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希特勒对天主教既敬且惧。在他就任德国总理之时，德国人口的1/3即约2000万人信奉天主教，主要分布在德国西部和南部。和在他之前的俾斯麦一样，希特勒认为天主教徒不会完全效忠祖国，因为他们的教会在组织上隶属罗马，而非德国。纳粹党内一些具天主教背景的领导人，比如约瑟夫·戈培尔，也敬畏天主教会精细强力的组织机构和它训导教徒遵守教义的能力。希特勒敬仰天主教神父禁欲的献身精神与天主教会和普通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45]希姆莱的副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出身天主教家庭，从小受到严训，不过后来他却反对天主教会，那种反对只能用疯狂来形容。1936年，海德里希将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视为纳粹的两大主要敌人，认为他们控制着中央党等政治组织。他认为，天主教会是一个国际组织，必然会影响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和精神团结。[46]而且，天主教徒不同于新教徒，曾主要由中央党这个独立政党代表，这一党派也与其他党派不同，它的多数党员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中仍对党保持忠诚，不为纳粹党的宣传所动。这主要是因为天主教神父，他们在布道中强烈反对纳粹党，多次禁止天主教徒入党，并全力号召信众始终为中央党或巴伐利亚地区的“中央党”即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nPeople's Party）投票。[47]所以，很多纳粹领导人认为，必须尽快压制德国的天主教势力，使其完全服从政府指挥。
早在1933年天主教会就已经同意放弃中央党，这一行为不仅伤及自身，而且也波及了其他明显有政治色彩的组织，例如天主教工会。但是天主教这么做是希望其他广大世俗组织能够获许继续保持独立。它之所以有这种期望，是因为纳粹当局和教宗在1933年7月签了一份正式协定。协定称，德国政府将保护天主教世俗组织，而天主教会则承诺绝不涉足政治。[48]不过，协定在这一点上的措辞非常模糊，1933年夏，纳粹当局开始没收天主教世俗组织的财产，勒令它们主动关门，否则便强迫它们关门。从7月20日开始，所有的报纸都不准再自称天主教报纸（因为所有报纸都将是德意志报纸）。1933年9月19日，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下的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封禁了“天主教机构的一切活动”，只保留青年团体、教堂唱诗班彩排以及慈善募捐活动。布雷斯劳的枢机贝尔特拉姆忧心不已，于10月4日向时任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报告，称纳粹当局企图全面控制德国社会，查禁天主教杂志，干涉教会慈善事务，取缔以及整合天主教志愿组织。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枢机米夏埃尔·福尔哈贝尔（Michael Faulhaber）公开表示反对迫害非雅利安人天主教徒，但没有批评针对非天主教徒的犹太人的暴行。在梵蒂冈，曾经作为驻德国教廷大使，现在是庇护十一世手下国务枢机卿的枢机帕切利（Eugenio Pacelli）向德国的外交部控诉，并威胁要发一封公开信进行抗议。但事实上最后什么都没发生。德国的天主教组织认为，如果要遏止反对天主教会的浪潮，公开宣布对政府的总体支持会更有效果。因此，弗赖堡的大主教格罗贝尔于1933年10月10日公开宣布，“我坚定地站在新政府和新德国一边。”公开表忠心之后，他劝说巴登的纳粹当局停止攻击天主教会。但是，德国天主教会无法过于强烈地抗议自己反对的措施，否则便有涉足政治之嫌，而在之前的协定中它已经承诺不参与政治。[49]
地图6 宗教信仰分布（1936）
事实上，纳粹领导人深知攻击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会和天主教传统的潜在风险，所以他们推进得很慢，就连希姆莱也在1933年11月2日下令，任何反天主教措施未经他的首肯不得实施。盖世太保开始监视包括礼拜在内的天主教活动，尤其关注曾在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任职的知名人物，并制作了一份很长的黑名单，将他们认为的天主教反政府分子列入其中。[50]纳粹领导人尤其担心天主教青年组织一直拒绝解散，这意味着希特勒青年团无法在天主教会的地盘上顺利扩张。控制青年一代是塑造未来的关键。1934年3月15日，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指责天主教青年组织分裂年轻一代，呼吁父母们送孩子加入自己的运动。他还唆使希特勒青年团组织向天主教青年组织挑衅打架，这招在1933年上半年的街头暴力中曾广泛使用，效果很好。[51]1934年，在柏林的“长刀之夜”中，天主教会受到了深刻的教训：天主教行动秘书长埃里克·克劳泽纳在办公室被党卫队枪杀，天主教青年体育协会的全国总监阿达尔贝特·普罗布斯特（Adalbert Probst）也不幸遇害。在慕尼黑被杀的还有因批评政府而著称、天主教周刊《海峡路》（Der gerade Weg）的编辑弗里茨·格利希（Fritz Gerlich）。当时谣言四起，传说前中央党领袖、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也上了死亡名单，不过他那时候正好在伦敦访问，因此逃过一劫。这些事件就发生在希特勒和天主教会就如何处理教会世俗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其中的警告意味实在再清楚不过了。但天主教会非但没有针对这些谋杀行动表示任何抗议，反而和福音教会一起庆幸罗姆等褐衫军激进恶徒的覆灭。政府就天主教人士的遇害解释称，这些人要么是自杀，要么是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天主教竟对此表现得十分满意。[52]
Ⅱ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兴登堡总统离世。兴登堡被视为保守派、新教、基督信仰的代表。同时，纳粹党围绕德意志基督徒理念建立统一国教的计划也宣告破产。这两件事使反天主教政策迅猛抬头。正是在这个时候，纳粹意识形态鼓手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的反基督教作品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公开否认基督教中的一些核心教条，比如灵魂不死、基督将人类从原罪中拯救出来等。在《20世纪的迷思》一书中，罗森博格痛斥天主教是犹太教权主义的产物，并在3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53]连德意志基督徒都觉得他的观点过头了，请求希特勒予以驳斥，但遭到拒绝。罗森博格的书很快就上了教廷的《禁书目录》（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黑名单，并引来德国天主教神父的愤怒回应。各种传单、书籍、会议和布道都在谴责罗森博格的学说，诅咒他在党内的支持者。不过，政府认为罗森博格只是在表达私人观点，没有必要否定他。但同时政府也认识到这次争议让天主教群体更加抗拒纳粹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对他们的渗透。1935年5月的一份盖世太保报告称：“讲道坛上的许多牧师都对罗森博格的《迷思》和最近的《致时代的反启蒙者》（An die Dunkelm?nner unserer Zeit）持严厉批判态度。他们谴责新时代精神、不信上帝的人和异教徒，但他们说的其实就是国家社会主义。”[54]
罗森博格的观点激起的争议开始迅速升温，纳粹领导层认为，这比德国的天主教主教公开谴责纳粹意识形态、呼吁信仰上帝的人都拒绝他的观点还要危险。[55]在1935年3月19日写下的复活节文告中，明斯特的主教克莱门斯·冯·加伦（Clemens von Galen）猛烈攻击了罗森博格的书。“异教徒在德国又出现了。”他发出警告。同时，他还批评了罗森博格“种族灵魂”的说法。“那个所谓的永恒的种族灵魂，”加伦说，“完全就是胡说八道。”1935年7月初，罗森博格在明斯特集会上借机批评加伦。作为回应，7月，明斯特的天主教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向街头，纪念当地天主教会在半个世纪前逃过俾斯麦迫害和400年前宗教改革时期推行恐怖政策的再洗礼派的覆灭。1.9万名（是通常人数的2倍）天主教徒上街为主教欢呼，主教发出了一份强有力的宣言，说他永远不会向教会的敌人妥协。党组织做出回应，声称自己无意效仿俾斯麦压制天主教会的独立，当地官员向柏林报告，称加伦正在激起对政府的不满，指控他涉足政治。[56]加伦亲自给希特勒写信，指责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等纳粹领导人无端攻击天主教神父。[57]妥协已经不可能了。为进一步打压天主教会，希姆莱和盖世太保开始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付天主教世俗组织和机构，限制他们举行公开会议、审查天主教报纸和杂志，禁掉其中几期，在天主教出版社编辑岗位安插可靠的纳粹党员。赫尔曼·戈林和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反对“天主教政治化”，声称天主教世俗组织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将和时代精神不合。[58]到了1935年末，戈培尔和宣传部也掺和进来，向天主教组织发出潮水般的谴责，指控它们财政腐败，和他们在1933年对付工会的做法如出一辙。[59]
纳粹当局的这些新招数并未让天主教群体放弃自己的信仰。盖世太保的报告称，天主教神父群体在信徒去教堂告解和家访的时候成功地进行了自我辩解，老百姓（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都认为报纸上说的是假的，或者至少是极度夸张的”。[60]纳粹党本希望把年轻人招进希特勒青年团（男）和德国女生联盟（女），却碰上了天主教神父的强力抵制，报告称他们拒绝为加入了女生联盟而不是天主教女生组织的德国女孩主持忏悔仪式。[61]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地方上的纳粹头目想要将停尸间等公共建筑中的宗教雕像移除，天主教徒在集会上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此举的愤怒。天主教的要人来访时，他们会挂出教会旗帜，而不是纳粹党要求的卐字标志旗帜。褐衫军在城里的公开游行，比如在罗森海姆（Rosenheim），游行队伍高喊着“送他去达豪”的口号，要求解雇一名老师，因为这个老师处罚了不去教堂的孩子。[62]同时，1937年7月上巴伐利亚区政府反映说，天主教正在变成“国中之国”，“他们利用布道的机会公然传播反抗思想”，让地方纳粹党非常生气。[63]纳粹政策甚至在政府核心都遭到了抵制：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举行了一个颁奖仪式，为内阁中的非纳粹成员授以金质纳粹党勋章。邮政和交通部长、信仰坚定的天主教徒彼得·巴龙·冯·埃尔茨—吕本纳赫（Peter Baron von Eltz-Rübenach）拒绝接受，并当面告诉希特勒，希望他停止迫害天主教徒。希特勒火冒三丈，一句话没说就冲出了房间。机灵的戈培尔立刻让这位桀骜不驯的部长走人。[64]
在奥尔登堡（Oldenburg）南部，冲突演变成了公开抗议。当地某乡村地区天主教化程度极深，村民们本来就已经对学校宗教教育的减少和地方教育局长为罗森博格反天主教言论辩护非常不满。11月4日，情况变得更糟：教育局长宣布禁止为学校新建筑举行宗教祝圣仪式，并下令清除州、市政、教区建筑（其中包括学校建筑）上的十字架和路德肖像等各类宗教标志。地方上的天主教神父在布道时对此表示抗议。11月10日，3000名老兵聚在一起悼念一战的阵亡将士，集会上的一名神父发誓绝不容忍将十字架从学校里面移除的行为。他告诉人群，他将抵制政府命令，如有必要将为此殉难，就像一战中的老兵们一样。每天清晨和傍晚，各教区的钟声都会响起，以表抗议。请愿书被隆重地送到地方教育局。居民住宅和学校建筑上的十字架被加以装饰，教堂塔顶装上了大十字架，夜间被电灯泡点亮。教区的人开始退出纳粹党，一个褐衫军支部自行解散以示抗议。在一次7000名普通市民参加的大会上，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被迫宣布撤销命令。整个地区的教堂钟声大作，整个教区的感恩节服务和出版业恢复工作。这次事件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该地区本身。主教冯·加伦在一封信中详细叙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庆祝了抗争的胜利，并声明绝不和基督的敌人打交道。这次事件持续性地打击了奥尔登堡南部的纳粹党组织。在1938年的国会选举中，尽管使尽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它也只获得了92%的选票，远不能和1936年3月的99%相比。[65]
早在罗马教廷和纳粹德国的协定得到批准之前，梵蒂冈的国务卿、枢机帕切利就已经在接连不断地对德国政府违反协定的行为提出冗长的抗议，详细列举了褐衫军关闭天主教世俗组织、没收财物、组织反基督教宣传、查禁天主教出版物等数百件案例。德国对梵蒂冈的回应从来都是一个样儿：德国人民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需要团结一致，结束宗教纷争。天主教神父的所作所为阻碍了这场战斗，公开称纳粹卐字标志是“恶魔的十字架”，拒绝行纳粹礼，禁止褐衫军参加礼拜，在布道时不断违反协定攻击政府。因此，政府不得不继续在多个方面和天主教群体对抗。天主教青年组织首当其冲，其中包括天主教的童子军组织以及各类体育俱乐部。1934年5月这些组织的成员加起来总计已有150万人，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目标。这些青年组织经常和希特勒青年团发生冲突，虽然多数时候只是互相叫骂而已。在政府眼里，这些天主教青年组织“反民族主义、反国家社会主义”，必须予以镇压。要求天主教青年组织成员退出组织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压力越来越大。[66]从1935年开始，德国戏剧协会禁止教会赞助的音乐和戏剧表演上映，说它们在财政上和意识形态上与纳粹党资助的艺术活动构成了竞争。1937年，戏剧协会禁止演出基督降生，说那是天主教的政治宣传，有悖于教廷与德国达成的协定。[67]
在类似的众多领域中，帕切利坚持不懈地向德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漫长、详细、措辞严厉的抗议。在戈培尔的宣传部开始谴责天主教会财政腐败之后，柏林和罗马之间的火药味浓了很多，眼看着就要公开决裂，互相为敌了。[68]梵蒂冈谴责说，纳粹政府一直在监视教堂的服务和布道活动：“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次教会活动都会引来恼人的告密者。”[69]在德国许多地区，鉴于当地党的领导人和官员想要整合教派学校和天主教青年组织，天主教神父经常不经意地在言语上就和他们发生冲突。地方官员的报告称，这些冲突是30年代中期之前在德国引发公开政治异议的唯一原因。[70]随着冲突加剧，形势日益紧张，一个由贝尔特拉姆、福尔哈贝尔和加伦等高级主教和枢机组成的德国代表团于1937年1月前往罗马教廷控诉纳粹当局违反协定。在教宗的支持下，福尔哈贝尔起草了一份教宗通谕。帕切利根据自己和德国政府的大量通信，为通谕增添了大量内容，历数了梵蒂冈这几年以来对德国提出的所有抗议。在获得教宗同意之后，这份通谕被偷运进德国，在12个不同地点秘密印刷，由小男孩们骑着自行车或者步行送到各个教区的牧师手中。1937年3月21日，德国境内的牧师在所有天主教讲道坛上高声念出了教宗通谕。
这份通谕用德语写成，题名为“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它怀着火烧火燎的心情，指责纳粹分子对天主教的“憎恨”和“中伤”。[71]尽管这份文件使用了大量神学术语，普通人不易读懂，但至少其中一部分的意思是足够清晰的。论及纳粹当局的教会政策，庇护十一世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枢机帕切利的话，以雷霆之怒说道：
任何人，不管他是统一了种族，还是统一了人民，是统一了国家，还是掌握了国家公器或其他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在尘世秩序中，这意味着他享有无与伦比的荣耀地位——如果他试图将尘世的价值秩序作为最高准则，以致高于宗教价值，通过偶像崇拜将之奉若神明，那么他就是在颠覆和篡改上帝创造和掌握的神圣秩序。[72]
在虔信上帝的人看来，宗教的永恒价值至高无上。通谕接着说，德国政府为颠覆宗教价值，是在向天主教发起一场“自取灭亡的斗争”：
德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强制措施，有明枪也有暗箭，用威胁恐吓的伎俩，以剥夺经济、职业、公民等权益的手段要挟虔诚的天主教徒，尤其是某些天主教文职人员，使他们备受压迫，这种行为既不合法，也不人道。[73]
通谕的谴责使希特勒勃然大怒，也使他觉察到天主教会能够在不引起盖世太保怀疑的前提下轻松组织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他下令没收所有的通谕，逮捕所有保存通谕文本的人，禁止再次印刷通谕，关闭所有曾印刷通谕的公司。[74]
自1936年担任德国警察总长后，希姆莱和自己的副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就开始对付天主教。希姆莱在天主教组织中安插特务，命令警察变本加厉地骚扰神父。主教区媒体遭到打击，朝圣和游行受限，就连天主教的婚姻指导和育儿课程也被禁止，因为它们传授的东西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理念。到了1938年，大多数天主教青年团体已被解散，理由是它们帮忙散布“仇视国家的文字”。天主教行动在德国的领导人被指控和中央党前领导人、高级教士卡斯（Ludwig Kaas）保持联系，该组织在1938年1月被禁。[75]
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停止向教会发放国家资助，取缔修道院，没收了它们的财产。搜查居所和逮捕“政治牧师”的事件急剧增长，精心炮制的“非法布道案”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法院受审。一个名叫鲁佩尔·迈尔（Rupert Mayer）的耶稣会牧师的被捕和审判在庭上激起了支持者公开抗议。慕尼黑的圣米夏埃尔教堂（St Michael）还有人为他祷告，并说了一些犯禁的话。一些牧师始终拒绝屈服，还有一些报告指控某些牧师拒绝行纳粹礼，并教孩子说“耶稣基督万岁”，而不是“希特勒万岁”。[76]在天主教会和纳粹当局的斗争过程中，德国超过1/3的天主教神父都在某种程度上受过来自警察或国家权力机关的惩罚，最严厉的惩罚是监禁。[77]显然，教宗的通谕不仅没能立刻改变局面，反而恶化了教会和政府的关系。
除了警察和司法机关之外，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参与其中。通谕发布后，戈培尔加强了宣传天主教神父性丑闻的力度。这种宣传早在1935年中期就已经开始。1935年11月，15名天主教修士被控在西部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同性恋行为。当时的报纸说这件事简直“比所多玛和蛾摩拉还恶心”。[78]这些修士遭到重判，引起媒体专栏的持续关注。还有一些神父被控性侵天主教会儿童中心等机构的未成年人而获刑。1936年5月，媒体报道了科布伦茨的一件案子：超过200多名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因为相似的罪名被推上法庭。[79]这些事情体现了纳粹分子的反同性恋倾向。它们通常占据着国内报纸的头版头条。而天主教神父和修士性侵女孩的事件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报纸主要关注娈童事件，声称这些修道士在“制造恶心的传染病”，必须将其尽数消灭。到了1937年4月，据说已经有超过1000名牧师、僧侣和修士——不知道有多少是真的——由于类似原因在等候审判。[80]一些小报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大胆地使用了耸人听闻的标题，“上帝之所变成了妓院和禽兽之所”，还要求天主教“摘下面具”，完全是在暗示同性恋和恋童癖在教会已经泛滥成灾，而非个别现象。[81]这些审判的始作俑者都是宣传部，是它向司法部门提供详细报告，并施压要求把所谓的罪犯带上法庭接受审判，争取宣传效果最大化。
报纸上还说，尤其可恶的是教会为这些罪犯撑腰，把他们视为圣徒。[82]随着受审案件不断增多，宣传部愈发丑化天主教，说它在性方面腐烂不堪，不配教育年轻人。大量其他性犯罪类的报道被压了下去，以便让公众觉得这种案件的罪魁祸首就是天主教，是天主教神父禁欲的附加产物。某纳粹报纸发文称，天主教就是“我们种族健康躯体上的一颗脓疮”，必须除掉。[83]反对天主教的宣传攻势在戈培尔的一次演讲中达到高潮。1937年5月28日，宣传部长戈培尔向2万名纳粹忠诚党徒发表了一次演讲，并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他指责天主教是“腐化人民心灵的毒物”，承诺“性犯罪的毒瘤定会被连根铲除”。[84]他特别告诉听众，对这些罪犯进行的审判绝不像教会所说的是对莫须有罪名的作秀审判；正如媒体上所说的，审判是绝对必要的，它清算了“习惯修道院和兄弟会生活的僧侣携带的遗传疾病”，他们道貌岸然地宣称自己具有一个真正德国人才有的美德和正直。国家正面临着德意志民族的道德体系被敌人系统颠覆的危险。如果主教们固执己见，他们同样会被送上法庭。“统治德国的，”他警告天主教会，“不是梵蒂冈的法，而是德意志民族的法。”[85]
宣传部对于发起此类宣传攻势早已驾轻就熟。它的指控中确有几分真相，但却经过了极度夸大，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这些目的和实际案子没有什么联系。戈培尔意在让普通天主教徒相信天主教会腐败透顶、道德堕落。审判是宣传的陪衬，受到警察的骚扰和恐吓的支持，共同组成一场持续性的运动，目的是关闭宗教学校，代之以去宗教化的社区学校，并以纳粹党熟悉的投票模式制造家长支持的假象。投票的家长被迫签署了一份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宣称他们“不愿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教育中被宗教狂热误导”，支持“一个领袖、一个民族、一个学校”的原则。早在1936年，枢机贝尔特拉姆已经直接在向希特勒抱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其他一些地方”弥漫着“前所未有的恐怖”，“投票支持宗教学校的人被视为国家敌人”。他的抗议被当成了耳边风，各地依然充斥着反天主教宣传。[86]“我们不想再让这些牧师来教我们！” 1937年5月25日，纳粹的官媒报道了孩子的意见，报道的标题是“整个学校都反对那些穿着神父袍子的性侵者”。 [87]
没过多久这场宣传攻势就见效了。1934年，慕尼黑有84%的小孩在宗教学校登记入学；到了1937年末，这个比例降到了只有5%。慕尼黑主教管理机关指责说，这个结果是“通过完全不公正且非法的方式取得”的，涉及“难以形容的恐怖行为，违反了所有法律和正义准则”。比如，那些不愿投票废除宗教学校的人被威胁取消对他们的福利支持。到了1939年夏天，德国所有的宗教学校都已经变成了社区学校。天主教管理的所有私立学校不是被关闭就是被国有化，负责学校日常的僧侣和神父都遭到解职。越来越多的小学禁止牧师任教。同时，宗教指导课程数量减少。那一年的晚些时候，纳粹教师组织要求教师成员不要接替被禁止授课的神父讲授宗教教育课程，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了禁令。到了1939年，职业学校的宗教教育已经被减少到每周半小时，很多地区被迫遵从命令，说耶稣不是犹太人。很多新教和天主教的家长都对这些变化表示抗议。当地政府强迫他们撤回抗议，把他们叫到学校开会施压，要他们的孩子报名参加意识形态课程而非宗教课程。如果他们不从，就有丢掉工作的危险。教育部也如法炮制，计划合并或者关闭大学里面的一些神学教席，并下令从1939年开始不再对神学教师培训学院的空缺职位补员。在某些地区，比如强烈反对基督教的克里斯蒂安·默根特勒（Christian Mergenthaler）担任教育部长的符腾堡，政府企图废除宗教教育，代之以灌输纳粹世界观的课程。尽管到1939年时，政府还没有完全废除宗教教育，但它的长远目标早已昭然若揭了。[88]
到了1939年，和新教一样，天主教在德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已经被严重削弱。教会持续不断地受到骚扰和恐吓，不得不收敛批评政府的强度，担心如若不然局势会更加恶化。1937年末一个地方官员报告称，大范围的监禁威胁“让教士们如履薄冰”。[89]在一些地区，盖世太保接过了反天主教的大旗，迅速把教会驱逐出了公共生活领域。[90]还有一些地区到1938年年中已经有报告称，“天主教的问题已经缓和。”[91]罗马方面，枢机帕切利不断写信给德国政府，抗议其违反协定。[92]1937年9月，希特勒曾考虑过公开否认协定，但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做，因为3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不值得冒险激起梵蒂冈等天主教国家（特别是奥地利）的敌意。不过在私底下，帝国外交部毫不讳言德国已经把协定当成废纸一张，因为协定的许多条款，特别是和教育有关的条款“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严重相悖”。[93]循序渐进、偷偷摸摸地行事，避免提到协定的事情会更容易一些。在公开场合，希特勒依然要求天主教忠于国家，并指出其仍然接受着大量政府补助。但是从长远来看，希特勒私下里有着很清楚的打算：完全的政教分离。教会不再从国家税收中取得资助，和新教一样变成一个纯粹的志愿组织。多数天主教徒没有察觉希特勒的意图。尽管天主教和政府的冲突十分激烈，但它并没有在第三帝国内部受到孤立。许多天主教徒对纳粹党，尤其是对像罗森博格这样的狂热分子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却没有怎么影响希特勒的地位。从俾斯麦的时代开始，天主教徒便极度渴望被完整地接纳为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这种渴望冲淡了纳粹的反基督教政策引起的敌意，许多人想象这些政策都是党内的激进分子在希特勒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行的。这完全是幻想。1938年9月，罗森博格宣布，从长远来看，由于年轻人都处于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教育系统的控制之下，教会将慢慢地失去控制宗教团体的能力，天主教会和认信教会目前的这种存在形式将从人民生活中消失。对此，希特勒本人未曾表示过异议。[94]
Ⅲ
尽管天主教和德国政府之间的对抗很激烈，但它在德国并非头一次，也并不局限于德国。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老一辈社民党人曾在19世纪受过迫害一样，老一辈天主教神父也不例外。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下定决心要对付天主教会，致使数百名神父被逮捕和监禁，并对牧师们加以大面积的管控和审查。大约在同一时间，意大利和法国也针对天主教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为的是使政府世俗化。这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教士手中夺走了教育控制权，交给了公立学校教师，并借助大量世俗主义宣传指控天主教神父在性方面道德沦丧，尤其是借忏悔的机会窥探年轻女信徒的私密，从而为它们的政策提供借口。当时的教宗庇护九世（Pope Pius IX）对挑起这些冲突负有部分责任，且曾火上浇油。他在1864年的《谬论举要》（Syllabus of Errors）中反对世俗化和现代性，接着在1871年的《教宗至高无上宣言》（Declaration of Papal Infallibility）中要求天主教徒保持忠诚。20世纪，世俗主义对基督教会的迫害在墨西哥和俄罗斯的革命浪潮中达到新高。教会向来在思想中贬低国家的地位，打压教会这类国际组织可以构成建立新兴民族国家或新政治体制过程的一部分。在地方层面，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乡村教师和乡村神父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就教育年轻人的权力展开了激烈争夺。因此，20世纪30年代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剧烈冲突并不新鲜。新鲜的也许是纳粹党对理性世俗主义的拒斥。在其他西欧国家，对天主教的迫害与对其他宗教的扶持并无关系。即使新兴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再强大，也是世俗的意识形态。但在第三帝国，事情就没有这么清楚了。[95]
如果德国的各种教会消失了，拿什么来取代它们？对此，纳粹领导人意见不一。希特勒和戈培尔保留了一点基督教信仰，尽管是很古怪的信仰，且在1934—1935年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失败之后变得愈发微弱。在德意志基督徒控制福音教会的努力失败之前，连反基督教的罗森博格都支持过他们。起初，罗森博格推崇路德，吸收了一些中世纪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Master Eckhart）的理论，认为一个经过种族改造之后的基督教能够融入一个全新的德意志宗教之中，这个新宗教没有基督教神父，服务于雅利安人的利益。由于罗森博格在30年代中期公开宣扬新宗教，他成了纳粹党内反基督教势力的最知名代表。[96]他的《20世纪的迷思》卖了100多万册，[97]虽然希特勒后来拒绝承认这本书写的是纳粹官方学说。“和很多党的地方领导人一样，”他说，“那本书我只读了一点点。”他说，“书写得实在是太晦涩难懂了。”希特勒认为，书之所以热卖，是因为被枢机福尔哈贝尔公开谴责，并被梵蒂冈列入了《禁书目录》。[98]但是，尽管纳粹领导人并没有细读过《迷思》一书，却不反对使用书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政策。比如当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1934年督促年轻人脱离天主教青年组织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时，他说：“罗森博格的道路就是德国年轻人的道路。”[99]1936年7月，罗森博格和天主教之间的论战正酣，在贝尔瑙（Bernau）纳粹学生联盟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演讲者说：“一个人要么是忠实的纳粹信徒，要么是忠实的基督徒。”在他眼里，基督教“摧毁了种族纽带和国家种族共同体……我们必须否定旧约和新约。纳粹理念至高无上。对我们来说榜样只有一个，那就是希特勒，除此之外别无他人。”[100]
一些类似的反基督教理念在希特勒青年团广泛流传，它们在纳粹党洗脑年轻人的计划中越来越重要。比如，科隆的纳粹福利机构会为孩子提供午餐，孩子在午餐前后都必须背诵祷告词，祷告词中希特勒取代了上帝。[101]又如在福伊贝格（Freusberg）的一座学校学生训练营中，营员被告知教宗是“半个犹太人”，他们必须痛恨“东方犹太人的异端种族基督教邪说”，因为这和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不合。一个12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母亲在他口袋里找到了以下文字（青年团还把它编成歌在1934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唱了出来）：
我们是光荣的希特勒青年团
不需要基督教的诳语谎言
因为我们伟大的领袖希特勒
才是衡量一切真理的准则
任凭罗马神父千般阻碍
我们至死心怀对元首的敬爱
我们供奉霍斯特·韦塞尔而非耶稣基督
让香火熄灭，让圣水干枯
先人已逝，荣耀不改
旗帜高扬，歌声慷慨
不信基督，不信天主
身着褐衫，勇赴险阻
在他们的歌声里，不是十字架，而是“纳粹的卐字标志为世间带来了救赎”。[102]
这样一些宣传的出现，至少部分是出于废除天主教青年组织，并将其成员吸收进希特勒青年团的需要。同时，这些宣传也传达了强烈反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其毒性和破坏力不可低估。1936年8月在慕尼黑，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看着一个年轻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走进教室：
他的眼睛一下子瞄到了挂在老师桌子背后的十字架。突然之间，那张年轻而柔和的笑脸由于愤怒而变得扭曲，他瞬间扯掉了十字架，那可是德国大教堂和《马太受难曲》奉若圣物的十字架！他把十字架扔出窗外，大叫道：“滚吧，肮脏的犹太人”。[103]
除了席拉赫之外，纳粹领导层中还有一些直言不讳的反基督者。埃里克·鲁登道夫曾经于20年代中期在党内公开主张异教理论，他在1925年创立了坦嫩贝格联盟（Tannenberg League）。虽然他在两年后被开除出党，但他的异教理论并未完全在党内消失。劳工前线的领导人罗伯特·莱在仇视基督教方面甚至比罗森博格走得更远，他认为基督没有神性。但莱没有跟随罗森博格走上创造替代宗教的道路。[104]纳粹精英团体中还有一个坚决主张异教理论的人，即党内的农业专家里夏德·瓦尔特·达雷。达雷的“血与土”意识形态给海因里希·希姆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中世纪的条顿人本来英勇好战，是南欧衰弱的拉丁人用基督教荼毒他们，才使他们走向腐化。[105]希姆莱在达雷的影响下放弃了早年的基督教信仰。按照1933年之后希姆莱为党卫队制定的计划，在党卫队黑衫种族精英内部将形成一个类宗教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和耶稣会相似。维系这一秩序的理念来自黑暗时代所谓的日耳曼异教仪式和信仰。1937年的一项党卫队计划里说：“我们生活在和基督教进行最终斗争的时代。党卫队的部分使命是，在未来五十年内为日耳曼种族寻找一种符合他们自身品性的生活方式的非基督教意识形态基础。”新的意识形态混合了维京或条顿的异教传统、瓦格纳式的象征和纯粹的创造发明。党卫队发明了自己的结婚典礼，其流程包括神秘记号、火盆、作为背景的瓦格纳音乐，以及整个古怪仪式场地上方的太阳标志。希姆莱命令党卫队成员的家人不得庆祝圣诞节，而要庆祝仲夏节。希姆莱在1942年6月9日宣布，基督教是“最大的瘟疫”；真正的道德不是高扬个人主义精神，而是在为整个种族的服务中放弃自我。道德价值只能来源于个体在“有价值”的种族遗传链上的位置，以及个人对维护遗传链应负的责任。[106]
当纳粹党明白，早年按照德意志基督徒派的路线为第三帝国创立一个统一国家宗教的宏愿已不可能实现的时候，领导层便开始鼓励党员公开宣布脱离基督教。罗森博格早在1933年就已经脱离了教会，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是1936年，随后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开始跟进。内政部下令，脱离教会的人可以宣称自己是“自然神论者”。纳粹党也下令，任何在党内任职的人不能同时在天主教或新教教会任职。1936年，冲锋队队员在教堂做礼拜时被禁止身穿冲锋队制服，1939年初这个禁令被扩大到全党。到了1939年，柏林超过10%、汉堡超过7.5%、其他各大城市约5%—6%的人将自己登记为“自然神论者”。这个称呼可能包含异教在内的各种宗教信仰。大多数“自然神论者”可能是党员，比如到了1938年，党卫队中的自然神论者比例已经超过25%。同时，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主任马丁·博尔曼极度反感基督教，精力极其旺盛的他实行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加快去基督教化的进程，比如禁止神父和牧师参与党内事务，1939年5月之后甚至禁止其入党。不过要使所有德国人都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绝不会变成异教徒，”盖世太保曾偷听到一个在黑森（Hessen）的女性如此表露心意。[107]纳粹的德意志信仰运动（German Faith Movement）提出了一个新的种族宗教，这是个日耳曼人和印第安人仪式、符号和文本的大杂烩，支持者从未超过4万人。其他的一些新异教组织，比如鲁登道夫秘传的坦嫩贝格联盟人数更少。[108]不过，尽管这些新宗教运动不受欢迎，30年代末纳粹党还是坚持试图剪断自己和有组织的基督教团体之间的纽带。[109]
新宗教运动到底是要走向德意志基督徒式的强修正主义路线，还是选择彻头彻尾的异教路线，这是罗森博格和戈培尔持续斗争的主题。罗森博格办公室再三试图打压主张综合纳粹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以创立帝国教会的出版物。相对来说，戈培尔的态度更加开放。他和总理府的主管菲利普·保勒（Philipp Bouhler）结成同盟，保勒管理着“保护国家社会主义文学党内审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纳粹党的出版物，保证其意识形态正确。罗森博格的意识形态信息办公室觉得保勒的委员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放得太宽，曾经多次试图取代他们，但没能成功，尽管有时候罗森博格可以把希特勒请来，干涉某些特定出版物。[110]另一位不善于玩弄权术的纳粹领导人，宗教事务部长汉斯·科尔试图糅合新教和纳粹主义，可是这种东西在他于1935年上台时就已经过时了。福音教会坚拒了他的计划，这使他在推行计划时信心不足，并不断受到党内更激进人物希姆莱和罗森博格等人的指责。他的部门曾经试图废除和天主教会达成的协定，但希特勒觉得这在外交上得不偿失，没有必要。到了1939年，科尔的影响力开始减弱。设立宗教事务部，表面上是为了制定与教会相关的政策，而科尔已然证明自己无法在该部独断专行。[111]
Ⅳ
因此，直到战争前夕，纳粹党的教会政策都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意识形态方向明显偏离了基督教，尽管即便是在党内，也远远未到接受异教的地步。不过，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争论不休，有一个目标却是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纳粹政权决意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就根除教会这个真实或潜在的意识形态竞争者。[112]有一件事充分体现出纳粹党有多么重视这个目标：德国有一个规模很小但内部十分团结的宗教团体叫“最热忱的圣经研习者”，又称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的成员已经起过誓，只遵守耶和华的教诲，坚决拒绝再起誓忠于希特勒，不行纳粹礼，不参加政治集会，拒绝参加选举，拒绝被征召入伍。他们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以和前共产党员和社民党员有联系，但盖世太保说他们是工人抵抗运动的先锋组织则完全是无稽之谈。实际上，见证人运动反而和一战后催生纳粹运动的那些反自由派政治小团体有些许相似之处。有一点对警方十分重要：见证人运动来自德国境外，总部在美国布鲁克林，是最早批评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团体之一，在西班牙内战时还支持共和政府。纳粹党的各类组织和盖世太保官员粗暴地恐吓和胁迫他们，强迫他们屈服。然而这样做反而使他们更加顽强。1936年，耶和华见证人在卢塞恩召开国际会议，强烈谴责德国政府。受此鼓舞，德国的见证人开始散发在政府看来带有煽动性质的传单，遭到警察的逮捕和起诉。到了1937年，有关耶和华见证人的案子占了萨克森州的弗赖贝格（Freiberg）特别法庭处理案件的一半以上，其他地区的类似案件也为数不少。[113]
在监狱里，见证人们坚持信仰，拒绝和世俗政权妥协。一些监狱的狱长和军官只把他们当作无害的蠢货，另外一些人，比如图林根州爱森纳赫（Eisenach）监狱的狱长，则花费了大量精力对他们进行洗脑，定期训导他们。但是，他努力了一年，却毫无成效，于是便放弃了。这些见证人相信惩罚和审判是上帝在考验他们的信仰。许多人即便遭到反复惩罚，也拒绝在监狱工作。一名叫奥托·格拉斯霍夫（Otto Grashof）的见证人被判在沃尔芬比特尔监狱（Wolfenbüttel gaol）服刑四年，因为他拒绝在军队服役，并劝说一位年轻人也不要参军。政府将他一家赶出房子，带走了他的孩子，他开始绝食，监狱虽用尽残忍手段迫他进食，却毫无用处，他于1940年初去世，死时只有不到40公斤。[114]
所以说，法律压迫对耶和华见证人不起作用。家庭和群体之间的纽带令他们意志坚强、团结一心。因为他们拒绝服从，在被释放之后，警察和党卫队直接把他们送进了集中营。甚至连司法部的一个高级官员都批评司法系统没有认真对待来自耶和华见证人的威胁。他说，见证人在德国大概有200万人——这是一个极度夸大的数字，实际上连3万都不到。他还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先锋组织，不用说这种说法也完全没有根据。但是，盖世太保还是展开了大规模逮捕行动。到第三帝国末期，共有1万名见证人在监狱服刑，2000人在集中营里，其中950人死亡。[115]不过和之前一样，他们承受的苦难反而让他们更加虔诚地牺牲和殉难。从某些方面看，见证人是监狱模范，他们干净、整洁、工作勤劳。然而30年代后期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高级官员和党卫队军官鲁道夫·霍斯后来报告说，见证人拒绝列队立正，拒绝参加广场操练，拒绝摘下帽子，拒绝向集中营警卫表示哪怕一点点尊重，因为他们说，尊重只能献给耶和华。警卫用鞭子抽他们，他们反倒还要求警卫多抽几下，因为受难更能表现他们的虔诚。有些见证人因为拒绝从事军事相关工作或者拒绝在军队服役而被处死，一些同伴被迫前去现场观摩，但在观摩之后他们也要求殉难。霍斯说，希姆莱对见证人的狂热印象深刻，多次让党卫队以他们为榜样。[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