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几乎每一个教室的墙上都挂着阿道夫·希特勒像。在楼梯间的纪念牌匾旁边有一幅特别贵重的元首画像，由诺尔廷基金会（N?lting Foundation）出资捐赠。每次上下课前老师和学生都互相行纳粹礼。学生在学校礼堂通过广播收听重要的政治演讲。
以上来自维斯马（Wismar）地区某公立中学校长1933—1934学年的报告。他表示，这是学校“大步迈向国家社会主义全新思想世界”的一年。[128]学校员工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学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使这一转变容易了不少。柏林和其他州的权力机关制定了一系列新规章制度，也推动了这一转变。1933年7月30日，中央法令制定了《历史教科书指南》（Guidelines for History Textbooks），规定从此以后历史课必须围绕“日耳曼式的英雄主义展开，要联系领导观念”。不久，学生就被布置了这样的作文：“完成德国统一的希特勒”“新时代的国家主义革命”“作为艺术作品的电影《希特勒青年旗帜引导我们前进》”以及“我是德国人：骄傲和责任”。1934年，有一名学生写了一篇《男孩希特勒》，想象力直如野马脱缰：
还是男孩的阿道夫·希特勒从不着家。他喜欢和其他小孩在旷野里吵闹捣蛋。为什么他老待在外面？他的母亲一直在厨房和餐桌间辛勤劳动，摇了摇头，看了一下表，想着不知道阿道夫今天又惹了什么乱子。几个小时之后，她看见窗外希特勒带着十几个男孩，几乎所有人都比小阿道夫高了一头多，如果打起架来希特勒肯定会被痛扁。
门被猛地撞开，她的阿道夫冲了进来。他满头是包，满脸抓痕，但双眼发光，高喊着：“妈妈，今天他们让我当司令了。”[129]
还有一位小学生的作文题目是“我们德国人的祖先是野蛮人吗？”他立刻就懂得该怎么借古讽今，写道：“说我们的德意志祖先是蛮人，就跟说一战要德国单独负责一样荒谬。现在已经证实，石器时代的日耳曼部落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130]纳粹主义的亡灵崇拜也进入了课堂，学生被布置写有关霍斯特·韦塞尔等为纳粹事业牺牲的圣徒的作文。“我们绝不能忘记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从容赴死的革命先烈们，”一个14岁的学生在1938年这样写道，“在思考这一切的同时，我们必须思考自己的死。”[131]
还有大量的论述题要求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消化纳粹政权灌输给他们的反犹仇恨。一个叫埃尔娜的小学生是施特赖歇尔《冲锋报》的忠实读者，她向他们寄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犹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文中写道：“不幸的是，许多人现在还在说，‘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你们必须同样尊重他们。’然而我们认为，‘害虫也是动物，但是我们仍然要消灭它们’。”不过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工人阶级街区，学生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在1935年：
老师在一堂课上讲战争中为祖国牺牲的英雄们，他说许多犹太人也牺牲了。这时候一个小纳粹分子跳出来叫道：“他们是被吓死的！犹太人不配拿德国当祖国！”不过同时，另一个学生反击道：“如果德国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还是为它而死，这比英雄主义更加可贵。”[132]
1938年的一篇学生习作反映了多年的思想灌输对年轻人的影响。这个学生写道，“犹太人根本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亚细亚人、东方人与黑人的混种。”文章继续说，魏玛时期，60%的高级公务员是犹太人（真实数据比这小很多倍），“剧院也完全被犹太化了”（这也是言过其实），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干活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只是想骗走非犹太人同胞的血汗钱”。文章最后说，“犹太人将德国人民推入了深渊。而现在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133]
这些学生习作反映了教育政策的急剧转向。1933年5月9日，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下令，历史教育必须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1933年8月9日，《德国教师报》（Allgemeine Deutsche Lehrerzeitung）宣称，历史应当客观的说法是自由主义的谬误，历史的目的在于教育人民明白斗争是生活的永恒主题，种族和血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心，领袖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新教育方针的核心主题包括战斗勇气、为伟大事业牺牲、对领袖的无限崇拜以及对德意志的敌人即犹太人的憎恨。[134]这类主题也出现在其他学科中。1933年后期，生物学加入了“遗传学定律、种族教育、种族卫生、家庭教育和人口政策”等。[135]基础阅读材料的封面或卷首页（或者两者都是）配有希特勒的图片，在图片里希特勒通常会被小孩们簇拥着。学生们还要学习这样一些诗歌：
伟大的元首！
我知你爱你，像对待父亲母亲一样。
我永远听你的话，像听父亲母亲的话一样。
当我长大了，我会当你的帮手，像帮父亲母亲一样。
我将让你满意。[136]
像《德语读物》（Deutsches Lesebuch，1936）这样的读物中尽是诸如孩子帮助元首、农民生活的健康美德、多子多福的雅利安家族等故事。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故事是希特勒的出版业主管奥托·迪特里希写的，讲1932年4月总统选举过程中希特勒乘坐飞机遇到暴风雨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元首的冷静感染了飞机上的迪特里希等纳粹党人，减轻了他们因飞机在暴风雨中颠簸而感到的恐惧。[137]到了3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基础阅读材料都会正面描写某个纳粹组织。[138]在青少年画册里，犹太人被刻画成游走在黑暗中的恶棍，随时准备袭击无辜的金发日耳曼小孩。[139]
一些魏玛时期的教科书一度仍在广泛使用，但愈发频繁地遭到地方和学校的审查。1933年，负责审查学校教科书的国家委员会遭到清洗，换上了忠诚的纳粹党徒。各地的地方教育机关不断做出指示，全国各地的纳粹教师组织收到了额外的教学材料。因此，纳粹夺权后仅仅几个月，德国的老师们就已经知道了基本的教学框架。1934年1月的一项指示要求，学校必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学生。[140]为达到目的，纳粹教师联盟布雷斯劳地方分会在1936年初发出了超过100份小册子，其主题包括“五千年的卐字标记”和“犹太人和德意志人”，以每份11芬尼的价格卖给学生。在某些学校老师还给学生增负，从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冲锋报》中找出一些文章念给学生听。[141]同时，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比如强制学生去学校礼堂听希特勒的广播演讲，还有从1934年起要求学生观看由戈培尔宣传部学校电影宣传办公室提供的影片，其中有他们觉得年轻人会感兴趣的电影比如《希特勒青年旗帜引导我们前进》和《汉斯·韦斯特马尔》。所有学校的图书馆都遭到搜查，非纳粹图书被清理一空，换上了纳粹图书。学校停课的频率越来越高，因为老师和学生要庆祝各种纳粹节日，从希特勒的生日到（纳粹运动中牺牲的）圣徒纪念日，不一而足。学校的通知栏贴着纳粹宣传海报，加强了自第三帝国初期就弥漫于整个德国的宣传气氛。[142]
从1935年开始，中央针对不同学年的不同学科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加强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到了1938年，中央指令已经在所有学年和绝大多数学科中得到贯彻，包括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的学科。[143]德语教学必须将语言形式视为种族背景的产物，将德语词汇视为德国民族意识的工具，将语言形态视为德国民族性格的表现。[144]就连物理教学的重点也转向了和军事相关的主题，比如弹道学、空气动力学和无线电通信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基本内容似乎和政治无涉。[145]生物教学转向了种族研究。[146]1935年，学生开始使用教育部指导编写的算数基础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核心特征包含社会算术，企图在关键领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比如，孩子们要计算把一个精神病人养在精神病院里要花去国家多少钱。[147]再比如，“北欧—法利安血统（nordic-falian blood）的人占了德国人口的4/5，其中1/3的人是金发，那么6600万德国人中有多少是金发？”[148]地理教学被纳粹化。一本教师手册的开头就是“家乡、种族、英雄主义和有机论”，都是纳粹意识形态强调的东西。气候和种族扯上了关系，还有人建议老师说研究东方是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好路子。[149]很多地理教科书都在宣传“生存空间”“血与土”等概念，传播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神话。[150]新的世界地图和新的教科书强调地缘政治学的重要性，暗中支持“一个民族、一个德国”的概念，或者追溯日耳曼部落中世纪在中东欧扩张的历史。[151]
Ⅱ
尽管如此，老师在某些情况下仍有一些操作空间。很多村里的学校很小，多数小学在1939年仍然只有一两个班。那里的老师在阐释政府提供的教学材料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此外，一些教科书作者似乎还暗中和教育部官员配合，在教科书中加入了很多意识形态中立的内容，使老师能够将教育而非意识形态灌输摆在首位，有一定的选择权。[152]1938年纳粹教师联盟派发了一份小学教师手册，强调必须将读、写、算术作为教学的核心。手册的作者认为，如果学生在接受中学教育之前掌握读写和算术，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153]后来的艺术家约瑟夫·博伊于斯（Joseph Beuys）当时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就读于德国西部天主教地区的某所学校。他回忆说，学生有办法识别老师对政府是否只是“表面迎合，实际反对”；有时老师会用不标准的姿势和态度行纳粹礼。 [154]又如在科隆的某个学校，一位老师每天早上用“万岁，日耳曼古老部落的人们”问候学生。许多老师明显是在应付纳粹意识形态。[155]但这种含糊的态度也可能对教学产生不良影响。一个1939年离开德国的16岁女孩说，孩子们都明白：
［许多老师］为了保住饭碗只能假装是纳粹分子，大多数男老师都要养家糊口。如果一个老师想晋升，他就必须装成一名优秀的纳粹分子，不管他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在最后两年时间里，我很难接受老师教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不知道老师是否真的相信它。[156]
在二战开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内部已经不可能公开表达异议了。[157]
作为政府雇员，教师需要遵守1933年4月7日通过的《帝国文官系统重建法》。曾先后当过老师和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普鲁士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成立了很多调查委员会。在这些调查委员会的努力下，政治上不可靠的教师迅速现形。调查委员会由纳粹地方领导人和地方官员掌控，里面都是活跃的纳粹分子。委员会在普鲁士的1065名男性中学校长中裁撤了157人，515位男性高级教师中有37人丢掉了工作，11348位终身任职的男性老师中有280人去职，68名女性中学校长中有23人（32%）被解雇。[158]在某些地区这个比例更高。比如在柏林社民党和共产党传统深厚的地区，622位校长中83人被解职。一些进步主义机构比如新克尔伦（Neuk?lln）工人阶级地区的卡尔·马克思中学被纳粹当局重组，74位教师中有43人去职。[159]1933年4月没被解雇的犹太教师在1935年都被强制退休。两年后，犹太人和“半犹太人”被正式禁止在非犹太人学校教学。[160]非犹太教师的去职率如此之低，充分说明大部分学校教师并非不支持纳粹政权。非但如此，在1933年之前，教师是纳粹党普通成员及上层之中更具代表性的职业，这反映出该群体因魏玛共和国在大萧条时期为降低政府支出而削减教师薪水、致使教师失业而对当时的政府普遍心怀不满。 [161]
纳粹教师联盟1927年4月正式成立，创始人是纳粹地方领导人汉斯·舍曼，以前也是学校教师。从1933年1月末到1933年终，教师联盟中的教师数量由1.2万上升到22万，教师们为了进联盟挤破了头，以此向新政权表忠心，保住自己的饭碗。到了1936年，97%的学校老师——大约有30万人——已经加入了教师联盟。1937年，联盟兼并了其余尚存的职业教师组织。有一些教师组织被强行解散，如天主教教师联盟于1937年解散。另外一些组织，比如以某个具体学科为名建立的教师小组，还能够独立存在，或者变成教师联盟的下属机构。联盟最初不得不与另一个教师组织竞争：德国教师共同体。它的背后是舍曼在纳粹高层的对手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最后教师联盟胜出。从1936年5月6日开始，联盟开始正式负责教师的意识形态工作，为他们安排了各种政治课程，课程一般持续1—2周，由联盟提供场地。1939年，一共有21.5万名来自德国各学校的教师上过类似课程。和其他一些纳粹课程类似，这些课程包括大量军事体育训练、游行、唱歌等。课程期间老师们必须身着统一的军事制服。[162]
要求教师紧跟纳粹路线的压力不只来自上面，他们还可能因为在课堂上不小心说错话而被捕。一次，鲁尔区的一个38岁老师在课堂上给一帮12岁的学生讲了个笑话，讲完之后她立马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被解读为批评政府；尽管她恳求孩子们不要告诉其他人，但还是有一个恨她的学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随后其父母向盖世太保报告。虽然该老师坚决否认自己有意辱骂政府，却仍被带走审讯。和她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五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说，他们更喜欢之前的老师，而且这不是她第一次讲政治笑话。1938年1月20日，这位老师被带到杜塞尔多夫的特别法庭，法院判她有罪，须缴一笔罚款（她有3周时间处于庭前拘押状态，也被算作处罚）。几周前事发之时她就已经被解雇。在日常的教学场景里充斥着各种政治义务，对举报的恐惧四处蔓延。受嫌疑的老师可能经常被警察拜访。若老师想要降低日益纳粹化的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就得在说话前再三思量，因为老‘党员同志’的子女们一直在密切监视，随时可能举报”。 [163]
服从的压力不只针对老师，也针对学生。例如，不用“希特勒万岁”打招呼的孩子会被记作违纪。某地的一群天主教女学生喜欢用“H.u.S.n.w.K”互相问候。后来，一个支持纳粹的女生在发誓保密之后知道了口号的意思，原来“H.u.S.n.w.K”是“Heil und Sieg，nie wieder Krieg”（胜利万岁，不要战争）。警察便展开了全面调查。纳粹当局强调体育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一点深得教员中强调纪律的老派人士和新式纳粹分子欢迎。体罚和殴打在学校司空见惯，军事作风渗透了整个教育体系。“在他的课上，”某位校长赞扬他手下的一位老师，“普鲁士之风劲吹，专治懒散的学生。”不积极向上、不仔细听讲、有“软弱和懒散”迹象的学生都会被支持纳粹和专横跋扈的老师找麻烦。[164]
此外，教师还要承受成年纳粹活跃分子的批评火力。批评来自各个层级，从希特勒开始，发展为青年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一场演讲中表现出的“对教师职业的蔑视”（一群老师语）。他们认为，公开蔑视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再愿意当老师了，这份职业被某些高级官员如此对待，再也不会受人尊敬了”。[165]这可不是杞人忧天。政府一直有意压低教师薪酬，将省出来的钱用于加强军备等其他政府开销，这更让想当教师的人裹足不前。在一些乡村小学校，老师发现自己日益入不敷出，因为他们无法继续担任村里的书记员，丧失了一种传统的收入渠道，也由于教会和党的冲突日益激烈，他们不能再为教堂演奏手风琴或担任唱诗班指挥。[166]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师选择提前退休或者辞职另谋生计。1936年，德国所有小学总计有空缺教职1335个；到了1938年，这个数字涨到了近3000，而师范学校的年均毕业生只有2500人，这和预估的需求（8000人）相去甚远。[167]结果，到了1938年，所有学校加起来一并计算，每个老师要带43个学生，而1927年每个老师只用带37个学生。同时，中学教师年龄在40岁以下的只占不到1/14。[168]
仍在做老师的人很快丧失了第三帝国成立时的那份热情。在教育生活军事化之后，这种幻灭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我们像隶属于军事部门一样。”一些老师在1934年曾经这样说过。[169]他们特别讨厌那些意识形态训练营。[170]越来越多的时间不得不被花在军官培训课程和军事训练之中。[171]学校领导和行政人员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各种机构都喜欢对学校发号施令，而这些无穷无尽的规章和命令经常自相矛盾。1934年末，一个社民党观察家用激烈的语言描述了当时学校的状况：
教师行业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建起的一切已荡然无存。教育事业只剩下一个空壳，校舍、老师和学生都还在，然而其精神实质和内在构造都已经消失了。上面的人随心所欲地摧毁一切。他们根本不关心适当的教学方法或者教学自由。他们只负责向学校塞任务，欺负学校，指定教学方法，绞尽脑汁地限制教学材料。没有自由探索，有的只是对老师学生的密切监视。老师和学生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同理心。一切都被军事精神和训练取代了。[172]
每个学校都可能有两三个教师是狂热的纳粹分子，随时准备举报观点与主流不符的同事。一些更“体贴周到”的甚至还公开警告自己的同事，如果他们说了出格的话，他们有义务进行举报。老师们对公共休息室避之不及，不再在那里讨论知识性的问题。不来梅的一份报告称，一位校长“痛斥了泄露秘密和给政治警察写匿名信的行为”，呼吁停止“这类损害我们荣誉、应受谴责的做法”，他的话反映出了笼罩在德国教师公共休息室的阴云。但像他这样的教师极为罕见。[173]学校管理委员会和家长协会从民主机构变成了管控工具。从1936年开始，校长不再从学校员工中提拔，而是从外面空降，[174]强化了1934年树立的领袖原则：校长现在是学校的领袖，老师是他的跟班。跟班不能参与学校事务，只能接受上级的命令。[175]在很多学校，老师们还必须忍受一些管理学校的老褐衫军成员，有的人的职位比他们还高。[176]每所学校都有两三个协助老师的“学校助理”，总是待在教室中。老师对他们恨透了，认为他们是政治间谍（他们当然是政治间谍！）。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很多人甚至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的意识形态干预臭名远扬。老师互相开玩笑说，“学校助理就像阑尾一样：毫无用处，却经常发炎（火）！”[177]
Ⅲ
德国原有的教育系统惰性很强，一时很难改变，所以纳粹党后来干脆绕过教育系统，寻找培养年轻人的新方法，其中的主要手段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其他一些纳粹运动组织比如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比起来，青年团在1933年之前并不怎么成功。那时候的希特勒青年团还竞争不过围绕在新教或天主教青年组织周围的大量青年群体，也不能和其他政党的青年团相提并论，更不用说继承了候鸟运动（Wandervogel）传统的自由青年运动或者一战前组织松散的类似青年团体。在这些非纳粹青年组织面前，希特勒青年团简直和过家家一样，他们在1930年只有1.8万人，两年后也只有不到2万人。不过到了1933年夏天，纳粹党使出它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施展过的看家本领，解散了几乎所有青年组织（天主教的除外，因为花了更长时间）。纳粹向德国的男孩女孩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组织。老师也迫于压力，给学生布置这样的作文题目：“为什么我没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那些没加入的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不断嘲弄，在操场上被同学欺负；如果他们到毕业还没加入，学校还有最后一招，就是不给他们发毕业证。雇主也开始只选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当实习生，这给即将毕业的学生在物质上带来了巨大压力。[178]
从1936年7月开始，希特勒青年团以官方的名义垄断了14岁以下孩子体育活动所需设备的供应权和体育活动的举办权。不久之后，14—18岁这个年龄段也被垄断。于是，只要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就都不能使用体育设备了。如果希特勒青年团举办活动，其成员还可以获得学校特批的假期。这些手段很快就产生了明显的效果：1933年末有230万年龄在10—18岁之间的男孩女孩加入了青年团。到了1935年末，这个数字已经接近400万，1939年已经到了870万。当时德国10—18岁年龄段的人总共就只有887万，考虑到犹太孩子不能加入这个组织，这意味着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组织覆盖了德国的整个年轻一代。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团从德国内政部脱离，正式成为官方教育机构，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组织，通过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直接对元首本人负责。1939年3月25日之后，官方要求孩子在10岁时必须加入青年团，否则家长将被罚款；如果家长主动阻止孩子加入，甚至将面临牢狱之灾。[179]纳粹党人想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机构为德国建设一个崭新的未来。早在《我的奋斗》里，希特勒就花了大量笔墨阐述在种族国家——这是他当时为德国设想的未来——里教育的本质和目的。[180]“单一种族国家，”希特勒宣称，“其主要的教育工作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培育绝对健康的身体。心智训练是次要的。”排在这之后的是性格的培养，之后是提升意志力，再之后是让人们学会在责任中寻找快乐。“一个只有身体退化、意志薄弱、胆小如鼠、爱好和平的学者的民族无法掀起大风大浪。”学术教育毫无意义。“年轻人的头脑不能95%都被无用之物占据。”各个学科的教育材料要经过删减之后才能教授给学生，且必须符合种族的利益：历史教育要删去那些没用的细节，鼓励爱国主义。体育教育和性格培养应以军事服役为最终目的。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将种族意识和种族感情深深地烙在年轻人的本能和理性、心灵和脑海之中”。[181]
如前文所述，纳粹党上台之后，希特勒的秘方被普及到德国的所有学校。纳粹教育理论家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的学说为此提供了支持，并成为教师培训机构的标准。[182]不过，即便集权化的德国教育系统已完全被国家控制，传统中小学教育对实现纳粹教育目标的贡献却依然有限。希特勒在1935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宣布：
在我们看来，未来德国的男孩必须身体修长柔软，迅捷如猎犬、坚韧如皮革、强硬如钢铁。我们必须培育出一种新的人类，男孩女孩从里到外都健康守纪。我们已经为德意志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已经开始在年轻人身上施行，并将持续终身。它以孩童作始，以“老兵”为终。再也不会有人说自己曾孤独无助。[183]
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被要求将这份演讲背熟，在升纳粹卐字旗时朗诵。[184]
希特勒青年团对青年的思想灌输无休无止。尽管青年团借鉴了当时青年组织的模式，组织了登山、露营、唱歌、礼拜、庆典、体育和游戏等活动，但并不像过去的青年运动那样是由青年自己管理组织的，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崇领袖原则，听从帝国青年领袖席拉赫发号施令。青年团对开展的活动有严格的纪律要求。申请加入者必须以个人名义宣誓效忠希特勒。他们的训练受法律约束，属于义务行为。所有年龄段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有一个贯穿全年的课程表，内容包括“日耳曼人的神祇和英雄”“德国二十年来的斗争”“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战友”“人民及其血统”。他们唱的是纳粹的歌，读的是纳粹的书。一沓沓经过特别准备的资料指导着青年团的领导们应该对集会上的孩子和年轻人说什么，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灌输材料。[185]后来，军事训练日渐成为首要事务。即使申请人再年轻，也必须接受医疗和体质测试才能成为正式成员。1938年2月20日，几个关键的青年团分部宣称：
青年团海军部有4.5万人，摩托部有6万人，还有5.5万名少年部成员在进行航空训练，学习滑翔。青年团飞行部有7.4万人。仅1937年一年就有1.5万个男孩通过了滑翔测试。现在，120万人在7000名教员的指导下学习小口径枪射击。[186]
这时，青年团训练中男孩主要学习队列行进、摩斯密码，而女孩着重于学习战地护理和防空技能。[187]
社民党特工曾经向流亡布拉格的党中央汇报，虽然年龄稍大的孩子从身为社民党、共产党和天主教成员的父母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更年轻一代却是“从一开始就完全被国家社会主义洗脑”。[188]青年团提供的旅游度假和体育运动等活动机会吸引了工人阶级的穷苦小孩，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机会参加这类活动。还有一些人在青年团中找到了乐趣，并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189]再者，年轻人不顾父母劝阻为青年团效力，理想主义情怀无疑也是重要原因。1933年3月1日，梅利塔·马施曼秘密加入了德国女生联盟，因为她知道保守的父母绝对不会同意。她读了一些纳粹意识形态作品，比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Stewart Chamberlain）的《19世纪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Nineteenth Century），但一无所获。[190]她后来说，她和很多出身中上阶层的朋友一样，看不起纳粹分子的暴力行径和反犹思想，认为它们是昙花一现的过火现象。女生联盟给了她目标感和归属感，她日日夜夜地扑在上面，不顾学业的荒废与父母的担忧。但是她后来写道，她“对政治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即使那时候也只是在强迫自己感兴趣”。[191]对男孩子来讲，青年团在体育等活动中不断强调竞争、斗争、英雄主义以及领袖精神对他们颇有影响。社民党特工在1934年秋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类似事件肯定还有很多）：
和我同住的一位同志有个13岁大的孩子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最近有一次他结束训练之后回到家里问自己的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我鄙视你，你简直没有一丝英雄气概。你们社民党算什么东西，就该被揍个稀巴烂，因为你们全是孬种。”他父亲告诉他：“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但那个孩子笑了，显然他更相信青年团上级的话。[192]
老一辈的社民党人绝望了。一位老党员抱怨道，整整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工人运动没有任何概念，成天都在听什么‘英雄和英雄主义’。这一代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听我们说什么”。[193]
但是，尽管年轻一代接受了大量的军事训练和意识形态灌输，但青年团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正负参半的。作为一个基于自发为某个理念而战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机构，它越是强迫青年人为国家利益服务，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就越小。意识形态灌输常常流于表面，因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多数领导人都来自以粗鲁和反智著称的褐衫军，不像上一代青年运动领导人那样受过良好教育。[194]因此他们并未牢牢掌握何为“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一位稍有头脑的青年领导人认为，如果出现了政权更迭（比如战败），多数青年团领导人“在适应新政权时不会遇到太多思想上的困难”。[195]体育活动对许多青年团成员的吸引力也妨碍了全面的思想灌输，因为很多男孩女孩参加青年团的目的不过是利用体育设施参加比赛。不是每一个小孩都喜欢体育锻炼。最为孩子们讨厌的是抱着捐款箱四处募集捐款，尤其是在这件事逐渐成为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之后。有时在周日上午7点30分启程，持续一整天的登山活动（不排除有故意让教徒错过礼拜的目的），或者周三晚上8点的强制体操训练，令一些年轻人开始渴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但流行于1933年以前青年运动中的无组织远足和自发活动却都被明令禁止。[196]
1934年9月，汉堡一个工人阶级地区的希特勒青年团领导层向所有成员和他们的父母发了一份内容极长的备忘录，里面抱怨道：
你们有义务参加活动，但却从来不来，甚至连不参加的借口都懒得找，反而自己去找乐子。你们中好多人又成了“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的小我”，拒绝国家社会主义的“大我”。你们侵犯了国家利益。你们不来参加青年团活动，说要去参加朋友的婚宴，说功课太忙，说要骑车去兜风。结果你在学校的时候又说你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有任务，以此为借口不完成家庭作业。[197]
军事训练是最遭恨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抱怨声越来越大。[198]尽管席拉赫声明说，过去青年运动的“自我领导的原则”也适用于青年团活动，[199]但在现实中青年团基本被成年人主导。青年团成员由成年的褐衫军训练，他们跳到冰水里磨炼身体，被迫在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从事长时间训练锻炼忍耐力。他们因违反命令受到的惩罚越来越重。有报告反映，一些孩子因为很小的过失受到严厉处277罚，甚至被人拿着弹簧钩打。医生们反映说，长时间训练、全副武装的夜行军、缺乏营养补充的军事训练正在摧毁年轻人的精神和身体健康。[200]
社民党的特工报告称，年轻人为了被开除而缺席夜间训练或者不交团费，只有在因为找工作或者上大学而需要团员证的时候才会重新加入青年团。1938年萨克森的一个特工报告：“男孩们简直是纳粹笑话专家，什么有关纳粹机构的最新笑话都知道。参加活动时，只要有机会他们就磨洋工。在空闲时间里，他们聚在朋友家，不屑地聊起‘活动计划’。”[201]孩子们很快就厌倦了整晚围坐在篝火旁唱爱国主义歌曲。社民党的特工报告，“他们多数人在唱完第一首歌之后就想回家。”[202]他们经常缺席每周一次、晚上7点30分到9点30分的游行。组织者找不出什么惩罚他们的办法，因为成员一旦交了团费就不能被开除。一位女生联盟成员说，很多年轻人“不过是付费成员”，因为15岁的少年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已经有工作的年轻人尤其觉得训练令人筋疲力尽。[203]露营曾是成员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后来日益军事化，便越来越不受欢迎。一个露营归来的成员抱怨：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活动时间。一切都是军事化管理，起床、第一次游行、升旗、晨练、沐浴、早餐、“侦察游戏”、午餐等等，一直持续到傍晚。几个成员中途退出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么辛苦实在太蠢了。成员之间没有什么交情。同志关系非常疏远，一切都是在执行命令……营地长官是个老团员，专门负责军训的。他从头到尾就会大声发号施令、组织侦察训练、没头没脑地行军……整个露营就是不停活动，疯狂锻炼身体，缺乏精神体验，甚至连积极向上、合作式的休闲活动也没有。[204]
另一个青年团成员在几年之后回忆，他10岁加入青年团时很“兴奋”——“当同志情义、忠诚和荣誉等生活理想摆在一个男孩面前时，哪个男孩不会感到兴奋？”——但很快他就发现“强制和无条件服从……太夸张了”。[205]还有一个成员回忆，“无休无止的方阵演练”实在太无聊了，稍微犯了一点小错就会受到严厉责罚。然而没人抱怨，因为证明你的坚韧是继续下去的唯一方法，不过这也有它的效果：“坚韧和盲从在我们能走路的时候就已经灌注到了身体里面。”[206]
甚至连年轻的纳粹分子都对此“感到失望和不满”。在希特勒青年团一统天下的表象之下，青年运动的老传统仍然星火不息。许多叛逆的男孩开始学习那些远足时唱的、现在已经被禁掉的老歌，而且会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里轻哼这些歌的旋律作为接头暗号；在营地里他们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一有机会就自己组织活动。[207]不过，大量的社民党观察家并未将此看作长夜尽头的曙光，他们悲观地报告说，年轻一代已经和老一代坚守的价值脱节，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训导的影响下，年轻人完全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猎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希特勒青年团运动以及日益纳粹化的学校教育还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制造了隔阂，很多父母们仍然坚持着从小到大接受的传统信念，而子女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受到训导。一个社民党特工非常担忧：
反纳粹的父母很难对孩子施加影响。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让孩子不要在学校谈家里面说的事情。这样的话，孩子们就会觉得，啊哈，原来家长还得掩藏他们所思所想。相反，老师可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看来，老师肯定是正确的。二是告诉孩子自己的观点，不提醒他不要出去跟别人说，这样的话要不了多久孩子就会被抓走，或者至少会被老师叫去办公室。老师会朝他们大声嚷嚷，威胁要举报他们——“去，叫你爸到学校来一趟！”这是孩子们问了可疑问题之后一般会得到的回答。如果父亲在去学校之后就不说话了，那他就会让孩子觉得父亲被老师说服了，这个结果比什么都没跟孩子说更糟糕。[208]
还有更令人忧心的报告：一些父母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于是孩子威胁父母，说如果他们阻止就去举报他们。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想要让身为前社民党员的父母不爽实在太容易了：只要用“希特勒万岁”而非“早上好”来问候他们就可以了。“所以每个家庭都爆发了战争。”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运动激进分子的妻子评论道。“最糟糕的是，”她忧心地加了一句，“即使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父母都得小心翼翼、谨言慎行。”[209]
因此，政府和纳粹党正在破坏家庭的社会和教育功能。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注意到了这一批评，但他信口雌黄地辩解称许多穷苦的工人阶级子弟根本没有良好的家庭生活。一些中产阶级家长抱怨得最凶的是他们的子女被强制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女生联盟组织的活动，以致整天不着家。对此，席拉赫说：“这些家长应该记住一点，希特勒青年团把中产阶级子弟招入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家庭中，是为了让我们民族中最穷苦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210]但是这些辩解日益引起工人阶级家长的憎恨。他们很多人都抱怨养小孩不再是一种乐趣。希特勒青年团的小孩需要制服和装备，这笔开销可不小，并且没有任何回报。“现在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恭喜没有孩子的父母。父母能做的也就是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而教育他的任务则首先是希特勒青年团的。”[211]一位老兵抱怨自己的小孩是希特勒青年团中的激进分子，言辞十分激烈：“这小子和我们已经完全不对路了。我是个上过前线的老兵，我反对一切战争，可这小子却对战争着了魔，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兴趣。简直糟透了，我有时候感觉他在我们家就是个间谍。”[212]
部分社民党观察家反映，年轻人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之后在总体上变得更加粗野了。青年团内部禁止辩论和讨论，实行军事化制度，强调身体力量和竞争，因此男孩们变得崇尚暴力，侵略性极强，尤其喜欢欺负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加入青年团的人。[213]青年团成员出行坐火车的时候，只要车上的警卫在向乘客检票时没有说“希特勒万岁”，便会遭到他们的侮辱和威胁，他们以此取乐。位于乡下的青年团训练营不断引发当地农民的抱怨，因为果园里的果子被他们偷走了。训练营中的孩子所受训练非常严酷，各种各样的伤病十分常见。训练完全不讲规则，也没有保护措施，拳击训练就是一例：“这种场合下，血流得越多，他们越兴奋。”一个社民党特工记录，在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军队和帝国劳役团这样的组织中，一种使人残忍化的进程已然出现。“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他们对待人的方式将人贬低成动物，以及把所有与性有关的东西都变成淫言秽语。许多成员还染上了性病。”“希特勒青年团的很多部门每月都会搞一次‘性游行’，和一战时一样。”[214]希特勒青年团不提供性教育，说那是父母的责任。部分领导人还搞同性恋，但这些事情都被压下去了。要想像纳粹大举指控护理机构的天主教神父时那样，让媒体注意到这些事，那是绝无可能的。1935年，就在戈培尔正准备曝光天主教会的性丑闻时，青年团发生了一起特别严重的性侵案：一个男孩先是遭到同一营的青年团其他几个成员性侵，之后被捅死灭口。而当孩子的母亲知道事情真相，并报告给帝国专员马丁·穆奇曼（Martin Mutschmann）时，穆奇曼立即把她抓起来送进监狱，以防丑闻扩大。对孩子在营地里状况不满的家长，以及为了孩子好把他们从训练营带走的家长可能会被控颠覆青年团，甚至有时还会受到威胁让他们闭嘴，如果再不停手孩子就会被“看护”起来。[215]1934年7月，纳粹大佬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席拉赫合作，在青年团建立了一支维护内部秩序的警察力量，这批人也是党卫队的后备军。[216]
希特勒青年团的桀骜不驯对学校教育造成了很大破坏。团里的这些青年活跃分子——他们仗着政府说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举足轻重，而且习惯了指挥一群群的小孩，这些孩子要比老师班里的孩子多很多——对学校的长辈愈发傲慢。“当领导让许多男生信心暴涨，”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承认，“变得目空一切，拒绝承认其他权威。”[217]希特勒青年团在和校方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218]团员在学校里面穿着青年团的制服，这种穿着渐渐让老师觉得，自己面对的学生首先服从的是一个学校之外的权威。1934年1月一个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和学校平级的教育机构，使其成员自信心更为膨胀。[219]青少年叛逆期的能量被引导着去反对学校等社会机构以及父母、家庭和教会。一些希特勒青年团前成员在战后接受采访时称，凭借青年团成员的身份，他们在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权力。[220]1939年，鉴于学校教师和青年团的关系日益恶化，甚至连党卫队的保安处都开始表示担忧。[221]1934年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称，在当年冬天某学校每周一的集体晨练上，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校园领导人”在升国旗和唱国歌时（此时应该脱帽）告诉一个没有摘掉帽子的60岁老教师，如果下次他还不脱帽，就会被举报。[222]很少有老师机灵到能够在不被举报的情况下夺回主动权。科隆的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做到过。他把几道特别复杂的算数题拿给教室里身着制服的两个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对他们说：“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必须竖立一个好榜样，你们肯定能做出来！”[223]
Ⅳ
第三帝国的学校系统归伯恩哈德·鲁斯特掌管，1933年鲁斯特被任命为普鲁士教育和宗教部长。鲁斯特原本是个学校老师，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1925年成为汉诺威南部和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地区的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当上总理时，纳粹领导人大多是30多岁或40岁出头，而鲁斯特已经50岁了，年纪比他们都大。1934年5月1日，鲁斯特稳稳坐上了帝国科学和教育部长的位子，不仅包揽了普鲁士教育和宗教部中管教育的职责，而且自1935年初还负责其他地区的教育事务，而把管理宗教的担子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帝国宗教事务部，部长是汉斯·科尔。1937年8月20日，教育部正式垄断了国家编制内教师的任命权。1939年，帝国考试中心成立，负责所有教育考试。此外，1937年3月20日，教育部实行中学教育合理化改革，这件事教师们已经呼吁了很久，从魏玛时期就开始筹划了。学校被分为三类：一类注重现代语言和人文学科，一类是科学与技术，还有一类是古典学教育。[224]1938年7月6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将1927年建立的普鲁士学校教育体系扩展到整个德国，要求学生在八年之内完成最低课程要求。这个标准相对巴伐利亚来说更进了一步，因为那里一向只要求七年；相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是个退步，那里的传统是九年。该法还为学生设置了中央政府要求的课程，其中包括适用于全体学生的所谓“种族教育”。[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