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1933年6月27日，希特勒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兴建一种新型道路，即高速公路。这种双向的机动车道将把德国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乘客和货物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达目的地。这个想法最初源于意大利于1924年修建的高速公路雏形。而在德国，从1926年开始，一些私营企业已经在谋划将汉堡、法兰克福和巴塞尔（Basel）连接起来，有的计划已经深入到各种细节问题。不过，后来的经济大萧条使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但是希特勒改变了这一切。几乎就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刻，希特勒便决定重启高速公路计划。1933年2月11日，希特勒在柏林国际机动车展上讲话。他声称，一个国家的高速公路状况在未来将成为衡量其繁荣程度的主要准绳。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汽车爱好者，在之前几年的竞选季，他曾经乘汽车环游德国。在希特勒看来，驾驶汽车或者至少是乘坐汽车是一种比驾驶或乘坐飞机和火车更好的美学体验。因此，新的机动车道要沿着观光路线修建，以便乘客在休息区下车放松双腿的同时还能欣赏德国的田园风光。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在1933年6月30日被希特勒任命为高速公路建设负责人。在托特眼里，修建公路甚至代表着种族性的成就，即通过机动车把伟大的德意志精神带到祖国真实的树林、高山和田地里去，表现北欧人在现代技术支持下对冒险、速度、兴奋的热爱。[1]主要是托特说服希特勒接受了上述想法。托特是土木工程师出身。他曾经帮慕尼黑的扎格尔和韦尔纳公司（Sager and Woerner）修过柏油路和沥青路，且1923年就已经加入纳粹党。托特1891年出生于施瓦本地区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小镇，接受了专业教育之后，他一战时在空军服役。他对党的忠诚主要源于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慕尼黑政变失败之后，托特开始避免过分活跃地投入政治运动，转而专注于自己的主业，但又在1932年加入了冲锋队预备队，同时领导着创立于1931年的纳粹党德国建筑师和工程师战斗联盟的工程师分会。和党内的其他技术专家一样，托特把纳粹运动看作一场决定性的、充满活力的现代运动，它能在魏玛共和国逐渐凋敝之际为德国赢得一个全新的未来。在他眼里，这场运动要将科学和技术集中应用于社会、文化和经济，服务于日耳曼种族的利益。戈特弗里德·弗德尔（Gottfried Feder）等党内的一些经济学智囊敌视机械化和合理化机制，认为它们会导致失业。为了堵他们的嘴，托特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新建设计划，高速公路计划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10月托特就此向党的领导层递交了一份报告。这时候他已经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首席技术顾问，为自己的想法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希特勒宣布开始兴建的高速公路计划，基本上只是把托特的想法从理论变成了实践。[2]
1933年9月23日，希特勒参加了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汉堡—巴塞尔高速公路建设开工仪式，并铲了第一铲土；1935年5月，法兰克福到达姆施塔特（Darmstadt）高速公路的第一段正式开放；1938年夏天德国建成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3500千米。高速公路可能是第三帝国宣传品中最长寿的一个，一直被保存到了今天。
希特勒个人对高速公路的路线规划兴趣浓厚，时不时会认为某条线路上的风景不是最美，然后要求改道。他还坚持亲自审批桥梁和服务站点的设计，其中许多都是现代主义风格，希特勒更多地将设计任务交给建筑师而非工程师，包豪斯的前校长密斯·范德罗厄甚至提交了两个服务站点的建设计划。高速公路的现代性，风格简约的宏伟大桥跨越大河和峡谷，优美的双向公路穿过高山和平原：这是第三帝国最让人震撼的作品之一。托特指示设计者，要将堤坝和隧道融入沿途风光之中，在道路两旁种上各种本地植被，让德国的自然风光清晰地呈现在司机和乘客眼前。[3]但实际上，高速公路彰显的不是融入了德国精神的自然风光，而是被技术征服的自然风光。宣传机器拼命鼓吹，说这些高速公路堪比古埃及金字塔，是现代奇迹，其宏伟程度超过了中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和中国的长城，更是凸显了它的技术性。“开辟森林”，卡尔·特奥多尔·普罗岑（CarlTheodor Protzen）为一个高速公路桥写的标语大胆地宣布，“炸毁山岩，凿通峡谷，征服远方，在德国的土地上开出金光大道”。[4]
托特的计划中有一部分未按他的预期实现。从1938年到1945年，德国高速公路的里程只在3500千米的基础上增加了500千米，因为建筑资源不久便转向了和战争更直接相关的项目，帝国国防部甚至否决了一些战略意义不大的路线，坚持必须优先修建战略敏感区（如东普鲁士）的军事公路。由于这些干预和战后的拖延，汉堡到巴塞尔的高速公路直到1962年才真正完成。[5]而且，1939年之前很少有人能享受这些公路，因为德国是当时机动车化程度最低的欧洲国家之一。1935年，德国只有1.6%的人拥有机动车，法国是4.9%，英国是4.5%，丹麦是4.2%，连爱尔兰都比德国高一点儿，1.8%。但这些国家连美国的脚指头都够不着：当时美国的汽车拥有率达到20.5%，相当于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有汽车。[6]
地图9 德国高速公路网
在柏林车展上，希特勒不只宣布了新的高速公路修建计划，他还推广赛车运动，并降低有车一族的税务负担。[7]结果，仅从1933年5月到6月，汽车行业的就业人数便上升了40%；从1932到1933年，机动车的产量翻了一番，到了1935年又翻了一番，德国汽车的年产量达到25万辆，汽车价格也比20年代末便宜了很多。国外汽车品牌的销量从1928年占总销量的40%下降到了六年之后的10%。[8]客车数量从1932年的刚过50万增长到1936年的接近100万。[9]甚至连当时经济拮据的维克托·克伦佩雷尔都在1936年初为自己购置了一辆车。不过很快他就后悔了。他在1936年4月12日写道，“这车绑住了我的心灵、神经、时间和金钱。开起来不舒服，不时让人心烦，这些根本不是事儿，”他接着说，“甚至连开进开出的麻烦事儿都可以忍受，真正的问题是这辆车一直在出毛病，从来没消停过。”[10]
不过，连克伦佩雷尔也不得不承认高速公路的“宏伟壮丽”。1936年10月4日，他开着车在一条高速公路上驰骋，热情洋溢地记录下了自己和妻子享受“美好风景”的过程，他甚至“好几次飙到了80千米/时”。[11]可是，尽管汽车拥有率上升了，在1939年以前，德国社会的机动车化进展依然缓慢，说它是德国这些年经济复苏的动力显然是夸大其词了。[12]确实，在 1938年以前，德国汽车产量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很多，但汽车拥有率仍然只有1/44，远低于英法的1/19。[13]在德国，铁路系统依然承担着主要的客运和货运功能。铁路运输业是德国当时最大的用人产业，在纳粹德国时期采取集中化管理，并得到了足够的资金，使得1932—1938年间电力火车头的数量提高了50%（不过基数很小），小型转轨引擎的数量提高了4倍。[14]不过，当时铁路行业总体上遇到了周期性的投资不足。因为嫉妒商业车辆在货物运输上的优势地位，铁路管理部门成功把商业车辆免税政策推迟到了1935年1月，但不久之后，商业车辆的增产速度就大大超过了客运车，1934—1935年达到了263%，而客运车则是74%。[15]
即便如此，汽车仍然是希特勒心目中德国高科技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未来的德国人手一辆汽车。20年代，他在兰茨贝格监狱打发时间时读到过一篇有关“德国的机动车化”的文章。30年代早期，他设想了一款售价不到1000马克以便绝大多数人都消费得起的小型家用汽车，并画了一些粗略的设计草稿。尽管主流汽车工业界对希特勒的想法表示怀疑，他还是争取到了跑车工程师费迪南德·波尔舍（Ferdinand Porsche）的合作，1937年末，波尔舍设计出了汽车雏形。在希特勒坚持下，纳粹党的工会组织德国劳工前线投资建了一个大工厂来生产这款汽车。希特勒希望新公司最终能够摧毁美国欧宝（Opel）和福特公司在德国小型车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希特勒给这款汽车取名为“人民之车”和“力量来自快乐汽车”，他设想每年至少有100万辆车走下生产线，并展开广告宣传攻势，鼓励工人存钱买一辆，口号是“人手一辆车”。 [16]
宣传攻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9年4月一个在莱茵兰—威斯特法伦的社民党特工报告道：
很多德国人为“人民之车”的出现感到万分惊喜。德国真的掀起了“力量来自快乐汽车”狂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汽车成了德国千家万户的主要话题，国内和国际政策等其他问题都被暂时抛到了一边。美好的未来遮盖住了德国日常生活中的阴暗面。只要“力量来自快乐汽车”测试模型一出来，人们就会蜂拥而上。承诺“人手一辆车”的政治家，只要人民相信他的承诺，他就会成为人民政治家。就从“力量来自快乐汽车”来看，德国人确实相信希特勒的承诺。[17]
1939年2月17日，在柏林的国际机动车展上，希特勒无比自豪地亲自展示了一台参展车，并送了自己的伴侣伊娃·布劳恩（EvaBraun）一辆作为生日礼物。尽管在第三帝国期间从来没有成品从生产线上下来，这款汽车依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就是后来的大众汽车，战后被人们称为“甲壳虫”——这个名字便源自希特勒最初的圆形设计。在20世纪下半叶，大众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汽车品牌之一。[18]
Ⅱ
建设一个机动车化的社会并不只是为未来描绘一副宏大的技术图景，它还将在经济上带来更多实惠。弗里茨·托特估计，兴建高速公路将带来60万个就业机会，除了修公路本身，还包括为建设提供各种基建材料的工业生产。1935年6月，仅修建高速公路就吸纳了12.5万人，所以这个计划确实带来了就业机会，只是没有一些人认为的那么多。[19]纳粹党在30年代初期的选举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主要原因便是它允诺要把德国带出经济危机的泥潭。1933年1月，共有600万人登记失业，超过300万人未纳入统计范围，其中很多是女性。1929年中期，德国的就业人数为2000万；到了1933年1月，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150万，其中许多人从事的是短期工作，或者被迫接受了工时缩短和工资下降。大规模失业使工人运动失去了罢工这一主要的谈判手段，并为纳粹当局在1933年头几个月摧毁工人运动省去了不少麻烦。不过，1933年1月30日成立的以希特勒为总理的联合政府宣布，让德国人不再失业是头等大事。[20]早在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在他第一次广播演讲中就说，“向失业全面宣战，拯救工人于水火”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四年之内，”他宣布，“失业问题必须最终解决。”[21]
希特勒可以继承魏玛政府已经实施的促进就业机会计划。1931年夏天，德国放弃使用金本位，这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印钞刺激经济复苏。1932年末，在工会的压力下，库尔特·冯·施莱歇将军的短命政府基于前任弗朗茨·冯·巴本和海因里希·布吕宁的计划开始行动。巴本以税务凭证的形式准备了3马克来修路、修房和提高农产品产量，而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施莱歇直接投了5个亿，纳粹党在1933年夏将投资提高到6个亿。投资计划在1933年1月28日才开始产生效果，这让纳粹政权可以将功劳算到自己头上。其实这个计划很大程度上是金特·格雷克（Günter Gereke）的主意。格雷克是经济学家，1932年12月15日成为帝国促进就业委员会负责人，并一直任职到1933年。1933年4月27日，劳工部长弗朗茨·泽尔特（Franz Seldte）宣布，失业人口已经减少了超过50万。减少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季节因素造成的：冬季过后就业率会提升。1932年最后几个月已有迹象的经济回暖也是一个原因。希特勒的政府在时间上交了好运。[22]
不过，纳粹党在经济复苏上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1920年党的纲领拿出了一份非常左的经济改革计划，包括私人企业的大规模国有化等，以致十年之后当纳粹党真正有机会上台时，希特勒和党的领导层不得不极力安抚德国工业家和财团，让他们确信党已经长大了，不会再那么幼稚地要去搞国有化了。1930年，党的主要高层行政官员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设立了一个经济政策部门，该部门和商业界保持密切联系，致力于制定未来的增进就业计划。1932年7月，纳粹分子在竞选活动中玩了一个把戏，它提出失业者能以参加公共劳动的形式获得政府信用。劳动包括排空沼泽、开凿水渠、开垦荒地等。他们宣称，德国应该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努力从萧条的状况下走出来，不能等待国际贸易复苏。[23]
泽尔特还有更加雄心勃勃的想法，他想就劳动力密集型建设项目发行债券，这个想法被内阁接受了。1933年6月1日，政府出台了第一部《降低失业法》（Law on the Reductionof Unemployment），这让政府给“赖因哈特第一计划”（FirstReinhardt Programme）公共工程筹集的资金又多了10马克。弗里茨·赖因哈特（Fritz Reinhardt）是当时德国财政部的国务秘书。1933年9月21日又通过了第二部《降低失业法》，也叫“赖因哈特第二计划”（Second Reinhardt Programme）。这个计划通过信贷为私营公司筹了5马克，主要用于启动新的建设工程和雇佣新的劳力。[24]据估算，所有这些计划加在一起，加上一些小的调整，政府为创造工作机会在1933年末投入了超过50马克（但到了1936年初已经花了35马克），极大扩展了1933年初从施莱歇政府接手的促进就业计划。[25]此外，政府完善了对房屋买卖、改造和维修进行补贴的体系，这是巴本政府在1932年9月为刺激建筑业采取的措施。最后，纳粹党还向一些贫瘠地区大量注资，这些地区主要是农业地区。它心里还有一个盘算是，如果战争爆发，搬出大城市的产业越多，敌机轰炸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就越小。[26]
纳粹政权还在快速开展行动，减少劳务市场中的人数。这样，有就业需求的人减少，失业率就会随之下降。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举措是婚姻贷款的出台，这是1933年6月1日《降低失业法》的一部分，后续还有一系列调整。按照规定，只要女方在法律出台前的两年内工作了超过六个月时间，准备结婚的年轻人就可以提前申请最多1000马克的无息贷款。这项措施的关键在于，在结婚时女方必须放弃自己的工作，不能进入劳务市场——除非丈夫失业——一直到完全偿还贷款为止。这不是一个短期措施，因为政策规定每月只能归还贷款额度的1%，这意味着贷款最多要还八年零六个月。而且，贷款几乎没有全额发放的，平均额度是600马克，差不多是一个工人年收入的1/3。不过，后来增加的一个后续措施使这笔贷款变得很有吸引力。1933年6月20日的一项补充法令宣布，贷款夫妇每有一个小孩，贷款就减免1/4。这样，如果有了4个小孩，贷款就不用还了。当然，符合要求的夫妇必须是雅利安种族的。这项措施和第三帝国很多其他措施一样，除了发挥其基本功能之外，同时还是种族政策的工具。根据1933年7月26日的一个补充法令，所有的申请者都要进行体检，以证明自己身体健康。如果申请者有任何遗传病、不合群、没有固定住所、酗酒，或是和共产党一类的抵抗组织有联系，申请都很有可能被拒。而且，为刺激生产并保证钱用在了正道上，贷款是以票证而非现金的形式发放，只能用以购买家具和家用物品。[27]
让女性离开劳务市场来减少男性失业率，这种方法并不是1933年才有。实际上政府在1924年为维护经济稳定，以及在1930—1932年为消除危机而实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就部分采取了这种方法。在政府文官系统中，双薪家庭中出去工作并赚得薪水来提高家庭收入的已婚妇女被统统解职。她们在私人企业中也受到不小的压力。[28]尽管当时德国女性已经拥有选举权，魏玛时期的所有政党都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29]纳粹分子只是人云亦云，但他们声音更大、更坚定、更无情。与很多其他领域相似，在妇女问题上希特勒也起了带头作用。1934年9月8日的国家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希特勒说妇女解放的想法是“犹太知识分子”编出来的，从本质上讲是非德意志的。他声称，在德国，男人的世界就是国家，而女人的世界是“丈夫、家庭、孩子、房子”。他接着说：
女人出来干涉男人世界的事情，干涉他们的主要领域，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对的。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才是最自然的。感情和心灵的力量属于女人的世界，而眼界、强硬、决断力、行动能力属于男人的世界。[30]
其实这话戈培尔在1929年早就用更朴素的方式说过了：“女性的任务就是打扮自己，然后生孩子……雌鸟总是为雄鸟打扮，然后为它孵蛋。相应地，雄性负责觅食、站岗、击退敌人。”[31]戈培尔这番话显示了他对鸟类学的极度无知（他对许多其他事情也都很无知）：有很多鸟类，比如孔雀和天堂鸟，是雄性爱打扮，还有一些鸟类，例如帝企鹅，是雄性孵蛋。也就是戈培尔会强调女性必须打扮得漂亮，希特勒对此从不关心。不过，纳粹的观点很明确，戈培尔借自然界打的比方也很直白：1933年的一本纳粹意识形态入门读物说，“德意志的复兴是男人的事情。”女人该待的地方是家里。[32]
因此，婚姻贷款计划和贬低女性在外工作是纳粹意识形态的重点，有利于降低失业数据。计划实施之后，纳粹的宣传人员便称赞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计划完整实施的第一年，即1934年，政府发放了近25万的贷款，1935年这个数字掉到了15万，不过1936年又增加到17万，至此已约有1/3的新婚夫妇接受了国家贷款的帮助。[33]这些数据确实非常光鲜。不过，相关措施对降低失业起到的效果并没有像纳粹党自己说的那么好。因为女性总体上并未和男性竞争同样的工作，所以劳务市场少一个女性并不意味着就有一个工作空出来给男性。虽然两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于20—30年代逐渐被打破，但是工作中的性别差异仍和19世纪后期一样。工人中只有不到1/4是女性，她们多从事纺织、裁缝、餐饮工作。家庭用人也都是女性，“家庭助手”是女性比例较高的职业。与此相比，在主要工业部门工作的女性人数很少。因此，婚姻贷款带来的主要改变只在整体就业数据中体现出来，实际上并没有为失业的男性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因为无论处境多么让人绝望，那些钢铁行业和建筑行业中的失业者都绝对不会去搞家政清洁和织毛衣。此外，婚姻贷款必须被放在1932年下半年和之后的经济提速这段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大萧条过程中，以前没有登记的女性在父兄丢掉工作后也去登记了，而当男人们重新找到工作以后（主要选择在对重整军备至关重要的重工业领域），这些女性就辞去了她们的工作，她们可不想同时挑两副担子，既要照顾家里和小孩，还得在外工作挣钱。由于经济危机，许多人都推迟了结婚和生孩子的时间。贷款政策出台的第一年有很多人申请，这说明推迟结婚和生孩子的夫妻为数不少。所以，他们申请贷款很大程度上是自主决定，和政府的刺激政策无关。[34]
然而，不久之后纳粹分子就开始大肆宣称，在他们采取措施之后，20年代末以来一直困扰德国经济和德国社会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已被瞬间解决。1934年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比两年前降低了一半还多；1935年失业人口近220万，而1937年已经跌进100万以内。希特勒说要四年之内解决失业问题，现在看起来他好像胜利完成了任务。许多人听信了纳粹宣传机器吹嘘国家已经“战胜失业”的谎话。从1933年5月开始，纳粹党借此赢得了许多心存怀疑的人的支持，还让第三帝国的支持者们陷入新一轮狂喜之中。人们相信希特勒真的在重振德国经济，这是纳粹政权在建立之初便获得广泛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35]那么，这个一些人所谓战胜了失业的“希特勒的经济奇迹”是否符合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复苏模式（大胆的赤字支出政策，巨额的投资增长，以及从大萧条的深渊中恢复过来，总体摆脱贫困和提升生活水平）？它是否为毁于二战的德国打下了50年代西德经济奇迹的基础？[36]在某种程度上，世界范围的经济复苏那时已经开始，尽管速度很慢。在德国，经济复苏是基于快速增长的商业投资信心，这是因为从表面上看第三帝国的政治局势比之前的魏玛共和国相比更稳定，而且它镇压了工人运动，给了用人公司更大的运作空间。而且，1929—1931年的失业问题被一战前的婴儿潮加重了，在大萧条期间，这批长大的婴儿正好离开校园涌入了劳动力市场。不过，情况在1932年之后发生了变化，一战时期出生人口很少，而1932年正是战时婴儿成年的时间。据现有统计数字的趋势显示，1914—1918年出生人口大约少了200万，而战争年代孩子的死亡率受到食物短缺因素的严重影响，比平时高了约40%。所以，1932年后劳动力市场形势因为总体工作需求下降而得到了改善。[37]
之所以说纳粹党上台时极度走运，不仅是因为当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更是因为纳粹百般吹嘘的经济复苏政策只不过让德国的经济状况恢复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比如在住房方面，1936年德国新建和改装住房310490所，数量看起来十分可观，但这和1929年遭人嫌弃的魏玛共和国的317682所比起来还是略显不足。德国政府在1928年提供了10马克的补贴进行住房建设，而1934年这笔钱完全被砍掉了，转而被集中到了住房维修上。还有，建筑行业增加的从业人员大多从事大型掘土项目，但许多都是被强迫的，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大型土方作业，和住房没有半点关系。[38]纳粹政权一直热衷于统计数据造假。不只是参加劳役的人，以前没有登记过的家庭和基本没有酬劳的农场工作者（多为女性）也被算作就业人员。但是，这些人都不能算劳动力市场中的积极从业者，他们根本没有稳定的工资来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自己的家庭了。这些隐性失业人口加起来约有250万左右，这样一看，尽管纳粹统计说当时德国失业人口刚超过200万，但真实数据应该是接近400万。[39]1935年1月，当时的一位观察者就认为德国仍然有超过400万的失业人口。[40]纳粹德国还对统计数据动了一些不易察觉的手脚，比如临时工被算作了永久雇工。1933年1月到1934年12月之间，人数超过50万的城市里依靠福利救济的长期失业人数下降了60%，从纸面上看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仅仅是因为“福利救济失业人员”这项统计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统计在福利部门登记拿补贴的人，现在是统计在劳务介绍所找工作的人。举个例子，1934年3月末，汉堡的劳务介绍所记录共有5.4万拿福利的失业者，而福利部门则记录有近6万人失业。[41]
除此之外，一些贸易和行业分支缩减了工时以雇佣更多的工人，但是有工作的人工资便因此下降了。劳务介绍所只能提供短期工作，稳定工作仍然很少。很多年轻男女被迫加入志愿劳役或者参加农业劳动，但是农民们一般很讨厌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的到来只是意味着又多了几张要吃饭的嘴。任何拒绝参加的人会被取消福利、强制劳动甚至关进监狱。有些地区所有18岁到25岁的失业青年都被集中起来，有人告诉他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去田里劳动，要么立马失去所有福利。但这种工作的工资实在太低了，很多情况下甚至比福利收入还低。干这种活的工人仍然需要福利收入来维持工资抵不了的额外开销。[42]即使是在地位很高的高速公路计划中，工作条件也非常糟糕，食物配给跟不上，工作时间还很长。工人们经常抗议，有一次甚至还烧了工人营房。许多人其实是被征召进去的，有理发师、白领工人、旅行推销员，这些人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施工现场事故频发，相同的事故不断发生。一个建筑工地爆发了700名工人的抗议活动，其中2/3的工人在几个月内被逮捕；那些最起劲的抱怨者都被送进达豪进行“再教育”，以此杀一儆百。[43]这些举措和严格控制劳工以及废除工会等措施压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44]
所谓志愿劳役，其实不是纳粹党的发明，在纳粹夺权之前便已经存在了，1932年已有28.5万人参加。193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42.2万，但其中许多人都是城市居民，却被派去做一些短期农业劳动，比如帮忙秋收，但这是农民反正都会干的一类活儿。所以，尽管这类计划的确是降低了官方统计数据中的失业人数，但却没能提升德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一些有经验的观察家指出，所谓经济复苏并没有影响到消费商品，1935年5月的消费品产量依然比七年前低了15%。1933年到1934年零售贸易量降低了，因为工资一直没涨，食物和衣服的价格却都涨了。凯恩斯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意在创造工作机会来刺激经济复苏，而巴本政府至少在理论上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这一理论以国家贷款和就业计划提高工人收入，刺激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直至整个经济复苏并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但是希特勒上台两年半后，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这些事。[45]
Ⅲ
实际上，纳粹政权的增加就业计划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复苏计划有很多不同。希特勒1933年2月8日向政府部长们解释了计划的真正目的：
德国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内必须致力于重整军备。每一个公共财政支持的就业计划，其必要性都必须按其是否支持了德国重整军备来判断。在任何决策中这个原则都必须优先考虑……德国的国际地位将由德国的军事地位决定，而经济地位也将由军事地位决定。[46]
希特勒还说，修建高速公路也是战略决策。[47]1933年5月29日，希特勒在向德国工业家们展示高速公路修建计划时，甚至提议公路上方应该用钢筋混凝土封闭起来，这样当坦克和运兵车开上前线时就可以避免敌人对高速公路展开的攻击。可是最后他们修建的高速公路线路和所有可能的战争前线都离得很远，同时路面太薄，承载不了坦克和一些重型军事装备。闪闪发光的路面很容易被敌机定位，不得不在战争期间涂上颜色进行伪装。虽然高速公路在意识形态、美学、宣传方面作用巨大，但希特勒以及公路的建筑师弗里茨·托特的建设计划主要考虑的还是战略需求。[48]希特勒要求人们注意引擎工业对德国未来军事地位的重要意义。他相信引擎将带来关键影响（即使不是直接影响）。“汽车和飞机都以引擎工业为基础，”他说，“比如，如果没有柴油机在汽车工业中的发展，就不可能为其在航空上的应用打下必需的基础。”[49]一家有汽车生产设备的工厂可以迅速转向军事生产，且生产汽车引擎获得的利润能够用来支持发展飞机引擎。[50]
但是，德国的机动车化不过是纳粹党的又一个幻想。从30年代中期开始，各类资源都转向了军事生产，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汽车生产速度放缓，到1938年已经跟不上需求。工人们在大量的广告宣传效应下每周存钱买一辆“力量来自快乐汽车”，最终不过是加班加点为重整军备作了财政贡献而已。1939年末，27万人以这样的方式一共借给国家1.1马克。最后，至少有34万人向这个计划投了钱，可是没有一个人获得过汽车。1939年9月汽车厂都已经转向军备生产了。[51]军方认为汽车制造业规模扩大是以后军队能够快速移动的关键性前提条件。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钢铁和工程等基础产业将优先于消费品产业，因为钢铁和工程是重整军备的基础。让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男性重新工作，能够让他们强健起来，从好吃懒做的失业人员变成潜在的战士，所以更重要的是规训他们，而不是给他们高工资。在希特勒看来，年轻人能够“自愿”（真实情况当然是不自愿）服劳役，挣低于福利标准的工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将在那里学会如何在以后的战争中忍饥挨饿。[52]
更直接的是，希特勒想要重启被1919年和平协议限制德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条款禁止的德国武器生产。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向军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领导人物讲话时说，必须在八年时间里为德国东部的“居民创造生存空间”，因为那时候经济复苏的势头将会消失。不过由于“西方列强不会让我们这么干……因此如有必要我们必须先后闪击西方和东方”。所以，重整军备必须在1942年完成。[53]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33年的德国基本没有空军，没有军舰，没有坦克，甚至多数最基本的军事装备都没有。陆军这时候只有不到10万人。1933年2月，希特勒以促进就业为幌子重启了一个重整军备计划。该计划是施莱歇计划的修订版。希特勒在2月9日说，“所谓就业计划只是为了掩饰他们是在为国防事业工作。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对此严格保密。”[54]根据军方1932年的计划，为支持第一阶段的扩张，陆军自己从施莱歇计划中索取了5000万马克，而空军委员会只要了略超过4300万。这些钱对希特勒来说还是太少了，他认为重整军备需要10级别的投资，越快完成越好，如果列强在德国有能力抵抗外敌（如波兰）入侵之前发现了它的重整军备计划，只有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才能让德国渡过难关。最后陆军说服了希特勒，说重整军备的第一阶段做不到更多了。于是希特勒下令把用于经济复苏的资源让给陆军，1933年4月他更是让陆军自己控制重整军备的预算。[55]
陆军一共控制了2800个企业，它们受到军令节制；1934年，它们生产了德国一半的钢铁、工程以及汽车。经济大萧条，这些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所以一开始陆军只是在消耗过剩产能，没有要求追加投资。1932年，德国工业的投资水平比1928年要低17%。但之后增长就开始了，1933年比1928年高21%，1934年是40%，而1935年是63%。同时，建设德国空军的准备也开始了。1934年3月的一个生产计划显示，空军到1939年要造出1.7万架飞机，许多计划被伪装为生产客机，而一旦时机成熟，客机就可以改作轰炸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58%被列为“训练机”。到了1935年，已经有7.2万人就职于飞机制造业，和1933年初的4000人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地，1933年7月克虏伯公司开始大规模制造所谓“拖拉机”，这个遮遮掩掩的名字其实指的是坦克。1934年，联合汽车公司（Auto Union Company）建立了一个军用汽车生产部341门，它用了一个模糊的名字作掩饰：中央办公室。1933年11月，海军订购了价值4100万的军事装备，以及价值7000万的战舰。柏林的柏西格公司（Borsig）和汉诺威的波舒默尔公司（BochumerAssociation ）等大公司也开始制造步枪和大炮。这些生产活动立刻带动了就业。1933年1月，毛瑟步枪厂的工人数量从800涨到了1300；1933年的头四个月，制造榴弹炮和机枪的莱茵冶金公司（Rheinmetall）添了500名新丁。全德国的数百家公司都在一边军事化一边招人。这些狂热举动不可避免地对工业造成了广泛影响，为了满足军方对武器或和武器相关的快速增长的需求，钢铁、工程、煤矿公司加快生产，招了更多的劳动力。到了1934年末，政府注意到失业人数比起其上台时已经下降了一半还多，便叫停了一些创造岗位的政策。从那时开始，它已经不再需要这些政策来吸收德国剩余的失业人口了。[56]
地图10 失业率的下降（1930—1938年）
1935年5月，纳粹使出了减少失业人口的最后一招：强制服役。1933年10月，希特勒曾问过英国大使，英国是否会同意德国将陆军规模扩大2倍，即30万人。不久，陆军开始基于1932年12月11日达成的一个国际协定进行征兵（该协定意在取代《凡尔赛和约》中的裁军条款，并在一个新的国际安全体系中赋予德国平等权利）。大规模征兵发生在1934年，以新成立的德国空军招募了数千人开始，最终于10月1日将陆军人数扩大到24万。但这还不够。1933年2月3日，希特勒允诺陆军重启征兵制度。3月15日，希特勒以法军延长服役年限为借口，正式通知帝国国防委员会——这个决定使很多军官都非常吃惊——从现在起，所有德国人只要身体健康、不是犹太人、已满18岁且已经服完了六个月的劳役，都必须在军队服役一年。1936年8月，服役期延长到两年。1936年6月12日，342据总参谋部估计，如果将预备役和非战斗人员算进来，陆军总人数已经略超79.3万。二战前夕，德国活跃的陆军军事力量已经达到近75万人，还有超过100万的预备役。1935年春，德国政府正式宣布空军的存在，那时候总计有2.8万名军官和人员在空军服役。到了1939年8月，这个数字增长到38.3万。[57]海军的重整最开始以1932年11月的计划为蓝本，进度相对缓慢，之后同样疾速展开。1933年只有1.7万海军军官和水兵服役，而1939年战争开始时这个数字增长到近7.9万人。[58]总体上，军队的人数增长吸收掉了剩余的年轻失业人口。1936年后，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领导人就再也不提什么“战胜失业”了，绝大部分德国人民都认为他们已经胜利了。[59]
Ⅳ
希特勒1933年1月就任德国总理之时，德国政府正处于一场财政危机之中。当时，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三年多，迫使希特勒的前任大幅削减了政府开支。银行破产、商店倒闭、大规模失业使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猛降，政府税收急剧下滑。这种状况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比如，1938年政府开支占了全国收入的35%。政府税收为177马克，但当年政府实际开销达300马克，是税收的近两倍。那么德国是从哪里弄到钱进行重整军备并创造工作机会的呢？其秘密在于“创新型借贷生产”。对传统经济决策者来说，这项政策是个禁忌，因为它很容易导致通胀风险。当时，没人愿意再看到1923年发生过的不可控的高通胀。帝国银行行长汉斯·路德（Hans Luther）并不看好政府在财政赤字中重整军备。路德是传统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有从政经验，曾经担任过德国总理。他希望维持受国际支持的帝国银行的政治中立地位，因此当1933年1月30日褐衫军银行大楼前升起卐字旗时，路德曾当面向希特勒抗议。这让纳粹分子觉得路德和他们不是一路人。1933年3月中旬，希特勒用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换掉了路德，而沙赫特就是那个曾在1923年末遏制通胀的金融魔术师。[60]
沙赫特是第三帝国领导层中的异类。在正式场合下，其他部长都身穿军装，脚踏长筒靴，而沙赫特则是一身西服：高白衣领、衬衣领带、黑色大衣、圆顶礼帽。他身材瘦削，不显山不露水，戴着无框眼镜，令他显得内敛而学究，和政府其他领导人野性十足的做派很不协调。他的出身和那一批人也完全不同。1877年，沙赫特出生在一个并不显赫的家庭，他的施洗名是霍勒斯·格里利·亚尔马·沙赫特。他的父亲在美国待了七年，非常崇拜《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创始人，也就是“到西部去，年轻人”这句口号的发明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因而也给沙赫特取名“霍勒斯”，而他在德国广为人知的名字，即沙赫特，是来自汉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母亲家族的名字。他曾在汉堡的一所知名中学学习，后来去慕尼黑大学跟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随后成为一名见习记者，获得了实际工作经验，接着又去巴黎学习了法语，并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经济的博士论文。因此，沙赫特的背景丰富多样，对其他国家了解很深。威廉二世时期，他和当时的知名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如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和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Schmoller）等做了同事。慢慢地，他的政治立场偏向了国民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他曾经为贸易协定组织撰文，这让他和德意志银行的创始人格奥尔格·冯·西门子（Georg von Siemens）建立了联系。通过这层关系，沙赫特进入了真实的财政世界，他在银行界爬得很快。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沙赫特曾参与战时经济管理，但他绝不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如果他的话可信，1938年他还因为第一任妻子是纳粹主义的激进支持者而和她离婚。在魏玛时期，沙赫特的选择是社会民主党。[61]
1923年末，沙赫特被财政部长汉斯·路德任命为国家货币委员会委员，开始崭露头角。这次升迁极有可能是因为路德看中了沙赫特在金融圈中的丰富人脉，因为前几年沙赫特连续当了好几个大银行的主管。他在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升任帝国银行行长，接替1923年11月20日突然去世的前任行长。期间，他巩固了自己金融魔术师的地位：他成功维持了地租的稳定，在德国极右翼的一致反对下重启了“扬计划”（Young Plan）的谈判，解决德国赔款问题。不过，由于政府在1930年初重新就计划的部分进行了谈判，而沙赫特对此持有异议，于是他选择辞职，暂时退出了财政界。这显示出他在政治上开始转向极右民族主义。此时，他已经退出了社民党，还没有加入任何党派。1931年初，在赫尔曼·戈林的介绍下，他在一场晚宴上结识了希特勒。纳粹领袖对他的印象非常好。而沙赫特和当时许多知名人物一样，认为只要希特勒愿意接受更保守也更有经验的人——比如沙赫特自己——的意见，他的激进主义可以慢慢得到驯化。[62]
在希特勒看来，沙赫特是管理财政的最佳人选。他需要沙赫特为自己的重整军备计划筹集资金，确保政府开支的快速增长不会引来任何麻烦。沙赫特甚至都用不着入党。他后来声称自己在纳粹政权中任职是为了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他当时的政治立场和希特勒很像。他也许不是一个煽动暴力的急先锋，但绝对全心全意支持纳粹政权的首要目标，即以最快速度重新武装德国。1933年5月末，他提出了一个天才的赤字计划。当时，四家大公司以100万马克的资本一起创建了冶金研究中心（Metallurgical Research Institute）。这个研究中心获得授权发行“冶金券”（Mefo bill），该券由德国政府担保，由帝国银行负责折价购买。而银行购买的方法就是印钞。1934—1936年间，德军购买的一半军火都是用冶金券支付。由于国有银行通过印钞来消化这些冶金券，到1938年3月末，钞票流通量已经增长了60 ，政府共花去了120马克的冶金券。沙赫特当时非常担心这些措施会引发通货膨胀，于是1937年他停止发行冶金券，之后改用税务凭据和无利率的财政券。同时，帝国负债总量暴涨，几近失控。不过希特勒和他的经济管家们都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他们看来赤字财政只是个短期手段，这些债务在不久的将来会以德国领土扩张的形式得到填补。除了加紧重整军备之外，希特勒还忙于采取其他措施，既保证重整军备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又保证能够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