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后来在1935年取代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梅涅克（FriedrichMeinecke），成了历史学界风向标期刊《历史杂志》（HistorischeZeitschrift）的编辑。除了偶尔会有一些关于犹太人问题、德国人海外史、一两个政治议题的文章和报告，《历史杂志》基本和以前一样，主要发表以细致档案研究为基础的学术文章。[296]领袖原则也被引入历史学界的一些组织和研究机构，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
德国学术界教授之间本就已经等级森严，老教授权力很大。1933年，全国历史学家协会为执委会招入了一些知名纳粹分子，1936年学会又被教育部接管。这使得历史学国际会议上的德国代表政治倾向越来越强，并导致德国国内的学术年会被瓦尔特·弗兰克帝国研究中心的纳粹历史学家主导。但是，这反倒让在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再也不想去年会了，大家对年会的冷淡态度令1937年的年会成了绝响。[297]1938年党卫队保安处注意到，历史学家多数时候都“安于编写旧式的百科全书，为理解过去某个时代做出新贡献”。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和方法在其中则没有多少发展迹象。[298]所以，历史学领域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纳粹政权多少荼毒，在新政权的反智主义高压下，历史学家仍然保有和继承了德国历史学的伟大传统。
但是，当历史学家，特别是上一代历史学家发出抗议，要求历史学应无涉于政治时，他们的意思和魏玛时期的保守派一样，是说历史不应牵涉党派政治，而不是说历史中不包含政治内容。在他们的头脑里，爱国主义无关政治，相信俾斯麦统一德国的进程正确且不可避免无关政治，断言德国对1914年一战爆发没有责任也无关政治。德国历史学家追求客观性的学术研究竟然和民族主义的偏见以及资产阶级的成见不谋而合，这实在是神奇。比如，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日耳曼民族在中世纪的东迁为斯拉夫人带去了文明。按这个说法，德国人有权利占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类的斯拉夫国家，因为为欧洲的这片土地带去文明是德国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想过他们可能是在以今度古，而非以古推今。[299]所以，虽然1933年之前没有一个历史学教授是纳粹党员，但在纳粹党接管大学之后，也没有人因为政治信念和良心辞职，因为他们都觉得那没有必要。[300]
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辈——对历史并不抱持兰克式的客观态度。其中有一位叫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他公开拒斥所谓“没有立场的、对客观性充满偏见的误解”，支持有意识地“将学术和当下生活结合起来”。[301]尽管如此，那些拒绝客观性概念的年轻学者依然要求保证学术研究的质量，反对将历史扭曲成赤裸裸的宣传。因此，当纳粹党内的意识形态强硬派如罗森博格和希姆莱等打算对历史进行种族主义、“血与土”、反基督的异教诠释时，历史学界进行了大量抵制。希特勒自己更愿意称颂德国强大的军力和过去的民族英雄，这些东西更讨教授欢喜。尽管一些更年轻的老师愿意从平民主义的角度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在纳粹及类纳粹的意识形态下，外交史和战争史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在这一点上，这个时期的德国和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为过去的伟大人物立传被普遍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302]
当时从这个角度看待历史的典型人物是学院派历史学家、弗赖堡大学教授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30年代里特尔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大家。1888年里特尔出生在一个教育程度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在1916年索姆河战役中担任军官。由于战争经历，里特尔的爱国主义中带有冷静的现实主义考量。尽管他不断呼吁重订《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反对1914年德国犯有战争罪的观点，但他也不断警告不负责任的好战论调和空洞的爱国主义说辞。也许不同寻常的一点是，里特尔没有和反犹主义发生任何联系，他也不信任纳粹党的民粹论调。相反，他支持精英主义，认为不应该让那些不负责任和未受教育的乌合之众参与政治。希特勒上台之后，里特尔对新政权的态度游移不定，时而是有条件的支持，时而是有限制的反对。他好斗且无所畏惧，在帮助被驱逐解聘或者受到迫害的犹太人学生和同事时毫不犹豫。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支持希特勒的一系列国内和国际政策，同时他也希望政府能够改革，变得温和一些。在1936年为腓特烈大帝作的传中，他强调德国人已经学会了“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私下里他对纳粹政权有许多批评，但在公开场合，他的著作和文章都在贯彻一个教育目的，强调德国民族性，描绘德国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也是当时历史学家的共同关切），尽管里面有些观点和纳粹领导层的观点并不相符。[303]
类似地，其他很多学科也轻松地一边应付政府的要求，一边保持一定学术和科学上的独立性。比如，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主要研究人口和农业经济学。同时，里面的学者还在做一个含义模糊的所谓“空间研究”。实际上，“空间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第三帝国以后扩展“生存空间”积累相关知识。社会学家相信细致的经验研究，非常讨厌急功近利的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后者只是想靠意识形态狂热上位罢了。其他大学情况相似。[304]在大学德语文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纳粹时期的教授和讲师集中于文学和语言史，在这些领域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人的种族身份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他们将德国传统和来自域外的文学潮流如爱情文学和美国流行文化带来的威胁置于对立地位。这看起来非常“纳粹”，但实际上该领域的大量学者在一战前就持有这类观点了。[305]
神学教员按研究机构分为新教和天主教，他们的处境相对困难。新教的神学教员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德意志基督徒，另一派支持认信教会，两派争吵激烈。比如在波恩大学，认信教会的首席神学家卡尔·巴尔特是精神领袖，不过，德意志基督徒的埃米尔·普芬尼希斯多夫（Emil Pfennigsdorf）在1933年4月被选为新任院长。结果在三年之内，他解雇和调走了神学系14名教师中的10名，并让自己的人补了缺。不久之后系里面就完全没学生了。纳粹党敌视天主教，所以在波恩大学天主教教员退休之后，当局拒绝了找人补缺的要求。1939年12个教席中有8个空缺；人数这么少，但波恩的教学还勉强能撑下去，那是因为纳粹党把慕尼黑的神学系关掉之后，那里有两个教授被迫转投波恩。[306]类似的混乱也在其他大学出现过。
和其他学科的相对弱势截然不同，医学系迅速蹿升为纳粹统治下所有大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到了1935年，医学教员已经占了所有大学教员的1/3。医学在大学里的绝对强势地位也反映在校长任命上，从1933年到1945年，59%的大学校长都是从事医学的人。纳粹政权对医学教学兴趣浓厚，其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33年，希特勒在柏林任命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为首位全德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种族卫生学终身教授。其他大学也快速跟进，任命了自己在种族卫生专业的教授；如果没有设立该专业，则在开有该学科常规课程的学院任命相应的教授。但不幸的是，种族卫生学不仅缺乏知识术语，那些教这门学科的人也多是因为意识形态狂热，而不是在学术上有影响力。能干一些的学生会在背后嘲笑这些老师，但是就算是他们也仍然经常通不过该学科下最简单的考试，比如他们会把长得像北欧人的犹太人当成是雅利安人。尽管这种考试手段非常荒谬，但这并没有劝退纳粹教授，他们仍然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搞种族研究。比如，吉森大学（University of Giessen）的遗传健康和种族保护中心1933年有一部分资金来自纳粹党，1938年成立了一个317完整的科系，创办人是“老兵”海因里希·威廉·克兰兹（HeinrichWilhelm Kranz）。克兰兹曾经是医学院学生，1920年卡普政变之中图林根的自由军团残忍地射杀了15名工人，克兰兹当时参与了这一行动。克兰兹的本职工作是眼科医生，其实他在体质人类学上毫无专业素养。尽管如此，克兰兹在党内的关系还是足以让他创建自己的种族研究帝国。[307]
种族卫生学的老师一般水平较差，他们所教的内容从科学角度来看非常可疑，但不管怎么说，在30年代多数医学系至少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一学科。这可不仅仅是纳粹党强加给大学的。1933年之前纳粹医师联盟、1936年起帝国医师协会的负责人格哈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和鲁道夫·赫斯关系密切，并对替代医学兴趣浓厚。[308]瓦格纳支持纳粹激进分子搞一种建立在药草和其他自然疗法之上的有机医学，命名为“德意志新型疗法”。他也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传统大学医学机械论科学的蔑视。他特别排斥主流医学对合成药学的依赖。他于1934年6月在德累斯顿建立了一个教学医院，意在推广新型的德意志自然疗法理念。为此他还专门准备了一系列多样化的特殊课程训练。在瓦格纳1933年于慕尼黑建立的国家公共卫生官员协会里，种族卫生学也被加入到了教学之中。很快，“人民的健康”也成了大学医学院的教学特色。瓦格纳为推广种族卫生学不遗余力，他经常成功干涉教育部任命大学医学系教授（1933—1934年驱逐教授职位上的犹太人，很多职位出现了空缺）。比如，从1933年开始，波恩大学的医学17个教授席位出现了12个空缺，到1945年新任命的14名教授中有10个是活跃的纳粹分子，在教员里面形成了强势集团。通常新来的人可能专攻理论，也可能专攻实践，具体方向和该职位的前任无关。不过即使这样，到了1938年符合条件的医学教授人选仍然太少，教育部已经开始返聘退休人员。比如，67岁高龄的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er Stoeckel）是柏林知名的妇科医生，由于没人能够接替他，施特克尔不得不继续留任两年。人员短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能干的内外科医生能够在工业界和军队拿到更多的报酬，且有更多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另外，需要接受种族卫生学教育的学生数量非常庞大，最后其他领域的一些非专业人士也被吸收进来从事教学工作。[309]
第三帝国为教育系统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最终都是灾难性的。“学术不再是必需。”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933年10月的日记里写道，当时他的大学取消了一周两次（下午）的课程，以便为军事训练腾出时间，这件事被他写进了日记里。[310]一个天生蔑视知识的政府治下出现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纳粹党徒把教育当作工具，首先是向青少年灌输世界观的工具，然后是组织军事训练和战争准备的工具。阻碍他们实现目标的任何东西，像一些传统教育价值比如自由探索、批判性思考和纯粹研究的理念，都被一脚踢开。后来随着备战全面展开，军队对医生的需求日益迫切。1939年大学医学生的学制缩短了。当时医学的教学质量早已下滑严重，因为主流医学训练时间遭到削减，为种族卫生等新学科让路，更不用说学生们还要去参加各种党的活动（集中营劳动、冲锋队活动等）。1935年，外科医生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抱怨新进医学生质量太差。他说，里面很多人进来是因为他们或他们的父母是党员。甚至有证据显示，为了让他们进来，资格考试的难度被刻意调低。当一个种族卫生的论文都可以通过最后的医师从业资格认定时，像绍尔布鲁赫这样坚守传统的医生会为德国医学的未来担心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311]
虽然如此，医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体制内的教授在很大程度上仍像他们之前那样从事着教学和科研活动。虽然瓦格纳经常攻击主流医学，但他清楚地知道，医生对于实施纳粹优生学计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德意志新式疗法的支持者希望完全废除传统医学系，瓦格纳对此进行了劝阻。此外，德国医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些民族主义者出于民族自豪感也要求延续这一光荣传统。许多领域的严肃医学研究能够保护德国军队免受传染病侵袭，还能够提高德国人的整体健康状况，所以第三帝国治下医学研究仍在继续发展。病理学家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Domagk）甚至因为发明了抑制细菌感染的磺胺制剂在1939年荣获诺贝尔奖，只是纳粹政权不允许他去领奖。为提高德国人口中种族可接受人群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纳粹党强力支持预防药物研究和对重要致死物的研究。一位纳粹流行病学家首先发现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联系，并于1939年6月建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来打击烟草消费。党和政府的各个机构都积极主张禁用致癌物质（如石棉）、危险的杀虫剂和食物染色材料。1938年，空军禁止在其军事基地吸烟。1939年4月，纳粹党的办公机构和邮政机构禁止在工作场所吸烟。各种图书、宣传单和海报都会警告吸烟的危害，不停指出希特勒的嘴里从来没有叼过烟斗、雪茄或香烟。希特勒也不喝酒，而纳粹党在打击过度饮酒（啤酒、葡萄酒和烈酒）方面同样积极。其实，烟草公司、酿酒公司、蒸酒公司和酒商可能包含很多党员，为政府提供了重要财政支持。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党的行动，因为改善雅利安种族的健康状况高于一切。[312]
这些政策令医学研究者忽视了纳粹医疗政策的负面影响。所谓提升种族质量不只包括这些研究和各类预防措施，我们会看到，里面还有一些措施要消除不利于种族未来的各类因素。这些措施包括强制绝育，甚至是打着预防医学这一看似意义中性的旗号行谋杀之实。[313]种族卫生和优生学进入了第三帝国的医学教育，这对医学伦理也产生了影响。其他领域的一些医学研究者开始认为劣等种族的亚人类族群可以作为医学实验的对象。[314]第三帝国的医学及相关学科权力很大、地位很高，这让研究人员觉得任何事物只要以促进科学进步为名就都是有理的，无论是可以帮助民族赢得权力斗争，还是可以提高纯理论研究质量。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政府蔑视传统道德的行为反倒鼓励了他们。医学伦理背后深植的基督教信仰仍然为数百万德国人所坚守，最后被纳粹党视为动员雅利安种族精神的一大障碍。没有任何明显证据表明纳粹党人扫除了德国人民坚守的其他一些道德和文化认同，成功以他们自己那半吊子的世界观取而代之。但是，对一种政治体制的忠诚，即便是像第三帝国这样极端的政治体制，也绝不是完全建立在意识形态认同上。至少在传统政治之中物质因素可能更为重要。纳粹党上台的背景——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它上台的原因——是那场在现代历史上中最具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即使民众对纳粹党在宗教、文化和教育领域的雄心壮志漠不关心，但如果它能够将德国带出经济危机，解决20年代末出现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减轻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悲观绝望，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能保证民众对第三帝国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