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虽然未结为同盟，但在向着同一目标的行进中一度走到了一起。这个事实足以使我们把16世纪的文化称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文化。
——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
查理和马丁·路德两人同处于一个时代，共享着相同的“时代精神”，却孕育出了相互敌对的理想。查理深受人文主义普世理想的熏陶，而马丁·路德则起身反对罗马对艺术的痴迷。
以复兴古典文学和艺术为旗帜的文艺复兴，直接导致了罗马教廷权力的式微。一方面，圣伯多禄大殿（亦称圣彼得大教堂）对建筑和装饰的需求，以及对艺术的赞助，让罗马的教宗和主教们生活在富丽堂皇之下，同时也把负担加之于其他地区，这是路德号召改革的直接背景；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两百多年来对于古典文学进行了发掘、研究和再发展，甚至连罗马教宗都被这种异教文化所吸引，路德更是从其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只不过与人文主义的那种文质彬彬的讽刺不同，他希望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实现革命。
罗马的富裕
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教会也逐渐富裕了起来，并逐渐与最开始的贫民作风背道而驰。在中世纪，为世俗信众提供宗教服务而收取报酬，是各地教会的收入来源之一，其中包括祈祷、各种仪式典礼、主持公道、提供咨询等，王室也需要给教会提供经费。修道院也有两大收入来源，一个是修道院各种资产的收益，包括林地、田产、矿产等，还有一个是什一税，就是信众需要将收入所得的十分之一捐赠给教会。教会用此来供养神职人员、修缮教堂和济贫，但最后救济穷人的那部分时常被修士挪用。同时，修道院还有一些其他收入，包括信众死后遗产的捐赠以及其他自愿捐赠等。
从下级主教区和修道院抽取一定比例的税收，就足以让罗马教廷比欧洲任何一个王室和家族都富有。如同后来马丁·路德亲眼看到的那样，罗马教廷已然堕落，满是腐朽、奢侈和淫乱，这一点以罗马教宗私生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最为臭名昭著的教宗是亚历山大六世，他将亚平宁半岛搞得鸡犬不宁。
亚历山大六世来自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波吉亚家族，这个家族是15世纪末期的显赫家族，不仅出过两任教宗，而且还掌控着16世纪初意大利的政治局势。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波吉亚家族的阿方索成为教宗（即加里斯都三世），积极号召欧洲各国承担起讨伐异教徒的责任，奠定了家族在意大利掌权的开端。
罗马教廷长期以来被意大利人把持，波吉亚家族对罗马的掌控并不稳固，加里斯都三世上台之后，利用裙带关系扩充家族的势力。加里斯都三世仅在位三年便去世了，在其死后教宗的宝座又重新归于意大利人手中，直到三十多年后，加里斯都三世的外甥罗德里克·波吉亚在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出海航行、西班牙收复格拉纳达的那年当选为教宗，他就是亚历山大六世。
得益于此便利，亚历山大六世在当选后的次年，便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划分出了一条“教宗子午线”（见本书第二十七章），将佛得角以西和以南的大西洋已经发现和未发现的土地划归西班牙王室。亚历山大六世开启了教宗私生活混乱的时代，他的私生子众多，而且公开承认自己有情妇，并安排自己的子嗣成为红衣主教。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之一恺撒·博吉尔亚（马基雅维利曾为其效劳）在15岁时就被任命为教区主教，18岁时就升任红衣主教。随后，22岁的恺撒又被父亲任命为教宗国的军事统帅。一年之后，恺撒主动还俗，并被法王路易十二册封为瓦伦蒂诺公爵。
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时就授权法王查理八世，以向土耳其发起十字军东征为由，让其穿越罗马，进攻那不勒斯，查理八世后来占领了米兰。到了路易十二时，被封为公爵的恺撒也同法军一起入侵了米兰，亚历山大六世希望北意大利能够成为儿子的领地。
父子两人在1499—1503年将意大利搞得动荡不已，教宗国实际上控制了罗马和周边地区，恺撒和父亲亚历山大六世成为意大利中部地区的霸主。然而恺撒在教宗去世后迅速失势，不久后便被押解回西班牙囚禁，后又越狱，虽然试图东山再起，但最终在1507年死于一场小型战斗中。不仅波吉亚家族的教宗如此，美第奇家族更是长于此道。15—16世纪美第奇家族的兴盛与家族成员担任罗马教宗密切相关，“伟大的洛伦佐”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次子在1513—1521年当选罗马教宗，成为利奥十世，之后不久他的侄子也成为教宗克雷芒七世，也就是提拔了马基雅维利的朱利奥·美第奇。
朱利奥原本是私生子，他的父亲朱利亚诺·美第奇在“帕齐阴谋”中被谋杀，随后“伟大的洛伦佐”便抚养朱利奥与其子若望一同长大。在1492年洛伦佐死后，若望成为红衣主教，而朱利奥也开始参与教会事务。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后的六年中，若望和朱利奥一起游荡欧洲，曾两次被捕，直到1500年才回到了意大利，开始重建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12年后，在查理的外祖父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二世国王以及教宗尤利乌斯二世的支持下，美第奇家族才重新控制了佛罗伦萨。
1513年，35岁的朱利奥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若望当上教皇之后，便开始扶植这位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堂兄弟。利奥十世当选三个月内，就擢升朱利奥为佛罗伦萨大主教，并宣布其出身的合法性。随后不久，朱利奥又成为多米尼加圣玛利亚枢机主教。此后，兄弟二人合作执政，朱利奥在1514年成为英格兰亨利八世的红衣主教，次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也提名朱利奥为纳博讷大主教，成为法兰西的主要保护者。1521年，当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在意大利的冲突爆发后，弗朗索瓦一世希望美第奇家族的两位兄弟能够支持法兰西，但这两兄弟认为教廷独立的最大威胁恰恰就是法兰西。所以在1521年，美第奇兄弟和查理结盟，主要也是希望查理能够帮助罗马教廷压制路德新教。
1521年，利奥十世去世，查理的老师——正在西班牙摄政的阿德里安被选为罗马教宗，成为哈德良六世，但仅仅在位两年便去世了。虽然哈德良六世旨在改革罗马教廷，但教廷的腐化堕落已经积重难返，罗马人更是把他当作“野蛮人的教宗”。
哈德良六世死后，朱利奥这才当选为罗马教宗，称为克雷芒七世。他在主宰罗马的十年之中，不仅使罗马陷入了浩劫，更将欧洲政治局势搅得浑水一团。美第奇家族的教宗在为自己的家族谋取私利方面可谓是不吝其力。据估计，教宗利奥十世总收入达到了40万杜卡特，比欧洲任何一个君主都富裕，而查理在一生的征战中都在为筹措军费而劳神。这些收入却不够教宗挥霍，他光为侄子洛伦佐的婚姻就花去了30多万，和乌尔比诺公爵的战争也花去了70万。
当时纺织业必需的染色剂明矾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在罗马的托尔法发现了明矾矿藏之后，教宗就立即授予自己的家族独家代理权，进行生产和销售，同时罗马教廷还能分得三分之二的盈余。掌控了佛罗伦萨和罗马的美第奇家族成为当时两地艺术创作的主要赞助人，这些教宗势力生活奢侈淫乱，却直接支持了意大利的艺术复兴。
艺术的重生
位于罗马的梵蒂冈现在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每年却吸引了500多万的游客前来参观。这里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有知名艺术家作品的博物馆，汇集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精粹。而这正是这个时期的教宗们在满足自身的吃喝玩乐之余，不断改建罗马的结果。尤其是对圣伯多禄大殿的重建，花费甚巨。
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时期合法化后，君士坦丁一世资助修建了圣伯多禄大殿，查理曼就在此地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王”。然而到了15世纪，尤其是教会大分裂之后，圣伯多禄大殿已经破旧不堪，原本在15世纪中期就计划重建，时任教宗尼古拉斯五世却一直未取得多少进展。尤利乌斯二世在位时，大殿重建工程终于在1506年动工。这项工程从尤利乌斯二世开始经历了20任教宗、修建了120年才最终完工。圣伯多禄大殿的重建可谓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项工程。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来看，这项投资拉动了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意大利各地的艺术家和工匠纷纷来到罗马，为这项工程服务，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耳熟能详的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当初尤利乌斯二世只打算在旧大殿内修建自己的墓室，但后来决定将旧圣伯多禄大殿整体拆除，并在原址重建。所以原本为其设计陵墓的米开朗基罗就被委派到西斯廷小堂绘制天顶画。拉斐尔自1514年起担任教堂首席建筑师，直到六年后去世。后来克雷芒七世重用米开朗基罗，从16世纪中期开始，米开朗基罗担任大殿的建筑师。
罗马重建圣伯多禄大殿的主要资金除了来自各地的税收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尚未达到成为主教的条件，一是年纪太小，二是没有大学学位，但他可以通过金钱来购买这个职位。阿尔布雷希特从富格尔家族借了巨额债务以支付这笔费用，因为要得到罗马教宗认可，还必须缴纳主教区收入的三分之一给教宗。后来因有其他人对阿尔布雷希特的资格提出异议，当时的罗马教宗利奥十世又增加了他的捐献金额，提高到了50万弗洛林。阿尔布雷希特不惜代价也要得到主教位置。为了募集足够资金，他听从建议，向教宗申请在勃兰登堡地区发售特别赎罪券，其收入一半用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另一半用来支付教宗建设圣伯多禄大殿的费用。据估计，圣伯多禄大殿的建筑成本总计4700万杜卡特，平均每年花费约40万杜卡特。阿尔布雷希特个人捐献的金额就等于教堂一年的建筑成本。阿尔布雷希特既要偿还债务，又要支付教堂建设费用，其赎罪券发行规模约为100万杜卡特。小小的勃兰登堡地区一年的财政收入都达不到这个金额，因此销售赎罪券的包销商不得不越过勃兰登堡的地界，前往其他地区销售，这也是后来在萨克森地区最终引发路德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除了教宗在建设圣伯多禄大殿过程中支持艺术创作来装饰教堂，各地的多明我、方济各、奥古斯丁等修会也都希望在罗马拥有一座自己的教堂，并用艺术性的装饰来美化。这使得罗马成了文艺复兴的中心地区。罗马教廷是文艺复兴的主要赞助方，而文艺复兴能够在意大利出现，与当时意大利发达的工商业是分不开的。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最富裕的地方就是意大利，其次才是查理的出生地尼德兰。意大利半岛因为各种势力在此争夺而未能统一，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小邦国、公国和共和国，而这些地方势力的统治中心就组成了意大利城市群。同时，意大利半岛位于地中海的中间位置，又促使了各沿海地区出现了不少以贸易点为中心的城市群。
在被广袤农村所包围的欧洲，城市如同海洋上的零星岛屿，而意大利则是由一片城市连接而成的“大陆”，这里不仅仅有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这样较大的城市，还有热那亚、比萨、那不勒斯、博洛尼亚等中小型城市。城市的富裕带动了富有的商人投资支持艺术创作，或是为了建造精美的教堂，或是为了装饰自己的房子，或是将自己的肖像画下来流传。手工艺人的传统并未因为意大利半岛动荡的局势而失传，反而在城市富商和宗教的热情支持下，变得更加繁荣。
当然，在伟大的文艺复兴中，也少不了众多的天才艺术家，此时虽然还保留着中世纪传统的行会制度，但已经有艺术家将自己的心得和技法著书立说，以供别人阅读和学习。雅克·巴尔赞在《从黎明到衰落》一书中，对文艺复兴的出现有着独到的见解：
人们通常以为它是由几个天才发起的，有一些崇拜者、赞助人和能言善辩的支持者参加，他们的名字列在小号字体的脚注里。其实，文艺复兴运动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共同参与。任何运动要想成气候，都不可缺少群众。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这些众多的合作者天赋一定都很高，不是碌碌之辈。也许，作为创造者，他们不够全面，或者运气不佳；他们的名字有些流传了下来，有些已经不为人知。但是，回顾过去，会看到他们中不少人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或者首先使用了某种技巧。他们集体的言谈行动维持着创造的激情，激励了他们中间的天才；他们是那一时期烂漫繁花的护花春泥。
巴尔赞的观点十分有道理，当文化、艺术慢慢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如同研究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在地球早期无机世界的海洋中，有些化学反应自动涌现出了生命的特征。文化也是如此，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只用很短的时间，文化“无机物”就可能在死气沉沉的世界中涌现出具有澎湃生命力的浪潮，到了15世纪和16世纪便开始爆炸性地出现。
文艺复兴不仅是艺术的复兴，也是人文的复兴。实际上，人文主义文学复兴在前，之后才从“景仰古典文学过渡为赞美古典时期的艺术与建筑，甚至有一些热衷者的宗教信仰也受此感染”。在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虽然有关基督教题材的绘画仍然是主流，但也开始出现异教题材的作品，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委罗内塞的《美神和战神》等作品。
人文主义
如果说中世纪是西方人对先祖希伯来-基督教遗产的继承，那么人文主义则是将已经封尘多年的希腊-罗马遗产拿出来擦拭干净，使其重新焕发了光彩。
人文主义学者对古典文学的复兴，最早也起源于意大利。初期的人文主义者是意大利一些古典手稿的收藏者。这些收藏者从古典手稿中重新发现了艺术的价值，手稿中典雅的古代文字的内容和风格，与中世纪以来的经院思辨完全不同，古人的思想与生活息息相关，而不是讨论什么来世、末日的概念。“人文主义”从其词源意义上就可以解释为“更有人性的文字”。
这些古代手稿仿佛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吸引着那些有志文学发展的人，“寻找、恢复、比较和编辑旧书稿成为一时之风”。对于古典文学的重新认识，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们认为他们重新找回了一个伟大的过去。其中就有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得拉克。彼得拉克为了搜寻拉丁语手稿，在欧洲各地穿梭旅行，爬上过阿尔卑斯山，因此也被称为第一个发现自然之美的人。30岁时，彼得拉克已经因诗歌造诣而名扬欧洲，后来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谓。
另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洛伦佐·瓦拉，以其深入的古典文献研究为依据，指出《君士坦丁献土》为伪作，这份文件一直以来都是罗马教宗声称拥有部分教宗国领土的证明。瓦拉认为，该文件的措辞和比喻都来自于比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更晚的时代，而不是四世纪的文本。在发表这个见解后，瓦拉担心自己会遭到教会惩罚，于是逃到了那不勒斯，并在那里开办了一所演讲学校。不过教宗最后不仅宽恕了他，还赐给他一个书记官的职务。
罗马教廷对人文主义的宽容远不止于此，从那个时代教宗的名号上就可以看出来。庇护二世来自于维吉尔史诗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六世显然来自亚历山大大帝，尤利乌斯二世来自尤利乌斯·恺撒的名字，查理的老师阿德里安当上教宗后以罗马皇帝的名字取名为哈德良六世。庇护二世还亲自从事人文主义写作，他的专著《闻见录》在当时就广为流传。
印刷术的兴起对人文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很多出版商不仅负责书籍出版和销售，同时也是学者和赞助人。他们改进了印刷工艺与字体，使那个时代印刷出来的书籍本身就成了一件艺术品。为书籍制作插图也成了艺术家的新出路，丢勒、霍尔拜因等人都是版画大师。印刷书籍的出现使阅读的习惯和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当地语言著作的出版和识字率大幅提高，人们开始习惯于私下阅读，而不是听别人朗读。整个欧洲的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学者们通过出版书籍来互相交流或抨击，传统的辩论减少了，面对面的“口诛”改成了远程的“笔伐”。因此，人文主义者在这种氛围下有了共同体的意识，普世主义观念诞生了。
随着古典文学的复兴，人们开始尊崇古典政治理念，特别推崇罗马共和国，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开始出现，成为典范的是捍卫自由政府的西塞罗，而不是作为篡权者的恺撒。这一观念在饱受战争折磨的意大利尤其受到欢迎。人文主义者并非钻到故纸堆里研究陈旧书稿的学者，而是将中世纪的人们从关注来世、关注末日审判以期寻找幸福的错误道路上拯救回来，让人们重新关注现世生活，关注世俗生活。因此，其带来的是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的新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或许也是让罗马的教宗们、各地主教和王公贵族们得以尽情放纵地享受现世生活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宗教史学家林赛看来，人文主义“只不过是增加了一点对珍贵名画、收藏的抄本和一些稀世书籍的享受，给予了他们欣赏贵重饰物和浮雕宝石（更不必说那些无大害处的嗜好）以极大的满足，以及由他们招到朝廷来的那帮文人学者对他们的阿谀奉承而已……”
人文主义发展到16世纪，伊拉斯谟成了集大成者。他是16世纪公认的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他的接见是可以荣耀一生的谈资，他的来信是可以作为传家宝的稀世珍品，就如同当今的粉丝得到明星的签名一样。正如16世纪的一句欧洲俗语所说，“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蛋”。正是伊拉斯谟所播下的人文主义，让马丁·路德得以孵出一场宗教改革。
伊拉斯谟
世人常把16世纪的宗教改革视作马丁·路德的功劳，但准确地说，是伊拉斯谟提出了宗教改革的口号，而马丁·路德发起的则是一场“宗教革命”。在查理的少年时代，伊拉斯谟已经是享誉整个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了。而伊拉斯谟的出生地，正是查理祖父“大胆”查理统治下的尼德兰城市鹿特丹，但伊拉斯谟并不是动用武力，而是用他的笔来征服整个欧洲。
和达·芬奇一样，伊拉斯谟也是一位私生子，而且还是神父的私生子，因此伊拉斯谟成年后也不愿谈自己早年的经历。现今只知道他出生于1466年，九岁时和哥哥一起被送入了尼德兰最好的一所拉丁语学校。伊拉斯谟就在代芬特尔开始接受教育，也可以看出，虽然是私生子，但父母对他们关爱有加。不幸的是，当1483年黑死病传播到这里时，他的双亲先后染病去世，留下了14岁的伊拉斯谟和哥哥。随后在1487年，穷困潦倒、无亲无故的兄弟二人便一同被监护人送到了位于尼德兰南部斯泰恩圣奥古斯丁修道会（也称圣奥斯丁会，路德也属于此修道会）。得益于修道会拥有较多的藏书，在修道会期间，伊拉斯谟尽情地徜徉在古典文学的海洋中。因此，伊拉斯谟并非是凭空诞生的人文主义大家，而是从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古典研究的复兴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26岁的伊拉斯谟被授予神职，并宣誓成为修士。不过伊拉斯谟绝不是那种能够被修士服约束的人，虽然这个神职此后让他免于被宗教革命者所裹胁。正式成为神职人员后，伊拉斯谟其实已经厌倦了修道院的诸多限制，决意要离开，然而又不愿违背自己的誓约。此时他以精湛的拉丁语写作水平取得了康布雷主教的信任，被指派为该主教意大利之行的拉丁语秘书。为了不让伊拉斯谟违背自己的誓约，主教以伊拉斯谟健康状况不佳和痴心人文研究为由，临时免除了伊拉斯谟的职责义务。
伊拉斯谟由此获得了自由，并能够进入查理的父亲“美男子”费利佩的布鲁塞尔宫廷。此后主教推迟了意大利之行，伊拉斯谟也获得了闲暇，可以自由安排时间，积极与有识之士交流往来，并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著作，还开始撰写他的第一本著作《反蒙昧主义》，不过这部书始终未能完稿。之后主教取消了意大利之行，伊拉斯谟这个拉丁语秘书就失业了。此时的他已经决然不愿再回到修道院中去，于是他劝说主教给予他一小笔津贴，前往巴黎大学攻读神学博士，主教也欣然同意了。虽然得到的资助十分微薄，但伊拉斯谟获得了自由，从此再也没有回去。
1495年，年近30岁的伊拉斯谟进入巴黎的蒙太古学院进修神学，当时，该校已是欧洲非常著名的神学院，然而学院里刻板的条规和苦修制度，加上简陋的寓所以及差劲的伙食，让伊拉斯谟犹如身处牢狱。最终他生病了，产生了放弃攻读神学博士的想法。但经过短暂的休假之后，伊拉斯谟又回到巴黎，这次因为有了额外的家教收入，他的膳宿待遇得以改善。
1499年，伊拉斯谟受到一位男爵学生邀请，前往英格兰作短暂访问。这次英格兰之行，成为伊拉斯谟人生的转折点，“使他得以在他渴望的那种文化氛围中自由、欢快地呼吸”。经过玫瑰战争之后的英格兰此时正处于和平期间，由此也催生了艺术与科学的自由发展。伊拉斯谟在英格兰宫廷里游刃有余，结识了很多上层精英，有未来的国王亨利八世这样的大人物，也有约翰·科利特、托马斯·莫尔、约翰·费希尔等那个时代的名人，还有几位大主教。更重要的是他的才华受到了身边人的赏识。伊拉斯谟写过一篇《论英格兰》的文章，他说这里的“空气柔和甘甜。人民通情达理，聪敏敏锐。不少人很有学问。他们熟谙经典，所以我不去意大利并不是损失”。在英格兰的经历让伊拉斯谟从一个卑微的神学院学生转变为一个有地位、受人尊敬的人。因此，伊拉斯谟也学会了骑马、打猎，与绅士贵族及贵妇交往，用茨威格极具文采的话说，“英格兰的确愈合了中世纪给伊拉斯谟划下的心灵伤痕”。与同样水平的人交流，也让伊拉斯谟提高了自己各方面的造诣。尤其是约翰·科利特这位英格兰的人文主义先驱，其高尚的人格、丰富的才学和精湛的希腊语让伊拉斯谟印象深刻。从英格兰回去后，伊拉斯谟花费了三年时间刻苦学习，掌握了希腊语，并准备翻译《圣经》。
英格兰的经历并未使伊拉斯谟停下旅行的脚步，他到处游历，但“文艺复兴三杰”的作品并未引起他的注意，这位人文主义学者对于文艺复兴中的“艺术”竟然丝毫不感兴趣。这些献给教宗的艺术作品在伊拉斯谟看来是不必要的奢侈，与其注重精神的性格格格不入。后来，伊拉斯谟长期游历欧洲，1509年开始撰写《愚人颂》，并于1511年将其出版。书中讽刺了教会的腐败，汇集了自己游历欧洲时对于各地宗教现象的所见所思。书中有对教廷的讽刺，所以在一些地区被列为禁书。但伊拉斯谟本人却并没有因此受到教廷当局的审判。他擅长保护自己，模棱两可的言语、爱好和平的性格，这些是优点同时也是缺点，被宗教革命热情冲昏头脑的人们不久后就抛弃了这位立场中立、不站队的老人。托马斯·马丁·林赛在《宗教改革史》中如此评价伊拉斯谟：“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路德在内，曾像他那样无所顾忌地撒下革命的种子，而又如此彻底地、顽固地讨厌一切可称为革命的运动……”
不得不说，印刷对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和传播带来了重大影响。中世纪手抄本的书籍还只能在一定的小圈子里传播，而谷登堡创新的印刷术让观念和文化得以迅速传播。伊拉斯谟虽然主要还是受到王公贵族的资助，但书籍出版带来的稿费收入也让他成为近代第一个通过写作谋生的人文主义学者。即便是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和后来的萧伯纳，相较于伊拉斯谟而言，对同时代的影响都望尘莫及。
茨维格认为，伊拉斯谟是一位“目光远大、主张改革循序渐进的有识之士，在命运的舞台上却遇到一名热衷于革命行动的对手，此人就是路德——一个传播日耳曼诸民族中黑暗、邪恶势力的实干家。农民出身的马丁·路德铁拳一挥，就把伊拉斯谟用生花的妙笔不厌其烦、精心构筑的一切击得粉碎，导致后来千百年来基督教和整个欧洲无法挽回的分裂局面，造成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对立，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德国人与拉丁人的对立。”
然而，这场宗教革命还是被路德点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