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尽管当时有帝国粮食总会这样的干预机构，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是通过严控市场来控制经济大局，而非通过国有化或政府直接接管。[75]例如，纳粹政权曾经要求化工合成业巨头法本公司借助煤加氢技术为汽车和飞机生产合成燃料，以减轻德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1933年12月14日，政府和法本公司签订协议，公司每年须生产30万吨燃料，由政府连续购买十年。[76]如果有公司拒绝满足此类要求，那么纳粹当局就会强迫它屈服。比如，飞机生产商胡戈·容克斯（Hugo Junkers）最开始拒绝政府有关“将民用飞机转军用”的要求，1933年末，他被迫将自己两家公司中的主要股份卖给政府。在他于1935年4月去世时，两家公司已在事实上被国有化，尽管持续时间很短。[77]此外，经济部非常喜欢在一些关键经济领域制造卡特尔垄断，以便更轻松地引导和监控与战争相关的生产活动。[78]尽管政府对经济的类似干涉日益增多，但纳粹经济发言人不断强调，德国会继续维持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只是起领导作用，为经济设定基本目标。所以至少在第三帝国早期，当希特勒将“战胜失业”和为重整军备服务调整经济作为主要目标时，他仍然需要商界的主动合作。
因此，脾气很坏的德国国家人民党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被迫去职后，希特勒便从商界选了一位知名人士担任帝国经济部长。[79]这个人是安联保险公司（Allianz Insurance Company）负责人库尔特·施米特（Kurt Schmitt）。1886年，施米特出生在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医生家庭，他在大学时期是决斗组织的狂热成员。他学的是商业法，曾短暂地在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后来冯·卡尔成了巴伐利亚地区臭名昭著的极右翼分子——麾下担任过文职人员。一战爆发前，施米特加入了安联的慕尼黑分部。他工作非常努力，但绝不只是机械麻木地写写文件而已。施米特在保险业发展了“以人为本”的工作模式，派人调解索赔者和投保人纠纷，这样可以大量减少公司必须处理的诉讼案件，因此在公司经理层爬得很快，连战争都没能打断他的晋升步伐（他在战争初期负过一次轻伤，因为伤口反复感染，无法返回前线，因此退出了战场），才34岁时就已经当上公司的总监。不久之后，在下属的鼓励下，施米特开始穿着昂贵的手织上衣，去巴结柏林绅士俱乐部里的大人物。在施米特的领导下，安联在20年代快速扩张，跟其他很多公司一样大搞兼并和接收。施米特对魏玛时期的商业环境怀着和其他商人相似的不满，当时私人企业很不容易。他决定游说帝国私人保险协会改革一项影响保险业的法律，这让他和德国主要的政治家建立了关系，许多人对他的竞争力、决断力和敏锐的财政嗅觉印象深刻。到了30年代早期，施米特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他在布吕宁建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中表现良好。布吕宁和巴本都请他做财政部长，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相信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他无法获得任何成功。[80]
那时候施米特已经和纳粹党建立了联系。1930年11月，和沙赫特后来一样，他在一场晚宴上认识了戈林，被戈林的政治观点深深打动。很快施米特便利用戈林对美食和美酒的嗜好，请他在一家柏林餐馆吃午餐，借此与他定期会面。不久之后，他也见到了希特勒。纳粹承诺要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结束魏玛时期的党派之争，这让施米特十分动心。而作为一个靠自己能力打拼起来的人，施米特不像旧式商业系统和文官系统的同僚那样倾向保守政治。当纳粹党在德国夺权之后，施米特放弃了之前的审慎，于1933年春登记成为党员，并在4月20日发动了很多公司为希特勒庆生。施米特和当时的精英阶层一样，认为犹太人在公共事务、知识生活、银行、金融和法律领域太过扎眼；谈到犹太人时，他最常用的一个形容词是“让人厌烦”。戈林曾经在他们的私人聚会中给他看过一项提案，提案要求剥夺犹太人的选举权，禁止他们获得高于德国人的身份地位，施米特对此深表赞同。到了夏天，他和戈林的关系结出了硕果。当时希特勒考虑换掉经济部长胡根贝格，戈林趁机劝说希特勒，最好让一个商界领袖来担任部长。于是，希特勒便邀请施米特任职。1933年6月30日，施米特宣誓就职，他认为现在政治局势已相对稳定，自己可以施展一番了。[81]
尽管施米特试图通过加入党卫队等方式增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但在纳粹权力斗争中，他显然不是戈培尔、莱甚至达雷等大佬的对手。仅仅几个月内，这些人就侵占了施米特经济部掌控的许多关键领域。他的手下如纳粹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弗德尔（曾把废除“利息奴隶制”写入1920年的党纲）一直给他制造麻烦。施米特曾多次向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宣布和指示，不要支持攻击犹太人商业的行动，以免影响经济复苏。但他的话都被媒体略去了，“老兵”们也基本没听进去。最重要的是，他反对在重整军备上的无益开销，以及高速公路一类在他眼里华而不实的计划，但依然被无视了。他也不同意纳粹党在经济复苏、消灭失业等领域的夸张宣传。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来自各方的压力日益增加，1934年6月28日施米特心脏病发作，病得很重。第二年1月30日，他正式辞职。不久之后，他回到了保险业。他明白自己没有能力做政客，拒绝了后来所有请他出山的邀约，留在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82]
1934年8月3日，亚尔马·沙赫特代替施密特成为代理经济部长，1935年1月30日起正式成为部长。他此前已私下向希特勒保证，他和前任观点不同。他认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重整军备都是第一要务。沙赫特在经济领域获得了近乎独断的权力。一上任他就罢免了弗德尔和其他一些党内人士（军队抱怨这些人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经济管理中）。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沙赫特成立了一个隶属经济部的新权力机构，所有企业必须在该机构登记，并被归为7类（工业、贸易、银行等），这7个类别又按地区和专长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这一举措让经济部得以基于现存的私营企业而非弗德尔倡导的那种反资本主义观念，更为强有力地引导实施重整军备的政策。[83]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刚刚起步的爆炸式军备生产已经开始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为提高工业产量，政府和军队迫使工业放弃以出口为导向的消费品生产。加上当时德国的世界贸易总量已经在持续下滑，以及英国和美国由于纳粹政权迫害犹太人对德国实施贸易制裁，德国的出口总额从1933年最后一季的12.6马克下降到1934年第二季的9.9马克。与此同时，德国进口总额大幅增长，德国需求的如橡胶、油、棉花等商品的进口量全部出现增长，原材料进口总量从1932年中到1934年初增长了32%，而德国出口收入却下降了15%。更糟糕的是，英国和美国都允许自己的货币贬值，而纳粹政权和之前的德国政府一样，因为害怕引发通胀而不敢让马克贬值。因此，德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提升，导致其他经济体开始另寻卖家；而德国国内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使许多德国企业的进口商品购买量上升。1934年，德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开始转向赤字。[84]德国的外债开始上升，而在1月和9月之间，黄金和外汇储备减少了超过一半。[85]一些零星的外汇限制政策也没能避免局势迅速恶化。[86]1934年6月14日，帝国银行宣布在未来六个月之内暂不支付所有中长期外债。[87]
1934年9月19日，为解燃眉之急，刚刚上任的经济独裁者亚尔马·沙赫特宣布了一个“新计划”，要求国际贸易必须是双向的，规定只有在其他国家大量购买德国出口商品之时，德国才会从对方手中进口，这实际上等于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设置了贸易壁垒。沙赫特1935年5月3日宣布，“实行重整军备计划”是“德国的政治任务”。为了给这项计划省钱，进口被极力限制，只允许进口军事相关的原材料和非德国原产的食品。[88]东南欧似乎是实行双向贸易的理想地区。德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关注预示中东欧未来可能出现大德意志贸易区，这是德国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中欧工程。在战争期间，这一贸易路线会比西边和北边的贸易路线更安全。除此之外，减少海外贸易还能够降低德国对英国商船的依赖，若未来两国交兵，可以避免贸易终止引起的严重损失。
地图11 第三帝国的主要进口国
德国需要的很多原材料来自遥远的全球各地，新计划想要减少德国对这些资源的依赖。为实行新计划，沙赫特一共设置了25个监察官。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德国从欧洲其他地方进口的商品总额从1928年的72.4马克下降到十年后的29.7马克；1928年只有7.5%的进口商品出自东南欧，十年后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2%。[89]但不久后军方反映，沙赫特虽然省下了初期支付重整军备的钱，但却没有使德国经济为战争做好准备。尤其是沙赫特实行的进口限制将危及德国原材料、矿石、金属的国内储备，而寻找替代品（如土生土长的纺织作物、合成橡胶和燃料、土产油等）的方案还没什么成果。希特勒认为，现在是加大经济干涉力度的时候了。而沙赫特国毫不掩饰地表示，他认为德国经济到1936年已经达到支持重整军备和战争动员的极限。但他已经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90]
Ⅱ
1936年9月4日，赫尔曼·戈林向内阁念了一份由希特勒亲自撰写的冗长备忘录。希特勒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沙赫特的新计划已经破产。备忘录内容按照希特勒的一贯风格，先是在历史和政治上兜圈子，最后说出了最关键的一点：经济备战。希特勒称，政治就是“民族为生存做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联已成了一个新的威胁。“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人类迄今为止的领导阶层，并代之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德国必须要站出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胜利就意味着“德意志民族的灭亡”。希特勒宣布，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次要的。他接着说，“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之内为战争做好准备。”希特勒反复念叨那些陈词滥调：德国人口太多，不能靠自己的资源养活自己，解决办法就是扩展生存空间，获取原材料和食物。战争所需的原材料数量实在太大，不可能依赖囤积。燃料、合成橡胶、人造脂肪、铁、金属替代品等物的生产必须足以维持一场战争。必须节省食品供应，比如土豆以后不能用来酿杜松子酒。人民必须做出牺牲，政府必须制定新的经济计划。个人的商业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敢把资金放在国外的商人必须被处以极刑。[91]
在向内阁宣读这份备忘录时，戈林激烈攻击沙赫特和他的盟友即价格委员会负责人格德勒。沙赫特和格德勒认为，要解决1936年的经济停滞问题，关键在于放缓重整军备。但戈林的看法恰好相反。由于“和苏联一决雌雄不可避免”，计划必须加快脚步。对经济和货币外流必须实行更严厉的控制。戈林表示，元首已委任他来负责执行四年计划，并将在9月9日的纳粹党集会上宣布这一计划。沙赫特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1936年10月18日，戈林受命成为经济工作最高负责人。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负责经济备战，该组织由6个部门组成，分别负责生产和分配原材料，协调劳动力资源，控制物价、外汇和农业。戈林任命劳工部和农业部的高级官员负责执行四年计划的组织中对应的劳工和农业部门，以便绕过瓦尔特·达雷和弗朗茨·泽尔特两个部长，直接将四年计划贯彻至劳工和农业两个部门中。戈林的举动削弱了沙赫特的影响力。向内阁宣读新计划的当天，沙赫特被强制休假。很快沙赫特发现四年计划的执行机关没和经济部讨论就开始实施政策。他提出抗议，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越发因为丧失权力感到灰心丧气，同时也越来越担心军工和原材料生产的快速扩张缺乏稳固的财政基础。1937年10月8日他给希特勒写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在第三帝国只能有一个最高经济负责人，并明确表示这个人应该是他自己。显然，他是在以辞职相要挟。[92]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不再信任沙赫特，他厌恶沙赫特的现实主义。因为陆海空三军为争夺供应吃紧的铁、钢、燃料和其他原料物资发生纠纷，1937年10月25日，海军领导人埃里克·雷德（Erich Raeder）将军正式向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将军提出，让希特勒亲自介入解决三军之间的利益冲突。希特勒命令布隆贝格于1937年11月5日在总理府召开会议。在会上希特勒向一小部分核心人物概括了自己的总体计划，其中包括雷德、布隆贝格、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空军首脑赫尔曼·戈林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希特勒的军事助手、高级军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对会议做了记录，这份记录后来被用于证明希特勒当时已经在策划不久之后的战争。事实上，希特勒当时虽有发动战争的想法，但还没有任何具体计划。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听众强调重整军备的急迫性，因为武装冲突，特别是中东欧的武装冲突可能一触即发。他说的很多东西和之前说的没什么两样，众人已经耳熟能详。霍斯巴赫会议备忘录纪要显示，希特勒说，“德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为种族争取安全环境，保证其繁衍和增殖，因此关键问题在于种族的生存空间。”他的想法和以前一样，那就是要占领中东欧，以满足“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到三代之内”日耳曼种族扩张的需要。此后，继续扩张就变得必须且可能，或许是海外扩张，大英帝国将会覆灭。在详细考察原材料和食物短缺的情况之后，希特勒下了结论，“食物和整体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解决食品供给问题的方法是在欧洲“拓展农业用地”——通过征服的手段，言外之意是赶走或者削减住在那里的人民。他宣布，“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93]
希特勒继续警告道，其他国家已经在军备竞赛中赶上来了，而国内的粮食危机已经到了临界点。根据霍斯巴赫的记录，希特勒在演讲中似乎还表达了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如果元首还活着，他至迟要在1943—1945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此决心不可动摇。”实际上，如果法国因为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或与其他国家的冲突而遭到削弱，他会提前采取军事行动。然而不管法国怎样，如果爆发战争，德国的选择是首先解决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减轻东南侧的威胁。然后从捷克斯洛伐克赶走200万人，从奥地利赶走100万人，以腾出粮食供应给德国人。他说，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大可能干涉，而只要德国取胜，波兰就会保持中立。[94]所以针对供应瓶颈，希特勒给出的解决办法不是减缓重整军备的步伐，而是加速实施拓展“生存空间”的计划。尽管会上有人提出异议，他仍然要求继续以更加疯狂的速度武装德军。沙赫特与他的同盟者——一些人甚至是参会者——的建议被希特勒置之不理。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希望落在了在东欧建立新的“生存空间”上。希特勒已经陷入疯狂，沙赫特的位置肯定是保不住了。1937年11月26日，希特勒接受了沙赫特的辞呈，赫尔曼·戈林从此完全掌握了经济大权。11月初的讨论已经清楚地表明：戈林的任务是，不管经济出了什么问题，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重整军备。[95]
这些变动造成的后果很快显露出来。重整军备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正如沙赫特所预料的那样，到了1938年备战开支已经涨到失控：91.37马克花在了陆军身上，而1933年只有4.78 ；16.32给了海军，五年前只有1.92 ；60.62花在了空军身上，1933年只有0.76 。加上行政开销和偿还冶金券，重整军备的开支从1933年占国民收入的1.5%增长到了1934年的7.8%，1936年已达15.7%，1938年是21.0%，而这段时间国民收入只涨了1倍。德国的财政赤字情况非常严重，除1932年记录有少量结余之外，1933年的赤字是7.96 ，1938年已经涨到了95 。1939年1月7日，仍在担任帝国银行行长的沙赫特以个人名义向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信中有帝国银行整个管理层的签名。沙赫特警告称，“公共支出扩大”，很快会导致“通胀危机来临”。他们警告希特勒，“政府支出的无限扩张正在摧毁控制预算的一切努力。就算税务这一关把得再紧，巨额支出也已使国家财政到了崩溃边缘，这种开支还会摧毁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几天之后希特勒做出了回应：1939年1月20日，沙赫特和整个银行管理层都被撤职。希特勒告诉沙赫特，他不再适合服务于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了。[96]
去职之后，沙赫特先去印度度了一个长假，回到德国之后就从公共生活中退隐了。在第一任妻子过世后，沙赫特娶了慕尼黑德国艺术馆的一个职员，那位女性比他年轻30岁。1941年，他们去瑞士度了蜜月，之后就平静地住在乡下。在此期间，沙赫特保留了一系列多少已经没有意义的头衔，比如不管部长等。他的继任者是宣传部的前国务秘书瓦尔特·丰克（Walther Funk）。1938年2月15日，戈林把丰克硬塞到帝国经济部长的位置上。后来他还接管了帝国银行，他手下的两个机构都全力为四年计划服务。不出意料，被沙赫特和他的银行同僚们——一些人后来又再次上任——称为“无限透支公共财政的习惯”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甚至比以前更加疯狂。1939年6月15日，一项新法取消了所有和货币发行有关的限制，沙赫特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毫不在意，他们期待入侵和占领东欧能够抵掉这笔开销。1934年2月，希特勒曾宣布重整军备必须在1942年前完成。而在四年计划期间，这个日子提前到1940年。德国的经济问题，就像希特勒所说的，只能通过战争才能彻底解决。[97]
Ⅲ
1936年，德国由新计划转向四年计划，这表明希特勒急切地想要尽快完成重整军备。但是这两个所谓计划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计划。至少沙赫特在第三帝国初期还能保持清醒，对经济和国家财政还可以从观念上进行整体把握。戈林虽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精通权术，却没有这种全局观。他对经济和财政一窍不通。他不清楚应该侧重发展经济的哪一面（当然他也不能，因为希特勒的想法在不断变化），到底哪个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应该享有资源配置的优先权。他不断炮制出所谓新蓝图，又不断以更宏伟的新蓝图取代。在这段时期里，经济管理领域之中权力重叠，斗争不断。后来一个高级官员将其称为“一团四年计划的乱麻”。纳粹当局一方面追求自给自足，这似乎是在为一场长期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它又鲁莽地重整军备，好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做准备。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决策者还缺乏合理规划所需的可靠统计数据。四年计划虽然有着结构复杂的机构，有一个委员会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的行动，然而实际上只是一系列零零散散的计划。不过，这些计划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从1936年到1938年，煤的产量增长了18%，褐煤增长了23%，焦煤增长了22%。1938年，德国的铝产量比两年前增长了70%，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铝产量最大的国家。1932年德国纺织业只能满足5.2%的国内需求，而纺织业对军队服装至关重要。人造丝等人造纤维的产量不断增长，1936年纺织业已能满足国内需求的31%，1939年达到43%。德国停止依赖进口燃料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于完全实现。从1937年到1939年，石油产量增长了63%，合成燃料产量增长了69%。1937年，希特勒宣布建立“两个大型的合成橡胶厂，其产量很快就能满足德国的需求”。[98]
然而，这些漂亮的数字掩盖了四年计划的一个失败之处，那就是它最后没有实现在1940年之前使德国自给自足的目标。首先，这个计划没有解决德国的收支平衡问题。尽管1937年出口有所增加，但是1938年这个数字又下降了，德国制造商相信安全又合算的国内订单，不愿去国际市场冒险。在这两年进口都超过了出口，进一步减少了德国本就严重匮乏的外汇储备。也正是这个问题而不是什么别的问题让沙赫特与纳粹政权渐行渐远（尽管一开始他非常忠心地为它效劳）。[99]在他退居幕后之后，很多领域依然严重依赖进口。比如，德国制铝厂尽管产量大幅增加，但实际上其原材料几乎完全依赖进口。高规格钢材也同样依赖德国没有的金属原材料。1938年，合成橡胶产量占不到德国国内橡胶消费量的5%，一共也就生产了5000吨，和计划中的2.9万吨相去甚远。1939年，德国的矿物油依然有一半依赖进口。向东扩张也许能找到新的原油资源，但对缓解橡胶短缺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总的来说，国内产量的各种增长，都必须同时考虑到国内需求的大幅增长（多来自军方）。最开始军方只是把重整军备当作增强国防力量的一种方法，不过它的长期目标一直都是对东欧发动军事进攻。1935年12月30日，德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根据自己前一年夏天军事演习的成功经验，要求建立一支机动性更强的部队，增加坦克旅和摩托化步兵单位的数量。1936年中期，陆军计划在和平时期36个师的基础之上增加3个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师。这一切都需要大量钢材和大量燃料。[100]
建设海军力量的需求并不是特别急迫，因为希特勒的中短期目标是占领欧洲，特别是东欧。但是在他没有发表的第二本书里，他认为从长远看德国和美国将会发生一次跨大陆大战，而那时候德国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1937年春他决定把战舰数量从4艘增加到6艘，1944年完成。除此之外，德国还要有4艘小型战舰。1939年计划改为3艘巡洋舰。来自英国的战争威胁日益临近之时，建造战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花在海军上的钱也从1932年的1.87马克增长到两年后的4.97马克，1936年达到11.61 ，1939年是23.9 。1936年建造战舰花的钱几乎占了海军开销364的1/2；战争前夕，由于很多人被征集去新舰当差，而新的枪械需要弹药，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4。甚至到了1938年，预计舰队需要600万吨石油和200万吨柴油燃料，而当时德国矿物油消费总量只有600万，其中由国内生产的还不到一半。空军的扩张计划更是雄心勃勃，但很快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1933年5月10日，希特勒不顾陆军和海军的反对（他们只把空军看作辅助力量）建立了帝国航空部（Reich Aviation Ministry），由以前是战斗机驾驶员的赫尔曼·戈林领衔。戈林有两个主要助手，其中一个是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的前主管、才华卓著且精力充沛的国务秘书埃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另一个也是汉莎的主管，罗伯特·克瑙斯（Robert Knauss）。克瑙斯制定了一份空军发展计划，并立即被戈林接受。这一计划为空军独立发展规划了蓝图，按计划空军将两线作战，分别打击法国和波兰。克瑙斯认为，远程轰炸机是胜利的关键。1935年飞机制造业重组，许多企业加入进来生产飞机的各个部件，这样就节省了大制造商如容克斯、亨克尔和多尼尔（Dornier）的时间。防御型战斗机很快也成了空军部的目标。1934年7月戈林又提出一个长期计划：1938年5月之前德国将生产超过2000架战斗机、2000架轰炸机、700架俯冲轰炸机、超过1500架侦察机、数千架训练机。不过到了1937年，钢铁短缺严重阻碍了戈林的雄心壮志。同时轰炸机的设计不断改变，进一步减慢了生产步伐。1937年到1938年飞机产量确实出现了下滑，从5600架降到了5200架。[101]
同时，1933年的铁矿石进口量才刚刚超过450万吨，而1938年已经增长到了2100万吨。重整军备的需求正在侵蚀自给自足政策。但是由于德国的外币限制政策，国内的物资匮乏很难仅靠进口填补。1939年军方提出了一项政策，后来美国的一项调查将其描述为“为节省橡胶和燃料，对机动车使用进行严格限制”。早在1937年，军方获得的钢材就只能达到需求量的一半了。这时候的军火供应也出现了严重不足，而且建造新军营的缓慢速度跟不上部队规模365的快速扩张。海军拿不到建造战舰所需的钢材。[102]1937年，空军只获得了完成生产目标所需钢材的1/3。但在1938年10月，戈林提出要把空军规模扩大5倍。扩军后为维持空军运行，德国需要进口的飞机燃料总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5%。按照计划，到了即将开战的1941年晚期和1942年早期，应该有接近2万架前线和预备役飞机准备投入战斗。可结果战争爆发时空军其实只有4000架飞机准备就绪。这和六年前比起来当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但和戈林放的卫星则相差甚远。[103]
到了1939年，原材料匮乏已经对德国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荒唐的影响。从1937年开始，政府鼓励人民去搜集废弃金属，填补钢铁业这个无底洞。从那时起，把旧的、暂时没用的金属上缴给国家成了人们的爱国义务。一个叫威廉·齐格勒（Wilhelm Ziegler）的帝国专员受命组织搜集废旧金属，后来日渐演变成强制征用。身穿制服的褐衫军强行拆除工厂、教堂、墓地、公园附近的铁栏杆。铁制街灯柱换成了木制的。家族墓地附近的铁栏杆被成群的冲锋队员拆掉，这些人还会去工厂和一些工作场所搜集电线、金属管等废弃金属物品。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在地窖和阁楼里到处找锡制盘子、废弃的金属散热器、旧钥匙等一类东西。在每个地方都有所谓地方委员会负责搜集这些废弃物。同时，政府对金属的非军事性使用实行严格配给。如果有人敢用金属管道的暖气系统而不是老式的瓦制火炉就会被处以巨额罚金。如果家里要装马桶，马桶的出水口管道要用黏土，不能用金属。房屋主人和镇上的委员会打算把没收的铁制街灯柱和铁栏杆换成木制的，但是这时候木材也开始短缺，进一步又导致纸的短缺。很多建筑计划得到指示，要把木材使用量减少20%，村里面的人被要求烧泥煤，不能用木材。煤在国内的使用也开始配给供应。制表匠使用的黄金也被政府限制。很快，黑市兴旺了起来，人们可以在那里为洗衣机等生活必需品买到金属配件。也有人偷铜等金属卖给军工制造业，这时候他们已不顾一切，不管是哪儿来的金属都照单全收。[104]
Ⅳ
除了原材料短缺的问题，重整军备还遇到了人力瓶颈，劳动力的供应日益紧张。由于煤、钢铁生产、机械、制造业、军备和军火厂吸收了大量熟练和半熟练工，政府这时候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妇女参加工作的态度。女性可能不适合在重工业工作，但可以去当文员，也可以在一些现代经济分支——如化工业、电子业以及更普遍的消费品生产业——的生产线上就业。早在1936—1937年间的一系列命令中，政府已经取消了婚姻贷款的限制，女性申请到贷款之后不再被迫辞掉工作并禁止再找工作。这直接导致贷款申请人数增长，且可以预料到的是，此后与女性工作有关的政策发生了整体转向。只有一个领域的限制加强了，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巧合：在1936年帝国司法部的一次会议上，参会者问了司法系统中的女性从业问题，会后马丁·博尔曼问希特勒女性是否可以当律师。希特勒的回答否定了这一可能性：他告诉博尔曼，女人不能当法官或律师；如果她们符合法律标准，那她们应该到文官系统中去找工作。[105]但除了这一领域，大量女性确实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女性医师的人数从1934年的2814人（占整个行业的6%）增长到1939年初期的3650人（占整个行业的7%），其中有42%已婚。工业界的女性数量从1933年的120.5万人增长到1938年的184.6万人。乡村劳367动力短缺促使农场让更多的女性家属下地干活。劳工前线作为纳粹体制下工会的继承者，意识到需要给有孩子的已婚女工提供各种福利和其他支持，于是它不断向雇主施压，为女工的孩子提供日托照顾，并合理调整她们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以免她们的健康受到损害。[106]
1938年2月，四年计划的执行机构宣布了新的政策：所有25岁以下的女性如果想在工业和服务业工作，必须在农场义务劳动一年，如果已婚就必须在家里工作。这项新政策在十个月后又得到了扩展，截至1938年7月末已经动员了6.64万年轻女性，1939年7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21.7万人。就最终实现目标而言，这项政策可比各种纳粹妇女组织推出的劳役管用多了——1939年，只有刚刚超过3.6万年轻女性参加劳役，主要在农场劳动。[107]德国女生联盟的激进分子梅利塔·马施曼曾在普鲁士东部的乡村参加劳役，在那里体验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贫穷和落后，对于过惯了柏林中上阶层生活的她而言，这样的环境完全是陌生的。期间，她必须完成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只有运动、政治教育和唱歌活动的时候才能短暂休息一下。不过尽管有这些艰难困苦，作为德国女生联盟的一员，马施曼依然觉得这次劳役经历让她深受鼓舞甚至启发。后来她承认：
我们的农场就是我想象中的缩小版的民族共同体，这是个非常成功的样板。我从前一直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共同体。从各个方面看，一些成员背景更加相似的组织都不曾如此之好。在我们中间有农家姑娘、学生、工厂来的女生、美容师、女学生、办公室职员等。这个小型民族共同体带给我很大的快乐，这使我在1945年之前都一直顽固地保持乐观。即使有各种各样的负面证据，我都坚信我们农场的模式有朝一日可以无限放大。即使不是在下一代，也必将在未来几代实现。[108]
不过对农民来说，缺乏训练的城市女孩没有任何用处。此外，就整体经济而言，一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仍有2/3的已婚女性没有登记就业。即使她们确实有工作，也是一些不必入册、兼职的清洁工作，或是家庭助理，这些工作主要都是在乡下。[109]
相比之下，1939年超过90%的成年未婚女性都有了工作。不过从1933年开始，工业界女性工人的数量增长赶不上男性：1933年到1939年工业界的女性工人比例实际上下降了，从刚过29%降到刚过25%。劳工前线曾劝说企业为上班的母亲们提供方便，但没有企业照办。对潜在的女性劳动力量的动员也和纳粹政权及其领导人的一贯观念不符，他们坚持认为女性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第三帝国生儿育女。婚姻贷款、每生一个孩子拿到的奖励、重整军备过程中男性就业情况整体好转让德国的母亲们似乎没有必要一边忍受工厂工作的艰辛一边支撑家庭。到了1937年末，政府还想让不上学的女孩们在进入就业市场前先在家政和育儿方面接受训练。实际上，有工作的男女和政府都不认为女性适合在重工业行业工作，认为钢铁工业和军工业是男性的天下。一位劳工部高级官员于1939年认为，350多万女性是巨大的潜在劳动力。军方曾施压要求动员这批女性无偿参加工作，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使得1939年之前没有任何计划征召女性参与军事生产。[110]
而在幕后，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还在考虑另一个潜在问题。他们相信德国输掉一战，真正的问题不在战壕里，而在大后方。他们极力想要避免1914—1918年间发生的事情：服役士兵的家人在后方忍受贫穷、物质匮乏和困难。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认为这些问题使部队士气低落，也让人民更容易受叛徒和革命者诱惑。在30年代末纳粹政权准备战争时，1918年的幽灵就不时浮现出来，征召女性去工厂劳动即是具体表现。随着战争爆发，如果打仗的男人们得知自己的妻子不需要在后方的武器生产线上像奴隶一样长时间工作，相反她们和孩子们一起得到了第三帝国的照顾，他们会打得更加卖力。[111]从1936年开始，重整军备越发需要一些特别工种，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其他地方觅得劳动力，而劳动力只能来自国外。外籍劳工的雇佣和控制已经由劳工部在1933年集中展开，同时之前的一些法规已经给了德国劳工特权，把外籍劳工贬为二等公民。1938年夏天，在德国工作的外籍劳工多数不是熟练工，招募他们是为了减轻农场让人绝望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外籍劳工也在建筑工地工作。季节性的波兰工人和一些意大利人成了外籍劳工的主力。从1936年7月到1938年9月，外籍劳工的数量从27.4万人增长到43.5万人。但外籍劳工也给经济带来了损失，因为他们会把硬通货币寄回家里。所以，除非找到办法制止这些外籍劳工损害德国的收支平衡，其数量就必须受限。1938—1939年，解决办法出现了，和对其他经济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发动战争征服外国。如果德国完全控制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国家，就可以从关押的犯人和其他组织中征召外籍劳工，强迫他们出力劳动。到时候会有一个极其残酷的警察政权管束他们，确保政府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这方面的措施早在1938年8月就已经实施，1939年6月相关规定变得更加严酷，战争期间则达到了极致。[112]
不过上述所有措施对于解决近在眼前的问题都收效甚微。1938—1939年间德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在于四年计划内部的本质矛盾。四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使德国在食物和原材料供给方面自给自足，为一场相当费时的战争做好准备。1914—1918年的教训一直在希特勒的头脑里盘桓。德国要发动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大战，集中精力占领东欧，同时还要对付宿敌法国，甚至可能要面对英国，大战预计会在40年代初展开。然而随着重整军备的步伐加快，四年计划在国内制造了一些紧张，供应瓶颈开始显现。最后要解决问题只能把军事行动提前，以便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占领国获取新的食物和原材料资源。但这意味着德国需要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时就掀起一场大战。从1938—1939年的经济状况看，德国不可能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因此战争必须速战速决。[113]希特勒在1937年就明白这一点：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的会议记录显示，希特勒告诉将军们即将到来的战争（“入侵捷克”）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114]因为在经济方面所做的准备无法维持一场消耗战。于是，一个名为“闪电战”的新概念诞生了。但无论是经济计划、军事技术还是武器生产，都没有在实施“闪电战”时起到什么作用。
Ⅴ
四年计划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加强。经济优先发展的方向由政府而不是工业界决定。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保证商业界能够不计后果地满足政府要求。执行四年计划的高级官员都是毫不妥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戈林是最高领导，地方上由瓦尔特·克勒（Walter K?hle）、阿道夫·瓦格纳以及“老兵”威廉·开普勒（Wilhelm Keppler）等领衔。这一批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沙赫特体系下的传统经济官僚。同时，由于四年计划重点关注的项目包括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胶生产、农业化肥以及制作布料和各类制服所用的合成纤维，执行生产任务的巨头法本公司的高级经理，便毫不意外地被委托生产这些产品，在四年计划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卡尔·克劳赫（Carl Krauch），他负责四年计划中的研发工作。还有约翰内斯·埃克尔（Johannes Eckell），负责化学分部。显然，这些人是因为各自的专业技能加入到计划中来的，但他们也非常善于利用这些机会为自己的公司牟利。这让某些历史学家把四年计划描述为“法本计划”，认为重整军备和自给自足背后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是大公司的盈利贪欲。战后，该公司的23位领导人在纽伦堡受审，罪名为预谋和发动战争。尽管他们最后都洗脱了罪名，但很多研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都特意将法本和德国商业界拎出来，认为它们要为使欧洲和世界在1933—1939年陷入战争负很大责任。[115]笼统地讲，当时以及后来（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著作都试图说明是资本主义利益推动了第三帝国的经济乃至外交和军事政策。[116]
然而早在6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已经开始认为，至少在纳粹德国，经济实际上是“屈从于政治的”，该国的一些关键因素是由意识形态而非资本主义的自利性决定。[117]实际上，第三帝国的经济体系无法简单概括。从某种程度上讲，帝国纯粹的非理性色彩使其根本无法被归纳为一种体系。从表面上看，德国的四年计划很容易让人想起苏联斯大林的五年计划。但是，和苏联的计划相比，纳粹经济计划的目的很明显不是为了扩大工人阶级的利益（至少苏联官方宣称自己的计划是为了扩大工人阶级利益）。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计划多多少少消灭了自由市场和企业，纳粹的经济计划则保留了商业体系的完整性，从法本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到小零售商和小巷子里的手工作坊都没受到太多损害。另一方面，纳粹宣传有很强的反资本主义色彩，特别是在20年代，所以直到1933年1月希特勒当上总理之后商业界才开始转向支持纳粹党。纳粹党在接下来几个月内摧毁了工人运动，这让很多商人相信他们支持新政权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商人们愈加发现政府的目标和自己的想法并不一致，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不同是政府疯狂地想要重整军备和为战争做准备。最开始商业界很高兴为达成这个目标服务，因为他们可以借势再起，获得大量订单，甚至连消费品生产商都受益于重整军备刺激下的经济复苏。但是几年之后，纳粹政权的要求开始远远超过工业界的承受能力，工业家的担忧开始加深。[118]
对这一过程的一系列反应，很少有人能比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更剧烈。他在1933年之前曾经是纳粹党的忠实拥趸，但六年后他却已经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失望。1939年，蒂森愤怒地批评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并预言纳粹党很快就会像苏联一样开始枪毙完不成计划任务的工业家。战争爆发之后他流亡国外，盖世太保没收了他的财产，后来他在法国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119]不过，对政府加紧干预经济心怀忧虑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他们担忧的焦点便在四年计划。为增加国内原材料供应，戈林先是指责工业家自私，因为他们出口商品的目标在于谋取利润，而不是帮助德国重整军备。后来他干脆亲自动手，将私有的铁矿石储备国有化，接管了所有私营钢铁厂，建立了一个新公司，叫赫尔曼·戈林工厂（Hermann G?ring Works）。
这家国有企业于1937年7月创立，位于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最初的目标是生产和加工一些低质量的德国铁矿石，因为从经济上讲并不划算，所以私营工业不愿意做这种事。赫尔曼·戈林工厂用国家的钱去购买焦煤等原材料和劳动力，逼迫私营企业参与竞争。结果，德国钢铁价格攀升，出口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个时候出口是最大的利润来源。更糟的是，赫尔曼·戈林工厂开始接管同领域的一些小企业。1938年4月，它将莱茵冶金—柏西格武器公司吞并。实际上，戈林有一个更大的规划：他要工业服务于自给自足和重整军备的利益，大公司蒂森的国有化就是这一规划的一部分。重工业企业，例如沙赫特在位时曾在幕后支持的联合钢铁公司（United Steelworks），愤怒地反对国有化、政府控制和政府补贴导致不公平竞争。这些企业开始想办法对付四年计划，商量如何减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戈林监听了他们的秘密会议和电话通话，甚至召见了里面的两个核心人物去他的办公室听自己的谈话录音，赤裸裸地以逮捕和送他们进集中营要挟他们。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德国工业家群体绝望了，害怕了，瓦解了，最终投降了。[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