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期，德国《法兰克福新闻报》（Frankfurter Zeitung）以其深入客观的报道、公正中立的评论和较高的知识水准在国内外享有广泛赞誉。它是外国人借以了解德国时局的窗口。尽管该报的读者群体不大，但受教育程度较高，包含相当数量的意见领袖。这份报纸在政治上坚持自由立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独立于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家族或者莫斯（Mosse）和乌尔施泰因家族一手扶植的报业帝国。它的编辑和人事决策并不是由一位主管乾纲独断，而是由一个编辑委员会集体决定。不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报纸陷入了财政困难，不得不将部分控制权转让给化工巨头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报纸的独立性很快就受到了影响，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到了1932年，报纸编委会已经在鼓吹是时候让希特勒和纳粹党加入临时政府了，还主张修改魏玛宪法，使其倾向威权主义，以此拯救德国。[56]
1933年最初几个月，报社员工顺应时势，在国会纵火案之后放弃了批评纳粹主义的立场，对镇压共产党表示支持。但由于报纸的自由立场早已声名在外， 1933年3月11日，一伙武装的冲锋队员闯进了报社，威胁如果报纸不全面服从命令就会被查禁。不久后，编辑成员开始辞职，报纸编委会迫于宣传部的压力辞退了犹太员工；到了1936年末，报社里的犹太人都已被清理，只剩下两个犹太混血职员和两个配偶是犹太人的职员。看到大事不妙，创立报纸的犹太家族成员利奥波德·松内曼（Leopold Sonnemann）于1934年6月1日将自己的股份卖给了法本公司，使法本公司持有该报母公司98%的股份。当时，纳粹当局还不敢得罪这家化工巨头，因为它需要法本公司支持重整军备，促进就业。法本公司原想借报纸提升自身在国内外相关圈子里的声誉，但卡尔·伯施（Carl Bosch）等公司的领导层人员是政治和文化上的保守派，不希望报纸丢掉自身的核心特点。希特勒和戈培尔出于另一种考虑——他们很看重这份报纸的国际声誉——也不想强迫报纸过快转变而惹得国际上议论纷纷。这意味着《法兰克福新闻报》在第三帝国时期比它的同行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57]
因此，直到30年代中期，《新闻报》驻外记者仍然在坚持刊发国外对纳粹集团的批评。编辑经常拒绝刊发来自宣传部的文章，其中以文艺栏目的编辑为最，即使戈培尔亲自下令也无济于事。他们多次成功刊发文章，强调纳粹政权正在践踏的人道主义价值。1933—1939年间，该报任命的40名编委会成员多出自新闻界内受到纳粹政权压制的群体，比如社民党人、国家人民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比如瓦尔特·迪克斯（Walter Dirks）和保罗·泽特（Paul Sethe）——在战后都成了西德的著名记者。还有两位著名作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和奥托·祖尔（Otto Suhr），虽然他们的妻子是犹太人，却仍然能够留在报社工作。[58]该报还经常刊发一些谈论历史的文章，表面上谈的是成吉思汗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物，但只要是智力正常的读者，都能明显看出它们是在影射希特勒。编辑还使用一些套话来刊发一些会令当局不快的报道。比如，他们会用这样的句子开头，“以下消息纯属谣言”；他们在标题中先声明某事件是谎言编造，随后又尽其所能报道该事件的细节。很快，《法兰克福新闻报》作为唯一敢如此报道新闻的媒体声名鹊起，发行量再次提升。[59]
盖世太保很清楚《法兰克福新闻报》特别喜欢刊发“绝对是在恶意挑衅”的文章，认为它“像之前一样代表了犹太人的利益”。[60]甚至直到1938年，该报仍然将利奥波德·松内曼的名字挂在头版，后来迫于政府命令才撤掉。[61]还有一次盖世太保反映说，“他们有意歪曲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和思想，篡改其原有意思，其手段之高让人惊叹。”[62]然而随着时间推进，特别是在1936年之后，当局的强势迫使报纸采取守势。《新闻报》不得不多次向宣传部的指示妥协。直接抗命几乎不再可能。在1933年8月的时候，英国记者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就已经注意到，这份曾经令人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报纸已经成为新政权下“不自由的工具”。[63]国外报社很快便不再引用他们的文章，认为他们的报道已经和戈培尔的宣传部每天发布的虚假信息和宣传教条没什么两样了。[64]1938年，法本公司意识到它已经不需要影响公众意见——因为德国已经不存在公众意见——于是在没有征询编辑部和报社员工意见的情况下秘密地将该报卖给了纳粹埃海尔出版集团（Eher Publishing House）的一个子公司。1939年4月20日，纳粹出版界的头面人物马克斯·阿曼（Max Amann）将报纸呈给希特勒作为生日礼物。它再也不是一份自由评论了，尽管原来也是遮遮掩掩。该报的读者数量继续下滑，最终于1943年完全停刊。[65]
不过这份报纸能够如此长时间地保持相对独立已经足够让人惊叹。和其他宣传和文化领域一样，1933年冬马克斯·阿曼的帝国出版协会成立，对报社的人事控制也正式开始。在出版协会成立之后，非协会成员已经不可能再到出版行业工作。阿曼利用大萧条期间出版行业的经济低迷，并通过将政府广告合约交给纳粹控制的报纸断了竞争对手的财路，接管了大量报纸。担心会因为订了自由派报刊而受到怀疑的读者改订了其他报纸。1934年初，自由派报纸《柏林每日新闻报》（Berliner Tageblatt）的发行量从13万下降到7.5万，一直以来声誉良好的《沃斯新闻报》（Vossische Zeitung）也从8万跌落到5万以下。而纳粹的报业帝国从1933年初的59份日报、总发行量782121份，扩张到同年年末的86份报纸、总发行量逾300万份。1934年，他们买下了犹太出版公司乌尔施泰因，该公司旗下有数家德国最受尊敬的报纸。1935年4月，帝国出版协会制定的新章程查禁了宗教团体或特殊利益团体的报纸，严格限制商业公司、基金会、各类协会和其他各类组织办报的权利，使阿曼有权关闭财政状况不佳或者非雅利安人所有的报纸。1935—1936年间，阿曼关闭和买下了500—600家报纸。到了1939年，埃海尔出版集团已经拥有或控制了2/3的德国报纸和杂志。[66]
正当阿曼积极收购各类报纸之时，戈培尔和他的老搭档即纳粹出版部门负责人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将管控延伸到了报纸的具体内容。1933年10月4日通过了一项新《编辑法》（Editors'Law），规定编辑本人须对报纸的内容负责，取消了经营者开除员工的权利，并订立了多项规章限制报纸的内容，不得刊发“蓄意削弱德意志帝国在国内外的力量，德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德国国防、文化或经济，或伤害他人宗教信仰的文章”。加入帝国德意志出版联合会成了法定义务。如果一名记者违反了职业法庭规定的行为准则，就会被取消从业资格。于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两年之内，共1300名犹太记者和持社会民主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记者被剥夺了工作。戈培尔通过编辑和记者掌控着报业，[67]阿曼则通过出版协会和出版公司实施控制，而地方和地区级别的纳粹中层官员则两手兼顾，特别是在有地方性报社的地方。纳粹以一个接一个的手段除去了报业的对手，消灭了纳粹地方报纸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者，并使这些艰难度日的小报蓬勃发展，赚得盆满钵满。[68]
在纳粹时期凌驾于其他一切报纸之上的是党的《种族观察家》。和其他德国日报不同，《种族观察家》是一份全国性报纸，每天在慕尼黑和柏林同时印刷。作为党的喉舌，它成了纳粹忠诚党徒和其他一些想要知道该想什么和该信什么的人的必读材料。学校老师对这份报纸尤其重视。他们既可以在课堂上使用，也可以用来检查学生的文章。如果学生是直接从上面摘抄的，那么老师在批评时就要格外小心。《种族观察家》的日发行量从1932年的11.6万份暴涨到1941年的119.25万份。这是第一份日销售量过百万的德国报纸。编辑威廉·魏斯（Wilhelm Weiss）在1933年之后加强了对新闻事实的报道，但同时他也鼓励作者在文中进行恐吓和威胁，每天以胜利者的口吻对外宣讲纳粹主义的强大及其摧毁一切威胁的决心。然而，他却没能说服马克斯·阿曼成立一个驻外记者部门，不得不严重依赖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还有一些和《种族观察家》相似的报纸和杂志，比如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带有情色色彩的《冲锋报》。这份报纸到1937年总发行量高达50万份，而三年之前只有区区6.5万份，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各类纳粹组织的大额订单。这份报纸广泛出现在大街小巷，它的头版在广告栏中清晰可见。不过很多德国人拒绝把它摆在家里。因为报上那些所谓犹太人犯下各种暴行的故事明显都是编的，而那些所谓犹太人和非犹太德国女孩之间的性丑闻报道太过色情。党内高层有时甚至会被迫撤回某期《冲锋报》。不过，有很多读者向这份报纸写信举报自己的邻居或熟人，理由或是没有向希特勒致敬，或是和犹太人搅在一起，或是批评政府。这份报纸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组织公共请愿，要求关闭犹太人公司等反犹行动。纳粹组织的大额订单也给其他非色情杂志带来了高发行量，如《冲锋队》，30年代中期的周发行量高达75万份。而个人订阅者往往选择附插图的，图文都不那么极端政治化的周刊。[69]
戈培尔非常清楚，统治报业意味着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要统一口径。为方便中央对其内容给出指导，宣传部接管了两家大通讯社：胡根贝格的电报联盟与其竞争对手沃尔夫电报社。政府在1933年将二者合并为德国新闻局，该机构不仅为各类报纸提供国内和国际新闻来源，还撰写大量评论性文章来指示应该如何解读近期新闻事件。编辑们被禁止从自己的通讯记者之外获得新闻来源。戈培尔对编辑的指示会通过定期的出版业会议传达，并以电报发送给地方新闻局以管理地方报纸，其中包括针对印刷内容的命令和禁令。1935年4月6日的一份指示说，“任何情形下都不准刊发鲁登道夫和元首在一起的照片。”另一份1936年4月14日的指示说，“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大使昨天遇到了车祸。他的大女儿受重伤，大使本人安然无恙。这次事故绝不准在报纸上刊发。”1936年4月14日，德国报业系统得到指示，“以后只要苏联官员和政客是犹太人，提到他们时只能使用他们的犹太人名字，且名字前面要冠以‘犹太人’字样。”1936年4月25日，编辑们又得到命令，“褐衫军中央小组成员在柏林逗留期间访问共济会博物馆的消息不得见报。”1937年11月20日，一份指示似乎显示他们松了一口气，“对格蕾塔·嘉宝（Greta Garbo）的报道似乎效果很好。”[70]
这些指示对细节相当重视，给编辑自由发挥的空间几乎为零。[71]这些措施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参考《法兰克福新闻报》相关情况，一个机智而坚定的编辑或通讯记者仍然能向公众传达纳147粹分子不希望他们了解的信息，或者含沙射影地批评政府，比如撰写有关古希腊或古罗马独裁制度的文章。1935年4月20日，一家名为《施魏尼茨地区新闻》（Schweinitzer Kreisblatt）的地方报纸在头版印制了一副希特勒画像。画像中希特勒的头部盖住了报纸名称中的itzer，留下了Schwein，而这个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猪”。盖世太保认为这是有意侮辱元首，报纸被封禁三天。显然，报纸的这个举动不太可能是一次无心之失。[72]不过，不管《法兰克福新闻报》能做什么，编辑和记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缺乏这个能力和意愿去违反宣传命令，为读者提供独立和原创的内容。从1932年到1944年，报纸数量从4700家降到977家。各类杂志期刊数量从1933年的1万家下降到1938年的5000家。它们的内容也越来越同质化。此外，能够及时传递信息的无线广播发展迅猛，使传统报纸面临着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印刷出来的新闻不再是“新”闻，报纸该如何吸引读者？[73]报纸的阅读群体对报纸的不满与日俱增，这从盖世太保的定期监控报告中可以看出。卡塞尔（Kassel）的盖世太保办公室在1935年3月的月报中说，“人们已经难以忍受报刊的同质化，尤其是以国家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这个报告还说，人们还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读不到每天的时事新闻，是因为政府认为这些事情显然太过敏感而不能公开报道。盖世太保认为这是谣言满天飞的原因，也是促使人们从国外报纸——特别是在瑞士印刷的德语报纸——上了解新闻的原因。这些报纸在大城市之外的小社区都有可观的销量。[74]
但纳粹政权已经采取了针对措施。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地禁止国外报纸进入。帝国出版协会控制着帝国火车站书店协会，该协会的任务是保证“火车站书店的第一要务是传播德国思想。书店的租赁人必须要抵制外国报纸的传播”。对火车站书店采取的措施同样用于德国大街上的报刊亭。[75]由于这些限制措施，盖世太保1934—1935年的那份报告所示便不足为奇了：人们越来越不信任报纸内容。他们开始寻找其他消息来源。1934年党报的发行量总共下降了约100万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要不是靠纳粹组织自己订购，销量还会一降再降。在科隆（Cologne），纳粹地方报纸销量从1934年1月的20.3万下降到1935年1月的10.6万。同一时期，当地的天主教报纸销量却从8.1万增长到8.8万。同样的趋势也能在德国其他地区观察到。于是当局于1935年又实行了所谓的“阿曼条例”（Amann regulations）。条例强调，任何报纸如果进行不正当竞争或者向读者传递有伤道德风化的信息，将被吊销许可证。之后党报的表现开始有了些起色，但只是因为它们没了竞争对手，人们在威胁下被迫订阅了党报。[76]
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消灭异议，对出版业的控制不断加强。记者、编辑等从业人员时刻面临着艰难决定：在不完全放弃职业道德的前提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服从政府的命令？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除了几乎无条件服从命令之外已别无选择，拒绝服从的人则全部遭到解雇。于是，尽管戈培尔多次命令广播和报纸不可死板无聊，最后他还是给二者套上了政治枷锁，激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抱怨引导舆论的两大主要媒体一味服从，媒体工作者尽是些无趣的软骨头。1934年，戈培尔曾告诉媒体人，他欣慰地看到，从业者终于知道如何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正确地应对时事新闻。[77]不过，一贯毒舌的戈培尔在数年后又称，“只要一个人还残存着一丝荣誉感，就绝不会去当记者。”[78]
Ⅱ
1932年6月，把自己的小说《小人物该怎么办？》（Kleiner Mann – was nun?）出版之后，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创造了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后一部畅销的严肃小说。最开始的十个月，这本书卖了4万册，在不下于10份报纸上连载，还被拍成了电影。这部作品甚至拯救了几乎已注定破产的出版商恩斯特·罗沃尔特（Ernst Rowohlt）。小说的名字完美地概括了德国人在1932年最后几个月经济危机和政治僵局中的绝望情绪。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谦逊但不断受到羞辱的小职员约翰内斯·平讷贝格（Johannes Pinneberg），他的经历令许多读者感同身受。他不得不面对女友怀孕这个现实；尽管女友的父亲对他充满敌意，他还是得娶她；他不辞辛苦地为小两口寻找栖息之所；他也必须适应有孩子之后的家庭生活。在各种担惊受怕之后，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失业大军。不过，他没有像小说中的其他角色那样靠违法犯罪来度过危机，他在逆境中依然保持了正直和风度。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妻子，这位温柔的女性在克服自己最初的稚嫩之后，坚强地为小两口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这个家成为逃离外部世界残酷和苦难的避风港。小说结尾，妻子兰普金成了主要人物，小说对女主人公的成功刻画被认为是其畅销的关键原因。[79]
汉斯·法拉达是鲁道夫·迪岑（Rudolf Ditzen）的笔名。迪岑于1893年出生在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他在创作上难称大家，也不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他的小说和短篇故事集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在于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入微刻画以及冷冰冰的现实主义。迪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德国人，如果是在其他国家，他是很难靠小说谋生的。因此，移民这条路对他而言是走不通的。同时，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作家，更不是犹太人，因此他也没有什么要离开德国的理由。[80]迪岑无党无派，且因为作品太大众化，没能入选像普鲁士艺术学院这样尊贵的机构，因此纳粹当局并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讨人厌的地方。1933年5月10日，德国各大学城发生了象征着失去文学自由的焚书运动，他的书并不在其中。但是，迪岑除写作之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同时他还酗酒成性。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精神崩溃、毒瘾发作、酗酒和举止不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在监狱和收容所度过。这些经历为他于1933年11月完成的新小说《囚徒生涯》（Wer einmal aus dem Blechnapf fri?t）提供了素材。[81]
为了使小说出版，迪岑觉得必须写一篇序言，强调小说中描绘的恐怖的刑事司法系统是旧时代的东西，当然他完全清楚这是胡说八道。甚至他的出版商恩斯特·罗沃尔特都认为这种胡诌有些过于谄媚。但是罗沃尔特自己也必须做出妥协。他之前出版的半数书籍都已遭禁，为了使自己的企业生存下去，罗沃尔特把这些书改头换面，换上了当局能够接受的书名，并和一些并非完全是纳粹党徒的著名右翼人士拉上关系，比如卷入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谋杀案的民族主义作家恩斯特·冯·所罗门（Ernst vonSalomon）。拉特瑙有犹太血统，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魏玛早期任外交部长。罗沃尔特还暗中积极运作，帮助他的犹太作家们获得美国护照以便移民。不过作为私人企业老板，直到1936年之前，他都并不需要解雇所有的犹太员工，所以他一直让迪岑的犹太人编辑保罗·迈尔（Paul Mayer）等出版社核心人物留任。由于罗沃尔特手上的作家越来越少，他通过出售国际版权获得的收入也急剧下降。
罗沃尔特加入了纳粹党，试图改善自身处境。他暗地里以招募自由职业者的形式雇用了犹太人打字员和校对者，以及还有曾经是共产党人的插画画家。不过这些努力都没能挽救他的企业。他的出版社最终还是被当时已经隶属于纳粹埃海尔出版社的出版业巨头乌尔施泰因收购。1938年7月，罗沃尔特被帝国文学协会开除，并被禁止从事出版业。他的企业被移交给德意志出版局，最后被解散。罗沃尔特后来离开德国远赴巴西。1940年，他出人意料地回到德国，因为那时他认为希特勒政权已如强弩之末，崩溃在即。[82]
这些事情让迪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毕竟他很需要与出版商紧密个人关系的支持。迪岑后来回到了自己在梅克伦堡遥远的小村庄里，希望以创作童话故事和儿童读物为生。在他严肃的社会小说里，他希望在对纳粹主义做出足够妥协，不惹他们生气的同时，依然能够保持作品精髓，避免和纳粹分子残暴的反犹主义同流合污。不过由于他的小说和当时德国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1934年迪岑在新版的《小人物该怎么办？》中进行了尝试。他删去了所有和褐衫军有关的内容，将一个滥施暴力的冲锋队员改成了充满侵略性的守门员，但保留了书中对犹太人的正面描写。他拒绝调整书中女主人公兰普金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但是，他的新小说《囚徒生涯》遭到了纳粹媒体的猛烈攻击，批评他的小说对堕落的犯罪分子持同情态度。迪岑机敏地以一篇新小说应对批评。他将故事背景放在北德的乡村世界，并将小说命名为《我们曾有一个孩子》（Wir hatten mal ein Kind），迎合纳粹主义“血与土”的观念。但事实上，他的小说缺乏和血与土有关的大部分核心特征，比如大地母亲、种族优越性、反智主义，以及将与大地的关系视为民族复兴源泉等（事实上，在小说里，主人公一直到小说结尾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 [83]
当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迪岑越来越难以在符合审查要求和保证作品质量间取得平衡。他接下来的一部小说《古老心灵的出发》（Altes Herz geht auf die Reise）称不上他最好的作品，由于将基督教而非纳粹主义称为团结人民的纽带而惹了麻烦。迪岑在帝国文学协会中被斥为“不需要的作家”。虽然这一标签很快就被撕掉，但迪岑开始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抑郁，严重到需要住院接受护理。他的另外一部小说——以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为背景的《狼中之狼》（Wolf unter W?lfen）——受到了纳粹当局的好评。戈培尔在1938年1月31日的日记中将其称为“一本超棒的书”。纳粹分子称许小说对魏玛共和国的激烈批判，这本书在1937年发行时卖得很好。在这本书之后迪岑写了《铁人古斯塔夫》（Der eiserne Gustav），这是一个家庭冒险故事，主人公是一位保守传统、拒绝向机动车妥协的教练。小说一开始就以改编电影为目标，预定埃米尔·雅宁斯为主演。但这本书却引起了戈培尔的注意，他对作者的创作意图不满，因为小说的故事情节一直持续到1933年，他要求作者加上主人公最后成为纳粹主义支持者以及坏人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情节。尽管迪岑相当屈辱地接受了这一妥协，小说最后还是没能拍成电影。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坚决反对将汉斯·法拉达的任何小说拍成电影，这一作品被批评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因此很快就下架了。《铁人古斯塔夫》实际上成了迪岑在第三帝国时期最后一部严肃小说。他的下一部小说《酒鬼》（Der Trinker）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人如何堕落成酒鬼的故事。在当局看来这简直不能称为小说。不过，尽管小说手稿看起来错杂混乱，有的部分是上下颠倒的，有的字夹在两行之间，有的字则写在跨页的地方，使得整本手稿像密码簿一样难以理解，但实际上那是有意为之。手稿的字里行间潜藏着作家自己在纳粹统治下的生活写照，充斥着对纳粹当局的指责和控诉，以及自己为对纳粹主义所做妥协的忏悔。这些文字在迪岑于1947年去世之后方才面世。在创作手稿期间，他被当做精神病犯人关在监狱中。在战后不久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知道我很软弱，但是我绝不是坏人，从来都不是。”[84]
Ⅲ
鲁道夫·迪岑的惨痛经历证明了留在国内的作家机会实在不大。几乎所有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作家都处于流亡状态，其中包括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贝托尔特·布雷希特、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和埃里克·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等。在流亡之中他们很快就成立了出版公司，重新出版被查禁的杂志，组织演讲和读书活动，通过这些方式向全世界警告纳粹主义的威胁。
现存的许多描绘纳粹集团上台以及第三帝国早期境况的经典小说都出自身处30年代中后期流亡潮中的流亡作家之手，其中包括福伊希特万格的《奥珀曼一家人》（Die Geschwister Oppermann）和茨威格的《万茨贝克的斧子》（Das Beil von Wandsbek）。有一些作品比如布雷希特的《阿图罗·魏原本可抗的发迹》（Der aufhaltsame Aufstieg des Arturo Ui）质问为什么没有人阻止希特勒上台，其他一些作品如克劳斯·曼（Klaus Mann）的《靡菲斯特》（Mephisto）则探讨了留德的纳粹政权工作者的个人和道德动机。当然，这些作品根本无法在德国流传。那些仍然待在德国，但参与了魏玛时期反法西斯运动的作家要么处于监视居住状态，要么便蹲在监狱里面。[85]
可能其中最知名的当属拥护和平的记者和散文作家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还是著名左派杂志《世界舞台》（Die Weltühne）的编辑。1933年1月30日之前，他从来没有停止嘲弄希特勒。第三帝国成立之初，奥西茨基被投入集中营，遭受酷刑折磨。在当时的众多事件中，奥西茨基因一场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运动而受到国际关注，提名他获奖的原因是他曾经在20年代后期曝光过德国重整军备的秘密计划。这场运动使人们开始注意到奥西茨基脆弱的健康状况，并使国际红十字会向纳粹政权施压，要求释放奥西茨基。外国报纸连连报道奥西茨基遭受毒打和侮辱。这些报道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奥西茨基于1936年5月被转移到柏林的一家医院。宣传部长下令，“不能给外国媒体以口实，让它们指控是德国政府让奥西茨基死在了监狱。”尽管德国政府千方百计地暗中阻挠， 1936年的和平奖还是颁给了奥西茨基。不过，他被禁止前往奥斯陆领奖。代他参加颁奖仪式的代表私吞了奖金，而奥西茨基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一分钱。不久之后，希特勒便禁止德国人领取诺贝尔奖，并且另起炉灶创立了德意志民族艺术和科学奖。奥西茨基没能从酷刑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住院两年后，他于1938年5月4日逝世。只有他的遗孀和医生获准参加了火葬仪式，纳粹政权特地将他的骨灰埋在了一座无名的坟墓里。[86]
奥西茨基成了魏玛共和国垮台之后无声反抗纳粹政权的象征。公开批评纳粹政权很快就变得不再可能；而用笔杆子进行反抗的人中最活跃的是德共流亡作家，如贝托尔特·布雷希特、扬·彼得森（JanPetersen）和维利·布雷德尔（Willi Bredel）。他们的作品被登载在秘密宣传单和期刊中偷运回德国。但因为自1935年起盖世太保已经基本剿灭了共产党的地下抵抗运动，这些活动便停止了。[87]其他一些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的作家面临着与鲁道夫·迪岑一样的抉择，深感困扰。许多人选择了“精神移民”，将创作重心从人类事务转移到自然世界，以沉思自省代替描绘真实世界，通过书写遥远的或者干脆背景不明的时代或主题来逃避现实。在这些掩护下他们有时候能够暗中批评纳粹政权，或者至少写一些会被如此解读的小说。维尔纳·贝根格林（Werner Bergengruen）的小说《大独裁者和法庭》（Der Gro?tyrann und das Gericht）发表于1935年，被纳粹评论家称为“复兴时代的头号小说作品”。作者还因此获得了帝国文学协会的一个特别许可，可以继续发表作品。要知道他的妻子可是被划成了3/4犹太人。不过，人们的阅读兴趣主要在于他对暴君、恐怖、滥用权力和暴君忏悔的刻画。当它被连载时，宣传部的审查机关将其题名换成“诱惑”，删掉了明显和希特勒对应的部分（比如两个独裁者都爱建筑），抹除了所有对现实政治的影射。作者也非常谨慎，否认自己意在进行批评或讽刺。实际上早在1933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他的目的是对政治权力问题进行更广泛的反思，而非直接批评纳粹独裁政权。不过，当该书以单册发行，补全了被删节的部分，换了最初的原名面世之后，便一举成为畅销之作。第三帝国的政治形势反倒给书带来了作者意想不到的宣传优势。[88]
贝根格林等人提出的批评主要从保守派角度出发，这些批评和左派批评不同，可能更容易蒙混过关。当时已经幻灭的新闻记者和戏剧评论家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成功出版了一部研究16世纪明斯特市（Münster）恐怖统治的专著《博克尔松：大众疯癫史》（Bockelson: Geschichte eines Massenwahns，柏林，1937年）。这场恐怖统治由再洗礼派教徒及其领导人扬·博克尔松（Jan Bockelson）发起，与希特勒和他激起的群众狂热之间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雷克—马列策文名气并不大，喜欢装贵族做派，看不上一般大众，因此朋友很少。德国最著名的右翼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面对的状况完全不同，他有一本绘声绘色地描写一战士兵英雄事迹的畅销之作。他在20年代和纳粹分子走得很近，但在第三帝国时期过得并不如意。在短篇小说《大理石峭壁》（Auf den Marmorklippen）中，荣格尔创造了一个模糊但似有所指的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有时处于过去，有时处于现在，它以一个暴君为核心，该暴君通过颠覆某个腐朽的民主制度上台，并依靠暴力和恐怖手段进行统治。但是直到1945年之后，荣格尔仍一直否认这部小说背后有任何的政治意图，当然小说模糊的前工业化社会背景和纳粹德国的现实也没有多少可比性。这部出版于1939年的小说在一年内卖出了1.2万本，并多次再版。许多读者认为这本书是在有力地批评纳粹政权，是一种明显的反抗行为。这再次证明，第三帝国的政治环境可能显著提升一本书的受欢迎程度，而这或许远非作者本意。[89]
荣格尔的作品可能是免于审查的，因为他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眼里是英雄。但是，德国多数作家则根本不需要类似的保护。老练的作家遍地都是，他们很愿意写“血与土”式的小说礼赞那个属于德国农民的田园牧歌般的神话世界，也愿意称颂纳粹政权供奉的神祇，比如那个被谋杀的褐衫军成员霍斯特·韦塞尔，更愿意写一些马屁诗赞美伟大的德国元首。[90]戈培尔——他自己也写过一部小说——1933年11月15日在帝国文化协会发表谈话，建议作家们从积极的角度描绘德国的苏醒。他认为写作应该表现“钢铁意志和浪漫精神”。[91]于是，一些拙劣的诗作开始迎合纳粹价值观，庆祝德意志精神的复苏：“真正的德国不在议会大厦或政府宫殿”，库尔特·埃格斯（Kurt Eggers）于1934年写道。对他来说，真正的德国：
是棕色的土地结出丰硕果实的地方；
是王上的双手勒住战马缰绳的地方；
是军阵的勇士叫响战斗口号的地方；
是贫穷和自我牺牲建立神圣祭坛的地方；
也是高傲的目光直刺远方敌人的地方；
是我们憎恨敌人并举起拳头的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伟大的德国得以萌芽重生！[92]
在魏玛时期，纳粹主义的歌曲和韵诗着重于提振党员士气，煽动他们对各类敌人的仇恨：魏玛共和国、犹太人、“反动势力”以及议会民主。从1933年开始，这些情绪让位于对整个德意志民族对抗国内外各种敌人的动员。疯狂的仇恨仍然存在，但已经被一种病态的歌颂抢去了风头，歌颂的是新的德国、新的帝国，以及新的元首。弗里茨·斯托克（Fritz Sotke）幻想自己代表德国人民，在1934年向希特勒写了一首诗：
带领我们回到故乡吧！
即使前路充满荆棘，
越过艰难险阻，
穿越千山万水，
我们誓死相随。
为了你的需要，
我们毫无保留，倾其所有，
只因有信。
指天誓日，
绝无二心，
至死方休，
此乃我等存在的真义。[93]
这些诗一般都吵吵嚷嚷、要死要活，将牺牲和殉道的纳粹神话上升为德意志民族的普遍原则。 [94]
写下这些东西的人尽是些文学界的无名小卒。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风靡德国的文学和艺术运动之一是表现主义。表现主义者多数是左派人物，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剧作家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从1933年开始就为纳粹政权效力，后来还成了帝国文学协会的主席，手中权力很大。[95]表现主义推崇的价值和纳粹价值在表面上确有几分相似，比如二者都推崇情绪化的自我表达和青年人的美德，反对工业社会的罪恶和资产阶级的腐朽，都想在一次反智运动中重塑人类的精神。不过表现主义也有和纳粹主义截然相反之处。它拒绝自然主义，主张心灵之间直接进行情感交流，通常避免以现实的风格描绘外在世界。极端的表现主义因其非传统的表达方式为纳粹文化机构所不容。以作家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为例，他是从表现主义转向纳粹主义的最著名人物。作为诗人他在20年代已经声名卓著，后来弃文从医，走上了种族卫生学的道路。
贝恩把纳粹党上台视为实践优生学纲领的好机会。他以前是不碰政治的，此时他却宣誓向新生的帝国效忠。他积极地迫害学院的异见作家。当他为此受到著名流亡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曼质问之时，他回答说，只有留在德国的人才能理解第三帝国的到来使德国文学释放出的巨大创造力。[96]贝恩的诗作尽管纯粹、高雅、超拔世俗，却是在赞美纳粹政权唤醒了人们对德意志的本性和乡村生活的信念。在贝恩眼里，希特勒是让德国重获尊严和荣耀的伟人。然而在学院的第一轮清洗之后，贝恩很快就失去了纳粹政权的欢心。当纳粹分子开始向表现主义音乐、艺术以及文学开炮时，贝恩还想为后者辩护，进一步得罪了纳粹。为了拍纳粹的马屁，他赞美雅利安人，反对自由主义，推崇原始冲动，遭到了其他人的批评，认为他没有爱国精神、聪明过头、不通情理且道德败坏。他的一个批评者告诉他，“如果有人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堕落艺术的精髓，你就是头一个。”他的诗作《肉体》《妓女的远征》和《梅毒之舞》证明了这一点。[97]1938年3月，贝恩被帝国文学协会开除。在被禁止出版诗作之前，1937年7月贝恩在战争部找到了一个职位。1934年1月贝恩写道：“就现在的形势来看，以后蔑视新政权的书将很难出版。”当他自己的书由于审美精神不符合纳粹的文化要求而被归入此类时，贝恩没有做出任何回应。[98]
鲁道夫·迪岑和戈特弗里德·贝恩的遭遇显示，纳粹政权控制文学作品创作的方式多种多样。加入帝国文学协会不仅是所有作家、诗人、电影编剧、剧作家、文艺批评者和翻译家的义务，就连出版社（包括科学、学术或者技术著作出版）、新书或二手书商、出借图书的图书馆以及一切和书籍流通有关的从业人员都必须加入协会。犹太人和政治上有前科的则被排除在外。协助审查工作的各式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不可胜数，其审查行为基于希特勒在1933年2月4日就职后立即签发的一个法令。该法令授予警察没收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书籍的权力。有了这件强大的武器，审查机构就不再需要1933年2月28日《国会纵火案法令》赋予的额外权力了。除此之外，《刑法》很早之前就包含了没收和查禁“危险”书籍的条例，而消灭所谓“肮脏和垃圾文学”的司法传统更是源远流长。[99]
不久，图书馆和书店遭到突击检查，警察、盖世太保、内政部、法院、地方权力机构和莱比锡的肮脏和垃圾文学最高审查局的人相继闯入。希特勒青年团、褐衫军以及纳粹学生组织时刻准备着消灭犹太人、和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权利受限作者的书籍。罗森博格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也参与其中，还有负责审查党内出版物的纳粹官方审查委员会。到了1933年12月，差不多已经有超过1000种出版物被这些机构查禁。在1933年5月10日大学城焚书运动之后，一本图书贸易杂志放出了一份文学领域的黑名单，其中包括139位作者和300本书，随后又放出一份政治领域的黑名单，包含68位作者和120本书，其他领域的名单接踵而至。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德语书籍，包括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司各特的《艾凡赫》（Ivanhoe）在内的一系列外国作品也被查禁。作者是犹太人的、论述犹太人问题的，甚至连只是包含某个犹太人角色的书都被统统查禁。未遭封杀的外国作家包括“血与土”式的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社会批评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创造了文学人物霍拉肖·霍恩布洛尔（Horatio Hornblower）船长的短篇冒险小说作家福里斯特（Cecil Scott Forester）。种类繁多的审查机构职能重叠，容易引发混乱，这可能使那些爱好精简的人感到厌烦；然而，它们的存在的确可以达到多次清除“有害”图书的效果。[100]仅仅在1934年这一年，多达40个审查机构一共查禁了4100本种类各异的书籍。[101]在第三帝国成立的第二年到第三年期间，犹太作家的作品几乎从公共书架上消失，犹太诗人海涅被斥为德国真诗人的拙劣模仿者。纳粹政权要求对歌德和席勒等非犹太人的经典作品做出的解读必须符合官方意识形态。易引起麻烦的犹太戏剧，比如莱辛的《弥敦道的智者》（Nathan der Weise），被禁止在剧场上演。[102]
控制剧院相对来说比控制书籍容易，因为所有的演出都是公共活动。1934年5月15日通过的《剧场法》（Theatre Law）赋予戈培尔审批剧院执照和演出许可的权力，包括各类业余戏剧协会也在他的管控之下，同时限制了警局等机构的相关权力。德国戏剧协会负责向演员、导演、舞台和剧院发放从业资格证，清除犹太人和政治嫌疑人士。协会主席、德国文学和艺术剧院主任赖纳·施洛瑟（Rainer Schl?sser）下令，剧院节目名单中的德语节目比例不得低于4/5，新节目上映前必须接受审查。更具争议的是，德国戏剧协会还干扰甚至关闭了一些业余剧院，以保护因大萧条影响仍然人员不足的专业剧院的经济利益。地方戏剧协会的投诉像潮水一般涌向宣传部，迫使其于1935年5月撤销了德国戏剧协会的命令。[103]戈培尔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小心翼翼地开展文化革命，以免政治正确扼杀了大众的娱乐需求。德国的剧院仍在提供高质量的经典演出，不为政府所容的人得以在这里找到庇护之所，认为至少在这里德国文化仍然能够存活甚至蓬勃发展。1945年之后，知名演员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v Gründgens）宣布自己的剧院像其他剧院一样是第三帝国野蛮世界中的文化孤岛。不过，他自己却住在一座先前属于犹太人的、后来被雅利安化了的别墅，和赫尔曼·格林夫妇保持着亲密关系。慕尼黑协会剧场等机构并没有纯粹沦为纳粹主义的宣传工具，它们工作人员中的纳粹党徒数量一直很低。[104]但也并不是所有剧场都能抵制同化的压力。如慕尼黑协会剧院所有节目中仅有5%—8%称得上公开宣传或暗含纳粹思想，但在杜塞尔多夫剧场这一比例则高达29%。一项对柏林、吕贝克（Lübeck）及波鸿（Bochum）的4家剧院进行的研究表明，4家剧院于1933—1945年间上映的309种节目中仅有8%含有纳粹思想。然而，即使是最不合作的剧场也不能上演新编的、激进的、批判性的或是被纳粹政权明令禁止的戏剧。他们必须至少在表面上服从纳粹当局的指示，例如在节目的语言和形式上或者与剧院和慕尼黑党首们的关系方面服从政府。这些剧院埋首于经典剧目之中以逃避现实。戈培尔从未反对这种逃避，他心里很清楚，要允许人们暂时逃离无穷无尽的政治动员和宣传会，这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