必须打击土豪劣绅，安定地方。他警告土豪劣绅说：“我与土豪劣绅，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决无第二条路，你们想做人，就得听从政令，改过自新。”并正式通令：“凡阻碍政府法令的便是土劣汉奸，对于土劣汉奸应严密查办。”
“唐老虎”是安远县新田乡大财主唐立靖的绰号。唐在兄弟之间排行末尾，大家习惯叫他老满牯。百姓因恨他贪人之物，吞人之财，犹如马牯之肚，胃口很大，便有意地用谐音叫他“老马牯”。老马牯放钱放谷债，有个老行规：“钱出门加一”、“谷出门对加”。借了他的债，本加利，利滚利，本利相滚，越滚越大，一生一世也难以还清。他也知道别人还不清他的债，但他也不担心。因为凡借债的不光要写借契，言明本利若干和还期，还要用田地、房子抵当。借债人如果还不起，就将田地、房屋贱卖给他。如此，唐老虎放债越来越大，吞人财产也越来越多。他为富又不仁，成了地方的一霸。
活该唐老虎倒霉。蒋经国新官上任，正到处寻找靶子，高调打击土豪劣绅。那些被唐老虎欺压的百姓，纷纷向他告状。于是，蒋经国知道“唐老虎”，并决心为民除害。1941年的6月间，蒋经国率领十几名便衣队员，从寻乌进入与安远交界的大山林，直奔九如围，将唐立靖抓获。并将他的800块光洋，30来支土铳洋枪全部收缴，唐老虎也被带回赣州，关在天竺山上的强民工厂的牢笼里。
第二天，报纸就刊登了“蒋专员活擒唐老虎”的消息。
唐老虎被捉后，唐家央求乡间绅士和地方官员通融。两个月之后，赣南专员公署发文，对唐老虎罚款2万元法币，并警告说：“倘不如期缴纳，罚款加倍处理。”唐家收到通知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已，唐家将地下埋藏的光洋挖出来，另卖了几亩田地，方才将钱备齐。唐家将钱交到公署后，会计还给了唐家一张收据，写着“兹收到安远县新田乡唐立靖乐捐建设新赣南法币贰万元整”，并盖有蒋经国的大印和四方官印。钱一交清，人也就放出来了。〔20〕
蒋经国在打击土匪劣绅时，也并不是一味蛮干，而是剿抚并用。他公开说：“我们对于赣南匪情的处置，很早就提出‘不用一颗子弹来消灭土匪’的口号，我们希望用政法的力量，用教育的力量来消灭土匪。‘杀’仅是一个消极办法，积极的工作还是应当如何地去教育他们，我们应当这样想，老百姓当土匪，公务人员是应当负起这个责任来的。我们对于赣南的土匪，展开政治力量，利用清乡工作，来肃清他们。”〔21〕
崇义县土匪头子周盛连就是被蒋经国招安的。崇义县位于赣南西部，山多田少，税捐多如牛毛，百姓生活困苦，不少人被逼上山为匪，啸聚山林。周盛连不似一般土匪，倒像绿林好汉，常将拦路抢来的钱赈济地方穷人。蒋经国了解情况后，决心亲自去拜访周盛连，收服这股土匪。周盛连见蒋经国诚心拜访，非常感动，并热情接待了他。周盛连最后对蒋经国说：“我不是生来就要当土匪的，是地方上的贪官逼得我走上梁山，落草为寇。我做了土匪，本来你应该办我杀我，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但你为了地方，想治好赣南，不要有人为匪，让人民安居乐业，身为蒋委员长的公子、本地专员，有福不享，却翻山越岭，亲自来找我这个坏蛋说好话。我现在保证，只要你专员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大家都为地方求个好。我说话算数，说一不二，决不做小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22〕蒋经国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招安了周盛连及其手下的34名小土匪头子。
由于他拥有特殊的权力和锐意进取的闯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赣南原先肆意对抗政府和践踏百姓的地方恶霸势力得到遏制，并有所收敛。到1939年底，蒋经国指挥的各路警力也逮捕了2246名盗匪，处死若干重犯。〔23〕“并有46个匪首，541个土匪向保安司令部自首了。”〔24〕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特派新闻记者曹聚仁在报道中称赞蒋经国，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25〕蒋经国的强势政治，的确成效显著，省政府的政令，基本能在赣南推行了，赣南由化外之地回归为化内之地。蒋经国在赣南的“除暴安良”，也得到了赣南百姓的衷心拥护。赣南的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蒋青天”。
三 三年建设计划
蒋经国胸怀大志，严禁烟赌娼，打击土匪对他而言，只是小试牛刀。此时的他，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他说，烟赌娼匪的彻底肃清，社会风气逐渐改革，建设新赣南的初步基础已经从容奠定了，我们应该振奋精神创造我们新的事业。〔26〕
1940年1月，蒋经国终于提出了自己建设新赣南的宏伟目标。他说：“赣南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要建国，当从建设自己的家乡做起。建设新赣南的工作，就是抗战建国工作。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2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的校舍。真正的做到，使赣南的同胞，能够在三年内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27〕
为了实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目标，蒋经国制订了一个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计划，称之为《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划》。这个三年计划对每一年工作目标和实施要领都作了非常全面详细的规定，内容涉及农、林、工、商、矿、文教、卫生等九方面。〔28〕
（一）农业
目标：采取科学方法，运用金融力量，以谋农村经济之发
展，农民生活之改善，在消极方面，力求家给户足，在积极方面，力求输出增加。
实施要领：（1）垦殖荒地。（2）广设农场。（3）推广合作组织。（4）扩大冬耕运动。（5）推广植棉。（6）修治农田水利。（7）开辟果园。
（二）林业
目标：用竞赛的方式，强制方法，奖导民众，实行见山造林，遇路植树，务使多山之赣南，成为林区。
实施要领：（1）加强保护森林资源。（2）建造新赣南林。（3）扩展苗圃。（4）统制木材运销。
（三）工业
目标：应战时之需要，为合理之管制，以运用资本，力谋日用必需品小型工厂之创设，农村家庭手工业之改进，最低限度，应使赣南工业之产品，足供赣南人民之需要，并力避资本主义榨取关系。
实施要领：（1）设立手工业指导机关。（2）推广合作工业。（3）创设各种工厂。（4）训练技术员工。（5）奖励工业投资。（6）推广家庭小工业。
（四）商业
目标：以不谋利为目的，创设公营商业，推广合作制度，以消除中间商人之剥削，并加紧管制物品之运销，平衡物价之涨落，务使奸商消灭，买卖公平。
实施要领：（1）广设交易公店。（2）普设消费合作社。（3）统一度量衡。（4）举行小本借贷。（5）查禁垄断居奇。
（五）矿业
目标：首谋矿区现状之改善，矿源之探采，继则奖导民营，应用新式技术，从事大量开采，务使无穷之天然资源，能容纳无限量的劳力，提供无限量的财富。
实施要领：（1）改善矿工生活，成立矿工福利会。（2）调整矿区行政机构，组织矿区管理局。（3）探采矿源。（4）奖励民营，指导开采。（5）于第三年动员公私全部力量，大量从事矿藏开采。
（六）交通
目标：发挥民众之力量，适应抗战建国之要求，从事道路之开辟，车船之添备，通讯网之完成，务使穷乡僻壤，有大道可通，货物运输，得畅行无阻，邮电通讯，能迅速灵通。
实施要领：（1）修建道路桥梁。（2）整顿交通秩序。（3）完成电话通讯网。（4）完成邮递通讯网。（5）开辟区乡镇大道。（6）完成公路网。（7）创办驿运。（8）修治河道。
（七）教育
目标：致力于普及国民教育，培植地方自治基础，灌输战时知识，辅导民众训练，推行劳动生产，改善国民生计，最低限度，应使人人皆能识字，人人皆有强烈之民族意识，人人皆有生活之技能。
实施要领：（1）每县设一中学。（2）创设职业学校。（3）实施青年训练。（4）完成乡镇中心学校。（5）普设国民学校。（6）加紧训练师资，创办赣南师范学校一所。（7）扫除文盲。
（八）文化
目标：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普遍展开文化工作，求迅速深入民间，以破除封建思想，发扬民族精神，提高知识水准，促成社会进步。
实施要领：（1）每县至少发行一种日报。（2）筹设书店，第一年每县应有一书店，第二年每区应有一书店，第三年每乡镇应有一书店。（3）编辑大众读物，建筑民众公园。（4）提倡学术研究。
（九）卫生
目标：卫生事业之推行，不在消极之治疗，而在积极之预防，凡关于保健设施之扩展，卫生知识之灌输，皆为重要中心工作，使社会成为健康之社会，人民皆为健康之人民。
实施要领：（1）完成全区卫生网，扩展中心卫生院及各县卫生院，设置卫生所，大量训练卫生人员。（2）推行科学助产。（3）强制种痘和免疫注射。（4）改良环境卫生。
三年计划，在一般人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有的报纸说：“蒋经国是俄国留学生，带回来的尽是俄国东西，要把俄国人的鼻子装在中国人的脸上，是不适宜的。”〔29〕许多国民党官员也嘲笑这一计划，认为蒋经国是在师承共产党，甚至有人向重庆提意见。但他们不知道，蒋经国的建设新赣南计划草案，早在1939年蒋介石就已经审阅过。蒋介石还给蒋经国的建设新赣南计划作了修改，尤其是对计划中带有共产党色彩的字句进行了修正，并建议经国：“做事应注重当地实际工作，不必施以对外宣传。”〔30〕
对于外界的批评，蒋经国也非常清楚。但他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他认定的事就一定要付诸实施。他说：“自从三年计划公布之后，就有许多批评家、讽刺家作各种批评。是的，工作要进步是需要人家批评的，我们绝对愿意接受人家的批评，但是为了要明了我们的任务和目标，对于许多不切实际的批评或讽刺，我们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他认为，中国人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讲话，应当以中国的利益着想，应当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做施政的根据，这是没有错的。但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根据本国的国情，采纳人家建国的经验，运用科学的真理，不但不会错，而且是应当这样做的。因此，他说：“三年计划是我们大家决定下来的，我们认清了这个计划，不但符合中国国情，而且更适合于赣南的实际情况。”〔31〕
为了推行三年计划，蒋经国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平民打扮，没有官架子，经常深入民间，走街串巷，或巡视农村。三年计划实施期间，蒋经国走遍了赣南11个县。1942年5月，他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步行600多里，对信丰、安远、寻乌、定南、龙南、全南六县的农业、交通、学校、矿区进行了视察。所到之处，深入民间，了解民间疾苦以及他们对新政的看法，并尽最大努力帮民众就地解决困难。此次视察，蒋经国认为收获非常“圆满”。〔32〕他对部属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就得接近广大民众。要知道，人民是不受欺骗的，我们不去亲近他，他就离我们愈远；反之，我们处处能体谅人民，诚心来对待他，这才能发生亲密浓厚的情感，大家协力互助，建设新赣南才有稳固的基础。”〔33〕他认为，三年建设计划的实现，是要靠人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人”是完成三年计划的中心，是实现三年计划一切工作的轴心。那么赣南所有的公务人员，就是这个“轴心”的“轴心”。因此，赣南的公务人员，要真正为赣南人民谋福利的，共同的来为国家、为民族、为公、为私、为本身、为子孙来做一番事业。否则，就不配做赣南的公务人员。〔34〕难能可贵的是，蒋经国一生都保持着这种亲民的传统。
1943年底，建设新赣南的第一个三年计划已经结束。那么这个三年计划完成得怎样呢？蒋经国是这样评价的，他说：“三年计划结束了，但是新赣南的建设并没有完成。今天，我们赣南正处在半新不旧的时候，好像种麦子一样，种子播下去之后，现在正是出秧的时候，种子已经变化了，而新麦还没有结熟。在这个过渡时期，是没有办法可以得到需要的麦子的，等到新麦籽成长后，收获的麦子比种子多了许多倍，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天。”〔35〕尽管蒋经国说他的三年计划没有完成，但赣南的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
三年来，在农业方面设立农场657所，开垦荒地79402亩；林业方面，植树9979273株；水利方面，建造蓄水库288座，建造水陂1884座，挖成池塘7268口；交通方面，修路44683公里，修筑桥梁5385座；商业方面，成立合作社1239所，社员23756人，资金总额8994312元。新赣南日用品供应处，已有资金8500000元；教育方面，修建中心学校223所，国民学校493所。全区共有中心学校277所，国民学校2042所，私立小学22所，其他学校12所，扫除文盲503088人；兵役方面，全区出征壮丁42765名，国民兵训练406548人；卫生方面，成立卫生院13所，成立乡镇卫生所87所，医治人数454969人，预防注射人数215103人，种痘人数783517人。赣南的总人口数增加了17万。〔36〕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成就，中外瞩目。各路媒体风云而至，纷纷前来参观报道，以前的各种嘲笑、讽刺都烟消云散，赞美之词比比皆是。重庆《大公报》认为：“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37〕《纽约时报》记者艾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在报道中说，蒋经国的改革计划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赣州是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38〕
在短短数年，蒋经国之所以能在赣南取得如此成就，这首先要归功于蒋经国那种“为民造福”的情怀和“吃苦、冒险、创造”的决心。蒋经国虽然生长于一个特殊家庭，但少年时代，尤其是在苏联期间，他始终与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对百姓的疾苦深为了解，并具有一种“为民做主”的情结。加上受苏联社会主义的教育，形成了要争做“人民公仆”，一心“为民造福”的情怀。在赣南时期，蒋经国尚未受到国民党官场规则的熏染，这种情怀表现的还很率直、真实。他常对部属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就当以牺牲自己的代价来为人民造福，要认为只有人民获得快乐享受，才是我们精神上的快乐享受。”〔39〕又如，在1943年5月，赣南久旱不雨，禾苗枯萎，眼见百姓收成不保时，蒋经国就感到非常焦虑。他在给蒋介石的文电中说：“天久不雨，荒象堪虞，儿日视陇田，见枯禾之多，心中烦闷，坐立不安。日来正积极策动全区抢救水利诸事项，今日喜逢甘雨，心中稍宽。天降大雨之时，儿适在下乡中途，虽衣履淋漓，而心中实感至乐。”〔40〕文电虽短，却能感受到蒋经国那种体恤百姓的情怀。同时，蒋经国还具有“吃苦、冒险、创造”的决心。他说：“赣南虽是湘浙赣闽粤的总后方，是一个完完全全适合于抗战建国的据点。然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充分做到。因此，在我就任赣南之初，就下了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而完成此项使命。”〔41〕正因如此，他能够和百姓同甘共苦，敢于和腐恶势力作斗争，敢于打破常规提出建设新赣南计划。
当然，蒋经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他的特殊身份也有重大关系。名义上，蒋经国是赣南行署专员兼地区保安司令，但他的职权却远远超越于此。事实上，他享有其他专员所不能享有的人事、财经、军事等特权。如在人事上，按照当时行政专署的编制不过20余人，而蒋经国的专员公署里后来发展到100多人。单是主任秘书、秘书就有七八人之多，如高理文、周百皆、徐君虎、黄中美、徐季元、刘汉清、彭健华等。所属各县县长人选，均由蒋经国保举任用，省府不予过问。这是其他专员所没有的。在财经方面，蒋经国更是享有各种特权。按规定，田粮应由省府统筹收支，但蒋经国将赣南各县所征田粮赋税截留，用以建设新赣南。财政部甚至还同意他对中央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大余钨矿的钨砂征收“地方附加税”。又如1944年6月，东南战事紧张，江西中央银行的钞票不能运到，不得已停止兑换，东南各省人心动摇。蒋经国则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财政部派飞机将钞票送达赣州。〔42〕可见，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为他提供了众多特权，而地方权贵往往也忌惮他的身份，不敢过于放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