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1933年之后纳粹分子耗尽了心血，想使德国的学校教育体系符合他们的目标。但德国的大学并没有受到太多压力。只有到了1934年帝国教育部成立时，纳粹当局才真正开始从中央层面控制高等教育。不过1934年的控制仍然不强。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软弱缺乏决断力，对管理大学没有任何兴趣。鲁斯特做事犹豫不决，这个根深蒂固的毛病成了大学教授调侃的对象。他们开玩笑说，政府引入了一个新的度量单位，叫“鲁斯特”，特指教育部长的命令从发出到取消所需的时间。其他纳粹领导人也不是特别关心高等教育。1936年1月纳粹学生联盟成立十周年之际，希特勒对一群学生发表演讲；可是他几乎没有提到学生事务，此后也再未向学生听众发表第二次演讲。第三帝国处理大学事务最通行的做法就是将其变成纳粹党内权斗的战场。名义上由鲁道夫·赫斯挂帅，实则是野心勃勃的幕僚主管马丁·博尔曼领衔的副元首办公室对任命学术职位兴趣浓厚；德国内政部则控制了研究经费；地方领导人也经常干涉大学事务；冲锋队想招大学生加入；纳粹学生联盟想要主导大学生活纳粹化的过程。但是教育部强调，学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加强政治灌输。负责大学日常管理的仍然是校长，根据教育部1935年4月1日发布的方针，校长仍然掌握着大学的最高权力；其他员工和学生的义务是紧跟校长，并服从他的命令。[252]
不过在实践中，软弱的教育部无法有效贯彻自己发布的各种规则。学术职位的任命变成了各个集团间的角力，教育部、校长、纳粹学生联盟、教授、当地的纳粹头目都认为自己在大学内部享有政治管制的权利。纳粹学生联盟及其成员和学校里的希特勒青年团一样，只要老师触犯了纳粹底线就会毫不犹豫地点他们的名进行羞辱。1937年汉堡某大学教授抱怨道，之前几年的学生会议上，“没有一次学生不用‘头脑僵化’等侮辱性的词语来形容教授群体，说他们已经不适合教诲或领导大学里面的年轻人。”[253]1936年，学生联盟来了一个新领导人，古斯塔夫·阿道夫·谢尔（Gustav AdolfScheel）。在1933年前，当谢尔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就骚扰和恐吓过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持和平主义观点的教授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Emil Julius Gumbel）。他把很多学生组织吸收进了学生联盟，并使联盟有权自主任命领导人和处理内部事务，巩固了联盟的地位。谢尔和赫斯办公室保持了良好关系，即便教育部多次想削弱他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谢尔都能够从容应对。学生联盟在每一所大学的评议会上都保有一席，这样它就能够接触到和职务任命有关的机密信息。它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反对意见时也毫不犹豫。若学生不喜欢新上任的校长，他们可以（并且确实会）让他日子很不好过，从1937年开始，教育部在任命校长之前就不得不征求学生代表的意见，谢尔和他的学生联盟也因此在大学管理上开始享有更大的发言权。[254]
但最终纳粹学生联盟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尽管1933年之前联盟就已经在整个德国的学生组织选举中所向披靡，但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前夕，它仍然只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组织，只有不293到9000人。这些人中许多属于联盟的女性附属机构，或是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还有一部分人在德国境外的德语大学学习，因此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男性成员还不足5000人，占不到德国大学生总数的5%。[255]不过在纳粹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之后，受1933年社会整合和机构调整中出现的恐怖行动和与之相伴的投机心理推动，学生联盟成员数量快速增长。除此之外，那时的德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结很强，而新政权在掌权初期使得1914年爱国主义精神暴涨，学生们陷入狂热之中。但是学生联盟并不是没有竞争对手。1933年春，许多学生加入了冲锋队，1933年9月希特勒下令，学生组织的政治化应由冲锋队负责。褐衫军在大学里面建立了活动中心，施压让学生加入。1933年末，海德堡大学超过半数的学生都加入了冲锋队。1934年初，内政部下令，所有男性学生均须参加由褐衫军组织的军训。很快，学生们便与褐衫军一起参加长时间的训练，他们的学习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学校注意到，学生连续数日或数周都不学习，或是在上课时因经过整夜训练而已筋疲力尽，学习成绩因此直线下滑。但这还不是全部，基尔大学（Kiel University）校长在1934年6月15日向教育部反映：
现在情况不妙，因为出现了“反智斗争”，褐衫军大学办公室针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还有更糟的，在所谓“像士兵一样质朴地说话”这一口号下，头三个学期学生的说话风格已经不能用质朴来形容，更合适的词是粗野。
有些褐衫军领导人甚至告诉内部的学生成员，他们首先对冲锋队负有义务，学习是业余爱好，可以在空闲时间进行。多数学生很快就开始抵制这种说法。1934年6月，当全国学生领袖沃尔夫冈·多纳特（Wolfgang Donat）在慕尼黑大学的一场会议上致辞时，听众应之以“咆哮、轻蔑、口哨声”。一些敢于在课上批评政府的老师讲课时经常被如潮的掌声打断。在一些大学里，纳粹活跃分子和其他学生之间爆发了公开斗殴。[256]
这些事件正好碰上1934年6月纳粹政权的第一次大危机，这并非巧合。在6月末的“长刀之夜”行动中，冲锋队领导层授首，为纳粹党彻底变革对学生的领导方式扫清了道路。鲁道夫·赫斯和他的副元首办公室接管了纳粹学生联盟，并对其领导层进行了清洗。10月末，冲锋队被尽数赶出大学，褐衫军的军事训练也换成了要求更低的体育教育。纳粹学生联盟的成员数量开始快速增长，1939年，51%的大学男生和71%的大学女生都已经加入联盟。[257]这个时候，联盟已经成功突破了传统大学兄弟会对他们的顽强抵制，而1933年时兄弟会仍然囊括了半数大学男生。兄弟会和其他很多保守组织一样，激烈反对魏玛共和，支持纳粹夺权。其中多数成员也许在1933年夏天都已经加入了纳粹党。不过同时，他们必须用领袖原则取代兄弟会之前的集体领导制，让纳粹党人占据高位，还要驱逐所有与犹太人沾边的成员和犹太“老先生”（兄弟会的前成员，他们依托雄厚的财力，在兄弟会的管理中有很大发言权）。兄弟会的贵族风格和独立自主的传统也不为纳粹领导人所喜。一次，海德堡某个十分排外且崇尚决斗的兄弟会有一些成员在醉酒时扰乱希特勒的广播演讲，几天之后在旅馆喝酒聚餐时他们又大声议论：希特勒在吃竹笋时是用刀叉还是用他那笨拙的双手。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媒体上掀起宣传攻势攻击他们，还命令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不能加入如此丢脸的反动组织。不过帝国总理府的首席文官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自己就是一个知名且小有影响力的“老先生”。最后事情落到了希特勒头上。1935年6月15日，希特勒对召集起来的党内高层发表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冗长讲话，他明确表示：兄弟会是贵族时代的遗迹，应该走向消亡。1936年5月，希特勒和赫斯公开指责兄弟会，并禁止党员加入。拉默斯在看到墙上的通知之后，逐渐放弃了为兄弟会辩护；到了1936年末，兄弟会要么已经解散，要么已经被吸收进学生联盟。[258]
Ⅱ
于是，纳粹学生联盟在30年代中期脱颖而出，横扫其他学生组织。但它的崛起同时伴随着德国大学生数量的急剧减少。大学生对于魏玛共和国心怀不满的一个因素在于， 1914年之前的一波婴儿潮挤爆了30年代的大学。不过第三帝国成立之后，学生人数开始减少，1931年大学生共有约10.4万人，1939年下降到接近4.1万人。技术大学的学生人数同样减少了，只是没有前者那么明显，1931年是2.2万人，八年之后是1.2万人。[259]总体学生人数下降，各个学科受到的影响不一。其中法学最严重，1932年19%的学生在学法律，1939年之后是11%。人文学科的学生占1932年入学学生的19%，七年后只有11%。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数量也下降了，只是没有前两者幅度那么大，12%到8%。也许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神学学生比例基本没变，一直保持在8%—10%。经济学还有些许提升，从6%提高到了8%。医学是真正的赢家，1932年有1/3的学生学医，到了1939年竟然有49%。这些变化都必须放在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理解，那就是大学生人数在这些年下降了一半多。人文学科和法学在二战前夕陷入了真正的危机。危机的出现有许多原因。政府一直在批评人文学科和法学，它们对学生的吸引力因此降低。类似地，法学研究生传统的就业方向是去政府，而政府文职岗位从1933年开始大量裁员，政府文官的影响力和名望也大不如前，更吃香的是纳粹党员。人文学科毕业生传统的去处是教书，但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在3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相比之下，医疗行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如火箭般蹿升，因为种族卫生学在国内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此外，大量犹太人医生被裁撤，留下了许多空缺职位，可以让雅利安毕业生去填补。[260]
人文学科的衰落也和政府那些年限制女生入学有关，因为那时候人文学科是最受女生欢迎的选择。希特勒认为，教育女孩的主要目的是让她们学会做母亲。1934年1月12日，威廉·弗里克治下的内政部依《抑制德国学校和大学学生过剩法》（Law against theOvercrowding of Germ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1933年4月25日颁布）下令，从文法学校毕业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女生人数不能超过男生的10%。这一年在复活节，大约有1万名女生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最后在内政部法令的限制下，只有1500人得以进入大学学习。在这个法令的限制下，到了1936年大学女生总人数已经减半。那些所谓纳粹精英教育机构，如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不招女生，德国各州的精英学校和政治教育学院也只招少量女生。1937年的德国中学系统重组，彻底禁止女生接受文法学校教育。女生被禁止学习拉丁语，而掌握拉丁语是进入大学的必备条件。教育部尽其所能让女生只接受家政教育，为此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女子学校，唯一向女生开放的中学教育是一所以语言教育为基础的女子学校，但在那里家政也成了必修课。从1938年4月开始，即使女生通过了重重阻碍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也必须接受一年的家政训练，只有这样她们才能获得离校证明，由此获准进入大学学习（如果还有名额的话）。[261]高等教育中女生的数量从1932—1933年的1.7万下降到1939年的不到6000，比男生人数下降得更快：同时期的女生比例从不到16%下降到刚刚超过11%。后来由于重整军备政策开始主导经济，一些行业需要大量合格的技术女工，政府屡次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但却没什么成效，因为这和自1933年以来旨在把女生赶出大学的其他政策背道而驰。[262]
地图8 德国大学的衰落（1930—1939年）
1933年4月25日通过的《抑制德国学校和大学学生过剩法》一开始只影响了犹太人学生。但德国内政部在1933年12月宣布，尽管预计将有4万名中学生通过1934年的文法学校结业考试，但其中只有1.5万人能够去大学深造。那时候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如果学生不能保证最后能找到工作，上大学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是这一措施只实施了两个学期，教育部在1934年5月成立之后，新部长迅速取消了限制，甚至还让1934年无法入学的学生重新申请，只要他们没有找到工作并且政治上可靠。[263]然而，相对这些具体措施，对高等教育影响更大的是纳粹领导层经常表露出的对大学和大学老师与学生的不屑。1938年11月，希特勒猛烈攻击知识分子，其中无疑包括大学老师和教授。他说知识分子在根本上都是不可靠的废物，有时候还很危险。在他眼里，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根深蒂固，他们总是吹毛求疵，满腹怨言，和大众与生俱来且死心塌地的团结一致形成鲜明对比。“我扫了一眼我们的知识阶层——很不幸，我猜他们的存在确实是必要的；不然的话某天某人就可以把他们完全剪除了——但很不幸，他们必须存在。”[264]不过他没有说知识分子还必须存在多长时间。每一个读过《我的奋斗》的人都能感受到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希特勒认为这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为1918年的灾难负责。希特勒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为学术圈子带来了幻灭情绪，有潜力的学生对于是否加入学术界显得十分犹豫。在1933年之前的德国，大学学历是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的标志。现在对很多人来说那已经成为往事。在第三帝国治下，德国大学无疑在走下坡路。不只大学生数量下降，许多知名科学家和学者也被解职，很多时候换上的都还是一些二流人物。当时大学里的教席和教职经常是空的。[265]
其实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大学的衰落便已经开始了。大规模失业让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不敢进大学学习，因为大学毕业之后能找到工作的机会小之又小。而且，一战期间出生的人很少，那时候生育率相比战前水平降了一半，而这批孩子在1934年正好到了上大学的年纪。面对大学生数量的下降，德国政府做的不是扭转下降趋势，而是尽一切可能加大这种趋势。最后，1935年实行征兵制之后，职业军队极速扩张，开放了大量地位体面、待遇优厚的军官岗位。所以，1933年只有不到2%的男性高中毕业生入伍，到了1935年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20%，1937年更是达到28%。这个时候，有希望进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需要等上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入学，因为这之间的许多时间都要用来服兵役。等到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许多年轻人已经没有胆子再闲散度日不找工作了。据统计，禁止犹太人进入大学把学生人数又降低了3%—4%。同时如前文所述，纳粹党限制女生入学的措施也使学生总数下降了。[266]
后来纳粹学生联盟决定，所有高中毕业生在开始大学学习之前都要为第三帝国服一段时间劳役，这使上大学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从1934年复活节开始，所有申请大学入学成功的毕业生都被强制服六个月的劳役，同时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每年都要花十周300时间在劳役营工作。服劳役的目的在于对大学生进行品格塑造，这一点在学校也变得非常重要。伯恩哈德·鲁斯特于1933年6月告诉柏林的学生：“不进劳役营的人没资格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领导德国。”在第三帝国的学生成为这些措施的第一批牺牲品。据说参加劳动不只是用实际行动来兑现建设新德国的承诺，还意在帮助高学历人群克服阶级伪善和知识傲慢。为达到目的，劳役团的管理者保证每个劳役营的学生人数不能超过劳役营总人数的20%。[267]
可是这个政策最后没能达成建立无阶级新种族共同体的目标。据1933年11月的一个学生组织备忘录记载，在农场工作的大部分学生都非常厌恶农场里面某些看守身上旧式军队“士兵式的装腔作势”，这些看守只是把他们对社会的仇恨发泄到这些年轻“囚犯”身上。严厉的军事规训、语言辱骂、欺辱霸凌，这些都是没受过教育的农场领导人羞辱学生的惯用伎俩。对于这些人，后来一个学生回忆道：
他们每晚都无所事事，把自己灌个烂醉，然后就开始整我们……最后一岗才过了三四个小时我们就从床上被叫起来，穿着夜装列队，然后绕着营地跑。回到营地之后又被命令在床下爬来爬去，然后攀上橱柜唱一些和我们的行为一个格调的小曲。[268]
长时间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或是修路或是挖沼泽，而且口粮配给少而粗劣——让多出自中产阶级的学生筋疲力尽。他们也是劳役营其他成员不断嘲弄、恶作剧和辱骂的对象，这些人多来自乡下或工人阶级，比学生更加适应重体力劳动。对学生来说，那是个乾坤颠倒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所谓阶级融合，只有憎恶、痛苦和怨恨。[269]
大学前的劳动改造可不是学生厄运的最后一站。一旦进入大学，他们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每年不得不在假期花几周时间去田地或工厂无偿劳动。大学生当然不喜欢这个，参与率一直很低，1936年只有5%。1939年希姆莱下令要2.5万名学生为秋收帮忙，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以往干这些活的波兰季节性劳工难以到位。这项措施引发了广泛不满，几个学校还出现了公开抗议。后来盖世太保出动，一批学生被捕。尽管如此，最后也只有1.2万名学生去参加秋收，其他人都在想方设法地逃避。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想要把农场生活的精神带到大学，也没有成功。一些纳粹化的学生组织曾想建立同志之家，在那里学生会住在一起，而直到1933年，学生都是独自住在私人住所里的。建立同志之家的目的更在于直接取代各种兄弟会，将它们的活动场所供同志之家使用。不过兄弟会利用自己在各大部门的影响力——里面的高级文职官员很多以前都是兄弟会成员——反对建立同志之家。此外，纳粹学生联盟也对此表示反对。最后，连希特勒本人都掺和了进来，他在1934年11月宣布，同志之家会鼓励同性恋。[270]1936年兄弟会垮掉之后，同志之家卷土重来，这次这个想法获得了纳粹学生联盟的支持。到了1939年，同志之家的数量已经不少于232所。后来同志之家废除了每天早上6点15分起床进行体操训练的制度，这一举措增强了自身的吸引力，至少加入的学生不用每天很早就叫同伴起床了。然而与此同时，同样深受学生厌恶的每周三晚的政治灌输却没有取消。许多学生都曾被以各种方式劝说加入同志之家，他们将之视为社会机构。上大学的学生在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经历了多年简单重复、智力低下的政治灌输之后，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政治教育。比如，1937年汉堡同志之家的负责人抱怨，“大家已经厌倦了一切形式的政治教育。”马堡一个热心于纳粹主义的学生在1939年表达了自己的失望：“纳粹学生联盟的同志之家只是以前学生兄弟会生活方式的延续。”“现在，”1938年维尔茨堡的一个纳粹学生领导人下结论说，“大学里政治狂热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要么变得更强硬了，不愿接受灌输，要么已经厌倦了。”[271]
Ⅲ
纳粹学生联盟不满于只用农场义务劳动、劳役和同志之家来改变学生。它还想对大学所教所学施加影响。1936年学生联盟明确说：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没有被当作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或是教授在科学和学术训练中没有主动地把学生引导到这些意识形态出发点之上，我们……随时准备干涉。[272]
纳粹党的大佬们多次强调这一点，几乎从不厌烦，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满口脏话的汉斯·弗兰克在演讲中说得直白而粗暴，优柔寡断的伯恩哈德·鲁斯特在演讲中则更温和委婉。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即纳粹党改造大学与其改造学校的目标一致，那就是要把纳粹意识形态放在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位置。不少大学都建立了一些新教席和新机构，主攻种族研究、种族卫生、军事史和史前史。同时，1933—1945年间德国半数大学都增加了德国民俗学的教席。这些新职位多出自大学校长之手，和教育部关系不大。1939年，德国23所大学——按1937年的德国疆界——中的12所都有“种族研究中心”。这些新机构占用了大量资源（经费和优先权），但它们研究的课题在1933年之前的德国大学中都无足轻重。[273]
许多大学都有与这些课题相关的特殊课程来支持这些新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教学和研究也开始关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后者在一些大学还成了考前必修课程。海德堡大学的知名纳粹教授恩斯特·克里克于1937年当上校长，亲自教授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课程。不过在第一波意识形态热潮之后，纳粹意识形态的课程都从大学中取消了，到了30年代中期，德国大学里只有不到5%的课程在主题和内容上有明显的纳粹倾向。1933年没有受到迫害的教授和讲师——当然这是绝大多数——继续教学工作，只对纳粹意识形态做了十分有限的妥协。这些现象引发了纳粹学生的不断抱怨。纳粹官员很多时候对此也了然于心：纳粹党种族政策办公室主任瓦尔特·格罗斯（Walter Gross）在1936年指责说，“一些知名科学家和学者敷衍国家社会主义，这让人非常尴尬。”敷衍其实是常态。1945年之后，当时的一些学生回忆说他们的许多老师都是老派教授，只是在非常表面地迎合纳粹意识形态。[274]纳粹学生联盟曾经想另起炉灶，取代现行教学大纲，以学生主导、按课程划分学习小组的形式，在常规课程之外提供一个完全纳粹化的教育体系。不过，这种做法在学生之间并不受欢迎，因为学生可不敢翘掉常规课程，如果他们既参加常规课程又参加纳粹课程，那就必须加倍努力学习。新课程体系引起了教师的敌意，而且因为学生们缺乏授课需要的知识，他们不得不拉教职工入伙，使得课程的自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被大幅度中和。[275]在很多常规课程中也仍可进行相对开放的讨论，教师们在处理高深的专业问题时一般能很轻松地避开纳粹意识形态。即使是在哲学这样的科目中，在讨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或就道德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辩论时，也可以避免任何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和词汇。[276]
所以，尽管纳粹分子想要改造大学，使其服务于自身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最终取得的成果却惊人地有限。在多数领域，教学只发生了相对表面的改变。[277]一项对纳粹统治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表明，其中只有不到15%用的是纳粹的语言和研究路径。[278]那些传统、自负、以精英自诩的教授公开鄙视政府带进大学里的投机钻营之徒，而这些人的时间也被大学的行政事务占满了，根本没有时间去向学生宣传他们自己的理念。另一方面，纳粹运动的反智主义导致自希特勒以降的许多党内高层对这些理念非常蔑视，认为它们太深奥，和真正的政治毫无关系。纳粹党在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两个主管，伯恩哈德·鲁斯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在政治上都缺乏足够的手段和决心，根本斗不过那些狡猾的大学教授，后者经过大学委员会数十年内斗的历练已经成精了。大学会建立一些新的研究中心来研究纳粹党感兴趣的东西，但这却成了学院保守派教授将不受欢迎的同事挤兑到偏僻的学术小径上的手段。比如，脾气很坏的极右派历史学家马丁·施潘（Martin Spahn）1934年在科隆大学有了自己的空间政治研究中心。这招一石二鸟一方面把施潘弄出了历史系，在历史系他非常不受欢迎，但在新的地方他却不需要和同事接触，另一方面显得大学很看重新政府的地缘政治理念。 [279]
总的来说，纳粹意识形态实在太过粗糙匮乏，太过自相矛盾，太过不合逻辑，很难对高等教育层次上的教学和科研产生实质性影响。1934年12月，纳粹党又搞了一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讲师协会来框住大学教书的人。和其他一些行业比起来，讲师行业协会建立的时间已经很迟了；不过这一尝试最后还是失败了，其中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讲师协会领导人瓦尔特·“毛头小子”·舒尔策（Walter‘Bubi’ Schultze）愚蠢无能。舒尔策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治好了希特勒的肩关节脱臼，由此赢得了元首的青睐。他在工作中爱搞小阴谋，往往还遮掩得不好，因此四处树敌。他惹恼了教育部，他的讲师协会让教授们觉得自己的职权受到了非法干预。协会的上级单位，即纳粹党内部于1934年6月成立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的问题在于委员会领导成员在学术界毫无地位。此外，德国大学的教授可不会像学校老师那样乖乖听命，几乎没有可能让他们去劳役营接受意识形态灌输。德国教授在自己的地盘上十分安全，他们对纳粹党的反智主义持悲观态度。最开始的确有些如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一类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学者对纳粹文化解放运动很有热情，不过这份热情很快褪去，因为不久之后纳粹党就表现出对革新德国科学和学术没有兴趣，这些东西对纳粹党来说绝对不是目的本身。到了1939年，甚至连信念坚定的纳粹学人恩斯特·克里克都发问了：“教授们变了吗？完全没有！ 1933年的精神已经再一次离他们远去，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还表示部分支持，但至少在他们的学术作品中看不出来了。” [280]
当然，这样泛泛而论有失精确；纳粹主义在某些大学的教授群体中渗透更深。比如，相对来说，耶拿、基尔和柯尼斯堡（K?nigsberg）是受影响更深的纳粹教学和研究中心，而天主教地区的大学受的影响不大。波恩大学甚至成了大学里的“垃圾堆”，专门接收那些其他高等教育中心不要、被迫换地方的教授，这里的学生也依然以天主教和保守团体为主，直到这些团体于30年代中期被纳粹党解散。在这里只有小部分教职——大约是5%——被纳粹狂热分子占据，10%是党的忠实支持者，其他的要么仅仅在表面上支持纳粹意识形态，要么对其漠不关心，要么反对纳粹政权。尽管波恩大学的380名教授中有1/4反对纳粹主义这一点比较少见，但是大学在任命教授时坚持学术和科学标准的做法无论是在波恩还是在其他多数德国大学中都依然普遍。[281]党卫队保安处在1938年对学术领域进行调查之后下了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在几乎所有的大学，”它抱怨说，“有人指责老师消极应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研究可以打破学科专业化造成的领域限制，但是他们却没人认真对待。”[282]
Ⅳ
纳粹党想让各个传统学科表达纳粹政治意识形态，最大的挑战莫过于物理学。不过的确有人想将物理学彻底纳粹化，那就是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莱纳德是德国科学的权势人物，曾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931年退休。莱纳德1862年出身于一个酒商家庭，曾经跟随电磁波的发现者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学习，并在1905年依靠开创性的阴极射线实验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如此，莱纳德内心还是充满怨恨，因为他的学生威廉·伦琴（Wilhelm R?ntgen）先他一步发现了x射线；他还指责揭示了阴极射线本质的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孙（J. J.Thomson）剽窃并打压了自己后来在射线领域的工作。莱纳德讲课时颇具魅力，深受欢迎，凭借出色的工作在整个德国享有很高声誉。他注重细致而精确的实验，几乎不花时间在理论上面。他恨汤姆孙，进而发展到讨厌英国。他出生在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自出生起就沾染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1914年发展成沙文主义，一战结束时又发展成反犹主义。1919年5月，广义相对论得到了实验验证，爱因斯坦因而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对此莱纳德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283]
爱因斯坦是和平主义者、犹太人、理论物理学家和魏玛共和国的支持者，可以说莱纳德恨什么，爱因斯坦就是什么；就连验证爱因斯坦理论的科学家也是英国人。在后来有关相对论的辩论中，莱纳德领头批判爱因斯坦的理论是“犹太人的骗局”，鼓动物理学界反对相对论。在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拉特瑙遇刺后，莱纳德拒绝出席官方为其举行的葬礼，且在暗杀之前公开宣布自己支持暗杀。莱纳德激怒了工会，后者在1922年举行示威游行表达不满。后来警察不得不介入，为了保证莱纳德安全，警方将其置于监护状态之下。之后莱纳德原来的大学禁止他返校工作。不过在右翼学生的压力下，莱纳德最终复职。这一风波之后，他在政治上愈发右倾。1924年，莱纳德公开赞扬希特勒一年前的啤酒馆政变。尽管直到3071937年莱纳德才正式加入纳粹党，但此时他已经是纳粹政治运动全身心的拥护者，积极加入了罗森博格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等一类组织。第三帝国成立时，他的热情简直不可抑制，他还兴高采烈地庆祝犹太人教授被赶出大学。此外，他在1936—1937年间出版了四卷本教材《德国物理》（Deutsche Physik）。莱纳德希望这份教材能为基于种族理论的全新“雅利安物理学”奠定基础，将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相对论彻底赶出德国科学。[284]
然而莱纳德那时候已经上了岁数，无法为雅利安物理学的战斗打头阵。肩负这个任务的是他的朋友兼亲密同事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nnes Stark），也是个天赋极高但脾气很坏的物理学家。施塔克的成果包括发现原子和分子光谱谱线在电场中会发生分裂，后来被称为施塔克效应。施塔克和莱纳德一样也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他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尤其因为后者在1914—1918年持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施塔克愈发仇视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方面的革新，以致影响到了他在20年代的职业生涯。
他没找到工作，便将自己的不幸都怪到魏玛共和国头上，并和主要的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即汉斯·舍曼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来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于1933年5月1日任命施塔克为帝国物理与技术学院主席。第二年施塔克又受命担任德国科学紧急事务协会主席，负责分配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后来该协会发展成了德国研究协会。有了这些权力之后，施塔克掀起了一场运动，把雅利安物理学的支持者安插在学术岗位上，还调整了科研的资助和管理办法，从而切断对现代物理学理论如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支持。[285]
不过施塔克也有毛病，他太容易给自己树敌。没过多久他便招惹了一堆人：教育部里的高级文职官员、党卫队的人，还有巴伐利亚纳粹党地区领导人阿道夫·瓦格纳。此外，“德意志物理学家”内部也分裂了，莱纳德主张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施塔克鼓励将物理学成果用在技术上。然而，如果除去所谓雅利安物理学中的政治争论和反犹指责，基本也就剩不下什么有用的东西了。里面的概念混乱不清、自相矛盾，让人难以理解。另外，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实在是太有用了，很难被完全忽略，所以其他一些物理学家避开莱纳德的批评，认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中包含关键的北欧概念，构成了对犹太唯物主义的否定。因此，多数物理学家都不赞同莱纳德和施塔克的想法，雅利安物理学进展缓慢。到了1939年，雅利安物理学家在全德国81个物理学教席中只占了6席，而且主要是他们的学生。不过他们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并在一次较量中取得了胜利。那一次他们的对手是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海森堡于1932年凭借在量子力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01年，海森堡出生，他跟随现代物理学巨匠尼尔斯·玻尔（NielsBohr）和马克斯·玻恩（Max Born）学习，并于1927年在莱比锡大学当上了理论物理学教授。海森堡是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不过他和其他同事一样，强烈感受到解雇犹太研究者对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失。海森堡认为，除非让像他这样的人留在德国，否则这种损失不可弥补。[286]
但是雅利安物理学家可不这么想。1937年海森堡有望被地位崇高的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学系聘为教授。作为回应，雅利安物理学家掀起了反对任命海森堡的活动。施塔克在纳粹媒体上公开攻击海森堡，说后者追随让人痛恨的爱因斯坦。这么说纯属意气之争，实际上爱因斯坦否定了所有的量子力学。不过，施塔克的攻击威胁到了整个主流物理学界。面对施塔克的挑战，海森堡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征集到了75位知名物理学家的签名。在第三帝国的环境下，这种公开回应几乎前所未有。物理学家强调，如果不对自然定律进行理论阐明，实验工作不可能取得进步。他们还声称，雅利安物理学家的行动是在损害物理学的声誉，阻碍学生来学物理学，而德国年轻一代物理学家已经非常少了。此后公开攻击便停止了。然而在幕后雅利安物理学家却获得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保安处以及纳粹大学教师联盟慕尼黑支部的支持，他们联手否决了对海森堡的任命。海森堡也不甘示弱。他的家族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家族有些交往。希姆莱的父亲曾在慕尼黑的中学教过书，那时候海森堡的父亲也在。海森堡让母亲去找希姆莱的母亲说情。1938年7月海森堡拿到了满意的结果：党卫队证明了他的清白。不过最后天平还是倾向了施塔克和他的支持者一边。1939年12月1日，获得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系教授一职的是威廉·米勒（Wilhelm Müller），不是海森堡。米勒甚至连物理学家都不是，而是一个空气动力学家，之所以受推荐是因为他在1936年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犹太人和科学》（Judentum und Wissenschaft）的小书，里面攻击相对论是犹太人联合欺骗世界的产物。之后慕尼黑大学的理论物理教学完全停止，雅利安物理学家对此非常高兴，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胜利。[287]
在物理学之外，其他学科似乎并没有遭此厄运。其他学科的知名科学家并没有想要把该领域纳粹化，只有生物学可能是个例外。数学界曾经有过徒劳的尝试想搞一个“德意志数学”。“德意志数学”更偏重几何，而非代数，因为几何看似和雅利安人的理想人类形态关系更近。不过多数数学家对“德意志数学”不屑一顾，认为其晦涩难懂，和数学关系不大。最终，“德意志数学”宣告失败。[288]同样在化学领域也有所谓德意志化学运动。类似地，德意志化学并不是由政府或纳粹权力机构提出，其创意也来自行业内的化学家。不过，德意志化学概念模糊且没有重点，最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相比雅利安物理学，德意志化学的反犹主义色彩较少，它的攻击的目标是西方理性主义，它的理论意在恢复有机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曾经深受德国浪漫主义者欢迎；不过德意志化学运动不如雅利安物理学那样引人注目，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那就是化学家中没人有莱纳德和施塔克那样的地位。[289]这些想要把科学纳粹化的运动都有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它们自诩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对抽象和形式主义的怀疑，这和官方对堕落艺术的谴责遥相呼应。不过堕落科学更难定义，同时也更难将其和文化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左翼倾向联系起来。[290]所以它最终得以存活，尽管不是没有损失。1933—1939年间，德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质量严重下降，这不只是因为许多顶尖的犹太科学家被迫移民，还因为德国科学界逐渐和国际学术会议、访学、研究交流隔绝，而这些对于刺激科学新发展都至关重要。同时，来自科研水平一流国家的科学家到德国大学访学的人数在1933年之后急剧减少。1936年，海森堡便曾向自己的丹麦同行尼尔斯·玻尔抱怨自己日益孤立的处境。为抗议德国驱逐犹太人科学家，外国学术界和学术机构减少了和德国同行的联系。德国科学家的国际旅行越来越只局限或变得局限于政治目的。同时，一旦国际期刊的内容潜在包含了对第三帝国的批评，德国大学图书馆便会取消订购。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就是如此。[291]
尽管如此，纳粹德国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完全萎缩，更谈不上完全崩溃。也许大学质量确实是下降了，但德国从来不是只有大学在搞科研。从19世纪开始，电力、工程和化工领域的现代大型公司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科研部门，里面都是受过良好训练、拿着丰厚报酬的科学家。依靠这些科学家，德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中仍保持优势。不只如此，更重要的也许是政府向科研机构大量注资，注资对象不仅是大学，还有大学之外的机构，如德国研究协会和威廉皇帝协会（Kaiser Wilhelm Society）。不难想到，第三帝国在军事和战争相关的技术方面投入很大，比如新武器和合成燃料。医学和生物学也得到纳粹党的支持，农业物产量、化学肥料和合成纤维领域迅猛发展。后来随着重整军备和备战需求日益迫切，科学界的相关领域能够拿到更多的经费。正因为如此，海森堡与其同事的“理论物理为高精尖军事技术必需”的观点才会被接受。他们还在1936年把约翰内斯·施塔克从德国科研协会主席的位置上赶了下来，因为施塔克顽固不化地反对理论物理，阻碍了与战争有关的研究拿到经费。[292]政府大幅提升了德国科研协会和威廉皇帝协会的研究经费，但申请者必须显示自己的研究能够支持德国备战，然后政府才能据此下拨经费。当然公正地讲，有时候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也倾向于只资助对国家有用的研究，这种倾向对艺术和人文学科可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在第三帝国，这种倾向的广度、强度和死板程度简直前所未有。德国的科研团体实力非常强，如果从科研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1933年的德国很可能冠绝全球。尤其是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部门，其科学和技术创新在第三帝国治下依旧领先全球。这些研究成果包括1938年奥托·哈恩（Otto Hahn）和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的核裂变、重要药物美沙酮和德美罗、神经毒气沙林，此外还包括喷气推进引擎、电子显微镜、电子计算机，还有冷钢挤型技术、航空红外线摄像、电源断路器、录音机、X射线管、彩色电影制作、柴油发动机、洲际导弹等。甚至还有人说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全球的电视广播信号就是希特勒在1936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因此，虽然第三帝国在学校和大学都倾向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即使损害了其他学科发展也在所不惜，但是只要最现代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德国即将在欧洲发动的战争哪怕有一丁点关系，纳粹当局都会毫不吝啬地对其进行全方位支持。[293]
Ⅴ
传统学术研究在德国大学得以保存，主要原因是其太过精密复杂，纳粹意识形态无法将其吸收。[294]比如，纳粹政权建立的头几年，部分人想在历史学界引入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强调种族和“血与土”理念。但是这种思路立即遭到历史学界地位很高的教授的强力抵制。在大学和中学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一类的意识形态鼓手要求历史研究成为政治宣传和政治灌输的工具，放弃传统意义上注重客观性的学术研究。从19世纪中期开始，德国历史学家便已经习惯从历史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把国家看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比如，现在有人告诉他们查理曼大帝是个德意志人，但是在历史学家眼里，查理曼大帝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德意志人这一说。同时，历史学家还被要求证明种族是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基础。一些人一厢情愿地跟着附和说查理曼大帝有日耳曼血统。东欧专家阿尔贝特·布拉克曼（Albert Brackmann）就做过这样的尝试，并因此对查理曼大帝的基督教信仰避而不谈。但是传统史家，比如赫尔曼·翁肯（Hermann Oncken），则强调历史研究首先是追求真理，而不是附和某种意识形态取向。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尽管他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曾经公开支持纳粹党，1934年11月他却宣称“对过去抱持神秘主义态度”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在“切腹自杀”。他说，“只要神话有说话的份儿，历史就无话可说。”因此很多大学历史学家都抵制政府对历史研究的“革新”。纳粹党建立了一些新的历史研究机构，比如瓦尔特·弗兰克（Walter Frank）领导的帝国新德意志历史研究所。不过该研究所最后没有取得成功，除了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分会有些贡献之外，基本没有任何产出。该分会的领导人是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他和希特勒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一战结束时的慕尼黑。[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