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是地中海文明的巨大传播中心之一。它不是这种文明的唯一传播中心，但却是最重要的传播中心。
——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查理与弗朗索瓦一世在欧洲争霸的焦点地区，就是位于地中海世界中心地带的意大利。地中海地区就地域而言虽然是个整体概念，实际上却被从阿尔卑斯山延伸出的亚平宁半岛所隔开，虽然并未被完全隔断，但无论是从地域方面还是就历史文明发展而言，这种区隔都造就了东西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富裕的东方
东西地中海文明的发展进程直到查理时期，依然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状态。东地中海一直都比西地中海更加富裕，文明发展得也更早。
如果人类从非洲起源的学说正确的话，人类走出非洲可以选择通过现今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然后再一直沿着海岸线到达印度次大陆，经过东南亚再扩散至太平洋沿岸。至少有一部分智人的迁徙路线是这样的。还有一条路线是沿着尼罗河上游到达如今的埃及地中海沿岸，再沿着类似《圣经·旧约》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穿过西奈半岛，到达“流着奶与蜜之地”。且不说《圣经》的记载是否属实，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确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相比之下，偏远的西地中海地区，如西班牙等地，在两万多年前仍然还有最后一批尼安德特人的痕迹。
虽然走出非洲的一部分远古人类可能选择了前一条路线，但这条路线上却鲜有人类文明的遗迹发现，从而可以推断，这条路线很有可能后来被放弃了，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埃及这条路线。当人类的生产方式从流动的采集狩猎转变为定居的农耕生产之后，人口数量才开始快速膨胀，文明才得以真正发展起来。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业耕作遗迹，出自被称为“新月沃地”的西亚、北非地区及两河流域。在这个连接了地中海和波斯湾的欧亚非三大洲交汇的地区，不仅诞生了农业耕作的方式，而且随着人口数量增长，间接地推动了早期人类文明的产生，如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以及伴随文明出现的文字和宗教。
早期海上贸易也是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开始扩张。黎凡特地区的腓尼基人往来于地中海和黑海，最远甚至到达了大西洋沿岸西班牙西南部的加的斯地区和北非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后来希腊人也开始探索地中海。贸易让地中海逐渐联系在一起，也将文明的火种从一个地区传播到了其他地区。
受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爱琴海地区的文明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腓尼基字母不断改良，逐渐演变为希腊字母。各种政治制度也在这一地区不同邦国的实践发展，例如雅典的民主制度、斯巴达的寡头政治。在两个典型的城邦政治制度，又衍生出诸多变种。古希腊文明各个邦国间的联盟、战争和贸易，使得爱琴海文明愈发璀璨多彩。反观同一时期的西地中海地区，仍然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历史，发展仍落后于东地中海地区。
埃及、阿卡德、波斯等初具规模的帝国不断涌现。受希腊文明影响的马其顿人通过军事改革和武力扩张逐渐强大起来，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扩张从希腊开始，逐步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即小亚细亚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最后到达了印度河流域，不过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印度次大陆。可以说，马其顿的军事改革和远征揭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的序幕。然而亚历山大帝国却始终没有建立起能够有效管理如此广袤疆域的政治体系。由于缺乏合适的政治制度，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帝国也必定会分裂。即便如此，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也让原来散落于各地的部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原本规模较小的文明和国家被纳入到了三个较大的国家中，即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这三个王朝仍以被征服之前的三个文明中心——希腊、波斯和埃及作为核心，管理着重新拼合起来的国家。亚历山大大帝的丰功伟绩之所以能让后人缅怀，是因为他第一次将欧洲同亚洲、非洲连接了起来。
如果说强势文明的扩散呈类似扇形向外扩张的话，那么在东地中海地区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时候，西地中海地区仍是由各个地方部落酋长统治。不仅意大利半岛如此，法国（高卢）、伊比利亚半岛等地区更是如此，更别提英伦三岛了。这也是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是向东，而不是向西的缘故。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东方远比西方富裕。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就已然扩散到了亚平宁半岛，但仅局限于意大利“靴子”的脚跟和脚尖的地方。希腊人善于航海，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等地建立了一些贸易据点，这些地区受到了希腊文明的一些影响。
罗马人在罗马涅地区开始壮大时，其发展的第一个阻力便是半岛内受希腊文明影响颇深的伊特鲁里亚人。与伊特鲁里亚人和高卢人等的战争，让罗马人逐渐完善了从希腊和马其顿那里学来的军事组织方式，罗马的政治体制也从王政走向了共和元老制度。如果说马其顿拥有先进的军事体系却没有学会如何治理，那么罗马人一开始便将两者综合了起来。他们将自己的传统和从希腊等地学习来的政治管理方式相融合，创建了有效的政治组织体系，并仿效马其顿军团创建了罗马军团，使得罗马人在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也能够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有效治理。
在完成了对亚平宁半岛的统一之后，罗马人的扩张受到了海上强国迦太基的制约。此时的罗马人完全不懂海战，但依靠强大的学习能力，联合同样敌视迦太基的希腊人，罗马人逐步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力量。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目标是争夺西西里。战争的胜利对于罗马来说意义重大，象征着它从内陆开始向海洋迈进，面对更为广阔的世界。而这次战争的失败也让迦太基人将地中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罗马，在短时间内，迦太基的著名军事将领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基地新迦太基（现今的卡塔赫纳），重新组建并训练了一支陆军部队，同时从北非地区引进了非洲战象等战力。这是除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第一次进入到欧洲历史的视野。甚至有人把迦太基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斗争，上升到闪族人和印欧人之间的种族斗争。这种说法显然有所夸大，无论是罗马人还是迦太基人，都是各民族杂居融合的结果。
对于罗马人以及后来的欧洲人来说，汉尼拔这个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让人闻风丧胆。迦太基原本是以商业建国，打仗基本依靠雇佣兵，此时能够自己训练出一支陆军部队的确是第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汉尼拔没有超于常人的军事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那么他带来的那些非洲动物不过是历史学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对于实际作战并不会有什么作用，更不用说这些动物在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还损失了大半。
汉尼拔是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家。此时的罗马还没有能够超越汉尼拔的指挥官，亚平宁半岛的统一基本上靠的是蛮力，而非军事策略。所以，汉尼拔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他指挥部队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不攻打防守严密的罗马城市，多年都在罗马外围进行战斗。
游击战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汉尼拔在罗马没有根据地可以为部队提供补给，军需补给都要从遥远的西班牙运送而来。罗马人一旦知晓这个弱点，最明智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切断汉尼拔的后勤补给线。虽然汉尼拔曾试图寻求马其顿人作为外援，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也意味着迦太基的失败。这次战役后不久，罗马就借故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而此时迦太基已经没有汉尼拔这样的人物了。罗马人为了纪念这个最难对付的劲敌，还为汉尼拔制作了雕像，将其矗立在罗马城中。
打败了迦太基的罗马人将扩张重心放在了东方，可以说，罗马能够征服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征服过的土地，这丝毫不会令人奇怪。亚历山大大帝早已为罗马人开辟好了道路，罗马人只需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可以了。比起征服过程相对容易的东方国家，无论是西方的高卢，还是伊比利亚半岛上零散的部落酋长国，都让罗马人举步维艰。类似托勒密这样统一的国家，只要击败统治者的军队，基本上就可以认为这个国家已经被征服。然而西征的道路却异常艰难，不仅因为这里有众多的酋长国，需要逐个征服，更因为这些野蛮部落在面对外来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时，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而不是为了保卫统治者。
有了亚历山大大帝在东方各国的所作所为作为前例，对于一般人而言，归顺胜利的一方照样能够活下去，只不过是交税对象从托勒密变成了罗马人而已，日常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抵抗相对也没有那么激烈。而从未被征服过的地区的居民，并不知道他们以后的结果会怎样，因此抵抗就要顽强得多，而抵抗越是顽强，胜利者征服之后的报复就越是残忍。虽然在和迦太基人的战争中，罗马人赢得很“顺利”，但却花了将近200年时间，才将行省制度在伊比利亚半岛确立下来。
罗马的衰亡
罗马版图的向外扩张基本上都是在共和时期实现的，进入帝制时期之后，扩张反而停滞下来，只在图拉真时期征服了达契亚王国。帝制时期的罗马为何不如共和时期的罗马那样具有侵略性？这是很多历史学家的疑问。
共和时期的罗马，元老院掌握着主要权力，每年根据军功任命一任恺撒和执政官，军功居多者便有可能出任，使得罗马优秀军事将领辈出，而持续性的扩张战争也造就了罗马军团的强悍。在这种激励机制下，罗马的版图得以快速扩张。但这种制度也让罗马自身极易陷入军事将领争权夺势的危险之中。恺撒、克拉苏、庞培之间以及恺撒与庞培之间的争斗，最终让罗马共和制度濒临瓦解。
恺撒率领军团跨过卢比孔河，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象征着罗马跨过了共和时代，进入了帝国时代。统一在一人之下的罗马帝国，可能不再面临外部竞争对手的威胁，主要危险则在宫闱之内，如同帝制时期的中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宫廷斗争取代了战场上的斗争。皇权或被皇帝的近亲、外戚势力所控制，或被皇帝的近卫权臣所控制，这成为帝制时期罗马的主要问题。
在这样的局势中不乏英明之君，例如五贤帝中的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等；也有不少暴君，如康茂德、尼禄等。相比这两个极端，更多的皇帝则是平庸之辈，或是刚上任就被杀害的短命皇帝。有统计指出，这个时期的罗马皇帝被频繁谋杀。一旦宫廷之内的派系斗争僵持不下，或者边境受到威胁，引入外来势力来解决问题便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而这些外来势力本身便是大麻烦。国内手握实权的军事将领已经消失，可以抵御外来入侵的领导力量自然不足，所以引入紧邻罗马的日耳曼部落成了罗马解决自身问题的必然出路。
原本居住在莱茵河东部的日耳曼部落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又受到来自中亚草原游牧部落的挤压，一批批进入了罗马境内。在此之前，日耳曼部落与罗马在边界地区互有侵扰。随着交往增多，日耳曼部落也渐渐学习罗马的文化和宗教，逐渐变得文明开化。当他们成为一支可以解决罗马宫廷斗争的力量时，其野心也渐渐膨胀。到帝国后期，从帝国军队到皇帝的禁卫军，日耳曼人的地位越来越高，甚至操控了帝国皇帝的更换，有人最终坐上了罗马皇帝之位。不过，罗马皇帝也并非都是土生土长的罗马本地人，例如哈德良就来自西班牙。外邦人当上皇帝在罗马帝国后期变得很常见。值得一提的是，日耳曼部落并非处在罗马统治之下，虽然为罗马人所用，但一个并非罗马行省出身的外邦人做上罗马皇帝，这的确罕见。
罗马的行省制度保留了各地的自治权，同时又派遣总督对该地进行有效管理。这是罗马能包容不同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原因，体现了罗马的开明与成功。但这种成功在日后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末期变得愈加危险。在戴克里先时期，罗马帝国的版图仍旧非常庞大，分裂为东西两个大的部分。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四帝共治”，即一方由一位皇帝和一位恺撒共同统治。再加上后来单独划分出的教权，偌大的一个罗马帝国就有将近十个最高权力统治者。
罗马将被征服地区的神带回到自己的万神殿里，并给予外省人以公民权，这种成功的跨民族、跨文化和跨宗教信仰的制度，帮助罗马维持将近千年之久。如果把东罗马帝国存在的时间也计算在内的话，那就是2000年的时间。
罗马人发迹于地中海的中心地带，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从意大利半岛出发，到地中海周边任一地区的距离都大致相等。当罗马军队征服欧亚大陆最西端面向大西洋的土地后，西边便再无对手。在地中海南岸，撒哈拉以北的非洲也拥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撒哈拉沙漠，也不再可能有新的强敌出现。而地中海东岸却充满危险，这里近有强大的对手波斯，远有中亚草原和阿拉伯半岛的游牧部落，只能依托河流或高山等地形形成屏障作为边界，如莱茵河与阿尔卑斯山，就成了罗马与日耳曼蛮族的分界线。向北以伏尔加河、易北河以及高加索山脉与黑海为界，这是罗马帝国能够统治疆域的极限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旦罗马开始走向衰弱，意大利半岛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和入侵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波波的日耳曼部落，如汪达尔人、东哥特人、伦巴第人来袭。罗马已然是日落西山了，面对外来的劲敌已是自身难保。罗马唯一能采取的策略就是“以夷制夷”，利用东哥特牵制汪达尔，利用伦巴第牵制东哥特，又利用法兰克牵制伦巴第，然而最终都不过是引狼入室。
西罗马所引入的外邦人终于终结了自己。而基督教治下的罗马教区成了维系旧日罗马帝国的唯一象征。法兰克人控制了高卢，西哥特人赶走了盘踞在伊比利亚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而东哥特人在罗马本土的意大利建立了东哥特王国，伦巴第人占领了罗马以北、阿尔卑斯以南的地方，罗马教宗则为这些王国的国王们一一授予了头衔。
各色小邦国
西罗马灭亡后的欧洲，如同一块被不同颜色所浸染的布料。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如此说道：“罗马陷落之后，各地的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低地城镇联邦星罗棋布，组成一幅大杂烩似的欧洲政治地图，地图上的图形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可能有所不同，但始终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来表示一个统一的帝国。”
意大利的颜色被浸染得尤为丰富。在西罗马被蛮族人占领之后，这里就不曾统一过。先是东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后来是伦巴第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一度光复了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如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但终究在混乱的局势下以失败撤离告终。
意大利靠近亚得里亚海的部分是威尼斯的出海口，因此威尼斯共和国一直把持着意大利东部沿海城市。罗马附近是罗马教廷所控制的属地。阿尔卑斯山以南、波河以北则有伦巴第王国，还有后来的米兰公国、热那亚公国、比萨自由城市。而西西里岛曾被阿拉伯人占领过一段时间，后来从此退出。阿拉贡王国崛起之后，一度控制了西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西西里岛、科西嘉和撒丁岛。法兰克人一直对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土地虎视眈眈。从法王查理八世时起，意大利就战争不断。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在各方势力的角逐、联盟和兼并下，最终形成了五个主要的政治实体，总计达12个独立国家之多。
意大利北部实际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是帝国的“三领地”之一。帝国所属的意大利领地面积约有6.5万平方公里，实际上阿尔卑斯山以南、教宗国以北的地区，大部分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帝国意大利部分的领土包含了萨伏依、米兰、帕尔马、皮亚琴察、摩德纳、曼图亚、托斯卡纳和米兰多拉等领地，还有热那亚、卢卡两个城市共和国和几个小邦国。在这里，帝国皇帝是三百多个封邑的最高领主。
除了这些地区之外，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科西嘉和那不勒斯，也在查理的外祖父费尔南多二世时期并入了阿拉贡王国，所以查理统治的地区几乎涵盖了除了教宗国、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比萨等城市共和国之外的全部意大利领地。查理通过神圣罗马帝国继承的北意大利，通过西班牙阿拉贡王国继承的南意大利，给位于中间地带的教宗国带来了很大压力。
教宗国从基督教合法化之后便不断获得来自罗马皇帝和贵族的捐赠，这使得罗马教会掌握了很多财产和土地。早期最大的馈赠是由君士坦丁大帝所赠予的拉特兰宫，之后此地作为罗马教区办公所在和教宗驻地一直沿用至今。伦巴第入侵意大利并攻占了东罗马在意大利的拉文纳辖区之后，罗马教廷出面进行调解，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并使伦巴第人归信天主教。之后伦巴第国王捐赠了一些土地给罗马教会，被称为“伯多禄的遗产”，这才让罗马教会掌握了世俗领地，建立起教宗国。在公元8世纪中期，罗马教宗引入法兰克人驱逐伦巴第人，“矮子”丕平因此将意大利中北部地区赠送给教宗，史称“丕平献土”。教宗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加冕为皇帝，查理曼则宣布教宗为父亲所献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为了消除法兰克人收回所献土地的可能，教宗后来伪造了一份“君士坦丁献土”的文献，称丕平所献的土地实际上是君士坦丁大帝献给罗马主教的。事实证明，罗马教宗的担心是多余的，查理曼过世之后不久，法兰克就分化为更小的王国了，罗马教宗的地位也逐渐强大，因此没有哪个查理曼的继承者敢收回这份献土了。
然而实际上，罗马教宗在教宗国内并没有太大的权力。无论是“伯多禄的遗产”还是“丕平献土”，领地的治理方式早已封建化，教宗所获得的不过是各地几近独立的领主对自己的效忠。如同神圣罗马帝国的意大利地区一样，虽然他们承认帝国皇帝是其最高统治者，但米兰、萨伏依等地区实际上还是独立的。
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兴，以及它将北意大利纳入领地范围的举动，对教宗国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帝国皇帝和罗马教宗常常为此争论不休乃至冲突不断。因此，罗马教宗不得不使用特权，将法兰西和其他外部势力引入冲突之中。可以说，实际上是罗马教宗对教宗国安危的担忧，造成了意大利历史上的混乱。
罗马教宗引入的外援主要是当时早已独立的威尼斯共和国。在西罗马崩溃后，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大帝征服了威尼斯，并于8世纪时获得了自治权，但仍要受君士坦丁堡派出的总督管理。公元1000年后，威尼斯将贸易范围向亚得里亚海之外拓展，渗透到东地中海地区。由于与君士坦丁堡长期的附属关系，威尼斯人十分熟悉东罗马的拜占庭。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威尼斯就借助十字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并在此次东征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尤其是在击败了意大利半岛另一侧的热那亚人后，威尼斯人成了东地中海的霸主。自此，威尼斯人控制了西欧与东方贸易的主要通道，即便是葡萄牙开辟新航线，也未能对威尼斯人的商业贸易造成太大的影响。在参与海上贸易的同时，威尼斯也大力向意大利内陆地区扩张，向北到达阿尔卑斯山，向西则直接与米兰接壤，向南则侵入教宗国的罗马涅地区。
威尼斯的野心自然引起了罗马教宗的担心。于是在尤利乌斯二世的号召下，法王路易十二和查理的祖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外祖父阿拉贡的费迪南二世联合起来，在1508年成立康布雷同盟，试图消灭威尼斯共和国。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后，威尼斯人在意大利内陆的霸权扩张才算告一段落。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时期对于威尼斯东地中海贸易港口的争夺，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洋的贸易发展日趋繁荣，使得威尼斯在16世纪就基本衰落了。
佛罗伦萨和米兰在当时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采邑，但享有较大的自由权，在16世纪的欧洲地缘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书还将多次讲述查理插手这两个地方事务的情况。教宗引入法兰克的“矮子”丕平击败了伦巴第人之后，伦巴第地区就并入了法兰克王国，米兰沦为一个贫困的城市。直到12世纪，米兰才从神圣罗马帝国手中获得了自治权。在14世纪末期，统治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以10万弗洛林的价格，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中获得了米兰公爵头衔，米兰从此成为帝国治下的一个独立公国。然而，米兰公国建立50年后，维斯孔蒂家族就面临绝嗣的困境。经历了短暂的共和国时期后，维斯孔蒂家族最后一个继承人私生女的女婿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1450年夺取了米兰，并自行宣布成为米兰公爵。而奥尔良公爵查理一世也拥有合法继承的权力。因此，路易十二当上法兰西国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要继承米兰公国，于是在1499年入侵了米兰。具体情况将在下一章展开。
佛罗伦萨在公元1115年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颁布的特许权，成了自治城市，并建立了共和国。15世纪美第奇家族获得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加上随后家族中出了几位教宗，佛罗伦萨的历史与教宗国的历史密切相连。在1530年查理与教宗克雷芒七世达成的协议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帮助美第奇家族恢复对佛罗伦萨的统治。
意大利南部的两个王国：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简称为“两西西里王国”，在12世纪由罗杰二世创建。在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初，西西里因王位继承问题，在阿拉贡和法兰西两个王国的直接干预下，爆发了“晚祷战争”。战争之后，阿拉贡控制了西西里，法兰西的安茹家族后代则控制了那不勒斯。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在15世纪中期又攻陷了那不勒斯，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再次合并，但阿方索五世死后却将两西西里分别给了两个儿子。15世纪末，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以安茹公爵的后裔之名，接连入侵那不勒斯，但都被查理的外祖父费尔南多二世击退。在费尔南多二世死后，查理继承了阿拉贡王位，也就拥有了“两西西里国王”的头衔。因此，查理继承的庞大领土，不仅让意大利本土的教宗国和威尼斯感到了威胁，也对法兰西关于那不勒斯的权利主张和米兰公国的实际占领区构成了威胁，这也是为何查理在欧洲的主要对手常常是法兰西、教宗国和威尼斯的联盟。
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却在中世纪末期成就了三个奇迹：商业的繁荣、文艺复兴和政治实践。在此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伟大的学者，他亲身参与到意大利风云变幻的政治关系中，并以其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评判成为近代政治学之父。
马基雅维利
意大利地区的独立政体有着不同的治理形式，有公国、共和国，也有寡头体制。这里仿佛就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政治理念的试验田，也是政治家们奇特的试验场。正是意大利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让意大利人热衷于谈论政治，才诞生了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是土生土长的佛罗伦萨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佛罗伦萨是15世纪意大利最重要的工业和银行业的集中地，仅这一地的收入就超过了当时英格兰王国各领地收入的总和。在美第奇家族之前，佛罗伦萨一直由奥比奇家族统治，而靠银行业务异军突起的美第奇家族也引起了奥比奇家族的敌意。1433年，美第奇家族的掌门人科西莫被奥比奇家族操控的执政团流放，逐出了佛罗伦萨。但佛罗伦萨在和米兰的交战中失利，引发民众不满，使得执政当局重新改选，科西莫得以重回佛罗伦萨，此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此地的僭主。科西莫与刚刚上位的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签订和约，结束了战争。因此，科西莫被佛罗伦萨授予“国父”称号。
科西莫之后，在第三代僭主“伟大的洛伦佐”统治下，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典范之都。但在这一时期，他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让当时的教宗西斯都四世开始与美第奇家族敌对，教宗没收了美第奇家族的财产，开除了洛伦佐和整个宫廷成员的教籍，还褫夺了佛罗伦萨的教权，并与那不勒斯组成同盟入侵佛罗伦萨。洛伦佐成功地抵抗了入侵，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手段与其他意大利城邦缔结了合约，然而他在1492年去世。此后佛罗伦萨艺术之都的地位让位给了罗马，罗马教宗的位置落入西班牙的波吉亚家族手中，美第奇家族也几近破产。
洛伦佐的儿子“不幸者”皮耶罗刚接管佛罗伦萨两年，便遭遇“不幸”。在罗马教宗的支持下，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目标直指那不勒斯王位，并要求穿过佛罗伦萨且在托斯卡纳驻军。皮耶罗满足了查理八世的要求，却葬送了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自己也被驱逐出佛罗伦萨。1494年美第奇家族倒台，佛罗伦萨随后由多明我会修士萨佛纳罗拉统治。他试图把佛罗伦萨变成一个“上帝之城”，搜集并烧毁所有虚荣之物，包括假发、香水、绘画和古典手稿等，加上他激烈地反对和批评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腐败，萨佛纳罗拉很快就失势并被逮捕，最终被佛罗伦萨当局处以火刑。
萨佛纳罗拉之后，皮耶罗·索德里尼成为佛罗伦萨的执政官，佛罗伦萨才从僭主政体回归共和国。也正是此时，马基雅维利进入了该政府工作。1498年，29岁的马基雅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长官，并兼任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负责佛罗伦萨的外交和国防。因此，马基雅维利需要经常出使和拜访各国，有了更多接触外国政治领袖的机会，成为索德里尼的心腹。当时的佛罗伦萨和其他地区一样，以雇佣军来保卫自己，而马基雅维利极力主张自建国民军。终于在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了国民军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雅维利出任委员会秘书。国民军成立第二年，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马基雅维利率军出征，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迫使比萨投降。
在混乱的意大利政局中，马基雅维利极力促使各方和解，同时避免将佛罗伦萨拖入各种战争之中。然而，1503年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去世，经过庇护三世27天的短暂任期后，尤利乌斯二世当选教宗。在他的支持下，美第奇家族的红衣主教乔凡尼于1512年带领教宗国军队攻陷了佛罗伦萨，恢复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马基雅维利在次年被以密谋叛变的罪名投入监狱，受到严刑拷问，但最终还是被释放。1513年尤利乌斯二世去世后，乔凡尼当选罗马教宗，成为利奥十世，弟弟朱利奥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控制了罗马教廷和佛罗伦萨。此时44岁的马基雅维利再无从事政治的可能，转而隐居在佛罗伦萨城郊，开始写作。
在隐居期间，马基雅维利完成了两部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罗马史》。马基雅维利原本打算将《君主论》献给美第奇家族新任统治者朱利奥，以此获取一官半职，但未能如愿。之后，利奥十世的堂弟朱利奥·美第奇作为红衣主教管理佛罗伦萨时，希望改革政治，这才开始征求具有丰富政治和外交经验的马基雅维利的意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总结了当时统治者实际奉行的原则，即尽可能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以道德为标准来行动，这种做法也被后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论李维罗马史》中则是强调共和制思想。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进行分析后认为，共和制要比君主制优秀，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主张。此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对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1523年，马基雅维利出任朱利奥的史官。《君主论》写成十年之后，朱利奥已经当选为罗马教宗，即克雷芒七世。两年后，马基雅维利编写完《佛罗伦萨史》，把这本书献给教宗，获得了120杜卡特的赏赐。随后他被任命为罗马城防委员会的秘书，并加入教宗的军队，同查理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作战。就在1527年，查理五世的帝国军队发生叛乱，洗劫了罗马。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再次被驱逐，此地再次恢复成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又一次失去了公职，最后于1527年抑郁而终。
马基雅维利死后两年，查理与教宗达成了和平协议，同意美第奇家族恢复对佛罗伦萨的统治，于是帝国军队在1529年包围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十个月后，佛罗伦萨被攻陷，美第奇家族再次回到了佛罗伦萨。此次围攻让佛罗伦萨原本繁荣的工商业和银行业遭到致命打击，很多手工业者和艺术家流落各处，尤其是德意志地区。
马基雅维利只是“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原则的总结者，他的观点是对那个时代欧洲君主之间外交、军事和政治实践的归纳。在这些君主中，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马基雅维利式君主，与抱有伊拉斯谟人文主义理想的查理有着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