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1938年4月16日，一个曾经作为专家顾问参加过雅利安化进程的慕尼黑商人给当地工商协会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他在信里说，他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冲锋队员，以及希特勒的崇拜者”。但他接着讲：
针对犹太人的野蛮勒索行为让我感到作呕。从现在开始，我拒绝以任何形式与雅利安化进程发生联系，即使这样会让我丢掉一大笔咨询费……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资深商人，我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继续忍受许多雅利安商人和企业的恶行。他们毫无廉耻地想要霸占犹太工厂和商店，价格定得十分荒唐，要多低有多低。这些人就像秃鹫一样聚在一起，看起来睡眼惺忪，但却贪婪地对着犹太企业的尸体流口水。[165]
雅利安化的确给非犹太商家和商人带来了很多机会，可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很多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首先，由于犹太人企业遇到了大清洗，至少同一领域的非犹太人企业少了一些竞争对手，这本身就值得他们庆祝。这一点在各个层面都是事实。比如1939年1月，由于开展了雅利安化行动，汉堡的2000家商店空无一人，这个现象后来还被该市的纳粹贸易协会挑出来加以表扬。由于多数犹太企业规模较小，所以因它们倒闭而受益的非犹太企业体量都不大。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纳粹当局所尽力确保的。汉堡的犹太连锁百货，如伯蒂娜鞋店（Bottina shoe shop）和费德勒长袜店（Feidler stocking shop），是被拆散后一个一个卖掉的。[166]
不过，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政府的用心。由于政府往往不遵守拆掉百货公司、打破连锁的承诺，一些小店主对此怨气冲天。“百货公司，”1938年一个小店主抱怨道，“不管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都在和我们进行不公平竞争。”[167]一个柏林的商人曾在1939年出国旅行时给流亡在外的社民党领导层写信，声称雅利安化实际上是一些巨型公司在抢劫犹太企业。“该进程导致各个经济领域的工业和财政权力高度集中，那些人心思缜密，搞权力运作时丝毫没有感觉良心受到谴责。”[168]但实际上大公司在做出侵略性极强的举动之前曾经有过犹豫。至少在第三帝国初期，相比较小的独立商店，大型犹太人公司和企业受到的攻击和抵制更少。纳粹当局小心翼翼，避免对大企业施压过度，因为它们在经济复苏和重整军备方面还有利用价值，且多数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169]
因此，193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曼内斯曼（Mannesmann）和法本等企业的董事会之中仍然有犹太人存在。即使到了1938年6月，德意志银行的管理委员会中依然有一个犹太人成员。但是，这些都是例外情况。在要求解雇犹太人主管、董事会成员以及员工的压力下，多数企业很早就屈服了。1931年，德雷斯德纳银行（Dresdner Bank）接收倒闭的达纳银行（Danat Bank）后开始裁员，此后内部的雅利安化延续了裁员行为，只不过针对的是犹太员工。德雷斯德纳银行不得不裁掉犹太人员工，因为在1933年5月9日，当年4月7日通过的法令适用范围被扩展到“法律承认的公共团体以及处于同等地位的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覆盖面非常广。银行员工因而必须要填写一些表格，详细讲清楚自己的宗教种族背景、战争服役情况等相关信息。不过，某些法规允许机构以“紧急需要”为名保394留某些员工，以便银行避免因大规模裁员陷入混乱，但是1934年6月30日之后经济部就不再发放类似许可了。年末，银行监事会的所有犹太人都已离职，80%不受保护的犹太人在1935年10月之前离开了银行业，一年后剩下的犹太人员工也都走了。这些举措无疑得到了年轻的非犹太人银行员工的欢迎，因为他们晋升道路上的障碍都被清空了（如果不这样，他们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晋升）。1933—1934年，因犹太人身份被迫离职的7个高级经理被几个30岁或40岁出头的人取代，如果不是雅利安化进程，这些人可能还爬不上去。那些顶替犹太人职位的人没有对离职者表示半点同情。不过也有少数例外。比如在法本公司，犹太人员工被调到了国外子公司，而不是一下子失去了生活保障。[170]不管犹太人经理的命运如何，他们被逐出德国商业界促进了年轻一代新管理精英的崛起，这批新人在战争开始之前已经开始从老一辈人那里接班。[171]
安联保险公司也没有积极执行针对犹太人的裁员政策。安联的主管是库尔特·施米特，沙赫特之前的经济部长。当两位犹太人主管被迫离职时，他们都受到了公司的优待。但另一方面，当纳粹媒体和帝国保险业管理办公室要求解雇犹太人员工、切断与犹太人推销员和代理商的联系时，公司也没有进行有力抵制。比如在1933年，公司和代理商汉斯·格吕内鲍姆（Hans Grünebaum）续签了五年合同，格吕内鲍姆从1929年就开始在斯图加特支部工作，1936年公司又把合同延长到1941年。但是，续签合同却招来了地方报纸带有敌意的评论，同时纳粹地方领导人办公室也发出了一封信以示威胁。最后公司的回应是，保留犹太人代理商是出于招揽犹太人顾客的需要。但是纳粹分子并不买账。格吕内鲍姆的合同终止于1938年6月初；公司同意每年向他支付3.5万马克佣金，一直到1939年末，不过他移民去美国时能带走多少钱还是未知之数。当时政府已经禁止犹太人从事旅行推销、地产经纪以及类似职业，这一禁令等于给这样的生意往来判了死刑。[172]
在第三帝国初期的一些案例中，大型公司为犹太企业提供的收购价似乎还算公平，汉高公司（Henkel Company）收购犹太人所有的北德霍普工业公司（North German Hop Industry Company）就是一例。[173]鉴于此，党的地方经济咨询办公室经常把合同驳回，即便他们已经确认买主有足够的钱，是该领域的专业公司，在种族和政治上也可以接受。实际上在威斯特法伦南部，多数合同都被打回去要求重新谈判，因为政府认为成交的价格过高。[174]然而随着雅利安化进程提速，大公司——特别是成立较晚的——开始抛弃原有的迟疑和踌躇，加入牟取暴利的行列之中。[175]以韦特海姆百货公司为例，雅利安化进程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在内部完成，让犹太人经理为非犹太人经理让位。在1936年之前，从犹太人业主手里转移到非犹太人业主手里的260个大型企业中，通过另一个企业直接接收完成的案例相对较少。[176]然而从1936年开始，鉴于推向市场上的犹太人企业数量猛增，一些大型公司开始寻找机会。到了1937年，许多公司都在毫不犹豫地大搞兼并和接收。比如，1936—1937年期间工程企业曼内斯曼以刚过4000万马克的价格接管了金属工业领域的沃尔夫、内特和雅各比公司（Wolf, Netter and Jacobi）。它还加入了一个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在埃森的施特恩废金属公司（Stern scrap metal company）取消了所有合同后将其强行收购。[177]在一些情况下，雅利安化还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使企业摆脱政府政策引发的经济困难。这一点在消费品工业特别明显。比如，1933年选择自主雅利安化的萨拉曼鞋厂在四年计划中承受了巨大压力，被迫出口皮鞋以换取外汇，而在国内鞋类市场则出售皮革替代品。但皮革早在1934年就已经是严格的配给商品。所以，萨拉曼相当明智地收购了一些犹太人所有的皮革公司和犹太制革厂，比如1936年它收购了奥芬巴赫（Offenbach）的迈尔和索恩公司（Mayer andSon）；而皮革制造商卡尔·弗罗伊登贝格（Carl Freudenberg）则反向运作，收购了犹太人拥有的鞋厂塔克（Tack），后者从1933年开始就受到当地纳粹分子的抵制和攻击。[178]
到了1937年，事实上德国所有的大型公司都在参与分赃行动。像安联这样的大公司放弃了之前的犹豫，变得越来越势利，开始借犹太人保险公司被迫放弃业务的困境谋利。只要有机会，安联还给收购犹太人财产和资产的人提供抵押贷款。[179]银行在这些收购中能够获得大量佣金；比如，1935年无线电行业的主要制造商柏林阿龙电业公司（Aron Works Electricity Company）的犹太人老板在集中营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屈服，同意把自己的公司卖给西门子—舒克特，而德意志银行在这次交易中赚了18.8万马克的佣金。很快，德国一些主要银行就这一诱人的业务展开竞争。德意志银行在这类收购中收取了2%的佣金，在1937—1940年间一共挣了好几百万马克。[180]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也以类似方式代理犹太人企业收购事务，出于商业逻辑它拒绝为犹太人企业提供贷款。它不给犹太人卖家提供任何帮助和咨询；相反，因为德国商业银行必须在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中和很多银行展开竞争，当它投资工业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时，它便开始积极寻找可以通过代理交易拿到佣金的公司。到了1938年，雅利安化业务已经成了大公司日常商务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1]
直接参与犹太人企业的雅利安化会带来更大回报。比如，赫尔穆特·霍尔滕（Helmut Horten）的连锁商业帝国基本是在雅利安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182]当然，有一些收购——大约是所有交易数量的1/5——是犹太人业主劝说自己的朋友或同情者进行的。这类收购的价格要么虚高（为了掩盖被政府禁止的“好心”），或者有一些暗中的红利；如果无法购买的话，就暂时将企业委托给他们直397到有一天第三帝国垮台。在30年代晚期的第三帝国，收购时给一个公平的价钱以遵守最基本的商业伦理事实上等同于犯罪。实际上为绕开雅利安化进程中的规章制度，一些有同情心的商人甚至每月给犹太人卖主支付一笔非法的秘密报酬，而公司的转售文件不会提及这些报酬，或者像在一起案例中那样，有人把瑞士名牌手表和金项链走私到阿姆斯特丹，这样犹太卖主就可以在移民后取到。而德居萨化学公司（Degussa chemical company）等公司则是按照商业逻辑而非道德原则行事，他们选择让犹太人老板在雅利安化之后的公司留任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看重后者在生意上的专业经验和业务关系。[183]
而更多的买主——大约40%——根本就没考虑过绕开规则行事。他们只是按照惯例付最少的钱，并以库存和股票贬值为借口极力讨价还价，争取拿到一个优惠价格。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们认为交易完全合理；而且当战后有人要求他们就之前的收购对犹太人业主做出赔偿时，他们反应激烈，非常生气。第三类买主大约也占40%，其中包括许多活跃的纳粹党员。他们支持雅利安化进程，并尽可能地降低收购价格。比如在汉堡，许多竞争对手联合起来对付拜尔斯多夫公司（Beiersdorf company），公司主要产品是妮维雅护手霜（Nivea hand cream）。他们花钱在当地报纸做广告，还给顾客一些小票，广告和小票都在提醒“买妮维雅的东西就是在支持犹太公司”。[184]一些公司毫不犹豫地进行威胁和勒索，或者让盖世太保出面。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1935年夏天的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一个犹太人店主经过漫长的谈判后把商店出售给一个非犹太人买家，期间买家多次尝试压低价格。最后一次会面在店主的律师办公室里，当会面结束，店主从买家手里拿到钱后，大门打开，两个盖世太保军官闯了进来，他们宣布，根据某条处理“国家敌人”财产的法令，这些钱要悉数没收。没收之后，军官又逮捕了犹太人店主，理由是他对抗国家公权力。同时，买主也不让店主和他的家人回到商店，甚至不准他们回家（家就在商店上面），尽管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他们有权如此。[185]外国公司也积极把自己的劳动力雅利安化。它们对自己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猖獗的国家中的地位忧心忡忡，1933年纳粹党上台之初，一些公司很快就解雇了自己的犹太人员工。奥利克斯公司（Olex）是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在德国的分公司，早在1933年春季末它就解雇了公司里的犹太人，或对他们的合同做出了限制。同一年晚些时候，瑞士化学公司嘉基（Geigy）被官方认证为雅利安人企业，以便继续卖染料给纳粹党，制作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的标志”。[186]一些主要的外国公司，如汽车制造商欧宝，即通用汽车公司的德国分公司，还有福特汽车公司的德国分公司，都执行了雅利安化政策，驱逐了公司里的犹太人。两家公司都允许手下工厂转向军备生产，但因为外币限制政策禁止它们将利润转移到美国总部，所以外国公司加入接管犹太人公司的掠夺大潮中其实意义不大。[187]
在参与掠夺的人手里，这种接管很容易就沦落为各种威胁恐吓、敲诈勒索、腐败劫掠。四年计划总负责人戈林和副元首办公室的赫斯曾下令，强调雅利安化进程必须合法，并且党的官员不能借此捞钱。其他纳粹高级官员如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巴登的地方领导人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也曾下过类似命令。但党的高层频频就此问题发声，正表明党的官员无不想利用没收犹太企业的机会谋取个人利益。在所谓反对犹太人的斗争中，中下层党内激进分子可没打算让那些讨厌的国家机构和法律来坏他们的好事。他们通常把掠夺当成是对他们在魏玛艰苦年代所做牺牲的回报。按照他们的说法，不管怎么样，犹太人的财产和资金都是从日耳曼种族那里偷的。纳粹党是在缺乏组织、遍布全国的群众性暴力行动支持下于1933年上半年上台的，这种暴力行动为褐衫军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导致了他们在大迫害中肆意妄为的局面。他们从犹太人的房屋和公寓里盗取黄金和珠宝，有时候还殴打屋主直到他们把保险柜钥匙交出来为止。犹太人一般要交一大笔保释金才能获释，而这笔钱立马就进了关押他们的褐衫军或党卫队成员的腰包。布雷斯劳的党官僚曾因犹太人没有付钱而对其进行暴力威胁。这些官僚先是因恐吓敲诈的罪名被捕，不过后来又得到赦免，因为州检察官给他们的行为找了个借口，说他们犯罪是因为“对国家社会主义过于热情”。[188]
1934年6月末“长刀之夜”结束之后，这样的行径多少有所收敛，虽然第二年夏天又发生了类似的暴力行为。不过犹太人企业的雅利安化进程——特别是受党的地方经济顾问办公室的推动时——为谋取更大暴利提供了方便。比如在图林根，党的地方经济顾问按雅利安化收购价的10%抽取佣金。按照顾问的说法，这是为了抵付办公开支；最后该顾问在银行以党的名义开了一个特别账户，存了100万马克。后来这些钱被分给一些特权党员，供他们在新的犹太企业进入买卖市场时再次出手。于是，“党的同志乌尔里希·克卢格（Ulrich Klug）”拿到了一笔价值7.5万马克的贷款供他买下一个水泥厂，而“党的同志伊格纳茨·伊丁格尔（Ignaz Idinger）”有5000马克可以用来把奥伯霍夫（Oberhof）的勃鲁姆酒店（Hotel Blum）雅利安化。类似的行为也出现在其他地区。这些钱从来不需要还。在很大程度上，一些党的高级官员正是借此发家致富。汉堡党的地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要求供应商和采购商向雅利安化基金捐款，用这些捐款买下了西格弗里德·克罗赫化学公司（SiegfriedKroch Company）的全部股份。党在符腾堡—霍亨索伦地区主管教育的领导人在梅青根（Metzingen）买下了一个采石场，他的年收入因此增长了10倍。[189]
往小了说，许多底层的纳粹分子也能通过雅利安化获利，比如买下彩票经营权和烟草摊位等。由于官方禁止他们直接参与谋利，所以干这些事的都是地方领导人的亲属。比如格哈德·费勒（GerhardFiehler）靠他的慕尼黑市长哥哥买下了一个犹太人鞋类和皮革制品店。在很多类似案例中，参与掠夺的纳粹官员的家人很明显是配合行动的，他们从不公开违反法律，而是聪明地绕过了法律。后来，纳粹官员的行为渐渐演变为明显的犯罪，如给犹太人开空头支票（允诺提供帮助或保护），或者收受贿赂后帮助他们避开金融管制（金融管制让移民变得非常困难），借此从犹太人手中捞钱。“在纳粹分子的地盘上做生意，”亚琛（Aachen）的一个从雅利安化进程中获利颇丰的地产经济人告诉自己的美国同行，“你得在政府的每一个办公室都有人，公开行贿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你得迂回作战。”他最擅长的办法是邀请党的核心官僚去吃好的喝好的，或者在党内地方精英经常光顾的酒吧请上几轮酒。“确实花了不少钱，”他承认，“但最后我还是跟他混了个脸熟。”[190]
Ⅱ
在第三帝国治下，一个巨大的掠夺、没收、侵占系统快速成型，雅利安化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该系统从最上面即希特勒那里就开始了。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首先把手伸向了总统基金。这部分开销在之前已经经过财政部内部审计，并最后获得了国会同意。总理的个人预算也经过了类似处理。而在国会被有效阉割、报纸和大众媒体被完全禁止批评政府行为之后（更不用说围绕在希特勒周围的狂热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使得从任何角度批评领袖都变得不可能），希特勒便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基金。尽管一些高级文官对此表达了担忧和疑虑，希特勒还是开始愈发随意地到处花钱。许多纳粹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向总理提出建议，看哪些地方值得他慷慨解囊。早在1933年秋，在内政部长及其手下一名官员的建议下，希特勒每月从总理基金中拿出300马克犒劳纳粹运动的17位“种族和反犹先锋”人物。来自斯图加特的作家里夏德·翁格维特（Richard Ungewitter）名列其中，他写了很多书，其中包括《从服侍犹太人到自由》（Aus Judenknechtschaft zur Freiheit empor）和《犹太人毁灭种族》（Rassenverschlechterung durch Juda）。其他人和他的情况类似。到了1936年，希特勒式的慷慨扩展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囚徒身上，这些人犯的是各种的叛国罪。此外，还有超过一百人（其中有男有女）因他们对党的特别贡献每月能拿到50—500马克不等的津贴。希特勒此举表明，他在报答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宣传家以及纳粹活跃分子在夺权之前为党做出的牺牲。这么做符合褐衫军和“老兵”的思想自画像——为伟大目标而战的无私圣徒——而且在精神和物质上将这些人和新政权牢牢绑定在一起。[191]
希特勒也没有忘记陆军。陆军总部经常收到元首赠送的礼物，即军事主题的油画。此外，从1937年7月开始，希特勒的官方基金开始每年拿出10万马克，供“军队官员疗养”。让军队高兴非常重要，特别是当冯·施莱歇将军在“长刀之夜”被暗杀之后。希特勒还拨出一大笔钱给退休军官涨养老金，其中包括海军中将冯·罗伊特（Ludwig von Reuter），1919年6月21日他下令在斯卡珀湾（Scapa Flow）击沉投降敌军的德国战舰。到了30年代中期，陆军的重要象征、最后一位德皇军队的在世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获得了一份贵重的免税礼物：普伦茨劳（Prenzlau）地区的一片土地和35万马克的翻新费。作为保皇派，马肯森认为自己必须给流亡在外的德皇威廉二世写信，请求原谅他接受礼物，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资格赐予此类赏赐。可以预见，德皇并不高兴，并因此认为元帅是保皇派的叛徒。希特勒还慷慨地为其他一大批贵族地主提供津贴，既为了帮他们还债，同时也意在防止他们和德皇一起搞阴谋。[192]
为了让希特勒的慷慨持续下去，供希特勒个人支配的政府开支稳定增长，到了1942年其数额已经达到惊人的2400万马克。[193]除了这笔钱，希特勒还有《我的奋斗》赚得的版税，这本书的销量靠两个方面支撑：纳粹党组织成批购买，并强制普通德国市民书架上必须有这本书。这项收入在1933年一年就达到了120万马克。从1937年开始，希特勒的版税多了一种来源：印有自身头像的邮票——这是兴登堡都不曾干过的事情。根据当时在现场的施佩尔事后的说法，邮政部划给希特勒的一张支票面值高达5000万马克。德国商业界每年给阿道夫·希特勒基金的捐款又是一笔钱。希特勒每发表一次演讲可以拿到一笔费用，每次演讲在报纸上登载可以给他带来一笔版税。此外，许多感激他的纳粹分子在去世之后会为他留下遗产，合起来又是一大笔钱。跟这些相比，希特勒德国总理的那可怜的4.5万马克的工资明显算不了什么，即使再加上年度开销补贴的1.8万马克也还是不多。所以在就任总理初期，他公开宣布放弃薪水和津贴，摆出一副宣扬无私奉献精神的姿态，将之奉为他的治国理念。但是，1934年，慕尼黑税务办公室提醒希特勒他从来没有上交过个人所得税，那时候他已经欠了40万马克了。立马有人向这帮胆大妄为的税务官员施压，后者很快同意将这40万马克一笔勾销，并销毁和希特勒税务相关的所有档案。希特勒对此表示感激，他向税务办公室的负责人路德维希·米尔（Ludwig Mirre）赏赐了一笔一年2000马克的服务补贴，免税。[194]
作为魅力超凡的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超越一切法律，这样的地位不仅使他，也使其他很多人可以不遵守廉洁奉公的正常规则。直接听命于希特勒的下属，他们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直接由希特勒任命；他们只对希特勒而不对其他任何人负责。类似的个人关系网络从上到下延伸，直到纳粹统治机器的最底层，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规模巨大而且不断发展的腐败网络，培植亲信、裙带关系、行贿索贿和卖官鬻爵将整个网络捆绑在一起。1933年之后，纳粹党员对党的持续忠诚便只能通过一个巨大的个人恩惠体系收买得来。对于成千上万失业的纳粹活跃分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给他们一份工作。于是，1933年7月鲁道夫·赫斯承诺，所有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入党的人都有就业机会。当年10月，位于柏林的帝国失业保险和工作办公室集中力量为三种党员提供工作：党员证件号码在300000以前的人、在党内任职超过一年的人、1933年1月30日之前曾隶属于冲锋队/党卫队/钢盔组织中的人。这一做法引发了一些不满，因为早在1930年末纳粹党员人数就已经超过30万了，所以不少在那时就入了党的人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况且在具体落实时，这些规定完全不起作用，因为任何一个说自己是老纳粹分子的人都能被囊括其中，而且有些野心勃勃的纳粹分子明明已经有工作了，却还想借该计划换一份更好的。到1937年，德国邮政部门给3万名“合格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安排了工作，而在1935年末，2023名纳粹分子在战争部拿到了薪水可观的永久职位，但其中只有369人之前处于失业状态。
其实，这一“为孩子们找工作”的体系是在仿效普鲁士等地解决就业问题的做法：军队即将退役的士官自动在州政府上岗，主要担任警察，但也会去其他一些岗位。但这套办法用在冲锋队员和纳粹党员身上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以党派成员而非国家前雇员的身份获得的职位。此番就业的规模和紧迫性也是以前无法相比的。柏林的纳粹党部在1933年10月之前为1万名党员解决了工作，其中公共领域90%的白领职位都给了所谓“老兵”。通常一个人如果得到当地冲锋队的举荐，即使他再不合格，雇主也没胆子拒绝。很多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发现自己以前在党、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工作经历还会作为资历算到新工作头上，这使他们在往上爬的时候比其他同事有着明显的优势。其实他们的有些工作显然只是挂名的闲差。举个例子，1933年7月，富尔斯比特尔集中营的长官、褐衫军成员保罗·埃勒胡森（Paul Ellerhusen）以前是一个不称职的文员，1929年以后就失业了，却被任命为汉堡帝国专员的个人秘书，还有个州议员的头衔。不久之后，他又被调往一个薪酬更高的岗位：城市青年办公室。据报告说，他几乎不上班，因为他总是喝得烂醉。[195]
整个德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煤气厂、水厂等和市政设施相关的企业为冲锋队员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这些企业经常因此超员。对汉堡疾病基金办公室的一次审计发现，办公室比实际需要多雇了228名职员。数千位老党员在交通系统找到了待遇很好的工作。1933—1934年间汉堡地方铁路局招了上千人，至于需不需要招这么多人则是另一回事。再比如，汉堡地区的农民领导人赫伯特·东克尔（Herbert Duncker）担任了汉堡电业公司的农业顾问，为此每年能拿到1万马克的酬劳，但实际上他从未在公司露过面，甚至根本不了解这份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共企业就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扶助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各种私人企业也有同样的压力。同时，1934年和1938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免去了1933年纳粹党员破坏工会等组织的罪名，还允许1934年1月1日之前陷入财政困难的党员清偿债务时可以不缴纳罚金。[196]而前共产党员和社民党员在求职时却一再被拒，直至后来由于军工业太缺劳动力才被招进去，这时候政府已经顾不上他们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了。维利·埃尔巴赫（Willi Erbach）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曾经参加过社民党准军事组织帝国旗帜，他的经历比较典型：1933年因政治活动被解雇，直到三年后即1936年劳务介绍所突然把他派到了埃森的克虏伯厂，他才有了工作。同时，即便是没什么本事的人，只要是纳粹党员，就更容易找到工作。[197]
谋取私利的风气从上到下蔓延开来，就连普通的褐衫军成员也会想方设法捞油水。他们趁1933年5月2日突击工会基地时、进入别人家中抓人时抢走了钱柜、家具、亚麻床布等物品。慕尼黑学生联盟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奥斯卡·施塔贝尔（Friedrich Oskar St?bel）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施塔贝尔通过内斗在1933年9月成为德国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为了庆祝自己爬上权力之巅，施塔贝尔用学生联盟的经费支付个人开销，例如买衣服和汽车等，还组了一支游行乐队供自己娱乐。柏林当地的学生联盟用成员贡献的钱买了7辆车供联盟的学生干部使用。[198]从1933年初开始，流进党的金钱和经费数额实在太过惊人，使人很难抑制住捞一把的想法。但是党的金库对盗取经费查得很严，从1934年1月1日到1941年12月31日，法庭审判了至少10887件滥用经费的案子。出现问题的既有党的附属组织，也有党组织本身。1933年，纳粹党和党的金字塔下层附属机构呈指数式增长，这样的局势势必会导致账目审计和财政管理一片混乱。1933年的头几个月有160万人加入了纳粹党，其中自然会有很多人抱着捞一把的想法入党。[199]
Ⅲ
由于流向纳粹官员账户的经费数量如此之大，没人会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感到惊讶。各个层级的纳粹官员当时都享受着1933年之前想都没想过的生活。这里面自然包括最上面的人。比如，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于1932年向税务机关上报的年收入只有619马克，仅仅几年之内，他的年收入就因为每周给纳粹杂志《帝国》（Das Reich）写社论飙升到30万马克。一般的杂志稿酬标准是没有这么多钱的，这实际上是杂志出版商马克斯·阿曼每年献上的一笔巨额贿赂。戈培尔说自己收入中的20%来源于商业利润，但实际上他根本不做生意。他还在天鹅岛（Schwanenwerder）的柏林岛上买了一幢别墅。别墅原本属于犹太人医生夏洛特·赫兹（Charlotte Herz），后来被强制卖出。1936年，柏林市把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边上的一处房产给了戈培尔，供其终生支配。戈培尔花了220万马克进行扩建和整修。1938年他把位于天鹅岛的房产卖给了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Alfred Ludwig）的工业家，路德维希请他继续住下去，还不收租金。即便如此，戈培尔还不是纳粹领导人中最腐败的人。阿尔贝特·施佩尔比戈培尔更过分。他的建筑咨询费加上劳工前线领导人罗伯特·莱赠送的圣诞礼物，以及很多纳粹领导人都享有的税务特权，让他在战前就成了百万富翁。[200]
纳粹党在腐败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当数赫尔曼·戈林，他为了扩建和装修狩猎山庄卡琳宫（Carinhall）花了纳税人1500多万马克。这一宫殿级建筑的维护和管理成本接近50万马克，这笔钱也是纳税人买单。除此之外，戈林在东普鲁士有一座狩猎山庄，在柏林有一幢别墅，在上萨尔茨贝格山上有一座度假山庄，还有一座叫费尔登斯泰因的城堡（Burg Veldenstein），以及另外五座狩猎山庄，更别提他还有一列私人列车，车上载着10辆汽车，设有一个面包房，戈林的私人区域占了两节车厢。这列列车仅1937年一年就花了国家132万马克，后来还被奢侈华丽地装修了一番。还是1937年，帝国汽车制造协会送给戈林一辆游艇供其个人享用。所有这些地方都收藏着戈林不断搜集来的大量艺术品，而他搜罗私人藏品的真正机会还要等到战争爆发后。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一样，戈林向税务机关隐瞒了巨额收入，而没有隐瞒的部分也享受到了大量税务优惠。1939年下达的一道命令使逃税变得更容易了。命令规定，党的领导人和部级公务人员的税务应由中柏林和北慕尼黑的两个财政办公室处理，而这两个地方的税务官当然会手下留情。[201]
腐败和独裁制度息息相关。但如此铺张浪费不只是体现了个人腐败，还反映出高级别纳粹官员希望借此显示自己是德国的新主人。狩猎成了很多地区领导人最喜欢的业余活动，连那些以前对这一过去的贵族活动没有多少兴趣的人也购置了相关场地。汉堡的地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当时就很想在这个方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跟上自己同僚的脚步，但一开始却遇到了麻烦：他的地盘上没有猎场。1937年大汉堡区的成立给了他机会，因为城市北边有一片森林被划进了大区，于是他立马宣布这片森林是自然保护区，在其中豢养了野味，用11千米长的围墙将其与公众隔开。之后考夫曼向市里租下了这片场地供自己独享。大多数纳粹领导人效仿希特勒，从德意志艺术展览中心买下一些大师的精品旧作和最新作品，挂在奢华的别墅和狩猎山庄的墙上。他们并不热爱艺术，而是认为艺术品能够彰显自己在纳粹官僚层级中的地位。[202]
自然而然地，纳粹领导人及其下属接触底层的无权无势者时，除了腐败，还有偷盗和敲诈。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等各种“德国敌人”的仇恨令他们肆无忌惮地任意劫掠。在1933年暴力夺权的过程中，一群又一群褐衫军以辅警的名义“搜查住宅”，而这只是抢劫的另外一种说法。在集中营里，军官和长官们把囚犯当差的工作坊当作私人财产，把里面的家具搬回自己家里，把里面的油画和图片挂在自己家墙上。利赫滕堡（Lichtenburg）集中营的长官让囚犯为自己和家人钉书钉鞋钉靴子，帮家里装信箱、烫衣板等许多东西。低级军官强迫囚犯去营地的蔬菜园偷芦笋和草莓，自己则从集中营的厨房里“收集”食物，侵吞食堂的公款。当倒霉的囚犯进来时，集中营官员从他们手上偷走个人财产是惯例而非例外。1938年，布痕瓦尔德的长官卡尔·科赫（Karl Koch）从集中营的犹太人手上没收了价值超过20万马克的现金和物品，他把其中很少一部分分给了自己的下属，多数都打进了个人账户。[203]
如果有相对居于高位的人因此被查，那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不小心，而不是上面的人多么正直。曾经有一个叫罗伯特·舍佩温克尔（Robert Sch?pwinkel）的官员和另外两名高级官员——三人都是德国旅馆和酒店协会的高级官员——因为侵吞10万马克的公款而遭到调查和起诉，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腐败行为在业界太过臭名昭彰，导致巴特戈德斯贝格（希特勒经常去的地方）的德雷森莱茵酒店（Rheinhotel Dreesen）老板向元首报告，说如果再不给舍佩温克尔点颜色看看，莱茵兰整个旅馆业都会对纳粹政权不满。[204]纳粹高层借助类似案件把自己描绘成不同于魏玛政府的坚决反腐的执政者。但实际上更多的腐败都没让媒体知道。同时，报纸对党和政府没有影响力，公众对党和政府缺乏监督，政府的权力大多都被攥在个人手里，纳粹分子对形式化的行政结构和行政制度普遍没有好感，这些因素都助长了腐败行为。在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经济危机中，权力成为致富的捷径，党内权力大的人很少能够抵御这一诱惑。和腐败有关的谣言和故事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1934年9月维克托·克伦佩雷尔记录了自己和一个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朋友的儿子）的对话。那个年轻人向他描述了他的团队领导是如何侵吞成员的捐款去旅游和购置摩托车等昂贵奢侈品的。他说，这些事人尽皆知。[205]
1933年之后，德国经济迅速陷入了腐败泥潭，为民间提供了许多讽刺笑话的素材。有人说，“反动分子”的定义应该是“一个有一份令纳粹分子觊觎的好工作的人”。戈林对制服和头衔的热爱也成了大众取笑的对象。有人说“1戈”是“一个人胸前能佩戴的奖章数量”。还有一个笑话说，一次戈林去罗马和梵蒂冈谈判，他给希特勒发回了一份电报，“任务完成。教宗被我撸了。皇冠和僧袍很合身。”还有一个笑话讲，一天晚上戈林的妻子晚上醒来发现自己的丈夫全身赤裸地站在床边挥舞指挥棒，她问他在干什么。“我在把自己的内裤晋升为外裤。”戈林答道。与腐败有关的笑话甚至还登上了舞台：1934年舞台表演艺术家威廉·芬克（Wilhelm Finck）在柏林夜场“地下宫殿”表演喜剧小品。他举起右臂做出纳粹敬礼姿势，这时一个裁缝正帮他量身做新衣服。“你要什么样的夹克？”裁缝问道，“浪纹加带子吗？”芬克说，“你的意思是约束衣？”“你想要什么样的口袋？”“宽大的，紧跟现在的潮流。”芬克答道。不久之后，戈培尔下令夜场关门，芬克被送去了集中营。但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人场合，希特勒通常都不会受到类似笑话的嘲弄。有关腐败的指控都是关于他的下属，毕竟那些小希特勒们才是直接治理各地的人。一个经典的笑话说，戈培尔的孩子被请去戈林、莱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家里做客。回来之后，他们高兴地说到奶油蛋糕有多好吃，他们吃了多少糖果之类。而在希特勒家里做客时，他们只吃了麦芽咖啡和小蛋糕，并问道，“爸爸，元首已经退党了吗？”[206]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尖刻笑话，但很多德国人同时觉得，到了1939年，纳粹当局在经济领域建树颇多。毕竟相较其他国家，德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得更快。德国外债也已经稳定下来，利率已经降到1932年水平的一半，股票价格也从大萧条中缓过劲来，而国内生产总值同期增长了81%，工业投资及产出超过了1928年的水平。魏玛时期的两大经济难题——通胀和失业问题都已得到解决。[207]这都是因为国家在不断加强经济管控的力度，到1939年管控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不管“战胜失业”的宣传口号是怎样吹嘘的，纳粹的经济政策是受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的战争意志驱动，并为军方支持的。在1936年下半年之前，以战争为目的的经济复苏计划并没有遭遇太多来自商业界的抵制；但当四年计划开始实施之后，重整军备的力度开始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商业界也对快速收紧的限制和管控相当不满。更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对资本主义的利润优先原则失去了耐心，政府创办和资助的国有企业开始压倒私营企业。但这一切并不像某些批评家所怀疑的那样，纳粹分子是在贯彻早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三帝国从未学习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走上全盘国有化和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达尔文主义的驱动之下，纳粹政权依旧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竞争。竞争仍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就跟党和各种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竞争是政治和行政的指导原则一样。[208]
希特勒希望的是，企业是为了完成他设计的政策总目标而相互竞争。可是，他的目标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想让德国可以打一场持久战；另一方面，重整军备却要求向前猛冲，对自给自足政策不管不顾。用这一目标来衡量，政府在1939年夏天最多只能说取得了部分胜利。它为大规模战争做的准备并不充足，重整军备也没有完成。原材料的缺乏致使坦克、船只、飞机和战争武器的生产目标远未达成。在重整军备计划中，希特勒无法确定哪一军种应该优先武装，更是令情势雪上加霜。最后掠夺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腐败、敲诈、没收和明火执仗的抢劫成为纳粹政权的标志，在雅利安化中的主子和奴才眼中，非雅利安民族的生活资料和财产就是他们掠夺的对象，掠夺是他们对待这些人的核心态度。1933—1939年期间，德国经济内部的张力和压力都很大，希特勒在一些场合明确宣布，经济问题最终只能通过去东欧开辟新的生存空间解决。党内的“老兵”因为在魏玛共和国“斗争年代”做出的牺牲而在纳粹夺权后获得了金钱、工作、财产、收入等形式的回报。现在，这一原则将变本加厉地推广到整个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之上：德国人需要为备战做出牺牲，而战争来临之后，他们就会在东欧得到新的大片土地作为回报，这片土地将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在可见的未来向德国提供食物，并且一次性解决德国的所有经济问题。[209]
同时，德国人民必须做出牺牲。纳粹政权尽全力促进生产，对消费实行严格限制。1939年，食用油、黄油等消费品的匮乏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常态，更不用说进口水果一类的奢侈品。政府经常敦促人民为各种节省开支计划做贡献，省下来的钱成了政府债券、贷款证明和抵税额度，全都贡献给了武器开发。政府不遗余力地敦促人民要省省省，而不是买买买。政府还为个体户设计了强制养老金计划，迫使他们在保险公司交上一笔钱，然后把这笔钱用于支持重整军备计划。同时，政府和军方常常会欠款超过一年，而这又是一笔隐性贷款。对于许多参与武器生产和武备计划的中小型企业而言，这会造成严重的现金流问题，以致无法给工人按时结款。[210]对此，政府常见的说辞就是为日耳曼种族共同体的更高利益做出牺牲。但是人民接受所谓的共同体吗？第三帝国是否像纳粹分子所承诺的那样，扫清了曾经动摇魏玛民主的一切阶级纷争和阶级仇恨，使所有德国人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得到重生，并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呢？如果纳粹当局想要维系民心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履行这一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