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退辅会主任
1949年前后，共有60多万国民党官兵撤退至台湾，其中50多万为无眷单身官兵，另外10多万有眷军官和士官。由于大部分官兵的家眷还在大陆，因此迫切希望能“收复”大陆，早日回到老家，而对于是否要在台湾安家落户却有着不确定感。到了1950年中期，反攻仍然无望，而近半数的官兵却已进入三四十岁的年龄阶段，有些甚至年逾五旬，被人讥为“胡子兵”。为了维系军队的稳定，维持官兵对蒋介石的忠诚，蒋介石一方面不停地高调宣扬“反攻大陆”、“反攻复国”，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考虑对退役老兵的安置问题。
此时，美国顾问团也向蒋介石提出了建议，认为应该实施军队汰旧换新的计划，以征兵代替大陆抵台的职业士兵，并且提出美方愿意提供相关的资金援助。然而，这个问题处理起来颇为棘手。由于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军官比例甚高，以致当时军官加士官的人数超过征集入伍的士兵，大约形成32万对28万的比例。〔1〕这批军官历经无数烽火，追随蒋氏父子半生戎马，一旦退役孤苦无依，谋生乏术，稍有差错，不仅会影响军心士气，而且将给刚刚安定下来的台湾社会带来动荡。
经过苦思焦虑之后，蒋介石再次决定将此重任交给蒋经国。为此，蒋介石决定成立“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专门负责解决退除役官兵的就业、保健、医疗、职业训练及就业辅导、法令权益及优待、调查、检定、调配、养老救助、生活指定与管理等有关事项。1954年11月1日，“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设正、副主任各一人，主任一职由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兼任，副主任一职由蒋经国兼任。
当蒋经国接手这项工作时，曾有人友好地劝他说：“你何必花这么多时间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蒋经国答道：“我们要讨谁的好？今天我们一切工作服务，难道说都是为了讨好？”〔2〕
蒋经国狩猎
其实，那人没有明白蒋介石父子的心思。对于蒋介石父子，退辅会的工作，就是政治工作。蒋经国前往退辅会报到前，蒋介石对他说：“要像照顾自己家人一样地照顾退除役官兵。”蒋经国心中明白，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事关“社稷”稳定。他说：〔3〕
退除役官兵离开部队，都是无家可归，在社会上又没有朋友，一离开军队，就无立足之地。……假使不管他们，而他们又是怎么样呢？第一对于军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一般官兵会感觉到他们若是老了、病了、残废了，一旦离开军队到社会上，将来会怎么办？想到这个问题，就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安定，就使得社会上不能安定，一个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会做出他们十分不愿做的事情。为了社会安定，为了国家需要，为了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所以政府才做这个工作。
事实上，在当时台湾的官僚体系中，除了他，也确实没有人能顺利执行这一艰巨任务。正因如此，他勇敢地担负起了这个责任，自比“第三兵团”，除了“政治”，且有“良心”和“道义”的责任。他说：“我们同是生长在这苦难的时代里，多难的时代里，多难的国家中，大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对‘荣民’是以感情、道义去服务，不是讲恩赐。”〔4〕他还对部属说：“只要我有饭吃，他们就有饭吃，只要我还有一口饭吃，我就把这口饭先给他们吃。”这话赢得了全体“荣民”的齐声喝彩，赢得了众人的信任和期待。
1957年5月，蒋经国正式出任退辅会主任，他带领退辅会部属更加全力地投入工作。他对全体退辅会工作人员说：“今天不管是老干部、青年人，既然从事这种工作，必须要确定一个观念，我们这个工作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成败，每一位同志，都应当有这种看法，至于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综合共有四点：（一）要使老弱‘荣民’安居乐业。（二）残废‘荣民’有地方休息。（三）有病痛的‘荣民’有地方医疗。（四）有能力的‘荣民’，有地方工作。”〔5〕可见，蒋经国的目标是要让“荣民”“壮有所业，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用”。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退辅会采取的办法是：年轻而有志求学的，辅导就学；有工作能力的辅导就业；需要休养的使之休养；病苦的使之就医。辅导会还相应创办了“荣民医院”、“荣民之家”、农场和工厂等。
就业辅导方面，在蒋经国的领导下，政府努力增加就业安置能量，根据退除役官兵的体能与志愿，按照“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的原则，尽量安置“荣民”就业。1958年1月，蒋经国指示退辅会工作人员说：“‘荣民公民’教育非常重要，必须加强。关于其他各种技术训练，可于检定后未退前，利用军方本身现有的训练机构，予以训练”，“各单位对‘荣民’之辅导教育，应分为生产单位和就医、就养单位两种。大专毕业之‘荣民’，必须安置工作”。1959年7月，他又指示说：“‘荣民’生产就业之途径，必须作长久之计划。军方各生产机构，如有工人出缺，应请其一律以退除役官兵递补。”〔6〕之后，蒋经国还亲自托请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推荐高校教授，设计一套测验，让退辅会能依据测验的结果，给每一位“荣民”找到合适的工作。退辅会又通过收购或政府拨用之公有荒地、河床地、山坡地、“国有”林班地、水池等设置农场、林场和渔场。先后建立了彰化、嘉义、寿丰、宜兰、池上、桃园、高雄、竹田、鹿野、苗栗、福寿山、兰屿、西宝、清境、武陵、屏东、新竹、金门等农场、森林开发处、海洋渔业开发处。与此同时，退辅会还提供补助费或贷款，协助退除役官兵做小生意，譬如摆设小吃摊，或当三轮车夫。后来，台北市区要取消三轮车时，蒋经国又指示退辅会：“对台北市区从事三轮车之‘荣民’，应特别辅助，劝导专业，并可挑选年轻力壮知识较高者，予以汽车驾驶技术训练。并研究成立一‘荣民’计程车公司。”〔7〕另外，台湾的一些民营企业也被要求配合政府的安置政策。1962年，蒋经国又会同“考试院”专门设立了退除役军人转任公务人员特种考试，以便为知识水准较高的退除役官兵提供新的就业途径。
就养方面，依据“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条例”，退辅会计划设置“荣誉国民之家”，安置因战（公）致身心障碍，失去工作能力，或年老无依及生活无着之退除役官兵，使其晚年能获得妥善照顾，有尊严地颐养天年，从而做到“在营良兵，在乡良民”。1958年4月，蒋经国在退辅会业务会议上指示，“凡是年满六十岁以上之‘荣民’，除有特殊情形外，应一律送‘荣家’养老”。〔8〕为了安置这些“荣民”，退辅会先后在板桥、台北、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台南、白河、佳里、冈山、屏东、花莲、马兰、太平等地设立了14所“荣誉国民之家”，安置“荣民”数万人之多。
就医方面，为了使伤病之退除役官兵适时获得适当医疗保健，辅导会组织条例第16条规定，在各必要地区设置“荣民医院”，供“荣民”就医。1958年7月1日，退辅会在台北市设立“荣民总医院”，并于次年11月1日正式营业。“荣民总医院”建立后，蒋经国非常关心医院医护人员的素质，他曾强调：“‘荣民总医院’员工素质，应特别注意，尤应避免引用亲戚朋友或推荐私人”，“一切医务及行政设施等，应以新的精神、新的方法去做，方可赶上时代，一切办法，必须达成科学化、制度化的要求，尤其是医护人员，应彼此协调、合作无间，并彻底消除派系观念，应以人才为主”。〔9〕1959年1月，蒋经国在主持“荣民总医院”的业务会上说：“今后‘荣总医院’应做到的五个目标是：最新的设备；最优的医师；最高的医德；最美的环境；最好的管理。”〔10〕后来，“荣民总医院”不仅发展成为大型医疗机构，还以医疗照顾品质、医师专业水平的高超，闻名遐迩。蒋家后来还以“荣总医院”为全家治病的专门医院。由于“荣民医院”能为“荣民”提供免费治疗，因而深受广大“荣民”的欢迎。此后，退辅会又相继在部分县市设立了“荣民医院”，使“荣民”可以就近就医。对“荣民”就医问题，蒋经国在一次讲话中说道：〔11〕
我们为“荣民”医病，不管怎样花医药费，活着用多少钱，总是以医好病为原则。有一个“荣民”动外科手术，用1300多西西的血，输血费就要26000多元，请最有名的医师，医好一个“荣民”，又花到5万元以上的数目，我觉得在道义上、良心上，都感到尽到了我们的责任。用别的钱，我们可以尽量的节省，但是为了要医好一个“荣民”的病，我们不论花多少钱，是不节省的。我们是以这种精神来做“荣民”的辅导工作。
就学方面，主要是对年轻而有志求学的退除役官兵进行辅导，使其能继续就学读书，甚至安排到世界各国求学。
经过蒋经国的努力，退辅会取得了显著成绩。1959年11月，他在“立法院”作施政报告时声称：退辅会创设50个附属事业机构，新建各种房舍，总面积15万余平方公尺，安置退役军官4300人、士兵85309人，其中5039人已训练成技术人员。〔12〕1964年3月，蒋经国接任“国防部”副部长，并于7月辞去退辅会主任职务。自退辅会创设至蒋经国逝世的那一年，退辅会所安置的“荣民”总数达到354480余人。其中，安置就业的有208500余人，就医的有284500余人，就养的有106200余人，就学的有5600余人。在所有“荣民之家”就养的“荣民”有73600余人，在14所“荣民医院”住院就医的“荣民”有10100余人。就学的都能各有所长，独立成家。就业的有2500余人毕业于大专院校，出国留学的有300余人，获硕士学位者200余人，获博士学位者20余人。〔13〕
在退辅会工作期间，蒋经国非常忙碌，除了想办法辅导“荣民”，还得为退辅会的经费发愁。退辅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美国的援助。美方特地成立了福莱公司，负责审核退辅会的美援计划，公司的负责人是韦伯上校。韦伯在大陆时期曾任南京“国防部”预算局的顾问，对于国民政府乱用美援的情形非常清楚。因此，为了确保美援不被挪用，对退辅会的经费预算审核非常严格。对此，蒋经国曾多次指示退辅会的工作人员要想办法向美方争取美援。1958年12月20日，他在主持退辅会第七次委员会会议上说：“关于本会美援安置计划问题，应使美方充分明了‘荣民’亦有接受美援的权利。此一事实，请各位委员向美方说明，以利今后美援之申请。”〔14〕然而，对退辅会提出的经费计划，福莱公司往往会提很多意见，甚至迟迟无法通过。这令蒋经国非常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为了赶进度，蒋经国有时不得不在美援款尚未拨下来之前，就开始执行计划，经费就向台湾银行透支。台湾银行鉴于蒋经国的身份，也不敢怠慢，只好为退辅会垫资。后来，蒋经国向美方建议，取消福莱公司，直接由美方指派官员担任退辅会顾问。美方最终接受了蒋经国的建议，美援款拨付也就相对顺利多了。〔15〕
蒋经国对部属也严格要求，退辅会的工作人员随时都准备被蒋经国召见，但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怨言。曾跟随蒋经国在退辅会工作多年的王绍堉先生后来回忆说：“现在回想起当时工作情景，可能因为年轻，又有使命感，只觉得要完成任务，所以并没有什么压力，感觉很轻松。尤其是经国先生担任退辅会主任委员，我们做起事来更显得轻松。”〔16〕
我们在退辅会和经国先生做事都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守时。经国先生当时开会，时间安排非常紧凑，下午一点半开横贯公路的会议，列席的都是公路局的人；下午两点半开“荣民医院”的会议，来的人都是卫生署与省政府卫生处的人；下午三点半开“荣民农场”的会议；四点半又有另外一场会议要开，一场接一场因此决不能迟到。再加上他开会非常注重效率，一个钟头一个会议的进行，大家都是长话短说，把话讲的很直接清楚。因此跟经国先生做事第一习惯，就是要守时。第二个是养成报告重点的习惯。在退辅会时期，经国先生的办公室在三楼，我的办公室在二楼，我一看见他的车子到大门，立刻就到他办公室报告事情，详细列举要报告的事情，他立刻裁决，过程非常明快，绝不拖泥带水。〔17〕
蒋经国虽然把退辅会的工作当做是一项政治工作，但他的确是真心实意地为退除役老兵服务。1956年5月4日，蒋经国在对退辅会工作人员的讲话中说：“退除役官兵过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打了多少次仗，流了多少次血，现在因为体力上的关系不得不离开军队。他们过去功在‘国家’，而现在无家可归，我们要时时刻刻去抚慰他们，用一切办法去安置他们，使他们在安定生活中随时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18〕1967年12月19日，他在退辅会第二次扩大业务汇报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有六万个退除役官兵，需要我们去安置。这六万个退除役官兵里面，有多少是瘫痪，有多少是盲残，有多少是残废，这种人我始终忘不了。”〔19〕
他不但说到，而且做到。在退辅会期间，他几乎跑遍了整个台湾。当时患有麻风病的退除役官兵被安置在乐生疗养院，蒋经国到那里视察时，“对那些病患的官兵是又亲又抱，一般人是根本做不到的。我们当时跟在经国先生后面，不能说不去，只好勉为其难跟着进去，经国先生却还要留在那里吃中饭，这种精神根本不是一般人可以学得到”。花莲玉里的精神病院，蒋经国也是常去视察。蒋经国后来听说那里的病人不愿理发，他就特意为病院请来两位女理发师，马上受到病人的热烈欢迎，每天都有许多人排队等着理发了。〔20〕
尽管蒋经国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特殊的身份，为“荣民”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尤其是让年老贫病、无依无靠的荣民们有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但大部分“荣民”依然生活极其艰辛。对此，蒋经国深有感触。他说：“我们‘荣民’的生活还是很差，尤其是荣家的‘荣民’，每一个月仅有零用金30元，我的内心很难过。‘荣民’的生活，真正讲起来，还是很苦的。”因此，他希望所有的退辅会工作人员能够用“爱”去对待“荣民”，为“荣民”服务。他说：“我们的工作，除了经费预算，房子设备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爱’字！应当以‘爱’为中心。我自己在政府各部门所做的工作当中，认为以替‘荣民’服务，感到最为愉快！”〔21〕
二 战士授田
由于在国民党官兵中，大量的士兵来自于农村，他们对土地始终有着浓厚的感情。为了激励迁台的国民党官兵，蒋介石决定采用中国古代的军功授田方法，给战士颁发授田证。1951年10月18日，蒋介石批准颁布了《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以“奖励反共抗俄战士，提高士气，争取反共抗俄的基本胜利，及为将来复员准备，安定社会基础”。〔22〕它规定授田对象为：“一、参加反共抗俄作战之陆海空勤部队暨军事学校、机关的现职兵科业科军官、军用文职及技术人员与士兵。二、参加反共抗俄作战在授田条例公布以后退除役战士。三、卓有功绩之反共抗俄游击团队人员。”所授之田为台湾现有之公地及将来“反攻大陆”完成后之公地、无主地及没收之地；授田标准是每一士兵授予每年出产净早稻2000市斤面积之田，或与其同值产量面积之田，但边疆地区授田者不在此限，“又阵亡将士遗有家属或依法应受扶养之人，作战受伤致成残疾者及特有功勋经国防部核定者，其所定授田数额将增加减”。〔23〕
然而，条例颁布后多年未能实施。1954年5月，蒋介石又批准公布了《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实施细则》。1955年7月，“行政院”饬令“国防部”成立了“反共战士授田办事处”，展开调查登记工作。8月，又颁布了《反共抗俄战士授田凭证颁发办法》，规定“凡阵亡战士之家属，伤残战士，在授田条例公布之日，服务已满二年之战士，以及在条例公布之日，服务已满二年之退（除）役官兵，均可优先获得授田凭证”。〔24〕
1956年7月，当局在台北、台中、台南、台东、澎湖马祖、金门及遗族区，就近向士兵颁发授田凭证。各区的领导人均由“国防部”派充，师级以上单位都举行了颁发仪式。根据授田条例规定，战士授田证件分授田凭据及授田证书两种，前者由“行政院”按“国防部”查报士兵名册，填发凭证，转由“国防部”发给，后者则俟配授地夺回，再依据各地查报可供分授之田地，凭据统筹核配，换发授田证书，转由“国防部”分给，饬该管地方政府凭证分授田地。蒋介石把授田这种保障退役士兵生活的基本措施也与他的“反攻”大陆政策联系在一起。在台湾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土地分给士兵，只能允诺“反攻”成功后将大陆的农地分配。
1957年，蒋经国领导的退辅会，开始试行对部分退除役老兵授田。通过授田，把这批士兵全部投入农业生产，既解决农业劳动力缺乏问题，也解决退役士兵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10月8日，“反共抗俄战士授田典礼”在宜兰县三星乡三里国校举行。典礼由周至柔主持仪式，蒋经国等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退除役官兵1000余人参加。
参加此次授予仪式的宜兰县大同合作农场的1280名退除役军人，均获颁授田证书和财产授予证书，授田总面积为水田、原地、建地等合计561.8796甲。在授田同时，还授予这些退役军人各种财产，如房屋、仓库、农具、家具、家禽、生产设备、运输工具等。蒋经国声称，实行退役官兵授田有两点重要意义：“第一，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是我们反攻必胜，建国必成的重要关键；第二，对退除役官兵的优先授田，表现了反共抗俄战士的光荣。”〔25〕
然而，虽然很多老兵获得了授田证，却只有极少数老兵实际领到了田地。退辅会也没有能力给全部的退役老兵授田。因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遥遥无期，老兵们手拿的授田凭证也就是一张废纸，多少老兵们手拿授田凭证几十年，至死也未见到自己的土地。
到了蒋经国晚年时期，一些老兵终于忍不住一起向当局抗议，要求解决授田问题。1987年7月7日，部分老兵冲进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晋见正在主持中常会的蒋经国，并为他们解决授田问题，后来经过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和“社工会”主任赵守博等人的劝说沟通，老兵们才纷纷离去。不久，蒋经国指示赵守博说，老兵问题很重要，老兵的诉求主要有两件事，一个是回大陆探亲，一个是战士授田证换钱。这些人过去为国家牺牲奉献，相当辛苦，所以一定要设法照顾他们。〔26〕然而，蒋经国还没来得及解决授田问题，就已逝世。1990年，“立法院”终于通过了《战士授田凭据处理条例》，用现金折价的方式将老兵们手中的授田凭证一一赎回。
三 修筑中横公路
台湾近代化开始于清末洋务运动，铁路、公路均在那时开始修建。继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基础建设尚称良好，留下了纵贯南北的铁路，初具规模的电力供应，以及比较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顺应了台湾原有的经济结构，首先解决了土地分配问题，以有效增加生产，并取得政治稳定的基础。
1950年代中期，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发展后，更多的基础建设陆续展开，其中一项就是中横公路。中横公路东起花莲县太鲁阁，西至台中县东势镇，是第一条贯穿险峻的中央山脉，将东岸与西岸连接起来的横贯公路，全名称东西横贯公路或中部横贯公路。由于台湾多山，东西两边为中央山脉所阻隔，西部平原地区经济发达，东部则相对落后，如果东西干道能够打通，不仅东部发展可以加速，中央山脉丰富的矿产、林木和观光资源亦可得以开发利用。为了打通台湾东西部通道，从1950年开始，台湾省公路局就有了横贯台湾、穿山修路的计划，先后请美国和日本的勘探队前来帮助勘探。台湾的中央山脉地处西太平洋板块聚合的造山带，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美国人的勘探设计估算要耗时11年才能修通。日本勘探队再进行勘探，结论是至少费时七年才能完成。
1955年，台湾当局决定由台湾公路局承建这条中横公路。在公路开工之前，设计定出北、中、南三线，蒋经国曾亲自带领一队勘测中线。为了实地考察勘探，蒋经国经常与勘察人员穿越深山老林，翻过悬崖峭壁。“到山上勘察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山中完全没有路，只能徒步用爬的，经国先生亲自带领一组探勘队，光他本人就从花莲走到雾社，全长100公里，前后十几、二十天的时间皆待在山中。”〔27〕
1956年7月，蒋经国在公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林则彬的陪同下，率领工程勘察队，对路线进行了最后的勘测。此次行程长达三个月，给蒋经国和同行的人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下一段生动的回忆：〔28〕
这次旅程近似探险，进入山的深处，没有人烟，只有鸟啼兽迹，前人没有留下足印，只有对准方向，往高处爬，越过高山，又降到谷底，再爬高，再前进。我们和刺骨的寒风搏斗，无惧于毒蛇和蜂蜇的困扰，披荆斩棘，都不怎么困难，最大的难处是通过悬崖峭壁，手攀着藤，脚踩着地，半步或一步的往前移，一不小心失手或失足，掉下去粉身碎骨，绝无生还，须在迈开脚步之前，先看准立足点，然后试着踏上，站稳脚步，才算跨进一步。就这样，我们终于顺利完成勘测全线的工作，也终于胜利的征服了这条蛮横山脉。
蒋经国勘察中横公路
在勘察路上，随行人员都非常担心蒋经国的安全，遇到没有路，就在他身上绑上一条绳子，前面10公尺一个山包，后面10公尺一个山包，以防他掉到山谷里去时，可以把他拉上来。〔29〕林则彬也说：“经国先生两次亲自率队踏勘路线，翻山越岭，走断峭壁，乘坐横索吊筐过河，渡索桥，在峰峦起伏、林木蔽天，长达近300公里无人地带的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
1956年11月，台湾省公路局成立“横贯公路工程总处”，负责开路、规划、建造、铺路等工程事宜。这项工程主要由蒋经国负责。为了支持横贯公路的建设，蒋经国调派了“荣民”第一、第四工程总队，动员了陆军步兵、退除役官兵、临时雇工及工程人员共1万余人参加横贯公路的建设，其中退除役官兵人数最多，占了一半以上。
台湾的地质属于折曲地形的新地块，山势高耸，而且都是岩石，在没有任何先进大型机械协助下，全靠人力开凿山壁。事实上，坚硬的山石，任何小型机器都不适用，以空压机打一天，还打不下一尺的岩石，只能依仗人力，以几只钢钉与一个铁锤慢慢地开凿。开凿下来的土石，也只能靠人力用扁担挑走。人在陡直的山壁下开凿岩石，看不到天空，有时好几个月都是在一块大岩石里一点一点地凿。东部地区多地震，使用过炸药之后，只要有一点点小震，就可能引起大规模山崩，山崩时常常连人带工具一起埋掉。中横公路在开工之后，由于台风、地震等气候影响，曾发生过不少意外。第一件重大死亡事件是在1957年7月发生的，由于清晨发生一起地震，导致正在进行架桥灌浆的工程毁损，公路局的工程师靳珩，被地震落石击中，坠落山谷身亡。在耗资4.3亿元，历时3年9个月又18天的工期里，一共有212人殉难，702人受伤，是台湾有史以来死难最多的工程。〔30〕
中横公路原定三年完成，后因太鲁阁至天祥段，连遭台风侵害，使得该段路面、桥梁受创甚巨，因此改线重建，以致使工期延后数月才完成。1960年4月6日，中横公路全线进行试通车，从台中谷关直通花莲。由于全线为石头路面，大型车辆时速约为20公里，比以前绕道台湾两端要节省六个小时的路程。另外，还有一条支线从梨山通宜兰，使台湾不再因中央山脉的阻隔，而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是国民党迁台后第一项重要的基础建设。国民党当局将这条公路的完成，视为迁台初期的重要政绩。
通车之日，蒋介石特意为中横公路通车典礼发来书面贺词。他在贺词中说：〔31〕
今天是台湾省东西横贯公路正式通车的开始。这条公路由于全体工作人员将近四年的辛勤努力，得以顺利告成，此不仅是我国交通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也是建设台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辉煌事迹之一。
横贯公路通车后，东西两地区可直接畅达，无须绕道行驶，在交通上具有极高价值。更由于沿线地区蕴藏丰富的林矿，足资开发利用，并有广大的农地，可供开拓生产，其在国防与经济上的价值，诚属无可限量；尤其对沿路人民福利的增进，以及山地同胞生活的改善，裨益实多。
这次参加开路的工作人员以大无畏的勇气与大自然相搏斗，终日出入于高山深谷、丛林密菁之间，沐雨栉风，胼手胝足，其艰苦卓绝的毅力与冒险犯难的精神，殊足令人敬佩！今天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参加筑路的国军退除役官兵和一部分现役战士，始终是施工的主力。他们抱着在战场上牺牲奋斗的决心，来参加工作，完成使命，其劳苦实不下于前方浴血作战的将士，其贡献亦与克敌致果同样光辉。可以说这条公路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凝着他们的血汗，也刻下他们的功绩，他们的精神必将随着这条公路的畅通，而永垂不朽！
这条横贯公路不仅在交通上将台湾东部与西部连接起来了，而且还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景观，为台湾日后发展观光事业奠定了基础。而从事开路的退除役官兵，将近有5000余人留在了山上。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们用双手开辟了一片片果园，种植海外引进，或台湾自行改良的寒带水果和高冷性蔬菜，对台湾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中横公路完成之后，蒋经国对公路建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兼之他时常和工程师生活在一起，经常讨论之下，他也逐渐贴近工程师的思维，对公路建设过程有相当的了解，当然也领悟到了交通建设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当蒋经国启动“十大建设”时，交通建设就占了六项。
注释
〔1〕 ［美］陶涵：《蒋经国传》，第269页。
〔2〕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五册，第319—320页。
〔3〕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五册，第307页。
〔4〕 江南：《蒋经国传》，第357页。
〔5〕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五册，第308页。
〔6〕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七册，第84、104、292页。
〔7〕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七册，第100页。
〔8〕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七册，第40页。
〔9〕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七册，第54、58页。
〔10〕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七册，第86、100页。
〔11〕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六册，第241页。
〔12〕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六册，第234页。
〔13〕 漆高儒：《蒋经国评传——我是台湾人》，第132—133页。
〔14〕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七册，第78页。
〔15〕 《王绍堉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10—11页
〔16〕 《王绍堉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16页。
〔17〕 《王绍堉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12页。
〔18〕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五册，第269—270页。
〔19〕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五册，第600—601页。
〔20〕 《王绍堉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17页。
〔21〕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六册，第243页。
〔22〕 《联合报》，1956年7月11日。
〔23〕 《联合报》，1956年10月2日。
〔24〕 《联合报》，1956年7月11日。
〔25〕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五册，第564—565页。
〔26〕 《赵守博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260—261页。
〔27〕 《陈世圯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二辑，“国史馆”印，2010年，第114页。
〔28〕 秦风：《岁月台湾1900—20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29〕 《王绍堉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14—15页。
〔30〕 宋光宇：《台湾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
〔31〕 蒋介石：《对横贯公路通车典礼书面贺词》，《“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0，书面致辞，第65—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