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很多人认为，“力量来自快乐”等计划代替了经济状况的真正改善。这种说法确实是有事实基础的。许多统计调查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在1933—1939年间，工人阶级中的工薪群体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1937年的名义时薪是1932年的97%，即使是到了1939年也没有恢复到1932年的水平，只涨了1个百分点，即98%。[140]1937年2月24日，德国商业研究中心承认，为了重整军备，“德国人民在经济上做出了大量牺牲”，但否认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141]计算实际工资一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德国价格委员会负责人格德勒十分重视将消费品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就连帝国经济部都在1935年承认，官方统计数据低估了价格上涨的幅度，更不用说还有租金和其他因素。最近的研究估计，1937年之前德国工业的实际平均工资从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1928年是个好年），1939年长到了108%。这些统计数据表明，许多在消费品产业供职的工人仍然比他们在大萧条之前挣得少，只有那些在军工及相关产业工作的人工资才真正涨了。[142]新的估算不仅考虑了各种形式的短缺，还考虑了多种物品质量的下降（由于原材料如皮革、橡胶、棉花短缺，不得不使用大量替代材料）。许478多基本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在30年代中期实际上下降了。此外，工资增长主要靠的是延长工作时间。1934年7月，劳工托管人获得授权，可以把工作时间延长到超过法定的一天8小时，军火及相关产业的托管人确实行使了这一权力。比如在机器制造业，一周平均工作时间在大萧条期间的1929年是49小时，到了1933年是43小时，而1939年上半年开始超过50小时。[143]尽管如此，1932—1938年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下降了11%。财富不平等的程度有所提升：1928年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0%赚得了国民收入总量的37%，1938年是39%。[144]人们挣得的工资要被“力量来自快乐”、劳工前线和街头无休无止的募捐等数不清的组织和活动扣去，比例有时候高达30%。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到了1937—1938年工人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145]
不管是按时计工资还是按件计工资，对大多数工人来说，超时工作是唯一现实的提高工资的方法。传统工会解散了，他们再不能像以前一样争取提高工资了。而是否超时工作在单个工人看来是个人选择问题。于是，工人群体快速原子化，每个工人都必须和其他工人竞争，争取提高工资和业绩。导致产量增加的并非合理化生产，而是单纯的超时工作。合理化和机械化生产是20世纪中期的事。超时工作的风气缓慢蔓延到了第三帝国的其他产业。[146]虽然纳粹当局及其相关机构不赞成在消费品产业中延长工作时间，但它们却特别支持战争产业的工人超时工作。这主要是因为重整军备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展开，致使原材料供应和合格的高级技工陷入短缺。第三帝国初期，政府曾经致力于把劳动力引向明显缺乏人力的农业，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各种劳动服务和劳役营。1934年5月15日和1935年2月26日通过的法律要求所有工人随身带着工作档案，档案里须详细记录有关所有者的训练、工作资质和就业情况，劳务介绍时这些东西都被记录在案，政府在给工人安排新工作时可以随时参考这些文件。如果一个工人想出国度假，他/她必须获得劳务介绍所的同意。企业主可以在档案中写上批评性意见，让工人在以后找工作时遇到困难。随着重整军备的步伐加快，政府开始利用工作档案把劳动力引向与武器制造相关的工业。1938年6月22日，戈林发布《服务令》（Decree on the Duty of Service），准许帝国劳务介绍和失业保险局负责人帮助劳动力短缺行业招募临时工人。1939年2月，这些部门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可以为无确切时长的工作招募劳力。不久，超过100万工人被武器制造厂、防御工事（如守卫德国西部边境的大型防御体系“西墙”）及其他很多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意义重大的计划征召。100万人中有30万人属于长期征召的类型，在一个有着2300万劳动人口的国家里，100万已是个不小的数字。[147]
这些措施不仅剥夺了工人换工作、转向薪水更高的岗位和向异地迁移的权利，还常常使工人陷入一些难以应付的麻烦。比如1939年2月，社民党观察家报告说当地工人被迫从自己在萨克森的工作离职，去修建特里尔（Trier）附近的防御工事，而特里尔在德国的另外一边。被征召的工人里有一位59岁的会计，他甚至从来没有用过镐和铲，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不适合干这个工作。强制劳动被当作一种惩戒措施：“不管是谁，只要说话时不小心，都会被送到那里去。”纺织工人被强制带去做医疗检查，看他们是否适合防御工事里的体力劳动。有报告说有人因为拒绝征召而被捕，后来被监狱当局转移至新的工作地点，在那里他们会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当某个社民党观察家乘火车去柏林时，其所见让他感到惊讶：
在杜伊斯堡大概有80人挤上了火车，他们高声叫嚷着，衣衫简陋，有的还穿着他们的工作服。他们的行李大多是第三帝国穷人的手提箱，在我的隔间，旅行向导和一些妇女和女孩子坐在一起。我很快得知她们是克雷菲尔德（Krefeld）和莱特（Rheydt）附近地区纺织业的失业工人，她们将被重新安置在勃兰登堡，男人去修高速公路，女人去一家新工厂干活。这些人一个个来到我们的车厢，从向导手中获取2马克的旅行开销。没过多久其中一些人就醉了：他们在餐车把钱花了，买了酒。[148]
据报告说，每周都有这样的人被带到新的工作地点，结了婚的人每年有四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由于军队大量征召新兵，劳力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1939年4月，汉诺威劳务交换区报告说许多工作——差不多一半在建筑业——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共缺少10万人左右：西墙防御工事把建筑业的工人耗尽了。1939年8月，柏林的金属制造业还有2.5万个岗位空缺。不久，空军反映飞机制造业缺少2600名工程师。政府劳务管理部门已然一筹莫展，甚至建议释放8000名正好能从事金属制造业的囚犯，但是由于其中许多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关进了监狱，所以这个建议最后没被采纳。劳动力短缺让在核心产业工作的工人有了更多发言权。1936年10月6日，经济部和劳工部直接致信希特勒，指出劳工短缺导致合同不能按时完成，整个重整军备计划因此延长。企业主有时会亲自出马，用高薪从其他行业引诱工人，致使产品涨价。在有的工厂，工人一天的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4小时，或者一周高达60小时。[149]30年代末，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的工人每周平均要工作54小时，但在大萧条之前他们只需要工作48小时。[150]很多时候，劳工前线还是比较关心工人福利的，它对于工人涨工资的要求采取了比政府更加灵活的态度。1937年10月1日，鲁道夫·赫斯以元首名义发出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命令，要求所有党的机构不得为了讨工人欢心而满足他们的工资要求。赫斯许诺，生活最终会好起来，但现在做出牺牲仍然是必要的。[151]不过劳工前线抵制了这一命令。
1938年6月25日，戈林允许劳工托管人制定最高工资标准，希望借此控制生产成本。重整军备的经济逻辑造成了他不愿看到的影响。那个时候甚至连停工——实际上是非正式的罢工——都被工人当作争取提高工资的手段。面对必须工作更长时间的压力，工人们要么降低效率，要么请病假，以至于一些官员开始说车间出现了“消极抵抗”。被征召修建西墙等建筑计划的劳动力如果未经许可离开将面临逮捕和监禁，比如1939年初的一份报告显示，有一个叫海因里希·彭萨克（Heinrich Bonsack）的工人因为未经允许擅自离开西墙去看望万讷—艾克尔（Wanne-Eickel）的家人而被判入狱三个月。工人们想要逃离西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里12小时换一次班，生存条件简陋，报酬很低，没有安全措施，还经常出现事故。如果工期有拖延，工人要被迫连续工作两班甚至三班以赶上进度，期间每12小时才休息一次。有一位科隆的车工想要离职换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却被他的雇主扣住不放。他告病假要走，却连公司的医生都强迫他回去工作。不久之后，有人发现他的工位被破坏了，随后他便被抓了起来，因消极怠工的罪名被判入狱六个月。这时的政府越来越喜欢使用这一罪名。很多人被征召离家外出工作导致事故频仍，一直到1939年11月希特勒才下令就地征召，但这一命令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152]
纳粹政权本相毕露，愈发频繁地利用恐吓手段推行政策。企业主最喜欢的是以解雇和送工人去修西墙来威胁他们，但是这招几乎没什么效果。技穷之下，一些企业主开始找盖世太保特工去工厂车间监视闲逛和怠工的人。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劳工规范对某些违规行为的处罚越来越重，包括拒绝按照命令工作，在工作期间喝酒抽烟。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相对来说并不好，且导致法庭积压了太多需要花费长时间处理的案子。1939年8月，沃尔芬（Wolfen）地区的法本公司内部的劳工前线写信给所有工人，警告任何怠工者以后都会不经审判直接交给盖世太保。早在当年4月，已经有纽伦堡的四家公司请盖世太保去抓表现不好的员工。在德累斯顿的铁路工程，盖世太保一周之内会对劳工进行两次无理由搜查。武器和战争相关的生产工厂经常进行整顿，管理层害怕工人中出现怠工者甚至间谍。以前参加过共产党和社民党的工人特别容易被捕，即便他们很久都没在政治上表现活跃了。1938年秋，罗斯托克（Rostock）和瓦尔讷明德（Warnemünde）的亨克尔飞机制造厂——这里的员工相对来说薪酬更好，待遇优厚——据说每天都有员工被捕，因为警察在工人里面培植了告密者和内奸。许多工厂的工人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抗议计件工资降低或工作条件恶化，很多人因此被捕。有时候盖世太保对工厂的骚扰实在太频繁，连企业主都开始抗议。1938年盖世太保在格莱维茨（Gleiwitz）的一个军工厂抓了174人，工厂老板在24小时后将他们领了出来。他劝告盖世太保，必须要宽容对待工人们对政府的一点小批评，不然生产活动就会受到影响，这不符合国家利益。[153]
政治生活和有组织生活在政府的镇压下日益碎片化，致使人们更倾向于追求个人享乐和实现个人目的：获得稳定工作、结婚、生小孩、提高生活品质、度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力量来自快乐”提供的各种旅游项目才会在战后受到德国人的怀念。不过当人们回忆起那段时间时，他们发现很难想起当时发生了什么公共事件，就连按时间顺序重述记忆都很吃力。从1933年到1939年，甚至到1941年的这段时间在回忆中都十分模糊，毕竟日常生活的庸庸碌碌很难让人印象深刻。对很多人来说，经济上的成功才是真的，是生活唯一的意义：政治是无关的打扰，人们无法独立自主地参与政治生活，所以还不如不参加，除非不得不去。从这个角度看，1939年引发了一种怀旧情绪，那是德国一头扎进战争、毁灭、贫困、崩溃之前相对和平繁荣的最后一年，直至1948年才恢复。实际上正是30年代中后期为50年代的德国打下了基础。50年代整个德国社会工作努力，政治化程度不高，出现了“经济奇迹”。30年代末，多数德国工人虽有程度不同的犹豫，但都已经融入第三帝国。他们可能并不信服其主要的意识形态教条，对纳粹政权频繁要求欢呼和支持也感到厌烦，对其没有带来更高程度的经济繁荣感到恼怒。他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对生活牢骚满腹，私下讽刺和挖苦元首和某些纳粹机构。但是就像很多人的回忆呈现的那样，无论是借助怎样的手段，第三帝国至少给了他们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魏玛时期的经济困难和经济灾难都被克服了。就凭这个，德国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觉得纳粹政权可以忍受，尤其因为有组织抵抗的可能性很小，表达异议的代价太高。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工厂和各种工作场所确实广泛存在着非正式的、个人化的不服从现象，但这绝对不是什么“反对”，更谈不上是“抵抗”，这些不服从现象从来没有让第三帝国统治精英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危机。[154]
Ⅱ
在大萧条中，数百万人承受着失业和赤贫的痛苦，纳粹上台后，这一部分人的经济状况并未好转，那么第三帝国是如何处理这些人的？在原则上，纳粹意识形态并不支持社会福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经写过一战前自己在维也纳的经历，那时候他与穷人和饥民住在一起。未来的元首怒气冲冲地表示，社会福利把那些退化和弱小的人保留了下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如果德意志种族想要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变得更强，并且除掉内部最弱小的一部分，慈善事业将是一种必须消除的罪恶。[155]纳粹党经常指责魏玛时期发展起来的复杂的社会福利体系，说它官僚主义严重、程序烦琐、效率低下。此外，纳粹分子还指责魏玛福利体系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在他们眼里，由一系列私人慈善团体支持的魏玛福利王国不仅没有支持生物和种族上更优秀的人群，反而在施行过程中不加甄别地支持了劣等种族的人，对日耳曼种族的复兴没有任何帮助。从某些方面看，纳粹党的观点和当时公立和私营福利机构持有的观点相去不远。在30年代初期，各种福利机构内部都弥漫着种族卫生学说，它们还支持在“先进”种族和“退化”种族之间划界（虽然实践这种划界在1933年后才变得可能）。在大萧条期间，福利机构越来越赞成使用惩罚措施对付饥民，而到了1933年它们很快就同意对“不愿意工作的人”“穷困潦倒的人”以及“社会反常人士”施以刑罚。因此，纳粹主义的福利理念和魏玛后期福利管理机关的想法并非完全相左。[156]
但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约有1000万人在拿福利救济，所以如果纳粹当局直接把如此规模的失业者和饥民斥为“不值得帮助的人”，那无异于政治自杀。在纳粹党执政第一年的前三个季度，无论就业形势好转了多少，或者只是表面上好转了多少，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都意识到，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第三帝国治下的第一个寒冬仍将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为提升新政府形象，让人们相信政府在尽一切努力让德国的富人和穷人团结起来，戈培尔于1933年9月13日宣布，他正在筹划一个短期救助计划，即“德国人民冬季援助计划”。这个计划建立在党的地方领导人已经实施的一些紧急救援计划之上，并对之加以规范、整合和深入实施；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延续并扩大了魏玛共和国讨论过、由时任德国总理布吕宁政府1931年正式建立的类似援助计划。[157]很快，150多万志愿者和4000名薪酬工人开始在紧急救助中心为穷人施粥、分发小包食物、搜集和发放衣物，并集中开展了多种慈善活动。希特勒做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演讲，鼓励人们捐钱捐物，结果第二天德国各类机构——包括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一共收到了200万马克。在1933—1934年的那个冬天，各种捐献加起来一共值3.58马克。戈培尔的宣传部对此非常满意，大声宣布这证明德国人民形成了一个团结互助的新精神共同体。[158]所以尽管这次冬季救助计划的实施者是国家政府、宣传部长和一位特别指派的帝国专员，但这既不是慈善，也不是国家福利行为。相反戈培尔宣布，这是德国人民帮助德国人民的种族自强行为。[159]
但是现实再一次背离了纳粹宣传描绘的美好世界。因为实际上从一开始，捐钱给冬季援助计划就是一项强制性义务。当一个身着制服、虎背熊腰的冲锋队员站在门外要求捐款时，几乎很少有人有勇气拒绝，有的人确实拒绝了，于是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最终还是被迫屈服，把钱放进了捐款箱。巴伐利亚出了通知，称不捐款的人会被当成祖国的敌人。有的人被押上街游行，脖子上挂着牌子宣布他们不捐款的“罪行”；还有人因此失掉工作。1935年弗兰肯有一个限制继承的德国农民拒绝捐献，他的经历十分典型：当地纳粹党领导人格斯特纳（Gerstner）通知他“你不配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享有‘农民’这一荣誉头衔”，又警告说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你的态度可能引发的公共失序”。换句话说，他有可能被带去集中营实施保护性拘留，或者遭到当地褐衫军的身体暴力。1935年12月在布雷斯劳的一个电影院，8名携带武器的党卫队特工在一场演出结束之后出现在台上，宣布出口已经关闭；在观众席上有国家的敌人，每一个人都必须给冬季援助计划捐款，以证明他们自身的清白。简单通知之后，大门打开，50名冲锋队员带着捐款箱冲了进来。此外，德国境内的工人都被迫同意从工资中扣除基本个人所得税的20%（后来降到10%）作为捐款。那些挣得很少几乎不缴税的人也得从每日所得中捐出25分钱。1938年，某个工厂的工人得知，如果有人拒绝扣掉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他们要支付的部分会转加到其他工人头上。[160]
还有相当关键的一点是，定期自动举行的募捐会给已经捐款的人发一块牌匾，他可以把牌匾钉在家门口，褐衫军、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其他党员看到后就不会再敲门索取捐款，不再打扰这家人。但是在某些工厂，就算工人已经同意从工资中扣除冬季捐助，也躲不掉街上拿着捐款箱的褐衫军成员，一旦碰到，这些人便会强硬纠缠。每家商店的柜台上都放着募捐箱，在购物时，小店主和其他消费者会要求工人们把零钱放进募捐箱中。一些所谓冬季援助小贩趁此机会推销一些画片，其中包括一套希特勒的肖像。学校的孩子们偶尔一天会放几个小时的假，去街上卖一些小挂饰为冬季援助筹款。买个冬季援助勋章可能可以赶走街上那些募捐人的纠缠；不过更好的方法也许是买一个冬季援助钉子，证明自己有冬季援助盾牌。每枚钉子5芬尼，可以钉在盾牌上，一共可以钉1500个。戴着冬季援助勋章上街还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表明自己支持纳粹政权。1938—1939年的冬天，一共卖出了大约1.7枚勋章，那时候在家里用勋章装饰圣诞树成了一种时尚。[161]
和其他许多所谓紧急措施一样，冬季援助计划很快就变成永久性社会政治工程的一部分。计划在1934年11月5日获得法律支持。《筹款法》（Collection Law）允许内政部长和纳粹党的财政专员暂停任何与冬季援助计划构成竞争关系的捐款或基金，而其他慈善活动则因此被迫挪到夏天那几个月进行，使得德国人民全年都得为慈善事业做贡献。1936年12月4日又通过了《冬季援助法》（Winter Aid Law），正式将冬季援助定为永久性计划，使其得到法律层面的保障。援助计划的数据表现抢眼。在1938—1939年冬季的捐款中，一共有1.05马克来自工人工资，其余筹款和捐献（其中最大头出自工业界和商业大公司）共计5.54马克。冬季援助计划获得的捐款占了当时工人人均收入的近3%。当然从1933年开始，变化也在慢慢发生：1935—1936年的冬天过后，犹太人被排除出捐款人和纳捐人的行列。同时经济复苏也导致接受捐助的人数量减半，1933—1934年还有1600万人捐款，到了1938—1939年只有800万。冬季援助计划还有一系列附加活动，其中包括每年12月1日的所谓“国家团结日”。那一天纳粹政权的显赫人物会公开在街头募捐。1935年他们一共筹集了400万马克，1938年至少有1500万马克。那段时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德国每个家庭——实际上是每个德国人都只吃“一锅菜”——一锅便宜的“炖菜”，所用食材只花不到50芬尼。这多少已经成了一种义务，谓之“一锅星期日”。傍晚，冲锋队、党卫队或是纳粹人民福利机构的代表会出现在门口索要捐献，捐献额正好是家庭日常用餐开销和50芬尼之间的差价。这一政策也施行于各餐厅。希特勒喜欢跟着装装样子，在星期日晚餐时会向自己的客人索取一笔不菲的捐款。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抱怨，每次星期日和希特勒吃晚餐都会“花掉我50到100马克”。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希特勒在每月第一个星期日的宾客数量下降到只有两三个，根据施佩尔的报告，“希特勒就此冷嘲热讽地说他的同事缺乏献身精神。”[162]
除此之外，纳粹党还积极重整私人慈善领域。统管私人慈善工作的纳粹负责人是埃里克·希尔根费尔特（Erich Hilgenfeldt）。他来自萨尔兰（Saarland），出生于1897年，在一战中曾经担任军官。他以前是钢盔的活跃分子，后来在1929年加入纳粹党，并成为柏林地区领导人。那时戈培尔是他的顶头上司，二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希尔根费尔特曾将首都内部的一些褐衫军和党的福利组织整合与集中起来，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这一新机构获得宣传部长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的支持，1933年5月3日希特勒亲自过问此事并表示支持，希尔根费尔特趁机将自己的势力扩大至全国的纳粹自助组织。他击败了罗伯特·莱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这两人都想要由他们的机构掌管社会福利事务。希尔根费尔特成功说服政府，社会福利不应该是劳工前线或希特勒青年团优先关注的事情，福利事业应该由一个独立机构全权且专职负责。在1933年的3月到7月间的动荡局势中，希尔根费尔特成功接管了德国几乎所有私人福利和慈善组织，其中以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大众福利机构为主。从1933年7月25日开始，德国只有四家非国家控制的福利机构：纳粹人民福利组织、新教使命团、天主教博爱协会、德国红十字会。其中只有纳粹组织才能拿到国家补助。在德意志基督徒短暂主导德国新教教会的时间里，大量教会福利机构（如教会幼儿园）被新教使命团转交给了纳粹人民福利组织。尽管政府依旧允许其他组织（特别是天主教博爱协会）在夏天募捐，但它们的工作受到褐衫军拳打脚踢式的暴力干扰。从1936年开始，政府要求这些组织和纳粹组织一样，去街上挨家挨户筹集捐款。面对着手握强权的竞争对手，它们的处境非常不利。[163]
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明确告诉人民这些捐款将用在何处：他489在1934年10月宣布，“我们绝不会辜负人民的慈善热情和牺牲精神，将之用于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和公共利益的事情上。”这句话是在暗示，纳粹意识形态强调的自我牺牲已取代了过去的基督教慈善，这是纳粹所谓的日耳曼种族的几个特征之一。纳粹慈善在另一个方面也表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与政府主导的冬季援助计划和其他慈善机构（如红十字会）不同，纳粹党从一开始就只把自己获得的捐款用在“雅利安后代”上。[164]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机构还在自己的章程里写下了“神圣”宣言，该组织的目的是提高“德意志民族的生活质量与民族内部的健康力量”。它只会帮助那些属于优势种族的人、愿意工作的人、政治上可靠的人以及愿意且能够繁衍后代的人。“不能完全履行共同体义务的人”被排除在外。救济不会提供给酒鬼、流浪汉、同性恋、妓女、怠工者（或不合群的人）、惯犯、有遗传病的人（这个范畴相当宽泛）以及非雅利安人族群。纳粹人民福利机构官员还指责政府福利机构在分配善款时对接受者不加甄别，迫使政府福利机构进一步滑向种族卫生主义，实际上它们已经走上这条道了。在纳粹意识形态那里，基督教的慈善观念尤其可恨。它们觉得教会慈善不利于雅利安种族的发展，因此采取了限制手段，排挤天主教博爱协会和新教使命团，使其日益边缘化。[165]
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尽管遇到了各种限制，但它也许是第三帝国治下和“力量来自快乐”一样最受欢迎的党组织。到了1939年，该组织已经有1700万成员，成功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美好形象：照顾和支持日耳曼种族共同体内的弱小成员，至少是为那些自身没有犯错却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帮助。比如，1939年该组织运营有日间托儿所8000个，它还为德国的母亲们提供度假屋，为大家庭提供食物补助，以及其他福利措施。但是社会上最穷的一批人却不喜欢它，甚至还有些害怕。他们讨厌组织提一些冒犯性问题，爱就他们的行为进行道德审判，还经常威胁他们，如果不符合救济标490准就会被盖世太保强制带走。还有许多人对新组织将教会福利机构一脚踢开的做法感到失望，因为以前他们在需要时曾仰赖教会福利机构的帮助。无处不在的街头募捐激起了人们的愤怒甚至恐惧，这是无法忽视的。社民党某特工在1935年报告，“街头募捐简直就是有组织的拦路抢劫。”“募捐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另一个特工汇报说，“几乎没人能逃掉。”“去年的街头募捐也许还只是个麻烦事儿，”某人在1935年1月抱怨冬季援助时说，“但是今年冬天它已经成了最大的灾难。”更糟糕的是，进行募捐的不只有冬季援助计划，希特勒青年团也搞募捐，其目的五花八门：修建新的青年旅馆、支持境外的德国人、建防空洞、为贫困的“老兵”发放补助、发行彩票制造就业机会。很多地方项目也在进行募捐。此外，上面还以各种名义克扣工资，比如存钱买大众汽车、支持“力量来自快乐”和“美丽劳工”的项目等，不一而足。这些捐献无论是何种形式（物品、纸币、无偿志愿劳动），最后都等同于交一种新税。人们满腹牢骚诅天咒地，但是所有的报告都显示他们最后还是捐了。募捐活动中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抵制，有的只是一些人在某些场合之下拒绝捐钱。人们已经习惯了永不停歇的募捐活动，要钱、要衣物、要其他东西。募捐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相信纳粹老党员最容易也最经常拿到这种救济，也有许多传闻说相较于以前参加过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人来说，纳粹党员会优先拿到补助。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政治可靠性是拿到资助的基本条件，受益最多的的确是纳粹党员及其周围的一批谄媚之徒。当时自然就出现了很多嘲笑官员腐败的笑话，据说福利机构的整个运作过程中都充满了腐败。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个官员走在街上，在沟里捡到了50马克。一个人把钱捡起来，说自己要捐给党的冬季援助计划，“你绕那么大弯子干吗？”另一个人问道。[166]
通过“自由支配”福利资金，纳粹政权省下了一笔出自税收的政府开支，将其用在重整军备上。征兵、婚姻贷款等项目从劳动力市场带走了一批人，又让政府节省了一笔福利开支，将其转作军事用途。在纳粹夺权之前，政府和一些地方当局就已经大幅削减了失业救济，新政府更是迅速地进一步削减了救济资金。所谓志愿劳工服务以及类似计划本来是为了降低失业率，但它们也能使政府在失业救济上省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到了1935—1936年冬天，失业现象远远没有绝迹，但是地方当局却依然尽其所能削减福利开支。从1935年10月到12月，拿失业救济的人数从33.6万涨到了37.6万，但整个德国支付的救济金总数却从470万马克下降到380万马克。各地的福利部门把失业人口召集起来审问，考察他们是否适合工作。合格的都编进帝国劳役团或各种紧急救助计划，而那些没有接受考察的则被从登记册上除名，他们的失业救济也就没了。租房补助被砍掉了，照顾老人和医院病人的人也拿不到钱了。一位科隆的女工人曾经请一个福利官员帮忙，为她在家照顾的75岁的母亲付医药费。但那个官员告诉她，政府不会在这些人身上花钱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负担。[167]削减福利开支只是一项战略的一部分。政府让德国人民自食其力，而不是从国家拿钱，这其实是在暗示，不能自食其力的人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还会给德国人民未来的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威胁。以后劣等族群、社会异类、罪犯、“不合群的人”等类似人群都会被完全排除出福利体系。前文已经提到，到了1937—1938年，很多社会底层、社会异类和喜欢小偷小摸的人都被抓了起来关进集中营。在纳粹党眼里，他们对政府毫无用处。因此，当重整军备吸收掉大量失业人口，就业问题得以缓解之际，纳粹主义故态复萌，又像当初那样对社会福利怀疑起来，而这一次是以最残忍的形式。
Ⅲ
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冬季援助计划和“力量来自快乐”项目在当时的德国深受欢迎。对很多人来说，这些组织和项目都证明政府在认真兑现承诺，为所有德国人建立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所有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对立都将化为无形，小我的个人利益将向大我的集体利益让步。这些组织、计划和项目意在消灭阶级和等级区分，促使富人帮助在大萧条中受苦受难的德国同胞，多管齐下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过有些奇怪的是，最被人民共同体意识形态吸引的却是富人，而多数工人都还沉浸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中，拒绝接受纳粹意识形态。梅利塔·马施曼的反应比较典型。这位年轻姑娘出身于保守派家庭，家庭条件中上。在家里，她的父母向她灌输了一个关于德国的神话（后来她称之为“可怕但诱人的神话”）。[168]30年代初，家里的话题经常触及德国在一战中的屈辱、国会中政党的对立和争吵、街头不断升级的暴力和伤害、失业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以及他们的贫穷和绝望。但据她父母讲，在德皇当政时期，德国内部团结一致，人民为祖国感到骄傲。梅利塔怀念德皇时期，无法抵抗纳粹主义允诺的诱惑：结束内部不和，将所有社会阶层都团结在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之下，不论贫富人们都会得到平等对待。[169]她的经历极具代表性。纳粹当局为实现民族团结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发展福利计划和娱乐计划。尽管对这些计划的反馈一般都是正面的（特别是在人们的回忆里），但这些计划也有不好的一面。其中令人不能忽视的是这些计划都带有强制性。尽管政府不停鼓吹所谓自我牺牲的美德，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此积极响应；相反，很多人都只关注自身物质生活的提高，当然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经历过一战以及后来的通胀和大萧条。阶级分化似乎和以前一样明显，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纳粹政策的第一受益群体“老兵”与党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人和德国其他人之间的有着明显的区别。绝大多数德国人坚守的信念各不相同，既有基督教的普世慈善观，也有深植于工人头脑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很多工人仍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理解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政府发现，很难完全清除他们的这些观念。
因此到了1939年，即便是对最受欢迎的计划，很多人也已经开始对其失望。纳粹政权激起的第一波热潮在1934年开始消散。到了1936年初，这种热情已经非常低了，就连希特勒的受欢迎程度都已经开始下降。[170]那么1939年的这次幻灭达到了什么程度？其范围有多广？最后它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对纳粹政权更为广泛和坚决的抵抗？普通人对第三帝国态度的变化，1933—1939年间发生的社会变化，所谓团结的有机民族共同体许诺实现的程度，这些都可以从一座偏远小城市在这段时期的经历窥见一二。这座小城市位于下萨克森，名叫诺特海姆（Northeim）。第三帝国建立之初，在其居民看来，城里发生的最明显外在变化是繁荣和秩序的回归，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的贫穷和失序不复存在。街头斗殴和会议争吵曾经让居民心忧，但现在那些东西都已经消失。当地的纳粹市长叫恩斯特·吉尔曼（Ernst Girmann），他在1933年9月打败了党内对手，开始独掌诺特海姆大权，不受任何民主程序限制。1935年1月通过了一项新法，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赋予地方行政长官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权力。吉尔曼制定了一个详细计划，想要振兴城里的就业市场，他也就此进行了大量有力的宣传工作。但精明的本地商人从来没有将计划付诸实施。其实在纳粹新政对德国经济产生影响之前，当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很多失业人员都从街头被抓进了集中营，或者被送去参加公共建设计划。被帝国劳役团征召的工人参与修建了一些高度醒目的市政改造工程，比如扩展城市公园。他们还被带去重新粉刷城里的一些老房子。[171]
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计划包括修一个纳粹集会场所。这是在森林附近的一个露天剧场，市政府从吉尔曼的一个朋友手中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这片土地。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小城里修了很多新房和新公寓。当时吹嘘得最厉害的计划是要在市郊盖48座新房。虽然30年代初就有人在考虑这一计划，但1932年该计划却由于当地纳粹分子的反对而宣布推迟。只有入党或加入了党的附属机构的雅利安家庭才能搬进去，搬进去的人也都拿了地方党部的补贴。此外，围绕着“战胜失业”的一系列宣传攻势在诺特海姆也取得了成效，大多数人都相信第三帝国确实带来了一次奇迹般的经济复苏。此外，当地的纳粹福利机构非常活跃，经常组织募捐、慈善之夜、“一锅星期日”以及大众慈善集会等活动。这些活动都让市民更加相信，每个人都在努力使德国摆脱经济困境。不过，第三帝国带给小城最重要的好处是军队重新进驻了当地某营房，营房整修工作使诺特海姆的建筑业迎来了一个小高潮。1000名士兵和副官对当地小商店和供应商来说意味着1000个新的消费者。[172]
不过，大区的盖世太保报告指出，即使有了这一切，小城里的前社民党和共产党员仍然没有发生动摇。到了1935年末这伙人仍然拒绝和新政权一条心，他们经常靠嘴搞宣传，传播负面新闻。当地的天主教徒也表现出了敌意，人们依然去犹太人商店购物，幻灭的保守派开始和军队拉关系。吉尔曼曾想彻底打垮城里的路德宗，让小城成为德国第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但是他的行动遭到教士和世俗人群的消极抵抗。为响应国家政策，吉尔曼和学生家长展开私下交流，言语之中暗含威胁，但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借此成功地关掉了镇上的天主教学校。但更高一级的政府当局可不会允许他直接对路德宗信徒施加暴力，他只好让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朝小镇教堂的十字架扔雪球，但并没有什么效果，打击路德宗的行动遂宣告失败。但凡他发现有人不服从，便会加以威胁。开会没能到场或者早退的人，都要遭到他的当面质问。有一次，吉尔曼亲自写信给一个行纳粹礼时没有举起手臂的年轻女性，告诉她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就要受皮肉之苦。在这样的威胁下，当地居民一般都小心翼翼地表示出服从姿态（至少在表面上是）。尽管如此，在度过前几个月的蜜月期之后，小镇对新政权的热情便开始大面积消退。[173]地方党组织发现很难阻止幻灭情绪产生。1935年末，党组织已经失去了劲头，里面的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吉尔曼）已经习惯了舒适生活。一些人甚至变得非常富有，他们拿着高工资，享受着早年战斗的果实。其实在30年代后期，除了在城里修了一些马术设施供自己定期享用，吉尔曼真正干的工作很少。纳粹节日和庆祝变成了空洞的仪式，参加的人多是出于恐惧而非笃信。城里很少发生反犹暴力行动，每次发生时市民一般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明确表示反对；对他们来说，这些暴行是第三帝国当权后应该镇压的一些乱象。1935年后各类有组织抵抗都已经完全被镇压，而在这之前的社民党人如果不再参加反抗运动，一般就会被宽容相待，尽管当局并不情愿。街区监护负责定期拜访每个家庭，在接受冬季援助捐款的同时还负责检查受访对象在政治上的可靠性。若街区内有谁想申请社会福利，想参加镇上各种行会和俱乐部，或者想在政府谋职，看守须就此提交报告，填写一张表格，列出他们参加会议、参与慈善捐款等事务的细节。地方档案馆保存了数千份这样的报告，但1935年之后没有一份报告把人划成政治上不可靠，只有一小阵儿当教会纷争达到高潮时，某些报告之中包含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负面评价，主要针对天主教激进分子。街区监护的很多记录都非常模糊，所含内容意义不大。不过其中一小部分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申请人是否给冬季援助以及类似计划捐了款。如果没有，申请人资料上就会出现一个黑色标记，表示该申请人“自私”“不友爱”。这样的人会给街区监护的工作平添困难，而且街区监护若因此未能完成指定的捐款份额，便有可能遇到麻烦。在极少数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忘记在希特勒生日当天挂旗或行纳粹礼。除此之外城里很少出现其他问题。这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讲小城的政治局面已经稳定下来，多数街区监护只是在完成日常工作，他们希望一切顺利，不要遇到任何麻烦。只要人们在表面上表示服从，即便是把自己的真实信念埋进心里，基层官员也毫不在意。当然，和偏远小城诺特海姆比起来，负责柏林或鲁尔区某个前共产主义大本营的街区监护要更加活跃。但是到1939年德国确实已经处于稳定状态：城市居民无论持有怎样的政治观点，都按要求参加公开仪式，尽管没有多少热情；地方党部小心翼翼地保持现状，避免对人民有过分之举。最后，地方党员只能确保人民的默许和假殷勤，但现实是他们只能这样，而且其他地方的情况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174]
诺特海姆反映了德国其他许多地方的情况。到1939年时，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成了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愿望，即秩序、安全、工作、改善生活质量的可能性、职业发展，这些在魏玛共和国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东西大部分都在第三帝国得以实现，这已经足以使纳粹政权获得人民的默许。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宣传没有明摆着的社会现实有力：纳粹德国最初几年不仅经济稳定，政治也稳定。比如，尽管清洗罗姆的暴力行动是非法的，但多数人表示能够接受，这不是因为人们支持希特勒把谋杀当成政治手段，而是罗姆的冲锋队在之前几个月威胁了社会秩序，除掉罗姆能够恢复秩序。秩序和稳定优先，这是德国社会的广泛共识。纳粹政权认识到了，也接受了这一点，并利用这种共识来巩固政权。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些都是幻觉。但就此时此刻而言，尽管人们可能会因为不满于第三帝国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发出抱怨，但是如果任何抵抗运动想要将此转变为声势更大的反政府活动，那么它可能就是过度自信甚至自负了。[175]
Ⅳ
第三帝国领导层做出的社会承诺确实造成了很深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在30年代初多次赢得选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一直在向民众允诺，声称要克服魏玛共和国的内部分裂，把德国人民重新团结在一个全新的民族和种族共同体之下。在新共同体内部，合作与互助将取代冲突与对立成为主流，阶级差异会消失，德意志种族的利益至高无上。第三帝国成立的头几个月，戈培尔和纳粹领导层精心策划了两个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游行宣传活动，即波茨坦日和劳动节。两个活动的目的都在于展示新德国是如何将普鲁士旧传统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的。1934年1月27日希特勒接受了纳粹剧作家汉斯·约斯特的采访，他声称纳粹主义“把德国看成一个统一体，一个独立存在的有机体”。“在继承资产阶级传统的基础上”，他告诉约斯特，国家社会主义将“展现国家决心，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教条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之后，国家社会主义主张鲜活且具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他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