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所谓违法分子被推上法庭纯粹是因为倒霉。比如，1938年春季的一天，一个演员走进慕尼黑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餐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桌子旁还坐着一对陌生的夫妇。随后他们便闲聊了起来。当这个演员开始批评纳粹政权的外交政策时，他从那对夫妇的反应上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火了。他急忙起身，说要去赶火车。这对夫妇跟在他的身后，但却跟丢了。于是他们向警察描述了这个演员的长相。两天之后，警察找到了他并将他逮捕。还有一些人上法庭是私人矛盾所致。一次，一个喝醉了的邮政员工当着两个他认识的纳粹基层官员的面开始辱骂希特勒。那两个官员让他别说了，谁知那个人竟嘲笑其中一位官员才不配位。那位官员感到自己在酒吧客人面前丢尽了颜面，觉得只有向警察举报该邮政员工，才能夺回自己的威严。不管举报是如何发生的，在公共场合随便说话显然是比较危险的，人们永远不可能确定说出口的话会被谁听了去。正是举报的不可预见性而非举报发生的频率让人觉得盖世太保的特工——不管是拿钱的还是不拿钱的——无处不在，不管发生了什么，警察都一清二楚。[202]
来自普通人的举报很重要。多数举报都来自男性，因为酒吧等最容易听到可疑言论的地方一般禁止女性入内，即使一名女性在公寓楼道等场所听到了什么话，她往往也会先告诉丈夫或父亲，再由他们报告给警察。各地的举报人性别比例各不相同，平均下来，4/5的举报人都是男性。而被举报人中男性也占4/5。即使是在举报这个如此基础的层面，第三帝国的政治也是男性主导。[203]不过，举报只是盖世太保各类镇压控制手段中的一种，且只有很小一部分普通人真正举报过别人。历史学家曾经对杜塞尔多夫地区的盖世太保做过研究，在盖世太保于1933—1944年间经手的案子中随机抽取了825个样本，发现26%的案件最初信息来自群众举报，17%来自执法机构（刑事警察等）和政治镇压组织（党卫队等），15%来自盖世太保自己的人或者雇佣的告密者，13%来自盖世太保监狱中经不住审讯的人，7%来自当地政府和其他机构，还有6%来自各级纳粹党组织。[204]这些举报中的一些可能也是由群众最先发起的，例如向党的机构或者地方政府的举报。但是，党的机构在将异议者推上特别法庭的过程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镇，可以注意到，和纳粹党支持率较高的地方比起来，有着良好工人运动传统和曾经对纳粹暴政进行过有组织抵抗的地区发生举报的次数较少。42%的举报者来自纳粹党及其相关组织，30%的举报者在1933年之前就已入党。[205]
在举报批评和异议言论方面，纳粹党的活跃分子在1933年、1934年和1935年期间表现异常突出。奥格斯堡被举报的人之中54%以前是共产党人或者社民党人，这并不让人惊讶，而且被举报者中纳粹党员占去了22%，说明那个时候党的内部仍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在奥斯格堡，被举报的言论往往出现在小镇酒吧中，这在德国其他地方也一样，体现出德国人在这类社交场合讨论政治的长期传统。最让人震惊的是，1933年送到法庭处理的批评性言论中有3/4来自奥格斯堡的酒吧，1934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2/3，1935年刚刚超过一半，几年过后就只有1/10了。很明显，人们意识到酒吧隔墙有耳，不敢再在酒吧畅所欲言了。就这样，纳粹魔爪又毁去了一种社交生活。[206]让人们明白在公共场合说话不检点就有被举报的危险，对于在人群中散播忧虑和恐怖气氛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心怀忐忑，”一个叫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的犹太人教授在1933年8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通信、打电话、街边闲聊都不再安全。每个人都害怕被别人举报。”[207]重要的不是举报者是否真的无处不在，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无处不在。当时已经幻灭的作家兼记者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在私人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和朋友对希特勒的憎恨。他在1937年9月9日的日记里质疑，德国境外的人“是否知道我们完全没有法律地位，是否知道随时可能被偶遇的疯子举报是什么感受”。他反问道，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不支持纳粹政权的人感受到的“死一般的孤寂”？[208]
当然，人们可以在私下里开讽刺时局的玩笑来缓解恐惧。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在未来，医生不得不通过鼻孔拔牙，因为那时候所有人都不允许张嘴了。”有些人还发明了和德式问候相对应的“德式张望”。两个人在公共场合见面，先相互致以德式问候，然后再四处看看确保没人偷听，谓之“德式张望”。若两个人聊天时说了些有反叛色彩的话，聊天结束时其中一人可能不会对另一人说“希特勒万岁”，而是说“你也说了些不该说的话”。[209]当然，就连幽默也都是些讽刺故事：
一个访问瑞士的纳粹德国高官看到一栋公共建筑，问它是干什么用的。“那是我们的海军部。”瑞士人说。纳粹官员放声大笑，嘲讽道，“你们就两三条船，要海军部干吗？”那个瑞士人回敬道，“是啊，那你们德国要司法部干什么？”[210]
政治笑话给高压政治的人们提供了无法抗拒的喘息机会，但每个人都清楚它可能招致危险。还有一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讲的：一年冬天，有两个人在电车上把手捂在大衣里做着奇怪的动作，一个乘客问另一个乘客，“你看那两个人，他们在干什么呢？”“啊！我认识他们，他们是聋哑二人组，在讲政治笑话呢！”[211]根据盖世太保的记录，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在户外、酒吧、电车或者街头偶遇时讲政治笑话。当局意识到，幽默是人们借以忍受纳粹政权的手段，并不是说有人真的反对它。一位地方警察官员于1937年3月记录道：
一段时间以来，发明和讲政治笑话已经成了一件麻烦事。只要这些笑话没有恶意，本质上没有害处，那么就像政府高层反复强调的，没有理由反对它们。但是如果里面有诽谤性内容，那么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必须坚决阻止这类笑话流传。[212]
一个叫约亨·克莱珀的记者认为，“尽管人们会讲政治笑话和心怀失望情绪，但他们依然生活在所谓‘第三帝国’的幻想中。”1934年夏天他很不情愿地做出了这个结论。[213]在幽默中表现不敬而被抓的人只要没有前科，一般就会被无罪释放。只有在他们身上有反对纳粹的记录时，警察才会继续调查，结果通常是蹲几天监狱。真正关键的是讲笑话的人，而不是笑话本身，被依法（《恶意传谣法》）关押的人多数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前共产党人或者前社民党人，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214]但是，令人最为震惊的在于警察抓起人来不分青红皂白，且被捕者毫无自保的可能。还有一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讲的：
一天，大量野兔出现在了德国和比利时边境，声称自己是政治难民。
——盖世太保说长颈鹿是国家公敌，要把它们统统抓起来。
——可你们又不是长颈鹿！
——我们知道，但你去向盖世太保解释啊！[215]
举报、偷听和逮捕引发的恐惧甚至延伸到了私人谈话、信件和电话通话之中。早在1933年3月和4月，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就已经在日记里抱怨：“没人敢说话了，每个人都很害怕。”[216]1933年2月28日的《国会纵火案法令》允许盖世太保拆看私人信件和监听电话通话，克伦佩雷尔注意到：“人们不敢写信了，也不敢打电话了，甚至在互访时也盘算着出现危险的可能性。”[217]在柏林，一个叫夏洛特·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的人听一个社民党的朋友向她讲述了1933年2月做的一个梦。在梦里戈培尔前去那个朋友的工作地点拜访，可他却发现自己的胳膊举不起来了，因而无法向戈培尔行纳粹礼。一小时后，他终于成功行了礼，戈培尔却只是冷冷回应道：“我不需要你行礼。”自我的异化、认同的丧失、孤立、惶恐、犹疑，所有的感情都在这个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贝拉特因此决定搜集不同人做的梦。在1939年最终离开德国前往英国之前，她一直坚持不动声色地向朋友和相识之人（特别是医生，因为医生询问患者的梦一般不会引起怀疑）询问他们都做过什么梦，搜集了大量资料。即使去掉其中政治色彩明显的内容，也足够让她以“梦”为主题写出一本书来。[218]
贝拉特搜集的很多梦可以证明人们对监视充满恐惧。1934年一个医生梦见他的咨询室、房子以及周围的公寓墙壁突然消失了，同时一个大喇叭嚷嚷着说，拆除墙壁的依据是“本月17日通过的《废除墙壁法令》”。一位女士梦见自己正在歌剧院观看莫扎特的《魔笛》，当唱到“那一定是恶魔”时，一队警察冲进了她的包厢，因为他们察觉到她在脑海里将希特勒和恶魔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她四处求援，旁边包厢的一个老绅士却向她吐口水。一位女孩梦见自己看到床的上方挂着两张天使的照片，但她们的眼睛不是像通常那样仰望天堂，而是在向下看，监视着她。许多人梦见自己被关在一个周围都是带刺铁丝网的地方，或者梦到自己的电话通话被打断，其中有一个人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哥哥“我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了”，然后当天晚上他就梦见电话铃声又响了，电话那头说自己是电话通话监听局之后就不再出声，做梦的那个人立马意识到在第三帝国情绪低落也是罪，便请求宽恕，但电话那头仍然一声不吭。还有人梦见自己在徒劳地搞一些小破坏。比如一位女士梦见自己每晚都把卐字标志从纳粹旗帜上抹去，但是第二天早上总会发现它又重新出现了。[219]
夏洛特·贝拉特在记录和分析所有这些梦的内容时回忆起劳工前线（Labour Front）领导人罗伯特·莱（Robert Ley）的一句话：“在德国，只有梦中的人才享有私人生活。”她悲观地下结论说：从她搜集的108这些梦的内容来看，就连莱的这句话也是错的。[220]
Ⅴ
盖世太保、纳粹党和冲锋队不只把注意力放在反对者、异议者以及心怀不满者身上，那些没有对第三帝国及其政策表现出足够热情的人也是他们的目标。德国的每一片街区都由一个名叫“街区监护”的机构管理。该机构由一批纳粹官僚层级中级别最低的官员组成，负责督促每家每户在特殊的日子挂出彩旗和纳粹旗帜，动员他们参加纳粹集会和游行。德国纳粹党的每个地方支部平均要管理大约8个居民区，每个居民区包括约50个街区，每个街区有50户人家。
每位党的基层政治领导人——也就是那些街区监护官员——负责一个街区，并轮流指派助手帮助管理街区公寓和房屋。早在1935年，类似的基层官员就已经有20万之多；到了战争爆发前夕，街区监护及其助手共有近200万人。1935年党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2/3的街区监护出身中产阶级，这些人在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尤其遭恨。他们负责在一线接触举报人，也负责监视知名的异见分子、犹太人以及与这两类人保持联系的人，还有“政治嫌疑分子”，即曾反对过纳粹党的人。因为他们身穿带有红色领章的金褐色制服，人们便讽刺他们是“金野鸡”。金野鸡们必须向地区党组织报告有哪些传谣者以及拒绝服从的人，然后地区党组织会将这些人的名字和“不良”行为上报给盖世太保。谁要是得罪了金野鸡，可能会被克扣国家津贴和福利补偿。纳粹党的其他分支机构也有类似的基层官员，如福利服务部门、劳工前线以及妇女组织等。他们的任务也差不多，主要是监视和管控。[221]在工厂或者办公地点，劳工前线的官员、雇主、工头还有纳粹保安处扮演了监护的角色。不听话的工人会被单独挑出来区别对待，晋升受阻，或者被转到更辛苦的工作岗位上，甚至被直接解雇。[222]“你什么都不能说，”一个克虏伯工厂工人后来回忆道，“因为工头一直站在你后边，没人敢冒这个险。”[223]纳粹恐怖机器就这样将它的触角伸到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个角落。
纳粹当局的恐吓与威胁在全民公投和选举中尤其明显，希特勒时不时地就会举行这种活动，以显示自身行动特别是在外交方面的合法性。纳粹从这些活动中赢得的投票越来越多，表明纳粹党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1933年7月14日通过了一项新法，允许举行全民公投等具有宣传意义的活动；同一天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确立了德国的一党制。新法允许政府在一些特殊政策上主动“咨询人民”。在这一点上，纳粹德国和之前的魏玛共和国迥然不同。在魏玛时期，发起全民公投的权利在人民手里，而在第三帝国治下，公决和选举成了纳粹集团发动选民的宣传工具，为表明一些争议政策在表面上获得了大众支持，当局无所不用其极。[224]1933年11月12日的国会选举给了希特勒尝试这些手段的机会。他一道法令既解散了国会，同时也将所有地方议会永久废弃。原本由地方议会的代表组成、负责国家立法的参议院（Reichsrat）也于1934年初被废弃。这时国会选举候选党派名单上已经只有一个党，选民只能在“是”和“否”之间做选择。为了安抚中产阶级选民，名单上加了一些不是纳粹分子的保守派，比如巴本、胡根贝格，甚至还有一些中央党和人民党的前代表。纳粹党庞大的宣传攻势，包括兴登堡总统的一段录音，得到了德国内政部的秘密指示，内政部还放纵选举官员把废票计作赞成票。一些批评者怀疑，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都会发生。比如，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0月23日的日记里记录道，“没有人敢不去投票，也没有人敢投反对票。因为一来没有人相信投票的保密措施，二来不管怎样反对票都会被记作赞成票。”[225]很少有人敢公开指责纳粹党操纵选举，但还是有人揭露了丑陋的真相：官员违反保密原则给选票上标数字，选举官员自行填写空白票，反政府人士被从选举注册名单上抹去，像这样的事层出不穷。明确宣布不会投票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投票站还有纳粹分子和褐衫军站岗，强迫人们公开投票而非去投票站秘密投票，以显示他们对政府的忠诚。靠着这些手段，纳粹政权收获了88%的赞成票，尽管废票有近350万张。在同时进行的全民公投中，有近5%的人投了反对票。[226]
1934年8月19日，兴登堡死后，希特勒举行公投，想要自封为国家元首，这种获取选票支持的手段在此次全民公投中变得更为明目张胆。据社民党特工给流亡党中央的秘密报告记录，投票站被褐衫军包围，“气氛恐怖，甚至影响到没有施行恐怖手段的地方”。在很多地方，投票箱要么被搬走，要么被褐衫军挡着，要么被贴上了一句话：“只有叛徒才到这儿来。”俱乐部和协会成员被冲锋队成批带到投票站，被迫公开投票。一些投票站的选票被事先选了“赞成”，还有一些投票点的废票被算作赞成票。许多反对票被伪造的赞成票取代，以致某些选区的总票数超过了选民总数。各个地区采取的威胁措施恐怖程度不一。在巴列丁奈特，社民党特工报告说，当地的恐吓威胁措施和改票舞弊行为史无前例，赞成票远超平均水平，达到94.8%。而在没有大量部署警力的莱茵河选区，选票中半数都是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在汉堡只有73%的选民投了赞成票，柏林是74%，而在以前的共产党地盘比如维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和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赞成票都少于70%。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尽管纳粹当局采取了高压恐怖政策，但最后也只获得了85%的赞成票。一共有500万选民投了反对或弃权票，拒绝希特勒当国家元首。[227]即使纳粹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人们投赞成票，但很多德国人还是认为投票是自由的。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投票那天说，“这是一场无法预知结果的公决，至少我预测不了。”[228]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没那么乐观：“1/3的人因为恐惧投了赞成票，”他写道，“1/3的人是因为头脑狂热，还有1/3的人是因为既恐惧又狂热。”[229]
地图3 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投支持率（1933年11月12日）
四年之后，纳粹当局制造恐怖和操作选举的手段更加炉火纯青。1938年4月，德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和奥地利合并，最终获得了99%的赞成票。这次全民公投还附带了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你是否对希特勒和他的行动有信心？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等于是在表明：谁要是反对吞并奥地利就是在反对希特勒，而反对希特勒就是犯了叛国罪。那段时间，褐衫军会定期在各个街道游荡，强迫人们走出家门，用货车把他们运到投票站。病人和长期卧床的人则被迫在移动投票站经过他们家时投票。拒绝投票或者扬言要投反对票的人遭到毒打，被带去游街，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是人民的叛徒”，并被带去酒吧，忍受里面的人对他们大吼大叫和吐唾沫，或者被直接送进精神病人收容所。在很多地方，一些知名的反纳粹人士都被事先关了起来，直到投票结束才放出来。还有一些地方的人拿到的选票被做了特殊记号，上面用打字机打上了一个无色的编号，编号对应着登记表上的投票人姓名。1938年5月7日，党卫队保安处的科布伦茨（Koblenz）分部表示，用这种方法能够查出是谁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这些数字，”报告卖弄学问地说道，“可以用脱脂牛奶显示出来。”在很多城市里，绝大多数选民被迫在长桌子上公开投票，旁边就坐着褐衫军；还有一些地方的选民拿到的选票已经被负责发放选票的褐衫军选了赞成。虽然有些地方保留了秘密投票的形式，但投票前有人故意散布谣言，说选票会被做标记，计票的时候可以查出投票人的身份，而有些地方确实是这么做的。在一些地方，尽管事先做了各种警告，计票时仍然发现了大量废票和反对票，于是这一部分选票干脆就没有被统计进去。如果有人胆敢公开宣布自己拒绝投票，后果会非常严重。比如，天主教会的约安内斯·斯普尔（Joannes Sproll）主教不满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和罗伯特·莱出现在纳粹党名单之中，拒绝出来投票，随后引来褐衫军在他的教堂外高声威吓谩骂，最终被赶出了教区，所幸他名声太响，政府没有抓他。[230]尽管选举中丑态百出，但许多支持纳粹主义的德国人看到公决结果后依然深感自豪。“99%的人都支持元首，”路易丝·索尔米茨欣喜地写道，“这一定让其他国家感到无比震撼。”[231]
Ⅵ
那么，纳粹集团治下的德国社会到底遭受了多少恐怖与威胁？尽管选举时的公开胁迫和暗箱操作使选举结果失去公信力，完全无法代表民众的真实态度，但这些措施在打压批评与异见的同时，也无疑掩盖了纳粹政权受欢迎的程度，而且至少在一些事情上，比如莱茵河地区的再军事化和吞并奥地利，假若选举完全自由，相信多数德国人也会投赞成票。此外，前文已经提到，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纳粹主义的恐怖很快就从真实的恐怖（1933年上半年纳粹分子几乎无处不在的暴力行为）演变为极少诉诸行动的威胁。1933年，纳粹党迅速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监控网络，以追踪、逮捕和惩罚反对者，其中包括1/3在德国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投票给左翼政党的人。到了1935年末，有组织抵抗已经被完全粉碎。“长刀之夜”更是教训了以数百万难以控制的褐衫军为主的纳粹内部的异见者。许多其他党派的政治家——从民主党人到国家人民党人——有的被捕，有的被威胁，还有的甚至被杀死，以儆效尤。但从1936年开始，直截了当的恐怖统治越来越针对相对小众的群体，比如顽强坚贞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不合群的人、不努力工作的人、小偷小摸的罪犯，以及后文即将讲到的犹太人和同性恋等。对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数百万前共产党或社民党员——来说，只要规规矩矩的，他们就不会感觉到逮捕、监禁和集中营的存在。[232]基于上述事实，最近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纳粹政权根本不是靠恐怖手段进行统治。第三帝国的暴力和胁迫与多数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无关。至少在1933年之后，纳粹政权恐怖措施的实施具有高度选择性，主要针对一些边缘小群体，而对这些群体的迫害行为不仅得到多数德国人的赞成，更在实践中有赖于地方上大量普通德国市民的自愿参与和主动配合。这种观点认为，纳粹党治下的德国社会是一个实行“自我监控”的社会。[233]这种监控并不像奥格斯堡的案例那样是出于个人动机打小报告，而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关旅馆和酒吧的客人、工作中的同事向盖世太保举报他人的统计数据并未指出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忠诚的纳粹分子或者是劳工前线等组织的官员；鉴于30年代中期很多人加入了纳粹党、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等组织，举报人和纳粹意识形态有各种联系本是常事。如果我们留心一下第三帝国各个时期的集中营囚犯组成，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是一些普遍遭到广大德国人怀疑的小众群体。
但是，若认为德国社会是一个自我监控的社会，那就低估了第三帝国自上而下的恐怖和威胁。[234]不管是哪一年，来自民间举报的案子在盖世太保处理的全部案子中占的比例都不大。多数案子并不是源于某个人的举报。对绝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举报属于特殊情况，不是常态。比如，在人口达17.6万的利珀（Lippe）地区， 1933—1945年间党的各类机构收到的举报总共只有292起；各年举报案例最多的是51起，最少的是3起。[235]此外，1937年全德违反《恶意传谣法》的案例只有17168起。而实际违法案例数量可能要高出好几百倍。因此，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多数目击此类违法行为的人没有选择举报。尤其是在工薪阶层，害怕被排斥、被反咬一口甚至被报复的人是很多的。再者，实行监视的不是普通德国人而是盖世太保，只要盖世太保收不到举报，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正是因为盖世太保主动追踪异议和违法行为，举报才有意义。在粉碎工人抵抗运动之后，盖世太保的打击面变得更广了，包括一些不怎么涉及意识形态的异议，为此被怀疑和迫害的人下场同样凄惨，一开始是审讯过程中的殴打和酷刑，或是盖世太保军官自己亲自动手，或是他们在一旁看着打，然后上法庭，蹲监狱，进集中营。[236]在这个过程中，盖世太保会调动起一张地方官员网，这张网从街区监护开始向上延伸，以盖世太保为中心，不断鼓励举报。纳粹官员知道，如果没有抓到异见分子很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们知道讨取盖世太保欢心就会被认作第三帝国忠实且合格的仆从。说到底，监视德国人的，是盖世太保及其管辖或合作的雇佣机构，而不是德国人自己。[237]
但认为绝大部分德国人都支持纳粹政权的镇压政策并非全无道理。这种说法正确地指出，纳粹当局非但没有掩盖镇压机构和措施的存在，还定期在报纸和各种宣传机器上宣布死刑判决、有期或无期徒刑判决、审判异见人士和传谣者等。因此，这种观点认为，读到报纸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反对镇压。但是，实际上这些宣传还有其他目的。政府在镇压离经叛道者和异见人士之后再广而告之，主要是为了吓唬数百万德国人，防止他们也走上反抗的道路。纳粹党曾经公开威胁要把散布有关清洗罗姆谣言的人关进集中营，这反而暴露了所有相关报道不敢明说的东西。同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和维尔纳·贝斯特等警察头子和高级党卫队官员说盖世太保要代表德国人民，在人民的参与之下对全社会进行种族和政治净化，他们的话是不能从表面上理解的。纳粹的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他们的政权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但实际上盖世太保公开吹嘘的雄心大志不过是一种恐怖手段，借此让德国大众认为盖世太保特工无处不在，无所不晓。[238]
的确，那些受歧视的边缘群体是被送进了集中营；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些，因为还有数量远过于此的政治异见人士和其他被法院判为异常的人被送进监狱。纳粹德国的历史越久远，生活在已经习惯了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政体和文化中的历史学家就越难想象在纳粹德国这类政权之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当时，谁敢对政府和元首发出一丝不满的声音，监禁、酷刑甚至死亡就是他的归宿。那些赞成此类镇压的很有可能是某个少数派党的激进支持者和纳粹官员（比如街区监护）、为数不少的中上阶层保守派，他们的确认为最适合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就是牢房。即便如此，这些人也很清楚对自己的言行必须慎之又慎，否则一旦反对势力在他们之中扩大就会十分危险。1934年7月初，库尔特·冯·施莱歇、赫伯特·冯·博泽、埃德加·容、古斯塔夫·冯·卡尔、埃里克·克劳泽纳和库尔特·冯·布雷多遭到枪杀就是对中上层保守派的警告：他们最好小心点，否则也会大祸临头。[239]
普通的保守派市民，比如路易丝·索尔米茨，他们并没有激进的政治思想。这些人对纳粹政权谋杀政治对手这一事实避而不谈。德国在1934年6月末和7月初恢复国内秩序之后，他们明显松了一口气。对他们来说，罗姆的冲锋队、魏玛时期的帝国旗帜和红色前线战斗联盟都对社会治安构成了巨大威胁。可是关起家门以后，他们不可能忘掉以副总理巴本为首的保守派群体的悲惨命运。受到大规模恐吓的远不止1933年之前支持马克思主义左派的那占总人口1/3的人，“长刀之夜”一类的暴力行动也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人数略多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国天主教徒开始成为打击对象。一旦敢在公共场合批评纳粹政权，这些天主教徒会立即遭到起诉和监禁。当局最常用的手段仍是借助《恶意传谣法》这种法律，它能扑灭最为微不足道的异议行为，把讲希特勒和戈林笑话的人都送进监狱。这部分人多出自工人阶级，但他们占了德国总人口的一半，且中上阶层违反类似法律的人也会被送上特别法庭。一旦法院判了一些人，大众又会受到惊吓，恐怖气氛进一步增强，整个社会日益不敢出声，而纳粹政权就可以犯下更大的罪行，不用担心会受到大众谴责和反对。[240]
因此，纳粹恐怖政策绝不只针对受歧视的边缘小群体，愈发野蛮和暴力的逮捕、起诉和监禁威胁着生活在第三帝国的每一个人，从前文提到的特殊法庭审理的案件可以看出，甚至还包括纳粹党自己的人。纳粹政权用恐怖手段迫使德国人保持沉默，为胆敢反抗的人准备了一整套惩罚措施，有计划地迷惑人民，让他们不再敢去酒吧、俱乐部或者志愿组织等传统社交和文化场所，这些都被纳粹视为可能酝酿抵抗运动的地方。从一开始，畏惧和恐怖就是纳粹统治武器的一部分。[241]纳粹政权能够使用这些武器的原因在于，就在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的几个月之内，政府系统地剥夺了德国人在魏玛时期曾享有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法律不再保护某个被政府怀疑拒绝政府政策和目标的公民免遭政府侵犯。相反，大量新通过的严刑峻法赋予警察、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以几乎无限的权力，对付违反第三帝国行为准则的人。在这种状况之下，普通人和纳粹党基层官员开始助长这种普遍恐怖担忧的氛围，主动向盖世太保举报“不正常”情况，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且，盖世太保只是整个德国社会庞大的监视、恐怖和迫害网络的一部分。纳粹政权从30年代就开始编织这张网，其中包括冲锋队、党卫队、刑事警察、监狱机构、社会服务和就业机构、医学界、卫生中心和医院、希特勒青年团、街区监护，甚至一些政治上相对中立的机构，比如税务局、铁路警察以及邮政警察。它们向盖世太保、法院和检察机关提供异见人士和反常人士的信息，形成了一个庞杂多样、各自为政但无孔不入的管控体系，盖世太保只是其中的一分子。[242]第三帝国治下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笼罩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怖氛围之中，它从未衰退，且随着时间流逝愈演愈烈。“你懂什么是恐怖吗？”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好几年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问采访人，“不，你不懂。第三帝国就是恐怖。”[243]不过，恐怖只是第三帝国众多统治手腕中的一种。纳粹政权并不只是要把德国人逼到被动失语、死气沉沉的状态。他们还想鼓励人民在支持纳粹主义的理念和政策上的积极热情，改变人民的观念和精神，创造一套只反映纳粹价值的德国新文化。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为实现这个目标，纳粹政府花费了史无前例的心血。
注释
Ⅰ慕尼黑革命政府辖下的工人组织。1919年4—5月，慕尼黑成立了一个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该政府组建过一个工人组织，名为“红军”。——编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