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在20年代初，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包含了一股对大公司的敌意，这股敌意往往混杂着强烈的反犹情绪。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希特勒极力淡化这种敌意，但仍然憎恨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且为达到自身目的，有意将其夸大。第三帝国的经济发展史甚至和纳粹当局对犹太人的剥削脱不开干系，这是现代史上少见的大规模抢劫运动。为了顺应自身的意识形态要求，1933年之前，纳粹宣传把主要的攻击目标设定为百货公司。从19世纪晚期开始，百货公司已成为人们能够买到各类大规模生产的便宜物品的地方，而这些公司的老板多是犹太人。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犹太人多从事布料生产和零售业中的相关分支行业。
这些百货公司中最著名的要属韦特海姆家族成员于1875年后创建的一家公司。1875年，伊达·韦特海姆（Ida Wertheim）和亚伯拉罕·韦特海姆（Abraham Wertheim）在施特拉尔松德开了一家小商店，出售衣服和一些加工产品。不久，他们的五个儿子也加入进来，还引进了薄利多销、明码标价、品类齐全、允许退换、现金付款的新零售体系。公司发展迅速，于1893—1894年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的橙色大街（Oranienstrasse）新修了一幢大楼，后来又在首都开了三家新店。韦特海姆提出了新的销售理念：售货员在光亮雅致、精心打造的店面里向顾客推荐廉价货和379奢侈品，刺激顾客的消费冲动。在劳资关系和员工福利方面，韦特海姆的观点也很先进，比如，韦特海姆是德国第一家把星期天设定为强制休息日的公司，公司员工在这一天必须休假。犹太人中不只韦特海姆家族开了连锁百货。1882年，赫尔曼·蒂茨（Oscar Tietz）和他的侄儿奥斯卡在格拉开了一家类似的小店。蒂茨的生意很快红火起来，到1930年蒂茨家族已经拥有58家百货商店，其中包括柏林的卡迪威百货公司（KaDeWe），也就是著名的西部百货。1928年蒂茨百货的年销售额达4.9马克，员工数量高达31450人，而韦特海姆那时只有7家店和10位员工，销售额只有1.28 ，相对来说不算一个大公司。[129]
尽管这些百货公司很受欢迎，但在20年代末它们在德国整个零售业中所占份额还不到5%。[130]1914年之前，针对它们的反犹主义攻击几乎不存在。即使是一些小零售商协会也没有对它们进行攻击。[131]不过随着魏玛共和国初期经济形势恶化，犹太人的处境发生了改变。1920年，纳粹党纲的第16条直接投小店主所好，要求“大型百货公司店面立刻国有化，以低价租给小店主”。[132]1932年，下萨克森的一份竞选小册子鼓动零售商和小买卖人加入纳粹党，反对伍尔沃斯一类的吸血鬼公司开新的分店。按照纳粹宣传的说法，这些吸血鬼会以金融资本的名义毁掉做小买卖的人。[133]1933年3月，冲锋队员闯进伍尔沃斯品牌在哥达（Gotha）地区的一家分店，毁掉了整个店铺。许多百货公司都遭到了暴力攻击，无论是哪家开的。在布伦瑞克，一家百货商店的餐厅被褐衫军用手枪打得不成样子。政府则稍显文明一些，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政府多次下令关闭百货公司，或者用征税逼它们关门。然而经济部和纳粹领导层很快意识到成千上万人会因此失业，对“战胜失业”运动造成影响。赫斯介入此事，出手保护百货公司，1933年4月1日，全国爆发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但除了在那一天之外影响寥寥。[134]
然而，百货公司很快就遇到了更隐蔽的歧视。比如1933年夏，财政部开始发放婚姻贷款，但贷款兑换的购物券不能在百货公司（包括非犹太人的）和犹太人商店中使用。据1934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估算，该政策致使受影响的商店在销售额上损失了至少1.35马克。从1933年中期开始，百货公司和各个类型的犹太人商店被禁止在媒体上做广告。1933年，经济大萧条来袭，百货公司的销售额疾速下降，经营陷入严重困难。赫尔曼·蒂茨公司的销售额在1933年下跌高达41%，公司被迫从银行贷款1400万马克。财政部长施米特为防止公司破产，亲自担当贷款中间人，因为一旦公司破产，将会流失1.4万个工作机会，使供应商遭受严重的财政损失，并为银行带来一系列金融问题，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但是，这笔贷款却是以公司运营的雅利安化为条件。雅利安化意味着剔除公司所有者、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之中的所有犹太人。1934年，在一次耗时很久的审查之后，还留在公司的蒂茨兄弟也被强制离开。他们只拿到了120万马克的赔偿。为防后院起火，施米特特意请示希特勒并获得同意之后才如此行事。此后，百货公司的名字变成了赫蒂。这个新名字取得很机智，既保留了和创始人名字之间的联系，又可以广而告之说公司经营翻开了新的一页。莱昂纳德·蒂茨（LeonardTietz）的公司也有了一个更加中性的名字Kaufhof，也就是购物中心的意思。[135]
蒂茨家族的遭遇让当时的韦特海姆家族开始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家族的朋友、银行家埃米尔·格奥尔格·冯·施陶斯（EmilGeorg von Stauss）被请进董事会。施陶斯认识希特勒和戈林，在很多问题上都支持纳粹党。在他的保护下，冲锋队想要关闭布雷斯劳地区韦特海姆百货的图谋没有得逞。但是，纳粹活跃分子——特别是和纳粹工会分支工厂细胞组织有联系的一群人——禁止格奥尔格·韦特海姆（Georg Wertheim）进入自己的商店。1934年之后，他再未冒险进入任何一家自己的店，也不再参加公司管理委员会会议。为避免像蒂茨家族一样遇到类似问题，他把自己和已故哥哥的股份转给了自己的非犹太人妻子乌尔苏拉（Ursula Tietz）。从此，乌尔苏拉成了主要的持股者。然而这些改变都没能使公司的情况好起来。赫蒂等百货公司声明自己并非犹太人所有，避免了纳粹党徒的攻击。地方纳粹分子、中央政府和纳粹党部的敌意越来越集中在仍为犹太人所有的百货公司（比如韦特海姆）身上。1936年初，宣传部下令关闭韦特海姆的图书部，据说是因为布雷斯劳一位前员工的举报。而在此之前，公司已经下架了2500种禁书。施陶斯设法让政府收回了这条命令，但是以向德国席勒基金捐款2.4万马克为代价。格奥尔格·韦特海姆和他的儿子有一次见到了沙赫特，向他反映了这些压力，沙赫特告诉他们：“在狼窝就得学狼嚎。”[136]
1936年，狼嚎声明显大了许多。当年，韦特海姆公司的销售额实际上增加了，而它的竞争对手都在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其他百货公司解雇了犹太人经理和员工，使得一些没有经验的人上位。同时韦特海姆的名气仍然很大，信誉依旧很高，形象、品牌和风格都没受到损害。但是，代管乌尔苏拉·韦特海姆（Ursula Wertheim）股份的施陶斯—乌尔苏拉只管奢侈度假——首先迫使韦特海姆家族中的一些小股持有者以偏低的价格把股份转让给了非犹太人持有者，之后又明确告诉格奥尔格和乌尔苏拉，根据赫斯办公室的要求，如果乌尔苏拉想要保有自己的股份，两人必须离婚。他们在1938年决定离婚。后来施陶斯负责为希特勒在柏林购置土地建设新总理府，他选择的地址位于韦特海姆所有的数片地产中。为了省钱，施陶斯让银行低估了这些地产的价值，然后向韦特海姆施压，要他将其卖掉，赔付银行要求偿还的债务。到了1938年，公司已经没有犹太持股者了，所有的犹太经理和最后的34名犹太员工都已经被解雇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拿到了违约赔偿，而其他连锁百货的人都拿到了。在和经济部沟通之后，施陶斯同意将公司名称从韦特海姆改成AWAG。这次改名和蒂茨的情况类似，但妥协的成分更少一些。很多人都认为新名称是阿尔布雷希特·韦特海姆公司（Albrecht Wertheim Aktien-Gesellschaft）。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普通百货公司（Allgemeine Warenhaus Aktien-Gesellschaft），这样就切断了公司和韦特海姆家族的所有联系。格奥尔格·韦特海姆那时已经80岁了，且双目失明。他在1939年12月31日去世。一年之后，他的遗孀嫁给了阿图尔·林德根斯（Arthur Lindgens），公司新管理委员会中的一个非犹太人成员。[137]
Ⅱ
百货公司的命运从微观层面揭示了1920年以来纳粹经济政策中优先项的变化。一开始纳粹党曾经公开声称反对资本主义，但后来因为经济需要，党先软化了社会主义主张，然后代之以坚决将犹太人赶出德国经济领域。百货公司本身没有消失，而且反对犹太人商家的运动还给了非犹太人公司扩张的机会。如果德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经济问题真像纳粹宣称的那样是由犹太人引起，那么为解决问题，在许多选项中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消除犹太人在商业领域的影响，而非攻击资本主义商业本身吗？1933年4月1日抵制犹太人商家的活动已经显示了党在这方面的意思。尽管这次抵制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公共支持，但纳粹地方党部仍然继续骚扰和攻击犹太人商店（比如布雷斯劳的韦特海姆百货）。冲锋队员在犹太人商店的陈列窗上涂口号，阻止人们光顾这些商店，或者向地方当局施压改在别处订货。鉴于这些破坏行动会给经济带来影响，党和政府站在官方立场发出了一系列警告。1933年10月初希特勒本人发布了一个声明，允许政府文员在犹太人商店和百货公司购物。但是在1933年圣诞节购物季上，多地的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店铺外，举着牌子称谁进店谁就是日耳曼种族的叛徒。越来越多的地方市场禁止犹太商人进入，所有的犹太企业都被禁止做广告，地方政府切断了和犹太人拥有的公司的所有商业联系。1934年春，德国再次出现大规模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这些活动通常伴随着暴力行为，暴徒们打碎犹太人商店的窗户，威斯特法伦的阿豪斯（Ahaus）犹太人教堂还遭到炸弹攻击。活动在弗兰肯的贡岑豪森（Gunzenhausen）达到高潮，1500名居民上街游行，而镇上的人口才不到5600人。当地一个纳粹领导人情绪激烈地发表了一场反犹演讲，点燃了居民的怒火。最后游行者闯进了小镇上犹太人的房屋和公寓，把35个人拽进了监狱，后来有人发现其中一个人被绞死了。[138]
德国的消费者群体几乎完全没有支持抵制行动。根据维克托·克伦佩雷尔1934年6月的日记记载，由于在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有威胁称要教训敢去犹太人商店的人，当地居民便到附近的奥尔巴赫（Auerbach）的犹太人商店购物，在那里没人认识他们。[139]甚至连赫尔曼·戈林都被人看见在1936年末曾去逛慕尼黑的伯恩海默地毯店（Bernheimer's carpet store），买了两块地毯，花了3.6万马克。根据地方警察的报告，同一年慕尼黑萨莉·艾兴格林（Sally Eichengrün）的纺织品店2月销售额很高，顾客甚至要排队购买。伯恩海默和萨莉·艾兴格林都是犹太人开的。1937年，党卫队保安处反映，人们——特别是天主教地区的人——不听党的劝告，非要去犹太人商店中买东西。[140]不过，纳粹的活跃分子没有泄气。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他们很多人希望在经济低潮中除掉竞争对手。[141]暴力抵制活动在1934年持续了整整一年，并且在圣诞购物狂潮中达到了新高。比如，11月巴登—巴登（Baden-Baden）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对一个犹太人经营的玩具店发出威胁，告诫老板：
你一个非雅利安人开的玩具店，还敢销售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的人偶，就凭这一点我们就绝不会放过你。人民对此非常不满，他们已经在抱怨。所以，我们现在迫切要求你们把冲锋队和党卫队人偶下架，否则我们将无法保证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142]
1934年12月23—24日，法兰克福一些平民打扮的纳粹党徒挡住了犹太人商店和百货公司的入口。他们大声辱骂顾客。谁坚持要闯进去，他们就揍谁。他们打碎了商铺玻璃，警方赶过来抓人时，他们仍然气焰嚣张，令警察不得不掏出武器。[143]这次事件之后，更广泛的一波经济恐怖浪潮开始了。地方党组织发出威胁，如果有任何人胆敢进入犹太人商店，就彻底取消他的福利津贴。许多地方的政府文职人员和市政雇员都得到命令，要他们远离犹太人商店。这些行动在一些小镇上尤其普遍，如波美拉尼亚、黑森和弗兰肯中部。在马堡，一大群学生闯进了一个犹太人鞋店，在把顾客赶出去之后又洗劫了商店。而在比丁根（Büdingen），许多犹太零售商店的玻璃在1935年4月18日那天夜里全被砸碎。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而当这一波恐怖渐趋平静之后，1935年夏天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攻击犹太人商店的浪潮。5月25日，慕尼黑中部地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抵制运动，由平民装束的党卫队成员领头，其中一些人还闯进店里殴打售货员。警方逮捕了一批人，抵制者便开始冲击警察局，要求释放同伙。冲击警局的闹剧发生之后，抵制行动才宣告结束。[144]
政府各部部长对抵制行动反应不一。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告诉自己的同事，称这些反犹活动不会影响德国的外交关系，制止反犹也不会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声称他非常担心这些活动会影响德国经济，包括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在勃兰登堡的小镇阿恩斯瓦尔德（Arnswalde），党组织曾经在陈列柜里面放出当地帝国银行地区经理妻子的照片，说她是叛徒，因为她被人看见去犹太人商店买东西。沙赫特直接关掉了当地的帝国银行以示抗议。1935年8月18日，在柯尼斯堡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沙赫特说，“主啊，保佑我远离同胞侵害，他们在夜色掩护下英勇地去商店玻璃上涂鸦，把每一个在犹太人商店买东西的德国人都称为人民的叛徒。”但是，当时的沙赫特——尽管他后来否认——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把犹太人赶出经济领域。根据他两天之后对一群部长和高级官员做出的解释，他似乎只是认为，“如果让这种无序状态持续并蔓延到其他领域，将对重整军备不利。”此外，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他的观点归根到底可以概括如下：纳粹党的计划必须执行，但必须在合法命令的基础之上。”沙赫特赞同盖世太保和党代表的意见，认为之后的行动重心主要应该放在从法律上限制犹太人进入商业领域，公开标识犹太人商店，以及禁止犹太商人承包公共项目。[145]实际上和许多德国资产阶级完全一样，沙赫特也有反犹主义偏见。即使到了1953年，他仍然说犹太人给魏玛时期的德国文化带去了一种“异质精神”，批评他们在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内太过张扬。[146]而在所谓《文官系统重建法》支持下，沙赫特积极合作，把犹太官员排除出帝国银行。他还曾公开为1933年和1935年政府通过的反犹主义法律辩护。所以，沙赫特真正反对的只是公开化的暴力而已。[147]
不过，犹太人企业受到的其他压力并不是特别暴力，而这些压力往往更加有效。纳粹组织如冲锋队、劳工前线甚至党本身规模都十分庞大，在建筑、陈设、旗帜、制服以及各类供应品方面订货量很大，因此在经济领域影响力巨大。从一开始，它们就利用这种影响力歧视犹太人企业。制鞋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三帝国治下，市场对长筒靴的需求剧增，制鞋业获得了丰厚利润。但因为犹太人企业在此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很快就有一股力量要求把这些企业雅利安化。比如，几乎就在希特勒上台成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刻，一场反对萨拉曼鞋业公司（Salamander）的战斗便打响了。这是一家为犹太人部分所有的公司，它和约2000个私人分支有合作合同，其中又有约500家属于犹太人。1933年3月末，有冲锋队员闯进店里要强行关店，同时纳粹报纸还发起了一次抵制活动，在没有给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该企业欺诈消费者，让萨拉曼拿不到党组织的大型订单。企业的销售额直线下降。鉴于危机临近，持有公司半数股份的犹太家族以100万马克的价格将股份卖给了持有另一半股份的家族。接着公司解雇了所有的犹太员工，赶走了董事会中的犹太人，取消了和犹太商人订的合同。到了1934年末，其中20%的合作已经被非犹太商人接手。报纸上的声讨运动、抵制活动和关停企业的威胁登时消失，公司的效益又开始回升了。其实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在意识形态上持反犹主义态度，但在地方党组织和冲锋队横行的地方，他们只能向德国的经济现实低头。[148]
在不同的经济考量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地方和地区党组织也能够施加限制。比如，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其经济运作模式和纳粹政权的重整军备以及自给自足政策不搭，从大萧条中复苏的步伐也比其他地方要慢很多。因为经济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结果在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中20%的人投票反对希特勒自封国家元首。经济问题令地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对任何会干扰城市经济的现象都非常敏感。在汉堡约有超过1500家犹太人企业，和第三帝国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企业比起来，这些企业的存活时间要长很多。汉堡的商业精英对纳粹政权的反犹政策并不感兴趣，商业协会一类的主要经济机构拒绝提供有关企业是否为犹太人所有的信息。直到1934年11月，协会仍在使用一个犹太企业制造的打印机印发信息公告。老一辈商人对国家干预商业有一种传387统的过敏反应，他们认为雅利安化政策是政府接管商业的前兆。[149]不过他们的态度在1938年发生了改变。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是最顽固的汉萨同盟商人也清楚认识到纳粹政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地方经济已经充分恢复，即便赶走犹太人也不会对经济稳定造成威胁。最重要的是，1936—1937年间外币交易限制越来越多，迫使城市内部一大批犹太人进出口公司关门停业。这个时期成立了许多调查机构，比如1936年8月1日在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治下成立了外币搜查办公室，如果当局怀疑某些公司帮助资本外逃，可以直接接管该公司。办公室官员会伪造认罪书和审讯记录，把帮犹太人公司说情的人交给盖世太保。结果，1936年12月到1939年10月期间，汉堡一共发出了1314份反犹太商人的命令。[150]
在各种备忘录和内部文件中，这些政策使用强烈的反犹主义语言自我辩护，其中充斥着类似“犹太人无耻”“犹太黑市商人”等语汇。1936年汉堡地方财政办公室骂一个犹太嫌疑人是“人民头上的蛀虫”。当政府忙于将犹太人驱逐出经济领域之际，纳粹党地方经济顾问充当着将犹太企业雅利安化的得力干将。汉堡的顾问办公室和德国其他地方不同，在这件事上处于领头地位，尽管事实上它并没有任何法律权利这么做。顾问办公室向犹太企业派驻看护人，要求公司把剩下的犹太人全部解雇。它有意将这些企业的收购价格定得很低，还特别强调定价时不用太“好心”，因为它认为犹太企业都没安“好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是拥有学术背景的年轻人，他们坚定信奉纳粹意识形态，但缺乏基本的商业经验。其中包括古斯塔夫·施罗塔尔博士（Dr. Gustav Schlotterer，26岁）、卡洛·奥特（24岁）以及奥托·沃尔夫博士（Dr. Otto Wolff，25岁）。汉堡地区掌管雅利安化部门的经济学者卡尔·弗里（Karl Frie）在加入顾问办公室时才只有19岁。他们冷酷无情，不能容忍任何反抗，这是一战前出生，成长于通胀、革命、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那一代人的典型特点。很快汉堡的商业协会就放弃了之前面对雅利安化计划时表现出的犹豫态度，它下令要求重新审查1938年之前的犹太企业收购情况，包括任何出于好心停止收购退还资金的情况。[151]
这个过程最让人震惊的不是党的经济官僚推进雅利安化的方法，而是政府机构牵涉其中的程度；整个过程中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加无耻。在这里，跟在讨论司法系统时一样，所谓“二元国家”的说法有些可疑。如果我们不放弃这种说法，就必须严格审视纳粹德国是否符合“二元国家”的定义。“二元国家”理论认为，法律规范得到传统体制下“常规国家”的支持与维护，而希特勒的“特权国家”新创建的“伪司法系统”则破坏了法律规范。[152]但实际上大量政府机构参与了经济生活中的排犹行动。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政府里面的很多文职人员在1933—1934年就参与了自己部门内部的排犹行动。比如，1936年10月16日的一次税务改革要求所有的税法都要反映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并依照国家社会主义原则考察税务个案，致使犹太公司愈发频繁地遭遇所谓“补税”。“补税”就是要他们补上该交却没有交的税，因为现在税法可以以对犹太人不利的方式随便解释。雅利安化进程早在1933年便开始了，而不是因为1936年沙赫特经济沙皇的位置不保才开始。沙赫特自己在1935年11月26日签署了一项命令，禁止犹太股票经纪人继续从事交易活动。在1935年的最后两个月，他接连施压要求立法来限制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外币限制这个在汉堡排犹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沙赫特的杰作。帝国银行还在1936年10月14日下令，若其他银行未调查外币交易，支行须进行相应调查。[153]因此，雅利安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有时快有时慢，但一直在进行之中。[154]
Ⅲ
毫无疑问，始于1936年的四年计划加速了雅利安化进程。希特勒在一些关于四年计划的会议记录中按他一贯的风格把“国际犹太人势力”称为布什尔维克威胁的支持者，还要求制定法律让德国所有犹太人为任何犹太人对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比如，如果有人敢继续囤积外币，希特勒就会把他处以极刑。[155]外币调查机构在汉堡地区臭名昭著，它本身是四年计划的先驱，由戈林手下主管原材料和货币的官员在1936年春创建。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上的反犹措施，部长级的讨论会贯穿了整个1936年，年底德国立法宣布，向国外转移犹太人所有的资金属非法行为。随后大量相关起诉出现。虽然最后没人被判死刑，但很多人因此入狱。按规定，即使是怀疑一个人要转移资产都可以将其财产没收。这为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即将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没收财产案件提供了法律上的借口。四年计划中分配关键原材料的权力被有意用于打压犹太人企业。政府还修正了一项布吕宁政府制定的紧急法案防止大宗资本外逃，将执行金额从20万马克降到了5万马克，且该数字是对财产税的估计，而不是其在市场上的实际价格。选择移民的犹太人因此比布吕宁执政时期要多交超过25%的税。1932—1933年这份税收带来的政府收入还不到100万马克；而到了1935—1936年，这项收入已经涨到逼近4500万，1937—1938年超过8000万，1938—1939年是3.42 。此外，向国外转移资产还要向该业务的办理机构即德国黄金折扣银行交20%的手续费。1935年手续费涨到了68%，1936年10月是81%，到了1938年6月成了90%。所以，犹太公司和犹太人个体其实是遇到了有组织的明抢。不只是其他商业团体和纳粹党，国家机关及其附属机构也广泛参与其中。[156]
与此同时，地方上针对犹太人商家的零星抵制和攻击仍在继续，以圣诞来临之际为最，而柏林新出台的一些法律和规范使犹太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政府强迫犹太企业以越来越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商品，同时企业主经常受到逮捕和监禁的威胁（多是欲加之罪），这些和做生意本身没什么关系。比如，苏尔镇（Suhl）党的地方领导人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逮捕了武器制造公司西姆森（Simson）的犹太人老板，并在1935年把他送进了监狱，因为那个老板拒绝廉价出售自己的公司；在希特勒直接授权之下，绍克尔以保卫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企业所有权交给了一个专门建立的机构。老板没有拿到任何赔偿，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公司负债。[157]1936年1月1日，许多犹太银行家被赶出了商业界，或者他们已经受够了，准备关门停业，然后移民走人。德国1300个私人银行家中有1/4放弃了业务。关掉的300家私人银行中的绝大多数都为犹太人所有。[158]只有少数大型银行，比如汉堡的M. M.瓦尔堡银行，一直坚持到了1938年，这主要是出于对犹太人共同体的责任和自身的企业传统。[159]这样的情况绝非仅限于银行业。在全部犹太企业中，这时大约已有1/4被停业或者被雅利安化。[160]到了1938年7月，德国已经只有大约9000家犹太商店，而1933年据估算还有5万家。第三帝国初期，整个德国总计有10万家犹太企业，到了1938年7月其中大约70%已经关门或者被雅利安化了。[161]多种多样的管理规范让最不起眼的犹太私人企业都难以立足。比如，1936年夏天对废品公司开展官方登记，结果有2000—3000名犹太业主被禁止继续从业。[162]
从1933年开始，雅利安化一直在各个地方持续进行。比如在马堡，1933年城里的64家犹太企业已经有11个被雅利安化或者清算关门，1934年又多加了7家，1935年是8家，1936年是9家，1937年6家，而1938年前三个季度是5家。在哥廷根，1933年有98家犹太企业仍在运营，到了1938年其中的45家都已经被雅利安化或者清算关门了。[163]此时，所有人都明白犹太企业的末日就要到了。为便宜行事，戈林和内政部在1938年4月26日下令，强迫所有犹太人和配偶是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上报国内外价值超过5000马克的财产，之后他们进行了内部讨论，打算把犹太人彻底排除出经济领域。新的命令出台，禁止犹太人做拍卖人，禁止拥有或出售武器，禁止接受公共部门和机构的委托合同。至此，对犹太企业的施压已然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从1937年秋天开始，地方当局下令在犹太公司外面竖立标识，强迫其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犹太身份，这显然是在引诱大家的骚扰、抵制和攻击。1938年1月到10月大约有800个雅利安化的案例，其中包括340家工厂和22家私人银行。这一年，雅利安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38年2月慕尼黑还有1680名犹太独立商人；而到了10月4日，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666名，其中2/3还持有外国护照。显然，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中完全清除的日子已然不远，很多德国企业和德国人在等着分赃。[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