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整合情治机构
所谓情治机构，就是情报机构，也是特务机构。在大陆时期，国民党的情报特务机构门派统属不一，最主要的是“军统”和“中统”两大系统。中统的开山者是陈立夫。陈立夫早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机要秘书、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时，就掌管情报工作。第一次下野后，蒋介石认识到情报的重要性。1928年重新上台后，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内设调查科，以陈立夫为主任，中统系统由此发轫。
1931年底，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再次下野。他在总结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将“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视为其下野的重要原因之一。〔1〕于是，蒋介石在1932年2月29日，成立了复兴社（俗称蓝衣社），蒋介石本人兼社长。复兴社设干事会，而干事会之下分设组织、宣传（训练）、军事、特务、总务等五处。〔2〕复兴社的主要干部由黄埔军校一至六期学生组成，如历届书记滕杰、贺忠寒、鄷悌、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皆是，唯一非黄埔学生而能担任书记的是刘健群。其余如黄珍吾、桂永清、潘佑强、刘咏尧、袁守谦、彭孟缉、干国勋、曾扩情、胡宗南、梁幹乔、葛武启、萧赞育、戴笠、蔡劲军、胡轨等皆分任干事及监察。〔3〕蒋介石任命戴笠为特务处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唐纵为书记。这就是戴笠的军统系统的起源。
1935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处于1938年8月扩建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局长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副局长戴笠负实际责任，主任秘书为郑介民、副主任秘书为毛人凤。同时，第一处升格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担任副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军统、中统两大派系的格局最终形成。
经历八年抗战，国民党情报特务机构及人员极大膨胀，军统、中统组织伸入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由于获得美国经费装备直接援助，军统直辖武装迅速扩充，至1946年3月，军统的人员达到64802人。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丧命，蒋介石将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为郑介民，副局长为毛人凤。后郑升任国防部次长，毛人凤接任局长。中统局于1947年初改编为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由中央党部直辖，局长为叶秀峰，副局长为季源溥、郭紫峻。
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将保密局本部编制裁减为80人，毛人凤免职，徐志道任局长。同时在行政院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央党员通讯局机构人员接收过去，以季源溥任局长。但绝大部分特务仍然追随蒋介石，在毛人凤等人的指挥下，在上海、广州、昆明、重庆搞大逮捕、大爆破、大屠杀及游击、潜伏行动。
败退台湾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强大而有效的特务机关对于他们稳定局面十分重要。然而，其时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历经政权更迭，“军统”和“中统”两大系统在大陆各处组织被彻底摧毁，大批成员或遭毙俘捕判，或则投诚起义，虽有不少骨干追随蒋家父子到了台湾，但已是人心惶惶，战斗力大不如前。另外，蒋介石极想改变原中统、军统两大系统的特务在大陆时期的争权夺利、内斗不断的局面，统一台湾地区的情报特务机构。为此，蒋介石于1949年7月在高雄召开了由各个情报特务机关负责人和嫡系亲信参加的“高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蒋介石决定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所有的情报特务机构负责人如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叶秀峰、陶一珊、彭孟缉、魏大铭等均为委员，以便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4〕
蒋介石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让蒋经国来统一互不统属的情报特务机构。但由于1949年蒋经国大部分时间追随蒋介石出入大陆，无暇接管，因此蒋介石指定曾任侍从秘书、军统出身的警察署长唐纵负责统领政治行动委员会。〔5〕
然而，唐纵负责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无法统领这些虎狼成群的特务，他在1950年1月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高雄会议后，即遵照指示，从训练着手，改造旧有情报人员。但各情报单位对高雄会议之指示，无充分之理解，对本会（政治行动委员会）之一切要求，每怀观望，至工作推动，未达预定效果。”〔6〕为了真正统一各个情报特务机构，蒋介石决心改组政治行动委员会，将委员会划归总统府直接管理，改名为“总统府机要资料组”，由蒋经国任组长，负责指挥党、政、军等所有情报特务单位。
蒋介石把整合情报特务系统的重任交给蒋经国，可以说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首先，情报特务系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蒋介石刚到台湾，立足未稳之际，需要把情报特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其次，退居台湾的情报特务系统，派系林立，各不相属，互不服输，不是一般的人所能统辖的了，就是台湾省最高长官陈诚，也对此无可奈何。除了蒋介石本人外，唯有蒋经国才能整合情报特务系统，重振军心。对于蒋介石为什么要把情治系统交给蒋经国执掌，楚崧秋先生说：〔7〕
我认为蒋老先生在入台初期让其子经国介入情治系统，最先安排他担任总统府资料组召集人，应是老先生一项痛苦的决定。
渡台初期，风雨飘摇，朝夕不保，当时的处境，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什么人。就情治系统言，我想应是自戴笠于三十五年坠机死后，几乎完全无法发挥积极作用，而蒋老先生于三年“戡乱期间”受身边大将变节、内讧、抗命等连串打击，导致大陆政权土崩瓦解。在内忧外患下，一定要找绝对忠实可靠、毫不隐瞒实情的人来负责情报系统，故不得不挑蒋经国。
蒋经国接管台湾情报特务工作后，开始着手整顿。首先将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原中统）的情报人员编入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第六组，由唐纵任组长，其余人员组建内政部调查局，后改名为法务部调查局。保密局（原军统）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毛人凤，副局长潘其武、包烈，主要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模式，统管岛外和大陆情报研究和间谍派遣活动。保密局原先所管台美情报合作工作，划归“国家安全局”办理。保密局原先所管台湾岛内工作划出，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接管。组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专责台湾安全，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体制，权职为岛内社会（团体及人员）调查监控；预防及打击重大犯罪，局长季源溥，副局长张庆恩、魏毅生。另外，台湾其他的情报特务机构，如军队中的宪兵、中央党部的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外交部”驻外武官处等。这些情治机构均定期向“总政治部”，以及后来组建的“国家安全会议”报告，接受督导。至此，蒋经国基本上从形式上完成了对情报特务机构的整合。
二 智斗毛人凤
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蒋经国找到了一处有高墙环绕的日式别墅。蒋经国征用了这幢别墅，作为“总统府机要资料组”的办事机构，并且给它取名为“八胜园”，寓意为八方胜利。八胜园后来就成了蒋经国整顿情治系统的司令部。不论是军统出身或是中统出身的情报头子，全部汇聚在八胜园。而当时不少“国防部”第二厅处长级的老情报员、军统出身的一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要人，三天两头往八胜园跑，研究如何整合涣散情报系统，能够在蒋经国的领导下，万法归宗，融合为一。〔8〕
然而，国民党的情报特务机构毕竟存在几十年的门派之别，不经过一翻争斗，想要一下子融合为一，还是相当困难的。其实，蒋经国统一情治机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来自于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自恃得宠于蒋介石，是“领袖的耳目”，对蒋经国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因为在毛人凤眼里，蒋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毛人凤怎么会服气呢？
蒋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由于毛人凤在军统里有着极大的势力，不仅深得蒋介石信任，而且还为宋美龄所倚重。〔9〕对于毛人凤，蒋经国也不得不让他三分，不敢明抢，只能暗斗。他采用“掺沙子、挖墙角”的办法，拉拢和瓦解军统内部，消解毛人凤的势力。
蒋经国拉拢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毛人凤的对头郑介民。论资历，郑介民在军统比毛人凤的资格还老，但后来毛人凤做了保密局局长。1946年，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在接收日伪财产和私放日本战犯中中饱私囊，并将贪污之钱送了不少给郑介民老婆。毛人凤为搞垮郑介民，将马以贪污罪名，上报于蒋介石处死。此案牵连了郑介民，于是郑对毛极为痛恨。
蒋经国与毛人凤、胡宗南在成都
郑介民为人大智若愚，愿意给蒋经国抬轿，并献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并趁势把积极谍报（指到敌方搜集情报和组织指挥游击战等直接伤害敌方的工作）与消极谍报（指消除敌方的危害）单位截然划分，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对于开办训练班那可是蒋经国的拿手戏，于是自1951年开始，蒋经国办起了情治人员训练班，将各路情报人员找来训练，极力消除门派之见。1951年9月1日，他对情治人员训练班的学员说：“过去情报机关一般的缺点，不是摩擦倾轧，争功诿过，就是招摇撞骗，同流合污。今后我们一定要健全组织，统一领导，划分责权，严明赏罚，务求分工合作，各尽所能。”〔10〕
蒋经国在保密局拉拢的第二位得力干将，就是保密局副主任秘书兼第二处长叶翔之。叶翔之，浙江杭州人，1939年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比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1949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负责暗杀杨杰，炸毁“泽生”轮船，破获“吴石案”为蒋介石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且为人桀骜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失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1951年，叶翔之办案敛财，贪污170余条黄金，为毛人凤抓到把柄。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介石，要求严办叶翔之。叶翔之慌了手脚，便向王新衡求援。王新衡曾是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曾在戴笠时代的军统任第二处处长，曾是叶翔之的直接上司。在王新衡的推荐下，蒋经国不仅收留了叶翔之，而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兼中二组副主任。为此，毛人凤郁郁甚久，而叶翔之则心甘情愿为蒋经国卖命。
在郑介民和叶翔之的帮助下，蒋经国又很快击溃了毛人凤的另一员大将杜长城。杜长城在四平战役中立有战功。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杜长城任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负责破坏各种设施，阻滞解放军前进。抵台初期，在“保卫大台湾”的口号下，技术总队又设计出在海水中遇敌自动爆炸的多种水雷，备受毛人凤赞赏。当时，陈诚以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大爆破”的军事演习，杜长城利用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毛夫人向影心。在毛人凤纵容下，他还竟然异想天开，打算绑架蒋经国。然而，在郑介民等人帮助下，蒋经国已经掌握了杜长城的罪证。杜长城和他的亲信多人被捕，当案件送到蒋介石手中时，痛恨贪污的蒋介石一气之下批示“一律枪决”。杜长城及涉案的另一个毛人凤的亲信胡凌影成了蒋经国的枪下鬼。〔11〕
经过此案，蒋介石对毛人凤开始失去信任，毛人凤方知大势已去，不得不向蒋经国投降缴械。之后，无论是中统还是军统，对于蒋经国的招安，可说完全臣服。因为这些人相当清楚，蒋经国是代表蒋介石在做情报系统的重整工作，更何况，从蒋经国积极参与党的改造，并且把CC系统逐出权力核心，已经能够说明，蒋介石是要把领导班子的棒子交给蒋经国的。〔12〕
三 白色恐怖
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整合各行其是的情报特务机构，其主要目的是想利用情报特务机构巩固蒋介石与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统治。蒋经国认为大陆军事的挫折，大多由于情报的失败。他说：〔13〕
当时我们得不到中共的军事活动情报，而中共则潜伏在我们内部，到处活动，甚至我们的军事首脑部，也有他们的踪迹。因此，我们的军事计划、军事配备、部队调动，中共了如指掌，遂能运用避实就虚的战术，把我们的部队分别孤立，一个一个的打倒。血的教训给我们太大了。痛定思痛，我们不能再踏以往的覆辙，我们要看保密防谍的工作，比我们生命还要紧。无论如何，不要叫敌人得到我们一点一滴的消息，而使他们变成瞎子。
为了做好保密防谍工作，迁台之初的蒋经国与他的情治人员开始在台湾大规模地清理和整肃。1950年1月27日，台湾“行政院”根据蒋介石的意思，颁布了《反共保民总体战纲要》。纲要规定动员全岛的人力和物力，实施各种“反共”战略。纲要还规定，台湾公民必须宣誓：“我自己绝不通匪，并不容他人通匪，如违反此誓言，愿受民众大会制裁。”4月14日，台湾“立法院”修订了“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扩大惩处范围，加重惩处标准，扩大军、警、宪、特的权力。6月13日，蒋介石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该条例规定：（一）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二）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部长应随时严密清查。（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取具二人以上连保切结，如有发现“匪谍”潜伏，连保人与该管直属主管人员应受严厉处分。（四）治安机关对“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应严密注意侦察，必要时得予逮捕。
蒋经国甚至公然宣称：“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没有一处是没有敌人的，不管是教育、文化、社会，各部分都有敌人在随时随地的破坏我们。”〔14〕为了消灭这些“敌人”，台湾的特务机构在蒋经国的指挥下，权力无边，无所不能，可随时插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自国民党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据统计，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情治机构破获中共地下活动案300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其中主要有：
“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1949年10月，蔡孝乾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国民党当局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4月31日，“台湾工委高雄市工委会”被侦破，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10月，“高雄市工委会”所属工人运动支部人员谢添火、庄识宰等18人，农民运动支部人员蔡国智、于开雄等八人，学术运动支部人员梁清泉、何玉麟等九人先后被捕入狱。12月，“台湾省工会”的张志忠、李法夫妇被捕并判死刑。1950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狱。5月13日，蒋经国宣布破获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同时要求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等人发表声明，解散“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要在台的中共地下党员自首。〔15〕6月1日，蔡孝乾在《中央日报》发表自首声明。由于蔡孝乾自首后，供出了在台40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名单，蒋经国先后逮捕涉案人员达1000余人。〔16〕
“吴石案”。1950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由于受“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牵连，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壁奎，中共联络人朱湛之，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管”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中校参谋方克华，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湛之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被投入监狱。
“台糖、台电事件”。1950年3月，发生了震惊全岛的两大企业——台糖、台电事件。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因“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接收，准备以台糖铁路供共军登陆用”的罪名被枪毙，牵连枪毙的有人事室主任林良桐，部下史国英等人被判刑。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职员严惠先均遭枪毙。刘晋钰的罪名是：其子在台大参加“左倾”团体被逮捕，刘将其保释后纵之投奔大陆；严惠先在大陆失守后滞留一段时期后方来台，有通共嫌疑，而严住在刘家，刘对他甚好，有以女许之的传言，随翁文灏投奔共产党的台电董事长陈冲熙曾写信给刘晋钰。其实，台糖、台电两公司的总经理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毙，主要是与他们的顶头上司有关。当时，主管“中华民国”公营事业资源委员会的正副主管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前后投奔了大陆。而到台后公营事业的头头们均系以前翁文灏等委派，与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政府当局，恐一旦时局更恶化，此辈可能变节。故特以最大之糖、电两企业开刀，以杀鸡儆猴。果然，沈、刘案以后，各公营企业首长，战战兢兢，半夜有人敲门，即心惊胆怕。”〔17〕
除了上述比较大的案子外，还有很多案子是台湾情治人员编制出来的，很多进步人士和无辜的知识分子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枪毙或坐牢。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淡水家里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的同学，竟被以“掩护匪谍”罪投进了监狱。甚至有人因为藏有马克·吐温著的《汤姆历险记》一书，被情治人员视为马克思的著作惨遭关押。正如江南所说：“特务所逮捕的，自有不少同情中共的分子，但其中，更多是无辜的人民或光复初期来台的知识分子。”〔18〕曾任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的汪彝定回忆说：〔19〕
1950年代初，台湾正染患上保密防谍症候，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当初中共确有颠覆活动，但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布置到各行各业，有千千万万人替它工作呢？主持防谍事务的人，是那么一批多疑而又夸大中共本领以突显自己工作重要性的人，性情多半偏狭暴戾，又有生杀大权在手，且深获当局信任。与他们是无理可讲的，谁能不怕。在那个阶段中，死于冤狱者有多少，恐已无人得知。
1954年，蒋经国曾对人表示，台湾情治机构每月平均破获13件“共谍”案，而据保安司令部公布，仅在这一年的前三个季度，就破获858件颠覆案，涉及嫌犯1745人。至1950年代中期，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绿岛关押的政治犯大约有14000人。自1949年至1987年官方宣布被抓的人数是29407人，枪毙者约4500人。〔20〕其实，具体的人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留给人们这种白色恐怖的心理阴影一直难以磨灭。
对于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蒋经国自己认为这是革命的需要。他曾对部下说：“革命就是法律，我们身负革命重任，不能处处遵守法律。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以此与大家共勉。”〔21〕蒋经国强力推行特务政治，执行白色恐怖政策的做法，虽然使台湾政局日益稳定，但蒋经国也因此而遭到非议，以致他1953年访问美国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当面指责其特务工作粗暴。〔22〕为此，有人规劝蒋经国，叫他不要领导情治工作，但蒋经国却说：〔23〕
最近有几位知己朋友向我这样坦率表示，他们说，不论为了工作也好，为了党国设想也好，希望我要丢开情报工作，因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又没有前途的工作。他们的话出于好意，就个人言，固可感谢，然而他们错了，他们都忽略了时代的需要，也不了解现实的环境。前天，我们亲聆领袖剖切训示，其中一再阐明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说，没有情报，就没有组织，也就没有革命，使我们更能体认“情报为先，组织第一”的意义。
然而，他的父亲蒋介石却接受了外人的劝告。为了改善蒋经国的形象，1954年蒋介石取消了“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改名为“国家安全局”，以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直属于“国防会议”。“国防会议”是仿照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而设立的，实行委员制，委员由“总统”指名任命，开会时由“总统”蒋介石任主席，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一人。秘书长先后由周至柔、张群、顾祝同担任，副秘书长由蒋经国担任。事实上，副秘书长蒋经国仍然负责情治单位的人事、业务与预算，只是隐身在幕后了。
四 孙立人兵变
由于蒋介石视情治工作为“革命”，因此1950年代的台湾情治机构往往不需要任何法定程序，就可以逮捕民众，甚至不必通知家属，而直接移送军事法庭。这种随意的“革命”行为，难免不会成为蒋介石父子排斥异己的政治工具。孙立人兵变就是蒋介石父子利用情治机构排斥异己的典型代表作。
孙立人
蒋介石之所以要罢免孙立人，无非是为了要解除他手中的兵权。但为什么又要把孙立人变成“第二个张学良”呢？
其中，美国试图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是他遭受打击的最重要的原因。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后，美国对蒋介石已十分失望，准备在台湾扶植孙立人建立一个亲美政权。美国人之所以选中孙立人来代替蒋介石，是因为孙立人是留美将军，在抗战期间与美国军界在缅甸和印度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最主要的是，孙立人当时担任台湾防卫司令，手握兵权。4月，麦克阿瑟曾邀请孙立人访问日本，在会谈中告诉孙立人，大陆快将失陷，国民政府势必垮台，美国对它已不抱希望，但美国不能让台湾落入中共手中，所以有意请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美国将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要钱给钱，要枪给枪。但孙立人明确告诉麦克阿瑟，他在政治上是忠于蒋介石的。后来，孙立人如实向蒋介石汇报了日本之行的情况。〔24〕当时蒋介石虽然夸奖孙立人忠诚，但对孙立人却有了提防之心。
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撤台后继续重用孙立人，1949年底任命孙立人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3月又任命孙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晋升二级上将。然而，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了变化，开始更积极地援助台湾。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使蒋介石终于可以弃用“挟美自重”的孙立人了。
孙立人战功显赫，又有美国背景，但为人清高傲慢，性格直率，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其他将领往往不放在眼里，黄埔系将领们往往又将他视为“异类”，因此孙立人与同僚的关系非常紧张。出任陆军总司令后，在国民党军界中本来就鹤立鸡群的孙立人，遭到了行政院长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等黄埔大佬的联手排挤。但孙立人仍不知道如何收敛自己锋芒毕露的性格，他曾对蒋介石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么就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25〕
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孙立人又与蒋经国为敌，利用陆军总司令的职权抵制蒋经国在军队中推行政工制度。“孙立人甚至当着众人的面与蒋经国激烈争吵。在私底下，蒋经国还委曲求全，亲自到孙立人的公馆求见，但孙却避而不见。”〔26〕他的主张偏偏得到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的支持，要求蒋介石取消政治部。蒋介石对此更是大为恼火，因为他最忌讳的就是有部属借美国的力量来牵制他。何况，蒋介石之所以让蒋经国掌管政工，就是想让蒋经国通过政工制度和政治部逐步控制军队，为其实施“传子政治”奠定基础。1953年，蒋介石对孙立人已经相当不满，把孙立人与吴国桢并立起来，指责他们“挟外凌上”。他在日记中说：“吴国桢、孙立人之飞扬跋扈，挟外凌上。”〔27〕1954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立人与美国勾结，他说：“立人勾结麦唐纳，挟外自重，图谋地位，对军中党务与防共组织泄露之于麦，以此为胁制政府之资料，殊为痛心。”〔28〕
至此，蒋介石对孙立人已不能容忍了。1954年6月，蒋介石连任“总统”后对国民党军人事进行大改组，时任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被蒋介石任命为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虽然军权被削，但其在陆军中的影响还在，对此蒋介石仍不放心。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蒋介石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已完全建立，终于可以对孙立人下手了。1955年5月，“国防部情报局”破获了一起所谓的“郭廷亮匪谍案”，并牵出了孙立人兵变案。
郭廷亮，云南河西人，1938年毕业于云南昆华师范学校。1939年，他考入税警总团训练所，毕业后留所任职，孙立人当时任税警总团长。1940年底，郭廷亮随孙立人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郭廷亮在一次作战中身负重伤，幸被孙立人救下。因此，孙立人对郭有救命之恩。到台湾后，孙立人任命他为陆军训练司令部训练班副队长，并随孙立人升迁而不断调职。1955年5月，因策划“兵变”和暗杀蒋介石被捕。
据郭廷亮被捕后交代，他在1948年东北作战时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接受了中共安排的任务，即长期潜伏台湾，从事兵运工作。1955年在得知蒋介石要在屏东机场阅兵的消息后，郭廷亮认为时机成熟了，想借助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对孙立人没能当上参谋总长产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兵谏”，并进而激发“兵变”，制造一场大混乱，伺机刺杀蒋介石，颠覆政府。涉及这一案件的其他成员有江云锦、王善从、田祥鸿、刘凯英等人，均为孙立人的部下。郭廷亮还交代说，5月15日曾向孙立人报告了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准备发动“兵谏”的事情，但孙立人要郭廷亮转告其他同学不要轻举妄动，如有意见可等他到了屏东以后再说。
5月26日，陈诚召见了孙立人，向他通报了“郭廷亮匪谍案”的情况。次日，孙立人的随从参谋陈良埙就接到宪兵队的正式通知，没有命令，参军长不得随意出门，孙立人被软禁在家中。
1955年5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孙立人兵变案”。他说：〔29〕
本晨得报，孙立人前第四军训练班系统人员策动此次南部校阅时控制炮兵，先对阅兵台瞄准，然后向我以请愿名义要胁我任用立人以代之。此一阴谋，又为西安事变之重演，其危险性对国际方面尤为重大。最近美国务院忽令其情报人员密查孙在军队中势力如何，能否掌握陆军，及吴国桢除台湾人以外之中国人有否拥护者之确息。今以此案之发生，究竟有否关系，并无证据，但国际环境之险恶，已至相当程度，能不戒乎？
朝课后记事。经儿来谈，九时半入府会客，召见北区各军师主任顾问，详询各部队情形后军事会谈。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此案非常重视，并将其视为“西安事变”的重演。但蒋介石不得不顾忌美国的反应，对孙立人采取了“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只令孙立人自己提出辞呈。
深知自己在劫难逃的孙立人于8月3日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他说：
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司法，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8月20日，蒋介石下令免去孙立人职务，并派陈诚等九人组织调查委员会对事件作进一步调查。命令说：〔30〕
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候报核办。此令。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此令。
以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首先听取了“参谋总长”彭孟缉关于案情的报告，然后查阅了全部有关案卷，分组数次传讯了郭廷亮等103人，两度直接询问了孙立人本人，最终于10月中旬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长达1.6万字的调查报告。
报告书认为，孙立人在军队中发动联络组织，“其动机并不正常”，“对于匪谍之活动于其左右，至少应负失察之责任”，虽“尚未发现变乱计划的主谋是孙立人将军，但孙知情不报，防范不严，姑息徇情，训导失当，实难辞其咎”。〔31〕
孙立人案的发生，立即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与猜疑，香港媒体曾发表社论，要求解除对孙立人的软禁，使他有机会向舆论界公开地、自由地发表意见，“而不能让公众只听取当权者一面之词”，当局应“向舆论界公开所有事实真相及有关具体材料”。美国“驻台大使”蓝钦、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等人也先后向蒋介石表示对孙立人案的关注。
在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调查该案的同时，“监察院”也成立了一个由曹启文、萧一山、王枕华、陶百川、余俊贤五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孙立人案进行调查。“监察院”的调查书与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存在明显的差别，认为孙立人、郭廷亮不是“匪谍”，南部阴谋事件之企图仅是为了向蒋介石呈递改革部队行政之建议书，“并无叛乱罪之意图，也未着手实行，不能以叛乱罪相绳”，认为孙立人“没有发展秘密小组织”。〔32〕
但蒋介石并没有采纳“监察院”的意见，而是根据陈诚的调查报告于10月20日发布命令：“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日有功，窃于该案发觉之后，既能一再盹切陈述，自认咎责，深要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33〕至此，孙立人被以软禁代替刑罪，以“查考”限制自由，开始了长达33年的幽居生活，成为“第二个张学良”。
1956年9月29日，“国防部”军法局判处郭廷亮死刑，余者分别判处3年至15年不等徒刑。当判决书送呈至蒋介石手中时，蒋介石却又发布特赦令，称：“该郭廷亮犯罪情节重大，原判死刑应予照准；但念该犯尚能自知后悔，并自白不讳，特依赦免法改处无期徒刑，以示宽大。其余各犯，均照原判办理。”〔34〕
孙立人案的处理，并没有消除外界的怀疑，尤其是蒋介石对孙立人“七不政策”以及对郭廷亮的特赦令，更是引起人们的猜测。但鉴于蒋氏父子的权威，无法进一步作出查证。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台湾当局掀起了为孙立人平反的政治风潮。3月20日，“国防部长”郑为元亲自前往拜访被软禁的孙立人，并向他宣布：自现在起，孙有一切行动和言论的自由。3月22日，郭廷亮在1981年和1983年向有关单位提出的“陈情书”也曝光。陈情书表明，郭廷亮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按照当时案情的需要，由“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奉上级之命杜撰编造的。郭廷亮自扮“匪谍”，是“为了达成政治上的任务”，以便“政府”处置孙立人，以免“外界发生不利于政府之舆论，而影响到中美合作之感情，伤害国家利益”。〔35〕3月30日，“监察院”的调查书也部分地被公开。事实证明，孙立人案是蒋介石与情治部门有意制造的。
注释
〔1〕 《事略稿本》，《蒋中正档案》，“国史馆”印，第12册，第483页。
〔2〕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93页。
〔3〕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文史资料选辑》37辑，第133—150页。
〔4〕 江南：《蒋经国传》，第232页。
〔5〕 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大秦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6〕 俞济时、唐纵：《政治行动委员会卅八年年终工作报告》，《蒋介石档案》军事类，第010卷。
〔7〕 吕芳上、黄克武访问，王景玲记录：《楚崧秋先生访问记录——览尽沧桑八十年》，第226—227页。
〔8〕 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46页。
〔9〕 唐柱国：《蒋经国降服毛人凤的前前后后》，《兰台内外》2010年第3期。
〔10〕 蒋经国：《论工作作风》，《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四册，第21页。
〔11〕 唐柱国：《蒋经国降服毛人凤的前前后后》，《兰台内外》2010年第3期。
〔12〕 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46页。
〔13〕 蒋经国：《胜利之路》，《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二册，第21页。
〔14〕 蒋经国：《面对敌人消灭敌人》，《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五册，第19页。
〔15〕 《中央日报》，1950年5月14日。
〔16〕 唐柱国：《最高机密——高层谍报员首度公开国民党情报秘史》，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第61页。
〔17〕 朱昭阳口述，林忠胜撰述：《朱昭阳回忆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18〕 江南：《蒋经国传》，第235页。
〔19〕 汪彝定：《走过关键年代——汪彝定回忆录》，商周文化出版社，1991年，第79页。
〔20〕 ［美］陶涵：《蒋经国传》，第230、241页。
〔21〕 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第216页。
〔22〕 ［美］陶涵：《蒋经国传》，第238页。
〔23〕 蒋经国：《要负责负责负责到底》，《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四册，第592页。
〔24〕 风云丛书编辑组：《孙立人自述生平》，海外出版社，1988年，第9—12页。
〔25〕 江南：《蒋经国传》，第243页。
〔26〕 朱宏源：《蒋中正与孙立人到台湾》，《蒋介石的权力网络及其政治运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171页。
〔27〕 《蒋介石日记》，1953年，本年度总反省录。
〔28〕 《蒋介石日记》，1954年1月31日，上星期反省录。
〔29〕 《蒋介石日记》，1955年5月28日。
〔30〕 《联合报》，1955年8月21日。
〔31〕 《联合报》，1955年10月21日。
〔32〕 《孙立人事件翻案始末》，第78页。
〔33〕 《联合报》，1956年9月30日。
〔34〕 《联合报》，1955年10月21日。
〔35〕 《孙立人事件翻案始末》，第49—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