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度访美
在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之前，美国人对他既担忧又极力拉拢。担忧的是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被共产党“赤化”多年，思想行动与一般的国民党官员不一样，加上他迁台后执掌情治机构，推行政工制度，实行白色恐怖，与美国式的民主格格不入；极力拉拢他是因为他是蒋介石的长子，身份地位特殊，一直被外界视为蒋介石的接班人。为了改变这位特殊人物，以免影响将来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多次邀请他去访问，而蒋经国也俨然以蒋介石的特使身份多次访美。
1953年9月11日，蒋经国首次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应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邀赴美考察访问。此次考察访问，蒋经国先后到华盛顿、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底特律等城市，参观了美国军事、交通、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等六个部门，拜会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以及战时盟军司令麦克阿瑟等人。此次访问加速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密切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同样，此次访问也给蒋经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到了一个与苏联不一样的社会，他说：“除了军事范围以外，美国所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政治上的民主作风，社会上的守法精神，以及人民生活上的自由和快乐。我参观了这么多地方以后，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许多设备完善的幼稚园，在这里，我不但可以看到美国富强的今天，更可看到美国人民幸福的将来。”〔1〕
1960年初，国际间两大阵营冷战的局势更加严峻，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得美苏两国处于战争边缘。此时，中国大陆也遭遇空前的危机，不仅中苏关系破裂，而且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看到了“反攻大陆”的希望。1962年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并积极派遣武装游击队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轰炸、破坏。蒋经国曾对外国记者表示：“1963年给了我们反攻大陆的最好机会，我们正尽种种努力，以造成并利用这一反攻机会。”〔2〕然而，蒋介石的“反攻”行动，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不愿蒋介石不自量力地进行“反攻”，以免自己被拖入另一场战争。1963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要求台湾在对大陆作任何军事进攻之前，应与美国磋商，而台湾派游击队时“并未与美方商讨”。〔3〕为了解台湾的意图，美国邀请主持派遣特务工作的蒋经国二度访美，而蒋介石也想借此说服美国赞同并协助其“反攻大陆”。1963年9月6日，蒋经国以“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身份对美国进行第二次访问。此次访美，蒋经国与美国总统肯尼迪进行了两次会谈，并拜会了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玛拉等官员。肯尼迪向蒋经国重申了远东地位的重要性，并表示他将向美国国会检讨包括台湾在内的“对外援助法案”，但却婉转拒绝了蒋经国带来的“反攻大陆”计划。
蒋经国应邀访美，在松山机场与送行人告别
尽管美国政府不同意台湾的“反攻大陆”计划，但蒋介石仍不愿就此罢手。1965年越南战争激战正酣，蒋介石再次派蒋经国前往美国访问，并向约翰逊政府提出美、蒋协同“反攻大陆”的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党军队拟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掩护下，登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五省，切断中共援助越南对抗美国的补给线，以收釜底抽薪之效，让美国在越南战场由被动变主动。9月19日，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飞抵美国访问。台湾各界对蒋经国的此次访美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他此次访美之行，任重道远，其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掌握反攻机运，且关系整个亚洲大陆的奴役与自由，以及美国亚洲政策的成败。”〔4〕访美期间，蒋经国会见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并于9月22日与美国国防部长举行了秘密会议，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蒋经国在讲话中说：“本人此次承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玛拉先生之邀请，访问美国，亦即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以后首次访美。……我们‘中美’两国固有共同的利益亦必须采取共同的步骤作共同的努力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达成两个盟邦的共同任务。”〔5〕对于蒋经国提出的“反攻”计划，美方认为：“美国因‘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国大陆之任何重大军事行动而招致国际非议，似乎无法推卸责任。虽然共党集团在联合国中对美国之正式责难似不致获得成功，但可能于联合国会员国掀起更多之批评，甚至使‘中华民国’政府于下一会期中国代表权问题中度过难关之能力受到严重之影响。”〔6〕为打消美方疑虑，蒋经国强调，台湾方面将把战争限定为纯粹的内战，并由国民党军队承担全部作战任务；在“反攻”行动中，我们需要美国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并不需美国军队参战，美国方面所要做的只是用舰艇运送国民党军队渡海登陆，在登陆前由美国海空军承担护航任务，以保证国民党军队免受大陆海空军的袭击。美方还认为：“任何‘中华民国’政府之重大军事行动可能暂时促成中共与苏俄之勾结，可使双方暂时释嫌而一致对外。”〔7〕因而，美方最终否决了蒋经国的“反攻”计划。
蒋经国的第四次访美是在1969年3月30日。此次出访，蒋经国完全以“总统”蒋介石特使的身份参加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丧礼，总计不过60个小时。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尼克松原是一位坚定的反共分子，曾坚决主张对中国大陆实施遏制政策。他在1953年11月以副总统的身份访问过台湾，坚定地支持蒋介石政权。因此，尼克松被蒋介石视为“患难知己”、“反共抗俄的朋友”。在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蒋介石还专门派人在美国为其活动。然而，尼克松上台后，却开始着手调整美国对华政策。1969年1月，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向中国发出了和解的暗示。他说：“让一切国家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蒋介石看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讲词后，深感不安，他说，尼氏的讲话“虽为共产世界而发，但其内心乃为专指‘共匪’而言乎”？〔8〕
果然不出蒋介石所料，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松动中美关系的政策与措施：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美国人去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放宽与中国的贸易，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而对于台湾方面提出购买美国先进飞机的要求却迟迟不予回应。对此，蒋介石非常愤怒，他在日记中说：
审察时局，认为尼克生对“共匪”接近，以牵制苏俄，而对我则视为无物，此一政策，诚不切实，无异索鱼得蛇而已。〔9〕
尼克生对“共匪”放宽采购商品与向大陆旅行之限制，甚得其舆论一致赞许，以暂时而言，殊为得计，但其后果必适得其反，即使暂有所得，而所失则不可估计，以俄共之度量而言，其能宽容乎？必将以牙还牙，殆无疑义，殊可虑也。〔10〕
1969年11月，美国政府又通知蒋介石，第七舰队将在台湾海峡停止巡逻。为此，蒋介石召集蒋经国等人商讨对策，并令蒋经国对美方答复：“第七舰队与保护台湾海峡之不可分，如其停止巡逻海峡即等于撤退第七舰队，放弃台湾海峡即其放弃台湾也。此为其压迫我放弃台湾之间接手段，即无异违反对‘中美协定’之承诺。”〔11〕对于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蒋介石非常担忧，并试图改变之。他在日记中说：
美“匪”关系乃可断言，美亟欲与“匪”谋好，以至承认“匪伪政权”亦所不惜，但其对台湾尚不肯放弃让“匪”之意，惟其对金马则已决心放弃无疑。前日，马康卫由美回来对经国所言，所谓有限度者，乃指其不放弃台湾而言乎？美国对我与“匪”之政策，已可在尼克生在联大致词中乃可断定，其两个中国之政策已决。惟“匪”对台湾未争取以前，未必使美之阴谋实现，而“匪”如与美妥协，或其能进入联合国，则“匪”俄战争无法避免。故“匪”与俄决裂以前，则“匪”亦不公然与美妥协，以求其进联合国为得计乎？〔12〕
天下或有永久之朋友而决无永久之敌人，时代在变化，敌人已正变化之中。我国形势亦正变化之中，我国雪耻至此，任人斩割，不仅降为附庸，且加奴视，岂能不思有所变动乎。本党之目的，惟在光复大陆，凡有助我光复有益者皆为我友，反则为仇也。应以此作为我今后外交之方针。〔13〕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改善，甚至对于美国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已有心理准备。为此，他决心派蒋经国第五次访美，以期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探明美方的底牌。为了使访问取得实质性成果，台湾当局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让蒋经国带去几个问题与美国交涉：（一）台湾想了解美国将在中、美“华沙会谈”中会做出什么让步？（二）要求美国重申支持台湾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上的席位。（三）如解放军再次攻打金门、马祖，美国政府是否信守美参院通过的决议案，对台提供援助？（四）有关购买美军先进武器事宜。〔14〕此时，蒋经国已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其“国防部长”一职则由黄埔一期的黄杰出任。
1970年4月16日，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赴美进行第五次访问。蒋经国抵达美国后即对美国记者表示：“承罗杰斯国务卿邀约，访问贵国，此刻即已沐浴于诸位友人热情洋溢之中，相信在谒晤尼克松总统，并拜访贵国朝野人士之后，不论是对中美双方有关问题之商榷，与对国际局势的一般讨论，都将使本人此次深受其益。”〔15〕蒋经国一行受到了华盛顿的隆重接待，身为“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竟被安排在接待行政首长或国家元首的布莱尔宾馆。
4月21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大使马康卫、副国务卿强森、助理国务卿格林等人在办公室与蒋经国、“驻美大使”周书楷、“外交部次长”沈剑虹等人举行了会谈，主要就大陆形势、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反攻大陆”、“台独”、武器出售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其会谈内容大致如下：〔16〕
（一）关于大陆问题。
罗杰斯问：中国大陆情况如何？今后十年是否将产生变化或政变以推翻中共政权？
蒋经国答：目前“匪敌”政权正面临内忧外患之严重问题，目前大陆随时均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文革”后党已被毁，军队控制了一切。所谓备战屯粮之口号，亦仅系控制人民之手段而已。
强森问：中共军队是否拥护周恩来，周与军队之关系如何？
蒋经国答：目前与当初大不相同，共军在最初占领大陆时是统一的，目前则仅在名义上统一而已。周对军队已无多大的影响力。
罗杰斯问：中方情报资料来源如何？
蒋经国答：一部分来自谍报人员，一部分来自大陆技术侦察。其中有一般性、地方性与政、经、军三方面。
格林问：曾在苏俄受训但同情苏俄之中共干部近况如何？
蒋经国答：均已被整肃。毛对苏俄之潜力与影响甚怀疑，故极力排除整肃之。
罗杰斯问：中共与俄分裂情形如何？
蒋经国答：中共与俄在根本上不可能妥协。不过苏俄在目前似不主动与中共作战。俄军进入捷克是因为捷克地小，而大陆地大不易即刻解决。一旦战事发生，势将成为全面之长期战，这是苏俄的最大顾虑。苏俄以军事为后盾，在新疆、蒙古、东北一带以渗透争取同情，建立新的傀儡政府，这是可能采取的步骤。
（二）关于联合国问题。
罗杰斯说：美国对“中华民国”基本政策，在联合国中，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贵国。但在联合国内之压力显在增加。贵国在联合国是否有远程计划？
蒋经国答：“中美”两国为联合国创始人。“中华民国”代表权之存在，不仅对我“中华民国”有重大关系，而对联合国与美国利益亦有决定性的影响。本人感谢贵国二十年来对我国在联合国之支持，并望从速相互磋商为保持我“中华民国”之代表权共同努力。
罗杰斯说：本人相信，贵国不会自联合国中被排出，但美国青年人想法不同，仍抱中共进入联合国之希望。
（三）加拿大与中共谈判成功之可能。
罗杰斯问：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一旦承认中共则将如何？
蒋经国答：此中困难固然存在，但美国之立场与政策仍有决定性之作用。
罗杰斯说：截至目前，中共对美国甚不友善。华沙会谈与巴黎和谈毫无结果，可使日夜叫嚣分子之共党蛮横与无理取闹中觉醒。会谈之失败在另一个角度看来反而对贵国有利。会谈之毫无结果与美方公开企图改善关系之努力，使世人尤以知识分子明白，中共应负责任而非美国，更非“中华民国”。
（四）关于亚洲局势之发展。
蒋经国说：亚洲安全即为美国安全，如大陆七亿人口继续在中共控制下，则后患无穷。根据中共历史来看，中共目前在危险状况下，和谈乃中共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惯用之伎俩。今日对抗中共之压力惟有“中美”两国采取联合行动。为“中华民国”、亚洲与世界之前途计，“中华民国”收复大陆实有必要，且为迫切所需之事。
罗杰斯答：本人重申美国对贵国之友好与不变之态度。不过今日贵国如想纯以武力收复大陆乃是不切实际者。盖中国大陆幅员广大，如隔离中共亦属不智者。吴人应向远处看。
蒋经国说：吾人将永不放弃收复大陆之决心。但在战略上目前则以保持台湾之安全为重，在政治上与情报行动上则将不断进攻大陆，打击中共，以达成最后之目的。
罗杰斯说：本人充分了解贵国保持战力与三军现代化之重要性。尼克生总统与本人均曾在艾森豪内阁服务，故对一切知之甚详。
（五）关于“台湾独立运动”。
蒋经国说：“台独”问题在台湾并不存在，仅极少数人所为，其支持力量来自外界。本人希望贵国政府对此事有所了解。对此一反我政府之行动不予任何支持，否则对于中美利益且有大害。
罗杰斯说：美国政府无意支持“台独”。承认“中华民国”为唯一之合法政府。“台独运动”并未受到美国重视。
（六）F-4型飞机案之经过。
罗杰斯说：美国政府对贵国政府希望获有F-4飞机，在原则上并非持反对意见。固然议员中均有正反两方面意见者，不过有若干议员对你们帮了倒忙，希望贵国军援不要采取东拼西凑的办法。
蒋经国答：此中情形本人相当了解，本人建议“中美”双方对台湾之防卫予以全盘检讨。
罗杰斯说：本人表示同意，“中美”双方可继续商讨。
4月22日，尼克松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与蒋经国晤谈了75分钟，与一位“副阁揆”晤谈这么久，并不多见。尽管晤谈时间不短，但“尼克松非常注意聆听”，“未做任何承诺”。当晚，尼克松专门为蒋经国举行了欢迎晚宴。尼克松在盛宴上向蒋经国表示：〔17〕
多年来“中华民国”始终是美国最忠实的友人与盟邦。美国重视并珍惜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蒋“总统”是一位卓越的领袖，也是第二次大战四巨头中到现在惟一健在的一位。……近年来“中华民国”在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本人愿意在此重申美国政府坚定地与“中华民国”站在一起，并在国际事务上支持“中华民国”。
对于美国高规格的接待，沈剑虹说：“这可能是尼克松同蒋氏父子的一种道别方式。”其实，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又何尝不清楚，这是“蒋、美亲密”关系即将结束的征兆。他在日记中说：“此次经国访美，尼克生以待元首隆重礼遇，益使人怀疑忧惧。对两国有关合作前途，更难乐观与精诚矣。”〔18〕
尼克松夫妇访台
4月24日中午，蒋经国从纽约的皮耶饭店前往布拉萨大酒店，参加远东美国协会为他举行的午宴。当他下车走近酒店的正门时，突然从正门两侧闪出两个刺客，其中一个迅速冲过警卫，在蒋经国身后掏出手枪就要射击。此时，蒋经国随着扇形转动门进入门内，正处在有效射程内。就在刺客开枪的一刹那，美方便衣警卫抓住刺客手腕向上一举，与此同时两名台方警卫挺身相挡，并推了蒋经国一把，这时枪声响起但子弹偏高射出，蒋经国侥幸逃过一劫。刺客还未来得及开第二枪，就被警卫关在转动门里就擒。另一名刺客也被迅即制服。经美国警方审讯，刺客叫黄文雄和郑自才，都是台湾青年，系“台独联盟”的狂热分子。
蒋经国遇刺无恙，仍照原计划进入布拉萨大酒店赴宴。宴会未终，美国记者追踪而至，请他发表“遇刺感想”。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刺杀事件使美国非常难堪，虽说美国国内枪击事件层出不穷，但在外交活动中却不多见。尼克松立即致电慰问，表示“至感遗憾”，“美国及本人闻悉此事，异常震惊，谨代表美国政府及人民致最忠诚之歉意”。
蒋经国在美国遇刺无恙的消息，当天就送到了蒋介石手中。蒋介石既惊又喜，惊的是儿子在美国警卫的重重保护之下竟有刺客行刺，喜的是儿子竟然安然无恙。经此意外事件，他立即联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千年古训。他在日记中说：〔19〕
今午经儿由华盛顿抵纽约。受美工商界之邀宴，甫入旅馆之门，即为“台独”反动分子枪击未中，幸无恙。此乃美国之治安混乱无法之一，如此国家，所谓民主自由者，其祸患不知如何持久矣。当经儿离国之前数日，余本为此考虑多次，想预告经儿谨慎预防，此不仅为本国驻美之反动派而已。惟恐影响其心理，故屡欲言而辄止。不料，果有此事耳。然此为革命者所受之常事，不足为奇。
昨晨朝课后，孔侍卫长与武孙突来报告，称经儿昨在纽约受警而无恙之事。此乃上帝保佑，使得经儿转危为安，亦是因祸得福之兆也。
虽然遭遇刺客，但蒋经国依然按原计划继续在美国访问，直至5月1日才返回台湾。当他抵达松山机场时，近万名党政军要员以及民众在机场迎接，连极少在台北露面的蒋方良也破例前来迎接夫君，两人在机场紧紧拥抱。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次经儿安全回国，不仅是载誉归来，在精神上对全国人心在苦闷惊惶中一大安慰。”〔20〕然而，蒋经国的访美，未能改变尼克松政府谋求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的既定政策。
二 退出联合国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迁台后，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仍长期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占据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中国席位。尽管自1950年第5届联合国大会起，每年都有会员国提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提案，但在亲美国家的反对下，往往不被列入讨论议程。然而，到了1960年第15届联大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会员国已越来越多。
为了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在1961年第16届联大会议上，美国提出了一项“重要问题案”，即任何有关代表权争执的议案应视为重要问题，要以到会投票的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之。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必须要获得到会投票的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国的支持才能通过。此后，美国为了帮助台湾当局，曾多次提出“重要问题案”，以确保台湾当局继续占据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
然而，在1970年第25届联大上，虽然大会以66票对52票通过了美国等提出的“重要问题案”，但大会又以赞成51票、反对49票、弃权25票，同样通过了由阿尔及利亚等国所提的“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中华民国’”提案，只是由于没有达到“重要问题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才使台湾当局再次过关。倘若事先没有“重要问题案”的保障，台湾当局立即将被逐出联合国。形势的发展已经非常明显，支持台湾当局的国家在大会中已成少数。而用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问题案”下一年度能否通过，连美国都不敢保证。
面对这种局势，蒋介石非常着急，他令“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与“外交部”详加检讨，研究新对策。1970年12月22日，蒋经国与“外交部长”魏道明召集“外交次长”钱复等相关人员以及驻外“大使”刘锴、陈质平、许绍昌、薛毓麒、郑宝南举行检讨会，研究对策。会后，“外交部”又根据驻各国“大使”反馈的意见，于1971年2月提出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除坚持使用过去的策略外，还提出了几个可能实施的新方案：（1）“两个中国”案。（美国和日本都有此拟议）（2）一个中国由两个政权代表案，安理会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比利时曾拟议）（3）“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案。（4）分裂国家整批入会案。（日本外务省曾拟议）（5）以乌克兰模式入会案。（6）“纳共”及保留我席位案。（7）“排我纳共”案分段表决案。〔21〕
对于上述方案，蒋介石并不认同，他坚持“对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决以重要问题为主，并不涉及安理会席次问题为重点”。他认为，“两个中国案”，“此乃美国幼稚幻想”。〔22〕为此，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对策：“（1）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2）不得已时，阿案分为前后二段：排我一段作为重要问题，纳中共一段作为普通问题，则安理会代表自属我政府，此为最后腹案；（3）如果安理会属于中共，则我认为非法案，决不承认，并公开声明保留我依照宪章在安理常任理事之权利，即同时声明中共不只为内乱犯，而且为侵韩的联合国之敌人与罪犯；（4）否则只有退出联合国以维护正义。”〔23〕
然而，此时美国认为如坚持原来的策略，已很难保证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了，必须改变策略，计划不再提“重要问题案”，而是提“双重代表案”，即允许大陆进入联合国的同时，维持台湾在联大的席位。然而，蒋介石不赞同美国的方案，他在日记中说：〔24〕
联合国代表权美国所拟提案之方式：（甲）重要问题不想再提；（乙）“双重代表案”，即“两个中国”而不涉及大陆与台湾谁属问题；（丙）安全理事会代表与中华民国代表权应作为重要问题，而以“共匪”加入联合国；（丁）如多数提案国必欲以安理会代表予“共匪”则听之，不作争辩。此乃是其最劣之态度，无异出卖我国也。
为了协调双方意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派资深外交官墨菲专程前往台湾，与蒋介石会商“双重代表案”的可能性。1971年4月23日，墨菲飞抵台湾。蒋介石和蒋经国等人在阳明山中山楼接见了墨菲，谈话一个半小时。墨菲首先向蒋介石强调，今天的问题，不是“美国造成的，而是由于变动的世界局势和发展中的国际趋势”。由于国际情势急速变化，如仍坚持使用过去保护台湾代表权的方案，“那么今年或最迟到明年，我们在联合国就会遭遇失败”。美方一般的想法是，“以双重代表方式替代重要问题案，即以双重代表方式代表中国，而不明确规定何方为中国之惟一代表，将避免触及安理会席位，使台湾仍能维持原有的席位”。蒋介石表示，他“理解尼克松所受的压力使他非有新的做法不可”，“可是一旦联合国宪章遭到破坏，将损及世人对美国的尊敬和信心”。墨菲接着说：“美国宁可选择维持现状，但近几个月来它必须面对某些现实，包括这段时间有八个国家先后承认北京政权。”“如果美国选择忽视这些国际上的趋势，将会有巨大危险导致它与‘中华民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败。如果‘中华民国’坚持今年秋天在联合国内仍用旧的模式，尼克松愿意奉陪。”蒋介石回答道：如果美国认为绝对有必要采取新步骤的话，新步骤必须重申“重要问题案”的实质，而且“不能触及‘中华民国’在安理会中的席位”。墨菲再三向蒋介石保证，新方案中不会提及‘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席位，“美国一定争取绝大多数国家来支持美国所提出的新方案，方案内容中美国没有企图要使北京政权获得安理会席位”。他还说：“以我猜想，北京政权将会拒绝接受邀请，不会接受这种新方案”，那样的话，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不会受到损害。蒋介石也表示：“我相信假如中共没有获得安理会的席位，他们是不会进入的；然而，如果安理会席位让给他们，那就难保北京方面会有什么反应。”蒋介石最后向墨菲表示，他对尼克松总统有意访大陆感到意外，“如果美国不中止对大陆的让步，北京也许最终不仅得以联合国大会甚至是安全理事会。如果哪天‘中华民国’真的离开了联合国，那么始作俑者将非中共政权，而是美国”。〔25〕
回国后，墨菲向尼克松提交书面报告，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墨菲认为：“蒋介石老了，他似乎相信只要美国倾力奋战，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即可保住，北京就可以被摈弃于外。他认为联合国代表权是他与中共之间家务争吵性质的议题。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和其他人对联合国的态度比较务实，但最高决策权在蒋介石手中。”尼克松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并不感到意外，但他说：“鉴于国际形势和北京的态度，维护台湾在安理会中的席次是不可能的。”〔26〕6月初，尼克松要“驻华大使”马康卫转告台北，“美国绝对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不希望有任何提案将之逐除，我们当然能支持他们继续留在安理会，然而这是很难成功的任务”。
很显然，尼克松与蒋介石在面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和底线是不一样的。尼克松的政策是希望在国际形势变化下，采取变通的方式使台湾能够继续留在联合国。而蒋介石虽然表面上表示可以接受“双重代表案”，但坚持不肯让出安理会席位，实质上是想坚持安理会席次，迫使北京放弃入会。他对蒋经国说：“余以为对美国外交不能不有内方外圆之作为，心中应有坚定决策，而外形则未到实行时间，应随环境而予相机应变也。”他还在日记中说：“近日美政府对外交政策，尼氏似已决定要我退出联合国，并以中共来替代我安理会席次，以为其本人明年竞选之资本。此乃为不可想象之卑鄙恶劣之事，但吾心泰然无惧。惟照预定目标进行，至于结果，惟听之于上帝之命是从。”“对联合国进退问题应慎重处理，不能自暴自弃，如至不得已时，决自动退出。”〔27〕可见，一旦丧失安理会席位，蒋介石就决定退出联合国。
5月初，蒋介石任命沈剑虹为“驻美大使”。蒋介石父子对他寄予厚望，希望其能与美方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作更多的交涉。然而，沈剑虹抵达美国后，尼克松政府迟迟不与其谈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他在7月3日致电蒋经国说：
自5月18日呈递“国书”之后，随即正式展开工作。尼总统似无约职晤谈之意。同时，职托友人约见基辛格，但均以事冗为由，一再拖延。其一再延期原因，想系美对中国代表权问题，尚未作最后决策之故。
鉴于近来美姑息媚共气氛日益浓厚，舆论界推波助澜，对我更为不利。例如6月4日，有研究中国问题学人费正清等110人，在纽约时报登刊联名启事，主张在联合国各机关予北京以唯一中国政府之合法席次，反对美国在未获得国共协议前强行运用“双重代表权”方案之努力等。尼克生政府为少数政党，参、众两院之趋势如此。尼克生在各方面压力下，困扰自多。故其对中国代表权之政策，迟迟未能决定。
蒋经国复电沈剑虹说：“局势艰难，自在意中，惟当尽心竭力，妥为肆应，信兄必能善其所事。续情盼随时见示。”〔28〕
7月15日，尼克松宣布接受访华邀请。1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接见沈剑虹，表示情势已有变化，除非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安理会席位，否则“双重代表案”绝难通过。美国同意再次提出“重要问题案”但很可能无法获得半数支持。如台北愿意放弃安理会席次而只为联大之会员国，则尚有办法可想，美国愿意尽力并即共同商讨进行步骤。
对于美国态度的转变，台湾当局非常震惊。21日，蒋介石召集严家淦、蒋经国以及相关外交人员商讨应对之策。并致电沈剑虹，要其“答复罗杰斯国务卿，表明我政府严拒美方最新之建议”。〔29〕
23日，蒋经国会见了马康卫，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磋商。马康卫向蒋经国解释了美国的决策：“阿尔巴尼亚提案作为重要问题案，重要问题修正案，以及双方代表权而不涉及安全理事会等均无法获胜，仅有维持联合国大会会员籍，放弃安全理事会席次可经努力而获通过，吾人深知贵国作此决定非常痛苦，但若首肯，可不必公开声明，美国可代为争取所要之多数票。”马康卫还以个人身份表示：“如果‘中华民国’不退出联合国，中共可能因其先前所揭示之条件，而拒绝进入联合国，则一切均照旧，当无问题。”蒋经国对马康卫说：“要放弃安理会席位等于自我否定，是否真只能依照罗杰斯的意见，没有任何可转圜之余地？如不提‘重要问题案’，美国将提何种方案？”马康卫表示，时间紧迫，需要双方尽快取得共识。如果美国不提“重要问题案”，将提“双重代表案”，并包括“中华民国”放弃安理会席位。蒋经国当即表示无法接受这种方案。会谈未能达成共识。〔30〕
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31〕
美国将今秋在联合国大会中支持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席次的行动。同时美国亦将反对任何排斥“中华民国”，或用不同的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行动。
安理会的中国席次问题，是许多国家希望表示意见的问题。总之，安理会当在宪章规定下采取决定。而美国的意见是，我们准备听由联合国决定来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相信所采取的决定，是充分符合尼克松总统在世界和平的利益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谋求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并符合我们确认“中华民国”继续保持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对于美国公开发表的声明，蒋介石心急如焚。他指示将前往美国访问的周书楷说，如罗杰斯对其以理事会席次交“匪共”之提案迫我同意，“则我应予摊牌，坚决反对”。他在日记中说：“其政府保证我在安理会席次之文件，而今不但不予保证，反要我让给我国叛逆‘匪共’之同意。此种不守信义之行动，吾人坚决反对，乃为其迫我退出联合国之所为，美国应负其一切责任。”〔32〕8月6日，“外交部”召集驻亚太地区的“使节”，商讨代表权案。当日午后，蒋介石夫妇在阳明山举行茶会款待各“使节”，听取大家对代表权的意见，勉励大家努力奋斗捍卫“国家”权益。在茶会即将结束时，宋美龄突然发言，表示“外交事务”，立场不能过于软弱，“国有国格，人有人格”。〔33〕
基于美国的态度，蒋经国认为要尽量争取留在联合国，因为国际形势变化无常，特别是近一年多来，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还有可能发生剧烈变化，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和机会留在联合国，如果确实不能留在联合国则要在“纳共逐我案”通过前主动退出。9月11日上午，蒋经国召见“外交部”次长钱复，对于代表权案作了三点指示：（一）应探明美方是否有助我诚意；（二）对于苏俄动向要密切注意；（三）我方的立场是，如美方提案通过，中共因我在联合国而拒绝前来，我应坚守阵地；但倘阿尔巴尼亚提案有通过迹象时，应先主动退会。〔34〕
9月16日，“外交部长”周书楷与刘锴、沈剑虹、钱复等人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举行会谈。罗杰斯重申：美国目标在于维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之席次，但目前情势显示，如美国提案不包括安理会席位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则可能很难通过。当天，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中国代表权”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35〕
我们的政策是很明白的，我们允许且将投票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自然，这表示将给他们在安理会的席位。我们的目标，反对驱除“中华民国”出联合国，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以达成此目标。
尼克松的讲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台湾当局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蒋介石更是深受刺激，再次决定退出联合国。他在日记中说：〔36〕
今日尼克生宣布其“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席次让给“匪共”，最后一句虚拟说美国设法“中华民国”保持在联合国一个席次。尼丑之言对我心头，乃为最重大的打击。
退出联合国问题，经两月来之考虑。今日形势“共匪”闯入联合国与侵占我安全理事会席次，罪行已定，尤其美尼之毒计无法忍受，故决心以“汉贼不两立”与毋为瓦全之精神实行退出。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蒋经国与“总统府”秘书长黄少谷等人会商办法，并致电周书楷等人表示：“尼克松宣布以安理会常务理事席位予‘匪’，而又对于保我部分之措辞则消极无力。我方除不惜依预定步骤继续坚忍苦斗外，一面必须切实提高警觉，美方‘双重代表案’通过无望，而‘阿案’通过确成定局时，断然主动退会，以免完全陷于受辱地位。退会时须发表正大声明，此声明之政治性重于外交性。”〔37〕
联合国第26届大会在10月25日的主要议程就是对“中国代表权案”进行表决。阿尔巴尼亚代表、台湾代表和美国代表都先后发言。阿尔巴尼亚代表要求先表决“阿案”，美代表也要求先表决“重要问题案”。当晚20时，大会主席裁定先就美国建议付诸表决，结果61比53，15票弃权，获得通过。因此，大会于21时48分，先表决“重要问题案”，会场极为紧张，结果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美国精心安排的“重要问题案”遭到否决。这一结果，出乎支持台湾当局的美国等代表的意料，而大会席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会场中跳起热舞，高声欢呼，庆祝胜利。
美国代表布什立即要求发言，建议将“阿案”的执行部分最后一段，即将“中华民国”逐出联合国的内容予以删除，经主席裁示表决，但仍遭大会否决。至晚上23时，台湾当局代表眼见所有可以抵制“阿案”的方法均已用尽，不得已要求发言。于是，周书楷在发言中朗读了退出联合国的声明稿，并率领代表团退出大会会场。之后，大会继续对“阿案”进行表决，结果是76比35，17票弃权，获得通过，成为第26届大会2758号决议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上排除”。
消息传到台湾，全岛震惊。蒋介石于10月26日发表了“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大家“精诚团结，协力同心，祸福相倚，甘苦与共；在风平浪静时，不松懈，不苟安，不骄惰；在暴风雨来袭时，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他在日记中说：“今日我正式宣布退出联合国，此乃尼丑谋害我，但不足致我死命耳。”〔38〕
10月30日，当周书楷率领代表团飞抵台北时，蒋经国、黄少谷等人亲自到机场迎接。11月5日，蒋经国会同“外交部”相关主管商讨今后的“外交”政策。蒋经国认为，退出联合国之后，台湾在国际的处境将更不可乐观，今后必须设法加强对美国的关系，对于国会议员要多做联系，同时要调整“外交”机构的人事。然而，蒋经国还没来得及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尼克松却已开始了中国大陆的访问之旅。
三 尼克松访华
国民党迁台后，在外交上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维持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以确保其“法统”；一是维持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而后一个目标更为重要，台湾当局认为，如果不能同时确保两者，则宁愿放弃联合国的席位，也要保持“中美”之间的盟友关系。〔39〕然而，台湾当局即便失去了联合国中的席位，也未能阻止美国政府改善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步伐。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飞抵北京，并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诚的讨论。尼克松在与周恩来会晤时，提出了美国对台问题的五点原则：〔40〕
（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我们不曾也不会支援任何台湾独立运动。
（三）在我们逐渐撤出台湾时，我们会竭尽所能地运用影响力，阻止日本进驻台湾。
（四）我们将支持任何能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与此有关的一点是，我们不会支持台湾政府任何想藉军事手段返回大陆的企图。
（五）我们希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2月28日，经中美双方领导人磋商，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中美双方分别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各自表述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的表述是：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方的表述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上海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尼克松称他的北京之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然而，对于蒋介石父子而言，则是继联合国被逐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2月12日，蒋介石一面令蒋经国等人商讨对策，应对中美建交后，是否对美断交问题，一面又令外交部针对尼克松访华发表声明。〔41〕22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后，蒋介石非常关注其动向，蒋经国则每天早晚向蒋介石汇报。《上海公报》发表后，蒋介石更是愤激异常，他说：“‘匪’美公报在上海发表，其内容皆由‘共匪’一方面的一面之词，美尼不敢提其所应有之立场，对我‘中华民国’皆以台湾代之”，“阅尼丑与周‘匪’所发表之联合公报不胜愤慨，此为尼丑手出卖我政府既定之方针，亦为其枪下屈服之一举，无耻已极”。〔42〕
余怒未消之际，蒋介石的另一“忠实外交盟友”日本也开始发生变化。尼克松访华后，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因为佐藤内阁一直跟在美国屁股后面敌视中国，第26届联大召开时，又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此刻，美国却在悄悄地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这使佐藤内阁受到社会舆论的冲击，被迫辞职。继任的田中内阁一上台就开始打中国牌，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新成立内阁的首要任务，并宣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十分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