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斯科谈判
1945年初，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日益临近，而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军虽遭受毁灭性打击，但仍在负隅顽抗。为了尽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保持大国之间在战后的合作关系，以及为了划分战后远东格局和势力范围，美、苏、英于1945年2月11日签订了《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协定》（即《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协定》规定，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兹协定：于德国投降及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予以维持。（二）由日本于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利益，应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保，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出路之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之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之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应保持在满洲之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应交还苏联。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之协定应征得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
美国总统将按照斯大林元帅之建议，采取步骤取得该项同意。三大国首脑一致同意苏联之上述要求于日本战败后应毫无疑问地予以实现。苏联方面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蒋介石对于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给予高度关注，并预感到此次会议将会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局面。2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雅尔塔会议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美国徒获虚名，英国毫无所得。我认为雅尔塔会议惨遭失败，尤其在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丝毫没有说明，颇令人疑惧。”〔1〕为此，蒋介石令驻美、英、苏三国外交人员设法探明雅尔塔会议的真相。
2月21日，蒋介石收到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发来的密电，报告了其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处得来的有关协定的内容。3月12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也致电蒋介石，报告其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会谈情况。〔2〕魏道明的来电使蒋介石深感悲哀，他在3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3〕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史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一）满洲铁路，史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二）史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斯福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我云。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己。“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已。
但此时的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无论是从打败日本方面，还是从战后的中国政局方面，都有求于美国和苏联。他既不敢得罪美苏，又不愿意承认协定。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武力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4〕
然而，为了尽快落实《雅尔塔协定》，苏联却急于与中国签订中苏条约，并更换了驻华大使，积极向国民政府表示友好。为了应付苏联，了解苏方底线，蒋介石密令蒋经国与苏方代表先期进行谈判。为此，蒋经国在重庆与苏联驻华使馆的外交官进行了多次密谈。
4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外交官与蒋经国进行了第一次谈话。苏方声称中国之前途决定于5月之内，希望能够就未来的协定早日直接与中方展开初步交涉。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俄使馆阿秘书与经儿谈话，比过去不可谓非有甚大之进步，希望经儿秘密代名赴俄。此为其重要表示也。”〔5〕
5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与蒋经国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的内容是：“（一）苏联愿意与中方签订互助协定。（二）中苏关系不要其他国家媒介或参加。（三）苏联希望蒋经国先于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苏联。”〔6〕
5月11日，蒋经国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进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苏联大使对蒋经国说：“（一）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苏以前，中苏双方要就双方的合作条件进行具体洽商，并达成谅解。（二）苏联愿意与中方恢复到1924年时的关系。（三）苏方愿意承诺决不干涉中国内政。（四）在东北的对日作战，由中苏两国解决。（五）苏方希望蒋介石能亲自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晤，否则由蒋经国代替蒋介石与斯大林会晤。”〔7〕
通过蒋经国与苏联大使的密谈，蒋介石基本上了解了苏方的态度，认为：“俄在近期内不能不守公约，而美国对俄态度转强，故其对我不能转变其态度与修好之方针。”〔8〕为此，蒋介石决定派代表团访问苏联。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也与国民党高层就中苏关系进行了商讨，“绝大多数代表明确表示赞成与苏联结盟。他们坚决主张寻求苏联的帮助，并建议安排和斯大林举行谈判”。蒋介石作出了最后裁决：“中国应该请求苏联参战，政府将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9〕
1945年6月26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一行，踏上了莫斯科之旅。随行人员有蒋经国、钱昌照、沈鸿烈、胡世泽、卜道明、刘泽荣等。代表团成员中除宋子文外，没有一位职业外交官。外交谈判，蒋介石却不派职业外交官，这是因为职业外交官在谈判中，更多的是注重对国际公法的运用，而不是对内政的考虑。而蒋介石对苏谈判，主要是出于对内政的考量。早在6月3日，蒋介石在与彼得落夫谈话时就提出：“本人以为到苏联，不比到其他国家，最好少带外交官，有一、二个好翻译就行。”彼得落夫也认为：“对于这种有实际任务的访问，可不必多带外交官。”〔10〕
虽然蒋经国在此次出访中挂的是上校军衔，但他在此次中苏谈判中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他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而他的意见往往对蒋介石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在出发前，蒋介石已对蒋经国进行了详细的交代，要求他注意：在中苏谈判中“态度亲切，情意隆重，大事不苟，据理解答，小事浑厚，不必斤斤较量”，在正式渠道谈不拢时，希望蒋经国与斯大林单独密谈，以期获得成功。在和斯大林密谈时，要向斯大林表示：“余对彼企慕与彼此信任合作。”他还特意强调：“中共问题必须明白提出，如其能将军政权交还中央，则可先允其参加政府，否则当视叛变之军队。俄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11〕
自6月30日至7月12日，中苏双方连续进行了六次会谈，分别就外蒙古问题、东北问题进行了交涉与谈判。7月2日，宋子文、蒋经国等与苏方进行第一次正式会谈时，斯大林就给了中方代表一个下马威。斯大林将一份文件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地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低头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的文本，就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12〕
根据蒋经国的回忆，中苏双方的谈判在两个问题上争执非常激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蒋介石坚持不能用“租借”这两个字，认为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中方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经过多次争取，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却坚持决不退让。
由于在外蒙古问题上使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指示中方代表暂时停止谈判，令蒋经国以私人身份去拜见斯大林。7月4日，蒋经国与斯大林进行了密谈。
蒋经国向斯大林谈到了中国政府的艰难处境，他说：“您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
但斯大林不为所动，他强调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给蒋经国看：“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明白斯大林坚持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后，蒋经国立刻说：“现在您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您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您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您订立‘友好条约’，您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您是很明白的。”
然而，斯大林不是这么看。他坦率地对蒋经国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他最后对蒋经国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13〕
经过此次密谈，蒋经国明白，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已无商量余地。当日，他和宋子文分别向蒋介石汇报了斯大林的态度，并请示下一步方针。他说：“斯大林将坚持其对蒙古问题之原意”，“万一因此而不得停止交涉时，我究应处何种态度”。〔14〕
蒋介石得知斯大林的态度后，立即召集陈立夫、陈诚等人商讨外蒙古独立问题。陈立夫、陈诚等人担心，外蒙古一旦为俄国所占领，则东北与新疆皆面临俄国的威胁。但蒋介石认为：“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而且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也”。〔15〕
于是，7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蒋经国等人：“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一）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二）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苏双方边境匪患，应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地区应仍属新疆范围；（三）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只有上述三点满足之后，中国政府愿按照三民主义原则，由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决定独立与否，若投票结果为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批准之。否则“牺牲无益，不惜停止交涉”。〔16〕
7月7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子文和蒋经国，重申了上述三项交换条件，并特别强调：“惟苏联对支持中共及新疆匪乱，在普通外交谈判中决不肯自承者，我与之谈判，彼必躲闪谈之，恐不出空洞笼统之故套。如此则我对苏联所要求之答复为具体，而苏联对我所要求之答复为抽象，乃即我方最大之失败。故对苏联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必须确切明白，毫无隐饰与之谈判，而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终止谈判之准备也。”〔17〕
有了蒋介石的授权与指示，中方代表相对从容。蒋经国向蒋介石复电：“电谕拜悉。一切自当遵办，请大人放心。”〔18〕7月8日，双方继续谈判，并顺利地达成了几项协议。斯大林对中国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很满意，为安抚中国政府，他在中共问题上也作了令国民党满意的答复：“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关于新疆，“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我解决匪患”。至于东北问题，“尊重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可以书面表示”。斯大林还同意中国所提的关于外蒙独立程序的安排。〔19〕
当日，蒋经国致电蒋介石，汇报了会谈结果：（一）苏方认为，史氏之坚持外蒙独立是为求中苏问题之彻底解决与战时及战后之诚恳合作。（二）史氏认为，我国目前承认外蒙如有困难则可于抗战胜利后宣布其独立。（三）苏联在海参威以北地带将开始建筑军港，约在40年内可完成。在此期间，愿与我国订约共同使用旅顺、大连及经营中东、南满铁路，将来可全部退出东三省。（四）协定成立后，苏方决将帮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并巩固其政权。〔20〕他还特意提醒蒋介石，说斯大林曾明确表示：“中国如能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则任何人将不敢动摇国民政府之政权。”〔21〕
至此，中苏双方在外蒙问题和东三省问题已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剩下的就主要是细节问题了。7月12日，宋子文、蒋经国等人与斯大林举行第六次会谈，就外蒙古《独立宣言》和《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两项草案进行了讨论。斯大林同意中方有关人员留在莫斯科同苏联外交部继续接触，宋子文、蒋经国回重庆面见蒋介石，正式谈判待波茨坦会议结束后继续进行。
8月5日，宋子文以行政院长身份，与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蒋经国等前往莫斯科，开始了新一轮的中苏谈判。早在7月24日，宋子文回国后就向蒋介石坚决辞去了外交部长职，因为他不想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以免留下“出卖国土”的骂名。对此，蒋介石非常生气，不得已任命王世杰为外交部长。王世杰临危受命，备受压力。他在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予一路反思此行之使命，肩上真如背负有万斤之重担，予一生来从未有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者。此行结果无论如何，国人舆论及历史家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22〕
然而，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美国先后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后，苏联对日参战的作用已大为降低。而苏联在大连和旅顺问题上的要求，却越来越引起美国的不安，因此美国在谈判的第二阶段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试图对中苏谈判双方施以影响。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明确向苏联表示不要提出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要求，维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还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对中国在谈判中过度让步的不满：“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达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雅尔达会议之让步。”〔23〕
美国对中苏谈判的日益关注，以及对苏日趋强硬的态度，鼓舞了蒋介石。因此在第二轮谈判中，中方的态度相对强硬，而苏方在东北问题上则作了一些让步。斯大林同意：大连的市政管理权属于中国；旅顺口外岛屿问题，苏联放弃其要求；中东、南满两铁路董事长由华人担任。但双方在外蒙疆界、南满路局长及旅顺军事委员会三个问题上仍没有达成一致。而蒋介石由于受美国的鼓舞，仍希望与苏作进一步争论。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王等人，坚持南满铁路局长由中方任用，旅顺设军事委员会，“惟外蒙疆界必须此时有一图底，并在承认独立其以前勘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务希抱定此决心与态度为要”。〔24〕
中方的要求，遭到斯大林的坚决拒绝。而蒋介石的态度，也令中方代表深感为难。中苏谈判陷入僵局。王世杰在日记中说：“此事显然办不到。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化。”〔25〕
关键时刻，蒋经国起了重要作用。12日晚，他致电蒋介石，力劝蒋介石接受苏联要求，尽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在电报中声称：〔26〕
外蒙疆界事，史太林上次谈话中还肯根据我方提出之地图，仅谓可将现有之疆界作为疆界，但似并无藉此造成今后中苏纠纷之意。宋院长王部长与同来诸同志会商结果，于万不得已时拟在换文中加入“以现有之疆界为疆界”一语（最少外蒙不能要求脱离年前之疆界）。此间各方面之变化极大，而且日益复杂。宋院长、王部长与同来诸同志皆认，以从速订约为有利。史氏亦极愿速即订约，同时有疑我方拖延订约之表示。切望大人对于未决事项，授予宋院长、王部长全权，从速解决之权。莫氏对组织旅顺军事委员会事，已表示可同意。
13日，蒋经国再次致电蒋介石：“昨电禀，想已收阅。儿全夜未睡，对于各种问题再三考虑，并将近日苏联各方面会商之经过详加分析。认为，此次谈判万不可停止或破裂，恳请大人能将此意作为最后决定之重要参考。”〔27〕
蒋介石收到蒋经国的电报后，对中苏谈判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尽管他不一定完全信任宋子文，但一定相信蒋经国。同时，蒋介石也考虑到苏联已出兵东北，一旦谈判破裂，必然造成苏联支持中共的事实。不得已致电宋子文、王世杰，同意他们权宜处理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8月14日晚，王世杰和莫洛托夫各自代表自己的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中苏莫斯科谈判正式结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与蒋经国在重庆国民政府前
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全民投票公决，根据投票结果，百分之百的投票者拥护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蒙古独立。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蒋经国不仅参与其中，而且还秘密地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客观而言，蒋经国在谈判过程中，试图努力为中国争取利益，但更多的是主张对苏联做出让步，以便换取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多年以后，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指责斯大林“是沙皇的再世和化身”，但对自己在谈判中的让步主张却只字不提。事实上，蒋经国在1945年中苏谈判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态度，一定程度影响了蒋介石在中苏谈判中的决策。
二 东北交涉
蒋介石急于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重要的原因是寄希望通过条约来约束苏联不支持中共。而斯大林在签订条约时也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承认中国在东三省的领土主权，支持以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决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大多认为对于东北的接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早在1945年3月，熊式辉已向蒋介石建议：“东北与内地各省情形不同，复员工作宜有专人负责，早为准备。”〔28〕但蒋介石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直至7月底，中苏谈判已接近尾声，日本投降在即时，蒋介石才决定任命熊式辉为东北军事代表兼行政长官。正因如此，8月5日熊式辉也以东北军事代表的身份，随宋子文赴莫斯科参加了中苏第二轮谈判。〔29〕
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又为日本经营多年，是众多国民党大员梦寐以求的地方。作为政学系的干将，熊式辉对接收东北踌躇满志。8月24日，熊式辉邀约刘斐、钱大钧、贺国光、张群、吴鼎昌、沈鸿烈等人开始筹划东北行营编制和参谋长人选，以及东北各省主席、市长、厅长人选问题。他还致电在江西任职的胡家风、文群，让他们辞去赣职，前往东北行营工作。国民党要员纷纷向熊式辉推荐干部，就连白崇禧也介绍了林家训等数人希望予以任用。而东北代表莫德惠则直接对熊式辉说，希望在东北九省党政干部中，多任用东北籍人士。〔30〕
由于蒋经国全程参与了中苏莫斯科谈判，对东北问题比较清楚，因此蒋介石想让蒋经国参与东北行营工作，并有意让儿子出任东北行营秘书长一职。但熊式辉不愿意蒋经国担任秘书长，因为他深恐大权旁落。于是他和张群商议再三后，向蒋介石表示：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在打败日本关东军，接受日本投降以后，从第六个星期起应该开始撤退进驻军，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交还主权，此乃当务之急。熊式辉还强调：和进驻东北的苏联军方交涉，需要一位精通俄语、熟悉苏联情况的人去担任外交谈判代表，他认为蒋经国是这方面最合适的人选。他向蒋介石建议，设立东北外交特派公署，让蒋经国担任外交特派员，待蒋经国完成这项重要使命，国民政府接收了东北主权，到那时再担任东北行营的秘书长或其他更重要的职务。熊式辉还向蒋介石表示：“不经过艰苦的交涉，苏联决不会按时撤兵，不撤兵，东北主权不能收回，行营在长春也是虚设，不起作用。”他的建议果然使蒋介石同意了。因此，重庆外交部发表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而把内定为东北行营秘书长一职暂时搁置了起来。
东北行营在长春正式成立后，熊式辉在行营主任之下分设两个委员会，自任政治委员会主任，而由另一个政学系干将、曾任中国银行行长的张嘉璈担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并设参谋长一职，作为实际的幕僚长，由赵家骧担任。对于秘书长一职，名义上为协助主任办理九省三市的政务，实际上却在编制上削弱秘书长的作用，使其成为行营主任的秘书室，负责处理行营各处的文书事务，委派胡家凤担任。对于这样的一个秘书长职务，蒋经国自然不屑一顾。这也是后来造成蒋经国与熊式辉之间关系隔阂的重要原因。
虽然蒋经国未能出任秘书长一职，但其东北外交特派员的身份也是非常重要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根据需要，在某些省份派驻外交特派员是常例。不过这些特派员的办事机构规模很小，经费不多，在人事上也完全由外交部直接控制。而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却是一个超越常规的机构，其组织、人事、经费完全依照蒋经国个人的意见而定。事实上，蒋经国对接收东北同样有着雄心壮志。
蒋经国的特派员公署最初拟订的编制是，设总署于长春，在大连、哈尔滨设立南、北两个分署，在沈阳设办事处。总署除特派员外，设主任秘书、秘书若干人。总署下设四科及机要室，第一科负责苏联，第二科美英、西欧各国，第三科日本、朝鲜、亚洲各国，第四科总务交际。只是后来由于东北局势的发展，两个分署未能成真，第二、第三科合而为一。公署人员一律是蒋经国的亲信骨干，主任秘书胡世杰是浙江宁波人，也是蒋经国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熟谙俄语，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与蒋经国友谊甚笃。秘书分别由俞季虞、高维翰担任。俞季虞不仅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也是蒋经国任中央干校教育长时的秘书，高维翰是蒋经国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时的同学。科长张令澳是蒋经国从委员长侍从室借调而来的，科长杨万昌则是蒋经国赣南时的干部。此外，蒋经国又陆续将高理文、彭建华、徐季元调来长春。其中，高理文来东北，主要是为蒋经国在东北办报的。彭建华原是“新赣南”正气出版社总编辑，到长春后遵蒋经国之命在长春筹办青年中学。另外，他还将中央干校东北青年训练班受训的东北流亡青年交给长春市长赵君迈任用。〔31〕可见，蒋经国对接收东北还是有计划地准备了一套庞大班子，只是由于东北局势的演变，很多工作未能实现。
10月10日，蒋经国乘飞机前往长春，正式就任东北特派员职。临行前，他向蒋介石辞别，但因蒋尚未起床，而没有当面告别。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今日经儿八时飞东北就任外交特派员。彼拂晓来林园辞别，以余未起床，乃留函辞去。迨余起床阅函，知其时间迫促，不得久候而行，此心为之依依。甚望其能耐心忍辱，达成使命。惟上帝保佑其平顺与成业也。”〔32〕
然而，在东北等着蒋经国的将是种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除了苏联方面的百般刁难外，令蒋介石与蒋经国都没想到的是，共产党军队已抢先国民党军队进入了东北。
其实，早在8月13日，中共冀热辽区委和冀热辽军区就决定派李运昌率八个半团的兵力，分三路迅速挺进东北。其中东路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组成挺进东北先遣纵队，直插锦州、沈阳一线；李运昌率指挥机关，直属团队和地方干部随后跟进。西路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率领，向承德、围场方向进发。中路由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率领，向赤峰方向进发。
9月4日，中共先遣纵队到达锦州，9月6日抵达沈阳。起初，苏军碍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同意共产党八路军进驻沈阳。经再三交涉，先遣纵队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获得立脚的权利，并成立了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治委员。9月9日，正式接管沈阳，并成立了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9月14日，李运昌率冀热辽军区指挥机关和直属团队5000多人进驻沈阳。此时，冀热辽军区挺进东北的西路、中路两部人马也进展顺利，分别接管了承德和赤峰。
除李运昌部挺进东北外，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在积极行动。8月17日，抗联派出大批人员，分赴东北11个地区57个重要城镇，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发动群众，扩军建政，先后建立了中共长春、吉林、牡丹江市委及一大批县委。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抗联领导干部分别担任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的卫戍副司令（卫戍司令由苏军担任）。〔33〕
与此同时，中共又从各解放区抽调各路人马挺进东北。其中有罗荣桓统帅的山东军区，黄克诚统帅的新四军第三师等，共计达11万人。调往东北的各种干部达2万余人，彭真、陈云、张闻天、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吕正操、萧劲光等中共重要的军政领导人相继进入东北。
中共部队先期抵达东北，以及苏联方面实行“两面政策”，即表面上遵守中苏条约，实际上却百般阻挠、延迟国民党军队登陆，使蒋经国的交涉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10月12日，蒋经国、熊式辉等一行飞抵长春。次日下午，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与苏军马林斯基元帅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由于国民党方面希望在苏方撤退以前，能有相当军队到达东北，以维持各大城市之治安，所以在第一次谈判中，蒋经国主要注重于商讨国民党军队的海陆空运输事项，并希望苏方同意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为此，蒋经国代表中方向马林斯基提出了三个问题，希望得到苏军的协助：（一）海运登陆港口及轮船之指定；（二）陆运铁路车辆之拨用；（三）空运少数部队至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之降落。
对于中方提出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要求，苏方明确表示反对，对于其他事项则表示无权答复或需要请示政府：（一）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由此登陆。营口、葫芦岛、安东三处港设备状况不悉其详，并声明安东港不在其管辖范围以内，无权答复。轮船未有剩余，无法拨借。（二）空运中国军队至东北各大城市一节，应由两国政府解决。
苏方的答复令蒋经国和熊式辉深感意外。双方商讨三个小时，毫无结果。熊式辉在日记中说：“马氏答复除空泛的关于行政接收，苏方可以协助，关于经济接收可以派人商洽外，关于军事运输者，完全出于无诚意态度，明白拒绝或故意拖延。”〔34〕但蒋经国并不气馁，他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对中苏东北交涉仍抱乐观态度。〔35〕
10月17日，蒋经国等人与马林斯基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中方仍坚持军队海运大连登陆，并向苏方提出了铁路运输军队和空运宪警的方案，商讨工业、交通方面的接收问题：〔36〕
（一）中国两个军海运大连登陆，请苏方协助。（二）另两个军由陆路经山海关进入，请苏方将山海关至沈阳铁路及时修复。（三）宪兵及警察先行空运至各大城市，并由行营派人赴各地筹编保安团队，请苏方予以便利及协助。（四）行营先派人赴各主要城市如大连、哈尔滨等地视察，为接收作准备。（五）希望先接收交通事业及伪满政府与日本民营之工业机构。
在此次会谈中，马林斯基先向中方通告了苏军各自撤退的时间安排，表示12月3日前苏军全部撤出东北。对中方提出的要求，马氏答复说：〔37〕
（一）山海关至沈阳铁道可以修复，但车辆需关内拨用。
（二）中国方面空运少数部队至各城市一节，苏方不表反对。
（三）行营派人赴各地筹编保安团队，须俟请示政府。
（四）关于行政接受问题，须俟请示政府。
（五）关于经济接收问题，伪满邮政机构已解体；铁道、电讯及其他电业，现为军事占用，不能移交；各种工厂均为日本所经营者，属于伪满者甚少。
数日后，马林斯基正式答复蒋经国，声称：“苏联政府反对中国军队登陆大连，并将以此认为中方破坏条约；俄方不同意东北行营编组部队；中方视察人员不能前往大连，因该地应受旅顺军港之控制。”〔38〕
蒋介石得知苏方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时，致电熊式辉和蒋经国，声称：大连登陆事，不因苏联之抗议而改变，仍应与交涉。另外，要求苏军负责协助我军在葫芦岛登陆，并负责保护沈阳至山海关铁路，协助运输。〔39〕
为此，中日双方29日再次举行会谈。蒋经国向马林斯基提出，中国方面保留在大连登陆的主张，但声明在葫芦岛、营口两处先行登陆。马林斯基答复说，中国军队在11月10日前在营口登陆，可绝对保证安全，在葫芦岛登陆，仅可设法维持登陆秩序。在会谈中，马林斯基公开表示对东北行营不满，认为自行营到长春后，东北已发生了多起反苏行动。
蒋经国在日记中说：“马林斯基对重要问题，皆不作正面答复，关于葫芦岛我军登陆一事，俄方亦不愿作安全之保证。经过此次交涉，益信所谓顺利二字，已不复存在于东北接收中矣。”〔40〕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蒋经国所料。在11月5日的中苏第六次正式会谈中，马林斯基向蒋经国声明：营口已被共产党军队占领，苏联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不能将其驱逐，所以对国民党军在营口登陆的安全，自亦不能负责；至于邮电铁道，因有关军用，暂时不能移交；行营在东北编组部队的事，只可以开始准备，但还不可以正式成立。〔41〕
自10月13日至11月5日，蒋经国与苏军马林斯基元帅先后进行了六次正式性会谈，分别就国民党军队的登陆，政权的交接，邮电、铁路的移交和工业的接收等问题进行了会谈，但可以说毫无结果。蒋经国在日记中说：“俄方不能实践诺言，如电报邮政之接收，铁路之管理，及保证营口登陆军之安全等等，莫不出尔反尔。”〔42〕至此，中苏东北交涉已陷入僵局。
11月10日，蒋介石电召熊式辉、蒋经国飞抵重庆，会商与苏交涉的办法。蒋介石在日记中说：“长春形势之恶劣日甚，‘共匪’已公开招兵组织，俄军亦公开掩护不讳矣。至此，东北局势已无挽回之望。”〔43〕
12日，蒋介石、熊式辉、蒋经国、张群等人商讨对策。蒋经国说，苏方态度恶劣，对重要问题避而不谈，交涉已成空谈，都是实情，但吾人未能竭尽能力也是一个原因，因此必须做到“不到黄河心不死”，相信终有成功之一日。在谈到解决办法时，他认为目前解决东北问题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中央接收人员全部撤回，并作严正之表示。第二种是空运少数部队控制长春，行营继续存在，派主席至各处接事，编练地方团队，扩大政治影响，务使先有对付共党之力量存于东北，然后逐步增强政府力量，使东北进入正轨。以上二途，应以后者为宜，因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44〕
然而，蒋介石与熊式辉倾向于第一种方法，决心将行营撤回关内，以表明苏联阻挠中国政府接收东北，破坏中苏条约。14日，蒋介石又就东北行营撤退的准备与处理程序，对蒋经国予以详细指示。〔45〕17日，东北行营奉令撤退，但蒋经国的外交公署继续留在长春，与苏交涉。
东北行营撤退的消息，引起了美国的关注。苏联为了避免美国的介入，态度开始转变。11月30日，苏联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表示苏联政府一定履行中苏同盟协定，帮助中国接收东北。为了等待中国军队进驻东北接收，苏军愿意将撤军时间延迟至1946年1月3日。〔46〕
至此，中苏东北交涉有了新的转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俄态度之转变，可知此时对国际尚有顾忌，而犹不敢冒天下之韪。”他还分析说，苏方在东北进行各种威胁行动，其根本目的在于希望中国政府提议，请求苏军推迟撤兵日期。这样，苏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东北久驻不撤。为此，“我乃不仅不要求其延展，而先自动撤退行营，以示东北责任在彼不在我，使彼提议展期，则今后彼果无理久踞，乃应由其负全责也。”〔47〕蒋介石对于这一决策非常自得，他说，本月以撤退东北行营之举动，为我对俄外交成败最大之关键，实为安危和战之所系。然仅有决心与行动，如非运用之得当，则亦不能收预定之效果。此举结果，乃得收效，且间接使俄国表示迁就谦和。此乃对俄外交精神上一大胜利，使其知我国不可欺侮与玩弄也。东北行营实行迁移，实为东北交涉成败之枢机。〔48〕
12月初，中方代表蒋经国、张嘉璈等与苏方代表马林斯基元帅、伏斯德诺霍夫大将、库兹涅佐夫中将开始了第二轮谈判，并达成谅解：（一）苏联方面协助中国政府先行接收长春、沈阳、哈尔滨三大中心城市，以及吉林、辽宁、安东等省。（二）中国政府为保障行政权力的执行，如陆路军队一时不能到达，可以空运部分军队至长春或沈阳，作为保护中国政府机关及官员安全之用。苏军在机场设备的利用上给予方便，待苏联军队全部撤尽，方可接管城防及机场。（三）苏方坚持东北的重工业都是苏联的战利品，苏军在撤退以前有权拆迁、搬运或作其他处理。苏军撤退以后，苏联认为必要的工矿企业应由中苏合办，具体协议另行商谈。
12月13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认为中苏交涉的关键问题基本完成，有关经济合作问题的交涉由张嘉璈负责。蒋经国20日前返渝，准备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身份访问莫斯科。
12月29日，蒋经国飞抵莫斯科，并于12月30日、1946年1月3日两次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与斯大林会晤，就国际局势、中苏关系、中共问题进行了交流。斯大林再次向蒋经国保证，苏联政府将支持蒋委员长领导国民政府。蒋介石对蒋经国此行寄予厚望，认为：“对俄、对共之政策与国家前途之安危成败，皆系于此也。”〔49〕
至1946年5月23日，苏军已全部撤出东北，东北交涉完成，但国共在东北的战事却愈演愈烈。
注释
〔1〕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4日。
〔2〕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42页。
〔3〕 《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15日。
〔4〕 《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5日。
〔5〕 《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9日。
〔6〕 《蒋介石日记》，1945年5月1日。
〔7〕 《蒋介石日记》，1945年5月11日。
〔8〕 《蒋介石日记》，1945年5月11日。
〔9〕 ［俄］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55页。
〔10〕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52页。
〔11〕 《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26日、27日。
〔12〕 蒋经国：《我的父亲》，第65页。
〔13〕 蒋经国：《我的父亲》，第66—70页。
〔14〕 《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1。
〔15〕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5日。
〔1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3页。
〔17〕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7页。
〔18〕 《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2。
〔19〕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09页。
〔20〕 《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3。
〔21〕 《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4。
〔22〕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140页。
〔23〕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2日。
〔2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48页。
〔25〕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140页。
〔26〕 《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91。
〔27〕 《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93。
〔28〕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第487页。
〔29〕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第487页。
〔30〕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第489、492页。
〔31〕 张令澳：《参与接受东北与中苏谈判》，《蒋介石家情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13—215页。
〔32〕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10日。
〔33〕 彭新云：《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先机挺进和控制东北的斗争》，《军事历史》2002年第4期。
〔34〕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第495页。
〔35〕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15日。
〔36〕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第4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