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是个17岁大的波兰人，从小在德国长大。1938年11月7日，他正住在巴黎，得知身在德国的父母就在被遣返回波兰的那一批人里。格林斯潘弄到一把左轮手枪，径直走进德国大使馆，开枪将子弹射向了自己遇到的第一名外交官，一个名叫恩斯特·法姆·拉特（Ernst vom Rath）的年轻官员。拉特受了重伤，被送进了医院。1938年11月初的政治氛围已经非常严酷。纳粹政权及其最积极的支持者持续向德国犹太人施压，要他们移民；德国国内充斥着反犹主义暴力行为。于是，戈培尔毫不意外地决定把德国大使馆这次事件作为宣传攻势的重点。就在同一天，宣传部长指示媒体要在报纸显要位置报道这次事件。这次事件被描述为“国际犹太人”针对第三帝国发动的攻击，德国的犹太人要为此承担“最严重后果”。戈培尔这是在向纳粹忠诚党徒暗示要展开行动。他下令黑森地区党的宣传部领导人发起针对犹太人教堂等犹太人社区建筑的暴力袭击，看看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种族迫害是否可能。在冲锋队开展行动的同时，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也参与进来表示支持。在卡塞尔，当地的犹太教堂被褐衫军拆毁。在黑森的其他城镇以及附近汉诺威的某些地区，都发生了针对犹太教堂和当地犹太人住房及公寓的袭击和纵火行动。随后媒体在11月9日一齐发声，声称这些暴力行动表达了德国人民的愤怒，这是对发生在巴黎的暴行及其背后策划者的自发抗议。这一次德国的反应和之前其对一次类似事件的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1936年2月，党的一个名叫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的地区官员被一个名叫达维德·法兰克福特（David Frankfurter）的犹太人谋杀。但那一次并未引发纳粹党领导人和成员任何激烈言辞或行为上的激烈回应，因为那年是奥运年，希特勒想要讨好国际舆论。这表明，谋杀德国官员的事件只是针对犹太人展开暴力行动的借口，不是原因。[149]
巧的是，当格林斯潘在1938年11月7日开枪之时，希特勒正好第二天要在慕尼黑向纳粹党地区领导人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高级成员讲话，那天正好是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的前夜。从表面上看，在演讲中他并没有提到巴黎事件，但很明显他在策划法姆·拉特遇刺的后续行动，报复不久之后就会到来。11月9日夜晚党的领导集体正在前往慕尼黑市政厅开会，曾经受命前往巴黎照顾法姆·拉特的希特勒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告知元首，那位大使馆官员于德国时间5点30分死于所受的枪伤。戈培尔和他的外国事务办公室也于11月9日下午得知这一消息。接到消息之后，希特勒立即指示戈培尔对德国的犹太人展开有组织的大规模身体暴力行动。指令还要求，要尽可能地逮捕一切能够找到的犹太人，并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在希特勒看来，这是一次恐吓犹太人的绝好机会。恐怖的暴力和破坏行动在全国爆发，这样可以把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吓出德国。法姆·拉特的死也为宣传提供了正当理由，为最后彻底掠夺德国犹太人做铺垫，为将其与德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完全隔离造势。在做出这些决定之后，希特勒同意戈培尔的建议，把决定内容告知纳粹的忠诚党徒。这一通知被精心包装成一场骗局，做出一副党因为法姆·拉特之死而突然爆发出震惊与怒火的样子。 [150]在市政厅的晚宴上，一个信使在大约9点左右当着在场众人的面进来向希特勒和戈培尔汇报情况，但告知的其实是他们下午已经知道的消息，即法姆·拉特已经伤重不治而亡。希特勒和戈培尔进行了一场简短但十分紧张的对话后随即离开，比平时更早地回到了自己的私人公寓。大约10点左右，戈培尔向党的地区领导人宣布，法姆·拉特已经死了。后来党的最高法院给出了一份报告，上面说：
1938年11月9日夜，宣传部部长、党的同志戈培尔博士告诉聚集在慕尼黑旧市政厅参加同志联谊的党的地区领导人，在黑森和马格德堡—安哈耳特选区出现了反犹游行，犹太人商铺被砸毁，犹太教堂起火。听了柏林的报告之后，元首决定，纳粹党既不能筹划也不能组织这样的反犹活动，但如果这些运动是自发产生的，那么就没有理由阻止它们……宣传部长的口头指示被在场的地区领导人充分理解了：党不能公开组织游行，而应该在幕后组织和发动。这条指令立即——即比发出第一封正式电报早很多——通过电话由大部分在地方党部效力的党的同志向下层层传达。[151]
在党的地方支部，党的官员致电地方冲锋队的指挥官和党内激进分子，逐级传达命令，要烧毁犹太教堂，洗劫犹太人店铺、房子和公寓。在午夜进行的党卫队新成员按传统宣誓就职之前，希特勒在办公室和希姆莱简单会面，简短讨论了一下大迫害的事宜。讨论的结果是一道新的中央命令。这条命令更加正式，于深夜11点50分通过电报发出。发电报的人是海因里希·米勒，他是希姆莱的下属，盖世太保的头目。这封电报传达的是希特勒的个人命令。戈培尔在第二天的私人日记里记录，为了对犹太人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元首向全德国的警察长下令：
针对犹太人，特别是针对犹太人教堂的行动，很快就会在全国开展起来。我们不能制止这些行动。但是警方必须与维护秩序的治安警察合作，采取措施制止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抢劫等过火行为……须为在全国逮捕2万—3万犹太人做好准备，仍然拥有财产的犹太人须“优先”处理。[152]
海德里希在凌晨1点20分时又发出一封电报，要求警方和党卫队保安处不要干预破坏犹太人财产的行动，也不要制止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暴力行动，并警告禁止抢劫，禁止招惹外国犹太人，同时要采取措施，防止教堂和商店附近的德国建筑受到破坏。集中营要为逮捕的犹太人准备好地方，逮捕多少人就关多少人。凌晨2点56分，希特勒指使他的副官鲁道夫·赫斯从办公室发出了第三封电报，特别以“最高层的命令”的形式强调，不允许在犹太人店铺内纵火，因为这可能会波及附近的德国建筑。[153]
截至此时，大迫害行动已经蓄势待发了。命令先通过电话从慕尼黑传达至地区领导人处，再进一步迅速逐级向下传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北部边区（Northern Mark）的褐衫军领导人约阿希姆·迈尔—夸德（Joachim Mayer-Quade），他当时在慕尼黑听戈培尔的演讲。迈尔—夸德在当晚11点30分就给自己在基尔的参谋打了电话。电话中他说：
一个犹太人一枪打死了我们的一个外交官。在腓特烈施塔特、基尔、吕贝克和其他一些地方仍然有很多完全没用的（犹太人）聚会场所。我们之中的犹太人仍然拥有商铺。他们的商铺和聚会场所都是多余的。但是教训犹太人的过程中不能有抢劫，也不能施加暴力。千万别碰犹太裔的外国人。整个行动必须在凌晨5点前结束，参加行动的人必须身着便衣。[154]
迈尔—夸德已经拿到了戈培尔的旨意。他的属下绝对不会误解命令的意思，其他地方收到命令的人也不会。命令下达之际，整个德国的冲锋队和纳粹激进分子仍在党部庆祝1923年政变十五周年，很多人都已经喝醉了，根本没把禁止抢劫、禁止施暴的警告放在心上。一群一群的褐衫军从家里或总部出发，多数穿着便衣，带着很多罐汽油向最近的犹太教堂走去。很快，在整个德国境内，所有用于祈祷和礼拜的犹太教堂都着火了。地方警察和消防人员都事先得到了褐衫军的通知，他们没有设法阻止，他们做的只是保护临近建筑免遭损害。后来据社民党特工估计，在这一次暴力狂欢中，大约有520座犹太人教堂被烧毁。但社民党的消息很可能是不完整的，真实的数据其实超过了1000座。在1938年11月10日之后，仍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开展公开的宗教仪式活动了。[155]
除了犹太教堂之外，犹太人商店和生产场所也成了冲锋队和褐衫军的攻击目标。暴徒将陈列窗砸得粉碎，店外的人行道上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玻璃碎片。柏林人一向毒舌幽默（讽刺的是人们低估了这一点），他们很快给11月9日的那个晚上起了个名字叫“帝国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或者“碎玻璃之夜”。然而实际上冲锋队可不只是砸烂店铺的玻璃，他们闯进犹太人经营场所，毁掉里面的东西，抢走能够抢走的一切。[156]之后他们又抱着同样的目的向犹太家庭的住所和公寓冲去。在杜塞尔多夫，有人报道称一些普通犹太人在凌晨被盖世太保恐怖的敲门声叫醒：
当盖世太保搜查房子的时候，外面的褐衫军则负责砸玻璃和门。随后党卫队出现，走进屋里执行任务。几乎每一处的每一个家具都被砸成了碎片。书籍和贵重东西被扔得到处都是，房屋的主人受到威胁和殴打。那场景可真是恐怖！只有偶尔才会出现一位有教养的党卫队成员，他会明确表示他只是在执行命令，因为他得令要闯进公寓或房子里。这样接下来的一幕才可以理解：两个身穿党卫队制服的学生一人砸烂了一个花瓶，然后向长官报告：“命令执行完毕”！[157]
还有在很多城镇，成群结队的冲锋队员闯进了犹太人墓地，砸烂里面的墓碑，还挖别人的坟。有的地方，一群群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也参与其中。在埃斯林根（Esslingen），身着便装的褐衫军带着斧子和大锤半夜闯进犹太人孤儿院，毁掉了能毁掉的一切。他们在院子里点起篝火，把书籍、宗教勋章等一切能烧的东西都扔了进去。孤儿院的孩子们哭了起来，但一个褐衫军成员威胁他们，称他们如果不马上离开，也会被扔进火里。其中有的孩子甚至走到了斯图加特才找到住的地方。[158]整个德国的犹太人店铺和房子都遭到洗劫，珠宝、照相机、电子产品、收音机和一些其他消费品被人抢走。
总计至少有7500所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毁灭，当时全部的犹太人商店加起来已经不到9000所了。根据保险业给出的数据，由于火灾造成的损失总计有3900万马克，玻璃破损造成的损失是650万马克，被洗劫的物品价值超过350万马克。针对犹太人的攻击行动在夜里进行，而直到1938年11月10日早上警察才出现在已经被洗劫一空的房屋外面站岗，确保没人再来抢东西了。[159]
在反犹主义地区弗兰肯的小镇特罗伊希林根（Treuchtlingen）发生的事情比较典型。1938年11月10日午夜过后，当地的褐衫军长官格奥尔格·绍贝尔（Georg Sauber）接到电话，电话另一头的人命令他毁掉管辖境内的犹太教堂，抓走所有成年的犹太人。到了3点他已经开到了特罗伊希林根，命令全镇所有的褐衫军成员起床去消防站报到。后来其中一些人去了附近的犹太教堂，他们聚集在旁边一栋房子的外面，朝里面的教堂合唱的指挥者摩西·库日韦尔（Moses Kurzweil）大声嚷嚷，让他开门，否则就烧死他。最后他们砸烂了库日韦尔家的门，然后通过他家径直闯进教堂纵火。没过多少时间教堂就被完全烧毁了。消防队随后赶到，但只向附近的雅利安人房屋喷水。一些当地人也聚集在现场，为褐衫军鼓劲，并跟着褐衫军去了一些犹太人商店，帮着砸玻璃，参与洗劫，闯进犹太人的家里随心所欲地大搞破坏。后来有一个叫莫里茨·迈尔（MoritzMayer）的当地犹太人称自己在11月10日早上4—5点间被花园里的脚步声吵醒，朝窗外一望，看到了8到10个冲锋队队员，带着普通斧子、战斧、匕首和左轮手枪。在他叫醒家人的那一刻，这些暴徒已经闯进了家里，正在砸脸盆、镜子、门、橱柜和家具。迈尔脸上挨了一拳，眼镜被打碎了；他被这些暴徒扔到了一个角落里，勇敢地用一些家具碎片还击。褐衫军砸碎了厨房里所有的陶器，随后闯进酒窖里。迈尔的家人在酒窖里吓得发抖。家里的女人被强迫去砸碎所有的酒瓶和酒罐。褐衫军一走，当地的居民和年轻人就来了，然后又是一通洗劫。迈尔和他的家人迅速收拾好衣服开始逃亡。在暴徒蔑视的嘲笑中，他们一行人赶到了当地的火车站，上了一辆开往慕尼黑的火车。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小镇上其余93名犹太人居民中的绝大部分。[160]
Ⅱ
在大迫害期间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极端暴行和有意侮辱让人想起1933年最初几个月褐衫军的行动。但这一次情势更严重，行动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大。而且，对犹太人发自内心的仇恨现在不仅仅只是在冲锋队和纳粹激进分子身上才有所体现，它已经传到了其他很多人身上，其中最主要的是（但不限于）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经过了五年的国家社会主义教育，显然会受到影响。[161]路易丝·索尔米茨在大迫害之后的那个清晨走上汉堡街头，发现“人群安静、惊讶但表示支持。仇恨是主旋律，‘如果他们开枪把我们的人打死了，那么这些行动就是必要的’，一个老太太就是这样想的”。[162]在萨尔兰，犹太人在大迫害之后的那几天都不敢上街：
只要一个犹太人出现在街上，立马就会有一大群小孩过来追他，朝他吐口水，向他扔脏东西或石头，故意用弯曲的棍子去打他的大腿，将他绊倒。尽管犹太人会受到这些骚扰，但他什么都不敢说，因为一说话就会被指控威胁小孩。而孩子们的父母也没有勇气把孩子叫回来，因为他们也怕会惹上麻烦。[163]
据报告称，小孩们在学校从小就被教育，要把犹太人看成罪犯，抢了他们的东西在良心上不用受到谴责。[164]不过，尽管在弗兰肯等以反犹著称的地区的德国青年愿意参与大迫害行动，德国还有一些地区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伙计”，大迫害之后的那一天，有人听到一个柏林交通工人对自己的朋友说，“没人能告诉我说人民干了那事儿。我一晚上都在睡觉，我的工友也在睡，我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对吧？”[165]
在慕尼黑，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目睹1938年11月9—10日发生在当地的事情之后，表示自己对里面的“悲惨和不可估量的耻辱”感到恶心。他承认自己无法理解这些行动。[166]在其他地方，有零星的报告称，有些警察提前告知了犹太人，让他们有机会躲起来免遭暴力殴打。社民党人本着良心记录了一些当地人参加洗劫的事件，但他们最终下结论说，地方大众的普遍反应是恐惧。据报告，在柏林，大众的反感表现不一，“从轻蔑的一瞥、厌恶的态度到公开表达不满，甚至还有激烈地出声辱骂”。[167]作家兼记者约亨·克莱珀有一个犹太人妻子，他在1938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记录道：
我们从这个城市的犹太人聚居区得知了人们是如何拒斥这类有组织行动的。1933年反犹情绪仍然相当普遍，但现在看来，自极端的纽伦堡法案通过以来，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但希特勒青年团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那里可是吸收并教育全德年轻人的地方。我不知道家庭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消青年团的反犹教育。[168]
根据梅利塔·马施曼的回忆，她在1938年11月10日清晨去了柏林，被破败的商店和街头的乱象震惊。她询问一个警察到底发生了什么，得知被破坏的东西都是犹太人的。“我告诉自己：犹太人是新德国的敌人。昨晚他们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思。”尽管如此，她却“强迫自己尽快将这份记忆赶出脑海”。[169]
像她那样想的人大有人在。连自称引领道德风尚的机构也保持沉默。不过，的确有一些牧师单独发声，抨击暴力和破坏行动。但是认信教会并没有采取明确立场。后来当它就犹太人的处境表明立场时，也只是请信徒们为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祈祷。[170]根据巴伐利亚当局记录，大量天主教神父都是在布道时着重强调“基督教诲和基督教历史中的犹太元素”，借此小心翼翼地间接暗示自己不拥护大迫害行动。[171]一个名叫普罗沃斯特·伯纳德·利希滕贝格（Provost Bernhard Lichtenberg）的柏林神父在1938年11月10日宣布，那天夜里被烧毁的犹太教堂也是上帝之所。但是，似乎已经没人敢像天主教高层福尔哈贝尔主教（Cardinal Faulhaber）在1933年那样公开出声，指出对自己种族的骄傲堕落为对其他种族的恨是可耻的。[172]一些普通的天主教徒害怕他们会步犹太人的后尘。1938年11月10日，一个途经科隆的旅客遇到了一群人站在一座仍在冒烟的犹太教堂前。“警察后来来了。‘走开，走开！’面对警察的驱赶，一个科隆的女人说：‘我们连想想自己本应该做些什么也不可以吗？’”[173]但最关键的是，第三帝国在迫害犹太人的恐怖行动中迈过了一座里程碑。它释放了一股无法遏制、破坏力极强的反犹怒火，暴力行动的大规模爆发并没有遇到多少有意义的抵抗。人们的是非判断能力下降，也许是五年内不间断的反犹宣传造成的结果，也许是因为在暴力威胁下他们丧失了人性的一面，不敢公开指责大迫害行动。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纳粹分子确信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处理犹太人，没有人会阻止他们。[174]
地图15 1938年11月9—10日被摧毁的犹太教堂
而在慕尼黑，戈培尔非常享受城里的犹太人社区遭受的洗劫和破坏。“希特勒冲锋队已经着手清理慕尼黑的垃圾了，”他在日记里记录了1938年11月9—10日发生的事情，“事情就那样发生了。一座犹太教堂化作了一片残垣……冲锋队承担了这份艰巨的任务。”冲锋队由尤利乌斯·绍布领导，他长期以来就是坚定的纳粹信徒，曾经参加过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从1925年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参谋。慕尼黑的暴力行动明显反映出了这位希特勒的近身侍从在那一夜的情绪。“绍布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戈培尔记录道，“他过去冲锋队的经历复苏了。”[175]戈培尔在凌晨2点接到电话，得知了第一位犹太人被杀的死讯。戈培尔的回应是，“报告死讯的人不应该为一个死掉的犹太人担忧；接下来将有好几千犹太人重蹈死者的命运。”[176]他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亢奋：
先是在柏林5区，接着是15区，犹太教堂都被烧毁了。人民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在夜晚没有什么能抵挡人民的怒火。我也不想抵挡。应该让人民自己决定……当我开车前往旅馆的时候，建筑上的玻璃被摔了个粉碎。干得漂亮！干得漂亮！所有大城市的犹太教堂都在燃烧。而德国的财产则毫发无损。[177]
可是到了破晓的时候，戈培尔开始和希特勒联系（可能是通过电话），商量如何终止破坏行动。“整个早上新的报告蜂拥而至，”他在1938年11月10日的日记写道，“我和元首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是该继续教训犹太人还是停止行动？现在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这次谈话之后，戈培尔起草了一份命令，要终止破坏行动，并将其呈给希特勒。那时候希特勒正在自己最喜欢的慕尼黑客栈餐厅（Osteria restaurant）午餐。“我在客栈餐厅向元首报告，”戈培尔写道，“他同意我所决定的一切。他的观点非常激进强势。这次大迫害行动没有任何问题。”希特勒同意了戈培尔起草的命令。当天下午，广播就播出了这则命令。第二天早上的报纸都在头版刊出了指令。大迫害行动终于结束了。[178]
很多犹太人在暴力行动中受了重伤。就连纳粹政权自己就大迫害行动做出的官方评估中都估计有91个犹太人死亡。真实数字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了，但是肯定比91高出很多。如果我们将犹太人被捕后受虐而死也算在里面，并把300名犹太人因绝望自杀的情况考虑在内，最后的死亡数字无疑至少应该有数百人，甚至有可能在1000到2000人之间。[179]此外，对多数犹太男性而言，针对他们的暴行并没有因大迫害行动结束而告终。由于警察、冲锋队和党卫队组织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抓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犹太人男性，每一个德国城镇的广场和街道上都发生了非常恐怖的景象。在萨尔布吕肯，犹太人被强迫跳舞，要跪在犹太教堂外面唱宗教歌曲。
他们多数人都只穿了睡衣或长衬衣，被施暴者用水喷射，直至全身湿透。在埃森，冲锋队向犹太人男性施暴，点燃他们的胡子。在梅彭（Meppen），犹太男性被逼在褐衫军总部前亲吻地面，而褐衫军会踢踹和踩踏他们。在很多地方，他们都被迫在脖子上挂上标识，上面写着诸如“我们谋杀了法姆·拉特”之类的话语。在法兰克福，被抓的犹太人在火车站被暴徒们“问候”。后者朝着他们大声嚷嚷，嘲弄他们，用球棒和木棍殴打他们。在某些地方，一个学校整个班的学生都被带出去向正被带离的犹太人吐口水[180]
在11月9日到16日之间，总计有3万名犹太男性被捕，然后被送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人数从1938年9月中旬的1万人涨到了两个月后的2万人。莫里茨·迈尔连同许多犹太男性在慕尼黑被带走，再从特罗伊希林根被带到达豪。在达豪他必须和其他人一样，穿着T恤、袜子、裤子和夹克在11月的寒冬里站上好几个小时。谁敢动就会被党卫队警卫打。为迎接他们，集中营专门把床从营房挪走了，当他们被塞进营房时就只能睡在茅舍地面的稻草上。洗漱完全不可能，只有两个临时厕所。随着大量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被抓的原因或借口仅仅是他们的犹太身份），营里的气氛变了。党卫队警卫忘记了特奥多尔·艾克在几年前定下的规矩。迈尔曾看到达豪的党卫队警卫员把一个老人打倒在地，原因仅仅是他在点名时忘记将“处于保护性拘留”这一说明加在自己的名字后面。他受伤很重，就那样死去了。另一个膀胱功能不太好的老人也因为在点名时请求去小便被党卫队当场打死。达豪每年的死亡人数在1933—1936年之间保持在21至41人；1938年9月份有12个犯人死去，10月份是10个。犹太人囚犯到来之后，11月死亡人数飙升到115人，12月是173人。那一年总的死亡人数是276人。[181]
戈培尔的宣传部也没有浪费时间，它将这些事件描绘为德国人民正义怒火的自发表达。“国际犹太人势力对我们的冲击力量太强，”《哥廷根每日新闻》（G?ttinger Tageblatt）在1938年11月11日告诉自己的读者，“我们无法只用言语回应。我们过去世代积累的反犹怒火终于彻底爆发。犹太人只能怨自己的种族同胞格林斯潘，怨他在精神上和现实中的导师，怨他们犹太人自己。”不过报纸宽慰读者说，“犹太人在整个过程中受到了良好的照顾。”[182]纳粹喉舌《种族观察家》也用同样的方式报道。本来一般在这份报纸上还能看到一些事实真相，但这次它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
在犹太人仍然趾高气扬的柏林市西部以及其他一些区域，没有一扇犹太商店的玻璃窗被打碎。尽管柏林市民怒气冲冲，但他们最大限度地遵守了纪律，行动有明确的底线。这样，一些极端行动得以避免，没人碰犹太人一根头发。店里的货物也没人拿，即使有些装饰得异常华丽。[183]
更无耻的是，宣传部在11月10日指示媒体，要媒体在报上写“各处的玻璃窗早就已经被砸碎了，很多犹太教堂是自己点火烧自己，或者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被烧成了灰烬”。戈培尔坚持，这些故事不能放在报纸的显要位置，因为这些报纸在国内外都有人读。此外，报纸还不能放展示现场损失的图片。[184]
1936年11月11日在《种族观察家》上，戈培尔指责“多数外国犹太通讯社仇视德国”，它们对大迫害行动反应过度。在一篇广泛联名、充斥着“对世界犹太阴谋集团的最后警告”一类标题的文章中，戈培尔称国外报纸的报道很多都是谎言。而德国人民对法姆·拉特被胆小鬼谋杀事件的自发反应，是一种“健康本能”的体现。“德国人民反对犹太人，”他充满骄傲地宣布，“如果犹太寄生种族想要限制德国人民的权利，想要激怒德意志民族，德国人民绝对不会高兴。”他下结论说，政府已经尽其所能组织游行，人民也服从了政府的命令，德国和德国人没有什么可羞耻的。[185]然而这可不是国际媒体的观点。国际媒体的反应混合着震惊和怀疑。当然，对很多外国观察家来说，1938年11月9—10日的事件成了他们评价纳粹政权的转折点。[186]
Ⅲ
希特勒和戈培尔于1938年11月10日在慕尼黑客栈餐厅举行了午餐会。除了完成终止大迫害命令草案之外，他们还讨论了接下来的政策。希特勒现在又重新拾起了他曾经在1936年四年计划备忘录中提出过的想法：立法让德国的犹太人集体为“其中个体由于犯罪元素”给德国人民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187]“元首想要采取严厉措施对付犹太人，”戈培尔在日记中吐露心扉，“他们必须自己重整自己的经济。保险公司不会赔任何东西。然后元首想要逐步征用犹太人企业。”[188]其实这些措施早就在实施了。1938年10月14日，戈培尔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宣布，把犹太人赶出经济领域的时机已经成熟。两周之后，即10月28日，银行记录显示海德里希的外汇控制办公室正在采取措施，限制犹太人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由于这些财产最近被登记了，希特勒1938年11月10日的“补偿”令可以立即执行。执行任务的责任落在了赫尔曼·戈林肩上。希特勒于1938年11月11日致电这位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命令他就此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在1938年11月12日召开，戈林主持了会议，参加者一共有100人，其中包括戈培尔、海德里希、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经济部长瓦尔特·巴赫，还有警方、外交部以及保险公司的代表。会议进行了详细记录。这些记录生动展现了大迫害之后纳粹领导层对犹太人的态度。[189]
会议伊始戈林告诉参会人员，希特勒通过书面和电话两种形式命令他，支持完成对犹太人的最后剥夺。他带着一丝反讽的意味抱怨道，11月9—10日的“游行”损害了经济，人民制造的、属于人民的消费品被摧毁了。“我当然希望，”他说，“在你打死200个犹太人的同时没有毁掉那些珍贵的财产。”戈培尔又补充说，不只要从经济领域将犹太人移除。他说，当时犹太人还能和德意志人共享火车隔间。接下来的会议记录如下：
戈培尔：……只有当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找到座位之后，犹太人才能有一个单独的隔间。不能把犹太人和德意志人混在一起。如果没有多余的空间，犹太人应该站在走廊上。
戈林：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认为还是给他们一个隔间最好。
戈培尔：万一火车上人很多怎么办？
戈林：等等。可以只给犹太人一节车厢，如果那节车厢满了，剩下的犹太人应该待在家里。
戈培尔：但是，假设乘快速列车去慕尼黑的犹太人不是很多，比如说就两个人，而其他车厢都已经人满为患了。这时这两个犹太人将独占这个车厢。所以，还是等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有座位后再给犹太人座位为好。
戈林：我准备给犹太人一节车厢，或一个隔间。相信我，如果你所说的情况发生了——火车上人满为患——我们将不需要任何法律。我们直接把那些个犹太人踢出去，让他们一路上都待在火车的厕所里！[190]
戈培尔还想禁止犹太人使用公园、花园、海滩、休闲度假胜地等所有犹太人当时仍可使用的设施。犹太人的社会隔离即将完成。帝国文化协会在当天适时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犹太人去电影院、剧院、演唱会和展览。内政部命令他们交出所有的火器，禁止他们携带杀伤性武器。市政机关获得授权，可以禁止犹太人在特殊时间段进入某些街道和街区。希姆莱撤销了他们的驾照和汽车登记文件。另外还有一份从1938年12月6日生效的文件，禁止犹太人使用体育场和操场、公共浴室以及户外游泳池。[191]
不管戈林、戈培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小细节上有多少分歧，他们在1938年11月12日的会上一致同意要发出一连串命令，把各种剥夺犹太人财产和权利的计划具体化。其实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有人一直在讨论这些计划。法姆·拉特被杀—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早就因此在指责犹太人的阴谋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其实，即使法姆·拉特没有被杀，纳粹集团无疑仍会找一些其他借口。火车隔间的问题最后是希特勒解决的，他和戈林专门就此进行了讨论。元首认为，不能给犹太人特殊隔间，应该禁止犹太人使用长途列车的卧铺车厢和餐车。他还确认可以禁止犹太人进入知名餐厅、豪华旅馆、公共广场、人流较大的街道和小型住宅区。此外，犹太人也不能上大学。到了1939年4月30日，犹太人被剥夺了租房的权利，这为将他们赶往犹太人聚居区铺平了道路。现在，只要房东为他们提供了另外的住所——不管多破——他们都会被驱逐出现在的住所，而且不能申诉。市政机关还可以命令犹太人把自己房子的一部分转租给其他犹太人。从1939年1月末开始，犹太人必须按最高税率交税，不能继续享受任何税务优惠，包括儿童福利。[192]
11月12日会议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政府在当天命令犹太人必须交10马克的集体罚款，为法姆·拉特之死赎罪。11月21日，所有的犹太纳税人被命令交出1/5的财产（财产已经在当年4月登记），分四期在1939年8月15日前交完。1939年10月比例又提高到1/4，理由是10马克的指标没有完成，尽管实际上征收的财产数额绝对不少于11.27 。此外，犹太人还必须自己付钱清理大迫害之后留下的废墟，自己付钱维修自己的房产，尽管谁都知道这些破坏都是冲锋队造成的，他们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保险公司给犹596太业主赔的钱都被国家没收了。这些损失总共加起来有2.25马克，如果再加上罚款和资本外流税， 1938—1939年期间纳粹政府对德国犹太人群体的资产掠夺超过了20马克，这些还不包括之前靠雅利安化获得的不义之财。[193]
11月12日还通过了另一项措施，即《德国经济生活排犹第一法令》（First Decree on the Exclusion of Jews from German Economic Life），禁止犹太人从事德国几乎所有余下的有利可图的行业，命令仍在业内的犹太人立即辞职，没有任何补偿，也没有退休金。一周之后，即1938年12月3日，《犹太人财产使用法令》（Decree on the Utilization of Jewish Assets）要将所有剩余的犹太人商业都雅利安化，准许国家在必要的时候任命托管人。早在1939年4月1日，3.9万个依然存在的犹太人商店里就已经有近1.5万个被逼停业，其中有6000个已经被雅利安化了，超过4000个正在雅利安化，还有超过7000个正在为了雅利安化而接受调查。[194]报纸上不出意外地在11月12日大声宣布，所有这些“都是对杀害使馆顾问法姆·拉特的胆小鬼们的正义复仇”。[195]
1939年2月21日，犹太人持有的所有现金、证券和贵重物品，包括珠宝在内（婚戒除外），都被存进了一个特殊的封闭账户，要取出来必须经官方许可。但政府基本不会发放许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无偿占有了这些财产。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留在德国的犹太人都已经身无分文，越来越依靠帝国犹太人协会的慈善救济生活。这个协会创立于1938年7月7日，继承了之前的德国犹太人帝国代表会，但变得更加听话了。希特勒有明确的命令要保留犹太人协会，以免德国政府被迫要为已经赤贫的犹太人提供帮助。不过其他一些纳粹领导人认为，现在有些赤贫且经常失业的犹太人还没到退休年龄（大约有一半人）应该去为德国工作，而不是放任他们无所事事。相关计划在1938年10月大迫害行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38年12月6日戈林召集的一次会议巩固了这一计划。1938年12月20日，帝国失业处向地方劳务交换组织做出指示，鉴于失业的597犹太人数量显著增加，须确保这些人投入工作岗位，以便将德国人解放出来去制造武器。
1939年2月4日，马丁·博尔曼重申了这一指示。但犹太工人和其他工人在劳动时会被分开。雇佣犹太人的企业不会遭遇任何不利。一些犹太人被征召进农场劳动，一些则去干各种低贱工作。在犹太人被踢出公共福利体系之后，服劳役成了防止赤贫犹太人充斥街头的最好办法。到了1939年5月，大约有1.5万名失业的犹太人已经被强制劳役计划吸收，他们要去收集垃圾、打扫街道或者搞道路建设。由于道路建设可以轻易把他们和其他工人分开，因此成了征召犹太人苦力的主要工作。到了1939年夏天，有2万余名犹太人在从事沉重的高速公路建造工程，其中很多人的体质并不适合做这项工作。1939年，犹太人苦力的规模还比较小，但当时已明显可以看出，一旦战争降临，苦力规模将显著扩大。当年年初，政府制定了建设特别劳役营的计划，用于安置犹太人苦力。[196]
Ⅳ
1938年11月16日，大迫害结束之后，海德里希终于下令抓捕犹太人，这次抓他们的目的可不是之后再放他们重新回归德国社会，跟以前一样继续自己在第三帝国统治之下的生活。所有年逾花甲，或疾病缠身，或身患残疾，或涉及雅利安化事务的犹太人都将被直接释放。而其他许多犹太人则必须承诺离开德国，才可能被释放。莫里茨·迈尔的妻子获悉，除非迈尔已经移民的兄妹愿意分一部分财产给他，否则迈尔不会获得释放。后来迈尔卖了自己的房子和企业，终于离开了监狱。在和当地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商人谈判破裂之后，迈尔和自己的兄弟阿尔伯特（Albert Mayer）以及家人于1939年2月移民巴勒斯坦，之后再也没有回德国。[197]迈尔的例子显示，当时纳粹政权正想方设法迫使犹太人移民，逼迫犹太人结束在德国的生活，正是在这层背景下，才发生了大迫害这件事。不过，党卫队保安处不久之后就给出报告：
由于外国政府普遍反对，以及犹太移民身上本来就没有多少外汇，一段时间之后向外移民的犹太人数量急剧降低，移民活动几乎陷入停顿。还有一个因素是很多犹太人完全辞掉了自己的工作，而他们的组织只有在政府施压时才做事。在这种情况下，11月的行动带来了一场根本性的改变。
“11月的激进反犹措施能够较大程度地增强犹太人群体移民的决心。”报告继续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措施把这种决心转化成了行动。[198]
1939年1月，海德里希更进一步，命令德国境内的所有警察当局释放集中营内所有已持有移民文件的犹太人囚犯。囚犯还被告知，如果他们胆敢重返德国，将被终身监禁。拜前一年11月9—10日的抓捕行动所赐，这时候集中营中仍有很多犹太人，他们获释之后必须在三周时间内离开德国。[199]可此时纳粹政权的国内政策却让犹太人很难离开德国。申请移民的手续很复杂，这些程序使多数1938年11月被捕的人很难达到三周之内出国的要求。一开始犹太人的各类机构和内政部的官员（以前多是国家人民党和中央党成员）在组织移民方面合作得很好，但这种良好势头只持续到1939年1月30日。在那一天，当时主管四年计划的戈林把组织移民的任务交给了帝国犹太人移民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39年1月24日，由海德里希掌控。这时候犹太人的资金都已经被冻结，他们付不起去美国的路费。中心的一大目标是“让更穷的犹太人优先移民”，根据1939年1月流传于外交部的一份通告显示，“这会增强接收犹太人难民的西方国家内部的反犹主义情绪……要强调的是，把犹太人像乞丐一样扔在边境符合德国的利益，因为犹太人移民越穷，接收国家边境上的压力就越大。”[200]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大迫害之后来自德国的犹太人移民数量依旧大幅增加。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挤满了惊慌失措的犹太人，他们急切地想要拿到入境签证。成功拿到签证的人数无法估算，但是根据犹太人组织自己的统计数据，1937年末德国大约有32.4万拥有犹太教信仰的人。1938年末是26.9万。到了1939年5月这个数据下降到了接近18.8万，而1939年9月战争爆发前夕就只有16.4万了。根据官方的数据，这时候德国境内还有233646人在种族上被划分为犹太人。他们之中有213930人坚持犹太教信仰，其余2万人是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还有大约2.6万的外籍犹太人。所以从官方数据来看，那时候生活在“旧德国”领土上的德国犹太人数量大约是20.7万，其中有18.7万人信仰犹太教。可见犹太人组织给出的统计数据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改宗的犹太人和外籍犹太人有部分重合。[201]
地图16 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口普查（1939年）
根据某项统计数据，1938年11月10日到1939年9月1日这十个月间大约有11.5万犹太人离开了德国，而自纳粹当局掌权以来一共有大约40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他们多数人选择逃到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总计有13.2万去了美国，大约6万人去了巴勒斯坦，4万人去了英国，巴西和阿根廷各接收了1万人，澳大利亚有7000人，南非是5000人，还有9000人去了当时还是自由港的上海，使上海在后来出人意料地成了一个难民接收地点。很多人其实已经不信犹太教，但仍旧被划作犹太人，被迫加入移民大军。很多人出于恐惧选择移民，一些人甚至没有护照或签证，所以邻近的国家开始为他们建立特别的难民营。在大迫害之前，到底移不移民仍然是德国犹太人一直在冷静讨论的话题；在那之后所有疑问都烟消云散了。纳粹政权不再装模作样地说犹太人会受到法律保护，犹太人成了纳粹激进分子和纳粹官员可以随意剥削、殴打、逮捕和杀戮的对象。对很多犹太人来说，大迫害给他们造成了深刻的刺激，摧毁了他们的最后一丝幻想：他们曾经幻想他们的爱国情怀、战争贡献、各类技艺、教育水平甚至还有“他们是人”这个事实能够保护他们免遭政府侵害。[202]
早在埃维安会议上，很多国家的本土主义者和仇外分子都在向政府施压，要求阻止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以防本土文化“受到冲击”。这种“冲击”根本没什么可能，因为犹太人总共就那么点人，更别说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不过，正是由于犹太人数量少，犹太儿童才能够相对容易地适应接收国的当地文化；此外，德国1938年11月9—10日发生的事件，以及之后留在德国的犹太人生存处境的急剧恶化，促使国际社会开展了一系列计划，为犹太儿童提供新家。1700名儿童被送到了荷兰，超过9000名儿童去了英国。但是由新教和天主教推动的一项让2万名儿童入境美国的计划遭到公众舆论的反对。在舆论的影响下，国会坚持要把2万个名额算进移民限额里，意味着要拒绝2万个成年人入境，于是计划的资助者罗伯特·F. 瓦格纳（Robert F. Wagner）参议员撤销了这一提案。[203]随着战争临近，移民变得越来越难。这再一次说明，纳粹政权的政策越来越不合理和自相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