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总统”不传蒋家人
1984年蒋经国连任“总统”，“副总统”则由蒋经国提名的李登辉出任。其实，在蒋经国提名“副总统”之前，党内对“副总统”的人选，猜测颇多，社会各界也颇关注。当时“行政院长”孙运璇形象颇佳，声望鼎盛，外界猜测他有可能接任谢东闵，出任“副总统”。当然，也有人认为蒋经国可能提名资历较老的台籍人士林洋港，因为自严家淦出任“副总统”以来，此后的“副总统”一直是由台籍人士担任的。然而，在2月15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蒋经国出人意料地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对此，李登辉也甚感意外，他后来回忆说：〔1〕
1984年2月15日国民党在中山楼召开二中全会，主要任务是要提名“总统”暨“副总统”人选。一般开会我都会提前三十分钟到场，那天的会议预定九点开始，我大概八点多到达中山楼，完成报到手续以后，我就在最前排的排定位子上坐下等待开会。……
就在我坐定后不久，“行政院长”孙运璇就走到我身边，低声地对我说：“登辉兄，恭喜您！‘总统’等一下就要提名您当‘副总统’。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他很客气地向我致贺，同时也说了几句“我也很赞成”这一类话。这表示蒋经国已经事先告知他提名的腹案，否则他怎么会来恭喜我？当时很多人都期待由孙运璇担任‘副总统’。……
孙运璇向我道贺不久后，开会的时间已经很逼近了，……侍卫长过来通知我：“‘总统’要见你。”我走上去见蒋经国，他不在办公室，而是躺在后面的床上。他说：“登辉兄，这次要提名你当‘副总统’。”我赶紧推辞说：“这怎么行？我不行的。不论在资格、能力各方面都还有些问题。”他说：“我看是没有问题，你一定会做好。”他已经把话说成这样了，我就向他致谢。
对于蒋经国之所以会选择李登辉担任副手，李登辉自己认为至少有几个原因：一是蒋经国认为国民党不本土化不行，而李登辉是台籍人士。二是李登辉是技术性官员，属于农业经济方面的专家，是真正可以做事的人。三是蒋经国选李登辉出任“副总统”，并不意味将来就让李登辉接任“总统”，因为蒋经国在戒严时期可以再连任下一届“总统”，但却不一定会让李登辉继续担任“副总统”。〔2〕
李登辉所言不虚。“副总统”名位虽高，却不掌实权。而掌握实权的党政军各要职，一律为蒋经国的嫡系亲信。“行政院长”一职至关重要，蒋经国提名与蒋家渊源甚深的俞国华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一职由马树礼出任，执掌军权的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则分别由郝柏村、宋长志担任，情治系统则由汪敬煦出掌。与此同时，蒋经国大力提拔新生代青年，如在政务系统中的新生代有陈履安、魏镛、施启扬、吴伯雄、连战等，党务系统中的有宋楚瑜、马英九等人，财经中有钱纯、王章清、王昭明、萧万长等，在外交方面有钱复、丁懋时等，在地方党政系统中有高育仁、张建邦、许水德、苏南成等。
从蒋经国的政治班底很难看出他将培养谁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因而外界颇多猜测，甚至有言论说蒋经国有“传子”的计划。蒋经国与蒋方良夫妇一共生有四个子女，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蒋孝文生于苏联，回国后深得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喜爱。由于他是蒋家长子，一直被寄予厚望。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曾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又赴美留学。由美返台后，蒋孝文曾先后在桃园县党部和台电任职。在台电期间，蒋孝文深得台电总经理孙运璇的关照。但后来不幸患病，严重失智。次子蒋孝武出生于1945年4月，1969年毕业于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返台后，蒋孝武先后出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和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的专门委员。1976年调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1977年任台湾广播电视事业协会理事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新闻党部常务委员。1979年，蒋经国又安排蒋孝武进入“国家安全会议”，涉足情报工作。1980年，蒋孝武又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短短数年间，蒋孝武的职务涵盖党务、军特、文宣等重要系统。而蒋经国在迁台初期，也曾在党政军各部历练。因此，外界所讲的“传子”计划，应该是指蒋经国有意培养蒋孝武。
然而，就在蒋孝武步步升迁之际，却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江南”即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到美国之前，刘宜良曾就读于台湾“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和政工干校。1967年，刘宜良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被派驻美国。期间，他利用就近机会在美利坚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70年4月蒋经国访美遇刺，促使他研究蒋经国，并以蒋经国的生平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自1972年起，刘宜良以“江南”为笔名在香港《南北极》杂志上发表系列有关蒋经国的文章，在华人圈中享有一定的名气。当时国民党高层对刘宜良的文章很不满，认为有损于“海内外侨胞对国家的向心力及支持”，从各方面动员他不要再写。1974年，他加入美国国籍，继续从事《蒋经国传》的写作。1977年，时任“国家安全局”驻美特派员的汪希苓曾与刘宜良见面，希望他停止写《蒋经国传》，但未能达成共识。〔3〕1983年7月，美国加州《论坛报》开始连载刘宜良的《蒋经国传》。由于内容记述蒋家内部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被国民党当局视为侮蔑“元首”。1984年10月15日，刘宜良被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派人暗杀。“江南命案”发生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台湾的情报系统参与了刺杀事件。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美国媒体大肆批评台湾当局，美国众议员甚至在公听会上呼吁停止对台的武器出售。〔4〕
“江南命案”发生后，蒋经国非常震怒，并于1985年1月提出了“决不隐瞒，依法严办”的处理原则。他对郝伯村说：“刘案理不直，处理事难上加难、痛上加痛、苦上加苦，但决负责处理，以确保国家利益。”〔5〕在蒋经国的指示下，成立了由“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国防部长”宋长志、“参谋总长”郝伯村和“国家安全局长”汪敬熙组成的专案小组，专门负责处理此案。〔6〕经专案小组调查发现，刘宜良不仅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情报人员，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民。〔7〕为了降低事件对各方的冲击，专案小组最后以普通刑事案件的性质加以处理。1985年4月，经法庭判决，杀人凶手陈启礼、吴敦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原情报局长汪希苓则以假借公务员职务上之机会共同杀人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8〕
“江南命案”虽然是公开审理判决，但仍遭到外界的怀疑与猜测。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涉足情治系统的蒋孝武与此案有关，美国的《纽约时报》甚至公开点名蒋孝武是策划谋杀刘宜良的幕后人。这种怀疑和猜测对蒋经国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令蒋孝武出面辟谣。4月初，蒋孝武在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访问时表示：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或职务，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但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并不认同蒋孝武的答复，他们认定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明里暗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子”计划。〔9〕
其实，蒋经国也很清楚，岛内外反对势力的意图是借“江南命案”打击蒋孝武。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在台北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主任仙杜拉波顿的专访。当谈到“总统”职位是否仍由蒋家人士继任问题时，蒋经国公开表示：〔10〕
我身为“总统”，保护“宪法”和维护民主法治，就是我的责任。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继任一节，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他还强调“总统”和“副总统”一直依“宪法”之有关规定，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将来的“国家元首”，亦当如此。所以“总统”职位之继承，并无任何问题存在。此言一出，内外震动，政界人士普遍认为这是蒋经国主持台湾政局以来，最敏感也最明确的一次政治性宣告。
1985年12月9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伟时，再次重申不会选择蒋家人作为继承人。他对丁大伟说：〔11〕
另外一个你及大家都注意的问题，就是所谓继承人的问题。最近，时代杂志记者问我，会不会有蒋家的人继承我？我告诉她，这种方式只有存在于专制国家，我们是实施民主“宪政国家”，一切照“宪法”，所以绝不会有蒋家的人来继承我。
12月25日，台湾当局召开“中华民国七十四年行宪纪念大会”。在此次大会上，蒋经国又就继承人问题作了讲话：〔12〕
现在，有几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
第一，就是“总统”继任者问题。这一类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与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立国的基础是以“宪法”为依据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那就是，由贵会代表先生们代表“全国国民”来选举产生之。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第二，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决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
很显然，蒋经国的声明和谈话，一方面是为了打消社会各界的猜疑和美国的误会，另一方面也是以公开直接的方式回应“传子”言论。蒋经国的讲话，不仅激励了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鼓舞了“党外势力”。公政会的重要领导人康宁祥表示，“总统继承”和“军事统治”始终是台湾政治的两大隐忧，而蒋经国的声明，显示了他肃清阴霾，稳定政局的决心。〔13〕
1986年2月18日，蒋经国把蒋孝武调离台湾，派他到“新加坡代表处”担任副代表。蒋经国再次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他不会将政权交给儿子。其实，蒋经国何尝不知道，不仅美国当局不会认同蒋经国继续搞家族统治，就是岛内的反对势力和党内的民主势力也不会答应再出现“传子”政治。对于蒋孝武的“外放”，蒋孝严后来说：〔14〕
当时各种媒体均影射孝武与该案有涉，让他百口莫辩。就在各媒体把整个案子炒得沸沸扬扬之际，1986年2月18日，经国先生断然把孝武调离，要他前往“新加坡代表处”出任副代表。……
经国先生这项决定，不管是对当局或对蒋孝武个人来说，都是明智的。孝武有一万个不愿，也无可奈何。
“江南事件”对孝武是一生中最严重的打击。表面上，他欣然赴任，内心则极不乐意。他很清楚，自此不仅远离亲友，更将远离权力中心。在此之前，坊间臆测他是“接班掌权”的可能人选之一的消息，甚嚣尘上。他的外放立即将此可能破灭。
可以说，“江南命案”成为晚年蒋经国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他决心改变情治机关的目标，下令将“国防部情报局”和“国防部特殊情报局”进行改组，成立“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只负责收集军事情报。他指示“国家安全局”只负责收集情报、分析和反情报工作，不搞秘密行动。〔15〕更重要的是，他决心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中推行政治改革，加快民主宪政的步伐。
二 吹响革新号角
国民党迁台后，为了维护统治地位，曾尝试过多次政治改革。但就改革的内容、规模、深度而言，应以蒋经国晚年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此次改革被海内外人士看成是蒋经国“向历史交代”最重要的部分。这次改革的时间起点为198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
1986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了第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抱病亲自主持会议，并以《迈向胜利的新历程》为题致词。由于身体虚弱，致词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代为宣读。蒋经国口头要求全体会议代表“集中意志，精诚团结，为达成本党革命任务的最后成功，继续奋斗”。〔16〕
会议根据蒋经国的讲话精神，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的中心议题案。该案明确指出：台湾在取得“光明进步”的同时，“也遭遇到了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亟待革新和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九个方面：社会治安的再加强，政治风气的再整饬，非常时期措施的再调适，民主宪政的再策进，地方自治的再充实，经济时期措施的再推进，精神生活品质的再提升，反制中共统战诡谋的再强化，国际关系的再开展。〔17〕
在此次大会中，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委人选作了调整。以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分别替换了原中常委委员孙运璇、马纪壮、阎振兴和赵自齐。进入中常会的四位新人，除李焕外，其余三人均在50岁以下。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学历，而且都是现职部长，赞成蒋经国的改革路线。李焕是蒋经国的门生及嫡系，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陈履安是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之子，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吴伯雄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工商管理学系。施启扬获台湾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吴、施二人又是国民党一手提拔起来的台籍“青年才俊”。这一更换，体现了蒋经国对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中常会“年轻化”、“本土化”、“党政一体化”的思路。〔18〕他对调整后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表示：〔19〕
今后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责任格外重大，在全会闭幕之后，所有决议都要中央常务委员会来规划、执行，这样才不会辜负大家的付托和期望。所以，希望常务委员能够了解任务的重大，切实负起责任，贯彻全会的各项决议，实实在在做好党的工作，以党的革新来带动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来带动全面的革新。
为了贯彻蒋经国“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的指示，国民党中常会于4月9日通过决议，选出12名中常委委员组成小组，负责此项规划，分工策行。“十二人小组”成员是：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由严家淦任召集人。“十二人小组“成立后，蒋经国说：“今天推定12位常委负责三中全会各项决议案之研究规划，分工策行，是非常迫切的工作。虽然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我们要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今后，为了使工作更为落实，我们要加强彼此协调，相互合作，尤其要注意不可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不要为自己着想，而要为民众的福祉和国家的利益着想。”〔20〕
然而，在这个小组中，也有反对改革的元老级人物，如86岁高龄的司法院长黄少谷。所以，小组刚成立时，内部往往会有两种意见，互不相容，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时任“十二人小组”的副召集人李登辉后来回忆说：〔21〕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虽然国民党开三中全会声称要推动政治改革，并成立十二人小组，但都只是敷衍给蒋经国看，并不是真正进行改革；蒋经国那时是真有改革的意思。
“十二人小组”的工作状态使蒋经国颇为生气，不得不亲自过问，主动提示，大力催办，明示“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进行”。同时，蒋经国又分别约见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党政军高级干部，向他们说明进行改革的意义和决心，引导他们从实际出发，“放眼向前看”，这才逐渐化解了他们的怀疑和忧虑，从而加快了工作的进程。〔22〕“十二人小组”也就成为“政治革新”的策动机关，每一项革新计划，都是先由“十二人小组”提出具体方案，呈中常会讨论通过后，再付诸实施。
在蒋经国的督促下，“十二人小组”对“政治革新”内容作了深入研究。至5月，“十二人小组”正式提出了六大议题：“一、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二、地方自治法制化。三、国家安全法令。四、民间社团组织制度。五、社会风气与治安。六、党的中心任务。”〔23〕在这六大议题中的第三、四两点就是针对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而言。后来，“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也纳入了改革的内容。
在“党外势力”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后，蒋经国于1986年10月7日约见了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以及记者戈林菲、艾金克等人，首次向外界透露他将“向历史交代”的核心内容以及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的谈话内容大致如下：〔24〕
问：可否请阁下证实您准备解除戒严令的报道？
答：现在我们正在研究使政治团体制度化与合法化。我们成立了一个“十二人小组”，来研究终止紧急命令及可能组成政治团体的提议。
问：据说新的“国家安全法”将取代通称的戒严令的紧急命令，两者有何具体差异？
答：过去，在实施紧急命令的时候，非军人触犯某些罪行，将受军法审判。在紧急命令取消之后，非军人不再受军事法庭管辖，对个人自由的某些限制也会取消。在戒严令之下，某些犯罪将受严厉的处罚，而这些犯罪的性质规定的不够明确。研订中的“国家安全法”中，将就这些犯罪作较明确的规定，同时刑罚会比较宽大。
问：新的立法对于组织新党会有什么规定？
答：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订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问：您认为反对党构成政治上的挑战吗？
答：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问：您认为最近宣布成立的“民主进步党”符合这三项要求吗？
答：他们还没有表明他们组织的所谓“政党”的理念，因此，我们现在无法判断。我是从报纸知道“组党”的消息。
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马英九也参加了会见，并负责蒋经国的英文传译。后来他回忆当时情景说：〔25〕
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及其友刊《新闻周刊》的记者，“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陪见。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经国先生沉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解严在当时虽已在研究中，并不完全意外，但是解严毕竟是历史性的大事，当天宣布，还是造成极大震撼。而选在这个场合对国际大媒体宣布，让全世界都能知道，时机对象都挑得非常合适。
10月15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十二人小组”提交的《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令》和《动员戡乱时期民间社团组织》两项政治革新案，要求“行政院”尽速研拟相关法规草案，并于完成立法程序后公布施行。这标志着，蒋经国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正式启动了。在此次中常会上，蒋经国作了即席讲话，他声称：〔26〕
这两项革新措施，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贯彻三中全会决议改革党务的重要议题。此项议题，曾经过很多研讨，容纳了党务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中央评议委员与中央常务委员，及学者专家的多方意见，应属切实可行。
我们的一切措施与作为，都是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与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前瞻性的眼光，求进步的做法，并以向国家负责、向历史交代的态度，往前迈进。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种变迁，本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蒋经国的讲话，给国民党高层以极大的震动，尤其是他的“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成为当时台湾政坛上的一句名言。宋楚瑜后来回忆说：“说实话，这观念在当时，对大家都很新。经国先生很清楚这是必然的趋势，才会讲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这句名言。”〔27〕
毫无疑问，蒋经国走到这一步，有国际的背景，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也有岛内民间反对运动持续不断地抗争的原因，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他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疾病缠身的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大手笔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28〕
三 从戒严到解严
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解放军渡过长江，台湾情势危急。台湾省政府和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基于台湾安全的需要，发布《戒字第一号》戒严令，宣布自5月20日起，全省解严。其内容如下：〔29〕
一、本部为确保本省治安秩序，特自五月二十日零时起，宣告全省戒严。
二、自即日起，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口在本部监护之下，仍予开放，并规定省内海上交通航线（办法另行公布）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
三、戒严期间规定及禁止事项如下：
（一）自同日起，基隆、高雄两港市，每日上午一时起至五时止，为宵禁时间；非经特许，一律断绝交通。其他各城市，除必要时由各地戒严司令官依情形规定实行外，暂不宵禁。
（二）基隆、高雄两市各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统于下午十二时前停止营业。
（三）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之情事。
（四）无论出入境旅客，均应遵照本部规定，办理出入境手续，并受出入境之检查。
（五）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
（六）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
（七）严禁人民携带枪弹武器或危险物品。
（八）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
四、戒严期间，意图扰乱治安，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依法处死刑。
（一）造谣惑众者。
（二）聚众暴动者。
（三）扰乱金融者。
（四）抢劫或抢夺财物者。
（五）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
（六）鼓动学潮，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
（七）破坏交通通信，或盗窃交通通信器材者。
（八）妨害公众之用水及电气、煤气事业者。
（九）放火、决水、发生公共危险者。
（十）未受允准，持有枪弹或爆裂物者。
之后，台湾当局又相继制定许多辅助法规，如《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台湾省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办法》、《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等17种之多，大都颁布于1949年至1960年之间。这些法令随着局势的变化，时有修订或废止，即使在实行中的法规，在执行上也是时宽时严。戒严令颁布之后，一直持续到1987年，整整实施了38年。它对台湾的政治、社会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美丽岛事件之前却少有人敢公开反对戒严令。虽然在1950年代，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偶尔会发表一两篇批评戒严法令的文章，认为戒严使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受到影响，但也不敢要求取消戒严令。而“雷震案”发生后，连这种批评也几乎看不到了。
直到1970年代，才慢慢出现要求废止戒严令的言论。这些主张取消戒严令的理由，多是从其长期实施戒严，破坏民主宪政，侵犯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与权利，以及使台湾在国际上的民主形象受损等观点出发的。1975年12月，《台湾政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早日解除戒严》的文章，这是经历国民党白色恐怖之后比较早提出要求解严的文章。文章写道：〔30〕
我们度过了一个破世界纪录的戒严时期。……二十年前，戒严法或许有它的需要。今天，人民的生活情状大为改观，已经用不着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如果说戒严时期的无限延展是为了“反攻大陆”，那么根据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政治的号召应当更重于军事了。如此，当大陆同胞一旦发现我们还有个戒严法长期存在时，他们岂不要问：台湾的自由在哪里？人权在哪里？这样，在“政治号召”上，如何说服大陆同胞？就是为了“政治反攻”的理由吧，戒严也宜尽早解除。
到1980年代初，关于戒严令的存废问题的争论愈加激烈。国民党站在执政的地位，往往在潜意识中以为，继续戒严才能维持其政权之不坠。而“党外势力”则认为，只有迫使当局取消戒严令，才能使政党正常发展，进而削弱国民党的一党独大。
台湾的戒严也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反感。1982年5月2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专门就台湾的戒严问题召开听证会。在听证会上，16位美国众议员联名签署公开信，要求台湾当局终止戒严法。公开信说：〔31〕
今天，五月二十日，勇敢的波兰人将在令人厌恶的戒严法统治下，度过第一百五十八个痛苦的日子。雷根总统和国会都公开呼吁波兰停止实施戒严法。
但是今天，五月二十日，也是台湾人民接受戒严统治的第一万二千零五十三天，整整三十三周年。……
台湾的戒严法只是作为压制合法的政治表意的工具。如果台湾是一个更自由、开放和民主的社会，它将会得到美国更有力的道义支持。
我们联合呼吁终止台湾戒严法，只有如此，台湾人民才能享受自由的福祉以及应有的合法权益。
外部的批评，的确给蒋经国不少压力。至1985年，蒋经国已开始考虑解除戒严问题了。曾任国民党秘书长、参与解严的重要决策的马树礼先生回忆说，解除戒严是蒋经国晚年最重要的一项决定，他在1985年就已经思考解除戒严问题。〔32〕马英九先生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说：〔33〕
有一次，大约在1985年，经国先生突然找我去问：“‘戒严’英文怎么讲？”我说是“martial law”，意思是“军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我查了五种国际著名的参考书，回报经国先生说“戒严”就是全面军事管制，有的还说，“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严就是没有法律）；经国先生听了，困惑地说：“台湾没有军事管制啊！”
经国先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经国先生要我去查“戒严”一语的英译，种种迹象显示，经国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严。……果不其然，1986年3月底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改革中，就纳入了“国家安全法令问题”的议题，其实这就是“解除戒严”的研究。
对于蒋经国为什么要解除戒严和制定“国家安全法令”，曾参与其事的李登辉认为：〔34〕
有一些人怕解除戒严之后，台湾社会不安定，因此要利用“国安法”来确保国家安全以及维护社会安定，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召开多次会议讨论。
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原因是挡不住潮流；他也觉得反对戒严的人太多了，无法压制。详细来说，可能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解严：第一，他觉得国民党要在台湾生存，就一定要民主化和本土化。环境在变、时代在变、潮流也在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越来越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一定得要改变。……
……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它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当时蒋经国没有提起解除戒严的事情，国民党内是没有人敢提议的，所以这件事主要是蒋经国有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意思才发生。
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案后，“行政院”即着手研拟法令草案。1987年1月8日，由内政、国防、法务三部会衔拟具的“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草案经专案小组审议后，提交给“立法院”审议。“立法院”经过半年时间的讨论，最终于1987年6月23日通过。用以替代戒严令的“国安法”通过后，解除戒严也就顺理成章了。7月2日，“行政院”函请“立法院”审议台湾地区解严案，并获得一致通过。7月14日，蒋经国颁布“总统令”，正式“宣告台湾地区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严”。〔35〕自此，在台湾岛和澎湖地区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最终被解除了。戒严令的解除，对台湾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 开放党禁
1980年代中期，开放“党禁”已经是大势所趋，面对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和经济的“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冲击，国民党当局必须开放“党禁”。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蒋经国已开始着手解决党禁问题，并强调必须在遵守宪法、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与“党外势力”沟通。
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宣布成立后，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更给国民党造成了强烈的震荡。次日，蒋经国、俞国华、黄少谷、郝伯村、袁守谦、沈昌焕等国民党高层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与会者多数认为，绝不能让步。有些保守派甚至主张以过去镇压“美丽岛事件”的严厉手段，将民进党的骨干“逮捕法办”。但由于担心此举会加剧台湾动荡，甚至可能影响年底选举，蒋经国经过再三权衡，决定对民进党采取“宽容政策”。他说：“昨日偏激分子宣布组党为长期斗争的一个现象。开放组党的政策正由中央研究，未决定前仍照现政策，不可因此一事而变更政策。现对民主进步党采不承认政策，并照行政院说过的依法处理。”〔36〕为了安抚党内的反对意见，蒋经国在中常会上表示：〔37〕
经国以为任何外来的挑战，都不足惧，最要紧的是我们内部要团结。经国时刻不忘者，也是如何健全本党的组织。因此加强团结，巩固党的基础，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或许有人认为，政府在处理某些问题上显得软弱，但是为了达成国家更大目标，我们不能轻重倒置，因小失大。经国与大家共患难、同甘苦，深深体会到，在国家与党遭逢艰难时，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坚定、沉着，把持国家既定计划，朝国家既定目标努力。
蒋经国还对“副总统”李登辉说：“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态度轻率采取激烈的行动，引起社会不安情形。应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的安定为念头处理事情。对组党问题，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内，可研究组党的可能性，暂时以秘密进行。”李登辉听了后在日记中写道：“听了‘总统’的指示，认为‘总统’确为一位伟大领袖。”〔38〕
依据蒋经国的指示，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就“党外势力”组建“民主进步党”发表声明：（1）本党蒋主席及中央一再宣示为达成社会和谐，贯彻民主宪政，诚意与无党籍人士进行沟通谋求共识。此一政策，迄今并无变更。（2）为贯彻上述政策，我们郑重声明，无党籍人士任何违法及激烈的行动，作为破坏手段，必将导致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宁，有碍民主宪政的建设，故望绝勿轻易尝试，且不能对政府维护法治的决心，有所误解。（3）关于无党籍人士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一事，中介沟通人士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四位先生建议，应一本和谐安定之旨，尽量进行沟通，以促进民主宪政，我们同意，如无党籍人士此一组党行为只停留在筹备阶段，当将四位中介人士的建议转达有关单位。〔39〕
10月6日，国民党当局再次表示，政治争论或可宽容，违法行为决不可纵容。执政党有建立社会秩序，维护法律尊严的决心，但顾及团结与和谐，采取容忍态度，完全是基于爱护人民的一片苦心，避免可能的伤害与痛苦。〔40〕
其实，此时蒋经国对“党外势力”组党的态度只是采取了不承认的立场，而并没有真正采取法律手段加以取缔。其原因主要在于，蒋经国已准备实施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在内的政治革新。10月7日，蒋经国借与美国记者谈话的形式，公开表示“目前正积极研究准许成立新党的问题”，并提出了组党的三个条件：“任何新党都必须遵守宪法，支持反共的基本国策，并与‘台独’运动划清界限。”〔41〕
值得注意的是，蒋经国将“与‘台独’划清界限”作为新党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蒋经国这个条件并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事实上，“党外势力”自兴起之日起，就非单纯的政治改革诉求，而是或多或少带有“台独”色彩。早在1978年12月，“党外势力”在国是声明中就“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人民来决定”。〔42〕1986年9月，党外编联会公布了新党政纲，并明确提出“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台湾的前途应由全体住民以普通且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43〕民进党成立时，由于原“党外势力”的骨干分子仍在狱中，主张“台独”的新生代控制了民进党各个部门及日常的运作。在他们的支持下，江鹏坚当选为第一任主席，1987年姚嘉文继任主席，而这两人都是强硬的“台独”分子。11月10日，民进党召开第一届全代会，明确将“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又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写入其党纲中。〔44〕1987年4月，郑楠榕在一次反对“国安法”的群众演讲会和杂志上公开称：“我主张台湾独立。”6月12日，民进党成员江盖世举着“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的标语牌在“立法院”门前静坐抗议，反对制定“国安法”。8月，民进党一些持“台独”观点的成员发起“海内外共同声援台湾人有主张独立的自由”签名运动。结果，在民进党第二届全代会上，通过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的决议。〔45〕之后，“台独”势力进一步扩大，一方面海外“台独”势力开始向岛内迁移并加入民进党；另一方面“党外势力”中有“台独”倾向的人士态度日渐明朗化。他们利用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情绪，极力把台湾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推向“台独”之极端。
民进党一步步陷入了“台独”的泥潭，是蒋经国开放党禁所不愿看到的。对于党外的“台独”主张，蒋经国一向持反对态度。早在1979年12月的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蒋经国就曾以《绝不容许任何人有破坏团结精神的行为》为题发表讲话，一再明确反对“台独”。他说：〔46〕
今天有极少数甘被利用而未必自知的野心分子，每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喊出什么“台湾独立”这类荒谬的口号。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一再剖斥，本来不必再说。但我今日要提醒大家，我们处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必须肯定认识台湾一向就是中国的台湾。
为了确保解严和开放党禁后的社会稳定，抑制“台独”势力，蒋经国指示要加快制订《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然而，“国安法”草案制定后，却遭到民进党的极力反对，尤其反对将遵守宪法、反共和反对分离主义三项原则写入“国安法”，并引发一连串的街头运动。
1987年4月19日，民进党决定发动党员及群众到“总统府”示威游行。蒋经国对此高度重视，指令“安全局”成立专案小组，予以应对。尽管专案小组加派了宪警人员，但主要还是遵循蒋经国的指示与民进党沟通。由于多方的沟通，民进党宣布示威延期。当时曾参与沟通的宋楚瑜说：〔47〕
在决定解除戒严前，经国先生要我去找吴三连先生，希望他协助与党外人士沟通，不要在这节骨眼闹过头，动辄走上街头，让台湾能稳定的脱离戒严时代。吴三连先生后来回了封信，说他会“尽绵薄之力”，后来果然做到了。
有段时候，党外每个礼拜天都上街头闹事，现场常是“总统府”和台北火车站，情治系统的想法是“通通抓起来”，但经国先生的指令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中间的差距便要靠沟通来弥补。有次陈水扁要发动4?19包围“总统府”，我就先找了梁肃戎先生（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会副秘书长），透过他找到陈水扁的台大老师、曾任大法官的苏俊雄先生，然后一起到陈水扁民生东路的家中沟通，陈述利害后，陈水扁答应取消游行。
然而在5月19日，民进党领导人谢长廷、尤清、周清玉等组织5000余人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戒严，反对制定“国安法”。6月12日，民进党又在“立法院”发起反对制定“国安法”的示威活动，并引发冲突。
蒋经国对于民进党愈演愈烈的街头示威非常恼怒，强调解除戒严后，必须要制定“国安法”，并要求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6月17日，“法务部长”施启扬表示：台北地检处已对“六一二”事件的领导者谢长廷、洪奇昌、江盖世、许承东等人发出传票，他们已经涉嫌妨害公共秩序等罪。台湾当局态度的转硬，遭到了民进党党籍“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的抗议，并声称要晋见蒋经国。为了缓和局势，蒋经国指示加快“国安法”的审定，尽早解严，开放党禁。
7月15日正式解严后，“人民团体组织法”尚在“立法院”审议争论之中，党禁仍未开放。然而，自民进党成立后，尤其是解除戒严后，各种政治力量和代表人物已经乘势而起，迅速崛起，竞相要求组织政党和政团。从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到蒋经国去世前，有“中国自由党”、“中国爱国党”、“民主自由党”、“中国民主正义党”、“工党”、“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党”、“中国农民党”等新党在台湾成立。1989年1月20日，“立法院”正式审议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至此，党禁才正式开放，各政治团体才算合法。党禁的开放，使台湾社会开始由极权政治逐步向政党政治过渡。
五 从“三不政策”到开放探亲
自国民党迁台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紧张敌对状态。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也为海峡两岸关系走向缓和提供了契机。在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的主导下，放弃了“解放台湾”的提法，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口号。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率先向台湾当局提出了商讨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实现“两岸三通”、扩大两岸交流的建议。而国防部长徐向前也于当日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48〕1月30日，邓小平又在美中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招待会上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49〕这表明，中美建交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