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油尽灯枯
蒋经国患有遗传性糖尿病，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严重。1968年9月，蒋经国曾因糖尿病并发症昏迷住院。而同样患有糖尿病的蒋孝文后来却因血糖过低而昏迷很长时间，导致严重失智。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再次发生，蒋介石曾严令蒋经国注意休息，并给他加派了专门的医生。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总”特别派出两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护士只要发现蒋经国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控制血糖含量。〔1〕
虽然，蒋经国比较早就被发现患有糖尿病，而且医生也一直致力于为他治疗，但却始终未能取得很好疗效。其中除了疾病本身的因素外，与蒋经国个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关系。有人认为，蒋经国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工作狂”：〔2〕
自迁台以后，他每天参加或主持集会平均总在十个左右；必须参加的或自己做主人的餐会，也是无日或间；在餐会上中，他总是议论风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从不退让；还有数不清的临时任务，待他处理；前线、后方，东奔西跑，席不暇暖；而他还会常常在晚上出现于中山堂的平剧晚会和三军球场的“战斗晚会”，使许多人能在公开场合中看到他。似此精力，真可说“弥足惊人”！一般估计，他每天用在睡觉于床上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三个小时。尽管他天生异禀，精力异于常人，但长期的精力透支，极可能就是种下他晚年糖尿病缠身的原因。
对于蒋经国的工作方式，蒋纬国曾说：“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我哥哥则是为工作而生活。”〔3〕长年累月的透支，终于使蒋经国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伤。
另外，蒋经国平时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更严重的是，他向来不把医生的建议当一回事。他不像他的父亲，始终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即使医生三番五次地警告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他始终将这些专业建议当成耳边风，完全不当一回事，照样到各地奔波，照样什么都吃，表现随时与民众在一起的风格。按理说，糖尿病在饮食上必须很讲究，但蒋经国面对医生在饮食上的建议，他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4〕熊丸先生回忆说：〔5〕
蒋经国三代同堂
经国先生的身体自从发现有糖尿病后，体力即渐渐变差，可是他仍旧不好好在医院做检查，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每当他身体发生问题时，他第一个问医生的就是：“这个死不了吧？”医生若说：“死不了。”他就会说：“死不了就好。”他的病因此愈拖愈深重。
伴随糖尿病的恶化，蒋经国逐渐出现了身体明显衰退，脸部浮肿，行动不便，左眼视网膜出血等并发症。1982年2月，蒋经国终于住进了“荣总”医院，由美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医治。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医生就给蒋经国服用类固醇。但长期服用类固醇，容易对他的胃部造成伤害。晚年蒋经国之所以会经常出现呕吐，就与服用类固醇有关。
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忠烈祠”主持“春祭”。在进入“忠烈祠”大门，通过仪仗队，登上台阶时，他的身体竟有些摇晃。最后在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下才走到主祭位置，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4月5日，蒋经国原先预定亲自到“中正纪念堂”主持蒋介石病逝纪念仪式。然而，在事前的排练中，蒋经国却不胜体力，无法沿台阶走到大堂蒋介石铜像前。最后，临时决定改由“行政院长”孙运璇主持，蒋经国本人则在慈湖蒋介石陵寝率众官员行礼。1982年“双十节”，蒋经国没有站在“总统府”的受礼台上主持，而是改在阳台上致辞和接受欢呼。种种迹象表明，蒋经国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不容乐观了。
蒋孝勇后来说，他父亲的健康是从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之间开始走下坡路的。长期的糖尿病影响了末梢神经，造成行动的不便。〔6〕那时，蒋经国常常抱怨为什么觉得脚一点力气都没有。其实，主要是因为晚年他的下半身肌肉逐渐萎缩，而他的上半身则相当肥胖，大约有70公斤的体重，所以站久了就支撑不住，走起路来他总是喊累，医生也没有更好的良策，只有让他坐轮椅。
然而，蒋经国很在意他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不愿坐轮椅。所以，起初脚痛加剧时，他先试着用手杖，但使用起来很不顺手。1987年初，医生又劝蒋经国以轮椅代步，但仍遭到蒋经国的拒绝，理由是正式场合如果使用轮椅，不太礼貌。
晚年时期，蒋经国虽然不大听医生的建议，但对儿子蒋孝勇的话却往往能接受。在蒋孝勇的劝说下，他最终同意坐轮椅。蒋孝勇后来回忆说：〔7〕
我对父亲讲了两点坐轮椅的理由：第一，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坐轮椅处理公务；第二，我就这么说，您不坐轮椅怎么办？不坐还是得坐。这么一讲，他就听了。我跟父亲的感情也是很奇怪——哪有儿子劝父亲是这样子劝的。
按理说，病情发展到这种程度，蒋经国最好的办法就是静养休息，在医院接受治疗。然而，被迫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仍然表现出不肯服输的性格，他继续主持中常会，参加重要庆典活动，推行政治革新。1987年8月26日，蒋经国首次坐轮椅出席并主持国民党中常会。10月10日，蒋经国乘坐轮椅主持庆祝“双十节”庆典并致辞。这是蒋经国乘坐轮椅以来首次在公众场面出现。10月11日，蒋经国又不顾病体，应郝伯村之请求视察湖口基地举行的演习。12月23日，蒋经国还主持了中常会。在此次中常会上，蒋经国的病况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社工会”主任的赵守博先生回忆说：〔8〕
1987年12月23日，经国先生最后一次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我记得他是坐着轮椅进来的。从一进来，他的头就没有抬起来过。……当邱创焕省主席以“全面革新造福省民”为题，在此次常会作报告时，那时候文工会主任戴瑞民兄就坐在我旁边。他当时跟我说：“老赵，主席的健康不太妙。他头一直低下去。”我乍然想到我小时候在乡下听到的一种说法，长辈们常说如果老人家的头勾下去，这就不是好的兆头。当时他的身体想必是疼痛不堪，邱主席报告完之后，过了差不多一分多钟，他都没有反应，李焕秘书长一直坐在他旁边看着他。我以为他睡着了，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听，停顿了一分多钟后，他开始讲话了，虽然头还是没有抬起来，但思路清楚，指示也很清楚。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他其实已经病入膏肓，他出席中常会是硬撑来的。我心中真的相当的不忍，他身体已经那么差，还担心国家政务，对省政也做了很多指示，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蒋经国之所以如此鞠躬尽瘁，也许是因为他的身上背负着太多历史的包袱，以及国民党加给他的千钧重担，他不能也不愿放弃；也许他明知自己来日无多，欲以自己的权威让台湾走得更远些。
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党外势力”的理解和支持。他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党外势力”的抨击，他们仍嫌弃他走得太慢，步子迈得太小。1987年12月25日，是“行宪”四十周年纪念日。“行宪”纪念大会和“国大代表”年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联合庆典活动。作为“总统”，蒋经国决心参加此次活动。然而，“总统府”事先已获得情报，民进党将于会场内外发动示威，特别是会场内的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将在蒋经国讲话时举行抗议活动。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国家安全局长”宋心濂和蒋孝勇等人在“总统府”商讨对策时，有人建议蒋经国就不要参加此次活动了，以免影响心情。安全局则希望把纪念大会移到阳明山中山楼或政治作战学校召开，因为那两处地点独立，管制比较容易。然而，这两种建议都被蒋经国否决了，他说：“你要搞清楚，我怎能回避这些事情？”“没有这种事，为了人家闹事，你就改地方，你说这行不行？”〔9〕
25日上午9时，蒋经国准时抵达会场。纪念大会开始后，就由年迈多病的蒋经国开始致词。然而，就在他致词时，坐在第14排中间的11位民进党籍“国大代表”突然起立，一齐举手连续高喊十几声：“全面改选！”随后在国民党代表的劝解下，才暂告平息。
本来蒋经国打算照着稿子讲完致词，他前一天晚上还吃力地背过几遍讲稿。然而，现在他只简单地讲了几句，就让“国大秘书长”何宜武代他宣读。当何宜武读到有关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原则和内容时，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再度起立，举起“国会全面改选”的白布条。对于民进党籍“国大代表”的举动，台上的蒋经国似乎没有任何回应，并且面带微笑地向与会人士拱手致意之后离开会场。
返回官邸后，蒋经国才问办公室主任王家骅：“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啊？”当王家骅将会场的所见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他后，他什么也没有说。但之后，蒋孝勇发现蒋经国变得很沉默，不太讲话。
1988年1月1日，蒋经国勉强主持了元旦团拜，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1月5日，蒋经国将儿子蒋孝勇和办公室主任王家骅叫来，他说有一些想法，要王家骅记述。王家骅后来说：〔10〕
经国先生当时口述，大意是谈到他现在身体不好，万一他长眠不起，国人不要怀忧丧志，仍应继续努力，推行民主宪政建设，以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等。这些话颇不寻常，但经国先生也没有说说这番话的目的何在，仅交代我：“你把它整理整理。”
显然，蒋经国已经意识到自己油尽灯枯了。1月10日，蒋孝勇陪伴在蒋经国的床前。好长一阵子无语之后，蒋经国开了口：“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11〕蒋孝勇知道，他父亲所说的“羞辱”，是指“行宪”纪念大会上民进党籍“国大代表”的抗议行为。
二 吐血而逝
1月13日清晨，蒋经国像往常一样7点左右就醒来了，身体也未表现出任何异状。因此，蒋经国准备去参加上午的国民党中常会。但蒋经国没有用早餐，就让王家骅给他读报。王家骅便将事先从《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及《青年日报》中选好的重要新闻，读给斜靠在床上的蒋经国听。王家骅读完后说：“报告先生，现在才8点多，离常会开会时间还早，您先休息一下吧。”蒋经国回答说：“好。”
过了一会儿，蒋经国把王家骅叫来说：“昨天没睡好，精神不大好。东西也不想吃，今天常会有什么议题啊？”其实，蒋经国是知道有什么议题的，他这样问说明他在考虑是否亲自去主持会议。王家骅当然明白蒋经国的意思，于是就说：“那今天常会是不是不要去了，您昨天没睡好，留在家里多休息。”
蒋经国回答道：“这不大好吧，我上个礼拜常会就没去了。”他担心外界是否又要把他的身体状况当话题。王家骅建议说：“这倒没关系，您现在休息，精神好了下午出去打个转，找秘书长谈谈；不然礼拜六到复兴岗‘国军自强会议’讲个话也成，侍卫长都已经去了解过了，复兴岗会场没有台阶，您坐轮椅可以直接推上去，到时候您到会场和大家打个招呼，讲几句话给大家鼓励鼓励就离开。”
于是，蒋经国接受了王家骅的建议。他说：“那你就跟李秘书长讲，我今天常会不去了。”〔12〕蒋经国重新躺下休息。但没过多久，蒋经国就醒了。他对副官说他睡不着，有点恶心，又吃不下饭。随即他呕了一阵子，但没吐出什么来。副官立即去请医师诊治，当时在官邸的“荣总”医生姜洪霆过来看了一下，并为他打点滴，以补充营养。
至上午9点多，蒋经国的表情非常痛苦，副官又打电话至“荣总”，找负责蒋经国健康的“荣总”副院长姜必宁，以及肠胃科专家罗光瑞。
但过了一会儿，蒋经国就睡着了。上午11点多，蒋孝勇到官邸看望他父亲。蒋孝勇后来回忆说：“父亲那时睡得很好，不但睡着了，还打呼。”〔13〕因此他就离开了官邸，去陪宋美龄吃饭。
然而，就在蒋孝勇走后不久，蒋经国就醒了，他问了副官几点钟后，就说他中饭吃不下。又问：“孝文呢？”副官回答：“孝文先生在餐厅用餐。”蒋又问：“孝武呢？”副官回答：“孝武先生在新加坡。”约12点40分，蒋经国又打铃，副官进去。蒋经国说，他恶心想吐，副官说：“您想吐就吐吧。”副官说着，轻拍着蒋经国的背，并拿了个不锈钢弯盆接着。〔14〕
没多久，蒋经国吐了，但吐出来的是大口大口的血。蒋经国吐血，惊吓了官邸所有人，大家一阵忙乱，医护人员紧急抢救。蒋经国吐完后躺下休息。1点55分，他再坐起呕吐，大量鲜血从口鼻中冒出来。蒋经国吐完，就倒在床上。医疗小组一直在紧急施救，然而蒋经国再没有醒过来。
对于蒋经国吐血而逝的经过，医疗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姜必宁大夫于13日晚上7点左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的“紧急中常会”上报告说：〔15〕
“总统”于今日上午7时30分起床，突感身体不适，并有恶心、呕吐现象。经过医师检查，血压为110和70毫米汞柱，比过去的140和130毫米汞柱降低了不少；因为装有心律调整器的关系，脉搏每一分钟仍维持70次，体温为摄氏36度。由于未能进食，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不幸到了下午1时55分，突然大量吐血，血液大量由口腔和鼻孔喷出，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经过医疗小组医师以人工心肺复苏手术挽救无效，延至下午3时55分心跳停止，瞳孔放大，而告逝世。
对于蒋经国吐血而逝的原因，有人认为是蒋经国颈部（食道旁）的大动脉破裂出血；因为大出血而致口腔、鼻孔、眼孔都出血，而致呼吸困难，窒息休克而死。至于所谓“心脏、呼吸衰竭”，只是出血后发生的副现象而已。〔16〕
下午3点半，国民党高层官员俞国华、沈昌焕、郝伯村等人陆续抵达七海官邸，而李登辉则迟至4点多才赶到。对于迟到的原因，他后来解释说：〔17〕
他（蒋经国）过世那天，官邸的人下午两点多就打电话来，想通知我蒋“总统”情况不好。但是我的秘书或许不知道电话从哪里打来，他回答说我正在接见外宾，没有时间接电话。官邸的人又打电话到“副总统”办公室，由雷主任派黄参议到三楼会客室向本人报告，请我立刻前往七海官邸。这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我立即告诉客人：发生紧急事故，必须结束谈话。然后立刻赶赴七海官邸。
下午四点多，我到达七海官邸，但为时已晚，蒋“总统”已经过世。这时候我想，如果七海官邸来电话时，我尽早赶过去，说不定蒋“总统”还没过世，还可以说话。我是“副总统”，他应该至少会对我说出一两句遗言。但是我的秘书却拖延了时间，在这么重要的关头，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他却没有通知我，也因此我丧失了听到蒋“总统”最后讲话的机会。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很遗憾，因为我没能够把握住那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时刻。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对于蒋经国辞世，蒋孝勇表现得较为冷静。他先是向他母亲蒋方良报告，然后又去士林官邸通知宋美龄。据王家骅回忆说，蒋方良坐着轮椅进来，到蒋经国的身边，哭了。她抓着蒋经国的手，不停地唤着他的名字，但蒋经国再也不能应声。随后她被蒋孝勇劝回房间。〔18〕之后，在蒋孝勇的陪同下，宋美龄也来到七海官邸，见了蒋经国最后一面。蒋孝武则于14日晚返回台北。他对父亲突然离世，感到极为震惊，并对弟弟蒋孝勇深表不满。而蒋孝章夫妇也于15日晚，匆匆地从美国返台奔丧。
此时已升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章孝严和在东吴大学任教的章孝慈也很快得悉了父亲蒋经国去世的消息。然而，由于蒋经国生前一直未能公开承认这对双胞胎儿子，因此他们也不敢贸然去见蒋经国最后一面。直至1月16日晚，在蒋孝勇的精心安排下，章孝严、章孝慈兄弟俩才得以在“荣总”见到了他们的父亲。后来章孝严回忆说：〔19〕
孝勇带我们进到围幕背后，即“荣总”的停尸冰库间。孝勇先跪下，由一位助手将其中一个靠中间的冰床缓缓抽出，父亲就安然躺在其中。我走进注视之，见其容貌极为安详，双目紧闭，双唇密合，应当已经做过初步化妆，唯头发略见蓬松，脸色灰白，如熟睡状。我随即跪下叩头，泪如雨下；孝慈随后亦趋前见最后一面，并下跪叩头，饮泣几不成声。这居然是我和孝慈生平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和自己父亲见面！
台湾民众对于蒋经国的逝世普遍感到悲伤。民进党、工党等反对党也纷纷发表声明，同表哀悼之诚。民进党内反国民党最激进的“立法委员”朱高正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时，竟放声大哭。朱高正说他之所以哭是因为：〔20〕
我觉得他是一个能自我节制的“国家元首”。说实在的，如果照现在国家的非常体制，他有权为欲所为，即使依他事实上所掌握的权力，他也有能力为欲所为，但他没有这么做，这不是一个没有眼光、没有气度的人所能做到的。以中国的现代史来看，哪一个人不争权夺利，一旦等到爬上最高地位时，哪一个人不刻意镇压反侧？但蒋经国却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尤其他早期推动本土化政策，最近一二年内对反对党的宽容、尊重，这一点就我们的立场，固然尚嫌不够，但在蒋介石时代，哪可能是这个样子呢？……
另外，他能不断求新求变，从推动十项建设发展经济，接着又从事政治建设，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成就。……台湾这一年来的变化，超过过去四十年的总和。台湾在这个急速变化的过程中，他运用常年累积的权威，经常能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或防止冲突更加恶化，在这么重要的关键时刻他去世，让我们很惋惜。
惋惜的是，他本来可以对民主做更多的事，尤其我不愿看到他在国民党十三大以前去世，因为他对十三大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1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唁电，内容如下：〔21〕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蒋经国的逝世，标志台湾权威时代的结束。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为台湾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三 李登辉上台
虽然国民党高层对蒋经国的健康状况较为了解，但大部分人还是没有想到蒋经国会这么快逝世，甚至包括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按规定，国民党将在1988年7月召开“十三大”，蒋经国准备在“十三大”进行新的人事布局。后来蒋经国发觉自己身体急速恶化后，又准备将会议提前到5月份召开。然而，蒋经国的突然逝世，使这个布局成了泡影。如果他能撑到国民党“十三大”，也许后来的台湾政治格局会是另一个局面。蒋孝勇后来说：
父亲在思考接班人选时，对自己的身体是充满信心的，每个礼拜仍然上山下海到处跑。所以，如果说李登辉先生就是被选择的最终对象，我想也还是一个问号。〔22〕
我只能讲这是“国运”如此——孙运璇先生生病、父亲早过世半年，否则的话，就不至于是今天的局面。
父亲那时就希望尽速完成整个权力结构的调整。如果父亲能撑到五六月的话，在人事上就会完成他的布局。这不是马后炮，因为我在父亲身边，我清楚父亲会交代。〔23〕
蒋经国在任内去世，自然就把李登辉推向了政治的前台。13日晚，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议：全体国民党党员恪遵蒋经国遗嘱；遵照“宪法”由李登辉继任“总统”；立刻展开治丧事宜。
蒋经国逝世后，蒋孝勇认为，他父亲过世，不能没有遗嘱。于是他交代王家骅草拟遗嘱。王家骅就按照蒋经国在1月5日的口述为蓝本，草拟遗嘱。然而，“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反对这么做。最后蒋孝勇说，当年先祖的遗嘱也是过世之后，才由秦孝仪先生写出来的。现在他父亲辞世，对百姓不能没有交代。沈昌焕这才不再反对。王家骅随后在高层官员的共同讨论之下，数度修改后才定稿。内容如下：
经国受“全国国民”之付托，相与努力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业，为共同奋斗之目标。万一余为天年所限，务望我政府与民众坚守反共复国决策，并望始终一贯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建设。“全国”军民，在国父三民主义与“先总统”遗训指引之下，务须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加速光复大陆，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大业，是所切嘱。
“副总统”李登辉和“五院院长”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黄尊秋，以及蒋孝勇在遗嘱上签字。
当晚8时，李登辉依据“宪法”规定继任“总统”，由“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其实，对李登辉继任“总统”，在国民党内部没有什么异议，因为毕竟谁也不能公开违反“宪法”的规定。何况继任“总统”并不意味着掌握实权，严家淦就是最好的例子。事实上，由于他资历浅，缺乏班底，一些在国民党内有实权的势力并不买他的账。对此，李登辉也非常清楚，他说：〔24〕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而已，既没有班底、没有情报机关，也没有军队的支持，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在党内也是一样，完全不是我在掌权。我等于是典型的傀儡。既然是傀儡，就只能扮好傀儡的样子。
然而，李登辉毕竟不是严家淦第二，他不甘心做傀儡。“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按国民党的体制，国民党主席才是实际的头号人物。因此，如李登辉想不做傀儡，就必须兼任党主席一职。为此，他的确费了不少心思。
李登辉如要出任国民党主席，首先必须要获得国民党元老的支持。为了谋求支持或者消除阻碍，李登辉在继承“总统”第二天一大早，他先到“荣总”的“怀远堂”，祭拜蒋经国。然后，与“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一道去拜访蒋老夫人宋美龄。宋美龄在蒋介石死后一直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她是在蒋经国病情加重，蒋纬国出任“国安会”秘书长之际回到台湾的。虽然她长期不在台湾，但她仍未退出政治舞台。此时，宋美龄担任“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周围有一批国民党元老如黄少谷、倪文亚、谷正纲、沈昌焕、郝柏村、宋心濂、秦孝仪等人，其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李登辉先后拜访、看望了严家淦、张群、谢东闵、杨功亮、孙运璇、黄少谷、谷正纲、袁守谦、张宝树等国民党元老，表示自己多年追随蒋经国，今后要遵循蒋氏父子遗愿。其次，为了稳定政局，消除阻力，李登辉公开表示对现有的人事不作调整。他在“总统府”约见了“五院院长”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黄尊秋等人，勉以“继续坚守岗位，恪遵职守”。〔25〕对此，李登辉后来回忆说：〔26〕
蒋经国过世，我升任“总统”后，稳定政局成为我重要的考量。他刚过世的十三天里，我每天上班前，都会到他灵前祭拜。我这种重礼数的精神，是要表示我不会改变他的路线，会遵守他的教导，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主要维持他的人事、政策以及他“总统”任内尚未执行完毕的计划，这是让大家安心安定。
李登辉的“诚心”的确打动了不少人，为他赢得了不少得分。然而，当时国民党内部仍有不少实权人物不愿意将党主席交给本省人李登辉，尤其是宋美龄对李登辉还不放心。她主张国民党不必选出代理主席，认为由中常会轮流主持中常会即可，等“十三大”时再选出党主席。〔27〕然而，俞国华和李焕等人当时都没有领悟到宋美龄的想法。
俞国华和李焕都是蒋经国生前的左右臂膀，都拥有相当的势力。唯一缺憾的是，俞国华和李焕之间存在一定的误会，关系并不融洽，两人都不希望对方出任党主席。在这样的情形下，李焕率先向李登辉靠拢，他主张党政领导一元化，也就是说，他主张推举李登辉为代理党主席。李焕推举李登辉代理主席，既是他政治理念的一贯主张，也一定程度包含了他的个人意气。自1月16日起，由李焕领军，三位国民党副秘书长宋楚瑜、马英九和高铭辉分头造访国民党大佬和中常委们，寻求获得共识及联署。〔28〕
李焕的主张很快在中常会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中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其中，赵少康等39名“立法委员”，以及55位“监察委员”先后联署支持李登辉出任党的代理主席。〔29〕
至此，俞国华也不得不主动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并同意在1月27日的中常会上，作为“推举李登辉为代理党主席”案的提案人。
然而，就在提案准备好之后，中常会开会前，宋美龄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主张国民党不必选出代理主席。蒋孝勇也于26日晚打电话给俞国华，表示奉宋美龄指示，要求俞国华不要在中常会提出代理主席案。宋美龄的理由是，依据党章，中央常会无权推举代理主席，希望将本案延至7月召开“十三大”时再作决定。〔30〕宋美龄的意见，对俞国华和李焕而言甚为突然，而中常会其他委员及轮值主席余纪忠和列席的宋楚瑜等人，直至中常会当天才知道此事。
李登辉后来说：“有这一封信，就没有必要去讨论由谁接代理主席的事了，毕竟李焕、沈昌焕这些人都会照宋美龄的意思做事。”〔31〕事实如此，1月27日，中常会如期举行。会议议程并没有将俞国华的提案放进去，也就是说，中常会没有打算讨论代理主席的问题了。
然而，就在所有议程讨论完毕后，列席会议的宋楚瑜突然要求发言。据《中国时报》报道，宋楚瑜表示，关于推举代理主席案，如果不提出讨论的话，外界的联想揣测必然不能止息，“对党、对国伤害一天大过一天”，“多拖一天，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他“非常不满意，并严重抗议”。说罢即转身走出会场。随后，会议主席余纪忠即开放讨论，不少中常委发言表示支持李登辉代理主席，俞国华也表态赞同。最后会议以起立鼓掌方式，通过了推举李登辉代理主席。
对李登辉当选代理主席，蒋孝勇很是不平。他说以他在父亲身边的理解，蒋经国原先对未来政局的安排，就是要党政分离，以免又造成另一个绝对权力的领导者。然而，“在父亲生前就有一批人已经串在一块，有父亲非常信任的人也在后面搞鬼，这是始料未及的。比如说，父亲过世第二天就翻脸的也有啊，那个时候，敢跟我翻脸的不多，第二天说翻脸就翻脸了”。〔32〕李登辉在宋美龄的阻止下仍能顺利当选代理主席，说明随着蒋经国的逝世，蒋家在台湾政坛上的影响已是今非昔比，蒋经国时代已成过去，而李登辉时代已经来临。
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十三大”，李登辉正式当选主席。在其后的几年里，虽然国民党高层间的政治较量仍在继续，但基本上是有惊无险。李登辉以纯熟的政治手腕，通过分化瓦解，先后击败了俞国华、李焕、郝柏村、蒋纬国、林洋港，牢牢地控制住了局势。
注释
〔1〕 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384页。
〔2〕 龙中天：《蒋经国的死后生前》，新梅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
〔3〕 汪士淳：《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第255页。
〔4〕 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387—389页。
〔5〕 陈三井访问，李郁青记录：《熊丸先生访问记录》，第143页。
〔6〕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7〕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39页。
〔8〕 《赵守博先生访谈录》，《蒋经国与台湾》第一辑，第262页。
〔9〕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41页。
〔10〕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43页。
〔11〕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41页。
〔12〕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44页。
〔13〕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45页。
〔14〕 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433页。
〔15〕 龙中天：《蒋经国的死后生前》，第3—4页。
〔16〕 龙中天：《蒋经国的死后生前》，第4页。
〔17〕 李登辉笔记口述：《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第256—257页。
〔18〕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47页。
〔19〕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第114页。
〔20〕 龙中天：《蒋经国的死后生前》，第9—10页。
〔21〕 《人民日报》，1988年1月14日。
〔22〕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26页。
〔23〕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30—131页。
〔24〕 李登辉笔记口述：《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第258—259页。
〔25〕 龙中天：《蒋经国的死后生前》，第30—31页。
〔26〕 李登辉笔记口述：《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第259页。
〔27〕 李登辉笔记口述：《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第260页。
〔28〕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82页。
〔29〕 龙中天：《蒋经国的死后生前》，第42—45页。
〔30〕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83页。
〔31〕 李登辉笔记口述：《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第260页。
〔32〕 王力行、汪士淳：《蒋孝勇的最后告白》，第18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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