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域各民族到长安经营饮食业的很多,他们开设的酒肆,侍者多为胡女,故称胡姬酒肆。异域的美女、别具风味的饮食,还有助兴的胡姬歌舞,使这些酒店成为长安豪侠少年与风流文士常常光顾的地方。大诗人李白就是常客之一,他曾在《少年行》诗中写道: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唐代女性审美观也因受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纤瘦变为丰腴。唐代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勇敢、无拘无束的性格。
鲜卑人妇女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女人说了算,只有在战争中男子才拥有决策权。受鲜卑人这种风俗的影响,自北朝开始,中原汉族的妇女地位也处于上升之中,北方汉族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之下,唐初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而其他朝代尽管也存在女性掌握政权的现象,但都仅限于垂帘听政,无法走到前台。
因为唐代妇女社会地位比较高,又出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代怕老婆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当数宰相房玄龄的夫人。唐太宗要赏给房玄龄美女,因为怕老婆,房玄龄死活不敢接受。唐太宗亲自开导房玄龄的妻子,但她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唐太宗命人斟了一杯醋,谎称是毒酒,说:“如果你再坚持不肯,那就是违抗圣旨,抗旨者应喝毒酒死!”房玄龄的妻子听了,毫不犹豫,接过醋一饮而尽。唐太宗感叹道:“这夫人我见了尚且害怕,更何况房玄龄!”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吃醋”一词的来历。唐中宗惧怕韦皇后,正巧当时朝中的御史大夫裴谈也惧内,有一次宫廷宴会上,有位优人写了一首“回波词”当场演唱:“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皇后听了,重赏了这位艺人,唐中宗与裴谈也只能相对苦笑。
唐朝人甚至总结出怕老婆的理论,以自我解嘲:“怕老婆原因有三:刚刚结婚时,她相貌端庄美丽,如同活菩萨,哪能有人不怕菩萨呢?中年以后,生儿育女,她越来越像母老虎,哪能有人不怕老虎呢?等到她年老的时候,脸上皱纹成堆,如同鸠盘荼鬼,哪能有人不怕鬼呢?”
受北方民族“妇贞而女淫”风俗的影响,唐代对女子婚前的贞节问题也不是很重视。像崔莺莺那样,在婚前已经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而且其故事还被前男友写成书广为流传的事,若是换作其他朝代,恐怕很难不受歧视地嫁出去,其丈夫也绝不会允许元稹来登门拜访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社会风气的确与众不同。
唐代胡乐也比较流行,所谓“胡乐”,指的是西域地区的音乐,包括乐曲、歌舞等。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将西域胡乐大量引入中原地区,使之在汉族中流行开来。入唐后,胡乐更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成为一时风尚。胡乐与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唐乐正是中国传统音乐与异域音乐特别是与胡乐融合的结果。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唐朝宫廷音乐分为雅乐、清乐、燕(宴)乐三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说:“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奏乐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唐代雅乐也并非纯“雅”,其中杂糅了胡乐的成分。唐朝最初确定雅乐时,“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用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可见唐代雅乐从一开始就是胡汉兼采的。唐朝自创的三大舞,《七德舞》、《九功舞》和《上元舞》,也是胡汉音乐融合的产物。唐玄宗时最有名的《霓裳羽衣曲》也是根据胡乐改编的。
随着胡乐的流行,胡乐在河西走廊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乐种——“胡部新声”,与龟兹乐并列。天宝年间,“胡部新声”又由河西传入长安,最终有了王建《凉州行》中所描述的“洛阳家家学胡乐”的局面。
在娱乐方面,唐代长安的胡化倾向也很明显,如打波罗球戏、元夜燃灯等,都是具有胡化特征的唐代娱乐方式。波罗球戏又名“击鞠”,唐时俗称打球。波罗球源自波斯,盛行于中亚,唐太宗时首先传入中原。元夜燃灯也是受西域礼佛习惯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节日娱乐风俗。《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载,印度等地“每年至佛大神变月……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于唐国当正月十五,于此之时,放光雨花,大起深信”。每年正月十五、十六两夜,长安悬灯结彩,举行大规模的礼佛祈福活动。元宵节点灯放焰火的风俗沿袭至今。
在唐代,鲜卑人还保持着辫发的风俗。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唐太宗让大臣们作诗互相嘲讽取乐,大书法家欧阳询嘲讽唐太宗的妻兄长孙无忌的诗是这样的:“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因心浑浑,所以面团团。”所谓“索头连背暖”,是指长孙无忌按鲜卑人的习惯辫发垂于后背,故欧阳询嘲笑长孙无忌,说他的辫子连背部的保暖问题也解决了。漫裆,又作“缦裆”,即不开裆的裤,也就是满裆裤,生长于马背之上的游牧民族的裤子都是满裆裤,而中原汉族则不是如此。从欧阳询将此作为长孙无忌的特点进行描述来看,至少在唐初,穿满裆裤的风气在汉族中并不普遍。此后汉族中流行满裆裤,当与受鲜卑人的影响有关。
鲜卑人对中原汉人风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鲜卑人也在更多的层面上吸纳着汉族文化,使鲜卑人与汉人在文化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小,并随着文化的趋同出现了认知心理方面的趋同。最终,鲜卑人作为一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了。
尾声 留在故乡的人们
在公元1世纪开始的鲜卑大迁徙浪潮中,有一小部分人抱着怀疑的目光,鄙夷地审视着远去的人们。几百年后,他们终于耐不住寂寞,先后走出大山,开始对农耕文明发起新一轮猛烈冲击。他们就是曾经令宋朝乃至欧洲人一筹莫展的契丹和蒙古!
在1世纪开始的鲜卑人的迁徙大潮中,仍旧有一小部分人抱着对故乡的极度热爱而留了下来,在他们的祖先栖息的地方,他们仍旧按照祖先的方式生活着。在东部鲜卑的宇文部被慕容部击溃之后,一部分宇文部众向北流浪,与这些留在故乡的人们相融合,充实了大兴安岭两麓鲜卑人的势力,也使这里的鲜卑人在社会文化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进入唐朝以后,当中原地区的鲜卑人逐渐汉化、融入汉族之中的时候,活动在大兴安岭南麓的两支鲜卑人的后裔逐渐兴起,这就是契丹人和库莫奚人。
如同他们的祖先与乌桓人一起行动、一起兴起并最终融为一体那样,契丹人与库莫奚人也是几乎同时兴起。契丹人征服奚人之后,两族常常一起行动并相互通婚,结果再难分彼此。在契丹人建立辽王朝的过程中,奚人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
契丹人的建国过程是极其曲折的。自唐初他们就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实力,并开始向国家社会演进,但由于他们的居住地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与中原地区相邻,兴起中的契丹人不断遭遇来自中原的打压,一次次被击溃,又一次次重组。直到唐王朝灭亡,中原地区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时代之后,摆脱来自中原的压力束缚的契丹人才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在契丹人与中原势力苦苦抗争,努力构建自己的国家时,在大兴安岭北麓,另一支鲜卑人的后裔却在默默地发展,这就是室韦人。至唐代中后期,室韦人已经在鲜卑人的故乡发展为一个相当大的族群,拥有数十个分支部落,其中一支被称为蒙兀室韦的小部落开始逐渐离开大兴安岭的林海,向蒙古草原迁徙,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蒙古人的祖先。
自鲜卑人兴起以后,巍巍兴安岭几度辉煌,又几度沉寂,可是山区中的生活却几乎是一成不变的。
当山区的居民走出大山以后,他们不论是西进成为蒙古草原上的牧人,还是南下成为辽西的农民,随着经济类型的改变以及与中原先进文化的接触,他们都会迅速迸发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活力,不仅会将自身的文化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而且成为中原的统治民族,建立北朝甚至统一全中国。
可是,进入中原地区的北方民族从来不会返回大兴安岭这片故土,无论他们在中原遇到何种艰难困苦,他们似乎全然忘记了他们的故乡,而故乡似乎也完全忘记了他们——后来在大兴安岭中兴起的民族,甚至不存在回忆他们并不遥远的祖先业绩的神话。当一个从山林中走出的民族最后消失于中原大地之后,大兴安岭周围的历史也就再一次恢复了沉寂。这个曾经辉煌过的民族在故乡几乎留不下任何痕迹,大山的周围依然故我,不变的渔猎采集经济,不变的部落社会,以及不变的不关心山外世事默默无闻地生活着的人们。而当另一个族群走出群山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切又都会从头开始,由部落社会开始,由渔猎采集经济开始,他们一点点地发展出较高的文明,而后又是同样的归宿——消失在中原大地。
历史不仅仅具有规律性,甚至具有周期性,但令历史学家们困惑的是,山区历史的这种周期性原因何在?为什么这里的历史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头跃”?当人与山的稳态平衡被打破之后,人为什么能改变山外的历史,却不能改变山区的历史?山民的身上到底蕴藏着何种因素,使他们能够在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征服山外的人们?
鲜卑人早已离我们远去了,可是他们留下的种种历史之谜却令我们困惑,令我们惊叹,令我们止不住去探究这一段早已尘封的往事。似乎鲜卑人与大兴安岭一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遥远,但却完全陌生,而当你走进它的时候,你会为之震惊!
逝去的是草原夕阳里马背上的身影,留下的是热爱故乡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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