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多方面来看，钢铁业巨头兼武器制造商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翁德·霍尔巴赫（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从1906年和克虏伯家族攀上婚姻关系后就开始执掌鲁尔区埃森企业城里的克虏伯公司。克虏伯家族长期以来都和普鲁士王国保持亲密关系，并向其提供武器装备。德皇威廉二世在娶克虏伯家族的女继承人贝尔塔（Bertha Krupp）时同意把克虏伯加在自己名字后面。从那一刻起，以前仅仅是个手段高强的职业经理人、出身工业家庭的克虏伯就把经营企业作为毕生的事业。这个人死板、冷漠、一本正经、绝不屈服，为了扩大企业利益，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他的努力换来了巨额武器订单，截至1917年，85%的克虏伯产品都与战争相关。尽管克虏伯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和多数工业家一样，他是个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从1909年开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担任克虏伯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一致。克虏伯行事是大家长作风，他为自己的工人提供了住房、福利和其他各种好处，作为交换条件，工人不得加入工会和参与政治活动。他还认为政府应该做类似的事情，只要人民保持忠诚就要照顾人民。但是，一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克虏伯的企业很难继续给工人提供福利。1923年法军占领期间情况变得更糟，这个时期克虏伯被控鼓动德国反抗运动而入狱七个月。不过公司活了下来，并开始转型生产和平时期所需的产品。可是好久不长，1929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到了1933年，公司钢铁和煤的产量和1927年比起来已经减半，其在埃森地区的工人数量已经从4.9万人下降到刚过2.8万人。[121]
这些事情都没有把古斯塔夫·克虏伯变成纳粹支持者。相反，他十分讨厌纳粹党的蛊惑宣传，而更倾向于支持弗朗茨·冯·巴本的极端保守派政府。作为帝国日耳曼工业协会主席，克虏伯的地位可是举足轻重，他游说协会中的企业家群体反对自给自足政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压制工会，降低福利开支，为经济复苏提供必要的政治稳定。和很多人一样，他一开始认为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上台担任总理只是成立了另一个短命的魏玛政府。在随后的选战中，他为巴本和德国人民党提供资金，幻想保守派会取得胜利。在蒂森等新政权支持者的压力之下，克虏伯被迫同意对工业家协会进行“整合”。当古龙香水工业家和协会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保罗·西尔伯贝格（Paul Silverberg）在1933年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被剥夺一切身份地位被迫流亡之时，克虏伯亲自拜访了他的瑞士新家，以此表明自己立场。尽管克虏伯在纳粹统治前几年没有加入纳粹党，但他却担任了德国经济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主席，该基金从1933年6月开始为纳粹党提供大量捐款。这个基金建立的一个特别目的是将自身和其他纳粹组织索要捐助的行为区分开。要知道，地方领导、褐衫军还有地方党部对工业家和企业家群体提出了大量要求，巧取豪夺层出不穷。有人在1934年末的柏林见到了克虏伯，发现他已经对党的恣意妄为绝望。“相信我，”他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比延巴克图（Timbuctoo）的土著还糟。”[122]
不过总的来说，克虏伯对第三帝国早期的统治还比较满意。政府有巴本和沙赫特这类人物，军队由布隆贝格和弗里奇主导，这些都让克虏伯安心。经济部采取了正统的财政政策，克虏伯公司收到的订单也不断增多，到了1935年公司利润已经翻倍。埃森地区的工人数量从1932年10月初的26360人增长到两年后的51801人。然而不久之后，克虏伯发现新政权不给他的企业决策自由。企业的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出口，其中主要包括来自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的武器合同。克虏伯非常担心纳粹政权的自给自足政策，1935年他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他的企业坚持产品组合多样化，军备生产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从1937年开始，他愈发警惕四年计划对基础重工业生产的贬低，对国际贸易的敌意以及对国有化的推进。这一切的集中表现就是戈林的工厂。当时企业利润已经大幅下降，而克虏伯为自身争取的独立性也已经严重受限。纳粹政权正在全力准备一场欧洲战争，克虏伯的企业必须在里面起重要作用。政府给企业提供了无息贷款以增加产能，但其付出的代价是政府将有权力决定所增产能的用途。事情并没有按克虏伯期望的方向发展。早在1937年他就已经将生意更多地交给年轻一代打理，他希望他们能够比他更有力地维护企业利益。1941年他突发中风，之后又接连犯过几次，这让他不得不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之后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尽管活到了1950年，但他基本不知道那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123]
从表面上看，就法本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而言，由于它的产品是政府自给自足政策的核心所在，它似乎可以借此从第三帝国获利不少。从1933年开始，法本公司对政府在相关领域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早在1935年9月5日，它就已经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建立了军队联络办公室，用于协调经济备战。但是，企业的角色不应该被夸大，因为四年计划的支出最多只有1/4流向了法本公司，该公司在化工行业的份额也并没有在第三帝国期间显著增长。就重整军备而言，金属加工、钢铁生产和采矿业更加重要。同时，法本公司被迫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向以满足政府的军事需求。在法本公司准备生产政府急需的丁钠橡胶时，两者就财政情况进行了无休无止的复杂协商。这些协商清楚地表明，企业利润至上的目标和政府目标之间有矛盾，政府的四年计划只对重整军备和自给自足感兴趣。法本公司犹豫不决，因为它想要将成本最小化。1939年秋天，丁钠橡胶的产量刚刚超过了预期目标（3万吨）的2/3，1939年9月丁钠橡胶的生产和储备只够打两个月的仗。[124]法本公司的小心谨慎让这个化工巨头在四年计划之下几乎毫发无损，尽管它的利润增长比经济回暖初期要低。从1933年到1936年，法本公司的纯利润增长了91%，而从1936年到1939年利润又增长了71%。四年计划之下公司的五大最重要产品——燃油、金属、橡胶、塑料和爆炸物所需的氮——占法本公司总产量的比例从1936年的28%上升到1939年的33%；在此期间，这些产品的销售额占了公司销售总额的40%。与此同时，四年计划支持的副产品生产线对公司总产量的贡献只由1936年的28.4%上升到1939年的32.4%，这些产品组合的生产必须由公司自己掏钱来维持。所以，四年计划从来不是法本公司一家公司的事，法本公司也不是只靠四年计划过活。[125]
无疑，商业界的大公司的确受益于重整军备，更笼统地说，它们受益于同时发生的经济复苏，尽管经济复苏在纳粹党上台之前已经开始，又在重整军备政策的刺激下加快脚步。沙赫特采取的金融政策大胆而机巧，但说到底在财政上相对中规中矩。这些政策于1938年被废弃后，政府鉴于利润驱使（这通常是企业自主经营的核心特征）下的重整军备已经缺乏动力，开始亲自掌管经济大权。希特勒坚定不移地推行再军事化政策，四年计划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增加。到了1938年，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如劳工前线）在希特勒的指令下建立了巨型公司，意图绕过传统的资本主义运作体系来达成政府的权力政治目标。汽车工业将被大众公司占领，钢铁生产被赫尔曼·戈林工厂垄断。政府不断出台新法规限定商品价格，使商业合理化，让投资转向战争相关的产业，给企业生产强加限额，控制国际贸易，等等。
纳粹曾在党纲中承诺要把德国银行和股票交易系统国有化，但很快就遗忘了，因为希特勒和他的下属不得不面对德国的财政现实。他们需要钱，而银行提供钱，所以他们需要银行。[126]不过即使是在金融领域，纳粹政权的口袋也在逐渐收紧，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控制，保证资本全部流向重整军备。到了1939年，已经有一系列有关信用、抵押、贷款和银行的法律出台，凡与军备无关的投资都受到严重限制。[127]企业家越来越多的时间都花在应付政府出台的各种规定和要求上。举个例子，1939年3月2日，汽车业的全权代表冯·舍尔（Adolf von Schell）上校发出了一系列命令限制可生产的汽车种类，以合理化备用零件的生产，使价格变得更便宜，军用汽车可以得到更快更有效的维修服务。之前汽车业各企业生产的卡车和火车有113种之多，而从此以后只有19种获准由特别指定的公司生产。“工业界的确还存在私有财产”，一个持批判态度的观察家总结说，但是“留给企业的主动性”已经非常少，“政府通过命令已经将其挤压得所剩无几了”。[128]难怪有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一面又开始抬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