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省
在第三次下野前夕，蒋介石已下定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他认为“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并准备“另起炉灶”。〔1〕对于如何改造国民党，蒋介石是从总结第三次下野的经验教训开始的。
蒋介石将其失败首先归因于桂系李宗仁参选副总统。他在日记中说：〔2〕
本年最大之失败为政治失败，而政治失败之总因，即在选举副总统主张党员自由选举之方式，尤其在选举前夕为李宗仁前来哭诉、恳求，误信其被选后彼不能有单独政治主张之诺言，于是支持孙科当选之决心动摇，对民、青两党选票任其选李，因之孙败而李胜。此乃余决心不坚，主张不定，甚至有首持两端，优柔取巧之所致。此一失败乃在政治上遭受致命之打击。而桂系得胜后，所有国际与社会对内、对外与对敌、对“匪”之威信扫地。凡可倒蒋毁党之阴谋暴行，桂系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竟不惜勾结“共匪”、迎合美国反华、助共之心理，协以打蒋。此乃余因循寡断，取巧自败，完全失却已往政治家之精神所致也。
至国民党七大时，蒋介石还对1948年桂系不服从安排、李宗仁强行竞选副总统之事耿耿于怀。他说：“为什么正在大敌当前，走到国家存亡、文化绝续的关头，乃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竟不顾党的纪律，而强求自由选举？本党就在这样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为什么只顾派系，只争地位，不能视当前敌情，认清党国危机，甚至以敌为我，以我为敌，投降靠拢，恬不知耻？这是党的组织不能坚强，党的纪律不能严肃，而使政党政治无从健全，给予‘奸匪’以分化的机会，渗透的空隙。”〔3〕
就在下野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进一步进行了检讨，认为“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4〕并在日记中首次思考国民党的改造方案。他说：“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同时，他认为：“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并应“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5〕
蒋介石并没有将重心放在检讨军政军令的错误方面，他认为军事的失败是次要的，国民党的政治失败才是最根本的。他说：“这次大陆反共军事悲惨的失败，并不是‘共匪’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6〕蒋介石历数了国民党以往的失误，他说：“党的工作只在党部里面做，而不能向民众中间发展。党的工作离开了民众，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党的组织离开了民众中间的工作，就只有躯壳没有灵魂。党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中了官僚主义的流毒，就只有失败的一条路了。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7〕他认为，今后“必须选训大批新干部，加以组织，并使之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严格执行纪纲，提高组织尊严。党政军干部并应痛改过去松懈散漫的恶习，以群众力量来维护党纪；且保证每一党员都应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纲领。铲除空言不实，因循敷衍，徇情任私，麻木不仁等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急公尚义，严正不苟，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8〕
除了将失败归咎于党的失败外，蒋介石对自己的错误也进行了检讨。他说：“个人领导无方，有负职守，实不能辞其责任。”〔9〕后来在国民党七大时，蒋介石再次向全党表示自己应负失败的最大责任。
中正继任总理遗志，接受全党付托，领导革命抗战，为中国自由平等而奋斗，垂三十年，乃其间竟为苏俄奸共所乘，不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达成革命建国的任务，这是我平生引为无上的耻辱，而应负其最大责任。〔10〕
在进行自我反省的同时，蒋介石也能注意从对手那里学习。1949年6月，他在日记中对中共的组织、军队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冷静地加以总结。他认为中共的优点至少有七个大的方面：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形式：甲、检讨，乙、研究，丙、批评，丁、学习，戊、坦白，己、计察，庚、侦探。六、办事方法：甲、调查，乙、立案，丙、报告，丁、审查，戊、批准，己、执行，庚、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甲、干部领导，乙、由下而上，丙、纵横联系，丁、互相节制，戊、监察彻底（情报），己、审判间捷（迅速执行纪律），庚、主义第一（革命利益与思想错误为定罪标准）。〔11〕
期间，蒋介石还对毛泽东写的文稿进行研究。1949年6月25日，蒋经国在日记中说：“父亲准备‘总裁办公室’之备案与成立，以及各组组长与设计委员之派定，并亲自研究毛泽东之《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面研拟整党方案，一面研究统一战略思想。忠党爱国，竭心尽力，可谓无微不至矣。”〔12〕
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痛定思痛，对大陆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在日记中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13〕这些反省式的思考，虽然不是很全面，但不少方面还是比较客观，并成为国民党改造运动的基础。
二 初拟改造方案
对于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用心，蒋经国知之甚深。在蒋经国1949年的日记中有多处关于其父思考国民党改造的记载。如在1月22日，他写道：“父亲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别研讨。”29日，又记载说：“父亲认为，本党非彻底再造，断不能从事复兴革命工作。”〔14〕正因为了解其父改造国民党的决心，蒋经国曾苦思国民党改造方案，为蒋介石提供具体意见。其实，早在1948年，蒋经国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智囊，不断为蒋介石重组国民党提供建议，而蒋介石则有意让蒋经国出任组织部长一职，从事国民党的改组。
1948年5月1日，蒋经国写信给蒋介石说：“李之当选为‘副总统’，实为我最大之耻辱。但为求今日问题之解决，似应重理智而不重感情，并须坚定步伐而不乱。关于党之改组问题，于今晚曾与果夫、立夫二兄作详细之商谈，拟明日继续再谈，俟有结果再呈报。”〔15〕5月4日，蒋经国再次给蒋介石写信，阐述其不能出任组织部长之原因。他在信中声称：〔16〕
时至今日，整顿党之组织藉以团结忠诚之同志实为第一要务。大人征询担任组织部长一节，经再四思维，值此艰苦危乱之际，自应量力以为。盖若干年来，儿对于工作从未为之选择，且亦无任何顾虑，但今日为大人计，似又不能不作以下之考虑：一、最近“共匪”以国民党称为“蒋党”，如以儿担任组织部长一职，恐将授“共匪”在宣传上以口实。二、党内派别日见分歧，如儿出任斯职，外间必将认为大人除儿以外再无可信任之人，恐使纷争之象更为加剧。三、党内干部对大人不满之倾向似日渐滋长，此举未必为彼等所接受，若勉强行之必将引起更大之阻碍。四、儿过去在青年团之失败固因环境之恶劣有以使然，但儿之不善于党派之争斗以及人事之应付亦为失败原因之一，此乃儿不得不自反者也。基此各项原因，党的工作如再次失败则儿将不复再有抬头之机会，即大人有栽植之心，恐亦未必有可能者。
蒋经国与张群在广州
兹经深思之后，试拟改组人事如下，未识可否：一、中央党部秘书长由张厉生先生担任。二、组织部长由谷正纲先生担任。三、内政部长如无适当人选似可由唐纵同志担任。四、社会部长由郑彦棻同志担任，并透过社会部以形成新的力量。
至儿今后之工作究在中央抑在地方，当请大人权衡轻重，予以决定。儿个人之愿望，甚想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但深虑国内环境日见恶劣，在大人处此国事忧虑丛集之时实不愿远离大人膝下而远行。一切皆请大人决定，必惟命是从。
蒋介石1949年下野回到溪口后，又命蒋经国草拟党的改造方案。为此，蒋经国起草了《组织意见书》呈交其父审阅。3月19日，蒋经国在日记中说：
我的《组织意见书》亦于下午奉父亲批示，应该注意下列各点：
（一）应谦严而不狭小，应切实而不求速效。
（二）组织应以干部自动发起，不能由领袖命令行事。
（三）青年运动之起点，在组训流亡学生。
我即又草拟《重整革命之初步组织的意见书》，呈送父亲参考。父亲认为可以采用，但以各部主管人选不易物色为虑。
6月蒋氏父子迁台后，蒋介石对党的改造和组织干部的选用问题更加关注。6月9日，蒋经国在日记中说：“父亲一再追问组织如何策进，内心非常惶恐。”〔17〕经过深思，蒋经国就党政干部的组训和任用向蒋介石提出许多建议。
对于新组训的干部，蒋经国认为必须脱离国民党的旧组织，只有另起炉灶，方能取得成效。他说：“凡大人令办之事无不设法妥速办理，惟有关于组训干部之工作，至今尚未积极进行，极感不安。目前从事于新的组织，如不脱离本党之组织形态恐难于形成，而吾人在此时是否根本抛弃旧组织之决心，此实为组织之先决条件，盖一般青年对于本党已完全失望矣。”
对于干部的任用，他向蒋介石建议说：“最好能选派得力人员出任地方行政官，切实推行革命政治，使一般青年人之希望有所寄托，在工作过程中即可形成组织，训练干部逐渐扩大，自可形成一种新力量。今日大局已定，将开始在长期中过苦痛之流亡生活，并从事于艰难之复兴工作。故实有加强侍从机构之必要，数日来儿曾会同济时、宏涛、圣煃诸兄对此问题详加研讨，并拟有具体之意见，即可呈请大人核阅，希望张其昀（理论研究），董显光、陶希圣（国内外宣传），林蔚（军事），唐纵（特工），王世杰（政治外交），诸先生能经常参加侍从工作。”
对于台湾省的行政主管，蒋经国认为陈诚不如俞大维。他说：“台湾之情况，从各方面深加观察，危机四伏，如不早改进，则将来可能发生变乱，以致不可收拾。辞修先生恐难负治理台省之重任，俞大维先生实为主持台省行政之适宜人选。”
他还对蒋介石建议，重新整合台湾的情报特务机构。他说：“今日人心日非，如何控制干部之思想与行动，以防背叛，以及防止社会与军队之变乱，实为目前之急务。故必须加强特工组织，使其能发挥力量，拟将军统与中统两局合组一非常行动委员会。谨将该方案附呈大人核示。”
对于他自己的任职，蒋经国也向其父表示：“关于儿之工作志愿，已略述于‘五月反省录’内，大人认为可以负责非常行动工作，则愿为之。在行政方面，出任民政厅长则不如担任市长工作。总之，一切皆以大人之命是从。”〔18〕
蒋经国在党、政、军、特各方面的建议，很多后来都被蒋介石逐步采纳。
三 改造委员会
1949年6月1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应对时局与实行党的改造，决议成立“非常委员会”，由蒋介石、李宗仁、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等12人组成。蒋介石指定陈立夫、陈诚、蒋经国等人负责拟就《本党改造方案》。7月16日，国民党正式成立了非常委员会。18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本党改造案》与《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9月20日，蒋介石又在重庆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体党员认真研究改造方案：〔19〕
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我们要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切实铲除。
在积极方面，我们首先要确定党的社会基础和政策路线，并以此为根据，以决定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
然而，由于当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军事已惨遭失败，蒋介石忙于收拾残局，根本无暇他顾，改造工作事实上无法实施。
8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草山设置总裁办公室，并将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在总裁办公室下设九组一会：第一组分掌党务政治及党政关系事项，以谷正纲为组长、蒋经国为副组长；第二组掌管经济、财经、金融问题之研究，以吴国桢为组长，后由严家淦继任；第三组掌管军事之研究，以王东原为组长；第四组掌管宣传事项，由董显光任组长、沈昌焕为副组长；第五组掌管国际问题及党务、政治、外交事项，以陶希圣为组长；第六组掌管秘书及档案文书业务，以张其昀为组长、周宏涛为副组长；第七组掌管情报，由唐纵任组长；第八组掌管警卫事项，以施觉民为组长；第九组掌管总务，由陈舜畊任组长。一会是指设计委员会，由王世杰、俞大维、俞鸿钧、张道藩、吴国桢、方治、雷震、余井塘、胡健中、任卓宣等人组成。之后，总裁办公室成为国民党权力中枢，并逐步代替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有机构与工作。
总裁办公室中掌管党务政治的第一组，随后成为国民党改造运动重要推手，而具体负责操纵这项工作的是蒋经国。名义上，谷正纲是组长、蒋经国是副组长，但由于蒋经国的特殊地位，使得国民党的党务实权并不掌握在谷正纲手中，而是在蒋经国的手中。〔20〕
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在台北办公。30日，蒋介石召集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棻、蒋经国等人，研讨党务改造方案。会议认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庞杂，意见分歧，功能不彰，运作不易。不如组织一灵便的小委员会，以精选之人组织之，此即以后改造委员会之张本。〔21〕
为了彻底改造国民党，蒋经国甚至向蒋介石建议组建新党。蒋经国给他的建议是：“本党改造方针之不能实施，以人事关系，各干部成见太深，无法使之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也，只有另组核心，遴选积极有为之青年受直接领导，秘密进行，树立革命新生之基础也。”蒋介石对此建议十分欣赏：“审阅经国新组织意见，先得我心也。”〔22〕因此，蒋介石在1950年初，不断地与身边亲信讨论，在“组建新党”与“重整旧党”、“彻底重建”与“改造”之间犹豫不定。到5月底，蒋介石都是顺着“重组新党”的思路进行的：“与其改选不能彻底，则不如重起炉灶，以老党让归老者，而自立新党以建立两党制，反能奠定宪政基础，以免研究系、民社党等借政党之名义捣乱革命基础也。”〔23〕
然而，“重新组党”的想法遭到不少国民党元老的反对，他们认为坚决不能丢掉国民党这块牌子。对此，马超俊先生后来回忆说：〔24〕
本党改造之前，吴稚晖、李石曾、李文范、吴国桢、陶希圣、朱家骅与我等多人，在阳明山开会多次，研究总统交下“本党是否更名问题”一案，当时有些人认为国民党的牌子已经发“暗”，最好更名。有人提议用“民主党”，有人提议用“农民党”，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革命过程或有波折，但本党绝对无罪，不必更名。……我们更不应该将正统的中国国民党名称，舍弃不用。一些老同志都说：“马同志最富革命性”，对我备极称许。最后决定交专案小组讨论，由余井塘、吴国桢、陶希圣、黄少谷、雷震与我参加，我们再三研讨，决定仍保持国民党原名。
正因如此，蒋介石最终选择了改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协防台湾，蒋介石终于可以将思虑已久的国民党改造付诸实施。为统一思想、减少阻力，蒋介石确定分别与国民党内元老、反对实行改造的中央委员及确定为“改造委员”的人谈话。
7月2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到会者50余人，会议主要内容就是讨论通过由蒋介石拟定的《本党改造案》。根据改造案的规定，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暨中央监察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其职权，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由“总裁”遴选。7月26日，蒋介石宣布由陈诚、张道藩、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沈昌焕、连震东、袁守谦、曾虚白、郭澄、胡建中、萧自诚、谷凤翔、崔书琴、蒋经国等16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
从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名单来看，一大半是原来在国民党内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而大陆时期党政军各方面的显赫人物如阎锡山、何应钦、孙科、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等人却被排斥在外，但这些人却代表了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政军未来格局。陈诚、袁守谦是黄埔系，代表军方的力量；陈雪屏乃是陈诚的亲信，代表陈诚系的势力；张道藩、谷正纲等系党团出身，代表党务系统，也是CC系中的幸存者；张其昀、沈昌焕、曾虚白、胡建中、萧自诚等人原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代表党的文宣系统；蒋经国、郑彦棻、连震东、郭澄、崔书琴都是原三青团的干部，与蒋经国关系密切。
在这16人当中，平均年龄只有47岁，除陈诚和袁守谦分别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和黄埔第一期外，其余均拥有很好的学历。如张其昀是哈佛大学的研修，陈雪屏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萧自诚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沈昌焕是密西根大学硕士，崔书琴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谷正纲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柏林大学，蒋经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连震东是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其余诸人则分别毕业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北平朝阳大学等。〔25〕
16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完全取代了原来460人组成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为当时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当然，为了照顾国民党元老们的情绪，化解党内矛盾，蒋介石还特别设置了中央评议委员会，聘请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健、丁惟芬、邹鲁、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李文范、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济棠、马超俊、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刘健群、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章嘉、张默君等25位大陆时期地位显赫者，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但明眼人都知道，中央评议委员是位尊而无权的赋闲职位。
在大陆时期一直主持党务的CC系遭到了致命打击，陈立夫竟然连评议委员也没有当上，完全被蒋介石抛弃。对此，陈立夫后来回忆说：〔26〕
政府迁台后，在生聚教训中，有一次在日月潭我向总裁建议说：“从本党历史看来，每次挫败后，急应把党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在建议时，我并陈言：“党未办好及一切缺失，最好把责任推给我两兄弟，将来改造后，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参加，庶几总裁可以重振旗鼓。”（对此意见总裁未予置词）。至于改造之事，总裁乃下手令命我召集小组起草方案，并指定十一人小组共同研究改造，经集会讨论多次后，复予以文字整理，然后呈交总裁。定期召开本党改造会议，在此期间，有二次中央委员谈话会议中，有几位委员老同志如陈肇英、李宗黄等表示：“我们的意思是认为本党之改造，至为必须的，最好由干部作建议，请由总裁决定执行，免得总裁为难，而且亦合乎民主。”此话一出，竟使总裁勃然大怒，深恐改造之事，一经讨论，将会节外生枝。当即愤然斥道：“你们如果不要我来改造党，即只有下面几种办法：第一，就让本党无声无息的如此下去；第二，你们要给我权，大家要相信我，用民主方式改造是不对的，如你们不相信我来改造，我就不管了，由你们去办好了！”此番震怒，大家都很诧异，直令在座者目瞪口呆，复听总裁继续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来改造，你们跟陈立夫去好了！”
那次会我有病未出席，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番话，我心中十分纳闷。总裁虽是在盛怒之下，但怎能讲出此话呢？这不是认为我是在主张民主和他对立吗？……当听了总裁这番话后，知道另有原因，盖总裁深知我不能得罪，一经得罪就会离去。这一暗示，遂坚定了我退隐的意志，从速离开那时的党政工作，出国赴美。
事实上，蒋介石对于台湾的党务早有考虑，他在日记中说：“对于立夫所领导之腐化分子、投机分子之中央常委，除了道藩、正纲、建中等可以希望其能团结者勉予容纳外，其他一律摒除，解散常会，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并将旧日各部会彻底改组，而以老者聘为评议委员以慰之。”〔27〕因此，早在1950年6月，蒋介石就开始对陈立夫置之不理，他在日记中说：“不欲约见立夫，警告其应自立自强与改革习性”，“立夫对党失败之责任，诚不能恕”。〔28〕对当时的情形，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也回忆说，蒋介石已下定决心抛弃陈立夫兄弟二人，并指示不准陈立夫再参加总统府一般会议。陈立夫曾两度想晋见蒋介石，但蒋介石都没有置理，陈立夫又给蒋写信函，请求晤面，蒋介石始终未予以回应。蒋介石的态度，最终让陈立夫绝望了。〔29〕8月4日，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出国，举家离开了台湾。
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体现了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决心，但最重要的还是排斥了异己势力，加强了蒋氏父子的权力。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党务由CC系转向蒋经国主导的标志。〔30〕
四 整肃与组训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一处、七组、五会。“一处”是指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处，由张其昀任秘书长，周宏涛任副秘书长。“七组”分别是：第一组，掌理“自由地区”及大陆地区各级党部或秘密工作之组织，与党员之训练及指导其活动；第二组，掌理产业、职业等团队，知识青年及其他特种党部之组织，与党员之训练及指导其活动，并负有关民众运动指导之责；第三组，掌理海外党部之组织；第四组，掌理宣传工作之指导、设计，党义理论之阐扬，及对文化运动之策划；第五组，掌理民意机构与政府党员之组织与政治活动，及对各“反共抗俄”民主政党联络之有关事宜；第六组，掌理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动态有关资料之搜集、整理、研究，与对敌斗争之策划；第七组，掌理党营事业之管理，及党员经济生活之辅导。〔31〕蒋介石任命陈雪屏、谷正纲、郑彦棻、曾虚白、袁守谦、唐纵、郭澄依次为各组组长。“五会”是指干部训练委员会、纪律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干部训练委员会，由蒋经国出任主任。
国民党的改造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月至1950年7月，筹备阶段；第二阶段，1950年8月至1952年4月，改造运动全面展开的阶段；第三阶段，1952年5月至10月，改造运动完成阶段。就内容而言，国民党的改造其实可以分为组织整顿和思想改造两方面。
组织整顿就是对旧有党员的考核与淘汰，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健全党组织。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不久，就积极地进行原有党员的整编工作，并提出：
本党今日对于原有党员之处理，实为一最重要之工作，原有党员一般不良现象，一为脱离组织，一为腐恶分子尚未清除，此种现象一日存在，本党阵容一日不能加强。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必须使脱离组织之党员，一律加入组织，纳入组织后，按照规定，加以整肃。
为此，中央改造委员会陆续通过了《党员归队实施办法》和《原有党员整肃办法》。党员归队办法规定：凡脱离组织之党员，未参加此次党员归队登记者，一律撤销其党籍；党员登记日期为20天，不得展延；各主办单位于登记结束后，15日内将报到党员纳入组织。
1951年1月4日，党员归队登记工作正式开始，至23日结束时，共有2万余人响应。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党员归队如期结束，补行登记者只1万余人，总共既有在台党员为9万余名。”〔32〕
重新登记后的党员，一律纳入党的基层组织小组，每一党员必须参加小组，然后其党籍方为有效。这些小组有乡村小组、工人小组、青年小组、机关小组、城镇小组、山地小组等共3万余个。党小组每两个星期召开一次全体党员会，进行思想学习，总结工作情况。对于不愿重新登记归队的党员一律撤销党籍。〔33〕
党员重新登记后，中央改造委员会便开始实施整肃工作，并强调：“不仅在于清查甄核，将党员纳入组织，尤在于去腐生新，恢复本党革命精神，故应属于组织范围，为政治性的、非常的整肃。”“党员与干部均应透过组织，由下而上整肃之，但干部得由上而下先行整肃”，凡有“叛国通敌”、“跨党变节”、“毁纪反党”、“贪污渎职”、“生活腐化，劣迹显著”、“放弃职守，不负责任”、“信仰动摇，工作废弛”、“不正当经营，以谋取暴利为目的”等行为之一者，即为整肃清理对象。〔34〕
通过党员的重新登记与整肃，国民党在台湾逐步建立了各级党组织，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民党的向心力，对振奋士气也起了一定作用，并巩固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为扩充党员数量，改变党员构成，加强国民党在台湾的社会基础，国民党在整顿的同时，加大了发展新党员的力度，尤其是吸收台湾籍青年，以期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1950年10月18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了《征求新党员办法》，规定“在18岁以上，无分性别、职业，凡信奉三民主义及本党政纲、政策，与遵守党章者，均得依照规定，申请加入本党”。办法还明确规定吸收新党员必须符合下列标准：一、愿为反共抗俄而坚决奋斗者。二、有刻苦耐劳之生活习惯者。三、能深入社会为民众服务者。四、工作努力能起到模范作用者。
符合上述要求的优秀分子，应极力争取吸收其入党，每一小组至少吸收优秀党员一人。〔35〕经过改造，国民党党员人数比迁台之初有所扩大。据统计，至1952年8月，国民党党员总数达到282959人，比改造之初增加50％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员结构有很大变化，农工分子、青年知识分子增加较多，在所有党员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29.77％，25岁以下青年占35.29％。〔36〕
为了真正改造国民党，蒋介石强调要重视在思想上对党员进行改造。1949年7月，国民党中常会第204次会议讨论《本党改造案》时，蒋介石就表示：“事务性之党部整顿、形式上之党员登记，皆不足以振废起衰，必须对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以及党的作风，从根本上痛切反省，严厉检讨。”〔37〕
为此，国民党在进行组织整肃的同时，在思想上对党员进行了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建立反共思想体系。蒋介石不断要求建立“反共抗俄”为中心的革命理论，以指导长期的反共斗争，并作为党务改造的基础。1950年8月，即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后不久，蒋介石就要求：“在本党改造时期，我们一定要确定思想路线，澄清党内分歧混乱的观念，指导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向。……今日反共抗俄战争，乃是科学的战争，同时也是文化的战争。”〔38〕蒋介石认为建立反共抗俄的理论基础，是当时的当务之急。为此，国民党一方面加紧反共宣传和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操纵各种宣传机器，利用报纸、电台、文艺、歌曲、电影、戏剧等各种手段，宣扬蒋介石是“伟大的领袖和救星”，鼓动人们为把台湾建设成“反共复国基地”。另一方面，建立新的反共理论，蒋介石先后发表了《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和《苏俄在中国》等四本小册子。
二是加大对党员进行组训的力度，强化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党员的组训，是由中央改造委员会干部训练委员会负责，并规定：“对于国民党内高级及中级干部，由革命实践研究院训练；基层干部则在各重要地区举行巡回训练，力求普遍与深入。”〔39〕
早在1949年10月，蒋介石就在台北草山创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有计划地调训军中、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希望能消除高级干部心中的失败主义心理，重振革命精神，重整干部阵容，重建革命大业。革命实践研究院初期的对象主要以军队中的领导干部为主，国民党改造开始以后，扩大到各级党政高级干部。至1952年10月，革命实践研究院先后举办了20期训练，训练党政军高级干部3000余人。蒋介石对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训练非常重视，自己兼任院长，不在院内时由主任负责代理。蒋介石对于每一期一定要做的事，即一定亲自主持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一定找时间和学员进行个别谈话。蒋经国则以中央改造委员会及干部训练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经常前往发表演讲，对学员进行考核督导，以作为日后晋用参考。
巡回训练主要针对各地基层干部。改造期间，巡回训练班先后训练基层干部1.2万余人，其中小组长8000余人，对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沟通与交流、地方基层实力的巩固与舆情的收集而言，贡献甚大。〔40〕
五 中央常务委员
蒋介石和蒋经国所设想的国民党的改造，并不完全是一次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人事上的大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
各级党组织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党组织对党员的约束力，促进了领导层的新陈代谢，并使一批有才干的干部得到了提拔，而且使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得到整顿，组织状况和工作作风比大陆时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时，蒋氏父子通过改造整顿了党内派系，不仅将一批异己人士排挤出政坛，而且以巩固蒋经国势力为核心，整顿了军统，打压了CC派，替换了财经系，虚悬了政学系，削弱了黄埔系，拉拢了团派，最终使得以陈诚和蒋经国为首的政治势力占了绝对优势，成为名符其实的实力派。〔41〕当然，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强化了蒋介石的独裁地位。
为总结国民党改造工作的经验，巩固改造工作的成果，按照改造案所规定的程序，国民党于1952年10月10日至20日在台北召开“七全大会”。这是国民党退台后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全大会”根据新通过的党章，将原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二为一，成立中央委员会。10月18日，大会主席团依据国民党党章的有关规定提请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提名，选举陈诚、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吴国桢、陈雪屏、沈昌焕、袁守谦、张道藩等48人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48位国民党内有影响与有代表性的人物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见中央委员当选名单，原有改造委员胡、曾、崔、连等委员皆未当选，但当选除黄朝琴稍差以外，其他皆颇年青有为或负责尽职之同志。结果总算完满。”〔42〕
10月23日，国民党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会，选举陈诚、谷正纲、吴国桢、黄少谷、陈雪屏、袁守谦、陶希圣、蒋经国、倪文亚、张道藩等10人为中央常务委员。此届中常委，基本上是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延伸，这些都是蒋介石的子弟兵及党务嫡系，大陆时期的旧有流派、异议领袖完全被扬弃，而形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领导中心，中央改造委员会为核心骨干的“新国民党”。〔43〕正如蒋介石对“七全大会”的总结中所说：〔44〕
第七届党员大会圆满完成，所有历来靠党为生之滓渣、凡腐化恶化分子，军阀如桂系，党阀如陈，财阀如孔、宋及孙科等，皆已彻底扫清。此一行动，自认为比任何军事政治改革为艰巨。以五百余之中委而减为四十八人之限额，若非不计亲疏恩怨，而有革命大无畏之精神，决不能致此也。
国民党七届二中全会时，蒋经国与黄季陆、谷正纲在一起
通过国民党的改造，蒋经国的势力得到空前发展，以致吴国桢在“七全大会”之前就认为：“这不是一个我能自由发表意见的会议。当我看见名单时，发现会议全由蒋经国的人控制着。”〔45〕果然，10月18日，蒋经国和陈诚在国民党“七全大会”的中央委员选举中皆获得最高的175票，之后他们又一同进入中央常务委员会，跻身于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核心。
11月1日，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改造委员会举行交接典礼。至此，历时两年又三个月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宣告结束。
注释
〔1〕 蒋经国：《危机存亡之秋》，1949年1月1日。
〔2〕 《蒋介石日记》，1948年反省录。
〔3〕 《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77辑，第85页。
〔4〕 蒋经国：《危机存亡之秋》，1949年1月22日。
〔5〕 蒋经国：《危机存亡之秋》，1949年1月22日。
〔6〕 《本党改造案》，《革命文献》第69辑，第448页。
〔7〕 蒋介石：《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演讲，第350—351页。
〔8〕 蒋经国：《危机存亡之秋》，1949年5月13日。
〔9〕 蒋介石：《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第219页。
〔10〕 蒋介石：《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致词》，《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5，演讲，第108页。
〔11〕 《蒋介石日记》，1949年6月8日。
〔12〕 蒋经国：《危机存亡之秋》，1949年6月25日。
〔13〕 蒋经国：《危机存亡之秋》，1949年12月25日。
〔14〕 蒋经国：《危机存亡之秋》，1949年1月22日、29日。
〔15〕 《蒋经国家书》（四），《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40700-00004-011。
〔16〕 《蒋经国家书》（四），《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40700-00004-012。
〔17〕 蒋经国：《危机存亡之秋》，1949年6月9日。
〔18〕 《蒋经国家书》（四），《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40700-00004-039。
〔19〕 蒋介石：《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第225页。
〔20〕 茅家琦：《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4页。
〔21〕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三册，第569页。
〔22〕 《蒋介石日记》，1950年2月3日。
〔23〕 《蒋介石日记》，1950年5月20日，上星期反省录。
〔24〕 马超俊口述，郭廷以访问，刘凤翰记录：《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202—203页。
〔25〕 金智：《蒋经国与台湾党国体制的建构》，成功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7年，第213页。
〔26〕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第380页。
〔27〕 《蒋介石日记》，1950年，三十九年工作反省录。
〔28〕 《蒋介石日记》，1950年6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
〔29〕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第361页。
〔30〕 黄嘉树：《第三只眼看台湾》，大秦出版社，1994年，第171页。
〔31〕 《中央改造委员组织大纲》，《革命文献》第77辑，第1—2页。
〔32〕 《蒋介石日记》，1951年1月31日，上月反省录。
〔33〕 《革命文献》第77辑，第115页。
〔34〕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汇编》，第174—175页。
〔35〕 金智：《蒋经国与台湾党国体制的建构》，第227页。
〔36〕 《党务报告要略》，《革命文献》第77辑，第120页。
〔37〕 茅家琦等：《中国国民党史》下册，鹭江出版社，2005年，第790页。
〔38〕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四编，1994年，第161页。
〔39〕 《革命文献》第77辑，第118页。
〔40〕 《革命文献》第77辑，第118页。
〔41〕 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月旦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
〔42〕 《蒋介石日记》，1952年10月20日。
〔43〕 金智：《蒋经国与台湾党国体制的建构》，第237页。
〔44〕 《蒋介石日记》，1952年10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
〔45〕 《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历史》，第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