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共抗俄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在面对军事失利与经济失序等问题外，不得不面对国统区各地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席卷全国的学生罢课、请愿、示威、游行，在国统区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反蒋运动，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被共产党誉为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这也是国民政府迅速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蒋介石对于青年工作并非不重视，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曾组织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以组织训练青年，为国民党输入新血液。然而，三青团未能成为新血轮，反而给国民党带来了新的派系与矛盾。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检讨大陆失败教训时认为，“我们在大陆失败的最大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中不注重生活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致使青年“迷失革命方向，减少进步的力量”，造成“国家失去了青年，青年也失去了国家的悲剧”。为此，他极力宣扬“国家需要革命的青年”，“青年需要革命的教育”。〔1〕1950年初，蒋介石计划“召开青年劳动反共救国大会，成立全国性青年团体，发动青年反共斗争”。〔2〕为了加强对青年的领导组织工作，蒋介石将这项任务交给了蒋经国。
在蒋经国的筹划下，1950年4月9日，台湾大学、台师大、行政专校、台北工专等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台北中山堂举行春季晚会，大家一致通过筹组“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29日，“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正式成立。该会有团体会员单位46个，经推定其中15个单位组成干事会，置总干事一人，由蒋经国担任。干事会下设总务、海外敌后、服务、联络、新闻、秘书六组，另设战时工作队、艺术工作队及奋斗周报社三个部门，从事军训、“劳军”、宣传、动员等工作。〔3〕
1951年，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要求将发展青年和妇女，建立青年反共先锋队和妇女反共爱国会，作为1951年党的重心工作。为此，国民党迅即在各大专院校重建国民党组织，加紧吸收青年。为了统一吸收青年，加强对青年“政治思想教育”，坚定青年“反共抗俄”的信念，蒋介石下令由“国防部”总政治部负责筹建“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以下简称“救国团”），具体负责者为蒋经国的助手胡轨、李焕等人。
蒋经国在“毋忘在莒”勒石前留影
1952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288次会议通过了由胡轨等人拟就的《筹组“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原则》。会议决议规定：“组织该团之目的，在团结全国优秀青年，增进其智能，锻炼其体格，训练其工作技术，培养其爱国精神，从事各种战时工作。其中心任务，在反攻前参加各种训练，从事社会服务，协助文化宣传、社会调查，推行政令，以及发动劳军、从军及总动员运动；反攻时协助军队担任运输、救护、情报、通讯、组训民众、整理户籍、肃清‘匪谍’、建立社会秩序以及有关战时工作；光复后协助政府担任教育、地方自治、土地行政以及各项建国复兴工作。”决议还规定：凡高中以上学生一律参加，社会青年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合乎规定标准者参加；对其应注重政治训练和军事技术训练，“其领导干部除专门人才外，应就原有教育行政系统中，选拔本党优秀而富有领导经验之同志担任；本团属于政府，本党以党团方式领导其活动”。〔4〕这次会议确定了“救国团”在平时和战时的任务、基本成员和干部组成，完成了“救国团”建立的前期准备工作。
3月29日，蒋介石在第九届“青年节”纪念之日，发表《为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告全国青年书》，正式宣告组建“救国团”。他在文告中说：〔5〕
今天是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时代，国民革命的任务，既有赖我全国青年，作更广大的结合，更坚强的组织，为了有效号召，并正确领导我全国青年，使能普遍的展开第三次的青年大结合，我现在已决定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正式组织，以适应爱国青年的共同要求，并将其纳入统一的组织之中，使全国青年在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的口号之下，努力推行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全面改造，尤其是“明礼尚义、雪耻复国”的文化改造运动和“敦亲睦族、勤劳服务”的社会改造运动，都要以青年为主力，为前导。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总动员的运动中，厉行战时生活，转移社会风气，发扬革命精神，提高科学技术，乃是建设台湾、光复大陆的有力保证，而且这是时代赋予中国青年的责任。
1952年8月1日，蒋经国等人在北投复兴岗成立了“救国团”筹备处。10月3日，“救国团”第一次团务指导委员会议在复兴岗团部召开，被举为指导委员的张其昀、郭寄峤、周至柔、谷正纲、陈雪屏、钱思亮、沈昌焕、程天放、蒋经国等政党要人出席了会议，并通过了“救国团章程”。“章程”规定该团宗旨为“遵照‘总统’反共抗俄爱国青年大结合的伟大昭示而成立，在三民主义精义指导下，加强革命信念，增强革命知识，学习战斗技能，锻炼坚强的体魄，打倒苏俄帝国主义，彻底消灭朱毛‘匪帮’”。“章程”规定该团信条为“信仰三民主义，拥护领袖，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自力自强，实践力行，互助合作，服务牺牲”。会议报请蒋介石同意后，决定将“抗俄”两字取消。
10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66岁生日那一天，“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大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会议由“行政院长”陈诚主持，团务指导委员张其昀、蒋经国、吴国桢、黄少谷、谢东闵等参加。“救国团”团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团部主任由蒋经国担任，副主任分别是胡轨、邓传楷。总团部设有秘书室，由蒋经国的亲信李焕担任主任秘书。另外，还设有组织训练、文化教育、青年活动、总务四组，后来这四组一室又演变成为七组、三室、一会。它们分别是：社会青年工作组、学校青年服务组、海外青年服务组、娱乐活动组、青少年问题辅导组、海外工作组、大陆工作组；研究发展室、事业企划管理室、会计室；团务指导委员会。担任这些部门领导的大多是蒋经国在大陆时期所罗致的亲信。在总团部之下，还建立了各级相应的组织，如台湾省设有分团，县市有总队，县以下地区有大队，大中学校也视人数多少而成立总队或大队，甚至在部分国外华侨青年中也成立了分支机构。
二 青年导师
“救国团”筹备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由蒋经国来负责“救国团”事宜。“大家认为经国先生为青年心里面所崇拜的人物，并曾任职中央干部学校、三民主义青年团，故请他来担任救国团的主任最为恰当。”〔6〕
“救国团”成立以后，蒋经国在第一次团员的讲话中曾提及“救国团”的目的在于：“爱护保卫国家，发挥青年力量；使青年在战斗的时代中具备应有的战斗技能，以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将青年的力量纳入反共抗俄的总体战中；要反攻大陆，唤醒大陆上千百万受‘共匪’欺骗迷醉的青年，重振他们的民族意识。”〔7〕
鉴于三青团在大陆时期曾与国民党形成党团矛盾，因此蒋经国还强调：“‘救国团’是一个教育机构，是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政治机构。‘救国团’要有政治责任，不能够有政治欲望。凡是要参加选举的‘救国团’工作人员，选前三个月必须辞职，不得利用‘救国团’的组织从事竞选活动，‘救国团’的各级组织，也不能够参与竞选活动。”〔8〕
随着“救国团”组织的逐渐健全，其活动也按有关规定陆续展开。在干部培养方面，总团部为加强基层干部的组织，举办了八个青年先锋营，以在寒暑假期间集训各学校大队的区分队长，训练内容主要是军事基本技能。“救国团”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大中院校的学生进行军训，实施“文武合一”的教育。1954年11月2日，蒋经国在学校军训干部训练班的讲话中说：〔9〕
学校里的军训室是我们“救国团”的基本工作，“救国团”之所以成立，也就是因为政府研究讨论要如何实施学校的军训，而感觉到必须有一个专门组织来统一办理。所以才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而军训也成为我们“救国团”的一个重要工作。
为了推行高中以上学生的军训，各校设立训导处，下设训育组、生活管理组，训导主任、训育组长、军训教官等一整套班底成员，均由“救国团”负责。〔10〕训导处负责考核、管理工作，监视学生乃至老师的思想动态，组织各种学习班、演讲会和座谈会，向学生灌输“反共反俄”的思想意识，培养其忠于三民主义、忠于蒋介石的情结。有时连教育厅想要调动学校人事，也需要事先向“救国团”打招呼。台湾几所著名中学，如建国中学、成功中学等，其校长都出自“救国团”系统。若是想在此类中学谋一教职，就必须要走“救国团”的路线。〔11〕
除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外，“救国团”还成立了青年写作协会、幼狮月刊社、幼狮通讯社、幼狮广播电台、幼狮出版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仇共仇俄”宣传。〔12〕此外，“救国团”还举办军中服务、农村服务、社会调查，并发动从军报国运动。
蒋经国常对“救国团”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救国团为青年服务，青年为国家、为社会服务。”〔13〕“救国团”在蒋经国的指导下，迅速延伸到台湾的各大中院校，为政府建立了一套发动青年、服务青年、管理青年的机制，从而一定程度加强了对青年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而蒋经国也凭借“救国团”出入于各个青年团体，与青年打成一片。在党政教育系统和宣传媒体的塑造下，蒋经国逐渐成了台湾青年的导师。
然而，对于蒋经国利用“救国团”组训青年，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往往却会有不同的评价。李焕认为：〔14〕
蒋中正将“救国团”主任之责交给了蒋经国。于是，继大陆时期的中央干部学校、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及青年军的历练，蒋经国在台湾再度担起了安定青年族群的责任，“救国团”也成为他培植青年最主要的根据地。
有人则认为：“救国团这个无法无天的单位，是由蒋经国一手组成，目的无非是控制青年学生。”〔15〕
不可否认，“救国团”为台湾青年政治精英和专业人才建立了一条进入党政系统的便捷管道，从而为国民党输入了新鲜血液，并逐步培养了许多高级干部。因为，国民党退台后，曾带来了一大批政治和经济干部以及文化人士，他们在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批国民党的老臣逐渐老化，急需要培植新的人才。蒋经国曾说：“我们过去的这些人才，慢慢都老化！我们如不培植新一辈人才，将来形成断层，对国家而言，将产生很严重的影响。”然而，蒋经国这一政策被后来的舆论界戏称之为“吹台青”，因为媒体认为蒋经国培养的只是一批会吹牛的台湾青年。〔16〕
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救国团”为蒋经国培养了一批个人势力，为蒋氏父子顺利实现权力交接奠定了干部基础。这也许是蒋介石组建“救国团”不能言传的一个重要目的。他在日记中说：“‘反共救国团’之组织，全省青年学生，皆可由党统一组训矣。”〔17〕蒋经国自1952年出任“救国团”总团部主任，一直到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后才卸任，长达20年。期间，“救国团”网罗和培植了一大批忠于蒋经国的干部亲信，成为蒋经国培植政治班底的重要机构。后来台湾政坛上的一些显赫人物，如谢东闵、李焕、李元簇、潘振球、宋时选、高铭辉等人也都曾担任过“救国团”的要职，这些人是蒋经国的基本班底。当时曾任职“救国团”的柏杨说：“救国团”实则是一个“蒋经国培植私人势力的迷你王国”。〔18〕
正因如此，“救国团”也遭到了不少的反对与批评，甚至国民党的元老派也表示反对，“其中，陈诚以三青团创始者反对最厉害”。他认为，蒋介石应记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分裂为党团两大势力，“不顾党之将亡，恶斗不休，搞得天下大乱”的教训，不要再为个人势力的成长而“另外寻一个‘小国民党’”。双方争论许久而互不相让，直至最后蒋介石干脆命令陈诚去主持“救国团”成立仪式，争论才暂时告一段落。〔19〕
“吴国桢案”发生后，作为团务指导委员的吴国桢于1954年2月27日致台北“国民大会”的政见书中说：〔20〕
所谓“反共救国青年团”之成立，实系模仿希特勒青年团之成立，此机构究由国民党或政府负责，桢至今不明，其经费曾向省政府索要，经桢拒绝。此后经费究由何出，实可查究。自青年团成立后，动辄要求学校更换教员，压迫学生，以此诱得青年，造成不良风气，实将贻害无穷。
1958年，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说，“救国团”成立迄今，已五年多了，但这一单位究竟是何种性质，社会上还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其实“‘救国团’之几乎无事不可过问，以至无处不可插足”。很显然，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甚至国民党内也有人说，这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因此，社论建议说：“为了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防止政治掮客残酷利用，青年‘救国团’实在是没有存在的必要，假使青年‘救国团’真是爱护中国青年，根本便该自动撤销才对。”〔21〕
尽管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但蒋氏父子是不会撤销“救国团”的。因为他们很清楚，“救国团”可使已经进入台湾党、政、军、特系统的蒋经国，更进一步地对台湾青年加以培养与掌控，可为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
三 打落牙齿和血吞
然而，一件意外的突发事件，却令蒋经国和“救国团”遭到了美国的反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命令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巡弋，派美军第十三航空队入驻台湾。美国还从财政上积极援助台湾，1951年美方给予台湾经济援助达9804万美元，1952年对台援助总数为8184万美元，1953年增加到10550万美元。〔22〕与此同时，美军正式向台湾派出“军事顾问团”，并在台湾成立了协防司令部。美军驻台人员于是急剧增加，1951年仅116人，而到1957年已增加到数千人，加上美国公民和眷属已超过1万人。〔23〕根据1951年美国派遣《军事援华顾问团》之换文，驻台美军比照外交人员，享有“治外法权”，并不受台湾当地法律之管辖。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为了让第七舰队继续留在台湾海峡，美国也为了保持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不致在大陆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下“沦陷”，双方决定缔结一项军事协定。1954年12月3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条约》宣称“愿公开正式宣告其团结之精诚及其自卫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之共同决心”，台湾给予美国“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御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美国则协助防御台澎地区。〔24〕军事协定的签订，极大地增强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信心，他在日记中说：“‘中美互助协定’已于三日晨正式签订成立，此乃十年蒙耻忍辱苦撑奋斗之结果，从此我台湾反攻基地始得确立，大陆民心乃克振奋。此诚黑暗中一线之曙光。”〔25〕然而，蒋介石这种借助外力自保，甚至不惜让美军驻台，牺牲领土主权完整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美台”之间的不平等。美军驻台士兵自视为台湾的救世主，横行无忌，作威作福，经常强买强卖，酗酒滋事，甚至飞车伤人，欺辱妇女。而台湾当局为了拉住美国与大陆对抗，对美军的胡作非为往往姑息迁就，睁只眼闭只眼，反过来又对美军士兵的恶行起到纵容和怂恿的作用。台湾民众的反美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累，终于因刘自然被美军开枪打死而酿成大规模的反美运动。
1957年3月20日晚11时，美军顾问团上士雷诺在其台北市阳明山住宅门前，将任职于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少校军官刘自然开枪打死。案发后，台湾省警务处前来调查。雷诺声称案发时刘自然在偷窥其妻入浴，被发现后也不离去，他始自室内持枪而出，刘自然企图用木棍加害，雷诺乃开枪自卫。刘侧身跑数步，跌仆水泥道旁。他欲返家电话报警，行十余步，见刘捧胸起立欲逃，遂又对准发射一枪。刘负伤逃往公园，最终丧命。但警务处调查后认为，雷诺所称事出自卫，多难采信，而有杀人之故意，非为正当防卫。〔26〕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杀人者偿命乃天经地义之事。无奈台美间有协议在先，美军在台官兵享有“外交豁免权”，美军官兵犯法只能由美军在台的“军事法庭”审判，台湾当局无权过问。
5月23日，美“军事法庭”宣布雷诺枪杀刘自然系“误杀”，并以“罪嫌不足”判雷诺无罪，予以释放。由于美国统一军法规定，军事法庭“无罪”之判决，不须经其军事长官审核，一经判决，即生效力。就在雷诺宣判无罪同时，美军当局也在安排雷诺及其家属尽快离开台湾。〔27〕
消息传出，台湾舆论哗然，均认为美“军事法庭”的判决“不合理”、“不公正”、“太霸道”，“此案如此定案，实开一恶例，我人民将毫无保障矣！”〔28〕“台北地方法院”也认为雷诺枪杀刘自然并不具备“正当防卫”的要件。台湾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由“外交部”出面向美方“交涉”。但美方根本不把台湾当局放在眼里，认为依据美国法律，“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后，不能上诉和重审。
5月24日上午10时，刘自然的妻子奥特华身着黑衣，手举分别用中、英文写有“杀人者无罪？我控诉！我抗议！”的牌子，来到美驻台“大使馆”门前抗议。很快就有三四百名台北市民上前围观、声援。国民党警察曾威胁要其离去，但遭奥特华拒绝。她声泪俱下地向围观群众哭诉，发誓要为丈夫讨回公道。当人们听到她“我今天在这儿，不光是为我无辜的丈夫作无言的抗议，我是为中国抗议”的话时，在场民众无不群情激愤，他们高呼“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还我公道”等口号，将美国“大使馆”团团围住。〔29〕
到下午1时许，声援民众已近数千人。此时，雷诺离台之消息业经电台播出，终于激起了众怒。先是有人以石子投掷美“大使馆”玻璃窗，后有人翻墙进入“大使馆”，打开铁门，外面愤怒的民众一拥而入。他们砸烂美国“大使馆”的牌子，扯下星条旗踩在脚下，捣毁门窗和办公室的家具，放火焚烧了“使馆”的汽车、文件，并在墙上刷下“美国佬滚出去！”的标语。与此同时，台北的美国新闻处及美军台湾协防司令部也遭到了市民的围攻。
事发后，台湾当局先后出动警察、宪兵使用高压水龙头、催泪瓦斯等，最后不得不调动卫戍部队才将人群驱散，直至晚上9时，事态才逐步平息。据官方公布，此次冲突有1人死亡，2人重伤，24名警员受伤。这就是震惊岛内外的“五二四”反美事件。
事件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强烈反应。24日晚，“驻华大使”蓝钦自香港匆匆返台，向“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台湾当局保护美在台人员安全，赔偿一切损失。〔30〕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声明，大规模的反美事件，“不似一无组织的行为”。美国媒体甚至公开认为蒋经国是幕后的操纵者，“救国团”是背后的策动者。〔31〕
26日，蒋介石接见了蓝钦“大使”，并表示：此次不幸事件，系一般中国人民对雷诺案审判结果不满而发生，决非此间有任何反美运动。然而，蓝钦却表示，就他所得的报告显示，此次事件是自发性与有计划的混合体。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在第325次国家安全会议中，认为“此次动乱一开始就是经过非常仔细的计划，刘妻有若干官方的支持”。
蒋介石对于美方坚持“五二四”事件是一件有计划的反美运动，深感不安。他很清楚美国人在怀疑蒋经国。为此，他派“外交部长”叶公超会务蓝钦，表示：“‘总统’本人对此说殊为震惊，竟有人如此怀疑，诚属不可思议。倘确有其事，则蒋经国之行为实违背‘总统’及国家之利益。”
蒋经国本人对于美国的指责，一方面公开表示台湾并无反美意识，另一方面也向“外交部”出示了他在5月23日给“救国团”的指令。其内容为：〔32〕
闻今日晚报登出美“军事法庭”宣判雷诺无罪后，各校学生皆有不平之情绪，有若干学校且甚愤激。此一情形，本团应密切加以注意，以免被人利用操纵，举行罢课游行与请愿等事，以造成扰乱社会秩序之现象。更可虑者，在此情绪不安情况之中，不法分子可能制造事件，破坏“中美关系”。本团应即指示各学校团部，一切皆应本相信政府之态度，听候政府依法律与外交途径解决之。如有意见可书面提出之。
但美方并没有消除对蒋经国和“救国团”的怀疑。9月12日，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李查兹偕同美国副国务卿赫特飞抵台北，对“五二四”事件后的台湾情势进行评估。李查兹曾当面对蒋介石说：“美国国会与人民不解，为何当时没有采取强力措施，以阻止此不幸事件？在美国有广泛的报道认为蒋经国所指挥的‘救国团’成员，在此次暴乱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33〕李查兹认为，至少蒋经国以及他领导的“救国团”，事先应该知道当日“大使馆”前的有组织抗议活动。
事情的发展对蒋经国和“救国团”都非常的不利，甚至有人建议取消“救国团”。当时，李焕曾建议蒋经国可以写几篇文章或者发表正式谈话，澄清他和“救国团”没有参与事件，“救国团”是被冤枉的，但蒋经国表示这样一来，会更加引起外界对此事件的注意。他说：“此时国家的处境已经非常艰苦，现在这个时候发表谈话只会引起更多的是非，我们要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胸怀，相信是非曲直将来总会明白的。”〔34〕
果然，“五二四”事件之后，很长时间蒋经国的行迹暂时从报章杂志上消失，拒绝记者访问报道，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而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荣民”和修筑中横公路上了。
注释
〔1〕 《联合报》，1951年10月30日。
〔2〕 《蒋介石日记》，1950年，大事表。
〔3〕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总团部编著：《绿旗飘扬三十年》，1983年，第48页。
〔4〕 《筹组“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原则》，《革命文献》第77辑，第33—34页。
〔5〕 蒋介石：《1952年青年节告全国青年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3，书告，第13—14页。
〔6〕 《李焕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国史馆”印，2009年，第53页。
〔7〕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总团部编著：《绿旗飘扬三十年》，第4页。
〔8〕 《李焕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国史馆”印，2009年，第55页。
〔9〕 蒋经国：《改造学校风气变化学生气质》，《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五册，第110页。
〔10〕 金智：《蒋经国与台湾党国体制的建构》，成功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7年，第267页。
〔11〕 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第201页。
〔12〕 陈红民等：《蒋介石的后半生》，第153页。
〔13〕 《高铭辉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国史馆”印，2009年，第55页。
〔14〕 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天下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15〕 傅正：《雷震全集（39）——雷震日记》，第214页。
〔16〕 《李焕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61页。
〔17〕 《蒋介石日记》，1952年，总反省录。
〔18〕 《柏杨回忆录》，第216页。
〔19〕 李松林：《晚年蒋介石》，第259页。
〔20〕 《联合报》，1954年3月11日。
〔21〕 傅正：《“青年反共救国团”问题》，《自由中国》第18卷第1期，1958年1月。
〔22〕 陈红民等：《蒋介石的后半生》，第229页。
〔23〕 栗国成：《1957年台北刘自然事件及1965年美军在华地位协定之签订》，《东吴政治学报》2006年第24期。
〔24〕 《联合报》，1954年12月3日。
〔25〕 《蒋介石日记》，1954年12月4日，上星期反省录。
〔26〕 《雷诺枪杀刘自然案事件交理经过》，“行政院”档案，“国史馆”藏，典藏号：071/165-1:240-4。
〔27〕 《联合报》，1957年5月24日。
〔28〕 《联合报》，1957年5月24日。
〔29〕 《联合报》，1957年5月25日。
〔30〕 《行政院会议议事录》，“行政院”档案，“国史馆”藏，典藏号：105-1/115。
〔31〕 《李焕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59页。
〔32〕 《五二四事件有关机构报告》，“外交部”档案，“外交部”藏，档案号：425.2/004。
〔33〕 栗国成：《1957年台北刘自然事件及1965年美军在华地位协定之签订》，《东吴政治学报》2006年第24期。
〔34〕 《李焕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