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纳粹当局歧视少数族群，如同性恋、吉卜赛人、不合群人士、精神病人、残疾人以及非裔德国人等，一开始的目的是纯化德意志种族，为一场征服世界的战争做好准备。为了战争，德国社会要除去长年积累的累赘，也就是那些不会也不能为战备服务的人，其中包括不能参军的人，不能在军械厂辛苦劳动的人，还有那些不能为即将到来的武装冲突磨炼自己的人。这些人都是德国国家和社会的负担，会长期威胁德国的未来。通过将这些人送进监狱，或者从遗传链中剔除（这是同样关键的一招）来消灭他们，政府就可以节省开支，因为德国社会无法从事生产的人口便可因此减少，在纳粹当局眼里，这些人都是要靠共同体中其他人供养的废物。不过德国社会中有一个少数族群，其性质在纳粹当局看来完全不同：他们不是一个让人厌烦的负担，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个族群不仅仅只是蠢笨、低下、退化——当然这些也都是纳粹主义为该族群贴的标签——它还主动参与叛乱活动，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借此颠覆和搞垮一切属于德意志的东西。这个阴谋还不只在国内组织和策划，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能发现它的影子。这个人口不到1%的少数族群就是德国的犹太人。[63]
反犹主义和纳粹种族政策的其他方面联系密切。纳粹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意在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和发生性关系，《防止后代遗传病法》最开始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法律曾被暂时废止，因为政府担心它们可能在国外公共舆论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纳粹政权执政初期，政府的优生学政策主要针对不合群人士、罪犯、吉卜赛人以及同性恋人士，其执行力度要比反犹政策严厉很多。当然，如果有犹太人不小心被划进了其中某个类别，他们的遭遇会比多数人都凄惨。但是，纳粹政权当时并没有仅仅因为某个人是犹太人就把他抓去绝育或阉割。不过，这些政策让纳粹分子发现，他们可以让这些人习惯于国家支持的系统化暴力行为，并借此将其清除掉。事实表明，这些经验在后来纳粹政权的反犹行动趋于激进时非常有用。不过，反犹政策在纳粹德国的实施时前后不同时期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1933年4月7日，德国立法声称要把犹太人清除出文官系统、大学、教师行业、司法系统以及政府资助下的其他机构，此后政府曾暂时在走向反犹主义的道路上刹了一下车。如前文所述，它这么做是因为要清洗暴力激进的褐衫军。同时，它还担心反犹主义行动会给脆弱的经济复苏带来不良影响。它担心4月7日通过的法律和之前获得政府鼓励的抵制犹太人商业的活动会引发外国政府和商业界抗议，继而对经济或外交造成影响。最后，它还急于安抚愈发难以驾驭的保守派同盟，比如，以兴登堡总统为代表的保守派要求曾在前线服役的犹太人士兵得到豁免，不受4月7日法律的影响。[64]
1933年4月7日的法律颁布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在各个机构中施行，但是清洗在1933年底就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反犹主义狂热在领导层的降温招来了党内许多激进分子的不满，至少整个冲锋队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组织抵制当地犹太人商店的活动，于1934年春达到暴力运动的新高潮。6月30日的清洗发生之后，冲锋队的激进活动暂时消停了一会儿。而在年末圣诞节期间，抵制活动又死灰复燃重返巅峰了。此外，地方党组织采取了其他手段排挤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前文已经有所提及，而对此党的领导层也表示支持。[65]1935的春天和夏天，反犹主义暴力行动再次在全国各地爆发。相关的宣传广泛传播，超过之前的任何时候。极具煽动性的反犹主义报纸《冲锋报》在这一年快速崛起。报纸的编辑、弗兰肯纳粹地方领导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和劳工前线达成协议，德国的每一个工厂和工作地点都要摆上这份报纸。此后，《冲锋报》便铺天盖地、无处不在。这份协议直接让施特赖歇尔成了百万富翁——报纸一直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并不属于纳粹埃海尔出版社。[66]此外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报纸新进获取的财富和权力让它可以更大规模地展开宣传，报纸的宣传海报仿佛存在于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除了施特赖歇尔之外，其他一些纳粹地区领导人也经常参加公众集会演讲，高谈阔论，向人们（特别是党员）讲述犹太人的罪恶。在这些之后，还有更为笼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从希特勒《我的奋斗》销量上涨，到党的报纸上经常出现攻击犹太人的言辞。很多地方反犹小组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即党为进一步攻击犹太人开了绿灯。[67]
党的小组和冲锋队之所以在1935年重新点燃了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战火，主要是因为当时纳粹政权愈发不受欢迎了。之前已经提到，尽管1933年纳粹党建立第三帝国之初民众确实曾经欢欣鼓舞，但这种热情在1934年的一系列事件影响下逐渐消退。1934年6月末，希特勒果断采取了行动镇压罗姆“政变”，民众的信心曾经短暂恢复，但很快在年底再次消退。1935年的头几个月，据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以及其他特工组织报告，由于德国的经济状况依然比较惨淡，失业率居高不下，而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则在急剧上升，因而大众的不满情绪突然增加。同时，人们对纳粹政权连续不断地要求赞成、支持和捐助感到厌烦。当时流传着一些谣言和笑话，描述地方和地区的纳粹头目如何腐败。尽管宣传部为了激发民众拥护第三帝国的热情做出了大量努力，但似乎都失败了。[68]而在纳粹运动内部，1934年6—7月间对“二次革命”的打击催生了大量的怨言。褐衫军内部根植着对暴力的渴望，这种渴望需要一个新的发泄口。但除了暴力行动之外，褐衫军如何向自己和党宣示存在呢？毕竟他们本来就是为暴力而生。但是，渴望新出台一项暴力政策的并不限于满腹怨言的褐衫军。纳粹党的视野更为宏观，它明白，它不仅没有维持住更广泛的大众对纳粹政权的热情，实际上连支持自己的那批核心群体都要保不住了。它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不只是纳粹党，很多重要国家部门以及文官系统从1933年中开始就要求禁止犹太族群和非犹太族群之间通婚和发生性关系。它们还要把犹太人打成“特殊公民”，将其清除出德国的经济领域。纳粹党纲第4条明白无误地写着，在第三帝国治下，犹太人将不再是公民。希特勒在早期的一系列会议上和《我的奋斗》中都曾表示，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发生性关系让人作呕。以此为指导原则，其实早在1930年3月，纳粹党的国会代表团就已经试图通过法律禁止种族通婚，而且给出的最高处罚是死刑，但最后没有成功。这些法律条文还会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力范围，将其触手伸入个人生活的最私密领域。此外，关于公民权的新法不只会根据种族身份确定个人享有何等权利，还要参考政治标准，一个人如果太不服管教，也会丧失公民权利。把犹太人赶出德国的经济领域能安抚党的很多中下层支持者，满足他们改善自身处境的强烈渴望。新的反犹主义宣传、恐怖统治和立法可以让大众将自己的悲惨境遇都怪罪到犹太人头上，从而转移大众对政府的不满。[69]
1935年春夏出现的反犹主义活动有很多形式。前文已提到5月冲锋队和党卫队组织的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而这些抵制行动一般都伴随着暴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城镇和乡村交界处竖起了反犹主义标语。严格说来，这些标语都不是新立的，在很多地方（比如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管辖的弗兰肯）标语早就立起来了。但在1935年春夏，出现这些标语的地方开始增多，包括巴伐利亚南部。标语中最常见的口号是，“这里不欢迎犹太人”；有一些表述比较含蓄，“本地对犹太人的需求已经饱和”；还有一些则是赤裸裸的威胁，“犹太人进入此地，后果自负”；或者是诉诸宗教情绪，“犹太人是恶魔的后代”。[70]在包括魏玛在内的一些市级行政区，地方当局禁止犹太人去电影院；在马格德堡，所有电车都在入口处写着，“犹太人勿乘！”马格德堡还禁止犹太人使用市立图书馆。施特拉尔松德的旅馆、餐厅等场所都将犹太人顾客拒之门外。一个社民党特工在8月报告，“不计其数的社区”，其游泳池和公共澡堂都不向犹太人开放。犹太人的墓地和教堂也被亵渎了。一些和犹太人交往的非犹太血统的人被拉出去游街，他们被打成了“败坏种族血统的人”。盖世太保经常把这些人抓进监狱，理由是要保护他们，而且还只有这一次机会。莱茵兰、威斯特法伦、黑森、波美拉尼亚以及东普鲁士的街头气氛都很紧张，很多犹太人居民都不敢再出门了。[71]
像这样的反犹行为不单是受到普遍的反犹主义气氛的鼓动，同时还得到党内一些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有些人认为，”1935年6月30日戈培尔在柏林地区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中讲道，“我们没注意到犹太人又大量出现在街头了。犹太人应该做的是遵守法律待在家里，不要表现得好像他们和我们没什么区别。”7月15日据戈培尔的柏林党报《攻击》报道，三天前一些“惹是生非的犹太人”破坏了一部反犹主义电影的首映式，报纸最后要求党员采取暴力行动：报上声称，犹太人必须“再次感受到我们的力量”。实际上，那场犹太人的“游行”不管是不是真的，都是戈培尔为之后不可避免的暴力行动辩护的说辞。有的党的激进分子在选帝侯大街殴打犹太人，有的把他们赶进附近的酒吧进行殴打。这次事件进一步引发了德国其他地方的暴力抵制行动，反犹行动达到新高潮。
戈培尔不是唯一一位采取这种方式鼓动自己追随者的纳粹领导人。1935年8月30日，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汉堡举行集会。一天前，两卡车的冲锋队员穿过犹太人居住的街道，把火炬扔到路中间，还高叫“让犹太人去死”。集会那天党员得到通知说当天的集会必须参加。集会的广告宣传大张旗鼓，对失业者只收10马克的票钱。最后2万人参加了集会，很多与会者穿着褐衫军、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帝国劳役团等机构的制服。党部别有用心地把他们安置在观众中间，在施特赖歇尔演讲中某些预定的时间引领观众鼓掌。施特赖歇尔的讲话震耳欲聋，他猛烈抨击了国外批评纳粹反犹主义的记者。“我在这里撂下这句话，”他大吼道，“我们想把德国的犹太人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一个听众向布拉格的流亡社民党人报告称，随着演讲深入，施特赖歇尔的演讲越来越淫秽，不仅说数百名德国女性被犹太人强奸了，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那些罪行。他还胡诌道，有一次一个德国女孩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九个月之后小孩出生，“同志们，你们知道躺在婴儿床上的是什么吗？一只猴子！”听到这里，有些听众直接退出了集会。还有一些被帝国劳役团硬拉来的人，这时候早已昏昏欲睡。尽管观众中的普通民众可能对此漠不关心，或者感到厌烦，但是施特赖歇尔的这些口号肯定对信念坚定的纳粹分子产生了影响。德国各地的很多纳粹领导人都在重复类似口号，尽管没有施特赖歇尔那么极端。许多地方和地区领导人对施特赖歇尔主张的反犹行动应该合法化和非暴力化不以为意，认为那只不过是安抚国内外舆论的手段罢了。[72]
Ⅱ
可是，无论是这一波恐怖行动还是同时进行的反天主教行动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纳粹政权的公众支持度并没有多少提升。实际上，反犹行动和反天主教行动正好同时发生，使得很多天主教徒由此对犹太人产生了同情。明斯特的盖世太保汇报说，“针对犹太人采取的措施有些过头了。”而且不管怎么样，天主教徒都对纳粹的观点——种族而非宗教应该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充满敌意。另一份盖世太保报告声称，抵制和愈发猖獗的暴力行动在大众中引发的是“排斥而非赞同”。在曼海姆—内卡劳（Mannheim-Neckarau），小店主甚至和冲锋队爆发了互殴，因为后者想要阻止店主和犹太人零售商做生意。中产阶级对街头秩序的失控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这会在国外舆论中形成负面影响。有些人冷嘲热讽地认为，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纳粹激进分子在排除竞争对手罢了。[73]
一个在巴伐利亚的社民党特工用更加微妙的措辞报告：
大众没有主动支持迫害犹太人。但是，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并非全然失败。种族主义宣传在不知不觉间埋下了种子。人们开始对犹太人产生偏见，很多人心中默默认为，纳粹党徒攻击犹太人是正确的；人们只是反对激化这种攻击。人们在犹太人百货商店购物主要不是为了帮助犹太人，而是为了表明自己对纳粹分子的轻蔑。[74]
纳粹领导层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暴力，但是不少人开始感觉到，不管施特赖歇尔说了什么，暴力行动确实在国际舆论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而这时候纳粹政权仍然需要国外的支持。在1935年8月的最后几周里，褐衫军在布雷斯劳掀起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游行，在游行过程中还打了市里的瑞典领事。而在此前，戈林、博尔曼和赫斯曾代表希特勒于7月末以及8月初事先通知警察，必须制止未经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行动。戈林告诉盖世太保，处理犹太人问题的相关规范很快就会出台，但实际上这些都八字还没一撇。其实从1934年7月开始，内政部和司法部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出台一部管理公民和种族间性关系的法律遇到的阻碍太大，讨论一直没什么进展。不过1935年5月21日德国却通过了一部新的《国防法》（Defence Law），里面有条款禁止德国士兵和543非雅利安女性进行“种间通婚”。地方上的婚姻登记处则开始拒绝“种间通婚”申请，理由越来越五花八门。7月19日，司法部和内政部的代表提议立法，想要完全禁止类似婚姻。由于当时发生了针对种族叛徒的大量袭击，盖世太保掀起了抓捕种族叛徒的行动，相关立法变得日益迫切。1935年5月新出台了一部规范外国人申请公民权的法律，将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排除在外。于是看起来各个部门已经就法律行动达成了共识。到了9月初，随着地方和地区党组织也明白过来，反犹暴力的浪潮终于开始消退，虽然并没有完全结束。[75]
而到了9月9日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年度集会时，党政官员不仅仅已经知悉政府将要出台一部关于公民权的新法，而且还想出了相当数量的具体提案。恰巧在这个时候，一个曾经扯掉德国船只上纳粹卐字标志的纽约码头工人被美国法官释放，法官还发出了一份长篇声明，公开否定纳粹主义及其主要活动。希特勒对此非常生气，决定宣布将卐字旗作为德国国旗。1935年9月11日，他在集会中告诉纳粹分子们，莫斯科最近召开了共产国际大会，在国际范围内向法西斯主义宣战，所以现在是时候解决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了，而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犹太人阴谋的产物。9月15日，也就是集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在纽伦堡召集国会，他这时候已经可以对国会招之即来，这说明国会现在已经非常不重要了。希特勒以这次国会为契机，打算一次性宣布有关公民权、种族通婚和国旗法的新法。
在和内政部官员匆忙磋商，并在最后一刻合作完成法律草案细节之后，希特勒于1935年9月15日正式推出了相关法律。他说，德国的犹太人正在利用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制造麻烦。“最近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激烈的抱怨，指责该民族中一些个体成员的挑衅行为”，他宣布，犹太人的挑衅行动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必须给予坚决回击，否则“愤怒的德国人民会展开自主但后果不可控制的反击”。这里既有纳粹式的谎言和威胁，也有纳粹式的保证：新法将提供“一次性的世俗解决方案”。[76]
希特勒把解释法律细节的工作交给戈林，而戈林在国会的讲话证明他的反犹主义情绪丝毫不逊色于戈培尔、施特赖歇尔以及元首本人。他告诉身穿灰色制服的国会代表，纳粹卐字是“我们为了种族自我奋斗的标志，它象征着我们针对犹太破坏者展开的斗争”。当“一个厚颜无耻的犹太人”，带着对德国的“没有底线的恨”，在纽约侮辱了卐字标志之后，整个德国都受到了羞辱。因此，不能任由犹太人嚣张放肆。新法实际上还走得更远，它要保护所谓德国血统不被犹太人和其他异族污染。他宣布：
［新法］代表了对日耳曼精神力量和好运的信心。我们知道，污染了血统就是污染了民族的基因。由于被污染，我们自己——德意志民族——不得不承受苦难。而追根溯源，德国腐朽的源头在于基因污染。所以现在我们必须重新与始自灰暗史前史的遗传链建立联系……保证种族的纯正血统永不生病、永不腐烂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更是人民自己的责任。[77]议会自然是一致欢呼通过了三部法律，第二天，各大日报在显著位置全文刊出了这些新法。但是新法的内容可能并不都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直接。[78]《帝国公民法》针对“第三帝国的公民”给出了一个专门的定义：具备“日耳曼或日耳曼同族血统”的人。同时它还宣布，只有那些“准备通过行动表现他有意愿并且适合为德意志民族和德国忠心服务的人”才能成为帝国公民。只有帝国公民才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其他所有人，特别是犹太人，但也包括政府所有的潜在敌人，甚至还包括那对政府政策没有热情、默默远离政府的人，只是“国家的臣民”。他们“对国家负有义务”，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帝国公民法》（Reich Citizenship Law）的实施细节则交给了内政部和赫斯办公室一起完成。而内政部的两个官员威廉·施图克特（Wilhelm Stuckart）博士和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博士及时就具体条款给出了解释，并且列出了其潜在影响。在仅仅两星期之内，内政部长弗里克就下令将文职系统中其余有犹太血统的官员全部解职，此前这些人曾借1933年4月7日的《文官系统法》中的一些特殊条款保留了职位。
但是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算是犹太人呢？弗里克的命令适用于祖辈四人中有三人是犹太人的人（3/4犹太人），而祖辈是否是犹太人取决于是否信仰犹太教。根据当时一些估算（这些估算差异很大），1935年的德国有5万名本人或父母已经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2000名已经改宗的3/4犹太人。前几十年，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高通婚率导致当时已经有7万到7.5万人的祖辈有两个犹太人，12.5万到13万人的祖辈有一个犹太人，而且其中许多人都和非犹太人结了婚。还有2万名符合纳粹分子分类标准的“完全犹太人”和非犹太族群通婚，其中许多还有了孩子。1939年根据纳粹政权自己的估算，在大德意志帝国（这时已经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Sudetenland］）一共有20454起种族通婚案例。该调查第一次按种族标准定义犹太人，还算出在以前的德意志帝国内部一共有52005名半犹太人，32669名1/4犹太人。而在被定义为混血的人群中，超过90%都是基督徒。但是所有的种族主义立法都有一个特点：一个细节上的问题就可能毁掉整部法律。其实在这种状况下，要就谁是犹太人谁不是达成严格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是纳粹立法者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意识形态悖论：是犹太人血统中带有的毒素太强，在德意志血统中掺了一点就足以把德意志人变成犹太人呢？还是德意志血统本身虽然非常强健，足以克服各种污染，但就是无法克服遗传中的犹太要素呢？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有合理的回答，因为它们的大前提就是错的。所以，纳粹政权就混血德意志人和种间婚姻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完全是任意专断的。[79]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与种族划分有关的细节问题让文职官员非常忙碌，他们不停开会，不停写备忘录。一些更加谨慎的官员警告称，如果将半犹太人也算作纯种犹太人，会把很大一批之前忠心的德国人变成纳粹主义的内部敌人。这些建言取得了一些成效。在1935年11月14日发布的一个补充命令中，这些半犹太人被划作一等混血。但信奉犹太教或者和一个纯种犹太人结婚的人除外，这些人也被算作纯种犹太人（官方术语为Geltungsjuden），待遇与之完全相同。祖辈中只有一位纯种犹太人的被归为二等混血。还有一些条款专门针对非婚生子，或于1935年纽伦堡法案出台后出生的孩子（这个时候他们很可能被划作纯种犹太人）。立法者意识到有的措施非常武断，于是又引入了一个最终条款：希特勒可以借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出赦免令。他在合适的时候确实这么做过，或者其他人以他的名义发出过赦免令——只要开具一份《德意志血统证明》（Declaration of German Blood），经希特勒签字盖章就行。此外，所有当局必须建立犹太人世系，上面要写清楚某人的祖辈是否信奉犹太教。纳粹明明声称要按种族和血统的科学标准来划分犹太人和德意志人，这里却又把宗教因素牵扯进来，真是太荒唐了。这样一来，谱系学家突然在德国成了最受青睐的专家，所有的德国人都去教区登记处或者其他一些来源寻找足以证明自己种族纯净的证据，放到所谓的“祖先证明”（Ahnennachweis）里，这份文件在当时已经成为在文官系统乃至其他任何地方找工作的必需了。[80]
Ⅲ
不过在报纸上，纽伦堡法案被宣传成稳定局面的措施，能够帮助德国犹太人群体安顿下来，过自己的生活。戈培尔的宣传部非常小心，不让媒体发出一些宣扬胜利或者太过得意的文章，特别不准“主流文章以‘放手去做’的口吻讲话”。[81]但是实际上，纽伦堡法案为进一步大规模歧视任何被算作犹太人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在1935年11月14日通过法案两周之后，希特勒取消了防止“扩大化”
的条款（即为维护德意志血统纯净实行的措施施行范围不可超过法定人群），且取消行为自法案通过之日而非取消当日起生效。希特勒的做法使非政府组织获得有效授权，可以用雅利安人条款对付自己的犹太人和混血成员和员工。后来德国又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犹太人进入国家控制的行业。祖辈中有两个是犹太人的人现在需要从一个名为保护德意志血统帝国委员会的机构获得正式许可才能和一个非犹太族群的人结婚。但是因为该委员会的党代表一直投票反对这类申请，委员会于1936年宣告解散，申请审批的权力落到了一个单独的官员手中。混种人仍然可以上学，也没有禁令不让他们和非犹太族群的人发生性关系或其他类型的关系。他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仍然相对自由。对男性来说这些方面还包括军事服役。陆军领导层自然注意到，如果禁止混血种族的人服兵役，那么军队将损失数千人的潜在兵力。内政部的一位官员在1935年4月3日写给希特勒的军事副手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的信中估计，现在全国大概有15万半犹太人和1/4犹太人处于服役年龄。这个被严重夸大的数字进一步加深了陆军的担忧。[82]
陆军领导层当然有理由担忧。1935年末，陆军已经清洗了所有剩下的纯种犹太人官兵。1936年夏初，陆军和希特勒达成协定，半犹太人和1/4犹太人可以服兵役，但不能担任军队领导职务，除非希特勒亲自下令特别豁免。纳粹党的谱系调查办公室向军方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说明哪些军官不是“纯种雅利安人”，应该被撤职。但是，1936—1937年的德国高级军官仍然讨厌政府干涉军队事务，对此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要搞清楚成千上万人的族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些军官成功将自己的部分犹太人血统隐瞒到了二战爆发，有的甚至藏得更久。当然，军方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他们是不是好的士兵、水手或空军飞行员。[83]
军方的态度准确反映了1935年后许多带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地位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但是总的来说，犹太德意志混血人，甚至包括犹太人在内，他们某种程度上似乎都松了一口气（纽伦堡法案通过），因为他们的处境中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消失了，前几个月的反犹暴力行动也将告一段落。可以理解，党内激进分子非常欢迎纽伦堡法案，将其看作从德国社会中完全清除犹太人的关键一步。不过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和社民党人都注意到了社会上对纽伦堡法案的敌意和批评，甚至连那些平时一般并不亲近犹太人的族群也对法案并不感兴趣。据说巴列丁奈特有4/5的人都不同意纽伦堡法案，工人阶级几乎是团结一致地拒绝纳粹的反犹主义，而小资产阶级不喜欢法案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国外又会掀起抵制德国货的浪潮。不过社民党人也承认，多数人都被刚过去那个夏天的暴力行动和围绕纽伦堡法案展开的宣传吓到了，他们再也不敢光顾犹太人商店了。就德国人民的反应来看，冷漠和被动占了绝大多数。[84]
渐渐地，永不停息的暴力行动、对纳粹政策无休无止的宣传和立法支持终于取得了效果。一个社民党人在1936年1月从柏林报告：
反犹行动对人民的想法不是没有影响。尽管非常缓慢，但人们开始接受以前坚决拒绝的一些观念。人们读《冲锋报》最开始是出于好奇，但最后确实受了一些影响。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德国人民还是相当了不起的。尽管反犹运动搞了这么多年，犹太人仍然能够住在德国。如果德国人民不是天性良善的话，纳粹宣传会让犹太人在街上被打死……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下结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确使德国人民和犹太人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隔阂，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犹太人是另一个种族。[85]
是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喜欢的犹太人非常友善，就像一个新教徒也可以对一个天主教徒非常友善一样。不过，没有人会在意识形态上对天主教徒抱有敌意，但是却有人对犹太人怀有相当大的敌意……当你听到政府说民族所有的困难都是犹太人造成的，犹太人天生反叛，犹太人血统不纯净，等等，你会想到老赫尔·莱维（Herr Lewy）或罗泽尔·科恩（Rosel Cohn）。而我想到的都是魔鬼，想到的是抽象的犹太人。当我听说犹太人丢掉工作，被从家中赶出来，关进犹太人聚居区时，我会自动避开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或者老莱维身上这种想法。只有抽象的犹太人才会被审判，被“无害化”。[86]
但是在马施曼加入纳粹德国女生联盟之后，她觉得有必要和自己的犹太人同学“公开决裂”，那是“我的责任，因为二者只能取一：要么有犹太人朋友，要么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战士”。[87]
马施曼经常接触反犹宣传，后来她回忆说她和她的中上阶层朋友都认为宣传内容很粗俗，认为犹太人杀人祭神等犯罪行为的说法非常可笑。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们看不起《冲锋报》这种满是丑闻的反犹主义传单。但是，尽管马施曼自己没有参加暴力行动和抵制行动，她却认为这些行动是正当的。她告诉自己：“犹太人是新德国的敌人……如果犹太人在全世界到处散播对我们的仇恨，那他们也必须知道他们也有人在我们手上。”后来，她刻意将自己在街头看到的那些暴力行为压抑在了记忆中，“在那几年里，面对类似事件，我越来越善于像这样快速调整自己。这是唯一的办法。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要阻止自己怀疑当前发生的事情的正确性。”[88]像这样将纳粹暴力行动合理化和道德化一定也在很多其他人身上发生过。
Ⅳ
从1935年9月开始，反犹主义在德国成为主导个人以及公共生活的准则之一。一开始反犹主义还只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圣物”，慢慢地它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地侵蚀德国社会。整个文官系统都开始执行纽伦堡法案和其他类似法律。法官、检察官、警察、盖世太保等司法和执法人员开始花更多的时间执行反犹法律。市议会和议会在图书馆、游泳池等市属机构的员工执行起反犹措施。旅店老板、小店主（很多人为了自保，都在店外挂出标识，称自己是“纯种雅利安生意人”）、商人、实业家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注意到了反犹主义法律的存在，也都毫不犹豫地表示顺从。当然，根据社民党的秘密报告，德国不少个体地主和餐厅老板只是被迫挂出了禁止犹太人顾客进入的标识，但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认真执行。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改变还是产生了一定效果。当时犹太人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已经愈发边缘化，而纽伦堡法案在把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清除的道路上又迈进了重要一步。1935年9月之后，犹太人的边缘化更甚于以前了。[89]
1935年纳粹党纽伦堡集会推出的第三部法律，即《保护德意志血统和荣誉法》（Protection of German Blood and German Honour）意义重大。在所有使纳粹主义的魔爪深入人民私生活领域的法律中，这部法律可能最为重要。它禁止犹太人和德意志人或“德意志人的亲缘血统”结婚，同时也禁止《帝国公民法》定义的这两类人发生婚外性行为。犹太人不能雇佣45岁以下的德意志女性担任家政服务人员，这明显是在暗示《冲锋报》经常登载的那种无中生有的性关系。这些法律由常规法庭执行，相关案件都被归为一类，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即“种族玷污”（Rassenschande，字面意思是“种族耻辱”或“种族羞耻”）。由于这类案子本身的特性之故，它们很难辨别，相关诉讼从一开始就严重依赖邻居、熟人，有时还包括相关家庭成员的举报。从1936年到1939年，按纽伦堡法案的判定标准，德国每年有420人因种族玷污而被起诉，其中2/3都是犹太人男性。在盖世太保和帝国司法部的持续施压下，法院变得越来越严厉，比如在1938年，汉堡地区法院宣判的多数种族玷污案，其案犯都曾被长时间拘押于重刑犯监狱而不是普通监狱。非法性关系的定义不断被扩大，最后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几乎所有类型的身体接触都被囊括在内，连传统社交中的拥抱礼和亲吻礼都被算在里面。[90]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之后，那一年余下的几个月仅有11起种族犯罪，而在该法实施的第一年，即1936年，这个数字跳到了358，1937年涨到了512，1938年跌到434，1939年是365，1940年是231。案件数量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犹太年轻人和中年人移民国外。当然法律的威慑效应也可能有影响，毕竟判决变得越来越严厉了。[91]
在监狱里，这些罪犯经常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被看守虐待。在某些监狱，他们还时常饿肚子，甚至连他们在监狱里的良好表现都经常被视为“即便是居于弱势时也懂得如何服从，这是典型的犹太人特征”（一个巴伐利亚监狱官员在1939年的记录）。“这种对犹太人的憎恨让我吃了太多的苦，”一位年轻的犹太囚犯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有个监狱官员叫我摩西，可他清楚地知道我到底叫什么。……还有一个在午饭时间骂我是烦人的犹太猪。”他的这封信在1938年6月被监狱当局没收。犹太人的苦难远未结束。1938年3月8日帝国司法部一声令下，因种族玷污罪被关进监狱的犹太人在服完刑之后又被盖世太保抓起来关进集中营。[92]在那里，他们频繁地因为自己犯罪的性质被挑出来。曾受过良好教育的20岁中产阶级犹太人尤利乌斯·迈尔（Julius Meier）因为邻居举报他和家里的非犹太家政人员举止亲密而被捕入狱，服刑两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营里的医生挑出来做阉割手术，但因为迈尔的移民手续就快办好了，所以他拒绝签署同意书。于是党卫队警卫在医生的命令下不停揍他的脸，踢他，把他打伤之后还拒绝治疗他，并把他送到禁闭室关了12天。迈尔的父母利用家里的关系办好了他的移民手续，还从党卫队总部要到命令——但不是释放命令，而是撤销阉割手术的命令。因此电报不是发到了集中营长官那里，不然迈尔就会被立刻释放了，而是发到了集中营医生那里。但这时医生必定不会让迈尔得偿所愿，因为这关乎医生自己的脸面：医生下令把迈尔送回禁闭室，并让一名党卫队警卫杀害了他。[93]
法律提供了很多骚扰和迫害德国犹太人（特别是男性）的新机会。1935年12月，一名43岁的犹太职员因种族玷污罪被判入狱一年零三个月。当时他已经和自己的非犹太人妻子生活了一年，并且有了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但是迫害犹太人的借口通常都非常单薄。比如在巴特迪克海姆（Bad Dürkheim），一个名叫赫尔曼·鲍姆（Hermann Baum）的66岁犹太男性在1935年11月被判入狱一年，因为一个15岁女孩作证说他试图亲吻她。盖世太保还要求在犹太人家里工作的家政员工必须辞职。他们不停地提诱导性的问题（“他有时候会碰你的肩膀，是不是？”），希望找借口抓人。如果这些家政员工拒绝控告自己的主人，盖世太保便会威胁送他们去监狱。[94]1935年11月，一个叫路德维希·亚伯拉罕松（Ludwig Abrahamson）的50岁犹太商人被人向盖世太保检举，说他和一个名叫威廉明娜·科尔特（Wilhelmina Kohrt）的非犹太员工发生性关系。在审问中他承认自己对她曾经有过特殊关注，但鉴于盖世太保取得口供的手段，供认的真实性应该存疑。他后来被判入狱两年。从监狱获释之后他又被盖世太保抓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提供准备移民的证据之后，1938年10月6日亚伯拉罕松安全获释。另553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例子是汉内洛蕾·克里格（Hannelore Krieger），她是一家酒精饮料生产厂的员工。1938年4月，克里格被匿名举报和自己的老板尤利乌斯·罗森海姆（Julius Rosenheim）发生了性关系。她说，他要求她提供有偿性服务，但是在审判中她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在1934年已经终止了（那时候纽伦堡法案还未通过）。法庭最后宣告二人无罪，但是盖世太保还是在审判结束后逮捕了罗森海姆，把他扔进了集中营。[95]
倘若克里格的行为还只是涉嫌卖淫，那么真正的妓女如果为犹太客户服务，就特别容易被充满敌意的邻居举报。1938年9月之后，和非犹太人忠诚相恋的犹太男女为了掩藏这份关系都极度小心，但他们中间很多人不可避免地成了爱窥探别人隐私的邻居以及狂热纳粹探子的牺牲品。慢慢地，一些人开始仅仅因为“对犹太人友好”而被举报：不小心告诉人说自己的旅馆仍然欢迎犹太人的旅店老板，和犹太人维持完全与性无关的友谊的德国人，甚至连在街头和犹太人握手的非犹太人都不能幸免。有时候，这类行为可能象征着对纳粹反犹主义的反抗，但更多的时候是对官方规定的漠不关心，人们只是在延续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罢了。很多类似的举报都是瞎举报，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举报又并非无关紧要；瞎举报和坐实的举报共同在德国制造了一种氛围，使德国人逐渐切断了和犹太人朋友和熟人之间的联系，梅利塔·马施曼就是典型的例子。盖世太保和其他各种执法机构一起突破了纽伦堡法案的限制，积极处理收到的所有举报（不管是多么琐碎、多么自私自利的举报），由此一点一点地打破了德国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几十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复杂社会联系。它们还获得了党的机构全方位的支持，从最下层的街区监护往上，这些机构都同样致力于斩断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96]
但有时候街区监护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雷蒙德·普雷策尔（Raimund Pretzel）是一名年轻的律师，同时又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记者。他在1934年从巴黎回德国的旅途中遇到了自己的伴侣，一位犹太女性。普雷策尔最初离开德国的原因是他不喜欢第三帝国的压迫政策和种族主义，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女生。而当她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之后，他回到了德国，靠给报纸和杂志的艺术版面写一些非政治性的文章挣钱。他的新伴侣由于种族原因被迫从图书馆离职，她的婚姻也刚刚破裂。她的儿子名叫彼得，金发蓝眼，他的照片甚至被当作雅利安男孩的理想形象。当普雷策尔搬进她的公寓之后，他们实际上违反了纽伦堡法案，但是街区监护很喜欢这一家人，保护着他们免遭侵害。然而，1938年她怀孕了，两人被检举的风险实在太大。她带着彼得去了移民署，拿到许可想要去英格兰找她的兄弟。普雷策尔自己也单独拿到了前往英格兰的许可，理由是他要写一系列有关英伦生活的文章。因为在英国滞留不归，他引起了英国当局的怀疑，而且生活入不敷出十分困难，但后来塞克和瓦尔堡出版社（Secker and Warburg）老总弗雷德里克·瓦尔堡（Frederic Warburg）救了他：瓦尔堡对他给一本书写的摘要印象深刻，决定给他提供一份工作合同。这样英国内政部满意了，普雷策尔的签证得以延期一年。此时，他已经娶了自己的伴侣，还有了一个儿子。不过，他们二人的未来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一如这个时期选择从德国移民的好几千人一样。[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