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允许主流剧院上映经典剧目，甚至包括莎士比亚作品等主题是暴政和造反的剧目（不过《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很讨纳粹文化机构的欢心）。但戈培尔在另一领域没有放慢自己的步伐，那就是创制一种真正的纳粹形式的戏剧，称为“纳粹戏剧”（Thingspiel）或者“会演”（meeting-play）。这类戏剧曾经在第三帝国初期流行过一段时间，通常在专门修建的开放剧院中演出，基于专门创作的政治性的和伪北欧剧本，剧中的一些仪式化表演生动展现了纳粹主义的英雄崇拜和牺牲崇拜，还包括观众互动环节、演讲朗诵等魏玛时期的共产主义工人剧院运动中的元素。戏剧采用的一些技巧和表现主义戏剧的革命性创新联系紧密，连戈培尔都对这些技巧非常满意。不过，尽管建了超过40个所谓纳粹剧场，搞了数百场演出，但无论是在引领潮流还是带来丰厚收益上，这种新形式戏剧都很难说取得了成功。戈培尔在1935年10月禁止将剧场和党联系起来，在1936年又宣布禁止演讲朗诵。他的做法基本宣告了新形式戏剧的死亡。运动迅速沉寂了下去，之后再也没能恢复。[106]
戈培尔认为戏剧家、小说家等各类作家都应该以把握新时代的内在精神为目标，而不只是注重它的外在表现形式。[107]其实戈培尔的话至少还给艺术创作留下了一点辗转腾挪的空间。因为德国有一个热爱购书和渴望阅读的群体，他们仍然渴望看到新的作品，如果一个作者能够小心应对，避免冒犯纳粹主义，他/她依旧可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但不容否认的是，德国30年代的各类畅销书内容都围绕着纳粹主义关心的主题展开。库尼·特雷梅—埃格特（Kuni Tremel-Eggert）的小说《巴卜》（Barb）发表于1933年，十年之内卖出了75万册，但其内容仅仅是在以小说的形式教条性地重复纳粹妇女地位学说。这个时期最成功的作家当属保罗·塞莱斯廷·埃蒂希霍费尔（Paul Coelestin Ettighofer），他的《凡尔登，最高审判》（Verdun. Das gro?e Gericht）在1936年到1940年期间卖出了33万册。埃蒂希霍费尔的小说是对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有关现实灰暗描述的回应。埃蒂希霍费尔的小说崇尚战斗，并且充满了对前线战士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描写，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卡尔·阿洛伊斯·申辛格（Karl Aloys Schenzinger）发表于1932年的小说《希特勒青年旗帜引导我们前进》（Hitlerjunge Quex）更加纳粹化，到1940年小说已经售出24.4万册，改编的电影对该作的销量可能颇有助益。在所有“血与土”式的小说中，特奥多尔·科尔格（Theodor Kr?ger）的《遗忘的村庄》（Das vergesseneDorf）从1934到1939年共售出32.5万册，而戈特弗里德·罗特哈克（Gottfried Rothacker）的《边境的村庄》（Das Dorf an derGrenze）从1936到1940年共售出20万册。有些特别畅销的书比如汉斯·佐伯莱茵（Hans Z?berlein）的《来自良心的命令》（Der Befehl des Gewissens）在1936年出版，到1943年已经售出了48万册，其表达的恶毒反犹主义立场比起希特勒来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书中经常出现“害虫”等生物专业词汇，这使读者不禁产生联想，对付犹太人似乎只能采取种族灭绝这一方法。在其他一些畅销小说被查禁之后，这样的作品便不必再面对以往那么激烈的竞争。[108]
此外，就报纸和杂志而言，一些政治意味十足的小说和历史类作品往往受惠于纳粹组织的大量订单。由于纳粹宣传工作极力鼓吹这样的作品，它们想卖得不好都难。纳粹党还通过举办带有宣传意味的书展来表达自己对书籍的要求，比如从1934年开始每年举办的德国图书周。1935年图书周的一位组织者声称，“10月末，6000万人会在书展的号角声中行动起来。”这些“精神动员”可以在“精神方面武装群众，为群众注入内在的战斗精神”。[109]帝国文学协会副主席站在写着“书籍：精神之刃”的横幅下，宣称“书籍即是武器。武器应该掌握在战士手里。谁为德国而战，谁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110]
但是在其他文化领域中，戈培尔清楚地知道娱乐对人们的重要性。娱乐可以提高人民对政权的满意度，并使他们把关注焦点从现实问题上移开。戈培尔成功抵制了罗森博格“意识形态小说优先”的主张。从1936年开始，图书畅销榜便长期被政治意味并不浓厚的流行小说占据。海因里希·施珀尔（Heinrich Spoerl）的喜剧小说十分流行，比如《火钳酒》（Die Feuerzangenbowle）在1933年到1944年之间售出了56.5万册。这些喜剧小说嘲笑魏玛时期的“小人物”，讽刺他们无力适应伟大的第三帝国新时代。
另外，受众更多的是申辛格介绍现代发明、科学发现和工业发展的科学小说。科学小说的存在平衡了所谓“血与土”小说引发的大量乡愁情绪。申辛格的《苯胺》（Anilin）是第三帝国时期最流行的小说，从1937年到1944年一共卖出了92万册。接下来他还写了一部《金属》（Metall），1939年至1943年间共卖出54万册。对于国外作品，只要其主题不明显和党的思想相左，纳粹当局一般也允许其继续出售。特吕格弗·居尔布兰森（Trygve Gulbranssen）的浪漫小说《森林永远在歌唱》（Und ewig singen die W?lder）和《比安戴尔的遗产》（Das Erbe von Bj?rndal）分别在1934年和1936年出版。到第三帝国末期两部小说均已卖出超过50万册。而另一本畅销全世界的小说，即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在德国于1937年出版之后，最初四年就一共有30万人购买，这部小说只是30年代间德国引进的各类美国文化产品中最受欢迎的一例。[111]一些1914年之前发表且为纳粹所接受的作品仍能卖出数十万的销量。它们向那些渴望回到过去的人提供了一种想象：回到安定理智的年代。同样受欢迎的是知名作家卡尔·迈（Karl May）的作品，他在世纪之交描绘“狂野西部”的故事集在纳粹得势之前就已经在鼓吹纳粹价值。这些小说深受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许多忠诚纳粹党徒的喜爱。[112]普通德国人并不热衷于纳粹文学，相反，他们会选择自己爱读的作品。从30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德国小说都和纳粹主义无关。纳粹当局确实想用自身价值锻造新人类，但是其结果和它在其他文化领域的所作所为一样收效甚微。[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