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介石逝世
蒋介石出身军人，体质硬朗，中年后又非常注重养生，因此其健康状况一向良好。直至1962年，蒋介石的身体健康才出现警讯。4月23日，突然感到排尿不顺的蒋介石，经“荣民总医院”泌尿科主任郑不非大夫的检查，发现患有前列腺肥大症。前列腺肥大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本不足为奇。然而，“总统”排尿困难毕竟不是小事，故“荣总”的医疗小组决定为蒋介石开刀切除前列腺肥大组织。但宋美龄信不过台湾本地医生，而是请来美国的专科医生为蒋介石开刀。然而，此次手术并不十分成功，留下了后遗症。自此以后，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蒋介石的治疗报告曾有以下记载：〔1〕
总统身体素健，少有不适，此因平日生活极有规律，烟酒不沾，养生有道所致。惟自五十一年起，颇有小便不畅之感，经医诊查后，断为摄护腺（前列腺）肥大症，此乃年长者常见之疾病，惟必须施行手术始能治愈。嗣经决定于是年三月间在“荣总”接受外籍泌尿外科专家手术，割除肥大部分之摄护腺。不意于手术后发生尿道炎、便血、尿道狭窄等并发症，此后虽经医生悉心医治，各并发症渐次痊可，以后数年已体健如常，但因慢性摄护腺炎不时发作，虽屡经医治，但无法根除。
1969年9月，蒋介石又不幸在阳明山遭遇车祸，嘴巴、胸部和下体受到强烈撞击。车祸虽未造成致命伤害，但其身体健康急剧下降。至1971年5月，蒋介石的心脏已有明显的扩大现象。而这一年由于“外交”孤立，联合国被逐，蒋介石不仅遭受身体的折磨，还要承受精神的打击。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年事已高的蒋介石终于病倒了，并从此一蹶不振。
蒋介石一生坚持写日记，直至1972年7月21日。从他最后一年多的日记来看，基本上处于重病之中。他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还写道：“今日体力疲倦益甚，心神时觉不支。”〔2〕7月22日，蒋介石病情加重，在中午用膳时突然呕吐，至下午2时竟然昏厥过去。之后，蒋介石再也不写日记了。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动了，他的右手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有气力握笔了。〔3〕对于此次病况，蒋介石的治疗报告是这样记载的：〔4〕
晚年蒋介石
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一个月，因慢性摄护腺炎复发，医生乃建议应多休息。惟仍日夜辛劳，公而忘私，因之自觉体力不支之感，于是移往阳明山官邸，预备在此处作短期之休养。惟阳明山官邸四周环山，气候常多变化，于七月中旬感染感冒，当经医治授药后，感冒已渐好转。惟七月二十二日午后，突发高烧，经医生应用X光及其他检查，证明因感冒而转为一种抗药性葡萄球菌所引发之肺炎。
自此次大病以后，蒋介石已基本处于休养状态，所有政务都交于蒋经国掌控。只要在台北，蒋经国则每天探望，并向蒋介石汇报。由于蒋介石长期卧病，很多庆典活动都未公开露面，而是由“副总统”严家淦代理主持，因此外间舆论对此难免有所揣测，甚至有人怀疑蒋介石已经不在人世了。
为了消除外间的猜疑，宋美龄曾绞尽脑汁向外界证明蒋介石健康如昔。在宋美龄的安排下，蒋介石曾有几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73年7月，孙子蒋孝勇偕同新婚妻子方智怡到“荣总”第六病房，按照溪口老家的习俗给蒋介石奉茶。当时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坐在病房客厅的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受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意决定选择这次奉茶仪式为主题，对外发表新闻，说明“总统”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对外证明蒋介石的病情正在康复中。〔5〕
同年11月12日，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会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成员，在“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的带领下到“荣总”会客室晋见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由于当时蒋介石的右手肌肉萎缩相当严重，即使坐着的时候右手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为了掩饰蒋介石右手的缺陷，卫士们在有关部门的同意下，用透明胶胶布将蒋介石萎缩的右手手腕“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穿上长袍马褂。直到一切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成员进场。而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则全员戒备，守候在隔壁房间，随时待命。幸好蒋介石身体略有恢复，精神状态不错，接见得以顺利完成。此次接见，再次向世人证明，蒋介石还很“健朗”。
蒋介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74年秋，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任回国。其实，早在一两年前，他就已经几次向台湾当局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由于前几次蒋介石不是处于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现在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和台湾当局权衡利弊，认为还是接见较好，既可以打消外界的臆测又可以消除美国的误解。为了保证蒋介石能够顺利接见马康卫，宋美龄没有安排专门的“外交”人员作陪，而是由她亲自陪伴接见，并令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在后侧严阵以待。在接见的过程中，蒋介石的表情有点僵化，口齿也不大清楚，而且谈话时气喘吁吁。好在宋美龄在一旁协助，让马康卫“了解”蒋介石的意思，并且适时地掩饰蒋介石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6〕
尽管此次接见“顺利”完成，但宋美龄和蒋经国等人很清楚，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已经急剧恶化，病体已经难以康复。12月初，蒋介石突发高烧，经检查后，发现蒋介石肺炎复发，肺部积水。宋美龄不顾医疗小组的反对，延请美国医生为蒋介石施行肺部穿刺手术，虽然手术本身很成功，但手术带来的后遗症却是严重的。当晚，蒋介石的体温就急剧上升，陷入昏睡高烧之中，体温最高时达到41℃。为了给蒋介石退烧，医生只好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并在蒋介石的床单下垫一张进口的冰毯。
对于蒋介石的病况，蒋经国愁苦不已。1975年1月1日，他在日记中说：“元旦，向父亲拜年，父亲在睡眠中，病情颇重，儿心殊苦。”〔7〕1月9日，他再次写道：“父亲之病，仍无好转迹象。想起前天晚上父亲在病床上以左手紧握儿之右手良久，语音甚低，儿心忧苦。”〔8〕直至1月11日，蒋介石的体温才有所下降。蒋经国说：“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反而有了起色，体温开始下降。”〔9〕到2月7日，蒋介石的病情有所稳定。2月10日，正好是农历除夕，蒋经国在日记中说：“父亲卧病以来，多次均能转危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10〕然而，没过多久，蒋介石的病况急转直下。3月26日，蒋经国在日记里说：“父亲之病于今晚八时恶化，经三小时治疗后好转。余宿于病房中。日来余心不定，夜间多梦，不能专心处理要公，烦虑已甚。”〔11〕
4月5日，蒋经国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探望父病。蒋介石坐于轮椅之上，面带微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父亲笑容的蒋经国心中感到非常欣慰。期间，蒋介石向蒋经国询问了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蒋经国辞别时，蒋介石还嘱咐蒋经国说：“你应好好多休息。”〔12〕蒋经国没有想到的是，这是父亲对他最后的叮咛。当晚8时，医生发现蒋介石的脉搏突然转慢，立即施行抢救。8时半，当闻讯赶来的蒋经国再次回到士林官邸时，蒋介石的病情已经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脏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医护人员数小时的抢救无效，蒋介石于当晚11时50分离开人世，终年89岁。
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曾为之守灵一月，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先后写了许多回忆和纪念其父的文章，如《梅台思亲》、《领袖慈父严师》、《思亲励志报国》、《其介如石》、《风木孝思》等。1978年4月5日，他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13〕
不记得有多少个黄昏，独坐庭阶，思亲之情，久而愈切，漫漫长夜，不能入睡；不记得有多少次梦中惊醒，仿佛父亲招手慰语，音容一如健在之时；不记得有多少遍瞻仰父亲房中遗物，笔砚书籍，棉衣布被，捧奉抚摸，一股温暖直入心田，而悲怆不能稍抑。
尤其卧室木床，留给我最深的悲痛，父亲养病静卧，我侍疾床侧，父亲握着我的手，默默相对；有时父亲闲话家常，或者低吟诗句，交谈片刻，又复小睡，稍后睁开眼来，看我仍在床侧，引以为慰，此时父亲一笑一颔首，我都明白心意。儿时闻父亲追怀亲恩，每谓“昊天罔极，触景伤心”，我体会不深，而今日我追念父亲病中执手的情景，历历在目，触景伤心，始知为人间之至痛。
可见，蒋介石的逝世，不仅仅使蒋经国失去了一位领袖，更重要的是，使其失去了一位父亲、一位良师益友。在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相依为命，患难与共，而蒋介石对蒋经国的培养、扶持、关爱，更是无微不至，父子间的情感远非“父慈子孝”所能概括。正如蒋经国自己所说：“父亲严而又慈，爱儿教儿无微不至；……父亲对儿作之君、作之师。今日革命在将成未成之际，父亲竟弃儿而去。我父子同离故乡，而今父亲已不在人世矣。呜呼哀哉！”〔14〕
二 出任党魁
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一面亲自布置父亲的灵堂，一面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要求辞去“行政院长”职。他在辞呈中说：“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此孤臣孽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15〕
4月6日清晨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蒋介石去世后的政局及人事安排。会议最后决议：“全党同志，敬谨接受总裁遗嘱，并愿率全国军民，共同以反攻复国之决心，团结奋斗，完成总裁遗志”，并依照宪法推举“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会议还讨论了蒋经国的请辞案。谷正纲发言表示，就中国固有道德而言，蒋“院长”经国请辞，他个人深表同情，但在国家当前情况下，“亟须蒋院长继续处理政务，因此建议常委会慰留，并吁请全党同志、全国同胞更积极支持蒋院长”。严家淦也立即表示支持蒋经国，并希望大家都支持他。会议一致决议恳予慰留，并要蒋经国“效死勿去”。
对国民党中常会“效死勿去”之议，蒋经国发表谈话称：“经国请辞行政院长职务，顷经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责以‘效死勿去’之义，敢不衔哀受命，墨绖从事，期毋负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军民之督望。”〔16〕他在日记中说：“余以国难当头有待奉献，以完成父亲之遗训和遗志，决定照中常会之决议，继续留任。此即以孤臣孽子之心，以报党国。”〔17〕
按理说一位当政者病逝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必然会有一番争论与争斗。然而，这种状况在蒋介石病逝后却不是太明显。因为蒋介石的病故，对于台湾政坛的震动并不是太大，权力真空并没有出现，因为新一代的政治强人早已确立，蒋经国的接班布局也早已安排妥定。蒋介石逝世后，“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志代表军队立即向蒋经国宣誓效忠，其实，他们本来就是蒋经国的亲信。政工系首领王升，追随蒋经国多年，此际将他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罗友伦也属蒋经国嫡系，已调任联勤总司令。擅离职守的台湾警备司令尹俊被撤职，换上了蒋系人马汪敬煦。
政局的发展正如1971年蒋介石在日记中安排的那样，严家淦出任“总统”，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兼三军总司令，党务集体领导。〔18〕现在唯一没有确定的，就是有关党的最高领导人选的问题了。
1975年4月28日，国民党召开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讨论党的领导人问题。会中，严家淦等20位中常委联署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之主席，一致公推蒋常务委员经国担任”。与此同时，中央委员刘季洪等74位中央委员联署：“保留党章所载总裁一章，借申哀敬，并为永久之纪念；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公推蒋经国同志担任。”
国民党元老也纷纷发表意见，声称：“本会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称保留于党章之内，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推举蒋经国同志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佩，由蒋经国同志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19〕
大会将两案合并讨论，一致通过，决议于第十一次全代会时，提请追认，并修改党章。决议写道：〔20〕
今总裁不幸逝世，全党中央之领导，亟须力谋强固，以肆应瞬息万变之国际局势与共产“匪党”之奸谋诡计，爰特根据党章之精神与本党中央之往例，决议中央委员会设立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综揽全般党务，以适应现阶段革命形势之要求，实属迫切需要。
蒋经国同志有恢宏之革命志节，卓越之领导才能，自就任“行政院长”以来，肆应国际危机，则处变不惊；推进国家建设，则规模宏达；其坚决反共之决心，为常会所全力支持；其亲民爱民之作风，更为民众所拥戴。……
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经国同志实为最适当之人选，亦为全党同志一致之公意，决议：“一致通过”，并希蒋经国同志勉承艰大，益坚百忍，领导全党，早日完成总裁“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的遗命。
当晚，国民党中常会秘书长张宝树亲自前往慈湖，将大会的决议告诉蒋经国。对于被推举为党主席的感受，他在日记中说：“吾父逝世，对国对民，已有所交代。苦为儿者，何德何能，乃须担负继起之重责，今日有功之‘党国’元老，在台者甚多，经国何敢担当此任，望我父在天之灵助儿从事于艰苦的革命工作。”〔21〕
29日，正是蒋经国的66岁生日。天还未亮，蒋经国已来到蒋介石的灵前行礼，“深怀父母之养育之恩”。午餐后，宋美龄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写道：〔22〕
经 国：
今天又届你的生辰，往年我都为你设席与家人共聚，一享天伦之乐，此次自（你）父亲撒手离我你之后，我们再也无此兴致作任何设宴之举。今晨我特别起得早，为你祷告，祈求上帝给你智慧、健康和毅力，并特别赐福予你，这是我今年以此为你寿。
母 字
宋美龄的信让蒋经国“感动无已，泣涕甚久”，“此为有生以来第一年失去父亲过生日，回首往事，悲痛无已”，“余今已六十有六岁，在过去的岁月中，有负父亲期望之处多矣。从今以后，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不可再有错失，因误个人之事小，误国家和大众之事大”。〔23〕
5月5日，为蒋介石守灵一月的蒋经国以“国难当头，大责任身，不得不以‘衔哀奋励、誓竟全功’之心情，暂离父灵”，开始工作。他说：“开始工作了，前途艰险，是意料中之事，要以死里求生的精神，来为国尽忠，为党牺牲，为民服务。”〔24〕
5月7日，蒋经国第一次以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身份主持中常会，他在会上表示：“经国承临时中全会之命，接受征召，……追随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委员及全党同志之后，以孤臣孽子之心，为贯彻本党革命任务而效命致力。……经国誓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开诚布公，坚守原则，千磨百劫，益励此心。”〔25〕13日，他又召集国民党中央党部各单位主管人员会议，提出国民党必须坚持三个原则：“实行三民主义，贯彻总理和总裁的主张；本党体制永远是一个革命民主政党；现阶段的政策，要反共到底，争取复国建国的成功”，并对党员干部提出了三个要求：“不要滥用权力，使人惧怕；不要吸收仅为私人利益，不为实行主义、服务国家的人入党的党员；要时刻警惕，本党是负有革命责任的政党，不是一个施小恩小惠的普通团体。”〔26〕
1976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追认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正式推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至此，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已由个人集权制过渡到了委员制。正式当选为党主席的蒋经国提出要废除个人崇拜，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党员。他在国民党“十一大”闭幕式上声称：〔27〕
以后对我个人，不要再讲什么“英明”、“拥护”、“伟大”、“导师”之类的颂词，在地方党部也不要再讲。
中国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没有第三位。一是总理，一是总裁。此外大家都是党员同志，都是总理、总裁的信徒！我个人仅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位党员，一个革命队伍的战斗兵！对“党国”前辈，以晚辈自居；对全体同志，以弟兄同志自居；愿追随我们“党国”先进，愿与全党同志共患难，同生死，尽革命应尽之责任。
三 当选“总统”
蒋经国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行政院长”，党政大权归于一身，而“总统”严家淦名为“国家元首”，却不掌实权，不过是虚位以待。这种政治格局被时人称为“蒋严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严家淦除了扮演“宪法”上的“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都与蒋经国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他小心谨慎，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在他继任“总统”的三年里，名在严家淦，权在蒋经国，这种“蒋严体制”使无为和有为得到了绝妙的结合，他与蒋经国之间，也并没有因为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蒋经国在台三十年》一书中曾记述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颇能形象地描述这一时期的严、蒋关系：〔28〕
有一天，“行政院长”蒋经国有一件事要亲自去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的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的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去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电话。”过不久，严家淦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一句话先是一愣，接着听下去就完全不同了：“总统说他出去后会顺道到行政院看蒋院长的，时间最多也是半个小时，请转达蒋院长。”严家淦类此政治艺术的运用，致使蒋经国对他更加尊重了，而有“凡是有静波先生在，我就省了好多心”的话。
可见，严家淦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政治艺术和政治胸怀。严家淦与其他政治人物不同，他与蒋介石、蒋经国没有任何亲戚或同乡的关系，也不是出身于官邸或侍从室，更不是党校、政校、干校、黄埔的“天子门生”。他只不过是一介平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没有留过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带过兵，甚至没有受过一天军事训练，但是他能够在强人政治之间游刃有余，一步一步登上“总统”宝座，贵为“国家元首”。究其原因，除了蒋介石的刻意扶植提拔外，与严家淦“高风亮节”的政治艺术和政治胸怀是分不开的。
更可贵的是，严家淦知道自己应该什么时机将“总统”的位置让给蒋经国。1977年12月14日，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即将召开之前，严家淦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写了一封《严常务委员家淦致中央常务委员函》的信件，交给国民党中常会秘书长张宝树。信中写道：〔29〕
宝树秘书长请转中央常务委员公鉴：
查“国民大会”历次集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本党均先期举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推举本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兹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在即，本党亟宜先期举行全会推举本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家淦旴衡革命情势，深感愈接近最后成功，困难愈多，冲击愈大，非有坚忍、弘毅与睿智之革命领导，实不足以克服重重险阻，达成反共复国之任务。
现在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同志追随总裁力行总理遗教达四十年，志节坚贞，勋绩昭著；尤以出任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院长以来，主持国家大计，实践本党政策，推行重大建设，顺应国际变局，操虑忠纯，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国内外一致推崇。蒋主席经国同志实乃本党提名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之最适当人选。
拟请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家淦上述建议作成决议，向第十一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案，请推举蒋主席经国同志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本党候选人；再由“总统”候选人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征请全会同意。
以上敬请
明察睿裁 专此敬颂
公绥
严家淦敬启
严家淦的建议信让蒋经国非常感动，为了表示谦让，他曾两次请国民党元老劝严家淦继续留任“总统”。但严家淦决心已定，坚决表示放弃竞选“总统”。为此，国民党于1978年1月7日举行临时会议，会议通过了严家淦的提案。同时，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也通过了决议，在即将召开的第十一届二中全会上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
第二天，蒋经国致电在纽约的宋美龄，告诉她自己被推为“总统”候选人：“昨中央征召儿为第六任“总统”本党候选人，以儿之才之德何敢肩承此一艰巨，尤以父亲一生盛德大业而最后遗志有待完成，儿何足以为之光大。是以闻命之初，彷徨不能自己，但同志先进多以国难党责与日俱深来相规勉，儿为本党之党员，为主义之信徒，为父母之爱子，值此艰难之会，自不得不负起此革命之十字架，‘为党为国’效命致力。”〔30〕
2月初，蒋经国向中国国民党提名谢东闵为第六任“副总统”候选人。他在提案中写道：〔31〕
依据本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第六任副总统本党候选人由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本党候选人提名”之决议，本席谨向全会提名谢东闵同志为第六任“副总统”本党候选人。
谢东闵同志为台湾省彰化人县人，少年时期即富民族意识，二十岁时因反抗日人统治，不遑安处，适总裁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心景慕，依然离台，先后求学于上海、广州等地，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文化领导教育工作，嗣任本党台湾省党部执行委员，并曾为第六任“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对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谢同志立即返台，其后在高雄县长、教育厅副厅长、师范学院院长、省议会副议长、议长、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一意致力于民意沟通及地方建设，执行中央政令，贯彻“反共复国”决策。
谢同志数十年来，无论在文化、教育、民意、行政、党务等任何工作岗位，均富有创意，卓著勋劳。而不畏邪暴的胆识和坚忍，治事公勤的态度和襟怀，充分表现革命党员忠爱国家的精诚志节。谢同志实为“副总统”本党候选人适当人选，特为提名，敬请公决。
关于“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会是谢东闵，因为毕竟在国民党高层中有不少人自赣南时期就开始追随蒋经国，而谢东闵只能算是后起之秀。对此，江南认为：由谢东闵担任“副总统”，对外，可以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分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政权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32〕但对于这种猜测，蒋经国曾公开表示否认，他说：“我提名谢东闵先生竞选‘副总统’时，从没有去想他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事实上，在台湾的都是中国人，诚如谢东闵先生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有些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晚一点而已。”〔33〕
蒋经国宣誓就任第六任“总统”
也有人说，蒋经国提名谢东闵做副手，是对谢东闵的一种回报，因为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前，是时任台湾省议会议长的谢东闵向国民党中央写信，要求推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从而使严家淦不得不主动让位，推荐蒋经国“组阁”。
2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届二中全会在阳明山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第六任“总统”、“副总统”国民党候选人问题。出席的党员以起立的方式通过了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也通过了蒋经国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谢东闵。会后，蒋经国就当选“总统”候选人发表讲话，他说：“我以严肃、沉重、坚定和乐观的心情，接受党的征召，参加第六任‘总统’竞选。我并保证，我和谢东闵同志如获当选，一定竭尽心力，把一切时间，以至生命，奉献给党和‘国家’，和大家一起努力奋斗，创造‘国家’的光明前途。”〔34〕
由于谢东闵资历尚浅，又是台籍人士，要出任“副总统”必定会遭遇不少阻力。当年蒋介石提名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时，都要亲自替严拉票，何况现在谢东闵要竞选“副总统”。为了让谢东闵能够顺利当选，蒋经国也不得不亲自出面为谢东闵拉票。对此，谢东闵非常感激，他后来回忆说：〔35〕
蒋主席在百忙之中，还帮我拉票。2月20日，他向中国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推介我。他说，对日抗战期间，在重庆就认识我，到台湾以后，“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我担任副主任，协助他发展团务。后来，两人虽然在不同岗位工作，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和同志。他称誉我具有不忧不惧的革命精神，非常忠党爱国。这些赞誉由蒋主席亲口讲述，对我的竞选活动帮助非常大。
3月19日，“国民大会”一届六次会议如期在台北召开。3月20日，大会进行“总统”选举。结果，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第六任“总统”，得票率为98.34％，谢东闵以941票当选为第六任“副总统”，得票率为79.14％。选举结果出来后，蒋经国于当日下午4时偕夫人及次子蒋孝武前往慈湖蒋介石陵寝谒祭，以感谢先父的刻意栽培。第二天，蒋经国再次致电宋美龄，告以正式当选“总统”，并恳请她早日返台。宋美龄复电表示身体欠佳，不能返台，如有确切需要时，“当襄助也”。同时还对蒋经国说：“当今国难局促一隅，赓续艰巨之秋，汝既被征召不必惶恐愧汗。余曾顾虑者乃照宪法规定，‘行政院长’对立法院负责，乃真正施政者，而‘总统’惟形式上之元首耳。汝在‘行政院’可多为人民国家做些事，借手于人，终不如理想。”〔36〕
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任“总统”，并在就职演说中声称：“经国服务公职以来，无时无刻不是以民族大义、革命责任和国家荣誉，作为自己效命致力的目标和志事，经国此后在‘全国’同胞的信任和督策之下，必当奋我精诚，竭我智能。”〔37〕当日下午，蒋经国召集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开会，并对外发布三项指示：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以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38〕
蒋经国被推选为“总统”后，各界立刻开始猜测谁将被提名为“行政院长”，被新闻界列入可能的人选甚至达十几位，只是绝大部分人没有想到，蒋经国会提名孙运璇出任“行政院长”。5月14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身份就提名孙运璇为“行政院长”发表谈话，他说：〔39〕
新任“行政院长”孙运璇之获得提名，系在衡酌国家需要，并经过多方面的深思熟虑之后，才作的决定。以孙运璇过去历年来的政绩而观，相信其在获得“立法院”的同意，就任“行政院长”后，必能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
孙运璇先生历年来对国家的贡献很多，表现也非常的杰出，尤其是在他任职台电总工程师任内，孙运璇先生经常是上高山、到海边，凡是有电厂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出现，这种精神令人感佩！此后在交通及经济两部首长任内，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大，所花费的心血，也较以往为更多。
孙运璇先生在“立法院”历次的报告或答复质询中，对“立法委员”态度的诚恳负责，更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也由于此种态度的影响，常使他能在不知不觉之间，既完成了困难的任务，并达成贯彻政府决策的目的。
蒋经国提名孙运璇出任“行政院长”还是有足够的理由的。据说，孙运璇与蒋经国的私人关系非常密切，早在孙运璇任台电总经理期间，就将美国回来的蒋孝文安排进入台电工作。蒋孝文病发后，孙运璇又将其安排到金门电力公司担任董事长，使蒋经国对孙运璇心存感念。其实，除去这层关系外，最主要的还是孙运璇的确是一位难得的技术性官员，既能担负责任，又无政治野心。孙运璇出生于山东，1934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电机系。1937年参加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出任工程师，曾主持湖南湘江电厂建设。1942年底，他被资源委员会选派赴美学习进修。抗战胜利后，回国后的孙运璇被派往台湾，出任台湾电力监理兼接收委员。1962年4月又被委以台湾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的重任。1967年，孙运璇被蒋介石任命为“交通部长”，1969年10月又转任“经济部长”。之后，孙运璇协助蒋经国主导经济建设，推动“十大建设”，发展半导体等高科技工业，成就显著。
5月14日，蒋经国致电宋美龄，告以提名孙运璇为“行政院长”。宋美龄复电表示：“孙部长运璇担任首揆，确属适宜。国家复兴与前途，赖诸经济计划步伐整速为最。数年来，其之表现，可称卓越，且所闻问，均以其人谦冲，侍亲孝顺。余深为能襄助得力为庆。”〔40〕
事实上，蒋经国也的确没有看错人。孙运璇“组阁”以后，大力推行行政革新，加强考核，建立层层负责制，尽管遭遇外部的不利环境，仍然为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有关数据显示，孙运璇接任“经济部长”时，台湾平均“国民所得”只有320美元；当他卸任“行政院长”时，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000美元，15年间增长了近10倍。〔41〕孙运璇也由此被称为台湾“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之一，受到台湾社会的普遍尊敬。其声望之高，除了蒋经国之外，只有李国鼎可以与他相媲。
注释
〔1〕 王丰：《蒋介石死亡之谜》，第8页。
〔2〕 《蒋介石日记》，1972年7月21日。
〔3〕 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239页。
〔4〕 王丰：《蒋介石死亡之谜》，第71页。
〔5〕 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234页。
〔6〕 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237—238页。
〔7〕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1975年1月1日。
〔8〕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1975年1月9日。
〔9〕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1975年1月11日。
〔10〕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1975年2月10日。
〔11〕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1975年3月26日。
〔12〕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1975年4月5日。
〔13〕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二册，第542页。
〔14〕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1975年4月19日。
〔1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5年，第878页。
〔16〕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三册，第596页。
〔17〕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1975年4月6日。
〔18〕 《蒋介石日记》，1971年12月23日。
〔19〕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第1410页。
〔20〕 《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6—347页。
〔21〕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1975年4月29日。
〔22〕 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1975年4月29日。
〔23〕 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1975年4月29日、5月2日。
〔24〕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1975年5月6日。
〔25〕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册，第234—235页。
〔26〕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册，第236—237页。
〔27〕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一册，第170—171页。
〔28〕 刘雍熙：《蒋经国在台三十年》，台湾大联印刷公司，1985年，第162页。
〔29〕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国国民党1978年工作纪实》，近代中国出版社，1979年，第120—121页。
〔30〕 《蒋经国与宋美龄往来函电》，“国史馆”印，2009年，第564—565页。
〔31〕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二十四册，第24—25页。
〔32〕 江南：《蒋经国传》，第459页。
〔33〕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四册，第282页。
〔34〕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一册，第504页。
〔35〕 《谢东闵先生全集》第二辑，“国史馆”印，2004年，第266—267页。
〔36〕 《蒋经国与宋美龄往来函电》，“国史馆”印，2009年，第582页。
〔37〕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一册，第557页。
〔38〕 茅家琦：《台湾三十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7页。
〔39〕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四册，第272页。
〔40〕 《蒋经国与宋美龄往来函电》，第606页。
〔41〕 宋光宇：《台湾国民所得统计表》，《台湾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