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尤其对犹太人而言，如果他们年纪尚轻，能够在国外重新开始打拼，并且拥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他们就会选择从德国移民。这不是什么自愿或自主行为；这是逃亡，逃离形势已经恶化到完全无法忍受的德国。我们不知道那些年有多少犹太人离开了德国。我们仅有的是官方数据，而官方数据仍然只依照宗教标准划分犹太人。鉴于1933年之前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比例很高，在离开德国的人中至少有10%可能被官方数据遗漏，这些人虽不信仰犹太教，却被纳粹官方划为了犹太人。根据官方数据，1933年德国有43.7万人信仰犹太教。而到了193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大约35万人。1933年，有3.7万犹太教徒离开了德国，促使他们离开的是4月1日的抵制行动和4月7日通过的法律。1934年没有发生类似的行动或通过类似的法律，那一年移民的人数下降到了2.3万。接下来几年这个数字仍然相对较低，1935年是2.1万人，1936年是2.5万，1937年是2.3万。作为欧洲人，从德国移民的犹太人多数选择待在欧洲大陆的另一个国家，1933年的犹太移民里有73%留在了欧洲，只有8%远赴海外，去了美国一类的地方。1933年，尽管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对较弱，但仍有不少于19%的犹太人选择定居巴勒斯坦，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总计有5.2万名德国犹太人去了那里。这个数字之所以高得离谱，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代表与纳粹当局在1933年8月27日签署了《哈瓦拉转移协议》（Haavara Transfer Agreement）。这份协议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支持，同时帝国经济部允许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时带走相当一部分的财产——总计带走了1.4马克——而那些要去往其他国家的必须要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不少财产。[98]
地图13 犹太人向海外的移民（1933—1938年）
纳粹党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把犹太复国运动当成犹太人世界性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自诩的使命就是和犹太人的阴谋做斗争。另一方面，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可以减轻国际上对德国反犹主义政策的批评。此外更关键的一点是，纳粹政权那些年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最好还要赶出欧洲。虽然纳粹分子对待犹太人相当残暴，但他们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想过要灭绝德国的所有犹太人。在纳粹党看来，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将是一个更强大的德国，能够征服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纳粹政权才会开始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他们眼中的犹太人问题。而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如果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势力得到加强，他们就乐意与纳粹分子达成协议。德国的犹太人会带来急需的技能和经验，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认为德国犹太人能够带来投资资本。《哈瓦拉转移协议》在为这些安排提供正式保障的同时，作为回报，还规定巴勒斯坦要对德出口橘子等德国急需的物产。因此，双方都把他们之间的合作视为权宜之计。但是这一协议在纳粹政权中引发了争议，且矛盾越闹越大，最终导致党卫队保安处于1935年成立了犹太人事务部。作为党卫队保安处的主要部门之一，事务部由一群倾向日益激进的青年军官领导，其中包括迪特尔·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特奥多尔·丹内克尔（Theodor Dannecker）和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这些人越来越担心鼓励犹太人去巴勒斯坦会加速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犹太政权，从长远看这对德国非常危险，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99]
地图14 德国犹太人向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1933—1938年）
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歧视——以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运动和之后的《文官系统法》为代表——并非一无是处。这些迫害和歧视将内部分歧严重的德国犹太人团结了起来。早在1932年反犹主义攻击即将来临之际，各地的犹太人协会就已经决定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组织，该组织于1933年2月12日正式成立。但是除了示威反对之外，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做，纳粹政权说他们是抵制德国商品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但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在1933年9月，这个组织与包括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内的其他势力建立了一个名为“德国犹太人帝国代表会”的保护性组织，由柏林的犹太拉比莱奥·贝克（Leo Baeck）担任主席。它的目标是在新德国重新组织和保卫犹太人的生活。它的领导层主张和纳粹当局对话，也许还希望和政府达成类似后者和天主教定的那种协议。他们强调，很多犹太人在一战中坚持爱国主义，为德国服务。犹太人也和普通德国人一样，相信纳粹夺权过程中出现的暴力将很快消失，政局也将更加稳定有序。贝克甚至支持要整理出一套翔实的档案，梳理犹太人对德国的贡献。
但是这份档案还未出版就被禁了。[100]后来随着德国对犹太人的财政处罚日益加重，犹太人的生意日益雅利安化，以及政府收紧了对货币和动产外流的限制，德国犹太人开始意识到想要在其他国家获得难民身份越来越难，因为那些国家的政府不想要会给本国的福利体系增加负担的移民。甚至连筹集离开德国的旅费都成了问题。更加糟糕的是，德国的犹太人中已经退休和面临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而仍在工龄的犹太移民在当地特别遭恨，因为很多国家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移民接收国的犹太人组织竭尽全力帮助他们的同胞，为他们提供资金，寻找工作机会，协调办理签证等。但它们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十分有限。此外，它们也怕在本国激起反犹主义情绪。[101]
1938年7月6日，国际社会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小镇埃维安（Evian）召开了共有32个国家参加的会议。鉴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驱逐，这次会议本希望就接收犹太人达成一些一般性共识。然而，会议十分谨慎，以免刺激德国，因为那时候的国际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德国政府没有派人参加，宣称犹太人移民是德国的内政问题。但是在会上，各个国家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明确表示，不会放松自己的难民政策；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它们还会收紧政策。英国和欧洲国家以中转国自居，犹太人只能迅速借道移民去海外更远的地方。当时许多国家都有反犹主义思潮，还说什么本国不能被“外来”文化“淹没”，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削弱了其他国家接收犹太人的意愿。[102]
当时的形势也为腐败的德国官员提供了新的谋利机会。他们在把橡皮图章盖到申请移民者的文件上之前，经常索取贿赂要钱要物。而自从法律规定移民必须把所有东西都留下净身出国之后，这对想要谋利的官员吸引力就更大了。有一个犹太人在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后，一个官员曾如此向他索取贿赂：
“你移民的时候得意思意思，懂吗？”我对他说，他得告诉我想要什么，然后我才能看看自己能做什么。几个小时之后，我正在家里享用晚餐，门铃响了，来人正是那个官员，穿着他的制服，外面披着一件大衣。我打开门，对他的到来感到很惊讶。他说他只是来告诉我自己非常想要一张桌子，以及一块宽2米、长3米的地毯。后来，我们果然很快拿到了移民许可，效率惊人。[103]
后来德国为了解决货币以及其他问题，盖世太保甚至还组织了非法的犹太人移民。他们特许一些船沿着多瑙河经黑海前往巴勒斯坦。可以想见，他们的收费非常之高，每张票的价格十分离谱。[104]
Ⅱ
那些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则由犹太人团体的领导层组织了新的机构进行管理，试图缓解紧张局势。1933年4月13日，援助和重建委员会成立，而之前在3月份他们还成立了功能类似的犹太人经济援助中央机构。这些组织为处于经济困境中的犹太人提供资金，为失业的人重新找工作，为想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人提供再就业培训课程，尽管里面很多人后来还是选择了移民。同时，犹太人组织也开始为想要移民的同胞提供越来越多的物流和行政服务，有时是财政上的援助。直到1938年，犹太人仍能够享受公共福利。因此，在帮助那些真正陷入绝境的人时，犹太人福利组织仍然只是起补充作用，不能完全替代；不过，随着犹太人团体日渐贫困，慈善组织的工作变得愈发重要。[105]
隔离对犹太人儿童影响特别大。德国的儿童从7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一直持续到14岁。而在1933年，7岁到14岁的犹太人儿童有6万人。同时在中学里面还有一批犹太人学生。而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特别是怀小孩和养小孩的犹太人移民）使年龄在6岁到25岁之间的犹太人数量从1933年的11.7万人下降到了1938年的6万人。纳粹政权想在德国的学校中清除犹太人，犹太人儿童一直面临着纳粹党内部各个组织一齐施加的压力。1933年4月25日，德国通过了《抑制德国学校和大学学生过剩法》。新法和后来实施新法的命令一起，给学校招收非雅利安人儿童设置了上限：最多不超过1.5%。同时，纳粹学生联盟强烈的敌视态度在短时间内就迫使很多犹太人学生离开大学。1933年秋，大学里面一共只有590个犹太人，而前一年夏天还有3950人。一些狂热纳粹教师的敌意和希特勒青年团激进分子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成为将犹太人儿童赶出学校的重要因素。比如在符腾堡，11%的犹太人学生迫于法律规定放弃了中学学业，其中大约58%是由于一些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敌意。学校里面逼迫犹太人退学的压力非常大，甚至连教育部长鲁斯特都在1933年5月出声抱怨，在7月份又重申了他的谴责态度。
在一些学校里面，犹太人儿童在教室里必须坐在一条特殊的“犹太人长凳”上，并被禁止听德语课。自己的老师说犹太人是罪犯和叛徒时，他们也只能听着。他们不能参加庆典、节日、音乐会以及话剧。一些老师故意羞辱他们，给他们的作业打低分。当然，不同的学校间反犹气氛差异很大。在一些工人阶级地区，非犹太人学生和自己的犹太人同学亲密无间，而在德国的一些小镇，学校里的一些流氓让犹太人学生过得十分悲惨，他们担心自己被打，永远处于恐惧之中。在如此压力之下，普鲁士公立中学犹太人儿童的数量从1932年5月的1.5万人下降到了1935年5月的7000人，1936年只有刚过4000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数据低估了犹太人学生数量下降的幅度，因为数据只涉及父母信仰犹太教的孩子，不包括那些被纳粹政权按种族标准划成犹太人的孩子。到1938年，普鲁士公立中学只有1%的学生是犹太人，而从该年1月开始这些年轻人被官方禁止参加一般的大学入学考试。在那一年底，剩余的犹太人学生也都被赶出学校。[106]
因为被德国公立学校驱逐，犹太人学生急需犹太人团体提供替代性的教育服务。在1933年，有一定积累的犹太人中产阶级是看不起德国的犹太人学校的。很多人认为那些学校教育质量太低，而且和他们持不同的宗教立场。对于很多已经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而言尤其如此：他们突然被政府又按种族标准划成了犹太人，然后被扔进了一个他们以前极力与之划清界限的群体。许多地方的犹太人团体根本就没有教育设施。一些关心孩子的父母鉴于自己的孩子在德国公立学校受到敌视和孤立，主动挑起大梁为犹太人提供替代教育。到了1935年，犹太人中有小学适龄儿童3万人，其中超过一半就读于犹太人共同体学校，这些学校多由犹太人组织资助。但这些共同体学校很难找到合格的老师，一个班规模通常很大（每个班至少50人），却挤在狭小而简陋的教学空间里。有着不同背景、能力和受教育水平的儿童突然被聚在了一起，中学尤其如此。上学路线和交通成了很多父母和孩子的主要问题。学校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正统的、自由世俗的、左派的、右派的，相互之间吵得不可开交。他们经常因课程安排发生争执。不过这些争吵渐渐沉寂了下去，因为德国内部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压制让它们变得无足轻重。到了1937年初，德国已经有167所犹太人学校，接纳了全国3.9万犹太学生中的2.4万人。移民使得犹太人学生数量迅速下降，到了1939年10月，德国的犹太人学生数量已经不到1万人，同时大量犹太人学校也已经关门了。这些学校的最大成就也许在于，它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教育环境，使他们不必为种族仇恨、军国主义以及残酷的身体训练等当时主宰德国绝大多数学校的价值观所影响。[107]
犹太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在其他方面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在1933年犹太人被驱逐出主流体育俱乐部之后，犹太男女运动员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到1934年其成员数量已经不低于3.5万人。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柏林城市歌剧院前副院长、犹太人库尔特·辛格（Kurt Singer）建立了犹太文化联盟，里面大约有8000名犹太艺术家、音乐家、表演家以及作家，他们只为犹太人团体服务。最终有18万犹太人加入了文化联盟享受到了这一服务。联盟的建立还获得了赫尔曼·戈林的官方许可。在纳粹政权看来，犹太人文化联盟这种组织值得鼓励，首先它标志着犹太人的文化生活在德国已经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同时这也是做个姿态，向其他德国人显示犹太人并没有被禁止写作、绘画和表演。不过辛格很快就被晾在一边，文化联盟在其存在的绝大部分日子里都由一个纳粹分子即汉斯·欣克尔（Hans Hinkel）掌权。欣克尔在戈林的支持下负责清洗普鲁士文化机构中的犹太人，所以在戈林看来欣克尔自然也应该执掌文化联盟。不久，欣克尔就开始禁止文化联盟及其成员演奏德国作品，从中世纪和浪漫主义的德国剧作开始，一直到席勒（1934年）和歌德（1936年）。犹太音乐家被禁止演奏里夏德·瓦格纳和里夏德·施特劳斯的音乐，1937年这个名单中加入了贝多芬，1938年又加入了莫扎特。[108]
仅仅在1933年到1934年之间，联盟就上演了69场歌剧和117场音乐会。尽管联盟的一些领导人将这些活动视为展示犹太表演艺术家对德国文化生活贡献的机会，但是更多的人意识到这其实证明了犹太人文化在德国正被日益边缘化。而纳粹当局通过逐步限制文化联盟的职权，将其无情地逼到了一种十分悲惨的境地，使它只能提供所谓的犹太文化，观众也仅限于犹太人。德国犹太人的文化边缘化于1938年11月10日宣告完成，在那一天犹太人被正式禁止进入剧院、电影院、音乐会、讲座、马戏团、酒店、舞会、展览、画展参加文化活动。之后，所有的犹太文化机构都在1939年1月1日编入集中管理的犹太文化联盟，一些残存的犹太出版社也被纳入。可以展现给犹太观众的东西很多，包括一些被纳粹党查禁的犹太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犹太画家和犹太作家分别组织了画展和朗诵会。非犹太血统的德国人被禁止参加这些活动。但是，即便不是绝大多数人，也有许多人在怀疑是不是真有一个什么特殊的“犹太—德国”文化独立于所谓的“非犹太—德国”文化。其实绝大多数犹太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他们就是把自己当成德国人。[109]
矛盾的是，也许有许多犹太人对文化边缘化感到放心，他们接受了生活中出现的新限制。一位犹太人在后来做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划定的圈子内部，从某种程度上讲犹太人并没有受到太多打扰，在犹太文化联盟、犹太学校、犹太集会上，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只有当他们试图进入雅利安人的势力范围时才有危险和禁忌出现。”[110]这种态度对那些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来说在很多时候都是必要的。留下来的多是老人和穷人。1933年，20%信仰犹太教的、在德国出生的德国公民年龄在50岁及50岁以上。到了1938年，德国犹太人中50岁及以上人群的比例已经超过48%，一年之后则超过了一半。[111]其实很多犹太人都是德国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家人与家乡的小镇和社区有着深厚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有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历史，涉及住所、工作、文化和传统等诸多方面。断绝这些联系对很多人来说实在太难承受。许多人都是含着眼泪离开德国，发誓境况好转之后一定回来。因此，很多犹太人不愿意移民甚至觉得没有必要移民，一点都不让人意外。“为什么我要移民？”一个德国的中年犹太人在1937年如此回应儿子的担忧和恳求，“船到桥头自然直。事情会慢慢好转的。我们可是生活在法治社会，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是个老兵，为祖国在西线打了四年仗；我还是军士，获得过一级十字勋章。”[112]
Ⅲ
犹太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那些伴侣被纳粹当局划为雅利安人的人。1933年德国一共有3.5万对种间婚姻，即夫妇其中一人信仰犹太教，另一人信仰基督教。这类婚姻多数发生在犹太男性和基督教女性之间。后来纽伦堡法案按种族标准重新定义了所谓种间婚姻。截至当时，多数种间婚姻伴侣双方都信仰基督教。盖世太保不断加大施压的力度，逼迫伴侣中不是犹太人的一方离婚。法庭开始迅速批准非犹太人一方的离婚申请，这些人提出申请的理由很多，比如自纳粹上台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有犯种族玷污罪的危险。当时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犹太人都已经被清洗，种间婚姻中的犹太人丈夫则被迫把抚养孩子、家庭财政、资产、商业、财产等几乎一切权利都让给了不是犹太人的妻子。由于丈夫渐渐失去了挣钱的机会，家庭的负担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肩上。1938年12月28日，戈林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发布了管理种间婚姻的新规范。为了减轻种间婚姻中雅利安人一方的不满，戈林宣布，若丈夫是犹太人但孩子是按基督徒标准带大的，或者妻子是犹太人但没有孩子，则该婚姻应该视为“特权婚姻”。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此类婚姻将逐渐免受纳粹政权的某些歧视。[113]
但是如果混血婚姻中丈夫是犹太人但没有小孩，或者妻子信犹太教，再或者孩子信犹太教，那么这类婚姻就不能享有豁免权。在这类婚姻中，非犹太人的女方会被持续地施加大量的压力，要求她主动离婚。纳粹婚姻法（其中以1938年7月6日通过的《婚姻法》为代表）把婚姻定义为相同种族、血统健康男女之间的结合，其目的在于生育血统健康的孩子，把他们培养为优秀的日耳曼种族同志。种间婚姻显然不在此列。从1935年9月开始，种间婚姻不再能够获得许可。新法将法庭最近对现存种间婚姻的判决条例化，并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新法规定，德意志血统的人如果有一个犹太人配偶，可以以种族的名义主动申请取消婚姻。此外，如果一个犹太男人丧失了生活来源，他的非犹太人妻子能够以他不能养家糊口为名提出离婚诉讼。分居三年也可作为离婚的原因，而如果一个犹太丈夫被关进了集中营或者流亡国外，在这段时间之内他的非犹太人妻子可以与其离婚，不会遇到任何麻烦。种种因素相加，经济等方面的困难势必给这类婚姻造成极大压力，即使没有盖世太保和党的各种机构直接施压，这类婚姻常常自己就垮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维系种间婚姻需要极大的爱与勇气。[114]
到了1938年人们才开始明白，离婚对犹太人一方来说不只意味着生活中将会出现更多的困难，离婚之后还很有可能伴随着暴力、监禁和死亡。当混血婚姻中的非犹太人一方去世之后，有人会把消息报告给当局，然后盖世太保在一两天之内就会出现，抓走还活着的犹太丈夫或妻子。而且，盖世太保还开始定期邀请嫁给了犹太人男性的雅利安女性去警察总部进行“友好谈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美貌的德国女人还要嫁给一个犹太人呢？要是离婚的话生活是不是肯定会更好一些？女方只能说，她以前不知道犹太人的威胁，所以没想过离婚，是国家社会主义弥补了她的无知。警察在谈话过程中既有许诺，也有威胁。如果离婚，她的孩子们前途将一片光明；孩子们会被重新划为德意志人，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会好转（因为这时候家里面已经没有找不到工作、需要依赖他人的犹太人丈夫）。如果拒绝离婚，她的孩子们将会陷入困境；他们将由于混血儿的身份失去许多纯种德意志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劝说之后，如果这位不是犹太人的德国妻子仍然不愿离婚，政府就会没收她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种间婚姻中很多还没生小孩的德国女性陷入绝望，为了保住家里的财产她们只能在丈夫搬出去之后私下秘密见面。但是也有很多人持对抗态度。当局的某些人建议她们出于金钱考虑也应该离婚，这些德国女性对这种卑劣的建议感到非常生气，反问道：这种建议是什么意思？是在暗示我们一开始结婚就是为了钱吗？[115]
在这些女性中，有一位名叫埃娃，她的丈夫是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尽管30年代岁月起起伏伏，风云变幻，但是埃娃坚定地和克伦佩雷尔站在一起。克伦佩雷尔是一战老兵，妻子又是雅利安人，所以他一直保留着自己在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的教授职位。但是他不再被纳入考核人群中，自己的新书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他的教学工作严重受限，上课的学生人数下降到个位，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因此被裁员。他身边的犹太人同事被相继解职，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家庭移民去了巴勒斯坦。他的一些犹太人朋友对纳粹政权一直抱有幻想，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失望情绪；克伦佩雷尔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看到其他的犹太朋友越来越认同犹太人的身份，不再以德国人自居，他感到十分震惊。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比纳粹主义好不到哪里去。他看着自己的犹太朋友接连移民到巴勒斯坦，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去那里的人只是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另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他也认为以他的年纪不可能适应新生活了。他写道，他是“多余的文化制造的无用之物”。[116]
1934年10月初，克伦佩雷尔和他的妻子搬进了他们自己在多尔岑（D.lzschen）盖的房子，房子位于德累斯顿静谧的郊区。[117]因为当时克伦佩雷尔的境遇开始严重恶化，所以他们连房子都没怎么打理。1935年3月，萨克森教育部的部长被解职，这位部长不是纳粹党人，他的职权被纳粹党地区领导人马丁·穆奇曼接管。“从毁灭文化、攻击犹太人、内部暴政等各个角度看，”克伦佩雷尔在日记里吐露心声，“希特勒的爪牙更加可恶。”[118]1935年4月30日，他从邮局拿到了自己的解职通知书，上面有穆奇曼的亲笔签名。他的同事没有一个愿意提供帮助，只有一位秘书表达了同情。克伦佩雷尔给大量的国外同行写信，希望能够找到新的工作。但是他的愿望最终没能达成，同时他还考虑到自己的妻子埃娃经常生病，身体太过衰弱，无法出国流亡。当时他已经年过五旬，只能靠退休金生活（金额刚过之前薪水的一半）。不过他的哥哥格奥尔格（GeorgKlemperer）救了他。格奥尔格是个颇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年过七旬，处于退休状态。哥哥已经离开德国，给了弟弟维克托一笔6000马克的贷款（他还给陷入困境的亲人提供了很多其他帮助）。但此时，德国境内的反犹主义情绪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显著。在德累斯顿中部，克伦佩雷尔曾多次听到有人高叫：“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的都是民族的叛徒！”1935年9月17日，他记下了纽伦堡法案通过的事件，写道，“恶心死了。”[119]被剥夺了教书权利的克伦佩雷尔顽强地坚持创作他的18世纪法国文学史，尽管出版的机会十分渺茫。他还经常开着自己的新车去兜风，和朋友讨论第三帝国垮台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十分渺小）。他说，每个人都在抱怨，但都不愿干什么事情，很多人还把第三帝国看成反击共产主义的必要堡垒。克伦佩雷尔开始察觉到自己的观点变了。“没人能抹杀我作为德国人的本性，”他写道，“但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却永远消失了。”[120]
而有的人觉得，把对第三帝国民族主义政策的热情和对反犹主义的失望当作毫不相关的两件事，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纳粹分子上台之后不久，已经退休的陆军少校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Friedrich Solmitz）进入防空联盟工作，他和妻子的生活似乎顺顺利利地过渡到了第三帝国时期。不过在1934年初，他不得不写信给当地的纳粹党领导人彼得·舍瑙（Peter Sch?nau）辞去职务，因为舍瑙一直对他抱有敌意。索尔米茨抗议，在工作中他严守党的命令，执行了雅利安人条款，清除了所有防空岗位中的犹太人。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单独拎出来批评。令人惊讶的是，索尔米茨受到压力，竟然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犹太人。[121]
从家族的宗教背景来看，索尔米茨的家人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圈子没有任何联系。他的妻子路易丝·索尔米茨于1933年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记录道，汉堡“没有褐衫军欺负犹太人，没有灾难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汉堡的日常生活还是老样子，每个人都像之前一样生活”。[122]路易丝·索尔米茨自己没有犹太人祖先。但是她认为1933年4月1日纳粹分子抵制犹太人商店让人担忧，是“愚人节的苦涩笑话”。“我们的全部热情，”她抱怨道，“都应该投入到复兴德国的伟大事业中，而不是做这些傻事。”不过她也注意到，至少东欧来的那些犹太人好像是消失了（“加利西亚来的那些下等人好像真的暂时消失了”）。[123]一年之后，路易丝·索尔米茨尝到了苦头：她的犹太人丈夫和半犹太人女儿吉塞拉受到了歧视。
［我眼睁睁地看着］弗里德里希被一个个不要脸的小流氓驱使，还被赶出了褐衫军和钢盔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军官协会和学术协会也没他的位置；眼睁睁地看着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未来的婚姻生活，所有通向幸福的道路都对吉塞拉关闭了！每次听到无心之语、每次有人敲门、每次收到来信，我都战栗不安：人们到底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124]
尽管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和非犹太人妻子的婚姻被划作“特权”的种间婚姻（因为他们的女儿信基督教），但1935年他仍然由570于纽伦堡法案丧失了公民身份。他的妻子在1935年9月15日写道，纽伦堡法案“给我们的公民身份判了死刑”。这意味着，他们家将像1918年那样被禁止悬挂帝国国旗（此时国旗已换为纳粹卐字旗），此外还有：
我们的黑白红三色旗又要被降下来了。任何和我女儿结婚的男人都会被抓进监狱，而我女儿也一样在劫难逃。我们被迫解雇了仆人……我们的孩子被驱逐、排挤、蔑视，人们觉得她毫无价值。我的人民，我的祖国，如果她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坚持不屈地强调“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和你在一起”，谁会真正注意到这个“与犹太人有关”的女人是多么孤立无援，多么无根无基？多数人，抑或很多人，他们仍然拒绝犹太人，像我一样；他们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想有关系。永远不要和犹太人有瓜葛，也永远不要结识犹太人——当我们和自己的种族同志站到一起的时候，每句无心之语都会吓到我们，每句话都显出隔阂。[125]
索尔米茨夫妇对自己的遭遇非常愤怒，他们一起以私人名义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转到当地警局和内政部。但后来内政部通知这对夫妇，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获得法外开恩。[126]尽管如此，路易丝·索尔米茨依然保持乐观。尽管她的女儿被日益孤立，对不能参加德国女生联盟口出怨言，但是整个家庭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同时，这个家庭为德国在第三帝国治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这样的国家所犯下的一些小错误其实无关紧要。1937年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小错误就像“夏日湖边的几只苍蝇，瑕不掩瑜”。[127]
Ⅳ
在1935年晚期，犹太人在德国的状况曾有过些许好转。好转的原因令人意外，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纳粹政权的掌控能力。按计划德国将在1936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决定国际奥委会早在纳粹政权上台之前就已经做出。冬季运动会按计划将在加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滑雪胜地举办，而夏季将在柏林进行。希特勒最开始对此颇为迟疑。体育本身对纳粹意识形态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并且他还觉得这项赛事的国际主义精神非常可疑。但是因为第三帝国对待犹太人的做法，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出现了抵制德国货的行动，这让希特勒意识到把奥运会转到其他地方举办可能对国家极端有害，而且奥运会在德国举办是一次不可错失的良机，可以在世界舆论中为第三帝国加分。于是，为举办奥运会而做的准备工作按期进行。德国队里面没有犹太人，在美国抵制德国货的压力下，德国队的负责人曾经试图招募一些犹太运动员，但从1933年开始德国的犹太人就不能使用顶级训练器材了，这使得犹太运动员中没人能达到参赛要求。三名半犹太人被招进了队，但是他们都住在国外，其中包括金发击剑运动员海伦妮·迈尔（Helene Mayer）。这样似乎就够了，同时德国还保证会遵守奥林匹克精神，以防出现国际性抵制活动。[128]
这样细致地准备为的是把德国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界。戈培尔的柏林报纸《攻击》告诉柏林人：“我们必须比巴黎人更优雅，比维也纳人更随和，比罗马人更活泼，比伦敦更包容，比纽约更实际。”[129]为保证给世人留下正面印象，带有犯罪记录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有的被驱逐，有的暂时被关进监狱。柏林还新建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馆，位于柏林西北部一系列大型体育设施中央，一共有11万个观赛席位。所有的比赛通过收音机向全世界直播，并首次在电视播出（不过电视播出是实验性质的，因为那时很少有人有电视机）。莱妮·里芬施塔尔利用她拍摄1934年纳粹党集会的电影《意志的胜利》时使用过的饱和覆盖摄影法，再次执导了一部经典的奥运影片。这部影片歌颂了人类身体力量的伟大，既符合奥林匹克精神，又和纳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在那段时间德国首都到处悬挂着纳粹旗帜和奥林匹克旗帜。开幕式奏响了《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之后里夏德·施特劳斯指挥3000人合唱他新写的奥林匹克赞歌。随后奥林匹克圣火点燃，希特勒宣布比赛开始，5000名运动员展开竞逐。[130]
当然，希特勒只是赛会的客人，奥运会真正的主人是国际奥委会。于是当希特勒把获胜的德国运动员叫到自己包厢接受祝贺时，奥委会严正提醒他不能违背奥运会的国际主义精神，歧视其他国家的优胜者。要么应该不加区别地向所有优胜者祝贺，要么就不要向任何人祝贺。希特勒的决定一点儿也不让人意外，他选择了后者，然后私下向德国的获胜运动员献上祝贺。除了这个插曲，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在一场跳高比赛中，当最后一个德国运动员被淘汰之后，希特勒离开了体育场。这件事后来被传成希特勒有意冷落该届奥运会毫无疑问的明星人物——四枚金牌的获得者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因为欧文斯是黑人，希特勒不想和他握手，所以在欧文斯名列第一之时离开了体育场。不过希特勒是个明白人，他清楚如果他是有意这么做的话会在国际舆论上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后果。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说，希特勒确实对欧文斯的获胜感到不满，他觉得欧文斯所以能赢，是因为原始人类在身体上要更强健一些。后来希特勒在私下说，像这样的不公平竞赛应该予以取消，并应该禁止非白色人种参加这类比赛。由于赛事取得了巨大成功，希特勒又命令施佩尔设计一座大很多倍的新体育场。1940年的奥运会按计划将在日本举行，这一点希特勒没有异议。但是1940年之后比赛将永远在柏林举办。[131]
“我担心纳粹政权的宣传攻势会取得成果，”威廉·夏伊勒在1936年8月16日奥运会结束后写道，“首先德国人办的奥运会规模前所未有，这很讨运动员喜欢。其次，一般的游客看到的都是德国非常光鲜的一面，那些大商人对其印象尤其深刻。”一些商人告诉美国记者，他们“对纳粹主义组织社会的方式非常赞赏”。1936年初举行的冬季运动会效果也很好。不过有个插曲是夏伊勒和宣传部发生了矛盾，他发了一篇报道，讲“纳粹官员把所有的好旅馆都占了，媒体住宿和吃早餐都不方便，这些都得到了证实”。夏伊勒还向自己的美国读者报告，加米施的纳粹分子“清除了所有印有‘犹太人不受欢迎’的标语（类似标语遍布德国），这样奥运观光客就不会察觉这个国家犹太人受到的屈辱”。[132]这也得到了证实。希特勒明确和1936年6月的《冲锋报》划清了界限，这是有意安抚国际舆论。这一期发行的报纸从德国首都各个地方下架，那时候比赛还在进行。[133]希特勒在1936年的重要演讲中几乎都没提过犹太人。[134]1936年8月13日，维克托·克伦佩雷尔记录道：
对纳粹政权来说，奥运会从头到尾都是一桩政治任务。我最近刚读到“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复兴”这种说法。柏林奥运会不断地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他们正在见证德国的复兴、繁荣、新精神、团结、稳定、光荣，当然还包括第三帝国用爱拥抱全世界的和平精神。在奥运会期间暴民不能上街乱喊口号。8月16日之前，报纸上所有的反犹宣传、鼓动战争的演讲和许多不光彩的事情都暂时消失了。唯一不变的是，纳粹卐字旗帜依然无处不在，日夜飘扬。[135]
不过，尽管如此，赫斯的副手马丁·博尔曼在1936年2月提醒党的官员，“党的目的是在德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步一步消灭犹太元素，将其斩草除根。”他们从来没有想要修正或者放弃这一目标。就在夏季奥运会结束的那一刻，这一点立刻再次变得明晰起来。[136]
Ⅴ
同时，尽管1933年有好几千犹太人离开了德国，但他们在接下来几年又回来了。和纳粹夺权时期的大规模暴力行动相比，德国城市的街头似乎恢复了平静，同时纳粹政权的领导人好像减少了反犹言辞。法国在1934年遭到大萧条严重冲击，因此法国政府在招募外籍劳工方面出台了限制措施，这使很多流亡的德国犹太人开始返回家乡。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在1935年头几个月注意到，“不受欢迎的人”又回来了，于是下令：
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不是雅利安人的人都是因为政治原因选择移民，尽管他们说自己只是前往国外开始新生活。回来的男人将被送进达豪集中营，回来的女人将被送进莫林根集中营。[137]
更糟的还在后面。[138]而且，不管1936年纳粹政权在反犹政策上做了些什么装模作样的调整，那一年犹太人商业的雅利安化进程仍然开足马力全速推进，且因1936年秋通过的四年计划猛然加快，这件事前文已经提及。与此同时，德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新一轮的恐吓性抵制活动，这次抵制活动充分说明，许多德国顾客仍在光顾犹太人商店，令各级纳粹领导层备感挫折。盖世太保展开了联合行动，想要打破在德国大多数地区，农民长期以来通过犹太牛贩买卖家中牲口的传统。他们威胁坚持和犹太人牛贩保持联系的农民，说要吊销他们的狩猎证，取消他们的冬季援助等。同时，犹太牛贩或被逮捕，或被赶出市场和屠宰场。他们的账本被没收并转交给生意上的非犹太人竞争对手。到了1937年末，这些犹太人大多都已经被赶出生意场。[139]
但是直到1938年，真正的大规模暴力行动才重新展开。这一次又是第三帝国的领导层开的头，尤以希特勒为甚。由于政府开始采取更强势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和以前相比它没必要继续在意反犹暴力可能在国外引起的反应。步步为营的经济雅利安化政策现在成功在望，而犹太人被清除出经济领域之后也没发生什么经济灾难。同时战争即将来临，而在纳粹政权看来，在德国加快清除犹太人的行动非常关键，这样可以降低一战时曾经让德国损失惨重的“背后捅刀子”现象重演的可能性——后来这个荒谬的想法同样影响过希特勒及其副手的决策。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阴影下，将德国犹太人再次抹黑成内部敌人可以让公共舆论为冲突做好准备。头两轮反犹浪潮发生在1933年和1935年，而新一轮新浪潮由希特勒本人在1937年9月13日的纳粹党集会上亲自发动。在集会的演讲中，希特勒花了大量篇幅攻击犹太人是“彻头彻尾的劣等种族”，没有道德和忠诚可言，会从内部颠覆社会，消灭那些比自己聪明的人，然后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演讲之后，但泽（Danzig）出现了反犹主义骚动，后来在圣诞节期间出现了新一轮的针对犹太人商店的恐吓抵制行动。戈培尔于1937年11月29日和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会谈，之后他在日记里记录：“犹太人必须滚出德国，滚出整个欧洲。这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它会并且必须发生。元首在这一点上决心很大。”[140]
伴随着新一轮迫害的是很多全新的法律和法令，这些加在一起使德国境内犹太人的处境显著恶化。1938年7月25日，余下的3152名犹太人医生中，2443人被剥夺行医资格证，另外709人没有继续自称医生的权利，但还能为犹太人看病，否则犹太人就完全不能就医了。9月27日的一条法令把同样的限制加在了犹太人律师身上，1753名律师中只有172人获准继续工作，当然客户只能是犹太人。1939年1月17日又通过了针对犹太人牙医、宠物医生和药师的限制。1938年3月28日出台了一部新法，取消了犹太人文化学会之前的公共社团地位，从当年1月1日开始生效。这样一来，协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护，同时受到的赋税压力也开始增大。还有一些措施也在加速经济生活雅利安化的步伐：犹太人被禁止兼职、有孩子的犹太人享受的赋税特权被取消、犹太人的财产被强制登记等。内政部还着手起草了一部新法，后于8月17日获得通过。新法要求，从1939年1月1日起，所有犹太人都必须为自己起一个犹太名字，如果他们拒绝，就在他们现在的名字前强行加上“伊斯拉埃尔”（Israel）或者“萨拉”（Sara）。德国长久的传统是每个人都有义务携带身份证明，以便随时供当局查验，而这样一来，辨识犹太人只需凭借其自身携带的身份证明即可。在很多犹太人看来，这条极具羞辱性的法律明显是在表示，犹太人在各个方面都是劣等的，必须作为一个种族单独标记出来。路易丝·索尔米茨预料到自己的犹太人丈夫弗里德里希不可避免地将被冠上“伊斯拉埃尔”的名字，她担心自己丈夫的情绪低落，这样的低落情绪对当时许多与他处境相同的人而言一定十分普遍：“1939年1月1日就要来了，那无可避免的耻辱也要来了，它撕咬着它，那让人丢脸沮丧、纯属多余的名字。”[141]
将犹太人与其余社会完全隔离的想法是纳粹党在柏林的地区领导人约瑟夫·戈培尔于1938年夏天就在考虑的事情，当时他在会见其他地区领导人，这些人向他抱怨，第三帝国首都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犹太人。戈培尔委托柏林警察局长赫尔多夫（Wolf Heinrich Helldorf）伯爵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建议为犹太人和他们的商店准备特制的身份辨识标志和特别的身份证，将犹太人赶出很多行业，在火车上设置犹太人特殊车厢，在城市里划出专门的犹太人聚居区等。这些想法当时显然已经非常常见。海德里希的保安处指出柏林不应该单独采取行动，尽管德国1/3的犹太人住在柏林，而且这些措施没有相应的移民计划与之配合。所以这一次犹太人逃过一劫。然而这些提议却没有消失。此外，柏林警察在此期间突击搜查了库尔特选帝侯大街上的一家知名大咖啡店，逮捕了300名犹太顾客，其中还有不少外国人。警方称他们参与了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对戈培尔来说这还不够，他后来又把赫尔多夫叫来讨论。“目标就是把犹太人赶出柏林，”戈培尔在1938年6月4日写道，“……我们要完全不留情面。”1938年6月10日他在给300名高级警官训话时再次透露了这一目标。戈培尔并非孤军奋战。几天之后，希特勒一声令下，超过1500名犹太人在警方针对“不合群分子”、乞丐、落魄潦倒者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被抓。这些犹太人因为曾被指控而在警方那里留有案底，其中当然包括违反所谓的种族法律规定。这一波行动中抓了很多的“不合群分子”用作苦力，但抓这些犹太人并不是用他们做苦力，而是对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其移民。于是，只有在通过犹太中介安排好移民后，他们才被警方释放。除此之外，这次行动也是为了在公众中造成犹太人等同于罪犯的印象，而报纸每天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