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坜事件
所谓“党外势力”，是相对国民党而言，一般是指台湾岛内一群对台湾现状不满，对国民党不满，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人。又由于在1988年以前，台湾实行“党禁”，除国民党以及从大陆迁台的民社党、青年党外，不准成立新的政党，因此，一切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政治力量都被统一称为“党外势力”。
自国民党迁台以来，“党外势力”就一直存在，但力量比较分散，形不成气候。50年代中后期以及60年代初，雷震等人曾企图通过《自由中国》杂志整合党外反对势力，建立新的政党，但在蒋介石的强力镇压下，最终以“雷震案”告终。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台湾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从而造就出一个力量庞大的中产阶级。而教育的普及，使台湾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满，向往和追求西方民主政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基于其自身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也希望台湾实行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有意扶持党外人士反对蒋介石父子的专制统治。各种因素使得台湾的“党外势力”在70年代迅速崛起，并不断发展壮大。〔1〕
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化解“党外势力”的冲击，消除美国的顾虑，开始逐步调整权力结构，推行年轻化、本土化政策，大量起用和提拔台籍青年才俊。1975年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后，在政治上进一步对台籍人士开放。1978年出任“总统”时，已经有不少台籍官员进入了权力核心，“从副总统到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院副院长，一律由台籍人士出任”。至1981年，在国民党十二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常委会中，台籍人士已超过三分之一。然而，蒋经国的努力仍然无法阻止“党外势力”的发展，并很快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1977年11月，台湾地区将举行新的县市长、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议员及乡镇长等五项地方公职选举。对于“党外势力”来说，参加地方选举是争取参政的唯一合法途径，因此，每到选举年，“党外势力”便大量发放竞选传单，宣传自己的政纲，党外杂志也纷纷为“党外势力”宣传鼓动。“党外势力”不仅组织自己的“助选团”，还相互配合、支持。早在1964年的地方选举中，“党外势力”就显示出了雄厚的实力，很多县市的县市长都是无党无派人士当选。如基隆市的林番玉，台北市的高玉树，高雄县的余登发，台东县的黄顺兴等。〔2〕
正因如此，每到地方选举，国民党便如临大敌，党、政、军、警、特一起出动。为了挤垮党外候选人，在选举中往往大做手脚，代领投票、故意唱错票、威胁选民投票等舞弊层出不穷。对于此种现象，蒋经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为了尽量避免选举中的舞弊，他在1977年10月6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指示说：〔3〕
这次选举，我一再讲到：我们必须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对内对外都要如此。选举有如运动场上的竞赛，要有所谓运动的精神。无论径赛、球赛，都有它的规则，要大家遵守；参加竞选或办理选举，也应如此。
然而，尽管蒋经国一再强调公正、公平、公开，但在此次地方选举中仍然存在舞弊现象。中坜事件就是由于国民党地方机构在选举中因舞弊嫌疑而引发的一起政治事件。
在此次竞选中，就台北市桃园县县长候选人的提名，国民党内部有两个人最具竞争力，一个是台湾省议员许信良，另一个是中坜市长欧宪瑜。许信良因为在省议员任期内和国民党的省党部在很多问题上发生过冲突，而且在1977年又出版《风雨之声：省议会四年的回顾》一书，发表争议性言论，有哗众取宠、吸引民众关注之嫌。因此，国民党最后提名组织性较强的欧宪瑜为候选人。〔4〕为此，许信良宣布退出国民党，以无党籍人士参加桃园县县长的竞选。许信良脱党参选，自然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以强大的社会操控方式，动员党员、农会、公会系统等影响许信良的选情。然而，国民党的做法反而引来民众反弹，数千名青年自愿充当许信良的助选员，许多普通的工人学生都支持他。许信良对于选举信心满满，但对国民党惯用的“做票”手法感到担忧，因此也加强了对国民党“做票”的防范工作。
11月19日是五项选举正式投票日。上午10点半，70多岁的钟顺玉、郭涂菊夫妇到位于中坜国小的213投票所投票，由于年事已高行动缓慢，进入圈票处后久久未出来，投票所的主任监察员，也就是中坜国小校长范姜新林主动进入圈票处询问。此时，旁边投票的选民邱奕彬则控告范姜新林在现场舞弊，但遭到否认，双方起了争执。就在警察介入调查时，愤怒的选民开始聚集，情绪激动。失去理智的群众把中坜警察分局团团围住，并用石块袭击了警察局的门窗、玻璃，群众还愤怒地焚烧了警察开来的镇暴车。至晚上7时，群众冲进警察分局，砸毁局内设施，并放火烧毁了警察分局。〔5〕
当蒋经国得知中坜事件发生后，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方案。在会议席间，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主张强力镇压，以免尾大不掉，并有实施军管之建议；一派主张以大局为重，坚持不流血。而当时，全副镇暴装备的保安警察，已经从台北赶赴中坜，准备随时要对现场打砸抢的激进群众展开强力镇压。
从表面上看，中坜事件是因选举舞弊引发的，但究其更深层的原因，主要还是国民党多年来高压统治所造成的积怨的总爆发。加之“总统”大选在即，蒋经国不愿在此关键时刻出现流血事件，因此他对军警下令“绝不能发生流血事件”。并定了几项处理原则：（1）此事只能由警察机关处理，不能动用军队；（2）虽然民众包围警局并且纵火，但是警察决不能伤害民众；（3）此案交由司法机关处理。〔6〕当时的警政署长孔令晟也回忆说：〔7〕
中坜事件发生前，经国先生曾经找我去谈如何处理群众运动问题。我提到当时尚未订颁游行示威法，并且缺乏科学的、不流血的驱散群众的能力；根据以往的经验，万一发生流血事件，势必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如今之计，只能忍一时之痛，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经国先生同意我的看法，并且明确指示，万一发生群众运动，警察遇到袭击时，只能以盾牌挡住，绝对不能还手，免得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直到次日凌晨，台湾当局宣布已将舞弊人员“移送法办”，并公布许信良以23万多票击败14万多票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欧宪瑜后，民众才逐渐散去，事态才得以平息。据统计，参与此次事件的民众达2万余人，共焚毁警车8辆、警用摩托60辆，是国民党迁台后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反抗事件。
对于中坜事件，蒋经国多次发表讲话，表示：“要切切实实、公公正正地调查及依法处理，绝对不可徇私偏袒或蒙上欺下”，“现在国民的水准均有足够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因此中坜选票纠纷事件尤其需要慎重，务须使全体国民对于政府往后的处理，完全满意”。〔8〕11月26日，蒋经国还致电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向她报告情况：〔9〕
本月十九日台湾地区地方自治五项选举顺利完成。此次确能实践公平公正公开之原则，为堪告慰大人之事。至于选举中发生中坜之扰乱治安情事，报纸已刊载，实系别有用心之偏激分子勾结流氓裹胁民众肇事，现正依法处理中。目前均甚安静，秩序良好，敬请大人放心。
宋美龄复电表示，如果许信良是属于脱党参选，而国民党仍不干涉其自由竞选，则大可公开阐明真相，以正中外视听。〔10〕
中坜事件后来移交台北地检署审理，调查结果显示，确是因为这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盖在选票上而成为废票。因此，对于范姜新林妨碍投票的案子决定不起诉；检举人邱奕彬则以伪证罪起诉，判决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当晚滋事的林益生等八人则判处两年零四个月到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11〕
在1977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势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一举夺得35％的选票。其中20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4席，77个省议员席位夺得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8席，县市议员夺得了146席。这样的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党外势力”的气势，以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张俊宏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中坜事件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国民党方面已不可能在当今的条件下大规模地镇压群众运动，所以今后应把“街头斗争”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手段。
国民党对于此次选举，也进行了总结。蒋经国要求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让学历高、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同时，蒋经国对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党部组工会”进行改组，免去了他的得力助手李焕的“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的职务。
二 美丽岛事件
台湾“党外势力”的消长与党外杂志的兴衰互为表里。在当时的条件下，办报纸、电台都是不可能的，唯一有“法律空隙”可钻的是出版各种杂志。70年代，“党外势力”创办了大量政治性刊物，包括《大学杂志》、《台湾政论》、《夏潮》、《春风》、《鼓声》、《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党外势力”通过创办党外杂志，宣传“党外势力”的政治主张，批评国民党的内外政策，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报禁，允许政治结社，保障人权。党外杂志扩大了“党外势力”的影响，培养了一大批党外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后来台湾许多著名的反对派人士，几乎都是从创办党外杂志逐渐走向社会和政治舞台的。
《美丽岛》是1979年6月由黄信介、施明德等人创办的政治杂志。该杂志社带有政治运动色彩，设有社务委员会，委员多达70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知名党外人士，编辑委员会则包含“统”、“独”两方的编务人员。总社设在台北，各县市则设立办事处。杂志最多时发行量达十几万册。此外，杂志社还举办各种座谈会、联谊会、演讲，促使民众在选举时支持党外人士。施明德说：“国民党有组织而无群众，党外有群众而无组织”，而《美丽岛》就是一个“没有党名的党”。〔12〕
1979年11月底，《美丽岛》杂志社向高雄市警察局申请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30年纪念日”举行“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及游行”，预计将发动3万名民众参加，地点为大统百货公司对面的扶轮公园，但申请遭到高雄市警察局的驳回。杂志社的施明德、黄信介等人认为和平已经绝望，表示绝不屈服，仍坚持照原计划进行。
在大会举行的前一天，“党外势力”与高雄警局双方已经剑拔弩张，有过几次小的冲突，警察也逮捕了两名示威者。12月10日下午6时左右，在施明德的指挥下，与会者高举火把，高喊“还我言论自由！”、“废除戒严令！”、“反对特务统治！”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很快与警察、宪兵发生冲突，直到次日凌晨2点半，杂志社门前的军警和民众全部散去，高雄市才恢复了平静。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军警始终没有使用枪械，仅以盾牌加以阻挡，基本上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然而，在这次事件中，《美丽岛》杂志方面仍有40多人受伤，当局方面有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有宪兵47人、警察16人。〔13〕
美丽岛事件令蒋经国非常震惊，立即指示相关部门尽快处理此事。12月11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和警政署长孔令晟在台北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事情的经过。而《美丽岛》杂志社则于12日在台北总社召开记者招待会，由黄信介、张俊宏、姚嘉文、施明德等对事件展开说明。13日，蒋经国召开特别小组会议，决定对肇事者展开逮捕行动。他强调说：“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14〕
特别小组曾列出一张逮捕名单，蒋经国一再要求缩小范围，只抓带头的领导分子，但是陆续的逮捕行动依然抓了100多名党外人士与暴乱分子，同时下令《八十年代》和《美丽岛》停刊一年。〔15〕12月14日，蒋经国在国民党第十一届四中全会闭幕时说：〔16〕
当时我们听到有一百多位宪警受了轻重伤，我们当然非常痛心，但请各位想一想如果受伤的是一般的民众，在那种情况下，宪警如果用武器反击时死了几个人，将变成一个什么局势？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容忍？就因为政府绝对不愿意骚乱的扩大，民众更希望生活秩序的安定。而那一批人，就是希望愈乱愈好，你今天毁了，他们更高兴。因此，我可以说，我们这样做，出发点就是要免除台湾的骚乱，尤其是要保障我们一千七百万善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个苦心一时之间很多人不会了解，甚至也不会原谅，但是我们这样做了，却问心无愧。
从蒋经国处理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的方式来看，与白色恐怖时期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尽管两者都是以确保蒋氏父子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为前提的，但是在处理这两起事件中，蒋经国基本上以法律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手段，而不是依赖宪警和军队。曾参与处理美丽岛事件的楚崧秋先生说：美丽岛事件发生后，蒋经国曾多次指示要“一切依法来办，平静、正常，成败不计”，蒋经国的处理原则“并不是要以严酷、无情的态度，采取高压手段来对待反对者。这基本上反映出他的基本观念，他是真心的要以身许国、以心许民”。〔17〕
在审判前，由于大量宪警受伤照片被公布，因此台湾媒体与舆论大都偏向政府，“党外势力”处于不利局面。为此，“党外势力”希望能够公开审理此案，并积极向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寻求支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也力促台北当局公开审理。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约50名教授写信给蒋经国，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大规模逮捕。鉴于此，蒋经国决定军法审判过程公开，被告在庭上的声明也准许报纸报道发表。
1980年2月1日，警备总部同意将50名扣押者交保释放，40名交保候传，另外61名继续由警备总部军法处羁押。其中“涉嫌叛乱”的有八人，他们分别是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吕秀莲、陈菊、林义雄、施明德、林弘宣。3月18日，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此案。审理过程一切公开，共有记者60名、国际人权组织代表六人、人民团体九人，以及民意机关代表和被告家属等出席旁听。八名涉嫌叛乱的被告一共聘请了15位辩护律师，他们是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张政雄、江鹏坚、谢长廷、苏贞昌、郑胜助、张俊雄、张火源、陈水扁、吕传胜、高瑞铮、郑冠礼，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的郭吉仁、李胜雄，毕业于政治大学法律系的尤清、郑庆隆。4月18日，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判处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施明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其余六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褫夺公权10年。〔18〕施明德本来以叛乱罪主谋被判处死刑，后经蒋经国的裁量，改为无期徒刑。〔19〕
美丽岛事件尽管给“党外势力”以沉重打击，但也给蒋经国和国民党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面对“党外势力”即将到来的新挑战，不得不使用趋于理性化和规范化的手段。美丽岛事件使“党外势力”的骨干分子基本被捕入狱，党外运动遭遇一定的挫折，但其辩护律师尤清、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以及骨干分子的家属许荣淑、周清玉、黄天福等人则逐步成为下一阶段“党外势力”的主要角色。
三 组党运动
雷震组党失败后，台湾的组党运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1970年代，“党外势力”逐步得到发展，他们一面树起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大旗，一面积极地参与“中央民意代表”与地方公职候选人的选举，利用合法手段参与政治活动。到1970年代末，“党外势力”已开始联合起来，要求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逐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组党运动。
按照规定，1978年将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为了扩大声势，“党外势力”于1978年10月6日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助选团的宗旨是“希望各候选人共同为此次选举通力合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以推动人权为中心，以促进党外大团结和早日形成制衡力量，俾革新政治，造福民众为目的”。助选团的任务是：
为各党外人士提供统一政见、统一竞选标语和歌曲，作全台党外候选人宣传资料的交换中心，并及时提供中外记者和通讯社，安排助选团巡回助讲时间和地点。有违法或突发事件时，做全台湾性的支援或纠正中心，有系统地为各地候选人筹划监票工作，发行选讯，并在各选区设立联络办事处。
助选团由黄信介担任总联络人，施明德为总干事兼发言人，陈菊担任总部秘书。助选团分为资料组、策划组、美工组、摄影组，设有四个选区办事处。〔20〕助选团成立后，积极串联全台党外候选人，发动凌厉的文宣攻势。10月31日，助选团又提出了“彻底遵守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尊重人格尊严、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反对省籍和语言歧视、大赦政治犯”等12项政治建设的目标。
然而，正当“党外势力”踌躇满志、志在必得时，12月16日美国向全世界宣布中美两国即将建交，并与台湾当局断交。这一消息对蒋经国和台湾当局予以沉重的打击。为此，刚任“总统”半年的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增额“中央民意代表”延期选举宣布后，立即遭到了“党外势力”的强烈抗议。在蒋经国三项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当天，黄信介、许信良、张俊宏、张德铭、黄天福、吕秀莲、林义雄、陈菊、施德明等党外重要人士在助选团总部经过紧急磋商，联名签署了《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声明指出：〔21〕
美国宣布决定与中共建交后，政府突然决定延期办理选举，造成全民心理上无限的震撼，我们体会政府的苦衷，但美国与中共建交，对“中华民国”的生存与活动，并没有实质的影响。任何不当的应变的措施或主张，都是不正常心理所造成的，我们担心这些将可能产生摧毁性的结果。
世界局势的艰险，以及外交关系的挫折，都不是不能克服的困境，我们如果能够坚持民主自由的原则，一定能突破一切困难，开创共同的机运。
权衡情势，惟有从速恢复选举活动，才是“处变不惊，壮敬自强”最有力的表现。维持正常的政治活动才能突破困局。
我们并且相信，从速恢复选举活动，足以表示政府实行宪政对抗暴政的信心，我们期待政府勇敢地抗拒军事统治的诱惑与压力，惟有在一个和平民主的环境下，始足以表示全体上下一致推行宪政的决心。
“台美”断交后，很多传言对“党外势力”不利。12月25日，“党外势力”原定在国宾饭店举行“党外人士国是会议”，商讨对策。因场地被国民党情治人员占领，不得不转至助选团总部集会。在集会中，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陈菊、林义雄等50余人，共同签署“党外人士国是声明”。他们声称：“我们是一群献身于政治改革、爱国、爱乡的党外人士。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多年来的努力一再被歧视、诋毁和丑化。但在国内惨遭如此重大打击之下，为了凝聚一切救国的力量，我们觉得有责任把我们的立场和主张作庄严的宣示。”〔22〕他们在声明中再次重申了12项共同政见。助选团的出现，证明“党外势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经显得成熟起来，“党外势力”俨然成为台湾的“第四党”。〔23〕
1980年5月14日，蒋经国为了缓解内外环境的压力，维持台湾社会的稳定，公布了“动员戡乱时期公职候选人员选举罢免法”，接着又于6月11日宣布恢复办理增额“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因“台美”断交而中止两年的选举，最终得以恢复。
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势力”虽然因骨干分子被抓，组织遭受打击，但公开审判的过程，经由媒体的披露和转述，“党外势力”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获得社会进一步的认识。他们在审讯期间勇敢的表现，反而赢得了更多民众的同情，加上“林宅血案”的发生，民众反而转向支持“党外势力”。所有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辩护律师、大批的党外新生代，迅速集聚起来了，参与选举。
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周清玉，是姚嘉文的妻子。在“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中，她身穿黑旗袍，披着写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带，以《走那没有走完的路》为题，向观众诉说她的政治追求：〔24〕
一年以来，清玉和家人遭受极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与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奋斗的勇气。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详的态度，继续走那嘉文没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机会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实。
清玉和党外人士别无所求，我们只要求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丑陋不可能自动改变，党外民主运动就是在为这个必须付出牺牲的改变而奉献，希望全体民众与我们一起走那没有走完的路。
由于周清玉以悲情出场，一下子打动了公众的感情，加之社会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及对美丽岛案受刑人的同情，“党外势力”在这次选举中大获成功。康宁祥、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黄信介的弟弟黄天福等都以高票当选为“立法委员”；周清玉、王兆钏、林应专当选为“国大代表”。在这次选举中，“党外势力”仍能维持20％的选票，说明民间对“党外势力”政治主张有相当的认同。1980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后，“党外势力”更加积极地投入各类选举之中，并开始筹组各种类似政党的组织。
1981年底，台湾举行地方选举，即省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三项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在此次地方公职选举中，“党外势力”以资深“立委”费希平和1980年当选的“民意代表”周清玉、尤清等人为主，组成了“党外推荐团”，提出“制衡”的竞争口号，并且统一用绿色系统，书写有“党外”字样的绿底白字竞选旗帜，同时采用推荐的制度来提名候选人。这已显示“党外势力”已初步具有政党的雏形。〔25〕
选举前，党外“立委”费希平等人还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然而，“行政院长”孙运璇在答复“立法委员”时声称：“我国是民主宪政国家，现在有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在实际运作上，已有多党政治的形态。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规定，戒严时期停止结社，暂停现有政党之外另组新党。”〔26〕
“开放党禁”的要求被拒后，党外推荐团发表竞选声明：“我们党外人士参加选举之目的，就是为了形成制衡的力量，使民主政治更进步”，并号召党外候选人在竞选中遵守以下两个原则：（一）为了端正选风，不管国民党候选人是否有贿选之情事，党外人士绝对不买票，让选民去作理智之选举。（二）选罢法虽然有许多条文欠缺公正性，党外人士也必须遵守。我们不为越轨之行动，我们不作人身之攻击。〔27〕
在此次地方选举中，“党外势力”一共有3人当选为县市长，11人当选为省市议员，8人当选为台北市议员。其中，陈水扁、谢长廷本以“高雄事件军法大审辩护律师”的身份进行登记，参与台北市议员选举，但台北市选委会以无“高雄事件”为由加以拒绝，最终他们以“美丽岛辩护律师”的身份高票当选为台北市议员。此次，地方选举结果再次表明“党外势力”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国民党面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1982年，“党外势力”不仅在舆论上要求国民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而且开始公开鼓吹组党。对此，内政部长林洋港在立法院表示：“如果有任何组织新党的事发生，主管机关自应依法予以制止。”然而，对于台湾当局的警告，“党外势力”立即发表宣言，予以驳斥。党外“监察委员”尤清在《博观》杂志上发表《凭什么制止组党？》的社论，并首次公开提出了12条“组党构想”。〔28〕然而，“党外势力”的言论立即遭到当局的封杀，鼓吹组党的《钟鼓楼》、《进步》、《博观》等杂志相继被当局以“内容严重，混淆视听”为由查扣。
9月，“党外势力”一面大肆鼓吹组党的同时，内部也逐渐发生分歧，以康宁祥为首的党外人士组织“党外中央后援会”（后援会），以党外杂志的负责人及新生代“统”、“独”各派人马为主组织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编联会）。以“党外新生代”为主体的编联会，主张以“组党”为目标，对康宁祥等人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折冲中的妥协立场表示强烈不满。由于“党外势力”内部的分歧，使得“党外势力”在1983年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中处于不利局面，由原先的9席降为6席，康宁祥、张德铭和黄煌雄均告落选。
此次选举失利警告了“党外势力”，不团结就很难形成力量。为了整合、团结党外人士，党外“立委”和“民意代表”费希平、尤清、周清玉、康宁祥、黄天福、许荣淑、方素敏、余陈月瑛、江鹏坚、谢长廷等人，于1984年1月8日在台大校友会馆集会，讨论筹备“党外后援会”。然而，经多次讨论的结果，却于5月成立了“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公政会）。
由于“党外势力”的事实存在，尤其是它的得票率和舆论地位与日俱增，使得“党外势力”逐步演变成了半合法化的“政党”。公政会成立之后，国民党当局非常震动，不愿意看到“党外势力”有常设性机构，故有取缔之意。1984年11月21日，国民党籍“立委”蔡友士质询“内政部长”吴伯雄，询问公政会成立的“法律”依据。吴伯雄答称：公政会等类似组织为“非法组织”，应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否则将责成有关机关“依法”取缔。〔29〕后来由于“江南案”、“十信案”的影响，国民党才放缓了对“党外势力”施压的步伐。
1985年11月，台湾将举行四年一度的地方公职候选人选举。选举再度为“党外势力”带来动员群众的机会，也提供了党外精英组党的契机。为了团结“党外势力”，一致进行年底的县市长级省市议员选举，“党外势力”于9月28日将“党外公政会”和“编联会”联合起来，组成“党外选举后援会”。后援会统一候选人的政见，并打出共同口号“新党新气象，自决救台湾”，并设计了共同的旗帜。后来这面旗帜成为民进党的党旗。由于“后援会”有了共同的政见、口号、旗帜，标志着“党外势力”离“政党”更进一步了。
11月16日，选举结果揭晓，“党外势力”的选举成绩斐然，省议员当选11席，台北市议员当选11席，高雄市议员当选3席。而尤清和陈水扁分别在台北县和台南县县长选举中掀起了一股“旋风”，并分别高票当选。选举的结果极大地鼓舞了“党外势力”的信心。
1985年12月26日，公政会修改章程，为进一步扩大组织，改名为“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且非公职人员亦可加入党外公政会”。自1986年2月，公政会在各地筹设分会，形同设立地方党部。面对公政会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发动媒体对公政会进行围剿，并派相关人员加以劝阻，但遭到公政会的拒绝。公政会秘书长谢长廷在党外杂志发表声明，公政会不会在国民党当局的强大压力下屈服，设立分会的意义就是在于建立在野力量的制度化。〔30〕
随着“党外”势力不断高涨，以及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开始推行以解除“戒严”等为主体内容的“政治革新”。1986年3月，蒋经国提出了“守宪、反共、反台独”的“组党三原则”，这为“党外势力”筹组新的政党开了一扇门，“党外”势力加快了组党步伐。
5月1日，党外人士许信良、谢聪敏、林水泉等人在美国纽约组建了“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以许信良为临时主席。该委员会发表声明称：〔31〕
我们为了争取组党的权力，决定于1986年5月1日在海外成立“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台湾民主党”是一个突破“党禁的党”，成立之后，迁党回台，突破党禁。党外组党运动已经在台湾酝酿。“台湾民主党”只是任命临时干部、执行迁党回台任务，配合党外的行动。迁台以后，由党外人士充实组织，任命常设干部，成立各级党部。
该委员会成立时有113人，其中包括江南遗孀崔容芝、陈文成遗孀陈素贞、施明德妻子艾琳达等，该组织也包括“台独”分子。许信良之所以敢公开挑战台湾当局的党禁，他自己认为：“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没有能力对‘党外势力’再作一次全面的镇压。因为现在‘党外势力’的整体性、组织性已经比1979年时要好很多，‘党外势力’、党外群众，甚至整个台湾社会向国民党挑战的坚定意志比1979年强了很多。而现在国民党也已大不如1979年的国民党，在统治的实力上，它已衰弱太多了。”〔32〕许信良等人在海外组党，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5月7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民主宪政和党内外关系发表讲话。他说：“中央政策委员会应本着诚心诚意，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进行意见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同时，蒋经国还强调：“我们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但任何足以破坏团结和谐、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影响全民利益的行为，不仅是法律所不许，根本与全体民众的愿望相违背。”〔33〕
根据蒋经国的指示，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萧天、梁肃戎与黄光平三人在自由派学者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的撮合下，与“党外势力”代表进行会谈，并达成三项共识：（1）参加人士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继续磋商；（2）参加人士对于公政会与分会的成立咸表同意，至于“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磋商；（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共同为政治的和谐而努力。〔34〕
此次沟通的结果，对于“党外势力”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国民党当局原则上已经承认了公政会的合法性，而且还同意了公政会在各地设立分会。5月10日，公政会台北分会正式成立，至8月15日，全省各地已建立了14个公政会分会。
第一次沟通会后，“党外势力”更是欢欣鼓舞。5月19日，党外人士郑南榕在台北龙山寺发动了“五一九绿色行动”，要求当局即刻解除戒严，并准备发动群众至“总统府”抗议。“党外势力”的游行抗议激化了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也使蒋经国非常生气。有些保守学者批判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为丑剧，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否则就等于向“敌人”无条件投降。甚至有自称“中国国民党忠贞爱国党员自救行动促进会”者，散发《为五一零沟通丑剧告全党同志书》的传单，不仅指斥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而且盼蒋介石显灵，赋予蒋经国以智慧、勇气、魄力与决心，不要再姑息党外，以免死无葬身之地。〔35〕
与此同时，情治机关查封了党外人士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杂志，逮捕了郑南榕，而陈水扁则因受蓬莱岛案的牵连被判刑八个月，台北市议员林正杰也以毁谤罪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这些被判刑的“党外人士”陈水扁、李逸洋、林正杰等人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放弃上诉，采取街头运动的方式，举行盛大的坐监惜别会，在全台各地掀起了一阵“街头风潮”。
1986年9月28日，“党外势力”齐聚台北圆山大饭店，讨论“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选举事宜，准备建立“1986年党外选举后援会”。在会上，谢长廷和尤清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讨论组党事宜，主张立即组党。他们认为，后援会只是过渡性质的组织，而“党外势力”的目标就是组党，现在正是组党的最好时机。因为蒋经国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连出席会议都需要乘坐轮椅，万一蒋经国突然有什么意外，台湾形势也许会发生变化，“党外势力”也许会错失组党良机。何况“党外势力”的处境已经非常险峻，不少党外人士被捕入狱。对于谢长廷等人的提议，与会的130余名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并推举费希平担任召集人。当日下午，会议讨论了党名、党章，通过了谢长廷的提案，以“民主进步党”作为党的名称。大会结束后，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人主持召开“民主进步党”成立记者会，由费希平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36〕民进党的成立，虽然公开冲击了台湾当局的党禁，但蒋经国却没有下令予以取缔，而是加快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步伐。
注释
〔1〕 茅家琦：《台湾三十年1949—1979》，第300页。
〔2〕 思华：《革新中的暗潮》，第172页。
〔3〕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九册，第92页。
〔4〕 《李焕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64页。
〔5〕 张富忠、邱万兴：《绿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25年》上册，2005年，第44—45页。
〔6〕 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第183页。
〔7〕 迟景德、林秋敏访问：《孔令晟先生访谈录》，“国史馆”印，2002年，第283页。
〔8〕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1辑，第223页。
〔9〕 《蒋经国与宋美龄往来函电》，“国史馆”印，2009年，第551页。
〔10〕 《蒋经国与宋美龄往来函电》，第552页。
〔11〕 《台湾日报》，1978年1月25日。
〔12〕 张富忠、邱万兴：《绿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25年》上册，第82—84页。
〔13〕 《联合报》，1979年12月11日。
〔14〕 《联合报》，1979年12月11日。
〔15〕 刘凤翰等访问：《汪敬煦先生访谈录》，第140—142页。
〔16〕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二册，第148页。
〔17〕 吕芳上、黄克武访问，王景玲记录：《楚崧秋先生访问记录——览尽沧桑八十年》，第134—135页。
〔18〕 《美丽岛事件档案》，“国家档案局”藏，档案号：0069/3132163/163。
〔19〕 刘凤翰等访问：《汪敬煦先生访谈录》，第139页。
〔20〕 周秀环、陈世宏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二），组党运动，“国史馆”印，2002年，第157—158页。
〔21〕 周秀环、陈世宏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二），组党运动，第164—165页。
〔22〕 周秀环、陈世宏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二），组党运动，第166页。
〔23〕 周秀环、陈世宏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二），组党运动，第157页。
〔24〕 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43—144页。
〔25〕 张富忠、邱万兴：《绿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25年》上册，第122页。
〔26〕 周秀环、陈世宏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二），组党运动，第243页。
〔27〕 周秀环、陈世宏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二），组党运动，第245页。
〔28〕 周秀环、陈世宏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二），组党运动，第294—298页。
〔29〕 《“立法院”公报》第74卷第13期，第10—12页。
〔30〕 周秀环、陈世宏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二），组党运动，第464—465页。
〔31〕 周秀环、陈世宏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二），组党运动，第555—556页。
〔32〕 《新潮流月刊》第二期，1986年6月15日，第60—67页。
〔33〕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二十册，第19—20页。
〔34〕 梁肃戎：《大是大非——梁肃戎回忆录》，天下文化，1995年，第212页。
〔35〕 李松林：《晚年蒋经国》，第268页。
〔36〕 《联合报》，1986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