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截至1933年，德国最大的社会阶级是无产阶级，涵盖了经济活跃人群的约46%。这是1933年6月16日一次人口普查给出的结果（这次普查政府已经策划了很久，并且纳粹当局对其干预不多）。普查结果还显示，17%可以归为政府文职人员、白领工人以及士兵，16.4%属于私营业主，同样16.4%属于不拿报酬的家庭助手（多数在小型农场中），还有3.8%是家政工人。就经济领域的成年人口而言，普查结果显示1933年有1310万工业和手工业劳动者，930万人就业于农林业，590万在贸易和交通业，270万在各种公私服务业，130万在家政服务业。换句话讲，德国工人阶级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虽然农业仍然十分重要，但已经处于衰退之中；主导21世纪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那个时候规模还相对较小，但已经呈快速扩张之势。指向未来的现代工业（如各种化工产品、印刷品、各种电子产品）里面大约有1/5—1/4的工人是女工。女性在服务业的某些领域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当时力量仍然十分强大的传统工业（矿业、金属锻造、建筑）仍然是男性的天下。工业活跃人口大约有1/4从事广义上的冶金和工程工作。1933年这些456领域的工人数量超过300万，建筑业超过200万。这些工人是传统工业工人阶级的核心，除此之外还有86.7万人是木工，超过70万人在矿业、盐业和草场工作，60.5万人在采石业以及相关加工行业工作。这些行业的女工数量很少（其中矿业和建筑业女工数量少于2%）。于是这些行业成了男性就业的主要方向（但在30年代初就变成了男性失业的主要领域）。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行业奠定了工人阶级和整个工人运动的基调。[92]
30年代初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使工人阶级的凝聚力降低，士气受到打击。德国的工人运动原本规模很大、组织良好，但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出现了崩溃瓦解的迹象。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要么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能力（社会民主党），要么用空洞无用、容易引发自我毁灭的革命狂想欺骗自己（共产党）。1933年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一年3月到7月之间，纳粹当局摧毁了历史悠久的德国工人运动，关闭了工会，禁掉了上述两个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老工人运动的残余势力曾经进行过有组织抵抗，但抵抗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被镇压。[93]同时，纳粹当局打算建立一个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的新工人组织，借此把工人再次联合起来。当时的纳粹工会便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不过，雇主都对该组织表示怀疑，因为其成员特别好斗，对工厂秩序构成了威胁。商界可不想在看到旧工会垮台之后又起来一个更强大的新工会。工业家和银行家对工厂中的混乱表示失望，那时候褐衫军和工厂车间激进分子正在攻击和驱逐工人选举委员会和工委会代表，希望把自己推上台。但是企业主很快就开始抱怨，说激进分子干扰商业运作，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需求，还到处撒野搞破坏。比如在萨克森州，纳粹地方领导人马丁·穆奇曼居然抓了州银行的行长卡尔·德根哈特（Carl Degenhardt），把他关了一个月。这些行动可不会受到商业团体的欢迎。[94]
这些破坏是工厂车间组织野心膨胀造成的。虽然该组织当时只有30万人，但它的影响力却远不止于此。在冲锋队的权力和新政457权重整社会意志的支持下，工厂车间激进分子早在1933年5月2日旧工会彻底被禁之前就已经搬进工会办公室办公。当时该组织的领导人是赖因哈德·穆霍（Reinhard Muchow），他在纳粹夺权时还不到30岁。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穆霍在一系列激烈的劳工冲突中积累了经验（特别是1932年纳粹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柏林交通工人罢工）。他还是戈培尔行使柏林地方领导人职权时的宣传助手，负责把指令传达给自己所属的首都工人阶级。在他的规划中，工厂车间将成为一个巨型的工会组织，代表第三帝国境内的每一个雇佣劳动力。组织在新德国将扮演关键角色，它可以决定工人的工资和薪水，为政府提供保护劳工的新措施，取代传统工会行使社会职能。[95]
可是，纳粹领导层不愿意让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阶级冲突延续到第三帝国。早在1933年4月7日，赫斯就命令工厂车间组织不要干涉商业运营，也不要破坏工会工作。工会给失业工人发放补助，这在大萧条时期非常重要。从某些角度看，5月2日接管工会是纳粹领导层的经典惯用伎俩：当无组织的激进主义为祸时，就将其组织起来。[96]工会迅速被一个叫德国劳工前线的组织取代。1933年5月10日就此举行了庆祝仪式，希特勒和内阁都出席了。新上任的劳工前线领导人叫罗伯特·莱，他在第三帝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莱于1890年出生在德国西部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家里排行第七，幼时曾患上精神疾病，并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为了给他治病，欠下巨额债务，不得不烧掉自己的农场骗保还债，结果因纵火罪被捕。根据莱晚年撰写的个人传记可知，父亲被捕使他的整个家庭陷入了贫穷和耻辱之中，在莱的心中永远烙上了不安全感，种下了仇视上层社会的种子。莱天资聪颖，志向远大，他决定靠努力学习重整家业。他突破了出身的限制，进入了大学。从1910年开始，莱一边打零工养活自己，一边学习化学。不过，1914年的战争暂时中止了这一切。莱立刻志愿加入西线的一个炮兵团，一直服役到1916年。1916年，他厌倦了阵地战无休止的狂轰滥炸和血流成河的僵持态势，便接受训练成为一名侦察机飞行员。1917年7月29日，他的飞机被击中，但副驾驶居然奇迹般地成功迫降，然而降落的地方是敌军后方，于是莱被法军逮捕，在战争结束前一直被法国人关押。莱在坠机时严重受伤，接受了6次手术才保住了大腿，脑前叶也受到损伤，病情逐年恶化。他说话变得结巴起来，酗酒和其他无节制行为的倾向日益严重。[97]
战争结束后，莱重返大学完成了学业，凭借一篇与食品化学有关的毕业论文于1920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论文被部分发表在了一家科学期刊上。鉴于他在大学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很快在勒沃库森（Leverkusen）的拜尔化学公司（Bayer chemical company）找到了一份好差事。这使他得以结婚组建家庭。但读惯了浪漫小说和乌托邦文学的他无处安放自己的激情，仍不能心满意足，缺乏安全感，厌倦于单调的日常生活。他住在莱茵兰，彼时该地正被法军占领，这激起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1924年，他读到纳粹领袖在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审判上的演讲，心中的民族主义情怀被点燃，演变为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他加入了纳粹党，并于1925年6月升任莱茵兰南部地区领导人，迅速成为当地纳粹运动的领头人物。和很多早期的纳粹分子一样，莱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就为他的雄辩折服，精神病史专家认为，也许对希特勒无限疯狂的崇拜替代了莱因为儿时父亲被捕而感到的耻辱。20年代中期，纳粹领导层和莱茵兰支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但莱选择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被禁止参加活动，这时候也是莱帮助希特勒在党内重新夺回了权力。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因为莱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和煽动家——尽管他有些结巴——所以即便莱的同事曾向希特勒反映他不懂财政管理，对下属傲慢无礼，管理无能，希特勒也一概充耳不闻。不久，莱创办了一份反犹色彩浓厚的地方报纸，其恶毒程度简直和《冲锋报》差不多（《冲锋报》由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负责，他是党在纽伦堡地区的地方领导人）。这份名叫《德国西部观察者》（Westdeutscher Beobachter）的报纸经常谴责犹太人搞宗教谋杀，还捏造犹太业主勾引雅利安女孩的色情故事。莱曾数次因为这些污蔑行为而遭到起诉和罚款，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拒绝悔改。[98]
1931年，希特勒将莱调到了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从1932年12月开始，莱接替了刚刚辞职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任组织部长，虽然他并没有施特拉塞尔那样出色的管理能力。他在莱茵兰这个工人阶级占多数的地区争取选票支持的工作经验加上他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和仇视社会心理，为他的纳粹主义染上了鲜明的集体主义色彩。这使他成为希特勒于1933年4月整合德国劳工组织的最好人选。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莱的任务就是实现希特勒的目标，令工人阶级与新德国融为一体，赢得最顽固、最反纳粹主义的德国人对新秩序的热情支持。但是莱本人没有相关工作的专业经验。他迅速将劳工前线安置在以前工会的办公场所，吸收了工厂车间组织，但在搭建劳工前线内部的组织结构时，却不得不沿用工厂车间组织的官员。一开始，这等于只是为现存的工会组织取了新名字，引进了新的管理方法，将组织分成了五个大组。曾经的工会和以前的各分部（比如媒体部和相关的报纸）为一组，以前的白领工人工会为一组，零售商为一组，职业人员为一组，商业人员为一组。劳工前线意在按照意大利法西斯的模型，成为一个社团主义国家的核心，协调经济领域内各分支的利益，令它们为新的政治秩序服务，这一想法似乎颇有前景。[99]
这些想法最初由穆霍和工厂车间领导层推动，但并没有延续很久。职业界和商业界对此反应冷淡，而零售商从来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于是穆霍和他的朋友成了新权力架构中最活跃的力量。不久之后，劳工前线替工厂车间组织实现了愿望，成了代表全体工人利益的超级工会。劳工前线以保护工人利益为名发布命令，规范带薪假期和薪水协定，强调男女同工同酬和工人的安全健康。地方层面，骚动仍在继续，一些官员威胁企业主，如果不听话，就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穆霍声称社民党甚至部分共产党前党员要对骚动负责，并对劳工前线官员的政治背景进行调查，预计一共要清洗10万人。但是其他政府部门针对劳工前线的控诉仍在增加，有来自劳工部的，有来自内政部的，甚至还有来自交通部的，这些部门担心它们的权力会被劳工前线低级官员的单方面行动蚕食。事情似乎已经失控，是时候控制控制局面了。[100]
Ⅱ
1933年5月19日，在企业主和柏林各个中央部门的压力之下，内阁发布了《劳工托管人法》（Law on Trustees of Labour）。此法设立了12名政府官员，负责规范各自所辖地区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劳动合同，促进工人和企业主和睦相处。这些劳工托管人属于帝国劳工部。12个人里面只有2人来自工厂车间组织， 5人是公司律师，4人是政府文职人员。由于最初的《托管人法》用词十分模糊，1934年1月20日国会又通过了《国家劳动力组织法》（Law for Ordering of National Labour），该法由一个以前受雇于工业压力集团的文职人员起草，增加了大量细节。[101]新法废除了企业主和工会讨价还价、共同制定规范的框架（这是魏玛劳工政策的最大成就之一），代之以国家社会主义领袖原则主导的新权力架构。新法强调，在国家社会主义新德国，内部劳工和企业主之间再无相互对立的必要，双方将在统一的德意志新种族共同体下合作共存。为强调这一点，相关法律用新封建主义的语言将自己包装了一番，名为互惠互利，实则和中世纪真正的封建主义一样，掩盖了真正的权力只属于企业主的事实。劳工托管人的权力包括任命各厂的托管委员会（Councils of Trust），仲裁劳资纠纷，确认人员冗余，规范工作时间和计件工资标准，向荣誉法庭上报冒犯权威、挑衅、分裂、破坏互信等不正当行为。荣誉法庭有类似司法审判的功能，由司法部任命的法官负责。企业主被称为厂长，工人是他的随从。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取代了魏玛时期经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以及受到法律保护的雇佣合同，把所有权力都交给了与劳工托管人合作的老板。事实上，荣誉法庭基本是个摆设，从1934年到1936年，法庭只审理了516件案子，多数案子都是手艺师傅体罚徒弟这种事。从纸面上看，荣誉法庭好像公平公正，但在实践中作用微乎其微。[102]
工业界的新体系代表了企业主的重大胜利。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都支持企业主，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工业界的合作来完成重整军备计划。在新上任的劳工托管人公开讽刺所谓社团主义国家的同时，1933年9月12日赖因哈德·穆霍在一次旅馆斗殴中被枪杀，致使工厂车间组织扩大自身理念影响力的努力受到致命打击。劳工前线内部的激进派顿时失去了力量，为莱扫清了道路，此时的他相较去年春天对劳工关系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了解。1933年11月1日，莱告诉柏林西门子厂的工人：
我们都是工人大军中的一员，在这里有人下达命令，有人462服从命令。我们必须牢记服从和责任……我们不能都在船长的舰桥上，因为那样就没人去扬帆拉绳了。我们不能所有人都去当船长，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103]
莱着手对劳工前线进行重整，清理了残余的工会文化和姿态，废除了工厂车间组织的剩余的独立职能，接受劳工部的主张和新劳动法的规定，不再使劳工前线参与谈判工人薪水。劳工前线依照党的架构得到重组，从一个代表工人、白领雇员等团体的组织变成了自上而下层层发号施令的组织，拥有一批中央部门——宣传部、法律部、教育部、社会事务部等——这些部门的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地方层级相应的部门。老工厂车间组织的官员拼命给权力新架构使绊子，但在“长刀之夜”后，这批人被大量撤职。这些政治动作反映出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为保证重整军备这一优先经济目标尽快顺利完成，必须对工人施加控制，包括清除劳工前线中的革命元素。这和镇压褐衫军及其领导人的“二次革命”没什么不同。到了1934年秋，在掌控劳工关系的斗争中，企业主们明显占了上风。但是斗争的最终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纳粹理念下的工厂组织结构确实和许多20—30年代企业主期望的工业管理体系有许多共同点，但它掺入了国家、劳工前线和纳粹党对劳工关系的大量干涉，这些领域在过去是由管理方独立控制的。工会是没了，但企业主也不再是自己家的主人了。[104]
此外，劳工前线的巨型官僚机器迅速获得了第三帝国最腐败的主要机构这一恶名。对此，莱本人要负很大责任。作为劳工前线的领导人，他过得十分滋润，拿着4000马克的薪水，当上组织部长之后又可以多拿2000马克，国会代表有700马克，普鲁士州议员还有400马克。但这些远非全部。劳工前线官员被要求成批购买莱写的书和一些宣传册子，发给组织成员，为莱贡献了大量版税。他办的报纸每年盈利约5万马克，全部被他据为己有。他肆无忌惮地把劳工前线从老工会没收的基金用于个人开销。1940年，希特勒一次性赠予他100万马克。有了这些钱，莱在德国各个城镇的上流社会社区买下了很多别墅。这些别墅的运转成本很高。以他在柏林格林瓦尔德的别墅为例，这座别墅需要一个厨师、两个保姆、一个女仆、一个园丁、一个管家，产生的成本在1938年之前都是劳工前线买单。
甚至在1938年之后，劳工前线仍在支付莱的所有娱乐花销。莱喜欢价格昂贵的汽车，并给他第二任妻子送了两辆作为礼物。他还改造了一节火车车厢以作私用，为自己的房子搜集名画和家具。他于1935年在科隆附近买下了一处庄园，准备将其改造成一个纳粹乌托邦。他拆毁了原有的旧式建筑，并聘请纳粹骑士团城堡的设计者，建筑师克莱门斯·克洛茨（Clemens Klotz），为他打造一幢富丽堂皇的新宅。为此，他没收土地扩大自己的庄园面积，抽干沼泽中的水，引进新的机械，为农场学徒建立了一套新培训制度。莱成了庄园的新封建主，每次他从柏林飞回来的时候，庄园员工都会列队立正站好迎接他的到来。莱还获得了官方许可，可以把庄园传给下一代。
莱安享着奢华的住宅，身边环绕着名贵的油画和家具，空闲之余便沉溺于酒色之中，以致经常在公开场合做出不堪入目的丑事。莱喜欢带着随从狂喝滥饮，最终往往导致暴力斗殴。一次在海德堡醉酒之后，他把巴登的州总理打了。1937年，明显已经喝醉的莱还去接待温莎公爵（Duke of Windsor）和公爵夫人，他开着自己的梅赛德斯带着公爵夫妇撞开一扇扇紧锁的工厂大门。希特勒连忙下令让赫尔曼·戈林替换莱，陪公爵夫妇度过余下的旅程。1935年，在发生一连串绯闻之后，莱又和年轻的女高音歌唱家英格·施皮尔克（Inge Spilker）私通。1938年，他前脚刚和前任妻子离婚，后脚就娶了施皮尔克。莱对施皮尔克的美貌十分着迷，专门为她定制了一幅画，画里的施皮尔克腰部以上都裸露在外。莱经常自豪地向来访的贵宾展示这幅画，据说有一次他甚至当众扯掉了施皮尔克的衣服，让来宾看看她的身体多么漂亮。由于这样的压力，以及无法忍受莱日益严重的酗酒问题，施皮尔克自己也开始沉迷在酒精和毒品之中。1942年12月29日，她和丈夫吵了一架后开枪自杀。虽然希特勒已经多次因为这些问题警告过莱，但莱完全不以为意。而希特勒和往常一样，只要下属保持忠诚，一切问题他都不予计较。[105]
劳工前线内部的腐败绝不止莱一人而已。当然，可以说是他给自己的下属树立了以公肥私的榜样。劳工前线运营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公司，为自己的官员提供各种捞钱机会。安东·卡尔（Anton Karl）是劳工前线建筑公司的领导人，曾犯过偷盗和诈骗罪。仅仅在1936—1937年间，为了拿到工作合同，他一共行贿58万马克。他曾向希特勒身边的党卫队亲卫队头领泽普·迪特里希进贡过很多礼物，包括一个纯金的烟盒、一件打猎的武器、丝绸衬衫，还出钱请他和妻子去意大利度假。作为回报，迪特里希给了卡尔的劳工前线建筑公司一纸肥约，让他负责重建希特勒保镖部队在柏林的营房。卡尔也用类似的方法讨取纳粹领导人的欢心，以提高自身影响力。他用劳工前线的账户为他们提供低息贷款，甚至还帮他们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钱买房。希特勒的助手尤利乌斯·绍布（Julius Schaub）和威廉·布吕克纳（Wilhelm Brückner）、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还有一切可以在元首身边充当耳目的人都曾频繁收受劳工前线的贿赂。单是1935年，莱就给了他们每个人2万马克作为圣诞礼物。[106]社民党观察家每年都会乐此不疲地记录下和劳工前线官员有关的大量腐败和盗用财务案例。比如1935年康斯坦茨的劳工前线官员阿洛伊斯·文格尔（Alois Wenger）被指控侵占工人娱乐活动经费，并伪造收据欺瞒调查人员。还有一位老纳粹官员侵吞了同事给劳工前线缴纳的费用，并从企业主那里索要了2000马克——恐怕用的是威胁手段——来弥补亏空。他把贪污的钱全拿去喝酒了。劳工前线的会费到底拿去做什么了——根据另一个社民党特工的报告——也许可以从柏林劳工前线总部的情况得知：
1932年之前，一般只有两三辆私家车停在工会房子前面，一般是工人银行或者工会的车。但现在你会看到一排车，一天大概有五六十辆，有时比这更多。劳工前线的司机去加油时拿的都是空白支票，他们想怎么填就怎么填。他们敢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们不用为此负责。劳工前线的腐败非常严重，所以道德水准也十分低下。[107]
从劳工前线的账上捞钱的不只莱一个人，他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只是冰山一角。劳工前线的数百万工人都要被迫从工资中拿出一分来帮助劳工前线维持运营，这样的事不会讨得他们的欢心。
Ⅲ
纳粹当局非常清楚，关闭工会，把工人编入劳工前线这个腐败的威权组织加以管制，一定会在工人间激起不满。工人阶级是德国当时最大的社会阶级，也是1933年之前纳粹主义的最大敌人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有力支持者。纳粹政权在不断宣称“战胜失业”运动是在自己领导下取得了胜利的同时，还寻求其他手段协调工人阶级和第三帝国的关系。这些手段包括成立一个特别组织，名叫“国家社会主义力量来自快乐”（National Socialist Community StrengthThrough Joy）。这个组织成立于1933年11月27日，附属于劳工前线。
成立“力量来自快乐”组织目的在于把空闲时间中的工人组织起来（而不是让他们自己组织），让娱乐活动为种族共同体利益服务，并协调工作和娱乐、工厂和家庭、生产线和娱乐基地的关系。工人在休闲时间获得欢乐是为了给工作养精蓄锐。最为重要的是，“力量来自快乐”将会使大众都能享受到中产阶级的娱乐活动，以弥合阶级分裂。罗伯特·莱11月27日在就职演讲中说，物质繁荣不会给德意志民族带来快乐，那是魏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犯下的庸俗错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会从精神和文化入手，使工人与民族共同体统一在一起。“力量来自快乐”其实是对意大利法西斯的类似组织“工作之余”（Dopolavoro）的模仿，但更进一步，它连“工作之时”都想管起来。它很快发展出一系列娱乐活动，并迅速成长为第三帝国最大的组织之一。1939年它已经拥有超过7000名薪酬员工、13.5万名志愿者，下辖体育、教育和旅游等部门。它在每个工厂都有派驻人员，共计20余人。[108]
罗伯特·莱在1938年6月声称，“力量来自快乐”“对大众来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精简形式”。[109]莱的声明暗示，“力量来自快乐”的每一项娱乐活动都会被植入意识形态内容。为完成任务，“力量来自快乐”掌握了海量资源。1937年之前，劳工前线每年为它注资高达2900万马克，同时它还把以前社民党工人运动中的大量娱乐和文化设施收归己用，其中包括登山旅馆和体育基地等。有了这些资源，“力量来自快乐”每年能够提供大量打折的娱乐活动，许多工人家庭都能消费得起。到了1934—1935年，超过300万人在参加它提供的体育教育和体操课程，另有很多人参加它提供的网球、帆船等以前中上阶层才能消费得起的廉价训练课程。
在文化领域，“力量来自快乐”提供了大量专为其成员准备的剧院门票，1938年它的演出订购门票已经超过柏林订票总数的一半。它467还在工厂举办古典音乐会，组织管弦乐队巡回演奏。它修建剧院，组织巡回演出，筹划艺术展览。1938年，超过250万人听了它组织的音乐会，超过1350万人看了“民间表演”，超过650万人去了由其组织资助的“歌剧和小歌剧之夜”，将近750万人观看戏剧，150万人去了展览，超过250万人参加了德国高速公路上举办的“娱乐活动”。劳工前线会员自动成为“力量来自快乐”的会员。到了1936年，后者已经有3500万会员。组织在国内外都进行了密集宣传，甚至在英国、美国等地都赢得了很多热情支持者，外国人非常欣赏“力量来自快乐”为将文明带给大众所做出的努力。[110]
“力量来自快乐”最让人惊叹的行为无疑是它为工人准备的大众旅游服务。“对很多人来说，”组织在1938年2月的报告中讲，“‘力量来自快乐’仅仅是一个旅游组织罢了。”[111]早在1934年，已经有大约40万人参与了“力量来自快乐”提供的德国境内跟团旅游。
1937年这个数字涨到了170万，同时还有约700万人参加时间较短的周末旅行，160万人参加远足活动。尽管1938—1939年数据略有下降，但这些活动无疑都非常成功。大批量预订可以使跟团旅游享受大幅折扣，比如火车票价格会下降75%，旅馆、住宿、早餐价格会下降50%。这些消费给旅游区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举个例子，早在1934年，“力量来自快乐”就为南巴伐利亚带来了17.5万名游客，他们在度假中一共花去了550万马克。最惊人的是出国旅游，不管是乘火车去法西斯意大利友邦还是乘船去马德拉（Madeira）。当时马德拉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博士统治，而萨拉查同样对德国十分友好。仅在1939年一年就有17.5万人参加了去意大利的跟团旅游，许多人是乘船出行。到1939年这个组织已经拥有8艘游船（其中2艘是专门建造的），另外还租了4艘（或多或少可以说是永久租下的），涵盖去往异域的旅行线路——利比亚（当时是意大利殖民地）、芬兰、保加利亚、伊斯坦布尔——彰显德国和真正或潜在盟邦之间的坚固友谊，宣扬未来将由德国主导的欧罗巴帝国的宏伟蓝图。1939年，乘船旅行的游客达到14万。不管他们想去哪儿，当地的德国领事馆代表都会做好迎接他们准备，安排好岸上的参观和旅行活动。友邦政府也经常为旅行者安排盛大的欢迎会。[112]
“力量来自快乐”的游船经过了精心设计，将娱乐和意识形态灌输完美结合在一起。旅游意在向世界展示新德国的形象，或者至少是其较友好的一面。传统的客船分为包含不同规格的客舱和设施的多个等级，各等级价钱不一。但是“力量来自快乐”看不上这种陈规陋习，而是按照单一标准建造新船和改造其他船只，以标榜德意志种族共同体的统一团结。乘客一上船便会被告知，他们和传统的资产阶级游客不一样，他们不是来玩的，也不是来炫耀的，而是来参加严肃的文化活动。根据要求，他们必须穿着朴素，不能过度饮酒，不得在船上惹是生非，要无条件听从旅行团领导的指挥。一支叫“罗伯特·莱”号的新船设有体操室、剧院和游泳池，供旅游的人从事日常锻炼和严肃文化活动。各种旅行手册上印有“力量来自快乐”的乘船和陆地旅游取得的巨大成就：它把不同阶级和不同地区的德国人凝聚在同一桩事业下，促进第三帝国建立有机种族共同体。参与者必须去国外地区旅行，主要是为了向他们宣扬德意志种族相较其他种族的优越性。而德国境内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团结整个民族，让人民熟悉自己以前从未涉足的祖国大好河山，尤其是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集中展示的德国古代民间传统。[113]
不过，在纳粹德国，现实从不会像宣传说得那么美好。提供给“力量来自快乐”游行者的设施通常都十分简陋，住的地方是大众宿舍，隐私空间很小或者根本没有，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古典音乐会并不很对工人的胃口，但他们还是必须付钱。莱比锡举行的某次音乐会曾因为1000张票只售出了130张而被迫取消。[114]一些剧院（比如柏林的“西方剧院”）会专门为“力量来自快乐”上演廉价的舞台歌剧，但主流剧院主要还是由中产阶级支撑。即便组织为会员以折扣价格大量买下某些演出的席位，一般还是会被中产阶级戏剧爱好者抢购一空。[115]当“力量来自快乐”会员吵吵闹闹地涌向安静的乡村度假基地时，所谓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愿景便迅速化为泡影。德国境内的团体旅游带来的不是民族归属感，而是当地旅游业、旅馆和温泉浴场的抗议，因为组织的大批量预订，它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服务价格被严重压低。组织带来的某些人行为粗俗，不只旅馆老板经常抱怨，单独出行的游客也非常不满。传统游客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度假胜地充斥着大量社会下层人士，便迅速改去其他地方度假了。[116]
“力量来自快乐”对此无动于衷，着手在普洛拉（Prora）的波罗的海上的吕根岛（Rügen）上修建自己的模范度假基地。1936年5月3日，度假基地建设在阿尔贝特·施佩尔监督下正式开工，预计1940年完工。度假基地连绵于长达8千米的波罗的海海岸线上，六层高的楼房与其间的餐厅星罗棋布。度假基地的中心是一座大会堂，可容纳大约2万名游客，游客将在这里表达对纳粹政权和政策的崇拜。基地主要供全家一起出行的游客使用，他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力量来自快乐”其他项目无法提供的设施。旅游的价格被有意压低，时间持续一周，开销不过20马克，以便让一般工人都能消费得起。基地的设施都是最新的，有冷热水并行的中央供暖室、温室游泳池、电影院、保龄球场、供游船停靠的码头、火车站等。基地的设计者是福格尔桑骑士团城堡的建筑师克莱门斯·克洛茨，建筑风格是伪古典主义式的纳粹现代主义。与“力量来自快乐”
中的其他项目一样，度假基地强调宏伟壮丽和集体主义，个人完全湮没在大众之中。德国的旅游和英国不一样。当时英国有企业家比利·巴特林（Billy Butlin）经营的假日营地，为游客提供度假小屋，这样游客就可以免受包租婆的监视烦扰，不用去住普洛拉的六层楼房（房间在狭长的走廊两侧，走廊没有名字），不会在外出游玩时受到严格管理，连每个家庭在沙滩上占的地方大小都要遵守规定。
德国度假基地建设最火热的时候，参与其中的工人数量几乎和修建高速公路时一样多。但基地最后未能投入商业运营：建设在战争爆发之后立即停止，后来部分房屋被仓促盖好用来安置逃离城市轰炸的难民。当地人和战后的俄国占领军将其洗劫一空，后来东德把它当作营房和训练中心。在今天，它已经完全是一片废墟了。[117]
Ⅳ
因此，普洛拉度假基地想要解决的问题，“力量来自快乐”从来都没能避免。但组织还遇到了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去旅游的人顽固地拒绝按照纳粹当局的想法行事。因为忧心于游客中的前社民党人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从事军备生产的工人可能和国外联系，在组织的安排下，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布置了伪装成游客的便衣特工监视参加旅游的人。1936年3月，他们正式开始行动，并迅速出具了一份报告，称情况不容乐观。“力量来自快乐”非但远远没有克服因为种族共同体内的不同利益而产生的社会分歧，反倒常常致使一些潜在社会矛盾表面化。由于旅馆和餐厅通过旅行团获得的收入很少，它们给团体旅行者供应的经常是劣质的食物和饮料。当看到邻桌的自费游客得到的是更好的食物和饮料时，旅行团的人相当不满。卖给组织的剧院门票一般是最差的位置，拿到票的人在观剧时从“上帝视角”看到下面隔间里衣着精致的资产阶级人士，就进一步增加了阶级仇恨。在游船上，即便再怎么进行内部调整，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甲板之上的客舱和处于或低于水位线的客舱之间的质量差别，而党的官员、政府文职人员等人可以拿到最好的舱位。在最高档的巡游服务中，获得最上等享受的大多也都是这群人。比如，马德拉巡游在民间就被称为“权贵之旅”。对游船旅客名单的研究显示，旅客中多数都是带薪人士，和平常旅游没什么区别。1935年一艘开往挪威的游轮载有1000名乘客，其中只有10%来自工人阶级，其他都是党的官员，这些人在游轮返航途中把整艘船喝了个精光。“这些混蛋吃起东西、喝起酒来简直像猪一样。”一个船员抱怨道。参加旅行的工人多数都是单身女性和年轻的未成年男性，换句话说，来的都是有可支配收入的人，而不是有家室的男女。多数工人是熟练工，收入相对可观，收入低一些的则依靠老板的大量补贴。旅行的成本对于多数挣工资的人来说仍然太高，如果想要挣得多就必须工作更长时间，这样一来就限制了度假的机会。他们往往无法负担旅行中必不可少的额外开销，比如在度假时买新衣服等。[118]
在乘船旅行或其他形式的旅行途中，党的官员和中产阶级旅客在岸上尽情消费礼品、纪念品，享受山珍海味和各种娱乐活动，但工人游客连旅途必需之外的最简单物品都买不起。于是在旅途中，工人阶级对同行的资产阶级奢靡行为多有抱怨，真正的社会融合非常少。除开阶级矛盾，地区间的矛盾也不少见。有一艘去意大利的游轮，船上的莱茵兰人和西里西亚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拒绝和对方待在同一间屋子里。后来还是同一艘船，还是去意大利，一群威斯特法伦人侮辱和他们同行的西里西亚乘客，称他们是“波兰猪”，双方吵得很凶，几乎就要打起来，多亏船员介入阻止了矛盾恶化。[119]此外，很多游客的行为违反了达到组织者设定的纪律。和每个地方的游客一样，德国多数游客也只是想出去放松放松。所以，他们不想受到限制，或者成天和什么种族共同体待在一起，他们想找乐子，想要释放个人欲望。盖世太保特工的报告中经常有关于大规模酗酒和放荡行为的记录。在一些船上，据说每晚都有男女在救生艇里缠绵。盖世太保反映，游轮上的那些单身年轻女性尤其不知羞耻，她们在游轮上成群结队。有个特工认为她们旅游就是为了“勾引男人”。盖世太保特工经常批评这些女性和船上的男人逗趣调情，打情骂俏，甚至和岸上深色皮肤的年轻意大利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发生关系。多数乘客对政治讲座和政治会议没有任何兴趣。最糟糕的是党的官员，他们的酗酒和放浪行径臭名远播。有一次在为党的地方领导人准备的游轮上，盖世太保在旅客名单中发现了两个有名的妓女。可以想见，最糟糕的是罗伯特·莱自己，他经常光顾游轮，在船上的时候基本都是醉醺醺的，船长不得不派两个船员在他上甲板时守着他，防止他掉下船去。负责人在旅途中还会为他安排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做伴儿”。[120]因此，难怪“力量来自快乐”还有一个别称，那就是“给权贵开的妓院”。[121]
尽管“力量来自快乐”没有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但它仍是纳粹时期最受欢迎的文化创新之一。要是没有这个组织，多数游客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假期与活动的，所以组织在工人中受到了广泛欢迎。[122]组织提供的多数服务对它的受众来说都是新鲜事。比如，1934年初曾经有人对西门子公司柏林工厂的4.2万名工人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其中2.85万人都没有在柏林之外或周边的农村享受过假期，于是他们抓住了“力量来自快乐”提供的机会。“这么便宜的价钱值得你偶尔去去！”1934年一个社民党特工说。[123]还有一份报告说，人们对此的反应普遍是“纳粹分子是真的搞出了些好东西”。[124]1938年2月，一位社民党特工从柏林报告：
“力量来自快乐”很受欢迎。它的计划满足了普通人外出一次，体验“伟大”带来的欢乐的渴望。计划迎合了政治性不强的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一次聪明的投机。对这类人来说，乘游轮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旅游是件大事，甚至就连去黑森林或哈茨山（Harz）也是件大事。这会让他有一种社会阶级晋升的幻觉。[125]
利用组织提供的机会出去旅行的风气广泛传播，以至于当时有个流行的笑话说人们因为享受了太多“快乐”，最后失去了“力量”。[126]一些绝望的社民党评论家下结论说，“力量来自快乐”计划最终作用是让人民——特别是以前的反对派——向政权靠拢。有人在1939年评论道，“工人的确强烈地感受到‘力量来自快乐’带有很强的欺骗性，但他们仍然去参加了，宣传效果还是达到了。”[127]
“力量来自快乐”有一个远超其实际计划的象征性效果。当二战后工人想起和平年代的第三帝国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旅游和游轮。[128]一些以前参加过社民党的人酸溜溜地表示，甚至连那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集体旅游和上过游轮的人都对组织的计划和初衷表示赞赏，认为纳粹当局确实想把以前很多人享受不到的快乐带给每一个人。[129]早在1935年12月，一个社民党观察家就对“力量来自快乐”的目的和效果进行了总结：
原子化、失去自我、作业疗法、监视人民。没有一点个人娱乐、锻炼身体和文化活动的空间，也没有任何自愿共同为一个独立目标努力的空间。必须有一些东西“提供”给大众……至少“力量来自快乐”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迷惑了他们的头脑，宣传了纳粹政府。[130]
参加活动的人也许没怎么在意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但活动使他们更为远离社民党和共产党大众文化中强调的陶冶和进步传统。这无疑是一些社民党观察家看不起它们的原因。一位社民党员在1935年说，“力量来自快乐”“没有任何文化基础。活动水平还停留在农村旅馆举行的乡村啤酒节层次”。[131]但是，这些活动有一个更深远、最终更致命的影响：它们和商业性娱乐活动的扩张共同颠覆了工人运动的文化传统。社民党和共产党从19世纪就开始大规模建设文化设施，这些设施带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和工人运动的各种核心价值联系紧密。纳粹政权不但继承了这套设施，而且使其为民粹运动服务，这与魏玛时期兴起的非政治性流行文化正相吻合。它部分导致了 1945年后再度兴起的工人阶级文化不像之前那样意识形态化了。[132]
但是这些后果也不能夸大。观剧和听音乐会多数还是私人性质的。“力量来自快乐”的确吸引了很多人，但是它组织的人数从未超过德国宾馆年度接待量的11%。[133]中欧旅游公司是德国最大的商业旅游公司，它在1938年的年收入是2.5马克，而“力量来自快乐”的旅游部门收入只有9000万。[134]此外，战争爆发后组织项目被大幅削减，游轮被改造成运兵船，旅馆成了医院，度假胜地成了伤员疗养中心。与此相比，商业旅游延续了自己的繁荣，尽管当局对其多有微词。本来从一开始纳粹政权就想收编商业旅游，它鼓励人们在德国境内而不是出国旅游，其中有爱国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如果游客出国，政府也会引导他们去一些能给新德国带来好处的国家，游客可以作为德国的代表。那时候还出现了一批新的旅游景点，其中包括德国总理府一类的宏伟建筑，也包括哀悼和纪念纳粹死士的纪念馆。为了帮助政府进行宣传教育，旅游指南被改写。新的指南强调现实和德国遥远过去之间的连续性，只要旅游景点和希特勒或者其他纳粹领导人沾点边儿就拼命宣传。第三帝国领导层意识到不断壮大的商业旅游和“力量来自快乐”旅游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没有为后者的利益限制前者。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旅游业的领导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都意识到人们需要逃离日常工作的压力和约束，即便是逃进了一个非政治环境也没有关系。一个消费社会正在纳粹德国崛起，政府没有能力阻止，也不想阻止，即使重整军备在纳粹经济政策中享有最高优先性。[135]
消费者的主张也许是“美丽劳工”这个“力量来自快乐”下的部门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该部门的初衷是补偿长时间劳动的底薪工人，但手段不是提供娱乐设施，而是改善工作条件。该部门要求企业提供洗漱设施、厕所、更衣室、衣物柜和淋浴喷头，改善工厂卫生状况、通风条件，减少噪声，提供合适的工作服，保持工作场所整洁有序。一个在干净场所上班的健康工人会工作得更好更开心。
为实现这些目标，“美丽劳工”在车间安排了音乐会等活动，鼓励在车间修建体育和娱乐设施，并要求企业主为工人适当提供工厂小卖部，清扫车间地板上的残骸和废物。1938年，“美丽劳工”声称已经有近3.4万个公司在上述方面有所改善，它们重刷或者重装了商店，修建了娱乐区域，改善了卫生条件。为鼓励企业主提升工人福利，政府推行了减税措施。同时“美丽劳工”在企业中展开竞赛，为在改善工人福利方面表现杰出的企业颁奖，优胜者将被评为模范企业，获得希特勒签名的获奖证书。可以想见，减税和获奖会让企业的生产力有所提高，给企业和纳粹政权带来的好处十分明显。但是，改善的福利其实都是工人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的，很多企业都让自己的工人花好几个小时去刷墙、打扫、建设，不仅没有额外工资，有时候工人工资还会被克扣去填补开支。如果工人不“主动”工作，就会受到解雇甚至被关进集中营的威胁。[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