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希特勒希望德国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德国必须停止依赖国外进口物品。一战期间，希特勒目睹了协约国对德国进行经济封锁造成的后果：人民营养不良，怨气冲天；武器生产由于原料缺乏陷入停滞。他不想这些再发生了。“Autarky”，纳粹主义所谓“自给自足”的代名词，从20年代早期开始就作为纳粹主义设想的经济前景成了许多经济讨论的重点，在希特勒的政治自传《我的奋斗》中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这个词还和纳粹政策之中的另一基本理念紧密相连，那就是在东欧拓展“生存空间”。希特勒相信东欧将成为德国城市人口的粮仓。所以从一开始，纳粹经济政策就倾向于退出国际贸易市场，把目光转向一些特定国家，比如东南欧诸国，那些国家有朝一日会成为纳粹帝国的一部分。1933年2月初，希特勒告诉军队高层，鉴于目前世界经济疲软，想增加出口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要保障德国经济安全且使其长期保持复苏态势就必须去东欧开拓“生存空间”，而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为此做好准备工作。[64]
在德国国内，第三帝国通过1933年9月13日成立的帝国粮食总会（Reich Food Estate）保证食物供应，以求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总会的负责人是“血与土”意识形态的鼓吹者里夏德·瓦尔特·达雷，达雷那时还有德国农民领导人的头衔。粮食总会是一个典型的纳粹组织，等级分明，每一等级都按领袖原则进行管理，每一个地区都有相应的农民领导人当头儿。不过就其农业政策而言，纳粹分子只是实现了农业政治说客一直在鼓吹的一个理念，那就是把农业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整合起来，这样就可以消除相互之间的剥削，然后使每个参与者都能够公平分享所得。比如在渔业，渔夫、鱼肉加工者、批发商、经销商、零售商被组织进一个协会，由柏林统一进行管理。其他农业从业者（比如果农和谷农）也经历了相似的整合。这些组织还有农业进口管理机关撑腰，后者可以保护某些农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如果有人违反这些组织的规定，轻则被巨额罚款，重则被送进监狱。这样一来，国内的食物生产和食物供应就都被完全控制起来，食物价格被固定，数量和配额也都取决于生产者的利益。在某些方面，原本作为一家独立团体的帝国粮食总会在达雷眼里不仅是农民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还能让新德国的农民各安其位。粮食总会同时还是对意大利法西斯社团主义国家机构的模仿，意在让社会中一个领域的所有人和它的经济攥成拳头，至少在理论上以相互合作取代相互敌对，创造一种共同体的精神，消除现实和潜在的冲突。[65]
但帝国粮食总会出现了很多问题。[66]在达雷信奉的意识形态里，德国的未来应该是一个健康祥和的农民共同体。但是很快达雷的愿望就被更为迫切的自给自足和重整军备挤到一边。为了与总的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帝国粮食总会必须压低物价，限制进口（包括动物饲料）和消费配给。价格控制挤压了农民的利润，使他们很难和故意压低工人工资的大公司竞争。农业劳动力的缺口日益扩大，这一缺口原本要由农业机械补上（前提是农民买得起），但钢铁短缺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政策却阻碍了农机的制造。1934年9月，沙赫特发起了一场“生产战役”，以求德国在食品供应上自给自足，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粮食总会只能选择配合。最后很难说这场战役取得了成功，靠补贴建成的大型谷物仓库和筒仓等设施倒确实有些效果，不过这些成果都被征用农地造成的损失抵消了，大量农地被征用去修高速、盖机场、建营地、搞军事训练。同时，大量农业人口被征召入城从事军事工业生产。从1933年到1938年，军队强行征地，致使140个村子被拆散，225个农业聚居地消失或迁走。在和平年月的最后两年，建设西墙（West Wall，又名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的计划使5600个农场抛荒，总面积达13万公顷。谷物产量总体上甚至还没达到1913年的水平。相较需求来说，猪肉和水果的国内产量有10%—30%的缺口，家禽和蛋类是30%，脂肪、奶油、人造黄油达50%，豆制品是60%，植物油更是超过90%。[67]很多领域的生产从消费品转向军工，非军事物品进口也受到限制，致使1936年秋天爆发消费品短缺，产品供求差异悬殊。物价因此开始上涨。1934年末，德国成立价格委员会，由保守派政治家、莱比锡市长卡尔·格德勒领导。他建议放缓重整军备减速，却被直接回绝，他的委员会成了一场宣传作秀。为防20年代早期那可怕的通胀再次降临，政府于1936年10月26日开始强制冻结价格。1937年1月1日，政府开始对奶油、人造黄油和动植物油进行限量供应。于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一样受到了政府的约束。[68]
由于达雷同时也是农业部长，他必须适应这些措施。每当政府和粮食总会发生利益冲突时，让步的总是粮食总会。而到了1936年，德国离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明显还非常遥远。粮食总会夹在党和政府之间，既不隶属于党，也不属于政府，当二者以自身利益为先时，粮食总会毫无办法。于是达雷的光环开始迅速褪去。他的副手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劝说戈林和希姆莱，称达雷只是个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喜欢做梦，如果要实现食物生产自给自足的目标只有他（巴克）这样的专家才能办到。达雷又因为在农业劳动力的利益和罗伯特·莱发生了冲突，进一步威胁了粮食总会在乡村社会的地位。莱是党的组织部长，能够收回粮食总会的一些组织职能，比如教育和训练，最终将达雷的组织并入劳工前线。为防止自己的权势日益衰微，达雷实际上已屈服于自给自足的要求。例如，他在1936年6月26日通过一项新法，准许政府强制兼并农场，建立更大、更有效率的生产单位。达雷还被迫停止照顾组织成员的社会和文化福利，将其交给纳粹党及其各类组织负责。他的计划在农民之中不受欢迎，决定了他的命运。[69]
戈林和巴克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增强德国国内食品的供应能力，他们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购买农机，给化肥打折，提高谷物和蛋类价格以刺激生产，在某些情况下要求农民种植为纺织业提供亚麻或植物油等原材料的经济作物，等等。戈林和巴克还试图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纳粹当权伊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派去田里参加劳动，缓解农业劳动力的长期不足。但是很多人或者太年轻，或者体力不济，或者对农村一无所知，派不上什么用场。甚至连集中营囚犯都被捆去垦荒。这可不是达雷创立帝国限制继承农场和粮食总会时设想的情景。到战争爆发前夕，他的最初设想已经全部灰飞烟灭了。[70]
到了1939年，德国的确在某些食物的供应上实现了自给自足，比如面包、土豆、糖以及肉类。但是仍有很多产品，特别是食用油、豆制品（除了小扁豆）和蛋类，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才能满足需求。从1933年到1939年，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下降了140万，一方面是因为外国劳力被赶走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发现城里有更挣钱的活儿。[71]垦荒并未起到什么作用。30%的马饲料——1938年战马仍是军事运输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仍然需要进口。1939年的小麦产量没比1913年高多少。直到战争前夕，德国大约15%的食品仍然来自国外。[72]这些现实令纳粹领导人再次把目光瞄准东欧：必须在东欧拓展“生存空间”才能补上食品供应的缺口。另一方面，沙赫特促成的贸易协定使德国能够从东南欧得到便宜的农产品，这使希特勒和戈林不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逼迫手下的农民完全服从自给自足的命令，避免了激化农民与纳粹政权之间的矛盾。农民因此免于为了满足国家需求而被军事化，或者被当作一种新的农奴受到压迫。达雷早年实施的一些措施因此得以保留。1939年德国的农业生产情况比过去六年都好，和1933年相比，农业总收入提高了71%。虽然和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差得很远，但到了战争前夕，已经比20年代末要好了。[73]
德国的消费者就没这么走运了。越来越多的食品被纳入官方配给之下，因为政府需要囤积补给来准备战争，并为军火业征用大量农业劳力和手工业者。奶油和动植物油的供应长期受限，1939年初水果和咖啡也开始实行配给制。果园里的苹果没人摘，因为劳力都被征召到城里去了。政府鼓励人们自己种水果，为冬季做准备。30年代中期的恶劣气候令农业多次出现歉收。1938年春，一股寒潮冻住了果树上的花，当年爆发的一场口蹄疫葬送了德国的大量牲畜。德国缺乏硬通货币，进口公司支付能力下降，致使咖啡进口量开始下跌。小麦和黑麦匮乏让政府开始给面包师上枷锁，命令他们只许制作劣质面粉混合而成的“均质面包”。购买白面包必须出示医疗证明。1939年1月1日，为防止人们直接从奶农那里购买牛奶，政府强迫奶农把所有产品都送到中央奶库。同一年晚些时候，有报道说复活节整一周慕尼黑都没有蛋类可买，而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的市民则因为食用油匮乏而无法制作复活节蛋糕。萨克森开设了课程，教家庭主妇们学习如何烹制“匈牙利菜炖鱼”，因为那时候真的肉实在太难买了。1939年3月28日，柏林杜恩霍夫广场上的赫蒂百货公司（Hertie department store）的肉制品摊位开放后只向登记过的顾客出售每周定额配给的食用油，新鲜或冷冻的肉根本买不到。食品短缺不可避免地让黑市的生意红火起来。柏林市场上的水果在早上7点以前都会被一扫而空，这时价格委员会的官员还没来得及来检查摊主们是否在按官方规定定价。香蕉和橘子等进口水果特别难买。只有那些家境优渥、勤奋起早的人才能避开限制以远高于官方定价的价格买到水果。在鲁尔区，很多工人一周只能吃上一次肉。1939年5月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人们由于食物短缺正在受苦，但是，”他加了一句，“这依然没有导致任何动荡，除了商店前排起的长队，而这已经成了一种日常现象。”[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