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选择留在德国绝非易事，前文已提到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例子。由于1938年的春夏两季德国国内的反犹主义气氛变得非常浓厚，克伦佩雷尔必须忍受地方当局的不断骚扰，借口都是和克伦佩雷尔在德累斯顿近郊多尔岑的房子和花园建设以及维护相关的一些鸡毛蒜皮。1938年5月，克伦佩雷尔夫妇家的非犹太女佣辞职，因为当局威胁她如果继续为克伦佩雷尔家工作，就立即让她女儿丢掉饭碗。1938年11月9—10日暴力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克伦佩雷尔夫妇没在城里，逃过一劫。但是在11日两个警察上门仔细搜查了他们的房子，理由是怀疑他们屋里藏有武器。克伦佩雷尔战时用的军刀在阁楼被发现，随后他就被投入监狱。尽管他在狱中受到礼遇，并在几小时之后就被无罪释放，但这对克伦佩雷尔来说仍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后来又来了一次更大的冲击，克伦佩雷尔在一年前已经被禁止使用当地图书馆的阅览室，但这次他直接被剥夺了进入图书馆的权利。据克伦佩雷尔讲，连负责图书出借的图书馆管理员在告知禁令时都哭了，说他想宰了纳粹分子（“不是简简单单地一刀宰了，而是让他们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生不如死”）。[204]在大迫害之后，反犹立法开始加速，更进一步限制了克伦佩雷尔的生活。1938年12月6日他注意到，希姆莱的新命令宣布所有犹太人的驾照无效，还禁止犹太人去公共电影院。由于不能使用图书馆，克伦佩雷尔已经无法继续撰写18世纪法国文学史的工作，现在连这两项他主要的业余活动也干不成了。大迫害之后政府征收的罚款令他面临一笔沉重的税负，他担心自己的房子很快就会被没收。他再次尝试移民，但没有成功。而他的朋友和熟人则在陆续离开德国。这时候，几乎有写作强迫症的克伦佩雷尔转向完成自己的回忆录，他的日记条目也越来越多。他仍然相信德国犹太人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并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比纳粹主义好不到哪里去。虽然生活变得愈发艰难，但他选择向前看，相信未来。[205]
同样的阴云也笼罩在路易丝·索尔米茨和她的犹太人丈夫家里。大迫害一结束，盖世太保就召见了他们。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向他们出示了自己的战争勋章，这才没有被捕。然而，他也不得不交出了以前战争时使用的武器（“以拔枪为荣，以缴枪为辱”）。加在德国犹太人身上的罚款更是雪上加霜。“现在弗雷迪也承认了：我们被歼灭了。”不过这一次还是索尔米茨的战争经历保护了他。当财政部的官员询问他是否想要移民时，他回答道：“我是个老军人，生在德国，死也在德国。”最后这些官员允许他把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没有被没收。但是禁止犹太人去剧院观剧等公共活动的禁令，以及慢慢逼近的穷困生活，让他们的内心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一个人再也不敢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写道，“今天，这座房子不再是庇护之所，不能再提供任何保护了。”[206]
Ⅴ
到了1939年，当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这一命运其实已为前文提及的经历所预示。他们被隔离起来，并被剥夺了主要的生活来源。但对海德里希来说这还不够。在1938年11月12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海德里希承认不可能强迫犹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全部移民。他建议要让还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佩戴特别标记。“但是，我亲爱的海德里希，”戈林反对说，“这样你就不得不在每个城市中划出一大片地作为犹太人聚居区。这是不得已但必须做的事情。”[207]根据戈林1938年12月6日的报告，当时希特勒否决了把犹太人塞进特别住所，并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佩戴黄色标记的提议。希特勒的主要顾虑是国际舆论一直对大迫害和之后的反犹立法持批评态度。希特勒还放宽了针对（纽伦堡法案定义的）种间婚姻和种族混血儿设立的限制，因为太过严苛会激起不是非犹太家属的敌意。但实际上，德国的犹太人社群不久就退却到贫民区之中，几乎完全与主流日常生活相隔绝，很快就被大多数德国人遗忘。[208]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看到德国人并没有对迫害犹太人（11月9—10日的集体暴行、3万犹太人男性被投入集中营）表示任何认真的反对，希特勒首次威胁要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在过去的两年里，希特勒一直避免公开表达对犹太人的敌意，一方面是出于外交政策上的考虑，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个人想要和纳粹政权在德国人民中并不受欢迎的一面保持距离。因此，在决定开展大迫害计划之后，希特勒并未出席党在11月9日的会议。[209]不过，希特勒不在公开场合为反犹政策出声辩护，并不意味着在实际行动中不会施行反犹政策。在1936年和1937年，希特勒曾多次在私人场合中讨论这一问题，这些讨论都毫无疑义地显示他于1937年9月在党的集会上的讲话是在有意促使当时开始的反犹主义进一步激化。[210]和平常一样，希特勒把大迫害说成是德国人民对犹太人普遍的疯狂仇恨的表达，还说自己在尽最大努力控制。“皮罗（Oswald Pirow）先生，”他在11月24日问南非国防部长，“您觉得，如果我不保护这些犹太人，德国会发生什么？那将超出世界的想象。”[211]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希特勒积极向参加埃维安会议的列国施压，让它们接收更多难民。他向这些国家挑明了如果其他国家拒绝接受犹太难民，德国的犹太人会有什么下场。1939年1月21日，希特勒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我们之中的犹太人会被消灭。1938年11月9日发生的事情不会毫无代价，我们会展开报复。”[212]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再次重复了这些威胁，并将威胁范围扩大到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就任德国总理六周年的国会大厦纪念仪式上，希特勒说：
我在人生中经常预言一些东西，多数时候人们都嘲笑我的这些预言。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过程中，我预言有一天我将领导这个国家，成为整个民族的领袖。在我的领导之下，很多问题，特别是犹太人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这时候犹太人第一个站出来嘲笑我。我相信这些天以来人民嘲笑的巨浪足以使犹太人窒息。
我今天还想预言一件事：如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犹太国际金融集团再一次把各个民族推向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最后的结果将不是整个地球的布尔什维主义化，即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被完全消灭。[213]
这一赤裸裸的威胁由每周新闻短片完整播出，是完全对外公开的。后来，希特勒在多个场合下重复过他的预言。这一威胁值得仔细思索。
1938年11月的大迫害反映纳粹当局的激进化行为已经到了备战的最后一个阶段。[214]在希特勒眼里，备战包括消除所谓的犹太人威胁。像很多偏执的反犹主义者一样，希特勒讨厌认清现实，他认为“国际金融资本”正在和国际共产主义合作，而二者的幕后推手都是犹太人。他们的目的是把这场德国一定会赢的欧洲战争推向世界，这意味着美国必将参与进来，而美国参战是犹太人获胜的唯一机会。当美国参战时，德国已经主宰整个欧洲，可以把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都控制起来。因此，如此预见未来的希特勒宣布，他要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挟为人质，以阻止美国参战。如果美国人决定与德国为敌，站在犹太人一边，那么不只是德国的犹太人，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都会被杀死。于是，纳粹恐怖主义又多了一个维度：尽可能实行最大规模的人质绑架。[215]
Ⅵ
德国为了主宰欧洲、重新规定种族的优劣，进行了漫长的准备，而1938年反犹主义的激化就是这一备战长跑的最后冲刺。在纳粹党徒如偏执狂似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驱逐或隔离德国的犹太人（驱逐失败就隔离），是消除国内威胁——实际上这种威胁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幻想之中——和赢得内政安全的关键前提。反犹主义在1938年激化，主要原因就是德国征服欧洲和重整欧洲秩序的进程已经开始，即吞并奥地利。因为大部分德国犹太人一直比较富裕，国家和大量私营企业从这一年开始加紧对他们进行剥削，主要是因为德国迫切需要大量硬通货币支付日益增长的军备开支。尽管把第三帝国的反犹主义暴力描述成“向野蛮倒退”似乎很站得住脚，但这种说法从根本上误解了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抵制和没收犹太人店铺和商业大多都出自中下阶层的小商人之手，他们可能对政府未能采取更为传统的措施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感到失望。但是，在社会生活以及经济层面消灭犹太人是上面的命令，这是备战的一部分。在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下，这种行为完全合理。纳粹意识形态对德国的期望可不是回到什么静谧但落后的中世纪，而是在一场高新技术战争中赢得欧洲霸权，而要实现这一期望全靠当时两个最为科学和现代的标准：种族健康和种族优势。
尽管反犹主义将自己伪装成种族主义，但其在根本上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这一点从当时某些中东欧国家的反犹主义中也能看出来。波兰和德国一样，也有一个极端反犹的政党。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的国家民主党（Endeks）吸引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联合支持。该党在30年代的意识形态日益向法西斯主义倾斜。1935年之后，波兰的政权落入一个军事集团手中，国家民主党是当时的反对派。不过，他们却组织了针对犹太人店铺和商业的广泛抵制行动，过程中伴随着大量暴力，据估计，1935年12月至1939年3月间，有150座波兰城镇发生了反犹暴力活动，共计350名波兰犹太人被杀，500人在反犹暴力事件中受伤。国家民主党施压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其参军、在大学任教、从事商业活动等。他们希望将约占总人口10%的350万波兰犹太人强制集中起来，让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强迫他们移民。1935年，波兰独裁者毕苏斯基（Józef Pi?sudski）去世，之后波兰政局日渐混乱。国家民主党的压力迫使日益衰弱的军政府开始考虑采取反犹措施，防止民众支持日益流向国家民主党。早在20年代，波兰犹太人就已经被有效排挤出社会主流，他们不能担任公职，也拿不到政府的商业合同。现在又对犹太人接受高中和高等教育、医疗和法律服务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波兰大学里的犹太人学生比例从1921—1933年的25%下降到1938—1939年的8%。[216]
这时，波兰学生已经成功将自己的犹太人同学隔离开，强迫他们在上课时坐在“贫民凳”上。犹太人的商业和手工业出口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在波兰这个国家，犹太人总体上并不富裕，因此商业和手工业是他们经济生活的支柱。1936年，政府宣布犹太教仪式中的杀牲行为违法，这不仅直接挑战了犹太人的宗教传统，还使很多以此为生的犹太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后来政府又禁止周日集市，这让犹太人零售商要么在安息日开门，要么就一周停业两天。1938年，执政党在犹太人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十三点纲领，内含各种新措施突出犹太人在波兰民族国家中的外人身份。到了1939年，大学教授这一职业开始禁止犹太人涉足，即便他们已经满足了在大学任教的必要条件也不行。执政党不断模仿纳粹德国颁布的政策，比如1939年1月，一些党代表提出了波兰版的纽伦堡法案。
但是波兰和德国的情况却有一处关键的不同。多数波兰犹太人都说意第绪语而非波兰语，他们对犹太教的认同更加强烈。于是在波兰民族主义者和波兰天主教眼里，犹太人是整合民族国家的主要障碍。在新的波兰政权下，犹太人实际上被视为一个少数民族。因此，波兰的反犹主义更多是从宗教而非种族角度出发，只不过由于他们对纳粹分子的效仿和反犹主义的语言暴力，宗教反犹和种族反犹之间的界限也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模糊。[217]到了30年代后期，波兰政府也在向国际社会施压，准许犹太人从波兰大量移民，这正是召开前文提到的埃维安会议的主要原因。其中有一个处理犹太人的办法自19世纪后期开始受到欧洲多地的反犹主义者欢迎，那就是把犹太人送到位于非洲东海岸的法属马达加斯加。波兰政府和法国政府确实曾在30年代后期就此展开了时间漫长的协商，但未能达成什么结果。[218]
相似的反犹主义观念和政策也可以在其他中东欧国家看到，这些国家当时还在努力建立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特别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219]它们内部有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群体，在罗马尼亚叫作铁卫团（Iron Guard），在匈牙利叫箭十字党（Arrow Cross）。这些政党对犹太人的憎恨一点也不输给德国的纳粹分子。和德国一样，这些国家的反犹主义也和激进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它们认为，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而犹太人是个巨大的障碍。30年代早期，罗马尼亚有75万犹太人，占了整个人口的4.2%。和波兰一样，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也属于少数族裔。30年代后期，卡罗尔国王（King Carol）在铁卫团的持续压力下成立了一个短命的右翼政权，这一政权随即着手反犹主义立法。后来国王在1938年接管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但反犹主义立法还是在继续加强。到了1939年9月，罗马尼亚至少有27万犹太人失去了公民权，很多人被自己的行业清除，其中包括法官、警察、教师、军官等，所有人都受到要求移民的巨大压力。[220]匈牙利有约44.5万犹太人，他们的处境不像波兰犹太人，更像德国犹太人：他们说匈牙利语，在各个层面上都把自己看作匈牙利人。1919年，犹太人在库恩·贝拉（Béla Kun）短命的激进共产主义政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右翼中激起了反犹主义情绪。匈牙利的反革命领袖海军上将米克洛斯·霍尔蒂（Miklós Hórthy）在30年代后期和纳粹德国结盟，希望收复在1919年和平协议中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割走的领土。这一举动进一步为箭十字党赢得了支持者。于是政府开始试图削弱其影响力。1938年5月《第一犹太人法》（First Jewish Law）通过，该法列出了详细的限制措施，限制商业活动、脑力劳动和其他一些行业中的犹太人比例。这一年晚些时候又通过了《第二犹太人法》，将限制比例从20%收紧到6%，同时报纸、电影院和剧院运营完全拒绝犹太人进入。他们不能教书，不能购买土地，更不能在军队里面担任军官或者进入文官系统。这些法律明显受到了纳粹德国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法，会影响到比如1919年之后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霍尔蒂本人不喜欢这样，但却无法阻止其中的种族条款发挥功能。[221]
更宽泛地说，一战后按照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宣布的民族自决原则建立或重建的中东欧国家内部都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这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在使少数民族融入主流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动用了武力。但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犹609太人都格外倒霉：他们被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为一场世界性阴谋的卧底。犹太人一方面被认为和苏联共产主义结盟，另一方面被认为和国际金融集团结盟，在民族主义者眼里，他们的存在对国家独立的威胁远超过境内其他少数族裔。于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情况，纳粹当局在1933年至1939年期间推行和强化反犹主义政策也就不足为怪了。德国远远不是该地区唯一一个限制犹太人权利、剥夺其经济来源、试图使其大量移民，或爆发了反犹暴行、破坏甚至谋杀事件的国家。就连法国右翼势力中都有一股强大的反犹主义浪潮，这股浪潮的兴起部分是因为1936年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联合政府上台。布鲁姆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在众议院受到共产党支持，这些都刺激了右翼反犹势力的壮大。
但是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德国国土面积更大，国力更强，尽管经历了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但从总体上讲德国比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更加繁荣。另一方面德国犹太人的文化程度要比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高出很多。同时，只有德国在婚姻和性关系方面进行了种族立法（罗马尼亚只是提出了类似的议案）；只有德国才对犹太人展开了系统性洗劫，使犹太人丧失了自己的财产、工作以及生活来源（尽管类似的政策限制也出现在了其他国家）；只有德国的政府出面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大迫害行动（尽管其他地方也有抓过好几百人的行动）；仍然只有德国的统治者成功迫使超过半数的犹太人流亡海外（尽管其他地方也有强大的政治团体想让犹太人移民）。总的来说，只有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30年代真正上台掌权，而不仅仅是施加影响；也只有德国的政府和执政党把消除犹太人影响看作重塑民族精神和维系种族纯洁的人类新社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第三帝国的反犹主义政策在那些年间成为其他国家反犹主义者的样板，但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有一个将反犹主义看得非常重要、打算全面施行，并且还要将之推广到整个欧洲的政权。但是第三帝国迈出这一步的时机尚未到来，因为那得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