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陆时期的政工
国民党军的政治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北伐时期为政工新生期，国共内战时期为政工消沉期，抗战时期为政工复兴期。第一期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因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政治眼光，没有政治技术，而北伐时期的政工人员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充任，故政工朝气蓬勃，成效显著。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军委会政治部于1927年8月被撤销。不久，成立政治训练部，主导军队政治工作，但其职责仅为宣传与联络，政工沦落为“替军队贴标语”的地步。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将原因归咎于政工人员贴标语惹祸，遂将军以下之政训机关一律撤销。其后新军阀混战不断，各军离合向背无常，政工完全停顿。对这一阶段的军队政工，时人有过如下评述：〔1〕
自十七年完成北伐，至二十年“剿匪”，为时三年，可谓整个陷于停顿状态中，其失败原因：一则由于在初创时期，政工制度含有监军作用，因政工人员使用不当，事无巨细，辄取管理与干涉态度，使军事长官对部属失去处分自由，致引起反感；再则中央以共党操纵民运，清共后为正本清源计，断然将民运工作停止，自是政治工作即失其重要的一环，因此政工人员不敢再与民众接触，从而军民隔离，分道扬镳，结果贪污盛行于上，反动派操纵播弄于下，所有过去民众对政治工作人员的信仰与同情，完全丧失；清共后，政工干部减少，部队又加扩充，原有政工干部不敷，乃起用未经训练人员，其缺乏政工志趣与技术，复无党的认识与革命热情，因之本身腐化日益加深，不惟不足帮助部队，反而妨害部队，故于国军克服济南后，总裁乃毅然撤销各级政工组织。
对此，蒋介石也抱有同感。他在1929年2月曾对军队的党务和政工进行检讨：〔2〕
现在国民革命军军队里的党务和政治工作，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了。党的军队，虽然还挂上革命军的名称，但从前革命的精神和属性差不多全失去了。
军队的政治工作不能做，甚至党务也有名无实，或毫无党务可言。这是什么道理呢？其中的原因：第一，从前做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人员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或受了共产党理论和宣传影响的人，后来共产党对本党的阴谋暴露之后，因为反对共产党，就对政治和党务工作人员也不信任了！第二，是军队里带兵官长，本来就对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怀有成见，只是没有机会来反对，自从有了反共的机会，他们不仅是对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要反对，连党代表的制度以及政治工作的计划也要全部取消了！……所以后来的政治工作没有一点效力，并且在军队中发生不好的影响！
30年代初，为配合“剿共”，国民党军先后设立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训练总监部“剿匪训练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等机构，但国民党军的政工一直处于衰微低落状态。
抗战爆发后，国共再次合作，政工制度再度复兴。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部，总管军队政治工作，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下设秘书处、总务厅、第一厅（负责军队和军事学校的政治训练）、第二厅（负责民众运动及国民军事训练）、第三厅（负责宣传）。贺衷寒、康泽与郭沫若分任第一、第二和第三厅厅长。抗战初期，第三厅任用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既体现了国共合作精神，也有借重共产党人之处。但与北伐时期不同的是，中共党员没有直接参与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3〕
1938年3月，军事委员会通令：陆海空军各部队一律设置政治部及团连指导员，并规定政工人员的职责为主持军队政治训练，督促军民合作。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机构多次改制：开始是按部队层级，自战区、行营、集团军、军、师、团、营、连，逐级分设政工机构。后鉴于层级过多，分工过细，人员经费缺乏，乃以师政治部为重心，师以上的军、集团军不设实级的政工机构；其后军、师两级的政工机构又多次调整，或军实师虚，或军虚师实。只有战区设政治部和团、连设指导员则基本未变。故战时国民党军队政工大体为：军委会政治部→战区政治部→军政治部→师政治部→团指导员室→连指导员。人员编制，战区政治部一般有上百人，军政治部七八十人，师政治部十多人，团、连数人。随着政工机构的扩大，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的数量亦迅速增加。抗战前夕，全国军队政工人员仅3000多人，到1940年初即增至3万人。〔4〕
1940年，张治中接替陈诚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主持战时政治工作达五年之久。他认为部分政工人员在对日作战中，具有与官兵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自1940年至1944年五年间，在湘北、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中原、衡阳、桂林等八次战役中，政工人员共阵亡434人，受伤492人，失踪560人。但抗战愈至末期，政工本身力量与客观原因相互激荡，矛盾愈益加深，困难愈益扩大，以致缺点毕露，功用尽失。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工人员的出路和待遇远不如职业军官。战时职业军官升迁快速，而政工人员则受种种限制，升迁无望。至于政工人员的待遇，表面上与部队长官一致，实际上则显有轩轾，如武器、马匹、车辆等项，均不配给政工人员。由于政工人员待遇低，升迁慢，职权小，一般军官视政工为畏途，不惟高级军官多不愿转任政工，即军校出身之初级军官，亦视政工为毫无出路之工作而加以鄙弃，导致政工干部来源极度缺乏。而现有政工人员觉得个人前途黯淡，情绪低落，不安于位，从而导致政工人才缺乏，素质下降。中下级政工干部补充尤感不易，连级指导员经常空缺，只好由副连长或排长兼任。而连排长因本身职务过繁，多无暇兼顾，以致基层政治工作经常处于空虚状态。〔5〕
抗战胜利后，在军队国家化的目标下，军队的政工制度日趋衰微。1948年2月，国防部新闻局与民政局合并改称政工局，但军队的政工却一直陷于瘫痪局面。国民党的军队“在思想上失去了重心，在意志上丧失了灵魂，不但不知道如何而战，甚至不知道为何而战”。〔6〕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检讨军事失败时认为，军事的溃败与政工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又由于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乱，以致军风纪荡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道路不可。因此，他提出：“从长官公署以至连排，要构成一个公正无私的监察系统，要选择最优秀的干部来充任政工人员，务使命令贯彻，纪律严明。而要做到这一步，首先要从改革政工制度做起。”〔7〕
蒋介石的得力大将陈诚也认为，必须重建政工制度。他说：“三十八年一年，整个大陆易手，我们研究失败的原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军队不能打仗，而军队何以不能打仗？归纳起来，原因有三：一、军官吃空，贪污；二、军中渗入共谍；三、士气低落。因此，进一步研究如何消灭这三种原因，以图恢复军队新生。当时众议咸同，就是重建政工制度。”〔8〕
二 重建政工
1949年10月，蒋介石即决心彻底改革政工制度。目标包括：确立政治幕僚长制度；确立监察制度；加强保防（情治）工作；恢复军队党务；实行经理、赏罚、人事、意见等“四大公开”，革新政治训练。蒋指定项目小组研究政工改制方案，就政工主官兼部队副主官制及各项业务实施计划和“敌后”政治工作纲领等，拟定具体方案。方案计划将政工局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内部组织分设政训、新闻、民事、监察、“对敌”工作等五局，各总司令部及师以上单位设政治部，团营设政治处，连设政治指导员。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说：〔9〕
父亲着手研拟党政军制度纪律之建立，并制定经济、社会、教育等政策与其实施方案。父亲认为：“军事教育应着重下列三点：（一）军队战胜之基本条件在以主义与信仰为军人之灵魂；以纪律、组织、理论与学术为精神；以主管长官与党员（忠实）为骨干；以政工与党部为核心（负责与示范）。（二）战争目的：为谁而战？为维护民众自由，保卫国家独立而战；为实行三民主义，扫除革命障碍，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反对侵略，反对汉奸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三）军队生活方式：官兵一体，生活一致，经理、人事公开，一切都是从人民及国家民族利益着想。”
可见，蒋介石对军队的建设已开始从思想政治的高度加以反思了。1950年1月，他还强调：“今后政工人员必须由其政工机构本身逐级甄选派任，决不能再由各部队长任意撤换，滥竽充数。务使其能切实负责，襄助部队长为其所部官兵政治教育的负责执行者，使全体官兵能为主义而战，为党国而战。”〔10〕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以后，加快了政工改制的步伐，将“国防部”政工局改为“国防部”政治部，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5月1日，“国防部”政治部改称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仍由蒋经国任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选择蒋经国担任总政治部主任，除了血缘上的关系便于操控外，也与蒋经国的经历有关。蒋经国曾于1925年10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秋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做过工厂的学徒、厂长。1937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赣南行政督察专员、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工作作风硬朗，甚至有“左”倾色彩。因此可以说蒋经国不仅熟悉苏联军队制度，而且还具有训练青年的丰富经验，是国民党军队重建政工制度的最理想人选。
4月1日，蒋经国正式就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职。同日，“国防部”颁布政工改制令，并附《国军政治工作纲领》等五种改制法规。依据纲领规则，政治部为“国防部”幕僚单位，承参谋总长之命，主办军队政治业务。在隶属关系上，与1946年的规章相同，“国防部”负责军政，“参谋总部”掌管军令。各军事机关、学校及部队师以上单位设政治部，团、独立营及军医院设政治处，营、连、独立排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部依业务繁简，酌设组织、政训、监察、保防（情治）、通讯、军报社及各种工作队等。
政治部主任直接隶属“参谋总长”，负责指导策划政治工作。“国防部”对所属各级政工单位下发的命令文告，政治部主任应该副署，在主管业务范围内可以对外行文。政治部主任为军中政治工作主持与策划者，有监察军容风纪，督导军法执行，参与作战计划，协导军事兴革及指挥所属各级政工单位的权限。军事机关、部队、学校、医院，一切有关政治命令的文告，政治部主任均应副署。师以上政治部主任，在战地上基于军事需要，得指挥县市以下地方行政机构、社团，以配合军事行动。对新收复县区，并得组织政务办事处，实施军事管制，维持临时县市政务运作，俟地方行政力量恢复后，即行结束。
改制后的各级政工单位，工作范围包括组织、政训、监察、保防（情治）、民运等事宜。在职权上，政治部主任对主管业务有主动策划及副署权，对所属单位有指挥监督权，对人员的任免、奖惩有签核权，对政工事业费有支配运用权。自1950年下半年起，每年制订年度工作计划，以为政治部及其所属各级政治部全年工作的依据；每年均召开一次全军政工会议，检讨过去一年工作得失。〔11〕
蒋经国出掌总政治部主任后，深知责任重大。3月26日，他写信给蒋介石说：“儿已自昨日起在政治部工作，深知此时为何时，亦知此地为何地，更知此工作之意义与重要性。儿决抱必死之决心，从事于职务。”〔12〕
为了推行政工制度，蒋经国对他的政工人员说：唤醒军队的革命灵魂，恢复军队的革命信念，亦就是用三民主义思想，和国民革命传统的革命精神，来武装部队，强大部队和团结部队，使得全体官兵都能一心一德，服从最高领袖，共同奋斗，中兴国家。〔13〕并提出了政工改革的六大目标：（一）建立政治幕僚长制；（二）确立监察制度；（三）加强保防（情治）工作；（四）恢复军队党务；（五）实行四大公开；（六）革新政治训练。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蒋经国领导的政工系统，首先对军队士兵灌输“反共复国”的理念和效忠于蒋介石的教育，并不断地举办训练班、检讨会、讲习会、周会、茶会，编印各种政工教材和资料，鼓励士兵和士兵之间、军官和军官之间、官兵之间互相监视，互相揭发，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还亲自带领政工干部深入部队基层，了解部队动态，研究对策，拉拢干部，收揽人心。〔14〕
其次，蒋经国在军队中开始建立国民党组织，贯彻“以党领军”的原则。1949年底，蒋介石就指示，今后反共抗俄的重要措施，是要本“以党领军”的原则，健全军中党的组织，加强军中思想领导。国民党改造运动开始后，中央改造委员会还拟具了军队党务改造暂行实施办法，以期在军中推行党务组织。为了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建立党在军队的领导核心，蒋介石决心建立特种党部改造委员会，专门负责此事。1951年1月，特种党部改造委员会决议通过蒋经国出任军中特种党部书记长。之后，蒋经国通过国民党军中特别党部一方面在军队中吸收党员发展组织，另一方面则是透过政工的政治侦查以确定军队对党的服从，让军中所有重要的军政措施都必须向党组织报告，并接受党组织的考核。经过蒋经国的努力，至1952年，军中党员的人数激增，在台湾的60万军队中已有国民党党员20万。〔15〕
其三，在军中实施“保密防谍”工作。“国防部”总政治部组建后，享有组织、政训、监察、保防（情治）、民运等项大权。从1950年开始，政治部第四处主管保防（情治），实际等于攘夺了“国防部”保密局的业务。在“保密防谍”的口号下，透过政工机构控制的各种传播媒介，一面诋毁丑化中共，一面出动宪警及特工人员在军队中大肆搜捕中共“匪谍”。如1950年11月，他给蒋介石汇报总政治部的“保密防谍”工作时说：“政治部在马公破获一由日本共产党员领导之匪谍案，该匪已押解来台北，政治部严密审办中，又在总统府警卫团破获一匪谍机关，人犯已拘押，亦在处理中。”〔16〕
其四，整顿军纪，推行“四大公开”。大陆时期，不少国民党军官爱财如命，虚报兵力吃空额，倒卖军事物资赚钱，导致军纪废弛，部队战斗力下降。为了整顿军纪，蒋经国领导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于1950年6月11日颁布《国军纪律须知》。《须知》由“四大纪律”和“爱民守则”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包括服从命令、严守秘密、缴获归公、秋毫无犯等内容，后者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道、尊重妇女、不打架不争吵、不损失庄稼、不砍伐树木、借住房屋要先商量、尊重风俗、借用东西要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乘坐车船要守规则、没有准假不外出等规定。〔17〕蒋经国还在部队中全面倡导“人事公开、经费公开、意见公开、赏罚公开”，凡涉及人事、经理（财政）、意见、赏罚问题，必须经过公开讨论，有士兵参加，部队长不得徇私。至此，部队长不再管预算，军费开支必须将账单交由政工部门细查，军师长再也不敢吃空缺，贪污风气最终被遏制。
蒋经国推行的政工制度，不仅从人事上，而且从制度上改变了国民党军队的格局，一定程度提高了国民党及蒋介石父子对军队的控制力，改善了军队的官兵关系，提高了军队的思想素质。江南认为：“新制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18〕国民党军将领刘安祺认为，政工制度的推行，防止了握有军权的指挥官挟军队以自重，军队不再是效忠个人，也不再是某人、某地的子弟兵了，而完全地接受党的指挥与领导。他说：〔19〕
我以军队党员的身份敢告诉各位，目前国军是进步了，完全是党的力量，今日的军队无论是大小事情，尤其重要决策，统统要透过党的组织领导，才有今日的成效。
然而，目睹政工制度推行的吴国桢则有不同的感受，他后来回忆说：
改组后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可以任命每个师、旅的政治军官，甚至下至连的政治军官，表面上这些人负责训练和给部队灌输某种思想，但实际上都是军中的密探，蒋想让自己的儿子经国以这种方式控制军队。从旅长一级开始层层改组指挥部，无论何时，蒋如要撤换一个人，他会要指挥部提名，但实际上都是由经国筛选的。后来通常须有经国的批准，军官们才能被任命司令官。这样到1951年底，蒋介石就能确信所有的军官，我是说旅长以上的军官，都是他和经国的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蒋经国推行的政工制度也遭到了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反对。1951年美国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后，对台湾军队以美式装备进行整编训练，美方的理念与蒋介石父子将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想法有极大的冲突。蒋、美双方在政工制度上的矛盾一下就显现出来。蒋介石甚至怀疑美国对台湾军队设政治部的批评，是美方要直接控制台湾军队架空自己，他在日记中说：〔20〕
美国军援代表团四月派来以后，以六月底韩战停火会议开始以来，对于军援并无一枪一弹之到来，而且对我经济与政治之控制，要求无已，尤其要求取消政工制度，必欲动摇我中央军事、经济之控制权，移于总司令部，以便其军援团之控制也。幸政策坚定，不为其外物所动。
1952年，美国驻台陆军武官包瑞德与美军顾问团蔡斯少将又对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部发起批评，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抵制。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的决心，以阻止其批评，蒋甚至“要求美使撤换包瑞德，以全邦交也”。〔21〕参谋总长周至柔也明确向蒋介石表示，认为“对美军援顾问团不能稍存依赖或畏惧心理，凡吾人能接受之建议当毫无保留而接受之，凡不能接受者，例如蔡斯将军建议派遣顾问小组驻保安司令部，以及其建议调整参谋系统组织，以取消我各级政治部之机构，当可坦白表示严正拒绝”。〔22〕最后，蒋介石只同意美国顾问团在其政治部内专门派驻顾问，巡视政治部的工作，但拒绝取消政工制度，认为美国军事顾问团提出“反对政工制度，要求改正”的行为是“无理干涉”。〔23〕
对于美方的指责，蒋经国抱着合作的态度，耐心与美方沟通。对于蔡斯所提出政工人员干涉指挥权，以及政工与参谋混淆的质疑，蒋经国也做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总政治部取消了政工主官之副署权，规定监察人员只能秉承部队长命令对下级实行监察，禁止越级指挥与越级报告，提高部队长之威信等。1953年9月，蒋经国出访美国时，就政工制度多次向美方说明解释。之后，蒋经国又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再次对政工制度作了回应，他说：“美国和中国的军队，虽然因为历史、环境和条件的不同，各有其不同的组织和方法。例如：在美国军队里提高士气的工作，是在各参谋单位里分别去做的，而中国军队这一方面的工作，则是集中在政治部做的。但是，精神教育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提高士气，击败敌人。”〔24〕在蒋介石的坚决抵制和蒋经国的耐心沟通下，美方对政工制度的指责有所改观，对于政工制度提高士气的作用也有了一些了解。
之后，蒋经国多次强调政工制度的重要性。1954年3月27日，政工干校举行第四期开学典礼，蒋经国在典礼上对全体学员表示：政治部所负的责任，用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统一思想”、“严密组织”和“振奋精神”。政工的成败，决定部队的成败，部队的成败，也就是决定革命的成败。因此，他强调：“我们今天要反共抗俄，在国军部队里面，一定要保持着政工的特质，使政工能发挥更大的效果。今天我们所怕的、所忧虑的、所惶恐的，并不是像吴国桢这一类的人和中共，也不是任何人对我们的攻击和误解。但我们今天最感不安和恐惧的，就是我们还不能把政工做好。”〔25〕蒋经国离开总政治部后，仍然始终关心政工制度。1955年2月，他对政工干校师生说：“最近我常常听到一般人讲到政工，无论人家怎样说好、说坏，只要人家谈到军队政治工作，我总是非常关心，人家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会打动我的心。当然，今天我已经离开了总政治部的工作岗位，但是总感觉到对政工、对部队、对同志、对革命事业，负有无穷的责任。”〔26〕
三 政工干校
政工制度的建立，需要大批政工干部。而当时国民党迁台后，政工干部奇缺，尤其是缺乏政治素质过硬的政工干部。为了培养政工干部和提高政工干部的素质，适应政工业务发展的需要，蒋经国开始筹办政工干部的培训工作。为此，他向蒋介石建议：〔27〕
（一）依建立军事教育制度会议之决定，将政工干部训练班，改为政工研究院，主办现任政工干部调训。
（二）现有少将以上政工干部，分期选送革命实践研究院训练。
（三）现有校尉政工干部，全部约一万一千人，拟分六期调政工研究院训练，每期召训一千五百人，每期训练时间六星期。
（四）现有尉级政工干部，政工研究院不能容纳者，拟选一部，分期调军官学校联合兵科学员班训练。
（五）今后军队基层政工干部之养成，由军官学校政工科办理之。
1950年3月，蒋经国开始将高级政工军官调至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至1953年，研究院共举办25期，调训党、政、军高级干部5000余人，其中部队中的高级政工人员大致也在这一时期调训完毕。
为了培养中下级政工干部，蒋经国于4月在新竹设立了“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由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兼任，各大队大队长、副大队长均有少将军衔，学员达3821人。这批学员中有原陆大毕业者21人，中央军校1045人，中央干训团417人，战干团160人，各部队训练班1138人，专科以上学校146人；就军衔而言，上校学员277人，中校353人，少校694人，上尉约占1/3，中下尉约占1/3，很多曾任参谋长、团长、政工处长。学员毕业后被分发到各部队任职，从事政治工作，积极进行反共活动，而“政干班”也被台舆论界称为“政治、经济、军事性的反共堡垒”。〔28〕
然而，由于所需政工人员太多，而政工人员的训练时间又太短，政工人员的素质无法提高。为此，蒋经国开始计划筹建政工干部学校。1950年9月，蒋经国令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专门负责政工人员训练业务的王升草拟“政工干校”的建校计划，以把政工干部的培养、训练由短期、临时变为系统、正规，形成制度化。次年2月，成立了建校委员会，选台北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干校的校址，并把竞马场改名为“复兴岗”，意为继续发扬重庆复兴关之精神。1952年11月，政工干部学校正式招生。
蒋经国与“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政工干校校长胡伟克在杭州笕桥机场
对于政工干校的筹建，蒋经国非常重视，每一项工作都亲自过问。凡是校内重要干部，皆由蒋经国亲自点选，大多为其亲信。如王升、周灵钧都是赣南时期就追随蒋经国的得力干部，周鸿经、施季言、管公度都曾在中央干校任职。校长一职则由蒋经国的好友，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胡伟克担任。
政工干校除了调训现职政工人员外，设有研究班、本科班、业科班，研究班和本科班用以招考大专毕业生，业科班分为新闻、美术、戏剧、音乐、体育，学制最初为一年半，1953年后改为二年制和四年制。蒋经国非常重视政工干校的教育，他在政工干校设有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时常到政工干校主持升旗、训话。1952年，他对政工干校全体教职员说：〔29〕
顾名思义，干校就是培养干部，不是培养普通的战斗人员，是要培养有领导能力的干部，一个干部至少出去要领导一百至一千的人。对于干部的要求，最近领袖在阳明山研究院十七期毕业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思想，二是品德，三是党性，也就是斗志。我们培养干部，就是使他出去有思想有品德而且有斗志，不然，试问怎么能够带人。
他要求所有学员必须做到“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无条件地服从最高领袖，不保留的自我牺牲，极严格地执行命令”。可以说，对于前六期的学员，他几乎是亲身带训，与受训人员同甘共苦。他和每一位政工人员都握过手，他们的晋阶也都由他亲自批示。有人说，政工干校是中央干校的翻版，毫无差别。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从政工干校毕业的刘宜良，后来在他写的《蒋经国传》一书中说：从政工干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代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30〕
到1957年，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政工人员17139人，即每35人就有1人是政工人员。至1959年，政工干校共培养政工人员4万余人。〔31〕客观而言，政工干校的创设为国民党军队培养了为数众多的政工人员，使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人员逐步专业化、制度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工人员的素质。同时，不少政工干校的毕业生被分配进了新闻、文化、出版、电影、表演等行业，为蒋经国控制和主导社会舆论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干部。可以说，政工干校成了蒋经国在台湾的黄埔。
注释
〔1〕 张明编著：《国军政治工作史稿案》，1942年，第33—34页。
〔2〕 蒋介石：《今后军队的政治工作》，《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演讲，第369—370页。
〔3〕 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4〕 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5〕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319—328页。
〔6〕 金智：《蒋经国与台湾党国体制的建构》，成功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7年，第149页。
〔7〕 蒋介石：《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演讲，第93—94页。
〔8〕 薛月顺编著：《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册，“国史馆”，2005年，第268—269页。
〔9〕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10月16日。
〔10〕 蒋介石：《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94页。
〔11〕 “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国防部”总政治部出版，1960年，第1544—1545页。
〔12〕 《蒋经国家书》（四），《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40700-00004-040。
〔13〕 蒋经国：《统一思想与作法》，《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四册，第289页。
〔14〕 金智：《蒋经国与台湾党国体制的建构》，第151页。
〔15〕 田弘茂：《大转型——“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时报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91页。
〔16〕 《蒋经国家书（四）》，《蒋中正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40700-00004-046。
〔17〕 《中央日报》，1950年6月11日。
〔18〕 江南：《蒋经国传》，第253页。
〔19〕 刘安祺：《提高警觉推行总动员》，《复兴》第3期，1952年1月。
〔20〕 《蒋介石日记》，1951年，本年总反省录之述略。
〔21〕 《蒋介石日记》，1952年4月30日，上月反省录。
〔22〕 《周至柔呈蒋中正函》，《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国史馆”藏，典藏号：080102-044-052。
〔23〕 《蒋介石日记》，1953年，本年度总反省录。
〔24〕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三册，第185页。
〔25〕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五册，第28—29页。
〔26〕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五册，第136—137页。
〔27〕 金智：《蒋经国与台湾党国体制的建构》，第167页。
〔28〕 《中央日报》，1950年5月14日。
〔29〕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四册，第162页。
〔30〕 江南：《蒋经国传》，第254页。
〔31〕 《国军政工史稿》下册，第15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