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币贬值
法币发行之初，较为稳定。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黄牛。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增长了390多倍。到抗战结束时，100元法币只能买两个鸡蛋。国共内战爆发后，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直线攀升。至1946年，100元法币已只能买六分之一块肥皂。〔1〕法币的极度贬值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物价不定，人心浮动，社会渐形不安之象。”〔2〕
为阻止法币贬值，1946年3月8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大量配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但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黄金抛售并没有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目的，反而引起了黄金的抢购风潮。因为那些握有大量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生意，黄金抢购浪潮日甚一日，致使黄金价格暴涨，商品市场大乱。这就是上海的“黄金风潮案”。黄金风潮案使蒋介石非常震怒，他说：“今日忧患最重，上海黄金每两涨价至五万余，美钞涨至一万一千余元，经济崩溃已临头矣。子文害国之罪，不可再恕。”〔3〕不得已，蒋介石要求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的职务。
宋子文辞职后，蒋介石任命张群继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为副院长，俞鸿钧为财政部长。蒋介石走马换将，就是想压住黄金风潮，抑制通货膨胀。张群上任后，立即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等办法，取代宋子文的黄金自由抛售政策。同时，加强敌伪物资的抛售，以图回笼法币。
1947年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该方案除规定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外汇在国内市场流通外，还特别规定：“凡国营生产事业，除属于重工业范围及确有显著特殊情形必须政府经营者外，应即分别缓急，以发行股票方式公开出卖或售与民营。”然而，国民政府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出售敌伪资产过程，充满了种种黑幕。比如，既有“公开拍卖，公开抛售，全额出售”等一股脑扔出去的办法，也有“合股参股、国家控股、股份制改造”等所谓的债转股、企业高层优先购买优惠购买方式，因此，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其间官商勾结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引发了广泛的民怨。此时的经济改革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犹如脱缰的野马，形成了官商勾结掠夺民众的残酷一景。很快，经济紧急措施失效，物价再次飞涨。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物价自月初以来又起波动，此为经济紧急措施后之噩耗。乃人事不臧，主管部会努力不足，国人不知责任之劣风，且无积极精神之所致。言念前途，何以建国。”〔4〕
其实，蒋介石对国人的指责，明显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因为造成法币贬值的最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自己亲手发动的内战所致。1947年，国民政府的内战军费开支高达100万亿法币，而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7万亿法币，财政赤字高达83万亿法币。照宋子文的话来说，就是“全靠印刷机来弥补”。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上海有五家大印刷厂。一分钟印刷1600万元法币，日夜不停开工，但仍不够用，还要到英国、美国去印，用飞机运回来马上投入流通。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物价竟然上涨了56倍！物价无止境地上升，通货无限制地膨胀，膨胀愈大，上升愈速，当法币的票面出现了500万元的赫赫大数，物价也跟着一日三级跳地惊人表演。上升，膨胀，膨胀，上升。法币的发行达到了天文的数字，物价的指数爬上了700万倍的高峰。〔5〕这恶性循环的波动，已经把整个社会经济冲到了崩溃的边缘。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上海米价每石已至五十万圆，闻之寒心。经济不安，社会动荡。粮食更为一般民众日常不可一日或缺之物，高涨至此，更易为‘共匪’所资以煽动暴乱者也。后方动摇，前方影响非浅，奈之何哉。惟祈天父佑之。”〔6〕
法币几乎已是一文不值了，它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了支付手段的机能”，城市的大宗买卖交易早已用黄金美钞计算，至少也得用港币，而农村则以粮食作价格标准，物物交换日益风行。〔7〕然而，使用黄金美钞的人毕竟占百姓中的极少数，工人、教师、学生以及广大的普通市民却只能使用法币，不得不忍受物价飞涨之苦。1947年5月4日，上海终于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广大的市民、学生率先冲上了街头进行抗议，要求增加待遇，改善生活。20日，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6000余名大学生汇集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京沪之间愈演愈烈。
战事的加剧，改革的贪腐，贫富分化的加大，在短短的三年内造成了一批与权力密切连接的官僚资本主义阶层。他们短期内暴富，官商勾结，腐败现象无处不在。就连军队内部，都出现了很多吃空饷、倒卖军用物资的可怕情况。贪污腐败盛行，奸商投机倒把，经济秩序一片混乱。一方面，官商勾结的大官僚大买办迅速致富，短期内在国内形成了可怕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那些失去了国家保护，甚至失去了基本生存资源的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大量涌向上海、南京、北平这样的城市，形成了乞丐满街、小商贩满街、到处有贫民窟的可怕景象。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描写当时的情形：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到结果，百姓死完；
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
至此，改革币制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人甚至提出：“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8〕
二 发行金圆券
就在法币几近崩溃之际，国民党正忙于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也为平衡党内的利益忙得焦头烂额。1948年5月，行宪国大结束，蒋介石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应付经济问题。随即，他以总统名义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以期稳定财政经济。6月29日，蒋介石召见翁文灏与王云五商议改革币制，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彼等提议经儿主持其事，余以为经儿参加其事则可，主持则不宜也”。〔9〕
其实，早在行宪之前，王云五就曾提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10〕王云五就职财政部长后，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制改革计划的研究中。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币制改革，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即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11〕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份《改革币制平抑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7月9日至28日，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经济专家对该案进行了数次讨论，最后定稿。
7月29日，翁文灏、王云五、王世杰、俞鸿钧一同前往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就币制改革进行会商。然而，改革币制毕竟不是小事，蒋介石心里仍不踏实。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今日军事、党务与经济，皆濒于危机崩溃缘际，其重要政务之整顿改革问题，皆凑在一身，诚有不知从何处下手之感。而经济节制与币制改革实行方法与时期之迟早，更为难决。”〔12〕
31日，蒋介石再次与翁文灏、王云五、王世杰、俞鸿钧等人商定币制与经济办法，以及开始实施的日期。俞鸿钧等皆同意，只要准备充足当可如期实施。当日，蒋介石离开莫干山，转抵上海。〔13〕
在上海，蒋介石召见了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就币制改革方案征询他的意见。张嘉璈对蒋说，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储备，否则等于发行大钞，人们将失去对钞票的信用。即使没有充分的准备金，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防止新币贬值。
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宋子文，会商币制改革方案。之后，蒋再次召见张嘉璈。尽管宋子文、张嘉璈对能否控制物价表示了怀疑，但蒋已认定币制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方案。经过四小时的讨论，方案最终通过。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为三年来一贯之政策与惟一之主张，因子文、岳军、公权、鸿钧等皆畏缩不决，未敢执行。而今日以事急势迫，不得不有此一举。然涵霓与云五能毅然实施，亦可谓奋勇难得矣。”〔14〕
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依照戡乱动员临时条款，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播放。次日，各大报刊纷纷刊发了这一命令。与此同时，政府还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四个办法。命令与办法的中心内容是，即日起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发行总额以20亿为限，金圆券每元兑换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限期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限期兑换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黄金每市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换3元金圆券，银币每元兑换2元金圆券，美元每元兑换4元金圆券。兑换日期止于9月30日，后延至10月31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15〕
8月20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当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三 临危受命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获得成功，经济状况如获好转，即可打开全国的局面。因此，上海是这次经济管制的重中之重。但年轻时搞过投机交易的蒋介石知道，用缺乏信用的纸币收缴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并不容易，非有行政铁腕解决不可。上阵还需父子兵，思前顾后，蒋介石只能把如此重任交给蒋经国。为此，蒋介石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协助督导员。俞鸿钧处世圆滑，善观风向，乐于将大权交给蒋经国。事实上，俞鸿钧被任命后，在督导员办公室上班的时间总共没有超过一天。因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经国才是实际督导人。
在8月19日晚，蒋介石和蒋经国共同进餐后，商讨上海经济管制问题。蒋介石充满期望地说，这次发行金圆券，收兑黄金，事关党国生死存亡。我派你去上海全权处理此事，你不要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期望。为了加强督导力度，上海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单位可以归你统一指挥。
蒋经国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个人甘愿担当一切风险，随时准备牺牲。他强调：非有破除情面，以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蒋介石何尝不知道经济管制的艰难，但他表示一定会全力支持他。〔16〕
长期以来，上海便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到处都是巨贾、奸商、暴发户、投机客，他们都是久经历练，在金融风潮中翻身的大好手。因此，他们对于政府的币制改革、经济管制并没有放在心上。相反的，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又一次为他们提供了投机发财的机会。的确，过去的经验清楚地告诉他们，政府的办法尽管如何，结果还是在他们手中变样。说平抑物价吧，限价、平价、议价，结果还是涨价。谈管制吧，去年2月上海成立过经济监察团，为期不到一个月即告取消。因此，接二连三的金潮、涨风，最后都是这些杰出的冒险家操胜算。
蒋经国的任命，对于上海的冒险家们而言，倒是比金圆券的发行来得还要震动。这不仅仅是因为蒋经国是太子，更重要的是因为蒋经国还有他自己一套为他人所不及的干劲和办法。
受命之后，蒋经国于20日晚离京赴沪，开始为上海经济管制做准备。他对上海之行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决心大干一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亦没有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则必须确实负责，认真去完成应负的责任。”〔17〕他对困难的症结也很清楚，他说：“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18〕
8月24日上午1时，蒋经国正式在上海外滩中央银行三楼经管督导员办公处办公。其实，对于经济管制，蒋经国并不是一个新手。首先，他在苏联度过了12年的岁月，正是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实施第一次、第二次五年计划的时候。期间，蒋经国正如其他苏联公民一样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捱过饿，睡过地板，打过铁，挖过矿，做过技师，接受过共产党的政治训练。其次，蒋经国在建设新赣南时期，严禁过烟赌娼，打击过土豪劣绅，在经济建设上也有许多的发明与业绩。对于蒋经国督导上海经济管制，普通市民寄予了较高的期望。
毫无疑问，蒋经国到上海是有备而来的。
上任之前，他已准备好了自己的班底。他任命高理文担任上海督导员办公室秘书，俞季虞为上海经济检查委员会秘书。其中，高理文1938年就跟随蒋经国在南昌工作，后任赣州专员公署秘书，主管文化出版，是《新赣南报》的创办人。俞季虞自重庆时期就一直是蒋经国的得力助手，曾在中央干校训导处任副处长，青年军政治部主任秘书。
与此同时，蒋经国命令亲信王升将“戡建”第六大队调来上海，这是蒋经国的一支嫡系队伍。因为蒋经国对上海警部稽查队不太放心，于是让“戡建”大队来协助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戡建”大队调到上海后，蒋经国就针对上海环境和参加经济改革工作的任务，提出：“必须注意两点：第一是政府的一切措施，应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并且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执行，只有如此，才能使政策加速生效，而获得成功的保证。第二是政府的法令，必须要人民共同遵守，无论何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上海环境复杂，工作不易做好，但是我相信，只要不怕权势的压迫，不受金钱的诱惑，就不会有做不通的事。”
8月23日，俞鸿钧和蒋经国在中央银行会议室邀请上海市各长官举行首次经济督导会议，吴国桢、宣铁吾等十余人参加，会议决定在水陆空交通场所厉行检查，防止物资外流。25日，蒋经国计划在全市设立10个人民服务站和告密站，鼓励人民对违反经济管制的奸商进行告密。
26日，蒋经国召集市政府、警部稽查处、宪兵团等有关机关负责人举行检查会议。会议决议：（1）统一检查机构，所有检查事宜，今后全由蒋督导员作统一之指挥执行，各军警机关不再作个别性之检查，以期发挥经济检查力量，而不扰民。（2）检查对象，包括市场、仓库、水陆空交通码头，至于大商人，则更在检查之列。（3）今后对各种物资及金银外币之移动，以及公司行号之真实情形，均须查明去路，必要时非经蒋督导员之核准，不得随便移动。（4）对全市并无囤积居奇情事，而能遵守国家法令之商人，当予以法律保障。（5）有违背国家法令，以及经济紧急措施条例之商人，如为个人，则送特种刑庭法办，公司行号则予以吊销营业执照，或予以停业处分，货物则一律充公没收。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当中有许多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今后必须严格地加以管理与监督。”〔19〕
27日，蒋经国的“戡建”大队开始工作，并在全市设立了10个服务站和告密站。也就在这一天，蒋经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决定于政府之决心与人民的力量，政府与人民合作，即可底成，戡建队即等于政府的耳目，人民的口舌，这代表了人民政府打成一片，绝对可以成功。关于经检工作，过去方法极多，但好的办法，执行时变坏，多有藉此敲诈不法等行为。我们的检查对象，不论你是‘任何人’，任何有势力后台的人都要检查，检查绝不许扰民，更要人民协助控告，我们的原则遵从‘宁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的政策路线。为了人民恐有顾虑不敢控告，我定一个办法，每个礼拜二及四在中央银行接见要见我的人民，接受人民提供宝贵的资料与意见。我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冷静的来应付未来可能因执行工作而到来的大风浪。”〔20〕
为了保证经管工作顺利进行，他要求参加经济管制工作的干部，应该遵守以下的原则：不得参加任何应酬；不得进出任何娱乐场所；不得接受任何礼物；每日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0小时；星期日照常办公；各级部属如在外有招摇撞骗行为，其主管应与同罪。并表示：“如果我有一丝一毫的贪污，大家都可以拿手枪打死我！”
由此可见，蒋经国对于经济管制的决心之大。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该做下去。……现在所做的事，可成不可败。”〔21〕
四 上海一片“打虎”声
蒋经国虽然就职已近一个星期，上海的物价依然在涨。8月28日，蒋经国在日记中说：“已经涨至最高点，所以今后的问题要能够无条件的将物价压下去。”〔22〕其实，也就是在当天，蒋经国领导的检查工作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在蒋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击检查上海市各公私仓库内存期超过三月的花纱布匹。在18家公司的仓库中，查获了储存三个月以上的棉纱3000余件，棉布5000余件，棉衣1900箱。蒋经国当即将这批货物封存。这是蒋经国到上海的第一炮。
蒋经国对公司仓库布匹、棉衣的查封，立即引起了部分商人的恐慌，也遭到了部分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些公司可宣布无罪，其中有无弊端，很难讲”。“做事不到十天，而有许多人已在起来反对我了。这是早在意想之中的事，目前不过是几个人，将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将起来打击我；但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至于最大的力量，是在于民众的拥护。”因此，蒋经国坚决主张“对此类奸商应该严办”。〔23〕9月9日，检查委员会决定将上述货物全部没收。
然而，蒋经国对这种打击力度很不满意，他决心拿“大老虎”开刀。因为在他看来，大囤积商、大投机商以及市场的幕后操纵者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只有打击这些“大老虎”，才能控制上海的物价，确保“八一九防线”。事实上，这些“大老虎”已在“跃跃思动”，准备反击，“市场已不如往昔之平定”。
9月1日下午，蒋经国决定采取雷霆行动，打击一批“大老虎”，他向检查委员会提出了囤积大户的名单。当晚，南京方面电令蒋经国，要求他“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严办大的投机商人”。〔24〕南京方面的态度，坚定了蒋经国的决心。
9月2日，蒋经国召开检查委员会会议，布置检查任务。会后，蒋经国亲自向上海市政府报告了大户奸商名单及其种种违犯经济法令的证据，建议立刻行动，逮捕这些奸商，予以严办。〔25〕
9月3日，蒋经国召集各厂同业公会负责人说明政府经济管制的政策与决心，他说：“此次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实行币制改革，已具最大决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币制改革成功，则中国尚有复兴之望，如不幸失败，则大家同归于尽。……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实行，不打折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法令。”〔26〕
就在蒋经国发表讲话的同时，上海市金管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宪兵及江湾、沪宁路、沪杭路警察分局一齐出动，对全市的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审查账目，查封仓库，并逮捕了七个上海市商界巨头。他们分别是：上海市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杜维屏；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荣鸿元；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永泰和烟行经理黄以聪；吴锡记棉布号经理吴锡麟；上海有名的黑市金纱大掮客韦伯祥；股票商林乐耕，也是著名的“亨鼠”大王。
杜维屏的罪名是涉嫌泄露改革币制秘密，曾在币制改革前夕大量抛售股票，空投牟利投机。在证券市场奉令停业后，又从事黑市股票交易。杜维屏的父亲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而杜月笙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蒋经国不顾情面逮捕杜维屏，说明他有意向上海的大老虎们宣战。逮捕杜维屏的政治意义，远远甚于它的经济影响。而蒋介石对蒋经国在上海的强硬手段也持赞同态度。他在日记中说：“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荣鸿元与杜月笙之子等拿办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国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鉴察也。”〔27〕他还致电杜月笙，声称：“我兄若能协助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无任感荷。”〔28〕
荣鸿元不仅是国大代表，也是杜月笙的乘龙快婿，素有“棉纱大王”之称。他被捕的罪名是不愿照“八一九”限价出售棉纱，囤积棉纱。另外，他6月份曾大规模私套港汇。而其他人都科以囤积居奇、违反经济法令。
同一天，因大量倒卖外汇而在两个月前就被逮捕的王春哲被判处死刑，他曾是孙科的经纪人。如果不是经济管制的特殊时期，他即使有罪，也不致处以极刑。这是以扰乱金融在上海被处死的第一人。9月24日，王春哲被执行枪决。这一大规模的雷霆行动，极大地震动了全上海乃至全国。当时有人赋诗，称赞蒋经国的打虎行动：
《今武松》
督导大员蒋经国，
不拍苍蝇捉老虎，
捉罢大虎捉小奸，
誓将奸商一网缚，
笑尔奸商擅作福，
而今但闻一家哭，
国泰民安天下乐！
此次行动，蒋经国认为“对于上海人民心理之转变，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此事成效之大，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也”。〔29〕《大公报》发表社论，声称：“蒋督导员经国雷厉风行的打虎、打牛、打苍蝇，镇定物价尚在其次，所收心理影响及进而控制物资，贡献更大。”〔30〕
在蒋经国的雷霆打击下，上海大小商人无不心惊胆战。他们在蒋经国的传讯下，纷纷前来接受训话，保证提供货物，安定市场。
在打击大奸商的同时，蒋经国也接二连三地召见中小商人，希望他们能够配合政府的经济管制政策，确保“八一九”防线。他开导商人说：“现在希望各位拥护改革币制政策，最主要一点为恪守‘八一九’之限价买卖，不得任意提高物价。过去物价狂涨，犹如洪水泛滥，如不筑堤防范，必至淹没一切，故‘八一九’限价政策，为防止洪水泛滥。在‘八一九’限价之下，各位也许要忍受少许牺牲，个人吃亏，求大众生存，使大家有饭吃。此种牺牲，并非毫无代价。余知‘八一九’限价非十全十美之办法，惟在今日不失为救急之一法。”〔31〕
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他们继续想方设法囤积货物和粮食，市面粮食日益紧张。蒋经国决心继续推行铁腕手段，打击奸商，确保物价稳定。他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一天的。”〔32〕
9月7日，上海金管局一举破获地下钱庄15家。10日，破获私套港汇案，逮捕大区纱厂经理胡国粱等人，牵涉散户22家。17日，又查获大同等四银行非法交易，并勒令其停闭。同时严禁金钞及日用品出口，一旦查获，予以没收。24日，决定举办存货总登记限期五天，未遵登记者，查出即予以没收。
除了奸商受到严惩，一些官员也遭到了严厉制裁。经管期间，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以牟取巨额暴利，被蒋经国手下侦破，人赃俱获，结果被枪毙！接着，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尼和稽查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也因贪污勒索被枪毙。
对于蒋经国雷厉风行的管制行动，反对者指责其为“强盗”。对此，蒋经国反驳说：〔33〕
自从将奸商送入法庭将囤积物资充公以后，有一部分的人说这不是民主，并说蒋经国是强盗。……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就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上，拿大多数人民的力量压倒少数人力量，这就是民主。至于谁是强盗，那倒是一个问题。比如举荣鸿元作例来说，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恐怕他自己也很难计算。听说他最近在虹桥路修大花园，盖大洋房，还有人说半个无锡都是荣家的。他们的财产洋房是建筑在人民骷髅上。这种行为难道有异于强盗吗？
政府现在决定没收囤积居奇的货物，是因为投机家将货物当作扰乱金融、操纵市场的工具，而非以供应市场为目的。我们所要没收的，不是所有的货物，而只是囤积的货物。对于正当工商业的财产，不但不加以丝毫的损害，并应加以保护，政府决定将所有没收的货物完全变卖，将所有的钱用来做救济事业。到底谁是强盗，大家一望即可明白知道。
打虎一个月，蒋经国不仅把上海的物价守在了“八一九”防线，金圆券的兑换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不仅普通市民们，就是一些中小商人，因慑于蒋经国的赫赫威势，纷纷将自己的黄金、外币拿去兑换金圆券。期间，银行门前是人流如潮，争先恐后。上海市共兑换1105652两黄金，32800384元美金，再加上白银、银元及港币，总共合于金圆券37200万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34〕这在当时“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的上海，可以说是空前的奇迹。
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国内外的舆论都报以热烈的拥护，远在新疆的立委们首先致函蒋经国，表示“此次政府实施币制改革，知人善任，派充先生为上海区经济督导员，任职以来，对于‘打虎’工作，铁面无私，勇决执行，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渴望而认为不可多得者”。上海70余位大学教授联名致书蒋经国，称赞其：“以雷霆万钧之力，振本清源，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对玩法扰民投机祸国者以无情打击，使群奸慑伏，强权畏栗，民情忭舞，气象一新。”〔35〕
五 青年服务总队
经验告诉蒋经国，要使经管工作取得成效，必须发动上海群众。因此，在经济管制中，蒋经国一再强调，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成功。8月23日，蒋经国在上海对“戡建”大队官佐发表讲话，声称：〔36〕
最近颁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是安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政策。……政策制定之后，就应该切实的彻底的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必须注意两点：第一是政府的一切措施，应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并且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来参加执行，只有如此，才能使政策加速生效，而获得成功的保证……
9月10日，蒋经国又对3000余名工运干部发表讲演，他说：“我们今天改革币制，必须打倒奸商，因为奸商是危害我们人民生活的蠹虫。本人到上海执行此项任务，自问有成功信心，因我人之力量，即在五百万广大群众身上。”〔37〕
为了发动群众参加经济管制，蒋经国命令“戡建”大队队长王升组织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为此，王升以“戡建”大队的名义发表了《告上海青年书》：〔38〕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正义抬头的时候来到了，奸商、污吏、一切恶势力，已开始战栗，正在发抖了！来吧！我们一起来吧！我们合力来将上海改造，罪恶改为幸福，黑暗换上光明！
今天，恶势力并没有完全打倒，亦许有的缩起了头，但他们仍旧睁大眼睛，伺机蠢动，他们懂得避风头，他们更会找机会，他们阴险、恶毒，会勾结，会串通，会挑拨，会造谣！他们纵使一部分死去，却仍在图复活，亦许被他们找到一个机会，更会狼狈为奸，兴风作浪。
……
本大队来到上海，没有建树，深凛本身任务之艰巨，感奋同情力量的伟大，特号召我上海市有正义、有胆识、有作为、有理想的亲爱青年一致起来，共同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共同的力量，来肃清时代的渣滓，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几天之内，前来报名的青年超过2万余名。经过选拔，最终挑选了12000余名。9月25日，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正式成立，总队长由王升兼任。蒋经国对这个新组织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成立典礼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39〕
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新团体。成千上万的青年，在国家最严重的关头，应贡献一切，为国家人民而努力。现在这个团体成立，就是青年报效国家最好的机会。青年人大都很穷，在既无所有，亦无所求的环境中，才能真正同情穷人，而拿出勇气来拼命的干。希望大家产生出团体的力量来，创造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使国家求得统一，人民才得生存。……青年人有血气，有良心，大家来救这个苦难的祖国，协助政府肃清上海的奸商。
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青年，在经济管制中，十分活跃。他们在上海设立人民服务站，布置“告密箱”，协助“戡建”大队和经检队查市场，查仓库，宣传政策，接受告密，积极投身于打击奸商的行动中。他们与“戡建”大队一起，高呼“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与蒋经国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成为当时上海广为传诵的政治格言。
六 扬子公司案
蒋经国上海打虎月余，取得了非凡成就。然而，用黄金、外汇兑换金圆券的大都是中小商人和普通市民，真正的孔宋豪门，则置之不理。9月24日，中经新闻社有一条新闻说：“工商界某权威者对收兑黄金美钞事，向记者发表观感称：自‘八一九’新经济政策实行迄今，每日均有大量黄金美钞，由市民手中流入国行，该项兑换乘机极佳，足证国民对政府发行新币制金圆券之信任拥护。但未闻豪门与官僚大资本家出兑其所藏之黄金美钞，显系该项人等有特殊地位，不必兑出。否则即系此种人物不信任金圆券之流通，故意欺骗老百姓。对于此点，亟盼主管当局以大刀阔斧，严令孔宋辈倾兑其所有之金条与美钞，以为民众之楷模。倘仍不问不闻，恐将引起国民大众怀疑，对新经济政策之推行有重大影响云云。”对此，上海的工商界中亦有不少人愤愤不平，他们抨击蒋经国说：“打击豪门吗？真正的豪门不是他们，而是极少数特权阶级，他们有的在国外，有的虽在国内，他也不敢动！”〔40〕
在外界开始攻击蒋经国不打豪门之际，杜月笙则不失时机地向蒋经国的“戡建”大队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扬子公司非法囤积大量物资，请打虎队对扬子公司进行查处。
杜月笙这招果然厉害。扬子公司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经营，并任总经理。孔令侃乃宋美龄大姐宋霭龄之子，不仅深受宋美龄宠爱，也为蒋介石所喜爱。
因此，蒋经国获得情报之后，也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是好。9月28日，他乘火车返回南京，准备请示父亲蒋介石，但“一见父亲甚忙，故未多言即退出”，“下午再拜见父亲，在百忙与忧烦中承加慰勉，几乎被感动而欲流泪矣”。后因儿子孝武生病入院，便于下午6时匆匆返回上海。〔41〕
9月30日上午，蒋经国召集了检查委员会会议，他决心查处扬子公司。当晚，检查组从扬子公司查获的物资有新型汽车100辆，配件几百箱，西药200余箱，货物500余箱。蒋经国没有想到能查出这么多物资来，一下子反而有点担心了。倒不是怕孔令侃，他担心的是，查处这么多物资，宋美龄也许会插手此事。他开始“感到头痛”了。〔42〕
事实上，当晚孔令侃就打电话向姨妈宋美龄求救了。宋美龄当然对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事略有所闻，但她没有想到蒋经国会打到自家人头上。10月1日，宋美龄从南京飞抵上海，阻止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
然而，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的事经各大报刊的大肆宣扬，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大新闻。当时，上海甚至全国都在注视着蒋经国，人们想看看他怎样处置孔令侃。一边是民心所系，甚至关系到打虎的成败，一边是宋美龄的求情，蒋经国真正是骑虎难下了。10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前天发现的××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积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43〕在上星期的反省录中，他认为：“自从管制上海经济工作以来，上星期最为吃力，反抗的力量来得相当大。”“××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44〕
宋美龄的干预到底还是起了作用。10月8日晚，蒋介石由北平前线飞抵上海。次日清晨，蒋经国向父亲报告了上海的情况。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在沪早课如常。经儿自无锡来见，在美亭中叙谈，听取其上海经济管制经过之报告。经济本为复杂难理之事，而上海之难更为全国一切万恶鬼诈荟萃之地，其处理不易可想而知。对于孔令侃，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否则即谓经之包蔽，尤以宣铁吾机关报攻讦为甚，余严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晚课后，心绪郁结异甚，沪上事繁心闷。”〔45〕
最终，蒋介石站在了宋美龄的一边，他要蒋经国不要追究孔令侃，由他远赴美国，但同时也支持蒋经国将扬子公司的物资按“八一九”限价进行标卖。这样，扬子公司案便算勉强了结。蒋经国对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10月10日，他在日记中说：“本来是可喜之一天，但是内心的痛苦，益加深重。”“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46〕
扬子公司案使蒋经国的打虎行动严重受挫，他在上海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声威，立即输得精光。上海大多数报纸开始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了，上海整个的空气都在恶转中，他们把“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10月16日，蒋经国在反省录中写道：“××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47〕
当然，查处扬子公司案的失利，并非蒋经国上海经济管制失败的根本原因。上海市长吴国桢曾说过：“即使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的确如此，经济的崩溃，不是仅仅用军事管制的办法就能挽救得了的。
七 有市无货
上海的经济管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8月19日到10月2日是第一阶段；自10月3日起，市民开始抢购，到10月31日行政院通过议案，放弃限价，是第二阶段。在这70天的经济管制中，蒋经国虽然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手段，大打“老虎”，但终究不能控制物价。
事实上，从9月下旬开始，蒋经国的经济管制工作，已露出失败的迹象，货物不足，物价上涨，抢购成风，黑市猖狂。
遵命出兑黄金、白银、外币的都是一些小商民，遭受打击最重的是民族工商业，他们忍痛把储金兑换掉了，把现存无法藏匿的商品出售尽了，却无力进行再生产，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破产倒闭。而真正操纵经济形势的豪门权贵却依旧囤积居奇，甚至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再囤积起来，拿到黑市高价出售。蒋经国坐镇上海月余，上海物价虽然稳定，却渐渐货架脱空，有市无货。有报刊发表评论说：“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48〕
但蒋经国已骑在虎背，他决心“无论是在责任上或者良心上，都是非干下去不可了”。〔49〕面对困境，蒋经国一方面召集“戡建”大队与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训话，加紧做战斗准备。为此，“戡建”大队与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组织了5600个骨干，对全市各行各业实施物资总检查。一队队人马被派往各个餐馆、菜馆，勒令老板倾出全部库存供应，而食客们一人只准买一个菜，办一桌酒席最多不能超过八个菜。警察和经检队员在顾客座位间虎视眈眈，穿梭行走，一见超限便重重罚款。
另一方面，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由衷地呼吁上海市民支持政府的经济管制。他说：“为了达成经济管制的任务，不能不忍受一时的痛苦，然而一时的痛苦，总比受长期的通货膨胀的痛苦要轻的多。我们希望上海市民能共体时艰，渡过目前的难关，维持我们既得的物价安定的基础，勿为奸商所破坏，否则上海又将变成投机者囤积家的天下，那时全上海的市民又将陷于生活的恐怖中。”〔50〕
然而，情势不见好转，各种商品日益缺乏。连最为著名的上海西餐业，都因无法买到肉类和蔬菜，而不得不改卖面包、炒饭。商品缺乏，导致抢购风潮迅速蔓延。不但日用品必需品的米、油、盐、糖的店门前排着长蛇阵，其他布匹、棉纱、胶鞋、雨衣等，也无一不是他们抢购的对象。甚至连棺木寿衣香烛冥纸，也有人去抢购，抢购的浪潮直如排山倒海地袭击整个上海。上海的抢购之风波及到了全国，南京、杭州、无锡也发生了抢购现象。
一面是市民的疯狂抢购，一面是商店缺货。各大商店和百货公司，每天推迟开门营业，下午又提早打烊，好多商店干脆停业。
蒋经国的《沪滨日记》详细地记载了物资紧缺，抢购成风的情形。
9月20日，“巡视市场，发现一般的情形，并不见得良好，蔬菜或猪肉都很少”。
9月24日，“发现一种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工厂，因为限价而缺原料，因缺原料而减工，此种现象，实有急需纠正之必要”。
9月25日，“早晨到中央银行，途中看见许多人排了队，在抢购绒线，以及香烟，社会之穷，可想而知矣”。
9月29日，“米的来源缺乏，小菜场的秩序还是很乱，有若干小工厂因为没有原料已经被迫停工”。
10月2日，“以今天各市场情形来看，人心浮动，很像有冲破限价之势”。
10月4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经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