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另起炉灶
1948年底，蒋介石接连遭受各种打击，军事惨败，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失效，物价飞涨，国统区学、工、商各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党政军内部失败主义弥漫。11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道：〔1〕
本日美国杜鲁门当选总统。而杜威落选以后，我国外交形势更为恶劣。人心动摇，社会不安，更将有激烈之变化。自金圆券发行以来，中下级人民皆以其所藏金银外钞依法兑券，表示其爱国与拥护政府之真诚，不料军事着着失败，经济每况愈下，物资枯竭，物价高涨，金圆贬值。于是，人民怨声载道，对政府之信用全失，对“共匪”各种宣传与恶谣更受刺激，尤其一般知识阶级与立法、监察及公教人员等，一面为生活压迫，一面被“共匪”眩惑，失败主义者弥漫，实为从来未有也。
最令蒋介石痛苦的是，处此艰危情形，国民党内部不仅不能精诚团结，反而开始攻击蒋介石。11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道：〔2〕
最近军事、经济形势险恶已极，而社会与智识分子，尤其是左派教授及报章之论评，泯毁诬蔑无所不至，甚至党报社论亦攻讦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动摇、怨恨未有今日之甚者。
不仅如此，实力强劲的桂系已开始酝酿逼蒋介石下野。因为蒋介石下野，副总统李宗仁就可以自然代行总统职权。桂系的策略是，由军方将领通电，要求蒋下野，再制造“蒋不下野则不能与中共和谈”的舆论压力，同时透过美国出面支持蒋下野。〔3〕
11月24日，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电请政府立即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并希望先将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国出面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苏联共同斡旋和平，并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而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4〕
面对白崇禧的通电，蒋介石非常清楚桂系是在逼宫，而蒋介石本人也已开始考虑下野，另起炉灶了。为此，他召集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听取各方意见，并派张群、吴忠信与李宗仁、黄绍竑洽商有关下野的事项。在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5〕
近来环境之恶劣已极。此种刺激，实为任何时期所未有。余亦屡萌生不如死之感，惟一念及革命责任与国家人民之前途，对万恶“共匪”，若非由我领导奋斗，再无复兴之望。惟以政府军队与党员散漫凌乱、堕惰自私，以及社会人心之败坏，若不放弃既有基业，重起炉灶，则难期其有济也。
11月25日，宋美龄对时局忧心如焚，决心再赴美国求援。但蒋介石认为，获得美援的希望不大。他在日记中说：〔6〕
妻甚忧虑，乃想飞美与马歇尔作最后之交涉。余以为决无希望，不必多此一举，徒加耻辱。彼终以为，个人荣辱事小，国家存亡事大，无论成败如何，不能不尽人事。余乃允之，不忍扫其兴。
事情的发展，果不出蒋介石所料，宋美龄飞抵美国后，遭到马歇尔的冷遇。〔7〕蒋介石想得到美援，已不可能。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蒋介石最终决定下野。12月26日，他说：“为桂系白崇禧之背违胁制，乃更坚我下野之决心。”〔8〕蒋经国在日记中也说：“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9〕
尽管蒋介石决定下野，但非决心告别政坛，而是准备另起炉灶，重新再起的。因此，对于下野问题，蒋介石作了精密的思考与安排。他曾对其下野后可能引起的利害关系作了如下分析与判断：
（一）共军南下，渡江进攻京沪。
（二）共军陈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组织联合政府，受共党操纵，并派兵进驻南京。
（三）暂停军事攻势，而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然后各个宰割，不战而占据全国。
（四）李当政后，撤换各地方军政要员，或由共党加以收买，使彼等屈服投降。
（五）对蒋个人极端诬蔑、诋毁、诽谤、侮辱，使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革命领导中心。
（六）李为共军所逼，放弃南京，以迁都广州为名，割据两广，希图自保。
（七）美国对华政策，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
（八）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使我南方各省军政在其威胁之下，完全崩溃，无法抵抗。
蒋介石又对其个人之进退出处，作了如下之分析：
（一）进之原因：危局，维系统一局势。乙、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丙、静观共党内部之变化。
（二）退之原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
蒋经国认为，蒋介石此时考虑引退，并非想在恶劣环境之下脱卸、逃避责任，而是要“另起炉灶，重建革命基础”也。〔10〕
起初，蒋介石准备12月底下野，但考虑杜聿明的部队还在进行徐蚌会战，突然下野将打击士气，瓦解军心。〔11〕其实，蒋介石推迟下野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美国的宋美龄坚决反对蒋介石下野，二是存在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尚未运抵台湾。
二 准备迁台
虽然很难确定，蒋介石何时下定决心从大陆撤退台湾，但早在1948年6月蒋经国就已建议蒋介石作撤退至台湾的准备了。1948年6月26日，蒋经国写信给蒋介石，声称：〔12〕
最近二星期以来，儿曾与沪、杭等地之负责官员深谈国事，并私访民间，接近商民、工人，以致乞丐难民，在各方面所得之感想殊深。经过日夜考虑，儿不得不忍痛直呈大人者。即多数人心皆惶惶然，而不知如何是好。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作后退之准备。儿绝非因消极或悲观而出此言，即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儿对此考虑或有过分之处，但以目前局势之演变而论，军事与经济并非无崩溃之可能，实不可不作必要之防备也。
至1948年11月底，局势已进一步恶化。11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首次提到“另选环境”，他说：“若欲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非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13〕在此，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单纯环境”是指台湾，但从当时的准备工作来看，已是台湾无疑了。台湾与大陆，相隔了一个海峡，是中国第一大岛，四面环海，易守难攻，国民党海空军能够据此发挥优势；台湾处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很容易与美国、日本等国家联络，以获得外援。
但因“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并无好感，军民关系尚处于紧张时期。此时的台湾省主席是魏道明，他在台湾并不得人心。蒋经国曾写信给蒋介石，报告关于魏道明在台湾主政的情形。他在信中声称：“魏主席及其夫人生活豪华，每日家庭买菜均用卡车装运。过去台湾主持行政者均尚刻苦之风，故台方人民目睹此种情形殊为不满。陈长官在台湾时，虽处理错误，尚无显著之贪污情形，而魏主席夫人公开经营商业，垄断市场，台湾省政府之威信遂丧失无余矣。”〔14〕
为了安抚台湾民众，将台湾控制在自己手中，蒋介石决心更换台湾省主席。陈诚一直被蒋视为嫡系与最忠诚的干部，由他掌管台湾政务无疑是最恰当的。1948年12月29日，在蒋介石主导下，行政院第32次政务会议决议，任命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
不料，蒋介石的这项任命却遭到了黄埔嫡系关麟征、胡宗南等人的反对。蒋介石对此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说：“黄埔第一期关麟征、胡宗南等皆反对辞修任台湾主席，空军方面亦如此，此为意外之事。当此危局，彼等犹以个人恩怨惟念，绝无悔悟团结之心，黄埔不幸至此，诚死无葬身之地，不胜其悲伤之感。”〔15〕接到蒋介石的任命，陈诚也深感意外，但在蒋的接连催促下，才正式接任台湾省主席一职。
30日，蒋介石又以总裁的名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并通过决议任命蒋经国出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董显光认为，此时蒋介石“已决意使台湾得免受亲共阴谋的威胁，俾中国大陆万一发生意外，该省可为政府最后坚守力图复兴之地”。〔16〕
蒋介石虽然没有让蒋经国立即赴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但却令陈诚着力经营台湾。他赋予陈诚极大的自主权力，驻台陆海空军及机关皆归陈诚指挥。并要求陈诚多利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培植台湾有为青年，以收人心，安定地方。〔17〕陈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台湾作了各种部署，为蒋介石迁台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为了嫡系部队能从大陆顺利撤退至台湾，蒋介石命令蒋经国监督修建舟山定海机场。在定海城郊青垒头东港浦，原有日本派遣舰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所筑一机场，日军投降后废置。1948年底，蒋介石命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督导施工，拓宽跑道长1200米，增设雷达导航仪器。
定海只是舟山岛上一个普通的小市镇，蒋经国开始不明了蒋介石的意图，到了使用时，才恍然大悟。蒋经国后来回忆说：〔18〕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1950年5月，国民党军从舟山大撤退。刘玉章的第五十二军、刘云翰的第十九军、刘廉一的第六十七军、吴仲直的第七十五军、朱致一的第八十七军，以及第四十五师等三个师，共计12余万人，分别由克难、沈家门等码头登轮赴台。
除了上述准备外，蒋介石为撤退台湾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准备，就是命令蒋经国、俞鸿钧负责督促将国库黄金运抵台湾。
三 抢运国库黄金
关于蒋介石如何将大陆时期的国库黄金运抵台湾，蒋介石的“总账房”吴嵩庆之子吴兴镛，根据其父亲留下的绝密“军费密记”，著有《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根据书中记载，蒋介石前后分六次将国库黄金运抵台湾。其中最早一次是在1948年12月1日午夜。时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将国库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圆，自上海运往台湾。
台湾传记作家王丰则利用档案资料，认为蒋介石第一批由上海运往台湾的黄金，启运时间为1948年12月4日，从上海四行仓库运走了2004459.506两。负责运送这批黄金的，不是国民党海军军舰，而是海关缉私舰“海星号”。〔19〕该批黄金，总计774箱，由中央银行驻台北代表沈祖同点收，存入台北附近大山深处的台湾银行金库。
而从蒋经国的日记来看，他最早是在1949年1月10日介入此事的。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20〕
今日父亲派我赶至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1月10日，蒋经国衔命从南京到上海宣达蒋介石的口谕，要俞鸿钧着手赶运第二批国库黄金。16日，蒋介石又亲自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两人，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办法，声称要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21〕然而，运送第二批黄金工作尚未就绪，蒋介石就于21日宣布下野，俞鸿钧也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杭州笕桥机场，最先前来晋见的就是台湾省主席陈诚和吴嵩庆。蒋责成吴，以预支军费名义，速将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金银美元提出，不得有误。〔22〕同日，蒋介石“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23〕
俞鸿钧去职后，由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虽然刘不敢违背蒋介石的意旨，但毕竟李宗仁成了自己现在的顶头上司，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于是上任后的刘攻芸态度颇为暧昧。除了在21日发运了一批已经商定的1800万元银元外，黄金南下的工作进展甚缓。
1月27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中央信托局局长林崇镛，“商谈中央银行现金运送厦门办法”。其间，蒋介石询问林崇镛刘攻芸态度究竟如何，林崇镛即称刘攻芸“对此事进行，面有难色”，并对刘攻芸的拖延大表不满。当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他对刘攻芸的表现“殊为骇异”，并大发感慨：“世人能明理识义，始终如一者，诚难得也。”
1月28日，俞鸿钧致电蒋介石，声称：“沪国行存金尚有八十二万余两，银元二千六百万元，以前因存兑金银，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现在政策变更，无此需要，亟宜早日运出，免滋延误。除密洽刘总裁迅办外，拟请由经国兄电话催办。”〔24〕俞鸿钧的电报，再次使蒋介石感到，抢运黄金行动进展受阻，刘攻芸并不完全听从俞鸿钧的指挥。不得已，蒋介石只好指令蒋经国给刘攻芸施加压力。
2月3日，俞鸿钧致电蒋经国，表示：“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为了确保黄金的运送，以防意外，8日，蒋介石又派秘书周宏涛赴上海，传达他对中央银行运送黄金的指示：“以中央银行存金为国民汗血之结晶，不能不负责设法保存，曾经指示财政金融主管人员，应将其运至安全地区，以期妥善保管与运用，免遭无谓之浪费。但以若干主管人员对此不甚了解，延未施行，故公不得已再派周宏涛秘书赴上海，对主管当局切实说明，以期彼等能从速处理也。”〔25〕至8日，在蒋经国、俞鸿钧、周宏涛的频频施压之下，刘攻芸被迫交出国库钥匙，承诺将第二批黄金秘密运出。
2月9日，第二批黄金从上海四行仓库的国库库房中提出，共计554394.896两，直接被运送到了台湾。10日，周宏涛自上海归来，向蒋介石报告了中央银行的第二批黄金运送情况：“所存现金已大部如期运往厦门台湾，现存上海者，惟留黄金20万两。”蒋介石得报后，“为之一慰。盖以此项存金为国民汗血之结晶，与国家命脉之所系，故不能不负责设法保存，因一再叮嘱财政金融主管当局应将其运至安全地区，俾得妥善保管与运用，免遭无谓之浪费，至今始得完成此一重要工作耳”。〔26〕
蒋经国也在他的日记上写道：“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共，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27〕
蒋介石秘密将国库黄金运送台湾的事，很快被代总统李宗仁知道。为此，他曾经对刘攻芸大发雷霆。并下令不准再运走一两的金子，否则惟刘攻芸是问。李宗仁还向蒋介石提出，要他把厦门、台湾国库黄金运还上海。3月22日，李宗仁甚至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蒋介石将运到台湾、厦门的黄金悉数运回。
对于李宗仁的要求，蒋介石自然不会答应。蒋经国在日记上痛批李宗仁：“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共以为快也，可痛！”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令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责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28〕
第二批金银运走后，上海的黄金白银储备已所剩无几。即便如此，蒋介石仍不肯罢手。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在上海的统治已岌岌可危。为了抢夺最后的一点黄金储备，5月15日，蒋介石派蒋经国、俞鸿钧秘密飞到上海，面见驻守上海的汤恩伯，要求将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29〕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亲笔行文中央银行，要求提取中央银行剩余金银。至18日，中央银行除留下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8000两、银元120万元全部被运送到台湾。蒋经国在回忆录中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记载：〔30〕
当时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的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
库存黄金到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这一箱珠宝，多半是抗战时期一班汉奸非法搜括的财物，胜利后被政府依法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的。因为我曾经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存放的地点，所以，父亲就命令我去负责执行这一项任务。当我到达上海以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仅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
四个月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撑内战形成的金融危局，分别于8月22日、30日两次从美国撤运库存黄金近20万两到台湾。
按照国民党当局的官方数字显示，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底，前后运往台湾的国库黄金，总计达2949970.279两。这还不包括外币、白银、珠宝与其他国有珍贵资产。
正是有了这笔黄金，国民党迁台后的经济才趋于稳定，并逐渐步入正轨。后来，台湾国民党当局还将部分黄金用于台湾本地各项建设，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于大陆人民而言，抢运黄金行动则是一场公然的掠夺。据吴兴镛统计，在这些运往台湾的黄金中，共有约147万两是国民党在1948年发行金圆券时强制收购的私有黄金，还有约57万两黄金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中国的援助，这些本应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和支援，被国民党当局据为己有。
四 溪口总管
重要撤台事项布置以后，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1949年1月21日中午，蒋介石约五院院长午宴。下午2时，在黄埔路官邸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宣布决心引退，并出示与副总统李宗仁的联名宣言。全文略谓：〔31〕
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行民主为职志。
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从事，斑斑世所共见。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弥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21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蒋经国等人的陪同下，飞抵杭州，进驻笕桥空军学校。当晚，他们在西湖边上的楼外楼接受浙江省主席陈仪宴请，蒋经国、陈诚等人相陪。蒋在日记中说：“与辞修、经儿同到西湖楼外楼聚餐，心地安闲，如释重负也。”〔32〕晚宴后，返回空军学校，住天健北楼，由蒋经国随侍。入睡前，蒋介石告诉蒋经国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得多了。”然而，蒋经国听后却“无限感慨”！〔33〕事实证明，蒋介石的下野，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蒋个人，都未必是件好事。
蒋介石的下野，对后来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对蒋介石忠诚的党政军干部纷纷致电表达支持蒋介石，对桂系表示不满，从而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新的纷争。陈立夫等人认为，“李宗仁居心可诛，他把蒋总统逼迫下野，以为可挽回大局，其实中共对他是骗局，根本不理会他，一味儿进军江南”。〔34〕
从军事而言，蒋介石的下野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加速了国民党军的败亡。国共内战期间，有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起义反正，而蒋介石下野后，使更多的国民党将领对时局绝望，进一步促成了他们起义反正。蒋介石后来曾对宋美龄说：“自兄下野后，意志不坚之将领如傅作义、程潜，以及重庆号军舰与江阴要塞，皆多叛变‘降匪’，如兄不下野，当不致于此。此等叛降，皆受兄下野之影响，而且傅作义之‘降匪’，即在兄下野之第三日也。但事已至此，此时追悔亦无补。”〔35〕
1月22日，蒋介石和蒋经国一行回到奉化溪口，直到4月24日才离开，一共在溪口停留93天。这是蒋介石三次下野中，在家乡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蒋介石自己说：“在故乡游览山水，为平生最乐之事，尤其在战尘弥漫中引退之时，更觉难得，而其乐亦无穷。”〔36〕
蒋经国陪同何应钦、张道藩等人在溪口武岭学校
事实上，蒋介石在溪口并没有让自己沉浸在游山玩水、享受天伦之乐中，而是时时刻刻不忘政局。他在溪口一边反省自己的失败，一边忙着指示蒋经国准备撤台事项，并先后接见了近百位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一时间，鄞奉道上车水马龙，冠盖如云，侍从室依然电函交驰，溪口无形中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临时指挥中心。
对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着比较生动的描述，他说：〔37〕
住在故乡的蒋总统，有秘书、警卫、长途电话及其他设备来处理事务，晋见的人络绎不绝。田园诗似的词句描写他如何徜徉山水之间，访问乡间和善父老，逗着幼孙游戏，并享受古代式的田园退隐生活。事实上，他正做着军事及一切其他方面的策略。
在溪口期间，蒋经国甚至比蒋介石还忙碌。他不但要负责蒋介石的安全，陪同蒋介石走亲访友、游览山水，还要为蒋介石执行各种重要使命，并接送各路前来拜会蒋介石的党政军要员。可以说，他是名符其实的溪口总管。
当时他经常跟着他的父亲，并为父亲安排身边所有的事情。老“总统”吃饭时经国先生也一定陪伴在旁，父子俩几乎形影不离。〔38〕
自从蒋介石回到溪口，蒋经国、俞济时深恐游击队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直接插入溪口的心脏地带，这便会严重危及蒋介石的安危。为了蒋介石在溪口的安全，蒋经国着实费了不少心思，他和俞济时将原来的“总统卫队”几乎全部调来溪口。但蒋介石下野后，已经没有“总统”的名分，他在溪口设立的办公处所，只能叫“总裁办公室”，因此他的侍卫组织自然也不能再称“总统府警卫大队”，而改名为溪口总裁办公室的“特务大队”。
溪口的特务大队下辖五个分队：第一队队长是黄埔军校十六期的冯孝本，第二队队长是吕其广，第三队队长是毛赵壁，第四队队长是唐茂昊，他们都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唯独第五队队长王曜升，是黄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个队长之中，冯孝本、吕其广、唐茂昊三人都是蒋介石的小老乡奉化人。
蒋经国还把已经被调到部队当副军长的楼秉国，再调回溪口担任警卫主管。然后，又从侍卫队中挑选了20人，组成一支便衣组，作为侍卫部队的“中卫”。在“中卫”的内部核心，有资深的侍从人员，随侍在蒋介石周围，成为蒋介石的“内卫”；而在最外圈，则是驻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分别戍守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和丰镐房等据点，形成“外卫”。在这样的层层保护下，蒋介石就在溪口默默地扮演着地下三军统帅的角色。〔39〕
期间，远在美国的宋美龄曾希望蒋经国代蒋介石出访美国，寻求美国的支持。但蒋经国出于对蒋介石在溪口的安全考虑，而未能遵从。他在给宋美龄的电报中声称：〔40〕
目前某方力主对共谋和，对内改组内阁，并发动各省参议会要求李“代总统”正式改任“总统”。今后政局之发展必益复杂，而内部又不能团结，可忧万分。美援之加强，实为再起之必要条件，想大人在美之工作必能见效也。至儿来美一节，甚愿有此一行，但父亲一人居乡，为父之安全见，实不忍远行。
然而，蒋介石本人似乎并不在意安全。第三次下野后，蒋介石感觉到他在溪口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一旦撤退至台湾，不知何时能返乡。因此，他在溪口期间，除了接见党政军要人，处理一些紧要军政要务外，有计划地游览了家乡风景名胜，以及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期间，蒋经国既要陪侍左右，让蒋介石游览开心，又要处处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以免发生意外，可谓煞费苦心。
2月1日，在蒋经国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游览了雪窦寺、四明山胜景、千丈岩。最后乘竹筏回到丰镐房。第二天，蒋经国和儿子孝文等人陪同蒋介石登岭顶。之后，“赴奉化县城，经孔庙，转救济院，至奉化中学”。奉化中学为凤麓书院旧址，即蒋介石当年读书的地方。只可惜，校舍已经改造扩建，当年的记忆已无处可寻。
5日上午10时，蒋经国、蒋孝文陪侍蒋介石游育王寺，同行的还有陈立夫、张道藩、谷正纲、陶希圣、石觉、李文等人。“12时，在承恩堂前午餐。下午1时起程，经小白天童街，到天童寺，已过三时，在御书亭进茶点，这是父亲壮年时候常到的地方。”“天童民众闻我父亲莅临，夹道欢呼，放爆竹，捧香炉，万人空巷，争瞻丰采。”〔41〕蒋介石在日记中也说：“乡人如此热情，未知将何以为报。”〔42〕
蒋介石除游览家乡的风景外，还将家乡的风景用电影胶片拍摄下来。如2月21日，蒋介石在蒋经国、孝文、孝武、孝章等人的陪同下游览千丈岩、妙高台、狮子山等地，并将千丈岩、妙高台、狮子山附近风景，拍摄成电影，以便保存。〔43〕后来，蒋介石到台湾后，经常观看这些影片，以释思乡之情。以致影片经过反复操作，发生故障，无法再看。1954年7月25日，他在日记中说：“晚观卅八年回乡影片，以退光不能再观，可惜。”〔44〕
除了游览山水，扫墓也成了蒋介石在溪口的一项重要活动。2月22日，蒋介石在蒋经国等人的陪伴下，到葛竹扫墓。葛竹乃是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娘家。由于对母亲的孝顺，因此爱屋及乌，蒋介石对葛竹也颇有感情。当晚在葛竹住宿，次日蒋介石率领蒋经国一家到外祖母墓前拜谒。〔45〕清明节那天，蒋经国率全家陪父亲到白岩山祭扫祖母墓。蒋介石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接着，蒋介石又命堂弟蒋周峰及族人挑了祭品到挑坑山祭扫了父亲之墓。蒋介石还命人将扫墓的场景用胶片拍摄下来。之后，蒋经国独自带领子女至母亲毛福梅墓前拜祭。蒋经国与父亲有同感，深觉他们在溪口的日子已为时不多了。
蒋经国陪蒋介石到葛村拜访娘舅
4月15日，蒋经国很早就起床去陪蒋介石祷告，并向蒋介石行礼拜。因为这一天是蒋经国的40岁生日。当日，蒋经国的许多嫡系和留苏同学也纷纷从沪、杭各地远道赶来为蒋经国过生日。蒋介石则给儿子题写了“寓理帅气”四字匾额，并附一跋，作为蒋经国的生日礼物。其文曰：
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五年来，未尝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又常玩索存心养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无声无臭，惟虚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帅气。”为之自箴；而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决，但未敢示人。今以经儿四十生辰，特赘此“寓理帅气”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
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对蒋经国不仅寄予厚望，而且还将他的修身治国之道传授于儿子。蒋经国得此匾额，至为感动。他在日记中说：“凡此所言，希望于我愈深，亦鞭策于我愈力，此后修养治事，定以此为准绳。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已至不惑之年，一事无成，且常感情用事，不能‘持志养气’，细想起来，真是惭愧万分！”〔46〕
4月21日，解放军挥师渡江。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浙东地区已有人民解放军在活动。蒋经国担心家人安全，遂将妻儿送至台湾暂住。他在日记中说：“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情景也。窃念家园虽好，未可久居。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忧，得以尽瘁国事。”〔47〕
24日，蒋方良以及四个子女在佣人阿王的陪同下，先行离开溪口，由宁波的机场起飞，前往台中。蒋经国由于忙于处理离开溪口的各项事务，竟未能亲自去送行。妻儿飞离溪口后，蒋经国一时甚感冷落凄凉。
至中午，蒋介石嘱咐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于是，蒋经国令部下准备了一艘军舰，听候待命，随时准备撤离溪口。蒋经国当时问其父去什么地方，蒋介石未予回答。
4月25日，是蒋氏父子在溪口故里的最后一天。上午，蒋经国陪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48〕
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至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下午3时，蒋氏父子拜别祖堂，离开故里，乘车至方门附近海边，再步行至象山口岸登上太康号军舰。当时，蒋经国在心里想：“何时重返家园，殊难逆料矣。”果然，这一走就再也未能回乡了。
五 出生入死
离开溪口后，蒋经国一下子似乎感到无家可归了。4月25日，蒋介石登舰后，才通知蒋经国和舰长，要到上海去。而此时，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情势非常危急。“此时到上海去，简直是重大冒险。”26日，到达上海黄浦江复兴岛的蒋介石，在岛上接见了“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长毛人凤、上海防卫总司令石觉、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市政务主任谷正纲、上海市市长陈良等人。之后，蒋介石父子又迁到上海市区励志社，为上海守军打气，并指示上海防务。直至5月7日，蒋介石才从上海撤离。
5月10日，蒋氏父子乘军舰来到普陀山。普陀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历朝在此兴建众多寺院，其中以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规模最大。11日，蒋经国陪同蒋介石登岸，游览慧济寺、梵音洞、天福庵。在普陀山，一名老和尚对蒋氏父子说：“寺中有一处名‘云水堂’者，专供来此朝拜的和尚食宿之用，因为‘云’飘来飘去，总是不断地流向他方而不知去处的，和尚行踪与此相类，故以云水名堂。”
老和尚的一席话，让蒋氏父子唏嘘不已。蒋经国在日记中说：“老和尚妙语解颐，亦有‘云流水’之急。窃念岂独和尚如云水，世人熙来攘往，亦莫不如云水也。韶光若白驹过隙，踪迹若水上浮萍，今日父于相依，海上飘泊，何去何从，得毋贻‘云水’之诮乎？”〔49〕
5月26日，蒋介石在蒋经国等人的陪同下由马公岛飞抵高雄，自此蒋氏父子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在高雄，蒋介石几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台湾的整军、防务、军政问题。尽管早有以台湾为复兴基地的设想，但由于蒋介石父子刚来台湾，很多方面还很不习惯，总有流浪他乡之感。6月9日，蒋经国在日记中说：“昨夜月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坐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50〕
蒋经国等人在美龄号专机前留影
蒋介石迁台后，仍然牵挂大陆战事。自1949年7月初到12月底，蒋介石前后有12次前往大陆，所到之处有福州、厦门、广州、定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接见军政要员近百人，举行过多次党政军会议，其目的在于稳定战局，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为反攻争取时间。在蒋介石出入大陆时，蒋经国也形影不离地跟随在旁。有时，蒋经国还单独前往，传达蒋介石的指示。其中，在昆明、成都时，曾面临极大的危险，用“出生入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至1949年8月，时局对蒋介石而言更为严重。在东南沿海，解放军已于8月17日攻占福州，进逼厦门。中南地区，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广东危在旦夕。而此时，美国公开发表对华白皮书，将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蒋介石。
为了挽救战局，蒋介石于8月23日飞抵广州，召见顾祝同、薛岳、余汉谋、刘安祺等十余将领，会商广州保卫战。24日，蒋介石又飞抵重庆，会见张群、胡宗南、宋希濂，以及川、黔、康各省省主席与川、陕、甘及川、鄂、湘各边区将领，并计划拒解放军于四川之外，即以云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川境之内与解放军周旋。〔51〕
为此，蒋介石派人前往云南邀请卢汉前往重庆会谈。但卢汉出于自保，最初不愿到重庆来，经蒋介石三次去电，才于9月6日抵达重庆与蒋会面。蒋介石深知云南在西南地区的重要性，他对卢汉说：“国家的命运如何，就只看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了。云南又是这三省的中心，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好好努力。”〔52〕
为了进一步安抚卢汉，争取云南，蒋介石又于9月22日亲自飞抵昆明。蒋经国为了保证其父的安全，于先一天抵达昆明，并作了周密安排。直到蒋介石即将抵达机场时，蒋经国才通知卢汉，并与卢汉一同前往机场迎接。上午10时，蒋介石飞抵昆明，并前往卢汉公馆午餐，然后接见了云南省高级将领，直至下午4时在蒋经国的催促下才离开昆明飞往广州。此时，卢汉已开始动摇，随时有可能扣押蒋氏父子。所以，蒋经国后来称“此次昆明之行，无异深入虎穴也”。〔53〕
至11月西南局势危急，而“代总统”李宗仁远离行都重庆。蒋介石不得不飞抵重庆，主持残局。9日，张群致电蒋介石，告以蒋李宗仁“不敢回渝主政，必待总裁抵渝后，彼再来渝”。11日，行政院长阎锡山也致电蒋介石，告之“今日政务委员会决议，一致请钧座早日莅渝”。12日，蒋介石又接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及国民党籍立法委员70人由重庆来电，请蒋“赴渝坐镇，挽救危局”。〔54〕在多方敦促下，蒋介石决定飞渝“主持残局”。他在日记中说：“德邻飞桂后，闪避不回重庆行都，整个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不管李之心理行动如何，余不能不先飞渝，主持残局，明知其挽救无望，但尽我革命职责，求其心之所安也。”〔55〕
11月14日下午4时一刻，蒋经国陪同蒋介石乘机抵达重庆。蒋经国称：“此地已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因国军已自贵阳撤退，秀山失守，共军已迫彭水也。”但蒋介石的到来，并没有使局势有所好转。11月28日，重庆已被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第十二军和第十一军包围。29日，蒋介石驻地后方已枪声不断，在蒋经国的催促下，蒋介石乘车离开，前往机场。在通往机场的路上一片混乱，途中三次被阻，不得已只好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12时才到达机场，随即登“中美号”专机，天一亮即飞往成都。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
到达成都后，蒋介石连续召见西南军政首脑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王方舟、胡宗南等人，研究西南作战计划。由于刘文辉、邓锡侯、卢汉正在酝酿起义，加之国民党溃不成军，党政军完全解体，西南防御计划始终未能出台。12月7日，蒋介石再召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与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但二人都不来相见。
蒋介石感到成都已经危在旦夕，遂同张群、阎锡山商讨对策，决定政府迁台，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同时决定派张群飞云南，探明卢汉动向。然而，卢汉于9日在昆明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卢汉还打电报给刘文辉，要其会同川军将领将蒋介石扣留。蒋介石闻讯后，知道西南大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决定飞台北。下午2时整，蒋介石在蒋经国的陪同下在凤凰山机场登机，直飞台北。蒋经国在日记中说：“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56〕
对于自蒋介石下野至国民政府迁台期间，蒋经国随侍父侧的表现，楚崧秋有一段比较中肯的评论，他说：〔57〕
从三十七年十月至三十八年底的这段期间，翻翻史书，回溯过往，真个是惊天动地和惊心动魄。蒋经国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公私两方面的表现，应该可说是集孤臣孽子与忠臣孝子于一身。这不但大大增进了蒋氏父子间的情感，更让老先生对经国作了炼狱式的考验。从而确认他在此大局风雨飘摇、群首忠奸莫测的时刻，颇能处处体现出不畏艰难、死里求生的意志，获致时穷节见、坚忍图成的作为，乃让蒋公每有孺子可教、可寄厚望的慰藉。
真如楚崧秋先生所述，在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前后、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蒋经国始终伴随其父左右，不畏艰险，舍生忘死。这段生死与共的经历，不仅加深了父子间的感情，而且更加坚定了蒋介石培植蒋经国的信念。
注释
〔1〕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3日。
〔2〕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5日。
〔3〕 林桶法：《1949年大撤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第73页。
〔4〕 《蒋中正文物》，革命文献，戡乱时期，第28册，第94—95页。
〔5〕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