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音乐政策既混乱又不合理，对不合法音乐的定义通常非常随便，接受或拒绝往往都是拍脑门决定的。这一点可以从口琴的历史看出。20年代德国的口琴生产领先世界。到了20年代中后期，德国口琴出口占了世界出口总量的88%。位于施瓦本（Swabia）特罗辛根（Trossingen）小镇上的霍纳公司（Hohner company）在这个时期每年能生产2000万至2200万个口琴，比世界总量的一半还多。几乎所有口琴都销往美国。这时许多市场都已经基本饱和了，对口琴的市场需求也随着经济危机逐渐缩减。这样，公司就必须依靠在国内提振内需来渡过难关。但是，保守的古典主义音乐非常瞧不起口琴这种乐器，认为它业余且粗陋。1931年，保守人士在1931年从普鲁士的学校课堂上成功驱逐了口琴。霍纳家族迅速以美式广告展开反击。他们拍了一组德国重量级拳击手马克斯·施姆林（Max Schmeling）吹口琴的照片，借以让音乐界相信口琴不带有任何破坏性。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尽管霍纳并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但还是选择入党，想借此提高影响力，宣传口琴是德国民俗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风俗淳朴的老百姓喜爱，而且很适合褐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在营火堆旁互相交流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时吹奏。[230]霍纳的策略没有收到效果。民俗音乐在电台的广播时间只占2.5%。帝国音乐协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保守派把持，他们认为口琴是现代乐器，并非德国传统所有，还指出口琴被用来演奏爵士乐，充分证明这种乐器不合适。希特勒青年团禁掉了口琴社团，只允许个人吹奏口琴。从长远看，未来政府很可能会全面禁止口琴。但最终似乎没人知道该把口琴归为哪种乐器，甚至可能根本没人关心。霍纳和他的公司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甚至还在家乡特罗辛根开设了一所口琴学校。不过霍纳希望口琴能和传统乐器平起平坐的愿望却落空了。审查、控制和内部斗争使音乐世界陷入僵局。到头来，就连口琴这种小乐器都无法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得到明确归类。[231]
Ⅴ
在所有现代政权中，第三帝国是最明确地以其艺术和大众文化定义自己的政权。在各种演讲中，希特勒对艺术和文化的关注完全超过了20世纪的其他独裁者。[232]当然，纳粹德国从法西斯意大利那里学到了不少仪式和符号；通过规训把许多作为个体的人打造成一个整体也是斯大林统治苏联和弗朗哥统治西班牙的特征。这些政权都把艺术当成宣传工具，试图消灭所有创新性异见。它们摧毁了现代艺术中复杂和精英化的方面，强制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采用风格简单、易于为大众接受的艺术形式。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和第三帝国的种族或民族现实主义颇为相似。从30年代各个政治团体发动的宣传攻势可以看出，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借助视觉和声音煽动大众的情绪诉求就已经成为有力的政治手段。所有的政治团体——甚至包括相对稳重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试图挑动群众情绪，他们相信，在这个人民至上的时代，过去的理性、言语、知识诉求已经不够用了。文化宣传在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都成了国家的统治工具。艺术家和作家天生都是个人主义的，而苏联和纳粹德国都不遗余力地打压个人主义，宣称只接受用于表达人民心声的艺术。两个国家的经验都表明音乐最难控制。像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Shostakovich）一类的作曲家仍在用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进行创作，尽管政府时不时地想要规训他们，在政治压力下，他们也会偶尔向政治主人的文化指示妥协。在建筑艺术上，特罗斯特、施佩尔等建筑艺术家崇尚的风格和当时风靡欧洲和美国的流行风格没有多少不同，除了规模更宏大。希特勒非常厌恶文化现代主义，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主要来源是未来主义者的艺术政治，态度比纳粹德国宽松得多。1934年，柏林举办了一场意大利未来主义作品展，激起了纳粹艺术评论家的敌意。虽然意大利艺术家的法西斯主义取向很明显，纳粹评论家仍然声称不愿再看到此类代表“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作品出现。不过，回过头来看施佩尔的建筑、布雷克尔的雕塑、埃克的音乐以及里芬施塔尔的电影，可以明显看出纳粹文化是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它无疑属于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开历史倒车。[233]这些都说明，第三帝国对文化和艺术的取向绝非独一无二。[234]
但是它确有特殊之处。当然，考虑到希特勒早年生活和野心，他对视觉艺术有独特兴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不同于相对宽容的戈培尔，希特勒一直对现代主义持批评态度。由于希特勒的态度，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形式从1937年开始就被强力打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主导了其他领域的文化政策。[235]在音乐方面，希特勒也就对瓦格纳有热情，对音乐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兴趣和理解，音乐的抽象使它很难按纳粹意识形态被归类为合适或不合适。即便是希特勒在30年代末对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产生的热情也不过是叶公好龙。虽然希特勒喜欢在深夜看老电影，还委任莱妮·里芬施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但他对电影业的干涉并不多。电影基本交给了戈培尔，广播和文学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戈培尔必须和很多人竞争，竞争对手以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为首。尽管内斗频仍，但戈培尔的宣传部在第三帝国初期——最迟也就是在1935年头几个月——已经取得了对文化事业的有效控制。那个时期的文化生活中各种复杂矛盾显而易见，总会出现一些纳粹当局处理起来感到犯难的案例，还有一些案例中的决定则似乎完全是随意的，事后看来，这些决定的后续发展会有很多可能。针对纳粹当局的文化独裁政策，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等众多文化工作者采取了各种对策，有的人在必要时选择全面妥协，有的人为了自己艺术的利益选择和当局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有的精神移民甚至完全沉默，这沉默并非都是受纳粹当局强迫。尽管许多人心怀恐惧，但第三帝国的正常文化生活并未完全消失。人们依然能够聆听贝多芬的音乐，在接受国家拨款的艺术馆内欣赏大师的画作，阅读古典文学，在某些地方还能够参加爵士乐俱乐部和舞会，看最新的摇摆舞表演。戈培尔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意识到人们需要从日常生活的各种麻烦里面逃出来，他也慷慨地允许他们这么做。[236]
虽然如此，第三帝国治下的艺术创作依然自上而下受到严格控制。正如堕落艺术展所显示的那样，美学考量和艺术标准只占纳粹文化政策的一小部分，政治和意识形态才是关键。纳粹分子管不了过去的艺术如何，但他们想要确保当下的艺术作品不违背纳粹基本价值，可能的话还要积极向党靠拢。纳粹文化政策的几大要义在于，推崇反犹主义并从文化生活中排除犹太人，突出军国主义，打压和平主义和社会批评，以及促使雅利安种族进步，压迫不能适应社会的人和弱者，重建“血与土”式农民生活的理想世界，摧毁个人独立创新，提倡非个人化的文化产品来满足国家和种族的集体所需。最主要的是，纳粹文化崇尚权力，这在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种族和政治歧视迫使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优秀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移民国外。留下来的或者被噤声，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迫妥协，或者是服务于纳粹的最高目标：让民族和国家为战争做好准备。[237]为达到这个目标，纳粹分子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把他们眼中的文化灌输给大众，向人民分发廉价收音机，在工厂举行音乐会，利用可移动的放映设施把电影传播到边远乡村，送市民去感受堕落艺术展中的恐怖作品等。在第三帝国治下，文化不再是精英特权；纳粹当局想让它渗透到德国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238]
结果，纳粹的文化政策和纳粹德国在其他领域施行的政策一样构成了整体的一部分，自然也像它们一样充满矛盾。从本质上讲，希特勒对艺术的欣赏和理解是政治化的，他视艺术为权力象征和宣传工具。戈培尔当然知道希特勒的这些想法，他在1935年6月17日说：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认为政治是最伟大和最高贵的艺术。就像雕刻家从冷冰冰的石头中凿出生命，画家用颜料制造生命，作曲家将僵死的旋律变成美妙的乐曲来表达天堂的美好一样，政治家给一盘散沙的大众带来生命。艺术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239]
纳粹当局将政治美学化，但也将艺术政治化。[240]“有人经常指责我们，”戈培尔说，“说我们使德国艺术沦为一种宣传行为，这话从何说起？难道宣传是一种别的东西可以‘沦为’的东西吗？难道根据我们的理解宣传不是一种艺术吗？”他还说，艺术和宣传是一回事，都是对民族的精神动员：
国家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政治学说，它还为所有公共事务提供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自然而然，我们的生活必须建立在这个世界观之上。我们希望，终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谈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已经成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可不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它必须用手实践，用心体会。人们必须在内心当中习惯这种行为方式，他们必须将它变成他们自己的处事态度。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意识到，一种源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意志已经崛起，这种文化意志系统地决定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迟早有一天，这种文化意志将使我们的时代精神复苏。[241]
在这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纳粹的徽章、符号、言语和概念渗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广播、报纸、杂志、雕塑、绘画、文学、诗歌、建筑、音乐和高级的文化形式日益受纳粹理念影响，或为纳粹所限制。日常文化也在劫难逃。在希特勒生日和就任总理纪念日等意识形态动员活动中，纳粹旗帜四处飘扬，卐字标记挂满街巷；而在这期间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样充斥着纳粹主义的原则和规训。根据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记载，从1935年开始纳粹当局就鼓励人们以伪日尔曼式的德语名命名月份。路易丝·索尔米茨对此兴奋不已，她立即在日记里开始使用Julmond，Brechmond等德语月份名，抛弃了传统的拉丁文月份名。[242]
广告和设计也开始引入纳粹符号，采用政府推行的纳粹风格。[243]国外广告机构被禁，当局采取措施保证海报和广告在灵感和风格上都遵循德国模式。对消费产品的推广要和艺术作品一样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244]日用品很快充满了政治色彩。早在1933年3月，眼尖的维克托·克伦佩雷尔便已经注意到在药房买的牙膏管上印有纳粹卐字标记。[245]没过多久，人们就可以买到带有卐字标记的蛋杯、发夹和茶具，给孩子赠送冲锋队队员玩具模型、能播放《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的音乐盒和一种字谜游戏“如何将下列字母正确排列，拼出伟大元首的名字：L，I，T，R，E，H”。[246]为满足军备需求，珍贵的钢铁资源被政府耗尽，20年代在包豪斯深受欢迎的管状钢铁家具出现供应短缺。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厂商开始用油漆木头制作家具，借助人工手段使其呈现出一种看似自然的风格，但其实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247]一些似乎与政治无涉的领域——比如风景画和园艺设计——也未能幸免：规则式园林和外国植物被统统清理，代之以基于德国本地物种的自然景观。[248]喜欢搜集香烟卡片的人现在可以把它们插在一本写着“为第三帝国而战”的册子里。能收集到的香烟卡片上画着各种希特勒肖像：希特勒和金发小孩（“元首的眼睛—父亲的眼睛”）、希特勒和技术、希特勒和兴登堡、希特勒和工人。[249]1937年，一份纳粹标志性杂志评论说：“是日常用品而不是伟大的个人作品塑造了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250]
政治的美学化制造了一种幻象，让人以为社会、经济以及民族问题能够用意志行为立马解决。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德国残酷的生活现实中移开。其实30年代初德国仍然在忍受严酷的经济危机。但是通过这种美学化，人们的目光转向想象和理想中的世界，对政府及其政策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一种生活在新世界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一切在本质上皆属幻象。在德国这样一个30年代已拥有发达工业文化的国家，这些幻象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某种伪古典复兴：“血与土”、古典艺术作品、传统有调音乐、大量坚实的公共建筑；但是创造这一切却有赖于最现代的技术，比如广播、电影、小说印刷、最新的建筑技术。这些技术对于乡村和小镇上的德国人来说都是新鲜玩意儿。最重要的是，宣传部推动纳粹文化是为了压制个人思想和感情，将德国人统一塑造成一个驯服听话的整体，就像里芬施塔尔电影《意志的胜利》所表现的那样。[251]不过，纳粹当局只能逐步实现这个目标，一部分原因在于最开始它的文化政策导向并不明确，一部分原因在于党内斗争；但是随着1937—1938年间的明显激进化，纳粹文化政策的方向终于清晰起来。这时候德国社会的所有意见形成机制都被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所掌控，经过一番整合，剔除了已经形成的和潜在的异议，被雅利安化，最终被置于意识形态、财政和行政控制之下。公共意见已经被有效铲除，不复存在；荧幕上的、电台里的、报纸杂志书籍上出现的“意见”和纳粹的主张别无二致。来自盖世太保以及地方行政机关的定期报告能让戈培尔、希姆莱等纳粹领导人掌握人民意见，也让宣传部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针对特定目标发动宣传攻势纠正人民的意见。纳粹的宣传和纳粹恐怖政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一起镇压公开异见，并推动大众支持政府。从这个角度讲，打造宣传部是纳粹当局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之一。[252]
纳粹宣传渗透得很深，几乎遍布德国大众媒体，影响了德国人写作和交谈使用的语言。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家乡德累斯顿整理了纳粹语言的档案：《第三帝国的语言》。他注意到，正常文明社会的贬义词在纳粹统治之下的感情色彩完全相反，比如，“狂热”“冷酷”“无情”“固执”“强硬”等词都是褒义的。德语成了一门“最”语言，纳粹当局干的每一件事都成了“最好的”和“最伟大的”，它的成就史无前例、独一无二、开创历史、无可比拟。政府的统计数据严重注水，根本不合理。决定总是“最终的”，改变总是“永久的”。克伦佩雷尔注意到，用在希特勒身上的词充满了宗教色彩；人民“信仰他”，他是“救赎者耶稣基督”“救世主”“神谕的化身”。他的精神存在于整个德国大地，第三帝国是德意志人的“永恒王国”，为它战死的人都是“圣徒”。各类纳粹机构以缩写和简称驯化自己的语言，使这些新词能够在平时脱口而出。也许最为关键的是，纳粹政权使德语充斥着战斗比喻：就业之战、生存斗争、文化战役。纳粹宣传机器令德语变得尖锐刺耳、咄咄逼人，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战争中的词汇被用在了日常生活中：语言也被纳粹动员起来为战争做准备了。[253]
如果语言塑造了情感，一个社会能够使用的词汇决定了它的思想范围，那么第三帝国就不仅是在消灭现实中的异议和反抗，更是在消灭思考中可能存在的异议和反抗。但是，多数德国人的思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已经成形，数百万天主教徒、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形成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灭。即使是1932—1933年间投票给希特勒的数百万德国人，恐怕也不会全盘支持纳粹意识形态。许多中产阶级投票给纳粹党主要是因为纳粹党在30年代初期竞选时对自己的执政纲领有意语焉不详。这些票多数是出于对其他党上台的忧虑，而非对纳粹党抱有什么积极期望。戈培尔的宣传机器虽然强大有力、手段高明、铺天盖地，但无法让德国人在第三帝国的美丽新世界里放弃长期坚持的价值和信念。而且人们很快就发现纳粹当局不厌其烦地要求他们支持党的政策和元首。“文化领域的政治活动发力过猛”，波茨坦地区的盖世太保在1934年8月报告，“对部分人来说已经是一种负担，他们要么抵制活动，要么搞破坏”。在纳粹当局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大规模群众组织的出现扼杀了地方文化的创造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实行领导原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什么都系统化了，什么都不能成就，因为成就总是出于个人创造。”[254]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4年10月，波茨坦地区的盖世太保又汇报称，在希特勒诞辰、全民公投、大选、劳动节等节日上，群众应政府要求对纳粹党表示支持，既是出于热情，也是出于恐惧，人们厌倦了日复一日的会议和游行。[255]戈培尔试图让广播、电影、文化和艺术中的宣传变得有趣，但人们却觉得它无聊透顶，因为个人创新被压制，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在审查机制下严重下降，纳粹提供的单调文化产品很快便使人们厌烦。甚至纽伦堡的纳粹集会都不再能够激励希特勒最狂热的支持者。1937年，社会民主党的特工以稍显夸张的乐观情绪向流亡布拉格的党中央报告：
头两三年纳粹分子的士气很高，群众在参加集会时依然会听元首讲话，因为元首讲话经常带来惊喜。当党的志愿军在火车站游行时，街上不无频繁地有成群结队的男女，尤其是年轻男女，向士兵们欢呼。现在这些都没了。时间久了，即使是最盛大的权力展示也变得无聊透顶。演讲尽是些多余的陈词滥调。以前支持希特勒的选民，现在已经不把纳粹党看成拯救者，而是视为无情镇压一切反对势力的全能组织。奉命前往纽伦堡的党组织在行进途中遭遇的是一片寂静。倒是不时有铁杆支持者喊出一句“万岁”，但是由于没人应和，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对于民众来说，这种宣传活动和其他事情一样，为的是让他们掏钱，此外别无目的。每次的情景都一样：举着旗子行进的军事方阵，人有时多有时少。人们也就看他们一眼，然后就各走各的路了。[256]
因此，戈培尔的宣传工作基本上是失败了，并没能在真正意义上长期维持对德国人民的精神动员。除了一小批纳粹狂热党徒之外，大部分德国人都只是被动服从。这就是戈培尔的所谓“成就”，一种他在1933年就极不满意的“成就”。[257]
当纳粹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内容重叠时，宣传工作最为有效。在部分受众和地区中，纳粹宣传要更为有效。保守派和民族主义主导的德国上层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和纳粹分子多有重叠，副总理弗兰茨·冯·巴本、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司法部长弗兰茨·居特纳和财政部长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LutzSchwerin von Krosigk）都在1933年自愿和纳粹党合作，且尽管对纳粹政策持保留意见，他们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仍一直在位。有一部分人，比如巴本，逐渐认识到纳粹分子在理念上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可能超过之前的预想。另一部分人，比如居特纳，在纳粹宣传和现实压力下越来越采取合作姿态。在德国中产阶级间，纳粹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大受欢迎，共产党激烈的革命口号“苏维埃德国”遭中产阶级厌恶，社会民主党长久以来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招中产阶级待见。比这更为普遍的是民族主义者对1919年和平协议的仇恨情绪，对经历魏玛时期的四分五裂之后急需以1914年的精神统一德国的信念，以及对如俾斯麦般的强力领袖的渴望。同样，反犹主义早在魏玛时期就已经在德国文化中泛滥，尽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对此并不买账；斯拉夫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观念几乎是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所有德国人的共识；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非洲黑人属于低等种族。
在这些领域，纳粹宣传借助已有的信念和价值，制造出了可能涵盖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新共识，尽管它涉及的每个领域都并未获得普遍的支持。而且，纳粹党操纵特定事件的高超技巧经常能够借助人们的恐惧心理和各种偏见使他们信服。比如，表面上看纳粹当局对1933年国会纵火案的解释并无说服力，并且被后来的审判公开证伪了，然而已对共产主义心怀恐惧的人们轻易就相信了范德吕伯烧掉国会大厦是因为他想发动革命的说法。同样的道理，“长刀之夜”中希特勒和戈林的命令导致的杀人案公然违反法律，然而德国的传统是把法律视作国家的造物，同时人们害怕褐衫军在谋划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这些因素使多数人认为希特勒的行动具有合法性。而且，纳粹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把希特勒塑造成了一个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所有的批评和不满都指向他的属下，人们在他身上寄托了各种不现实的希望和憧憬。希特勒成了高于党派、高于政治的领袖。对大多数德国人，包括数百万的天主教徒和工人阶级——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本会持强硬的反对态度——来说，希特勒是永远不会犯错的领袖。[258]
当纳粹宣传和根植已久的文化传统发生冲突时，它想要产生影响就远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这种宣传更适用于还没有对各种问题形成稳定见解的人群，也就是以年轻人为主。此外，不管宣传部吹得多么天花乱坠，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是有清楚的认识的。他们可以轻易看穿宣传部各种夸张的谎言。比如，宣传部声称要消灭阶级分化，重建一个团结的民族共同体，实现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但如果人们自身的生活水平相比于一穷二白的30年代早期没有丝毫好转，这些宣传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宣传效果要好，必须要说得和事实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在经济和外交这种具体事务上。如果经济开始复苏，国家地位得到提升，那么人民就会更加支持他们的政府，也会更加相信政府的目标。否则人们就会对它的宣传和政策发出质疑。[259]然而，正如纳粹党徒所言，时间站在他们那边。把纳粹意识形态注入所有德国人的思想和行动之中，并不仅仅依赖当下的宣传力度和宣传手段。从长远看，改造教育系统会塑造出年轻的新一代德国人，他们除了纳粹价值之外将一无所知。不过，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都被全部剿灭之后，有一个领域仍然可以容纳非纳粹价值，那就是宗教。为了政治上的便利和出于谨慎的考虑，1933年，纳粹暂时停止了对教会及其相关世俗机构的攻击。不过，一旦它变得更加自信，就开始将魔爪伸向基督教，设法将基督教改造得更适合新生的德国；若改造不了，就将其连根铲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