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纳粹党人痛恨德国内部的宗教分裂。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世俗领域完成了整合，类似地，在信仰问题上他们也想创造一个由单一的国家教会主导的全国性宗教。纳粹分子认为，魏玛共和国时期加剧了德国的宗教分裂问题。各个教派在教育、福利、种间婚姻以及忏悔仪式等问题上的意见严重分歧，统一的国家意志不复存在。[1]而在纳粹分子看来，德国福音教会（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是在宗教上统一德国人民的最理想工具。福音教会在19世纪早期统一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它和天主教会不同，不服从教宗等德国之外的任何世界性权威。在政治上福音教会极度保守。俾斯麦主政德国期间，它是政府的左膀右臂；普鲁士国王既是德皇，又是普鲁士福音教会的领袖，他公开表示希望福音教会向体制效忠。德国民族主义者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个新教国家，这一信念在数十年间以各种形式得到了体现，比如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曾经镇压天主教徒，1914年德军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时十分仇视天主教神父，德国的新教教士甚至认为一战是针对比、法天主教和俄国东正教进行的一次圣战。很明显，民族主义和新教在意识形态上密不可分，互为表里。[2]
在德国主流的新教传统影响下，集爱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宗教虔诚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是柏林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ller）。尼莫拉出生于1892年，父亲是路德宗牧师，但他却受洗成为加尔文宗。尼莫拉后来成了海军军官，一战中在一艘潜艇上服役，自1918年6月开始担任某潜艇艇长。他的战争回忆录虽然不是大师级的文学作品，但散发着类似于恩斯特·荣格尔在《战地》（In Stahlgewittern）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情绪，疯狂地庆祝敌人商船的沉没。1918年11月底，当尼莫拉的潜艇在基尔靠岸时，他从广播中得知了战争结束和王朝垮台的消息。他后来说，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祖国的陌生人”，“对于一个反对‘革命’阴谋的爱国主义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屈辱的时刻”。[3]尼莫拉战后在一个农场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让他确信整个国家到处都是精神危机，他必须站出来发挥作用，拯救国家。于是他开始在威斯特法伦接受牧师训练。此后尼莫拉积极参与德国国家人民党学生联盟，支持1920年3月阴谋颠覆魏玛共和未遂的卡普政变，并帮助组建了一支750人、成员都是学生的自由军团，与该地区的左翼势力组织的红军战斗。之后他又加入了另一支极右派准军事组织埃舍里希军团（Organization Escherich）。法军占领鲁尔区时，激进民族主义分子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在杜塞尔多夫被射杀。1923年，尼莫拉和他的兄弟担任了施拉格特的抬棺人。[4]尼莫拉无疑反对魏玛共和国和1919年的和平协议。然而他给民族复兴开的药方既是政治性的，也是精神性的。在1923年的通货膨胀中，他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接受了一个政府资助的紧急就业计划，去当了一名铁路工人领班。之后，他加入了新教教会的社会福利分支使命部。在此期间他了解了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大量问题，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与整个德国的新教群体建立了联系。1931年，他成为柏林达勒姆（Dahlem）别墅区的三号牧师。尼莫拉不仅和该地区住在豪华大别墅的富人精英阶层关系良好，而且关心处于社会下层的雇工和工人群体。他既是个坚定的右翼分子，又带有民粹主义倾向，这种人特别容易被纳粹集团吸引。1933年3月，尼莫拉投了希特勒的票。早在1931年他就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呼吁一位新的民族领袖出来承担大任。1933年他认为这个领袖已经出现了，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尼莫拉在这段时间的布道响应了纳粹党的号召，呼吁建立一个团结积极的基督教来克服困扰德国多年的宗教分裂问题。他还附和纳粹分子，声称犹太人在魏玛时期影响力太大。1935年，尼莫拉在布道中痛斥犹太人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恶劣影响，他认为这都是因为自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就加诸犹太人头上的诅咒。[5]
尼莫拉这样的民族主义新教徒视马克思主义为敌，包括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尼莫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从19世纪末开始便在使工人阶级去基督教化。[6]路德宗主教特奥菲尔·武尔姆（Theophil Wurm）等许多知名新教徒都把第三帝国的崛起看作最终扭转去基督教化趋势的机会。纳粹党纲第24条称纳粹运动是“积极的基督教”运动，宣布要对抗“犹太唯物主义”。在第三帝国建立的头几个月，许多狂热的新教牧师为魏玛时期没有受洗的孩子组织了大规模的受洗弥撒，还为当时只举行了世俗婚礼的褐衫军成员和他们的新娘组织了婚礼弥撒。[7]当时德国新教徒总人数约4000万，几乎占了德国全部人口的2/3，为纳粹党30年代早期几次胜选提供了最广泛和最坚定的支持。大部分投纳粹党票的人以前都支持当时著名的新教政党国家人民党。纳粹党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1933年，他们为马丁·路德450周年诞辰举办了大型庆祝仪式。纳粹分子篡改了路德的事迹，把他变成了纳粹主义的先驱。[8]一些纳粹炮制的所谓宗教复兴节日，比如1933年3月为强调新教传统和普鲁士传统和谐共生、在加里森教堂（Garrison church）精心策划的波茨坦日，对许多新教徒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9]
鉴于上述诸原因，尤其考虑到长期的国家管控，1933年政府出重拳使福音教会纳粹化就不足为奇了。希特勒似乎志在将福音教会改造成一种新国教，以执行纳粹当局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新政策，最终把天主教徒也吸引过来为纳粹理念奋斗。[10]在纳粹党人的计划之中，改造任务将主要由德意志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完成，这是一个由牧师阶层里的纳粹支持者于1932年5月成立的压力集团。它可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众团体，到了30年代中期，它在福音教会中有约60万名支持者。早在1932年11月，他们在普鲁士教会的选举中就已经赢得了1/3的席位。这次选举胜利使他们有可能接管整个教会；1933年4月初，他们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目标。他们想像纳粹通过整合各联邦州来使联邦制的德国实现集权一样，废除福音教会下的联邦结构，用听命于纳粹政府的帝国教会取代28个独立自主的地方教会。在希特勒的公开支持下，帝国教会成立了。最开始多数人支持弗里茨·冯·博德尔施文格（Fritz von Bodelschwingh）担任帝国主教。他上任没几周便被赶下台，纳粹提名的路德维希·米勒（Ludwig Müller）被任命为新的主教。国教得到了戈培尔宣传部和一些报纸的大力支持，在1933年7月23日的教会选举中，德意志基督徒大获全胜。[11]
这一系列行动使与纳粹主义走得很近的新教徒如日中天。在纳粹夺权之前，他们已经公开宣布，抵制“德国的犹太使团”、拒斥“普世基督教精神”、反对“种族混合”是他们建立“适合日耳曼种族的基督信仰”使命的一部分。[12]这些观点在新教牧师和神学家阶层中获得了广泛支持。1933年4月希特勒生日当天，巴伐利亚新教教会在教堂大楼插上旗帜以示祝贺。到了那年夏天，会众已经对德意志基督徒派牧师为冲锋队甚至党卫队而不是信徒布道见怪不怪，并为冲锋队的旗帜等标志献礼。冲锋队参加布道时身穿制服，明显为福音教会的谨慎增添了威吓的元素。然而，德意志基督徒绝对不是胆小的机会主义者；相反，他们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象征着德国新教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认同达到了顶峰。他们热情地在教堂上悬挂纳粹卐字旗帜，把纳粹标志刻在教堂的钟上，举行各种仪式庆祝新教信仰和第三帝国的合作关系。[13]
推动纳粹当局整合新教教会的一个因素是律师奥古斯特·雅格（August J?ger）担任普鲁士福音教会的行政长官。雅格声称希特勒正在完成路德开创的事业，他们都是在“为拯救德意志种族而共同奋斗”。他认为耶稣代表了“饱受退化威胁但仍然十分优秀的日耳曼种族”。[14]为遵守“领袖原则”，雅格解散了普鲁士教会之下所有的选举机构，将现有官员都换成德意志基督徒成员。同时，在一队冲锋队的协助之下，帝国主教路德维希·米勒接管了福音教会的总会。到了1933年9月，帝国教会内部日益要求解雇所有在教会任职的犹太人。[15]这些压力多来自普通牧师，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多出自德国中下阶层，或来自非学者家庭。参加战争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还有一些是种族意识强烈的牧师，他们来自德国东部边境，将新教视为德国文化，反对波兰人的天主教和俄国人的东正教。他们渴望一个勇于战斗的教会，以激进的方式传播福音，希望教会能为传教而长期奋斗，教会成员能为耶稣和祖国而战，吃苦耐劳、意志坚强、决不妥协。这种好战的基督教尤其吸引年轻人，他们看不上从事慈善福利活动和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化宗教团体，也憎恶传统牧师强调的基于基督受难和转世的原罪和忏悔。他们要求基督应该成为此时此地的德国人的英雄模范。他们认为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拯救者，他会使社会重新基督教化，令整个德意志民族再度觉醒。[16]
Ⅱ
1933年11月13日，为庆祝他们在新教内部获得的胜利，2万名德意志基督徒成员在柏林体育宫集会，要求开除没有支持新政权的牧师。在这次集会中，地方教会官员赖因霍尔德·克劳泽（Reinhold Krause）呼吁把犹太人的《旧约》从《圣经》中删去，清理掉《新约》中的“拉比保罗的劣等神学”。他说基督的精神和日耳曼人的精神最为接近，十字架是犹太人的标志，第三帝国不会接受。[17]但克劳泽的演讲并非无人反对。尽管新教牧师在政治上都是保守派，但其中很大一批人相信是宗教而不是种族决定了人的信仰归属。他们渐渐开始担心教会的快速纳粹化最后会使他们失掉自主权。1933年4月，27岁的柏林神学家迪特里希·邦赫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发声，为犹太皈依者的平等地位辩护。在教会选举中，他参与了抵制德意志基督徒的活动，尽管以失败告终。此后牧师中的反对派迅速抱团，召开地方会议。这些人之中就有马丁·尼莫拉。尽管尼莫拉非常欣赏纳粹政权，但他现在认为教会的种族主义政治化威胁到他对新教传统的理解。1933年9月11日，他和一群同仁创建了牧师紧急救助联盟，由邦赫费尔和自己担任负责人。紧急救助联盟在1933年末获得了近6000名牧师的支持。拥有自主权的一些教区组织在这场抗议中得以重建，坚拒被整合在集权的国教名下。[18]
反抗运动由具有学术背景的中产阶级牧师发起，并逐渐壮大起来。柏林的教区牧师加入了反抗行列，其中1/4的核心团体都出自神学家家庭或牧师家庭；对他们来说，虽然战争经历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宗教价值仍然是第一位的。他们之中只有5%是纳粹党员，这和柏林德意志基督徒中的40%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参与抗议的牧师来自普鲁士中部省份，那里离种族冲突激烈的边境地区相对遥远。他们拒绝德意志基督徒缺乏文本基础的神学创新。反抗运动首先从圣经学习小组开始。与男性人数居多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相比，圣经学习小组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反抗者的基本信念来自一种虔诚的圣经原教旨主义这一立场挡住了少数自由派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牧师，使他们与这场运动划清界限。[19]
帝国主教米勒想要搞垮反抗运动。他禁止其他人在布道中谈及争议，出于整肃异见分子，并将成员数量超过100万的新教青年组织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同时为示公正，他公开宣布脱离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牧师中的反抗群体抗拒他的指令，在讲道坛上公开反对“基督教纳粹化”。他们干脆抛弃了所谓帝国教会，成立了一个与之对抗的组织：认信教会（ConfessingChurch）。在1934年5月的巴冕会议上，认信教会公开了自己的教会准则。准则基于神学家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的学说，反对“雅利安人条款”，表达了对《圣经》的信仰。巴尔特是个瑞士人，居住在波恩，但不久便被迫离开德国回到祖国。他在瑞士继续写作，鼓励新教徒抵制政府干涉，回归基于《圣经》的、更纯粹的宗教。他的教诲对信徒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
由于这些事件，德国大主教米勒不得不在体育宫集会之后将克劳泽解职，并放弃了一些镇压反抗的强制措施。这使德国的基督教运动陷入无序状态，内部纷争持续了一年多。1934年11月22日，认信教会建立了一个中央机构“德国福音教会临时管理会”，米勒的主教地位很快变得无足轻重。[21]一个加入了认信教会的牧师声称：“掌权的人成天谈论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自我；再也没有人讨论对上帝的恐惧，这样看来第三帝国时日无多了。”一个弗兰肯牧师在星期日布道时说：“基督徒不可能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基督徒。”马丁·尼莫拉也进行了一系列布道，直白地表达了对纳粹当局的敌意。在达勒姆教区人头攒动的集会上（至少有一次人数高达1500人），尼莫拉公开点名戈培尔、罗森博格和居特纳，要他们为监禁拒绝服从的牧师负责，并念出了被关押和被禁言牧师的名字；在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四周年的纪念日上，尼莫拉在布道中讲了使徒保罗遭到监禁的故事，并带头为失业的非雅利安人祈祷。盖世太保忧心忡忡地记录道，1935年11月9日啤酒馆政变纪念日当天，波茨坦地区有242个教堂没有挂出纳粹卐字标志。[22]有一个布道者声称，政治统治者来了又去了，只有上帝永恒。盖世太保还说，这类布道集会里全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敌人：“无法适应时代的老军官”、大地主、共济会成员，“甚至还有一些突然发现自己内心想去教堂的前共产党员”。[23]还有一份盖世太保报告提到一首在马堡地区广泛流传的歌：
我们曾经是共产党人、
钢盔老兵和社民党人，
现在我们是认信教会的教徒，
我们联合起来反抗纳粹党。[24]
认信教会正在聚集起所有的反对势力，纳粹政权似乎确实面临着威胁。[25]
但是，认信教会从未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的新教教会那样成为反对力量的中心。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仍然认为宗教事务太过敏感，没有强力支持米勒的政策。比如，雅格曾经试图将路德宗牧师武尔姆和迈泽尔解职，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少党内知名人士也参与其中，还惹恼了符腾堡和弗兰肯支持纳粹政权的农民群体。两名牧师最后官复原职。[26]这样一来，纳粹领导人不得不放弃从内部整合福音教会，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因而失败。而且，许多认信教会的领导人坚决表示他们忠于第三帝国，称他们的行动不带有政治目的。即使是在斗争激烈的1934年，认信教会的激进思想家迪特里希·邦赫费尔还出人意料地批评了尼莫拉：“尼莫拉这样天真的空想家仍然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邦赫费尔认为，教会里没有多少人敢真的和纳粹主义对着干。[27]无论如何，到了1937年，新教教会或者和德意志基督徒与认信教会分歧严重（例如在柏林、威斯特法伦和莱茵兰［Rhineland］等地），或者仍被德意志基督徒把持（例如在北德的大部分地区）。许多普通的新教徒厌倦了激烈的内斗，不愿卷入教会事务。对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来说，圣经原教旨主义和纳粹化的基督教都一样让人厌恶。[28]
而且，引发内斗的首要原因是德意志基督徒要求把种族意义上不属于雅利安族裔的人逐出教会。认信教会的牧师并非在原则上拒绝一切反犹主义，他们的反犹主义是另一种形式。这些牧师认为，受洗的犹太人按定义就不再是犹太人了，他们并不关心没有受洗的犹太人。1935年，尼莫拉本人公开宣布，犹太人将永世受到诅咒，因为是他们使得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不过他又用这一观点呼吁第三帝国停止迫害犹太人：既然上帝已经审判了犹太人，那么人类就不能再横加干预以泄私愤，耶稣不是告诉基督徒要爱自己的敌人吗？尼莫拉试图以这种方式用纳粹的观点反驳纳粹。他声称，犹太人太为自己的种族身份自豪了，自诩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致忽视了基督的福音；现在德国人也滋生了同样的种族自豪心理，这有可能让我们和犹太人一样受到永世诅咒。回过头来想，尼莫拉的观点可能是反犹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有着完全不同的实际效果。[29]为犹太孩子施洗或者依照《旧约》进行布道的牧师被德意志基督徒污蔑为“犹太牧师”，饱受侮辱和谩骂。在20世纪30年代，德意志基督徒和认信教会泾渭分明、势同水火。[30]
作为国家机构，德国福音教会必须执行1933年的雅利安人条款，因此裁撤了8位牧师，另外11名因为曾参加一战而得到豁免。数十年来，福音教会致力于让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现在这些做法在教会内部激起的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并引起一些地方牧师的强烈仇视，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认信教会的成立。许多新教的非神职人员也为德意志基督徒张扬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感到担忧。1933年3月，妻子是犹太人的小说家、诗人和广播员约亨·克莱珀就对纳粹的反犹主义颇有微词。他在日记中写道，“民族革命”除了制造出了近似“大屠杀的恐怖氛围”之外一事无成。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克莱珀认为反犹主义绝对不是基督教思想的一部分，相反它是对基督教圣经传统的否定。“我不是反犹主义者，”他写道，“因为信上帝的人不可能是。我也不是犹太主义者，因为信上帝的人不可能是——但是我相信上帝神秘不可知，我相信他通过犹太人得到显现。因此，教会对目前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这让我感到痛苦。”[31]
但是，有组织地抵制德意志基督徒的人却优柔寡断。甚至连尼莫拉也主张在非雅利安人牧师的问题上保持“克制”。[32]人们普遍怀着“怪谁也不能怪希特勒”的想法，一位认信教会牧师批评教会的领袖原则，称上帝已经赐给了他们一位元首，应当为这些麻烦负责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帝国主教。[33]另外，一些乡间会众成群结队地投向了认信教会，根据波茨坦地区一份盖世太保报告记录，这是因为“农民们似乎喜欢用传统方式庆祝宗教节日，他们认为这是乡230土习俗不可抛弃的一部分”。城镇的情况也是一样，虽然宗教传统早已为工人阶级所抛弃，但在保守的工匠、资产阶级和贵族圈子里依然流行。盖世太保报告说，政府仍需大力铲除固守传统的势力。[34]不过纳粹政权也没什么其他措施了。德意志基督徒的融合德国新教和纳粹种族主义的尝试终归是失败了。[35]
Ⅲ
同时，尼莫拉等认信教会的高层受到监视，官方对认信教会牧师的骚扰不断增多。直到1945年之前，仍有许多新教信众效忠的德意志基督徒还不时制造一些暴力事件，试图从认信教会手中夺回个别教堂的控制权。[36]未能收编教会的纳粹政府不愿善罢甘休。希特勒心有不甘地放弃了建立帝国教会的想法，转而下令成立宗教事务部。宗教事务部成立于1935年7月，由48岁的汉斯·科尔（HannsKerrl）执掌大权。科尔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从1933年起担任普鲁士司法部长，直至该部门在1934年被撤销。宗教事务部权力很大，覆盖面广，科尔利用手中的权力积极采取措施逼迫异见牧师就范。[37]为对付认信教会，特别是最不听话的柏林—勃兰登堡区分支，他制定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一些牧师被禁止布道，停发薪水，不许去学校教学。他还命令所有的神学学生都加入纳粹组织。一家曾经颇有影响的新教出版社被查抄，慕尼黑的一座新教教堂被毁。尼莫拉被抓了起来。1937年末，德国已经有超过700名牧师遭到监禁，罪名是违反政府禁止布道、禁止为认信教会筹款等命令。1935年，波茨坦地区有102名牧师因朗读认信教会宗教大会宣言被捕，尽管后来都获得释放。在有的地方，一些钢盔成员不顾褐衫军的纪律约束，组织了胜利游行欢迎获释的牧师回家。“对付认信教会的所有方法，”盖世太保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它们反倒使牧师坚持对抗的信念更加坚定了。”[38]
审判尼莫拉就是个严重的错误，他洗脱了一切罪名。一系列证人出庭为他的爱国立场作证，尼莫拉本人表示，他绝对没有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他被判当庭释放，但当他于1938年3月2日获释时，却发现盖世太保在监狱门口等他。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再次逮捕，单独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39年9月二战爆发，尼莫拉要求再次加入海军，但遭到拒绝。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反抗活动纯粹是出于宗教原因。但是，抓捕和监禁尼莫拉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谴责。他的名字每天都会在认信教会的祷告中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新教集会上被人念诵，他被视为捍卫基督教原则的圣徒。尼莫拉已经被依法宣判无罪，却仍然身陷囹圄，这让纳粹政权在国际上陷入难堪的境地。为了缓和国际舆论的批评声，希特勒给他放了一次假，让他回去看望快要去世的父亲。鉴于尼莫拉是希特勒的钦犯，政府在某些场合也给予他有限的特权，借此平息国际舆论。他的妻子可以时不时地去探望他，某次探望之后，他糟糕的身体状况为外界获知，引发了抗议活动，他的饮食供应因此得到了改善。但是，1939年，尼莫拉的妻子请求希特勒释放自己的丈夫，希特勒回答说，如果他重获自由，在他周围又会集结一批反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39]
尼莫拉没有逃过集中营党卫队警卫每日对囚犯的羞辱和毒打。他默默承受着这些非人待遇，始终坚持对上帝的信仰，在囚犯间获得了相当高的道德权威。尼莫拉对所有囚犯一视同仁，把他们当做邪恶政权的受害者。正是在这个时候，尼莫拉见证了集中营内犹太人囚犯的苦难，开始推翻早年的反犹主义观点。他告诉一个狱友，犹太人和所有日耳曼人一样，应该被平等对待，他之前要求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想法是错误的。尽管尼莫拉在集中营干的是砍木头这种相对轻松的工作，警卫仍会频繁地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殴打他。30年代后期，有一次警卫要他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回答说他是尼莫拉牧师。随后他便遭到一顿毒打，以至于他不得不说“我是蠢猪尼莫拉”。据一位狱友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回忆：
警卫让尼莫拉牧师在警卫之间用单脚跳来跳去，有时候让他一蹲一跳，一边看他跳，一边打他，让他动作再灵敏些。有一次他显然是叫出了“上帝”两个字（但是我没听到），因为一个警卫吼道，“这只蠢猪在叫他那肮脏上帝的名字，我倒想看看上帝能不能帮他出去。”有时候集中营狱长或者其他军官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来看他表演。一旦听到赞许的笑声，警卫们的虐待行为就会变本加厉。[40]
1941年，有段时间尼莫拉似乎可能改宗天主教，希特勒把他和三个天主教神父一起送去了达豪集中营。直到战争快要结束时，他一直待在那里，且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然而，希特勒从来没有要释放他的意思，尤其是在尼莫拉最终决定不改宗天主教后。[41]同时，在柏林达勒姆他管辖的教区之内，德意志基督徒派再次占了上风。他的对手、高级牧师埃伯哈德·罗尔科特（Eberhard R?hricht）过去难敌尼莫拉的领袖魅力，现在却掌握了主动权，驱逐了教区中支持认信教会的核心力量。[42]
尼莫拉在暮年回忆起被捕和牢狱生涯时，为和纳粹政权达成妥协而后悔，为追求狭隘的宗教利益而自责。正是在这段回忆中，他说出了那段全世界熟知的话：
一开始他们杀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随后他们杀社会民主党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
接着他们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233成员。
然后他们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要杀我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43]
这段话虽然有力地表达了尼莫拉晚年的深切忏悔，但他的自白仍然显露出了他的狭隘之处和德国长久以来的宗教分歧，因为有一个群体他完全没有提到：天主教徒。[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