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诚被弃
到台湾后，蒋介石几乎没有可以完全信任的人，除了蒋经国之外，陈诚算是一个特例。然而，由于蒋介石深受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最终没有让陈诚继位，而是决定将权位传给儿子。可以说，晚年蒋介石的最大心愿，除了“反攻大陆”之外，就是传位于子。毫无疑问，蒋介石在台湾的确拥有绝对的权势，只要他不主动放手，“总统”一职非他莫属。但是，蒋介石想要把权力完全移交给蒋经国，却必将遭遇各种挑战。可以说，蒋经国的接班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心里也非常清楚。因此，在迁台之初，蒋介石就让蒋经国先后插足于党、政、军、团，在各重要部门历练，培植自己的势力。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利用各种机会，为蒋经国接班扫除障碍，先后逼走陈立夫，驱逐吴国桢，囚禁孙立人。然而，在蒋介石与蒋经国权力交接之间还横着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副总统”陈诚。陈诚毕竟不是陈立夫、吴国桢、孙立人，由于他自任台湾省主席以来，一直主持台湾事务，成效显著，对台湾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诚出掌台湾省主席时，政治与经济各方面问题重重，金融动荡，物价高涨，学潮澎湃。为了稳住情势，安定人心，陈诚做了好几件颇具开创性的大事，如实行“三七五减租”、改革币制、粮食增产及实施地方自治等。其中，对于“三七五减租”的成效，有人曾作出总结，认为：〔1〕
三七五减租使农民生活改善，农业生产显著增加，业佃纠纷减少，农地价格下跌，农民政治意识提高；使占农民中大多数之佃农，得免饥寒，农村渐臻复兴，成为台湾一大安定力量，巩固民族复兴基地，增强反共实力，其影响所及，尤为重大。
蒋经国与陈诚
而陈诚主持的币制改革，则进一步稳定了台湾的经济和社会，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七五减租”与改革币制两项，被认为是战后台湾由贫困走向小康的起步之举。
当然，陈诚之所以深得蒋介石重用，也与蒋介石用人严守传统亲谊观念有关。蒋介石所重用的大多不是黄埔系，就是同乡。陈诚不仅具有这双重身份，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且他不贪污、家教严谨。正因为如此，陈诚官运亨通，先是出任台湾省主席，后由他“组阁”，出掌“行政院”。1954年3月召开的“国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由蒋介石保举当上了“副总统”。1957年国民党“八大”召开时，又由蒋介石提名，陈诚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同时仍兼“副总统”。1960年，陈诚再度当选“副总统”。可以说，陈诚不仅在台湾的党政军拥有广泛的基础和相当的实力，而且在台湾民众中也拥有很好的政绩口碑，极有资格成为蒋介石的继承者。就连蒋介石本人也常说：“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然而，尽管陈诚不敢居功自傲，也不可能对蒋介石的地位发起挑战，但却逐渐成为蒋介石把权力移交给蒋经国的一个巨大障碍。随着台湾的稳定，陈诚与蒋介石父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早在蒋介石组建“救国团”时，陈诚就表示反对。理由是应记取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分裂为党团两大势力，不顾党之将亡，恶斗不休，搞得天下大乱的教训，不要再为个人势力的成长而另外弄一个“小国民党”。但蒋介石没有听取陈诚的意见，而是坚决支持蒋经国发展“救国团”的势力。
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后，通过政工系统加大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对陈诚的势力也产生了冲击。陈诚对于蒋经国也往往“得理不饶人”，而蒋经国自恃“太子”之尊，心中对陈诚颇为轻蔑；陈诚则个性强硬，向来就事论事，对蒋经国这后生小辈，自也不甘示弱，两人时起冲突。为了协调陈诚、蒋经国两人之间的关系，蒋介石曾于士林官邸召见二人。蒋介石曾说：“你们都是我们革命的同志，更是我最亲近的两人。如今我们退守台湾，已经十年有余，河山尚未光复，同胞犹在倒悬，你们两人若还区分彼此，明争暗斗，那我们党国还有什么希望呢？”〔2〕
真正令蒋介石对陈诚失望和不满的是1958年的“行政院”改组。1957年12月，“监察院”对“行政院长”俞鸿钧提出弹劾案。不料，此事在台湾朝野引起巨大动荡。美国报纸对此大加转载报道，宣称这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开始。而国民党内不少人乘机攻击俞鸿钧，促其下台。
对于此次弹劾风波，“副总统”陈诚竟然置身事外，令蒋介石大为光火。他在日记中说：“美国记者与台湾政客勾结利用，动摇外国视听。辞修手段、言行、风度毫无改正，令人灰心。黄少谷之自私，政客作风，其心不可问。此次监察院对俞鸿钧弹劾风潮，其最初的原因还是在中央本身有矛盾形成。”〔3〕
俞鸿钧虽然在蒋介石的庇护下，躲过了弹劾，但已遭受重大打击，不得不主动请辞。“行政院”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要求辞职。眼看俞鸿钧的“内阁”垮台在即，陈诚与黄少谷等人更是积极谋划取而代之。陈诚希望由他自己来“组阁”，出任“行政院长”，黄少谷出任“副院长”。两年之后，就是“总统”换届之时，蒋介石已连任两届，按“宪法”规定，已不可能再连任，自然会将“总统”之位让于陈诚。
1958年3月，黄少谷对蒋经国说：“陈辞修对你父亲百依百顺，又是与你父亲共事最久的党国重臣，你应该尊重他，不要与之争高低。你的治国才能，朝野钦佩，将来担大任，举国皆服。他干一届后，自然会把位子让给你，由你来干，你现在不必急。”
蒋经国将黄少谷的话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怒，在4月14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大骂黄少谷。〔4〕
尽管如此，1958年6月30日，蒋介石仍然提名“副总统”陈诚兼任“行政院长”。然而，在“内阁”的人选上，陈诚与蒋介石父子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首先在“教育部长”人选上，蒋介石主张由上一届“教育部长”张其昀继续担任，但陈诚却不肯。陈诚认为“教育部长”必须德高望重，希望此一职务最好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任。对此，蒋介石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说：
辞修政治上的缺点，就是他不察邪正，好听小人细言，对人不注重其基本政策与品性学术，而在其行政业务上以定取舍，此其所以不大也。〔5〕
与经儿谈晓峰（张其昀——笔者注）事。晚约晓峰来谈，其调职问题，余虽知其受北大派攻击，而遭辞修之无情打击，亦明知此为胡适等反党分子对党的重大胜利。孰知“行政院长”改组未露消息以前，此事早为胡适所悉，并以此预对晓峰示威，望其早自预备下台，此实为余所万不料及者。可知，辞修不仅不分敌我，已失党性，而其不守机密至此，殊为可叹。〔6〕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最初对于陈诚在“教育部长”人选问题上的不满，还不算很严重，只是认为陈诚“不察邪正，好听小人细言”。然而，到了第二天，他从蒋经国和张其昀处得知在“行政院”改组之前，陈诚已将消息透露给“胡适等反党分子”后，其对陈诚的态度已是极为不满，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认为陈“不仅不分敌我，已失党性”。
步入晚年的蒋介石，往往比较情绪化。一旦对某人产生了不良的感观，不仅很难改变看法，而且会愈演愈烈。果然，事情并没有结束。蒋介石在7月10日的日记中再次写道：〔7〕
近日行政院改组中所发现心理上之影响：甲、辞修说话不实而取巧，令人怀疑，对其有不诚之感，此为一最大之损失，殊为辞修前途忧也。如何使之能大公无私，担负大任。乙、黄少谷只想做官，把持政务，而不顾大体。丙、张晓峰之书生态度，恩怨得失之心太重，亦令人对学者难处之感，但此实辞修不诚有以致之。
时隔一日，蒋介石对陈诚的偏见又有了新的高度。从此则日记来看，蒋介石似乎之前对陈诚抱有极大的期望，大有来日将政权交给陈诚的打算。然而，此事使蒋介石对陈诚“前途表示担忧”，对其将来能否“担负大任”表示怀疑。
更糟的是，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陈诚似乎没有丝毫察觉，他甚至在“行政院副院长”的人选上继续与蒋介石对着干。早在7月7日，蒋介石就指示前来汇报“行政院”各部会人选的陈诚，“关于副院长与外交人选，以王云五与黄少谷调任之”。〔8〕但陈诚并不想让王云五做副手，而是想让黄少谷出任副院长。为此，蒋介石更是生气。7月10日，他要张群转告陈诚，要他“速定副院长王云五继任”。〔9〕
然而，不知是陈诚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还是陈诚认为蒋介石对他信任不二。迟至7月13日，陈诚仍然没有决定提名王云五出任副院长，而是再次找到蒋介石，希望由黄少谷出任。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10〕
十时，辞修来见，谈行政院人事。彼对王云五任副院长事并未有新行动，反来征求我意见。其意在黄少谷，但要我决定，而陈雪屏仍任秘书长。余认为，其对余不应如此诈伪不诚也，殊出我意外。三十年来苦心培植，不惜他人怨恨与牺牲一切情感而扶植至今。其结果如此，伤心极矣。此为余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
此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对陈诚在“行政院”人选上的“固执”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认为陈诚欺骗他，有负栽培，是他“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里特意提到，为了扶植陈诚，他甚至不惜牺牲一切情感。也就是说，之前蒋介石的确是有意将权力交给陈诚，而不是蒋经国。但这件事情之后，蒋介石改变了态度，一心一意要传子了。
在7月14日公布的“行政院”部会名单上，蒋经国在政务委员中名列第四。这是蒋经国迁台后第一次进入“政府”要职。之前，蒋经国虽然担任中常委、“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和“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在“政府”内尚无适当的位置。
依据“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六年，得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自1948年出任“总统”，1954年连任，到1960年刚好任期届满。这就意味着蒋介石依法必须让贤。然而，蒋介石是不肯轻易放弃权力而退位的。早在1958年底，台湾省议会就吁请蒋介石第三次出选“总统”，蒋介石也极想再度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的连任问题，却遭到了外界的反对，其中《自由中国》反对最为激烈。《自由中国》先后刊登了《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不要再玩弄政治霸术——告国民党当局》等文章，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三任总统”。甚至连胡适也公开反对蒋介石“修宪”与参选“第三届总统”，他通过张群、王云五、黄少谷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意见，反对蒋连任“总统”。他说：〔11〕
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做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他的后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尊敬与佩服。
胡适返美，蒋经国到松山机场送行
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注销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然而，对于胡适的劝告，蒋介石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对胡适避而不见，并在日记中对胡谩骂。
与辞修谈话。彼以胡适要我即作不连任声明。余谓，其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12〕
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份，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任“总统”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而更不能辞也。以若辈用心不正，国事如果操纵在其手，则必断送国脉矣。〔13〕
由于胡适、王世杰与陈诚关系密切，而蒋介石的连任，又直接关系陈诚能否继任的问题，因此，蒋经国等人怀疑陈诚与《自由中国》串通一气，阻止蒋介石连任。而胡适等人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坚持“三连任”，可能是出于蒋经国的主意。因此，王世杰向陈诚建议，主动向蒋介石辞去“副总统”来阻止蒋“三连任”。〔14〕
然而，善于玩弄政治的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行了修改，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蒋介石不但可以“三连任”，而且可以无限制地连任。至此，陈诚继任“总统”的希望彻底破灭。
虽然蒋介石再次提名陈诚兼任“行政院长”，但陈诚已是心灰意冷，并以身体不适为由多次向蒋介石请辞。1953年6月25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呈：〔15〕
窃职于前年冬及去年春养疴期间，曾沥呈病体不支，吁恳钧座准予辞去“行政院长”兼职，迭蒙温谕慰留，旋以规划动员反攻，不得不勉强销假视事，至今又复一载有余。
自职奉命再度兼理行政院院务，当国步艰屯之会，五年以还，虽无日不在忧勤惕励之中，终以德薄才轻，愧鲜尺寸之效。职每思数十年来，渥承钧座提携教诲，分宜肝脑涂地，以报厚恩，惟职残躯年来一遇任何事故，即易感疲劳，且心情不宁，或于极力存省之余，犹有时未能悉去嗔念，……敬恳鸿慈准辞兼职，另派贤能接替。
然而，蒋介石只准其请假，不准其辞职。直至1963年国民党“九大”后，蒋介石才决心改组“行政院”。是年12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了换人的议案：〔16〕
行政院兼院长陈诚同志，主持政务，卓著勋劳，惟以久任繁剧，体力渐感不胜，曾迭次申请辞职，均经恳切慰留，最近以健康关系，再度恳辞，为期陈诚同志能获较为充分的休养机会，俾能迅速恢复健康，爰拟勉徇所请，准予辞去“行政院长”职，并提名严家淦同志继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推出严家淦继任“行政院长”，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严家淦是一位技术官员，虽然任过台湾省主席，但他在国民党内无派系及历史渊源，对权力较为淡泊，不会影响蒋介石既定的传子方针。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蒋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严家淦为蒋介石父子的权力交接非常成功地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
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病逝，终年68岁。
二 蒋纬国被贬
蒋纬国生母是一位名叫金子的日本女子，1916年10月6日生下蒋纬国难产而亡。蒋纬国由日人山田纯太郎带至上海，被蒋介石收养。蒋介石视蒋纬国如己子，并将其交姚冶诚抚养。
由于蒋介石早年与妻子毛福梅感情恶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宁波、奉化居住，而很少回溪口，因此，蒋介石与少年时代的蒋经国相处时间不多，父子间缺少心灵沟通，父子关系相对冷淡。相较之下，蒋纬国自小与蒋介石相处时间颇多，感情甚深。
1937年蒋经国由苏联回国后，父子间相处的时间日益增多，蒋介石对蒋经国的了解也日益加深，父子感情因而有所增进。然而，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蒋经国的记述仍停留在言行举止层面，在感情上仍不够细腻，更谈不上与蒋纬国相比。比如1938年10月南昌会战前夕，蒋介石在南昌接见将领，蒋经国由赣州赴南昌拜见父亲。父子相见，分外高兴，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却轻描淡写地说：“与经儿在南昌相叙。”然后，笔锋一转说：“久未接纬儿函电，未知其身心平安否，无任系念。”〔17〕字里行间仍见厚此薄彼的差别。直至1940年代初期，蒋经国在蒋介石心目中才有了和蒋纬国一样的位置，从蒋介石的日记中才看不出他对两个儿子在情感上有厚此薄彼的差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感情日益加深，并逐渐在党政军方面对蒋经国委于重任，予以历练。如1944年5月6日，蒋介石在蒋经国的陪同下视察中央干校，其在日记中说：“青年团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已在五五节举行，此或经国为国尽忠，继承革命事业之发轫乎。”〔18〕之后，蒋经国日益成为蒋介石实施内政外交的重要助手。如1945年10月出任东北特派员、1945年底代表蒋介石访问苏俄、1948年8月前往上海督导经济管制等。尤其在蒋介石众叛亲离，被逼第三次下野后，蒋经国始终侍奉左右，患难与共，成为蒋介石最得力、最可信任之人。迁台之后，蒋介石对蒋经国的培养更是迫切，让蒋经国“接班”的迹象日益明显。
当然，蒋介石在培植蒋经国的同时，也给了蒋纬国发展的机会。蒋介石一直想让蒋纬国做一名真正的军人，在他的推荐下，蒋纬国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军校、美国陆军航空对空战战术训练班和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学习。1941年回国后，蒋纬国在胡宗南的部队任职。1945年12月，又调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四团任中校团副，1950年被任命为装甲旅少将旅长，1958年升任装甲兵司令，直属陆军总司令彭孟缉。
装甲兵是一支兼具机动性与进攻性的部队，它不像空军、海军那样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复杂的技术要求、精密的通信设备；它不受气候地形的限制，行进速度快疾，因此它的机动性极强；它火力集中，杀伤力大，再加机动性极强，所以它的进攻性极强；它自身具有相当的防卫能力，再加上机动性、进攻性极强，所以不像其他军种那样容易拦击和互相制约。装甲兵在台湾是一支非常重要的部队，从固守台湾的角度讲，装甲兵无疑是一支反登陆、冲击滩头阵地的理想部队。同样，在陆军步兵部队或其他军兵种出现叛变时，装甲兵也绝对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镇压力量。这一点，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当然非常清楚。因此，他非常重视装甲兵的建设，为以防万一，蒋介石特地让蒋纬国出任装甲兵司令。
蒋介石60岁生日，与蒋经国、蒋纬国一家留影
正因为蒋纬国出掌装甲兵，又长期在军队中任职，深知军权重要的蒋经国，对弟弟也怀有戒备之心，并处处防止其势力的扩张。
早在1955年，蒋介石曾计划让蒋纬国出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但蒋经国知道后，就阻止了蒋介石的任命，而是让蒋纬国到毫无职权的第三厅任副厅长。蒋纬国后来回忆说：〔19〕
本来父亲要我到第二厅当厅长，后来哥哥知道以后，就跟父亲说：“第二厅能讲英文的人比较多，第三厅一个都没有，弟弟还是到第三厅比较好。”结果父亲就着了他的道，把我改调到第三厅。
1964年，蒋介石又任命蒋纬国为“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并负责筹备“陆海空三军大学”，其目的是希望所有国民党陆海空三军高级将领均成为蒋纬国的学生。中国传统最重师生关系，谁抓着了军队中的师生关系，谁就成功了一半，蒋介石自己就是以黄埔军校校长起家的。然而，就在这一年，装甲兵却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并在蒋经国的政工人员推动下，被定性为“湖口事件”，而事件的主角就是蒋纬国的亲信赵志华。赵志华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学生，后到美国西点军校专攻装甲作战课程。抗战时参加远征军，编入新一军装甲团。抗战胜利后被收编到装甲兵部，成为蒋纬国的部下。迁台后，经蒋纬国向蒋介石保荐，赵志华先后升任装甲一师师长、装甲兵少将副司令。
1964年1月21日，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在湖口基地主持装甲兵第一师例行战备检查。在部队集合训话时，他突然发表反常讲话，并对部队说：“台北发生了政变，我们的领袖在台北遇难，被包围，我们现在要赶快到台北去救领袖，装一师有谁愿意跟我走，我们马上就出动，到台北去勤王。”结果，赵志华当场被捕。蒋纬国认为，赵志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精神分裂引起的，属于个人事件。然而，事件在政工人员的办理下，被认定为“兵变”。蒋纬国认为，政工人员之所以要把事件升级，就是为了打击他。他说：
没有想到，第二天，刘总司令突然来一通电话叫我到总部。我到了之后，刘总司令说：“老弟啊，都变了。”我说：“怎么了，发现新资料了吗？”他说：“不是的，这次他们蓄意的要把它报成湖口事件，我也没有办法扭转现在总政战部把案子接过去，一大批政战人员论功行赏，一连串的就把这个案子说成是兵变，还说幸亏有政战人员，使部队不至于酿成大祸。”虽然我已离开装甲兵，有心人士还要藉机打击我。事情有这样的发展，实在是出人意料。
“湖口事件”使蒋纬国在装甲兵的势力遭到了蒋经国的清洗。蒋纬国长期经营装甲兵，因此装甲兵成了他的势力范围，他人不敢染指，连无处不到的蒋经国也未能插足装甲兵。在装甲兵内部，人事关系、军官晋升，都是以司令蒋纬国为中心，唯其意志行事。“湖口事件”时，虽然蒋纬国已离开装甲兵，但其影响还在。事件不久，蒋经国升任“国防部”副部长，因此，他开始直接指导装甲兵的清理、整顿工作，装甲兵从此由蒋纬国移到蒋经国的门下，蒋纬国和装甲兵的紧密联系就此结束。
蒋介石当然不相信蒋纬国会参与其事，甚至不相信赵志华是真叛乱，但他从这件事情上却认定蒋纬国“识人不明”。很多年以后，蒋介石还对蒋纬国说：“纬国，你不论是学术，不论是工作，都很努力、认真，一切成绩都很好，就是识人比较差一点”，“譬如说湖口出的这件事情，照理赵副司令在你指挥下已经很久了，这样的人怎么还留在装甲兵呢？你识人是不够的”。〔20〕可见，这起突发事件严重地影响了蒋纬国的仕途。很长时间，蒋介石对蒋纬国的观感一直未变。1968年，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纬国未得批准，擅自在‘立法院’报告往访西班牙情形。此儿招摇欺妄，屡戒不改，应予严处，即记大过一次，并撤其陆军参大校长之职，调‘国防研究院’受训。上午，致函经国，处治纬国招摇与不法行为，先记大过一次，并另候处治。”〔21〕此则日记说明，蒋纬国曾多次受到蒋介石的训诫，而此次处分尤为严厉。事实上，自从“湖口事件”后，蒋纬国就停止了晋升，一直挂着中将的军衔，直至蒋介石去世后，在宋美龄的干预下，才晋升为上将。
三 执掌兵权
蒋介石起家于枪杆子，深知兵权的重要性。因此，早在大陆时期，蒋介石就曾让蒋经国担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负责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和复员训练。迁台后，蒋介石又故伎重演，先是让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掌握全军的政治工作，后是担任“退辅会”主任委员，负责退除役官兵的安置工作。蒋经国对这两项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成效显著。同时，他也在军队中赢得了一定声誉，加强了他对军队的影响力。然而，如果说，他仅凭借这些工作就掌握了军队，未免太过夸大。事实上，直至他出任“国防部长”后，蒋经国才真正算是掌握了军队。
当然，迁台之初，蒋经国除了掌握军队的政工外，也曾参与重大的军事行动，但往往是作为“总统”蒋介石的代表进行的。如在50年代，蒋经国曾多次代表蒋介石到金门、马祖等外岛前线视察，并以“钦差大臣”的特殊身份传达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这样，既加强了蒋介石对前线部队的监控，也一定程度提高了蒋经国在军中的影响。1955年2月，台当局决定台军自大陈岛撤退。撤军前，“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总司令梁序昭齐集大陈岛，蒋经国也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大陈岛前线“坐镇”，监督撤军。8日，驻守大陈岛的国民党军开始实施由美国人拟定的撤退计划，直至12日台军全部撤出，蒋经国才离开。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期间，蒋经国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台北和金马之间。在炮战前，蒋介石已获知解放军可能对澎湖、金门等地实施军事行动。他在8月6日的日记中说：“其最近必有一次军事攻势无疑，但其性质仍未敢抱有武力彻底解决台澎之决心，其意或只在金马乎。”〔22〕为此，蒋介石“在台北召开军事会谈，指示作战计划方略”，决定“第三十四师移驻马公。金马防务指示，应准备匪以原子武器力量轰炸金门，其司令部与预备队应全部进入地下”。〔23〕
8月9日，蒋介石与蒋经国谈金门军事要点，并令其连夜飞往金门传达重要指示。〔24〕8月18日晚，蒋经国又陪蒋介石巡视马祖与金门前沿防区，直至20日晚才返回台北。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次视察马祖、金门，自觉乃益甚多，对将来作战补益必大也。”〔25〕
炮战开始后，驻金门的国民党军伤亡惨重，物资匮乏，军心浮动。为了安抚军心，除了不停地给金门补给物资外，蒋介石还多次派蒋经国到金门前线。9月14日，蒋经国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飞往金门，对金门守军进行慰劳，并向金门防务司令胡琏传达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蒋介石在日记中说：〔26〕
使经儿往金门，传令伯玉，以资慰劳。九时半，经儿受命后即上飞机起飞马公，再乘舰赴金门也。别后，始知其未带一人同行，甚念。
在整个金门炮战期间，蒋经国曾多次冒死往返于台北和金马前线，代表蒋介石慰问驻军官兵。对于蒋经国的冒死精神，蒋介石非常感动，他在日记中表示：〔27〕
近来最足自慰的一点，就是经儿随身协助一切，甚感父子共同作战与相依为命之精神、功效比任何部属协力工作之成效啻十倍。
蒋经国多次往返金、马前线，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960年，台湾当局“论功行赏”，蒋经国升任“陆军二级上将”。1964年3月，蒋经国又以“政务委员”的身份兼任“国防部”副部长。
有的人对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不甚理解，因为他任“退辅会”主任已属“内阁阁僚”，任副部长属于降职。其实不然，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正是蒋经国步入权力核心的重要一环，也是他在接班之路上迈出的实质性一步。
由于蒋经国身份特殊，任何有关他的任职，外界必然会有诸多猜测和议论。蒋介石让蒋经国出任副职，是想让经国以低姿态、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稳扎稳打，壮大实力而绝不张扬，减少小人之搬弄及父执辈之口舌。事实上，对于蒋经国而言，任“正职”还是“副职”只是个形式，反正他到哪个部门都是他说了算，他在什么位置，权力必是往什么地方倾斜。只是到“国防部”任职，才能名正言顺地执掌军权。何况当时的“国防部长”还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
俞大维是导弹专家，也是一位技术性官僚，对蒋介石极尽忠心。蒋经国一向对俞大维非常尊重，常以晚辈自居，称俞为伯伯。1960年，蒋经国之女蒋孝章与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结婚，两人又成为儿女亲家。因此，蒋家与俞家关系非同一般。俞大维也清楚蒋介石的“传子”之情，所以蒋经国到“国防部”就任后，俞大维便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将一切要务均交付给蒋经国办理。1965年，俞大维又以养病为由，自动让贤，直接向“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总统”蒋介石恳辞“国防部长”职，力荐蒋经国继任部长。对此，《联合报》曾有过很生动的报道：〔28〕
俞大维这次请辞，并推荐他的副手继任他的职务的消息，经晚报发表后，外界的反应至为良好，人们相信，能干而且负责的蒋经国将军，由于十几年来，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包括他先后在国防部总政治部、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以及“国防部”副部长任内的辉煌成就，现在主持“国防部”，实是最理想的人选。
1965年1月13日，蒋介石正式颁布命令，特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长”。至此，蒋经国方才名符其实地掌握台湾的军权。虽然台湾的“国防组织法”规定，军队的统帅权由“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分享，然而在国民党政权的任何机构，官职的权限大小，均因人而异。如同长期以“副”代“正”一样，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后，“参谋总长”就逐渐成为他的幕僚。
1965年3月8日，蒋经国在主持“国防部”会议时提出其施政理念：（一）构成严密坚固的台澎金马防线；（二）要准备一股强大的、机动的打击兵力；（三）加强有力量、有权威的政治作战与情报作战系统；（四）巩固台湾省兵员动员的基础；（五）扩充自己的兵工厂建设；（六）从事原子能的研发；（七）扩展对大陆及在大陆的抗暴运动；（八）改善军人生活（九）培养革命实践军风，提高军事行动的功效。〔29〕
蒋经国任“国防部长”期间，深入基层，事必躬亲，把军事战备工作搞得热火朝天，一方面积极在军中宣传“反攻大陆”，另一方面加强对大陆进行偷渡、空降、派遣和侦察飞行等活动，收集大陆情报。在他出任“国防部长”的第一年，派出的偷渡特务就达18批42人次，各种特务飞机对大陆的飞行达45批50架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蒋经国密切关注大陆的政治、社会情势，他认为“现在这个时期，国内外整个世界局势，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这是我们十八年以来，最重要的关头”，也是“反动大陆”的最佳时机。〔30〕1967年，他曾准备利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势，以特种兵、空降兵为主袭击大陆。蒋经国制订的有关方案叫“王师”计划。根据1967年初提出的《王师一号计划》，国民党军队将对闽浙粤三省沿海地区和闽粤交界处实施“加强军”空降，两栖登陆作战、3个空降营和1个炮兵营、1个空军战斗机联队和1个运输机联队，外加所需的海军运输、巡航舰只。《王师二号计划》则是准备用30架C119运输机运送1个空降营和2个特种作战大队偷袭大陆。《王师三号计划》准备空降1个连和1个特种作战大队偷袭大陆。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蒋经国的“王师”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31〕
在出任“国防部长”期间，蒋经国还负责秘密研制原子弹。1964年，大陆的原子弹、“东风二型”导弹研制成功后，蒋介石深恐台湾遭受大陆的核武器攻击，他除了在官邸与行馆修筑钢骨结构及配备厚钢门的防核防空洞，在军队中不断进行防止核生化攻击的战术操演外，还决心启动原子弹研制计划，与大陆展开竞赛。1965年4月，蒋介石指示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蒋经国成立“石门科学研究院筹备处”。7月1日，筹备处从台北市区搬到“石门营区”，全称也改为“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展开原子弹研制计划。蒋经国前后主持筹备处工作汇报19次，是原子弹研制计划的实际负责人。
在筹备期间，蒋介石企图邀请吴大猷指导原子弹的研制，并将发展原子弹的内部文件交给了吴大猷审核。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吴大猷却认为台湾腹地狭小，在战略上不利于从事核子战争，因而强烈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蒋介石接到吴大猷的反对意见后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说：
留美科学家如吴大猷者，自由不羁，只知自己个人威望，而不知国家利害，亦不审政情艰巨与国际环境，殊为可叹。此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学者，建设工作尚未开始而先被破坏，殊为可痛，奈何之何哉。〔32〕
昨日上午，以吴大猷发表政策性之科学十年建设之经费数字，且对国防科学之经费特别提出，此为泄露国家机密，且擅自发表国家政策，以引起“匪共”与国际之惊忌，不胜忧闷。下午，见静波、少谷、经国，商讨如何减轻吴言乱语之分量与国际之疑忌，并取消下午约吴之茶会，对吴作不严之教，未知果能使之觉警。〔33〕
尽管遭到吴大猷的反对，蒋经国仍继续推行原子弹研制计划。1969年7月1日，“中山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设四个研究所：第一研究所主要负责研制原子弹；第二研究所研发火箭；第三研究所研究电子；第四研究所研发军用化学。此外，还设置了计划、设施供应、行政、主计等四个后勤支持组。〔34〕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政府逐步调整原先暗助与放任台湾发展核武的政策，在美国的干预下，台湾发展核武的计划最终夭折。
1968年至1969年，蒋经国曾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美方多次提出购买美国的FH.e型战机，以确保台湾空军的优势。然而，尼克松上台后，积极谋求与大陆改善关系，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军事反攻计划，拒绝将新型飞机卖给台湾。为此，蒋介石曾令蒋经国多次与美方交涉，却毫无结果。蒋介石先后在日记中记载了此事，他说：
与经儿谈FH.e型机，对美使谈贷款购买。试谈结果，知美似不愿以此长程战机供我，盖恐我用此反攻大陆也，可鄙。〔35〕
对美本已绝望，何必因此次FH案几遭此无端耻辱，越想越愤，故近夜连续失眠。受此痛苦，此为平生各种失败之中皆光明正大，无愧于心，而惟此次之耻辱失败之甚，故心不自安也。〔36〕
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军事反攻”是毫无希望的。为此，蒋介石和蒋经国逐渐放弃了“军事反攻”计划，而是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反攻原则。他在1969年2月的演讲中说：〔37〕
“总统”的军事思想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现在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以为我们六十万常备军进攻大陆，如何攻得下，我们要明了今天大陆局势的发展，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大陆反毛反共势力已经同我们取得联系，一齐起来行动；第二，我们“国军”无论从海峡或者西南方或者从北方进攻，只要踏上大陆，大陆就开始革命，所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反攻大陆”一定要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办法。
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大陆光复问题，如其内部不能有军事反攻之变化，或其与俄共不发生军事战争，则我原定军事反攻，以光复大陆之方针应作重新考虑，以弹性之方针为要，总以保存‘中华民国’之‘国防’与三民主义之实施为原则，至于用政治或军事之解决则是手段而已。”〔38〕
尽管“反攻”无望，但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期间，对国民党军队的建设还是起了不少作用。对此，蒋介石曾称赞道：“数年来对于军事基本建设之政策，已有从头做起之口号，而由国防部如计进行，逐条实施，已见成效”，“建军制度自经国接长‘国防部’以后，五年以来，大体在内容上皆较过去进步而充实，故基础已臻于稳定。”〔39〕1970年4月13日为蒋经国62岁生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道：
回忆1968、1969年之间，经儿任“国防长”时，军事建设乃自来台所最大进步之时期，期间以部队整编，自六十余万官兵之数减至五十四万之名额，而且其裁减者均作有计划之安置，并未有任何不利事件之发生，此为其对国家最大贡献之一。今日为其六十二岁，特记之。
可见，蒋介石对蒋经国在“国防部”时期的成就还是非常满意的。而蒋经国在“国防部”正、副部长的五年时间里，已完全控制了国民党军权，这就为其权力交接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 蒋介石指定“接班”
自从1958年决心放弃陈诚之后，蒋介石就开始刻意扶植蒋经国接班。而蒋经国也不负蒋介石的期望，既能低调忍耐，又能忘我工作，稳打基础。惟一令蒋介石担心的是，年已60岁的蒋经国身体也不怎么好。早在1950年代初期，蒋经国就患有糖尿病。蒋介石对儿子的健康十分担忧，时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儿子的怜惜之情。1968年2月20日，其在日记中说：〔40〕
本日审阅经儿去年日记至十二月完结，甚觉其知识学问与心神修养皆比前年更有进步。而所欠缺者：第一为身体不知保养，用力太过，以致多病；第二为其精神时生悲伤，忧郁过度，以致负荷沉重，不知宽缓，自得乐道顺天。其病在对事、对人皆不能放宽一步着想也。如能改此二者，则为国为家皆无所忧也。
蒋介石的担忧，不无道理。9月21日，蒋经国因糖尿病与其他病并发，一度昏迷。蒋介石得报后，心急如焚，严令其入院治疗。他说：“经儿糖尿病以及其他病症有增无已，彼又不肯停止工作，休养自爱，殊为忧虑。忽闻今夜服安眠药后昏迷不知人事，甚至呼吸困难者约一小时之久。由医生诊治而渐复元。此种病象更觉可虑，非强制其速入医院作长期休养不可。严令其即时入院，不得延误。”〔41〕此后接连几天，蒋介石均在日记中记述了儿子的病况，爱怜之情跃然纸上。〔42〕
蒋介石不仅对儿子的健康非常关心，对他的安危更是时时系念。1968年2月2日，其在日记中说：“经儿住所应即迁移，该原处易被敌人暗算也。”〔43〕5月13日：“本晨闻经儿坐直升机至潮州东面高山巅视察雷达阵地，甚为悬念。正午已回台北，为慰。”〔44〕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蒋介石对家庭亲情有了更深的感触，上述日记恰恰体现了一个政治强人对儿子的挂念与亲情。
至1969年初，蒋经国已在“国防部”历练多年，军队也已完全在其掌控之中。鉴于自己年事已高，儿子的身体也不是太好的实情，蒋介石加快了安排蒋经国“接班”的步伐。
1969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为蒋经国“接班”扫清障碍，铺平道路。他在大会上说：“本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处处显示出一种衰老滞钝的现象。老大当退者不退，新生当进者仍不得进的现象。”他要求元老们能发扬风格，给新进者让道。因而在此次会议上，除83岁的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外，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孙科、宋美龄等153人则被推举为中央评议员，彻底为年轻一代让道。严家淦、蒋经国、张其昀、黄杰、袁守谦、李焕、邓传楷、高魁元、郑彦棻、王升、陈建中、倪文亚、谢东闵、沈昌焕、李国鼎、蒋彦士、俞国华等99人被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在这届中央委员中，有一大批新生代干部，他们大都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这样，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就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在此次会议上，还通过了《政治革新要项案》，提出要从政治风气、政治制度、人事考核、机构健全等方面力求全面革新，俾能开创新局面，迎接新形势。〔45〕
蒋经国与黄杰
为了响应蒋介石政治革新的号召，“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于4月向蒋介石提议让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以提高“行政院”的行政效率。严家淦的提议正合蒋介石之意。他在日记中说：“严、张等皆主张以经国为‘行政院’副院长，如为行政革新与加强行政效率计，应加以考虑。”〔46〕1969年6月，“行政院”进行改组，蒋经国正式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而由蒋经国的亲信黄杰出任“国防部长”，钟皎光出任“教育部长”。此次改组对于蒋经国而言至为重要，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不仅可以尽快熟悉经济管理工作，而且为1972年的“行政院”换届时出任院长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