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耶和华见证人是所有宗教团体中唯一拒绝向纳粹政权妥协的。尽管主流教会的很多领导人和普通成员都不乏勇气，但是他们或者不反抗纳粹政权，或者将反抗局限于自身的宗教阵线。虽然盖世太保指控天主教神父和认信神父靠借虔诚的言辞来掩盖彻底的反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两大教会在所有事情上都保持沉默。福音教会和天主教会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且从纳粹党上台前就已经是了。他们害怕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西班牙内战初期革命派大量屠杀神父和牧师的报告亮出的獠牙令他们胆寒不已。他们确信，如果纳粹政权垮了，他们的境况会更糟糕。德国内部隔阂很深、饱含仇恨的宗教分歧意味着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不可能团结起来反抗纳粹政权。天主教会对德国的忠诚在19世纪70年代遭到俾斯麦的怀疑，从那之后它就一直急于证明自己。而新教教会在俾斯麦帝国下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武器，被视为德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二者大体上都支持镇压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一些自由主义政党，打击文学、艺术和电影中的“非道德元素”，以及很多其他方面的国家政策。二者都强烈反犹，不会抗议政府的反犹主义政策。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内部保护一下已经改宗的犹太人，即使在这些方面它们的态度有时候也模棱两可。
但是纳粹党人把教会当成最强且最难对付的意识形态敌人。他们认为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可能成为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大本营。如果纳粹党能够赢下这场意识形态斗争，那么它重塑德意志民族、打造统一纳粹共同体的努力就胜利在望。尽管纳粹分子在和教会的冲突中遇到过不少挫折，不过总的来说，到1939年末纳粹党已经接近取得胜利。政府中的许多低级官员认为，打败教会的唯一方法就在于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品，取代基督教仪式。“有必要搞出来一种新的神秘主义，”早在1935年就已经有一份盖世太保报告主张，“这种神秘主义会比基督教宣传更有效。基督教传统晦暗不明。不要被其历史悠久给欺骗了，里面其实充满了异端邪术。”[117]尽管这一观点在一些信念更为坚定的纳粹党人中非常流行，特别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但希特勒和戈林一直对他们要复兴所谓“奥丁和托尔”与“日耳曼婚礼”的做法十分怀疑，戈林还直斥“奥丁和托尔”荒谬。纳粹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猛烈抨击“以亡灵神殿取代基督教的天堂”的行为。[118]1938年9月6日，希特勒发表了一个演说，谴责了要把纳粹主义变成宗教的做法：
国家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是冷静清醒的。它有最好的科学知识支持，由最好的头脑设计出来。由于我们已经使人民敞开心扉，接受国家社会主义，并且我们现在仍在这么做，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向人民灌输一种与我们学说目标不合的神秘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可不是一场个人崇拜运动；它是一种种族和政治哲学，完全植根于种族思想。它的意义不在于神秘主义崇拜，而在于教育和统御经过血统筛选出的人民。所以，我们没有个人崇拜的神殿，我们只有属于人民的神殿；我们也没有敬神的地方，我们只有集会和游行的广场。神祇在我们这里没有栖息之所，我们只有体育场和游乐场……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通过追寻所谓超验之物来鼓动叛乱绝对不会得到容忍。
希特勒最后声称，纳粹主义尊重自然规律，虽然自然规律最终来源于上帝；人类在上帝造物中处于中心位置，可以主宰地球。纳粹主义通过为人类利益服务来进一步效忠上帝。“就我们所知，我们只崇拜自然养育与上帝所愿之物。”[119]
多年以来，很多观察家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120]它使用宗教语言、宗教仪式和宗教符号，有一些不容置疑和不能变更的教条，把希特勒当救世主一样崇拜，认为希特勒能将德意志民族从弱小、堕落和腐朽中拯救出来，将犹太人妖魔化，把他们当作全世界共同的敌人。在德国经历了1918年战败的彷徨和绝望之后，纳粹主义向所有人许诺，他们会在一个崭新的信仰共同体中再度重生。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宗教。虽然纳粹主义没有超自然成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对人们真正生活的世界产生了影响。纳粹分子积极地把摩西十诫等可以刺激宗教狂热的东西用于民族主义宣传，推出了和德国及其领袖相关的民族主义奥义书，模仿《圣经》中耶稣召集早期信徒的段落来描绘希特勒是如何召集他的早期信徒戈林和戈培尔等人的。[121]“一旦你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希特勒在1936年9月11日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告诉他的追随者，“这个声音将敲打你的心，唤醒你，之后你将誓死追随。”[122]显然，许多这样的宣传是在精心吸引当时身处混乱时代、正在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的彷徨人群。当第三帝国放弃重整教会，转而想要摧毁它们的时候，便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出自身类似宗教的特质。[123]但是，我们不能把纳粹主义是一种宗教这个说法太当回事。就像纳粹主义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军事意象：它承诺要把德国目前失败的局面翻转成全面胜利，为国家描绘全民皆兵的未来，发誓要消灭敌人，让原本犹豫不决的个体融入狂热的军事团体中，渴望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统御一支等级森严的队伍，等等。尽管宗教和军国主义常常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在本质上通常是两种不同且互相仇视的力量。[124]
此外，作为意识形态的纳粹主义之所以不是宗教，并不只是因为希特勒说它不是，不是因为所有真正的宗教对来世、永生和灵魂不死都有一套说法，而它却对此只字不提。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它是宗教理论，那么它的理论体系便太过含糊不清。纳粹领导人从来不花时间去争论其意识形态的精微之处，这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或者纳粹同时代的对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完全不同。当时的纳粹并没有可以让人们奉为圭臬的经典，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共产党官员则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当经典。尽管所有德国人的书架上都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但这本书写得实在太啰唆，满篇都是不知所云的闲聊和过分细节化的个人经历描写，作为一本自传，它显然不适合被当作纳粹主义经典。纳粹主义也没有承诺任何所谓最终的胜利，以及胜利之后时间停滞的天堂盛景。相反，它预示的是永恒斗争，或者没有结局的永恒冲突。它不同于其他伟大的世界性宗教或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不追求任何普世之物。它面向的只是整个人类群体中极小的一部分，即德意志人，认为其他人都不配享受纳粹主义带来的好处。20世纪中期的保守派思想家普遍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在数百万德国人因为现代性的世俗主义而感到无所适从时，是纳粹主义填补了他们的宗教需求。但是，纳粹对德国人的吸引并不能被这样简单地理解。数百万天主教徒反对纳粹主义，或者至少对其无动于衷；数百万新教徒——尤其是其中最狂热的德意志基督徒——却未能抵挡住纳粹的狂潮；数百万人尽管生长在德国工人运动无神论和反教会的政治传统之中，却毫不犹豫地抵制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诱惑。[125]
宗教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要拒斥民主、理性和宽容；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工人运动也有自己的旗帜、仪式、教条和末世论思想，可这些都没有妨碍社民党员拥抱民主、理性和宽容。另外，教条主义、领袖崇拜、拒绝宽容以及相信未来救赎可以消灭当下社会问题，这些特点也并不局限于宗教式的思考和行为模式。纳粹主义的确使用了一些近似宗教的符号和仪式，但大多虚有其表。“希特勒曾经研究过如何篡夺宗教的地位，”一个历史学家曾经指出，“这可能是出于对基督教传统的变相仇恨，一种叛教者才有的仇恨。”[126]纳粹主义的核心其实已经被希特勒在1938年9月的演讲讲明了：以科学——纳粹眼中的科学——作为行动指南。科学增进的不是上帝的利益，而是人类的利益。纳粹科学追求的是日耳曼种族及其未来的利益，它相信日耳曼种族生存在一个由达尔文式竞争法则主宰的世界，种族与种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无可避免。这一法则是道德的唯一标准，超过爱和同情等在世界主要宗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准则。[127]总之，把纳粹主义看成一种政治宗教概念，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性说法，而且太过笼统，没有多少价值；它不能告诉我们纳粹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也不能解释纳粹主义对德国社会各个不同群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三帝国没有找到基督教的替代品，它在这方面的无力在其针对青年的政策上表现得格外明显，而青年是德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